發布時間：2023-08-06 10:52:0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投資測算方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房地產開發；全程造價控制；投資決策；項目設計；實施階段；竣工結算
引言：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生產要素，是發展社會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物質條件的基礎產業之一，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產開發的造價控制，直接影響到工程的造價和進度、質量的好壞，是房地產項目成功與否的關鍵。由于房地產項目開發周期長，所以成本控制的周期也較長，這給目標成本的設定、信息的收集與分析、績效考核都帶來了不少的困難。此外由于開發周期長，成本的信息涉及面廣，影響地產項目成本控制的不確定因素多。例如，關于拆遷國家雖然有較詳細的政策，但最終的金額主要還是開發商與拆遷者談判的結果，其中的不確定性也較大，成本預算往往被突破。建筑安裝成本、基礎設施成本、配套設施成本主要受市場建筑材料價格波動的影響以及建筑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因此，在整個開發過程中，無論是市場因素還是人為因素對成本都有較大的影響且不易預測，眾多的影響因素和不確定因素增加了開發項目成本控制的難度。
目前，大多數開發商對房地產開發工程造價的控制，局限在施工預算、結算而忽視全程的造價控制，其結果是事倍功半，控制效果不甚理想。本文認為，要想做好房地產開發造價的控制，必須從貫穿房地產開發的全過程入手，做好每一階段的造價控制。
1 房地產開發全過程造價階段劃分及其特點
目前，根據我國建設工程項目的建設程序，房地產項目從醞釀、規劃、建設到投入使用大致分為4個階段：項目投資決策階段(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投資收益分析)，項目規劃設計階段(項目規劃設計、方案審批)，項目實施階段(施工階段)，項目竣工結算階段。
1.1 在項目投資決策階段，開發商依據建議書編制初步投資估算，做可行性研究報告時編制詳細投資估算，由于都是投資估算，一般誤差在＋30％到-20％之間，所以誤差較大。這一階段建設工程造價控制的難點是：第一，項目具體實施方案尚未確定，估算難以達到準確；第二，此階段開發商有時是為了爭取項目的開工，行政決策意識比較強，投資估算偏小；第三，投資估算所選用的數據資料信息有時難以真實的反應實際情況。
1.2 在項目規劃設計階段，從控制建設工程造價來說一般又分為4個小階段：第一，方案規劃階段，該期間開發商應根據方案圖紙和說明書，作出含有各專業的詳盡的建安造價估算書；第二，初步設計階段，開發商根據初步設計圖紙和說明書及概算定額(擴大預算定額或綜合預算定額)編制初步設計總概算；概算一經批準，即為控制擬建項目工程造價的最高限額；第三，技術設計階段(擴大初步設計階段，簡稱擴初)，開發商應根據技術設計的圖紙和說明書及概算定額(擴大預算定額或綜合預算定額)編制初步設計修正總概算；第四，施工圖設計階段，開發商應根據施工圖紙和說明書及預算定額編制施工圖預算，用以核實施工圖階段造價是否超過批準的初步設計慨算。施工圖預算是確定承包合同價，結算工程價款的主要依據。設計階段的造價控制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各設計階段的造價(估算、概算、預算)相互制約、相互補充，前者控制后者，后者補充前者，共同組成設計階段的控制系統。
1.3 在項目實施期間，開發商主要按照施工圖紙，結合承包方實際完成的工程量，以合同價為基礎，撥付工程款。該階段造假控制的難點在：第一，因物價上漲所引起的造價提高；第二，由于設計中難以預計而在施工階段實際發生的工程和費用；第三，考慮到業主提高標準，指定材料、設備而引起的工程費用的上漲。
1.4 在竣工驗收階段，全面匯集在工程建設過程中實際花費的全部費用，開發商以合同和工程實體為基礎，如實體現建設工程的實際造價，編制竣工決算。
2 房地產開發四個階段的造價控制對策
2.1 項目投資決策階段，是影響項目成功與否和做好造價控制的關鍵階段。方案的選定和投資估算的定位是建設項目的核心，這一階段不僅關系到目標實現時間的長短、質量的優劣，也是全過程造價控制的源頭，對以后各階段的造價控制起指導作用。如何在這一階段把質量、造價和工期結合好。就需要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詳細的資料收集和反復的方案比較，盡可能選出最佳組合，做出科學的決策。要成立投資策劃部門，根據公司現有的資金、土地儲備情況及融資能力，結合當前市場行情，進行必要的、專業的分析論證，確定項目的可行性。建立項目審查制，公司做出的投資分析報告還應聘請專業咨詢公司的有關專家進行審查，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供決策層決定。其次，依靠公關工作，合理合法地降低項目造價，也是控制項目造價的有效途徑。
在另一個層面上，開拓金融業務，提高融資能力，增強項目活力，降低財務費用也是房地產項目開發成本控制的重要工作。在房地產開發中，金融資本同項目資本相互獨立而又緊密結合，房地產業離開金融業的支持和配合，將會寸步難行。目前，房地產行業普遍存在融資渠道單一，利率水平較高，貨幣供應過緊的狀況。真正完善的房地產融資體系必須是兩條腿走路：一是依靠銀行；二是依靠資本市場。因此，積極拓寬房地產項目融資渠道，降低房地產開發財務費用，增加企業信貸規模，對降低資金成本，分散和降低項目開發風險也具有重要作用。
2.2 項目設計階段，是除了項目決策之外影響項目投資最大的階段。該階段的成果，通常就是用圖紙表示的具體設計文件。在這個階段項目成果的功能、基本實施方案和主要投入就基本確定了。項目設計階段對總投資的影響較大，一般建設項目的經驗數據為20％-30％，項目使用功能影響在10％-20％。數據表明項目設計階段對項目投資具有重要影響，要想有效地控制工程造價，就要抓住設計階段這個重要環節。
具體來講，可從以下三個方面控制。
其一，實行設計方案招投標制度。通過設計招投標來選擇優秀的設計單位，從而保證設計的先進性、合理性、準確性。同時通過招投標還可以選擇到優秀的設計方案，避免因建筑產品設計落后影響銷售，造成資金長期得不到回收，經濟效益無法保證。
其二，實行項目限額設計。限額設計，就是按照批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投資估算控制初步設計，按批準的初步設計總概算控制施工圖設計，同時各專業在保證達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限額整制設計，保證投資總限額不被突破。
其三，進行設計圖紙多方評審。加強圖紙會審，將工程變更的發生盡量控制在施工之前。在設計階段，克服設計方案的不足或缺陷，所花費的代價最小，可取得的效果最好。在工程施工前，對圖紙技術上的合理性、施工上的可行性、工程造價的經濟性進行審核，從各個不同角度對設計圖紙進行全面的審核管理工作，以求得提高設計質量，避免因設計考慮不周或失誤給施工帶來影響，達到造價控制要求。
關鍵詞:資本外逃;規模測算;國際收支
Abstrac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by adjusting on the direct measuring method and the indirect measuring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is large, and the extend takes on an evident process in different year. Meanwhile,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flight and capital inflow is simultaneous. The capital flight of China will be remain at a higher scale in the future, and is sensitive to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capital flight,scale measurement,balance of payments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8-0042-05
二十世紀80年代,國際經濟學界在研究拉美國家債務問題時發現,伴隨著國家公共部門外債增加的同時,私人部門卻出現了持續大量的資本外流,從此資本外逃問題開始受到的廣泛關注和研究。此后,我國圍繞資本外逃的相關研究也同步發展起來。但是由于在定義口徑、測算方法、數據來源上不盡相同,得出的我國資本外逃規模的結論通常都大相徑庭。一般認為,測算方法越科學,測算結果誤差就越小,可信度就越高。因此,本文旨在對我國資本外逃的規模進行重新測算,以求更加細致和深入地對我國的資本外逃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
一、資本外逃的定義
目前,經濟學界對資本外逃尚無統一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或機構,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對資本外逃的表述各異。
(一)國外學者觀點
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將資本外逃定義為:資產所有者因恐懼和疑慮所導致的資本異常流出。此后,卡丁頓(Cuddington,1986)將資本外逃擴展為追逐短期超額利潤而產生的“短期投資性資本,即游資”的外流。杜利(Dooley,1986)認為資本外逃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出的、躲避官方管制和監控的私人短期資本。伊格?沃爾特(Ingo Walter,1986)將資本外逃比作是私人投資者對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的違背。托尼爾(Tornell and Velasco,1992)定義資本外逃為“生產資源由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流失”。德普勒和威廉姆森(Deppler和Williamson,1987)認為資本外逃是為購置對國外非居民的要求權行為,這種行為的產生是由于所有者擔心如果繼續在國內持有資產,其資產價值會遭受各種損失。世界銀行(1985)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債務國的居民將其財產轉移到國外的任何行為。
(二)國內學者觀點
宋文兵(1999)將資本外逃的概念界定為“以國內投資者為主體的資本非法外移”。韓繼云(1999)定義為:國內資本出于安全動機、投機動機或者其他目的,逃避正常的監管制度,以各種非正常的方式轉移到國外的行為。楊海珍(2000)將資本外逃定義為“由于意識到本國的非正常風險,或者為了逃避本國當局控制的非正常資本外流”。李曉峰(2000)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因恐懼、懷疑或為了逃避本國的異常風險或管制,或為了獲取較高的相對收益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資本外流。莊芮(2000)認為資本外逃是基于避險、獲利等動機而在一國出現的非正常資本外流。任惠(2001)將資本外逃定義為未經批準的、違法違規的資本外流,是超出政府控制的資本流出。這也是我國官方比較認同的資本外逃定義。
綜合上述觀點,理解資本外逃的定義應注意兩點:一是資本外逃是指非正常的資本外流;二是資本外流不等于資本外逃。筆者在此基礎上將我國的資本外逃的定義為:我國市場經濟在不斷的深化和完善過程中,經濟人出于政治、經濟或其他的目的,違反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的約束,采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的形式將資本轉移出境的資本流出。
二、資本外逃的基本測算方法及評價
資本外逃是一種地下或者灰色的經濟活動,說明資本外逃必然是隱蔽而難以監控的。學術界一直在試圖闡釋其原因,并希望找到一個比較準確測算資本外逃數量的方法。經過有關學者專家的積極探索和不懈努力,提出了以下三種基本測算方法:
(一)直接測算法
直接測算法是通過一個或幾個對國內異常風險反應迅速的短期資本外流項目來估計資本外逃額。這種方法直接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數據,所以通常又稱國際收支平衡表或卡丁頓法。基本測算公式:
資本外逃=私人非銀行機構的短期投機外流資本+誤差和遺漏
這種方法簡單易行,但把非銀行機構的短期外流資本都當作投機的熱錢并不合理,且誤差與遺漏項中的部分統計可能反映的是真實的統計誤差。鑒于國家金融工具的日益豐富,后來凱特(Kant,1996)在卡丁頓的基礎上有所發展,通過把資本外逃劃分為三個層次的“游資”,從而能夠對資本外逃的規模進行不同層次的估計,成功地克服卡丁頓法的第一個缺陷。測算公式分別為:
“游資1” = -[誤差及遺漏+其他部門其他短期資本項目中的其他資產項目]
“游資2”= -[誤差及遺漏+其他部門其他短期資本項目]
“游資3”= -[游資2+債券和公司股權方面的證券投資]
直接測量法最大的優點就是思路清晰、計算方便、數據比較容易獲取,比較適用于資本投資規模較大、資本流動期限較短且國際收支統計比較完備的國家。但其缺點也很明顯:(1)直接測量法是將資本外逃視為一種短期資本外流,基本上沒有考慮長期資本流動,因而容易導致低估一國的資本外逃額。(2)“誤差與遺漏”項目不僅包括那些隱蔽的未記錄的資本外逃,還包括一些真實的統計誤差。(3)沒有區分“正常的”資本外流和資本外逃,從而導致高估一國的資本外逃額。
(二)間接測算法
間接測算方法也稱作“殘差法”或者“余項法”。該法最早由世界銀行(1985)提出,它將一國的外部資本來源與對外資本運用之間的差額視為該國的資本外逃額,一般通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四個項目的變化量間接地估計資本外逃規模。基本測算公式:
資本外逃=對外債務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經常項目逆差-官方儲備資產變動
摩根信托擔保公司(Morgan Guaranty)采用上述方法估計資本外逃時,將銀行系統的短期外國資產增加額從中減去,認為銀行持有短期外國資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外匯交易需要,是一種合理性資本外流。克萊因(Cline,1987)又對摩根法作了改進,從摩根擔保方法中減去了已留在國外的外國資產再投資收益、其他投資收益和經常項目中的旅游收入。他認為已留在國外的外國資產再投資收益從未進入國內,不應視為資本外逃。
間接測算法相對于直接測算法要廣泛全面得多,它涵蓋了私人部門所有對外資產的凈增額,且模型具有較好的可調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1)外部資本來源與對外資本運用間的“殘差”實際上反映的是全部資本的流動額,因此,它可能夸大資本外逃的規模;(2)它無法反映通過經常賬戶的虛假交易(如進出口偽報)所進行的資本外逃;(3)雖然能識別出一些正常的資本流動并將其從模型中剔除,但同樣無法將已記錄的一般性資本外流與資本外逃完全區分開。
(三)混合測算法
混合測算法由杜利(Dooley,1986)提出,其具體測量方法是:首先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相應項目將可識別的資本外流部分加總,得出一國的對外債權總額,然后再進行三項調整。一是加上“誤差與遺漏”項目;二是加上世界銀行統計的債務總額與官方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相應項目計算出來的對外債務之間的差額,這是官方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未作記錄的對外債權;三是減去已申報的對外債權部分,該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已申報的投資收益除以對外債權的國際平均收益而獲得。該方法相當于直接測量法與間接測量法結合,強調的是居民未申報的對外債權,從理論上說,比上兩種方法更貼近實際。測算公式為:
資本外逃=總國外資產所有權存量-估計的國外利息所得
但該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1)居民申報的利息可能不準確,從而影響已申報的對外債權的準確性;(2)所有已申報的對外債權未必都能獲得國際平均收益;(3)無息資產被動歸入資本外逃之列。
三、我國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
由于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無對外債權利息收入的統計數據,所以無法采用Dooley的混合測算法對我國資本外逃進行估計。同時,由于資本外逃本身的模糊性和統計數據的不完善,資本外逃的各種測算方法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為了對我國資本外逃規模有一個較全面的估計,我們分別采用直接測算法和間接測量法對我國的資本外逃規模進行估計。鑒于我國的統計數據缺乏一致性,統計科目不夠細,我們在采用直接測算和間接測算法進行估計時,做了一定的修正。
(一)直接測算法修正
我們在采用直接測算法估計我國的資本外逃規模時,考慮到國際金融工具的日益豐富,采用的是凱特的“游資”測量方法。由于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無“其他部門其他短期資本項目中的其他資產項目”和“其他部門其他短期資本項目”的統計數據,我們無法做凱特的“游資1”估計。對于“游資2”的估計也是經過一定修正的,估計范圍介于凱特的“游資2”與“游資3”之間,相應地“游資3”也和凱特的“游資3”有所不同。本文的估計模型如下:
“游資2”=-[其他部門其他投資資產+誤差與遺漏]
“游資3”=-[“游資2”+債務和股權方面的組合投資]
(二)間接測算法修正
由于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股權融資方式所占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我們對基本的間接測量方法也進行了修正,其修正模型如下:
資本外逃=債權資本流入+股權資本流入+其他債務流入+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官方儲備資產增加+經常項目
四、測算結果分析
由圖1可以看出,不同的測算方法所測得的資本外逃規模結果懸殊,表明它們還并不完善,存在著忽高忽低的現象,需要進一步研究完善。但不管怎么說,這三種方法所測得的結果趨勢具有一致性,對我們還是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的:
(一)我國資本外逃總量較大,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將修正的游資2、游資3、間接法測算結果分別相加,可以發現1985-2008年我國資本外逃額累計分別為3468.50億美元、3532.49億美元、7584.90億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額分別為144.52億美元、147.19億美元、316.04億美元。如果我們將上述三種測算結果取平均得到綜合值,其資本外逃額累計也達到4861.96億美元,年平均外逃額也高達202.58億美元。同時,考察期24年間資本外逃額綜合值累計相當于1992的GDP總額(約4882.22億美元),占考察期內GDP累計總量(289181.53 億美元)的1.68%。表明我國的資本外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
(二)我國的資本外逃和外資流入現象并存
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國進入了利用外資的黃金時期,多年連續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利用外資國。隨著利用外資的規模的擴大,資本外逃的規模也越來越大。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
(三)我國資本外逃的增幅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1985-1991年,我國資本外逃現象較為穩定且規模不大,每年保持在100億美元以下;1992年資本外逃突破100億美元大關,并在1992-1998年之間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繼續保持穩定,期間1998年資本外逃規模達到巔峰狀態;1999-2004年資本外逃的規模波動較為頻繁,并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2005年以后我國的資本外逃又開始大幅度上升,個別年份增幅達一倍以上,按照這個趨勢,我國的資本外逃形式不容樂觀。
(四)我國資本外逃對宏觀經濟環境有著強烈的敏感性
1992年、1998年、2005年都是資本外逃的一個高峰期:1992年由于受我國經濟的“硬起飛”的影響,經濟超高速增長和經濟秩序的混亂,物價上升、貨幣相對貶值,為了達到保值的目的,資本紛紛外逃;1998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國內一些風險因素的影響,造成了我國整個經濟大環境惡化,加劇了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大量外逃。2005年由于現實中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有限,且預期未來急劇升值的減少等因素作用,我國資本外逃額又迅速增加。2001年、2004年都是資本外逃的一個低谷期:2001年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漸消退,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外匯儲備不斷增加,人民幣貶值預期減弱,資本外逃規模有所下降;2004年由于反洗錢領域相關法規的出臺及完善對外投資的監管,加上我國對資本流動渠道的逐步放寬,大量的“熱錢”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我國,使我國的資本外逃開始減少。
(五)我國資本外逃在未來仍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規模
雖然我國大量的資本外逃未給我國經濟造成很明顯的危害,但其潛在破壞性不容低估。之所以未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破壞,是由于我國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使得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我國,同時貿易收支保持較大盈余,外匯儲備充足掩蓋了資本外逃帶來的危害。若一旦我國的外資流入降低或逆轉,出口創匯能力
降低,資本外逃的危害將會逐漸體現出來。
五、小結
本文在對資本外逃的定義及測算方法討論的基礎上,綜合修正的直接測算法(游資2、游資3)和間接測算法,較全面地測算了我國的資本外逃規模,結果表明:(1)我國資本外逃總量較大,同時,存在著資本大量外逃與外資大量流入并存的現象。(2)我國資本外逃的增幅在不同年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85-1991年,我國資本外逃較為穩定且規模不大;1992-1999年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繼續保持穩定上升;1999-2004年資本外逃的規模波動較為頻繁,并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2005年以后我國的資本外逃開始大幅度上升。(3)我國的資本外逃形式不容樂觀,在未來仍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規模上,并對宏觀經濟環境有著強烈的敏感性。
注:
①修正的游資2、游資3、間接法三種測算結果取平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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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測算科技進步貢獻率
以定量方法研究經濟增長始于20世紀20年代。192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與數學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測算技術進步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礎。1942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丁伯根對“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了重大改進，在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函數中添加了一個時間趨勢，表示“效率”水平，第一次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使得測算技術進步作用成為可能。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發表了題為《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函數》的文章，真正拉開了技術進步作用定量化序幕。
目前，對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的理論與方法，仍存在許多爭議。理論較為成熟、在實踐中應用較為廣泛的測算方法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參數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生產函數法、隨機邊界分析法、半參數估計法等；另一類為非參數方法，主要包括DEA方法、指數法、基于生產率指數的邊界分析方法以及增長核算方法等。
從國內外測算情況來看，應用最為廣泛的是索洛余值法。索洛提出了總量生產函數的概念，明確將技術進步納入生產函數中，在把資本增長和勞動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剝離以后，剩余部分歸結為廣義的技術進步，從而定量分離出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便是著名的“索洛余值”。
索洛余值法的缺陷
以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本和勞動以及廣義的技術進步是引起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在很長一段時期，該理論得到廣泛認可。索洛模型把技術進步看作外生給定，然而現實的增長過程并非如此。知識積累、人力資源素質提高等都會帶來技術的進步，技術進步實際是由經濟系統內生的。因此，內生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這也是美國經濟學家羅默等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觀點。
技術進步來自并依賴于產生創新所使用的投資。這些創新資本投入以研發、員工培訓等無形資產的形式存在。隨著高新技術和知識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國高度重視對創新的投資或者說對知識的投資，很多發達國家無形資產投入已接近甚至超過有形資產投入比例。無形資產投資會帶來知識增加和外溢，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因此，無形資本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來源。
根據歐盟委員會“歐洲競爭力、創新和無形投資”專項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無形資本投入分為三大類，包括電子信息、創新資產和提升經濟競爭力的資產。
然而，在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除計算機軟件、礦產勘察、版權和許可等無形資產歸入資本賬戶外，研究開發、工業設計、員工培訓、市場營銷等無形資產在GDP核算時均作為中間投入被扣除，不進入資本賬戶。因此，采用經典的索洛模型測算科技進步貢獻，實際上忽略了科技進步貢獻的重要部分——無形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低估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無形資本應納入測算
將無形資產投入帶來的經濟增長作為科技進步貢獻的一部分，為我國測算科技進步貢獻率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在無形資本數據獲取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國科技統計調查制度可以提供較為詳實的R&D數據（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活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三類活動），但對于品牌聲譽資本、企業的員工培訓支出、企業的組織資本等難以獲得相應的統計數據。
R&D經費是無形資產投入的主要內容之一，不僅在無形資產投入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而且也是無形資產投入中價值量最高、使企業獲益年限最長的核心投資。通過借鑒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并綜合考慮了部分國家無形資本與有形資本的比例關系、R&D經費占GDP比重以及國家創新能力等多種因素，目前我國無形資本存量與有形資本存量比例約為0.65∶1。
我們將無形資本存量數據引入測算模型，同時考慮到經濟調整或要素投入的周期性影響，根據1998至2010年的統計數據，以5年為一時間段，對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1998至2003年的39.7%逐步提升到2005至2010年的51%，預計2015年可達到55%。引入無形資本測算科技進步貢獻率是一種新的嘗試和探索，測算結果能更為全面地反映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由于數據的局限，計算過程中無形資本數據是在參考有關研究成果基礎上推算出來的，要進一步提高測算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還需要就無形資本數據的獲取、參數的確定方法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完善無形資本測算法
如何完善無形資本測算法，進一步提高測算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筆者提出幾點思考與建議。
一是跟蹤學習國外無形資產測度方法。近年來，無形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引起發達國家的廣泛關注。歐盟委員會和經合組織分別通過實施“歐洲競爭力、創新和無形投資”專項研究計劃和“新增長來源：無形資產”水平計劃，嘗試對無形資本進行測度。同時，R&D經費作為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將被計入國民賬戶體系，實現R&D經費資本化，這意味著R&D經費將首次進入GDP核算。為此，我國統計部門應密切關注與跟蹤國際上測算無形資產的新動態和新方法，逐步建立起無形資產統計制度，為準確測度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提供重要的數據支撐。
關鍵詞：加工貿易；出口碳排放；世界投入產出表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6.12
中圖分類號：F752；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6）06-0053-04
Abstract：The paper calculates Chinese export trade carbon emissions to its main trade partners by WIOD， and utilizes the partners IO technique parameter and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from consuming side. It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port carbon emissions， and finds the results as followings： Chinese green TFP （gtfp1） lower， intermediate inputs （interput1） higher， which has caused Chinese exports lower carbon emissions lower and carbon intensity lower. Increase of processing trade imports has reduced Chinese total export carbon emissions and unit expor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urthermore， it proves that Chinese "pollution haven" theory does not exist.
Key words：processing trade； exports carbon emissions； world IO database
1引言
改革開放特別是成功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貿易飛速發展，2014年進出口額躍至430036億美元，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貿易國。中國以“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為主，占據了中國貿易的半壁江山。跨國公司以加工貿易為載體大量向母國進行出口，民族出口加工企業通過“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直接從國外進口原材料進行加工裝配，其主要能耗不在我國境內，最終消費也不在我國[1]。2001年中國對世界出口額為2666億美元，出口占比為58%。2010、2015年加工貿易出口額和占比分別為6717億美元（56%）、9442億美元（48%）。
加工貿易進口品國外碳排放的特點高估了國內生產的中間使用及最終使用，夸大了中國出口貿易隱含的碳排放量和對國際環境的負面影響。國內學術界對加工貿易隱含碳排放測算的成果非常少。張少華對加工貿易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效應展開深入分析，證明加工貿易和環境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 形關系[2]。彭水軍、張友國指出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和進口并存“大進大出”背景下，脫離加工貿易的大環境去考慮出口生產企業的生產效率以及計算出口碳排放含量都是不科學的[3，4]。在傳統的測算方法下，有的學者忽略加工貿易進口的這個事實，沒有將中間品節省的碳排放從生產側出口排放中剔除，有的學者將中間品進口的國外排放按照本國的投入產出和碳排放技術系數進行測算[5，6]。如張傳國、鄧榮榮的測算，沒有分離一國對世界各國具體產業的中間進口和最終進口[7，8]，導致計算出來的結果與真實結果相差很遠，從而大大夸大了中國出口貿易實際的碳排放量。劉宇利用進口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來測算加工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量，假設國內技術碳排放系數與國外碳排放系數相同[9]。這種測算不能區分進口來源地和部門的進口額。本文是在世界投入產出表下，完全區分加工貿易進口的不同來源地，利用各個進口國的投入產出系數和碳排放系數來測算加工貿易中間品進口的國外排放量[10，11]，剔除了加工貿易進口節省的境外排放，真實測算了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碳排放量。
2加工貿易下中國出口碳排放量的真實測算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產出網站（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產出表對貿易中隱含的碳排放量進行核算。將世界投入產出表的35個部門和國研網海關分類的22個大類相結合，重新劃分為15個大類，選擇了中國對12個國家和地區2001～2009年的加工貿易為研究對象，采用四種方法對如下出口碳排放量進行測算（見表1）。表1不同測算方法下2009年中國向貿易對象國出口碳排放總量單位：
5百萬噸。不考慮加工貿易進口中間品所節省國外碳排放，測算出來的碳排放總量和出口額為正相關，與實際出口碳排放的差異很大。A種測算方法會大大高估中國的對外出口隱含碳排放量。B種方法真實測算了加工貿易出口隱含的碳排放量（本文所用），在世界投入產出法下根據每一個進口國的列昂惕夫逆陣以及碳排放系數來測算中間品的國外碳排放量，再從國內加工出口排放中剔除。B種方法與A種方法測算的出口隱含碳排放差異很大（見表1），差額部分即為中國進口中間品的國外排放。C方法測算出來的出口碳排放量會大大低于實際出口碳排放量，因為用本國投入產出系數和碳排放系數替代進口國，導致中間進口品的國外排放大大高于國外實際排放。D種方法下認可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投入產出系數，由于各國碳排放系數的缺乏，故用本國碳排放系數替代，部分區分了加工貿易中間品的國外排放。
表2測算了2009年中國對不同貿易伙伴單位出口的碳含量強度，表示每萬美元出口額所隱含的二氧化碳量。
3加工貿易下中國出口碳排放的影響因子的指標選擇與模型建立31指標構建
本文以A、B兩種測算方法下2001～2009年中國對日、意、德、美、法、英、澳、加、墨、印、俄、巴的出口碳排放為被解釋變量，即不考慮加工貿易的出口單位含碳量（c1）和出口碳排放總量（p1）；考慮加工貿易的單位出口含碳量（c2）、出口碳排放總量（p2），c1和p1是根據A方法測算，c2和p2是根據B方法測算。解釋變量依次為中國環境規制（regu1）、貿易國環境規制（regu2）、中國中間投入比重（interput1）、貿易國中間投入比重（interput2）、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1）、貿易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2），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吸收額（lfdi）、向貿易國總出口額（lex）、對貿易國的加工進口額（limp）、中國與貿易國產業內貿易指數（iit）。中國與他國環境規制regu1、regu2均由世界投入產出表各個國家的能源賬戶碳排放總量除以國家總產出獲得，單位為噸/萬美元。中國中間投入比重（interput1）、貿易國中間投入比重（interput2）由各國世界投入產出表所有行業的中間投入除以所有行業的產出獲得。中國對各國外商直接投入吸收額（lfdi）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取對數獲得。向貿易國總出口額（lex）和對貿易國的加工進口額（limp）均來自國研網取對數獲得。將13個國家（地區）看成是13個生產決策單元（DMU），投入為每個國家的資本存量、勞動力數量以及污染排放量，利用DEAP21軟件測算得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產業內貿易程度的指標（iit）引入了Grubel和Lloyd（1975）所提出IIT指數來衡量加工貿易進口和出口的關系。表32001～2009年中國出口碳排放影響因子實證研究結果
幾乎所有模型均證明本國的環境規制（regu1）與4個被解釋變量均呈正相關關系。本國環境規制越低（regu1值越高），單位出口含碳量（c1、c2）以及出口碳排放總量（p1、p2）越高，這是符合人們預期的。他國環境規制越嚴格（regu2越小），導致本國消費的進口中間品的國外排放越少，本國節省也就越少，對該國單位出口含碳量也越少（見模型1）。本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1）只對c1有顯著影響，與其他被解釋變量c2、p1、p2都不顯著相關。gtfp1越低，本國的出口單位含碳量也越低，與預期正好相反。這是因為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走低，中國粗放型增長的趨勢有所增強，并未達到資本、資源和生產率的同時提升。但是，貿易對象國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2）提升1%，本國出口含碳量（c2）下降44%（模型4），意味著貿易對象國綠色生產率提升有外部效應，中國通過進口中間品產生技術外溢效應，有利于中國降低出口碳排放總量和單位含碳量。外商直接投資（lfdi）與p1、p2兩指標均呈顯著負相關，表明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量越大，出口碳排放總量下降幅度越大，從某種意義上否定了中國“污染天堂”的存在。國外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國內高，跨國公司進入國內合資合作行業以及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存在均提升了技術與效率，也降低了中國出口碳排放總量。跨國公司的中間品內部進口以及民族企業的“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節省了中國國內二氧化碳的排放。本國的中間產品投入比重（Interput1）越高，本國出口含碳量（c1）和碳排放總量（p1、p2）下降幅度越大。一般來說，發達國家服務業發達，制造業中間投入比重小于發展中國家，因此產業碳排放強度應該會更小。中國是制造業大國，無論是低科技含量還是中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均是高投入，甚至越是清潔的高科技產業越需要國家的大力扶持與投入，這樣就使得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向不太一樣，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低投入高增長的階段，而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仍然未變，高科技含量產業是高投入高增長，低科技含量產業是高投入低增長，因此造成中國的中間投入比重（Interput1）與出口碳排放的指標（c1、p1、p2）負相關。
4結論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產出表測算了加工貿易背景下中國對主要雙邊貿易國的出口碳排放總量與單位出口含碳量。本國環境規制（regu1）是影響加工貿易背景下中國出口碳排放總量和單位出口含碳量最重要的因素，繼續保持中國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提升污染治理技術是解決出口排放污染問題的根本途徑。但是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大大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生產效率并未達到資源、勞動力、能源約束下的最大化，產業發展依然遵循高投入低產出粗放型增長。中國產業中間投入比重很高，而且越是國家政策扶持的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其中間投入產出比重越大。因此中國生產效率的提升一定要建立在綠色生產效率基礎上，進一步降低出口碳排放總量和單位強度，有效降低中間投入比重，走集約型增長道路。中國出口總量更能影響剔除加工進口后的出口單位強度和排放總量，出口總量越多，加工貿易背景下的出口單位含碳量越高，但是中間品的進口額增加會降低出口單位含碳量，尤其是加工貿易背景下，負向影響的系數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lfdi）與被解釋變量呈負相關，表明吸收的直接投資增加，中國出口碳排放下降，“污染天堂”理論在中國不成立，FDI流入下全球產業轉移并沒有增加中國的污染排放，這有可能是因為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導致，中國的跨國公司加大對母公司或國外子公司中間品的進口，減少了中間品的本國生產，實現了部分中間品的境外排放。另外，民族企業也通過加工貿易的“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等方式，使中間品的污染生產部分轉移到國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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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EVA；央企；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是企業為取得和使用資本時所付出的代價，資本成本率則是評價付出代價程度的指標，是EVA考核系統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國資委在2007年正式實施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中首次引入EVA概念，鼓勵央企使用EVA指標進行年度經營業績考核。2013年又深化EVA考核力度，調整了EVA的考核權重和資本總額的計算方法，但未優化資本成本率的確定方式，對大部分央企仍采用同一資本成本率。本文將從資本成本率的計算理論和實證分析著手，結合學術界觀點及近期證券市場數據進行綜合論證，探討如何改善資本成本率的設定方式，從而實現對央企的客觀評價。
一、EVA及資本成本率的含義
經濟增加值（簡稱EVA）是美國思騰思特咨詢公司于1982年提出的一套企業績效財務評價方法。EVA實質上是對傳統會計利潤的升華，是按照經濟學原理對經濟利潤的評價。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綜合考慮會計利潤和所占有資本的機會成本，為股東衡量企業利潤提供科學方法；二是取代傳統的投資報酬率對比分析不同企業的績效。
EVA等于企業的稅后凈營業利潤與全部資本成本之間的差額，即EVA=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成本=（投資報酬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資本總額。其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債權資本成本率×（債權資本/（股本資本+債權資本））+股本資本成本率×[股本資本/（股本資本+債權資本）]。影響EVA關鍵的兩個指標是投資報酬率和加權平均資本成本。EVA為正，說明公司投資報酬率高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為股東創造了新價值；EVA為負，說明公司投資報酬率低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損害了股東的利益。
二、國資委對資本成本率的規定
國資委將EVA評價用于央企負責人的考核評價，且根據國情對EVA的測算方式和資本成本率進行了本地化。2013年國資委新修訂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將中央企業資本成本率原則上定為5.5%，對軍工等資產通用性較差的企業，資本成本率定為4.1%，資產負債率在75%以上的工業企業和80%以上的非工業企業，資本成本率上浮0.5個百分點。國資委對央企的資本成本率實際上只考慮了三個臺階，由高及低依次為負債率較高企業、一般企業、軍工等資產通用性差企業的資本成本率。
國資委目前的考核辦法，對大多數央企實際上是采用了5.5%的同一資本成本率要求，能否符合央企實際情況，能否實現EVA評價的衡量用途和比較用途，能否調動央企提升自身EVA水平的積極性，需進行驗證。
三、學術界觀點及央企實際資本成本率的測算分析
目前學術界對同一資本成本率存在異議。如楊成炎認為，資本成本率應按行業、企業規模、社會責任進行細分；蘇亞民、馬鑰認為，資本成本率應按央企所在的經濟區域、承擔的社會責任進行細分；殷明德認為，資本成本率的確定應區別不同行業與不同類型企業的實施條件，分別采用完全資本市場與非資本市場的定價機制。各種觀點均提出細分資本成本率的建議，但均為主觀判斷，未實際測算央企資本成本率水平并驗證。
本文對央企的資本成本率水平進行測算，檢驗同一資產成本率是否反映央企真實水平。測算方法及取數原則：（1）分別對資本成本率中的債權資本成本率、股權資本成本率、資本結構和加權資本成本率進行驗證；（2）受制于央企的數據公開度，只對上市央企進行分析；（3）為保證上市公司替代央企，從115家央企中剔除業務分拆上市和主體業務未上市的企業；（4）為便于股權成本的測算，選擇盈利水平較高的2012年度A級央企為主要分析對象，并為保證樣本量增加部分行業的B級央企；（5）為保證測算結果便于利用和比較，以行業測算結果為主要分析對象；（6）以央企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年報數據為主要分析基礎。
1.債權資本成本率驗證
債權資本成本率采用不考慮時間價值的測算方法，且不考慮籌資費用，計算公式是用稅后財務費用除以付息債務額度。此方法適用于各年稅后資本使用費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況，特點是計算方法簡單，但對企業個體來說結果不是很準確。由于本文以測算央企行業間差距為目的，因此該方法基本滿足驗證需求。
測算后，央企的債權資本成本率在行業間分布情況為：信息技術、航空行業為2%-3%；船舶制造、石油石化、電網建設、鋼鐵、地產行業為3%-4%；電力煤炭、有色金屬、機械、建筑行業為4%-5%。分布特點為：樣本央企的債權資本成本率總體水平低于5%；行業間存在一定差距，分布在相差1%的三個臺階中；最低和最高的行業債權資本成本率差距是2.7個百分點，差距明顯。
2.股權資本成本率驗證
由于國內學術界尚未構建起成熟的估算理論和模型，且國外常用的CAPM模型不適用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現狀，因此本文采用取數和測算較方便的戈登模型DCF（固定股利增長模型）測算股權資本成本率。
根據戈登模型，股權資本成本率等于預期股利占股價的比重加上預期股利增長率。其中預期股利和股價的比重按歷史三年水平確定。預期股利增長率按照2004年-2011年實際股利估測。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不成熟，沒有專業機構對上市公司股利進行預測，同時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未形成固定模式，因此預期股利增長率的估測按以下兩個原則確定。一是股利分配逐年呈走低或不分紅的公司，預期股利增長率按0預測；二是股利分配總體上升但呈波動趨勢的公司，剔除異常年度后按復合平均增長率預測。
測算后，央企的股權資本成本率在行業間分布情況為：機械、鋼鐵、有色、航空行業低于5%，電網建設、信息技術行業為5%-10%，電力煤炭、石油石化、地產、建筑、船舶制造行業為10%-15%。分布特點為：樣本央企的股權成本率均在15%以內；行業間分布在相距5%的三個臺階內，機械、鋼鐵、有色、航空行業的股利增長速度呈持平或下降趨勢；電網建設、信息技術受行業內部的龍頭企業帶動影響，股利呈上升趨勢；其他行業內的大部分企業的股利分配均呈上升趨勢；部分行業內的企業間股權資本成本率也呈較明顯的差異，如信息技術行業中，中國移動的股權成本率遠高于其他運營商。
3.資本結構驗證
資本結構即債權資本和股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其中債權資本包括債權人提供的短期和長期貸款，不包括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等商業信用負債；股本資本包括普通股和少數股東權益。
測算后，央企債權資本占總資本比重在行業間的分布情況為：信息技術、石油石化、機械行業為40%以下，電力煤炭、鋼鐵、有色金屬、航空行業為40%-50%，船舶制造、電網建設、地產、建筑行業為50%-65%。分布特點為：行業間的資本結構也存在較大差距，最高的電網建設行業高于最低的信息技術行業42個百分點。
4.加權資本成本率驗證
按前文公式測算，央企加權資本成本率在行業間的分布情況：有色、機械、鋼鐵、航空行業為2%-3%；電網建設、信息技術行業為5%-5.5%；地產、建筑、船舶制造行業為7%-9%；電力煤炭、石油石化行業為9%-11%。分布特點為：只有兩個行業接近5.5%的資本成本率；石油石化行業偏離國資委規定的資本成本率達5.68個百分點；石油石化行業高于有色行業9.08個百分點。
5.驗證結論及存在的問題
國資委目前管理的央企有115家，分屬15個行業，所涉及的上市公司283家。從實證檢驗情況看，由于所處行業的差異，央企間的實際債權和股權資本成本水平差距較大，且資本結構千差萬別。采用同一資本成本率不符合央企現狀，且易產生三方面問題。第一，不能真實衡量央企的經濟價值。同一資本成本率，不能充分體現企業因產業背景、財務狀況、發展周期而產生的債權或股權成本差異，會造成EVA計算過程的偏差。如機械、鋼鐵、有色金屬行業受產業因素和經濟周期影響，5.5%的資本成本率高于其實際水平；而石油石化、電力煤炭等行業則受壟斷地位和發展階段影響，5.5%的資本成本率低于其實際水平。第二，不利于發揮EVA評價的比較效用。同一資本成本率，不能體現行業間及行業內部在內外部環境、社會責任等方面的差異，造成橫向對比失真。第三，降低央企改善EVA的積極性。采用同一資本成本率考核，高收益行業只需承擔較低的資本成本，長久下去缺乏繼續提升的動力，不能滿足資本市場要求。
四、啟示
1.差異化資本成本率目標，提高央企積極性。管理部門應將行業分類引入資本成本率的確定方法中，客觀衡量央企所處行業的資本成本水平，建立起多層次的差異化目標體系。首先，對央企按行業合理分類，根據其歷史發展情況、行業收益水平、風險大小及負債規模確定合理的資本成本率，客觀上引導央企的行業資本成本率逐步優化。其次，將戰略選擇、產業鏈完整性、資產安全管控制度、社會責任等因素引入股權資本成本率中，適度下調相關行業的資本成本要求。對行業內部承擔社會義務的企業，行業內部適度差異化資本成本率。第三，央企在內部應用EVA考核方案時，也應作適應下級成員企業的個性化改造。
2.優化資本成本率確定方法，增強目標精確管理能力。由于各行業的債權、股權資本成本率和資本結構存在較大差異，且變動趨勢不一，單一的平均資本成本率目標無法引導企業全方位的改善。管理部門應分別確定各項資本成本率和資本結構的目標及要求，提高綜合指標的測算精度，完善行業間的明細指標對標，引導行業的資本結構優化。
3.注重目標的剛柔并濟，引導央企創造自身價值。由于各行業的內外部環境變化較快，傳統的剛性目標已經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柔性目標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管理部門應適當調整資本成本率以滿足環境變化的需要，綜合使用剛性目標和柔性目標，在保持中期穩定性的前提下根據行業發展和經濟周期的變動情況對資本成本率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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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熱錢流入規模；人民幣升值；風險防范
1.問題的提出
熱錢，又稱國際游資，是追求最高回報和最低風險，在國際市場上迅速流動的短期投機性資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顯示：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熱錢年均流入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匯儲備量的9%。熱錢具有高短期流動性、高敏感性和投機虛擬性，因此大規模熱錢的投機流動將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風險：不僅會造成中國資本市場流動性過剩和借貸成本過低，進而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等問題；還將對中國外匯儲備和匯率形成機制也形成很大的沖擊。針對上述情況，本文提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熱錢流入中國有哪些驅動因素和途徑？第二，在過去的10年（2003—2012）間有多少熱錢流入中國？
2.研究綜述
國內外眾多學者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分析。關于熱錢流入的動因和途徑，總結胡天淼，趙婷婷，汪夢然的《熱錢流入原因、渠道分析及相應政策建議》[1]、劉放的《中國熱錢流動的途徑、危害及防范》[2]以及沈慶劼，林文浩的《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研究綜述——途徑、規模和影響因素》[3]等學術文獻，可以得出熱錢流入中國的途徑大致有三種：經常項目途徑、資本項目途徑和其他途徑；利差、匯率和證券市場收益率等因素成為驅動熱錢流入的主要因素。關于熱錢流入規模的計算，楊菊洪在《國際熱錢流入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4]、萬光彩，劉莉在《中國的“熱錢”規模究竟有多大？》[5]以及蘇劍，童立在《近年來中國熱錢流入規模的估算》[6]等中都對熱錢流入規模的估算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與說明。
綜上，國內學者公認的影響中國熱錢流入規模的因素為利差、匯率和證券市場收益率，但是具體的衡量標準和分析方法都不盡相同，并且許多學者忽略了一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情況可能對熱錢流入規模造成的影響。
本文認為影響熱錢流入中國的因素主要由四個：利率差、人民幣升值預期、資本收益率、經濟增長和物價指數。總結所查閱的學術文獻，具體估算方法大致分為直接估算法、間接估算法及分渠道法三種，論文將選取對間接估算法進行修正的方式對近年來中國熱錢流入量進行估計與測算。
3.熱錢流入中國的途徑分析
在資本開放的國家，熱錢一般以短期投機為目的流入流出。而中國近年來堅持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熱錢無法通過正常的結售匯方式進入中國，因此熱錢尋求各種隱蔽又看似合法的途徑進入。本文將參考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各個項目，對熱錢可能借助的主要流入途徑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分析。
第一，經常項目途徑。首先是貨物貿易。貨物貿易是中國經常項目中貿易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熱錢流入中國的最主要的途徑。貨物貿易下熱錢流入的主要途徑包括：（1）虛假貿易合同；（2）進出口偽報；（3）預收賬款和延遲付款。其次是服務貿易。熱錢通過服務貿易流入的主要途徑包括：（1）傭金、專利轉讓費、技術服務及資料費等；（2）轉口貿易；（3）建筑安裝服務、勞務承包。此外，熱錢通過經常項目流入的途徑還包括經常轉移和收益項目等。
第二，資本項目途徑。首先是直接投資途徑。國內有關部門在項目審批、資金運作方面一路綠燈，甚至避開監管，違規操作放任資金流入。其次是合格境外投資者途徑。盡管受到嚴格監控，但是仍有部分熱錢通過外商購買具有合格境外投資者資格的海外金融機構未使用的投資額度的方式流入中國。第三是外債途徑。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債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國外銀行提供的貸款；二是國外出口商、國外企業和私人的貸款；三是在華外資銀行的貸款。
第三，其他途徑。主要包括地下錢莊和個人攜帶。
綜上所述，熱錢流入中國的途徑主要分為經常項目途徑、資本項目途徑和其他途徑三大類。其中，經常項目途徑具體分為貨物貿易途徑、服務貿易途徑、經常轉移途徑和收益項目途徑；資本項目中，熱錢主要通過直接投資、合格境外投資者和外債等三種途徑流入中國。除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途徑外，熱錢流入中國的主要途徑還包括地下錢莊和個人攜帶等。調查顯示，自2003年以來，平均每年都有數以千億美元通過以上三種途徑流入中國，對中國的經濟穩定產生了很大的威脅和負面影響。
4.熱錢流入中國的原因及規模測算
4.1 中國熱錢流入規模測算
大量國內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熱錢成規模流入始于2003年，因此本文針對2003-2012十年間中國熱錢流動規模進行了測算。其中，凈誤差和遺漏項、短期私人部門資本流動、外匯儲備變化等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相關項的統計數據都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貿易順差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的相關統計數據則來自中國商務部官方網站。
一般而言，國際上估算熱錢規模有三種方法，即直接法、間接法和分渠道估算法。
（1）直接法
直接法認為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和遺漏項”直接反應了未被官方記錄的非正常資本流動，因此直接把該項金額視為熱錢。一國當年的凈誤差和遺漏項為正則代表存在官方統計之外的熱錢流入，為負則代表該國存在資本外逃。直接法的基本公式是：
HM=EOS+PCF （4-1）
其中：HM代表熱錢（Hot Money），EOS代表凈誤差和遺漏項（Error & Omission），PCF為短期私人部門資本流動（Private Capital Flow）。采用直接法估算熱錢規模結果如下：
盡管用這種方法估算熱錢規模簡單明了，但是由于缺乏理論基礎，直接法存在兩個明顯的缺陷：意識忽略了經常項目中可能隱藏的熱錢。對于實行資本管制的國家，熱錢往往披著貿易的外衣進入該國，經常項目中隱藏的熱錢數額往往很大，因此直接法可能低估了熱錢規模。二是凈誤差和遺漏項主要功能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表，它并沒有什么實際的經濟意義。它可能能夠反映出一些一場資金的流向，但也可能記錄了真實的統計誤差。直接將該項等同于熱錢可能會高估熱錢規模。
（2）間接法
1985年，世界銀行用資本來源于資本運用的差值來衡量熱錢規模，開創了測算熱錢規模的間接法。由于間接法相對于直接法更加科學合理，并且在理論上得到了銀行的支持，逐漸成為學術界計算熱錢規模的主流方法，中國外匯管理局目前也采用此方法計算每年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間接法的基本公式是：
HM=FERTSFDI （4-2）
其中，FER代表新增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TS代表貿易順差（Trade Surplus），FDI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采用間接法估算熱錢規模結果如下：
與直接法相比，間接法明顯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然而這種方法看似可行，卻仍存在兩個明顯的不足：一是間接法認為貿易順差和FDI中不在熱錢，而事實上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和實際經驗，有大量熱錢通過貿易和FDI的形式流入國內。因此，采用間接法存在系統性地低估熱規模的可能性。二是外匯儲備的變動除了貿易順差和FDI外，還有其他的方式，如匯率變動對外匯儲備額的影響等，間接法直接將除貿易順差和FDI以外的所有新增外匯儲備全部視為熱錢，這顯然會高估熱錢的規模
（3）分渠道估算法
分渠道估算法實際是用各渠道賬面值與實際值的差來估算熱錢規模，賬面值可以根據政府部門統計的數據得到，而實際值則是根據平均增長率計算得到的。因為各渠道數據的平均增長率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實際值的計算就會存在一定的誤差和主觀性。并且分渠道估算法將賬面值與實際值的差全部默認為熱錢，并沒有考慮到其他可能的情況，因此很可能會高估了熱錢的規模。
（4）對中國熱錢流入規模的重新估算
本文將以間接法為基礎，同時結合分渠道估算法的計算方法，對間接法進行一些修正和改進。學術界普遍認為熱錢流入中國始于2003年。因此，下文將估算2003年到2012年的熱錢流入規模，共十組數據。具體的計算公式為：熱錢流入規模=外匯儲備實際增加額（貿易順差貿易項目中隱蔽的熱錢）。
（FDIFDI中可能隱蔽的熱錢） （4-3）
修正1：外匯儲備實際增加額：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不僅包括美元資產，還包括歐元資產和日元資產。但是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總體以美元計價，因此可能存在因匯率變動而引起的外匯儲備資產值的變動，這種變動不是由外匯儲備流量變化引起的，所以應當剔除。間接估算法實際是使用外匯儲備名義增加額進行計算，而本文將考慮匯率變動因素后以外匯儲備實際增加額進行計算。
修正2：上文中提到，間接測算法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貿易項目和FDI中可能流入的熱錢。因此本文將結合分渠道估算法對貿易項目和FDI中隱蔽的熱錢進行估算，對間接測算法進行修正。具體修正過程從略。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2003-2012年熱錢流入的規模為：
綜上，本文采取的測算方法與直接法、間接法的測算結果相比較而言，相同點在于三種方法計算出來熱錢的流向基本相同，不同點是本文改進后的測算方法得出的熱錢規模要明顯大于直接法和間接法。主要原因在于本文采取以間接法為基礎，結合分渠道估算法的測算方法，發掘了貿易順差和FDI中可能存在的熱錢，更加系統、全面的對熱錢流入規模進行了測算。
4.2 熱錢流入中國的因素回歸分析
結合國際資本流動的相關理論和現實經濟情況，本文認為影響熱錢流入的因素主要有四個：利率差（ID）、匯率預期（EAE）、資本收益率（RR）、經濟增長和物價指數（GDP&CPI）：依據表3中的數據，通過模型對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采用2003-2012年年度數據，具體考察每個因素對熱錢流入規模的影響程度。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SPSS軟件對模型進行了OLS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OLS回歸結果
由表4可知：人民幣升值預期對中國熱錢流入規模的解釋力最強，是今年來熱錢大量流入中國的重要原因，資本收益率（RR）對熱錢流入規模的解釋力也較強，說明盡管中國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仍有大量熱錢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另外幾個變量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可能與樣本容量過小有關，也可能與數據的準確性有一定關系。
5.熱錢流入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建議
自2003年以來，超過千億美元的熱錢流入中國，不僅影響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效力，還對中國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熱錢流入會影響宏觀政策調控的效果，降低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對央行調控物價形成一定的壓力，使匯率制度的選擇陷入困境，同時還會對資本市場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為了防范大量熱錢流入造成不良影響，中國鷹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強對國際熱錢的監管與控制，采取有效措施來控制熱錢流入規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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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本核算醫院管理
目前，我國醫療總費用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1］。衛生經費投入不足，藥費居高不下，政府、企業不堪重負，醫療制度改革勢在必行。醫保制度改革迫使醫院必須按衛生經濟規律調整經營策略,以適應醫療服務市場的新環境。成本核算是醫院經濟管理的基礎工作，核算工作的深度和層次直接影響醫院成本管理的成效。本文分析了我國醫院醫療成本核算的方法，探討了醫療成本核算的重點和發展趨勢。
1醫療成本核算的概念
醫療成本是衛生服務過程中所發生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耗費的總和。它由以下6大類成本構成:勞務費、業務費、公務費、原材料費、固定資產折舊費和管理費。醫療成本核算是按照《醫院財務制度》有關成本費用開支范圍的規定，核算醫院在醫療服務過程中所支出的物質消耗、勞務報酬以及有關費用支出的數額、構成和水平，是對醫療服務過程中費用的發生和醫療服務、藥品銷售、制劑生產形成的成本所進行的核算［1］。醫療成本核算的目的是真實反映醫療活動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2醫療成本核算方法
醫療成本核算主要是醫療服務項目的成本核算。通常，醫院在核算工作中，把各科室劃分為項目科室和非項目科室。項目科室是指直接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科室，確定為直接成本中心；非項目科室是指間接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科室，確定為間接成本中心。80年代的病種醫療成本核算研究,以及90年代的按病種醫療質量和成本標準化管理專題研究建立起一套較成熟的成本核算方法。具體方法如下。
2.1直接成本歸集成本歸集是成本核算的重點和難點。歸集所依據的標準與成本核算結果有密切關系。在醫療成本核算中常用以下歸集方法:(1)勞務費、公務費、業務費和原材料費按實際發生數計算，或按全院業務收入的百分比計算。(2)固定資產折舊費直接影響醫療成本，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折舊標準，各醫院做法各異。醫院常用的折舊方法有：①平均年限法：（也稱直線折舊法）將固定資產價值按其使用年限平均計入各個時期醫療成本的方法。該方法比較適用于房屋、圖書、被服等折舊。②加速折舊法：是將固定資產每期計提的折舊數額，在使用初期計提的多，后期計提的少，從而相對加快折舊速度的一種方法。包括余額遞減法，雙倍余額遞減法，折舊年限積數法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遞減折舊率法，它在各年的折舊率是按每年遞減而總和不變的原則計算得到。加速折舊法適用于中等價值而折舊年限短的設備。③單位工時數法：是以固定資產的原值在使用壽命期間規定完成的工作總量，按工作時數平均計算固定資產折舊的方法，它適用于固定資產在各個期間的使用程度很不均衡而且使用磨損特別大的情況。如大型醫療儀器CT,ECT等。為適應醫療服務市場的建立，促進醫療技術進步，多數學者主張采用加速折舊法。
2.2間接成本的分攤間接成本具體實施分攤時，按受益原則將非項目科室成本向項目科室和其他非項目科室進行分攤。常用的分攤方法有直接法、階梯分配法、雙重分配法和聯立方程法［2］。其中，聯立方程法最精確，但操作復雜;階梯分配法可清楚地表明間接成本的構成;雙重分配法更適用于中小型醫院。
目前，醫療成本核算方法已由完全成本法向制造成本法轉變。完全成本法是把一定期間內在生產過程中的所有變動費用和固定費用都計入成本的方法；制造成本法是把全部費用分為制造費用和期間費用，將變動費用計入產品成本，而將固定費用作為期間成本計入當期損益，最終作為總收益的減項。完全成本法不能反映出產品銷售量和存貨量的變化；制造成本法注重變動成本的收益，可以正確揭示本量利的內在規律，簡化核算工作。鑒于兩種方法的優劣，目前西方最流行的做法是用完全成本法編制對外公開的基本財務報表，用制造成本法預測保本點、進行短期決策。這種做法稱為“雙軌制”,但“雙軌制”工作量大，會造成一定的浪費。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提倡搞“雙軌制”。專家建議日常的成本計算工作應建立在變動成本法的基礎上，分別統計變動制造費用和固定制造費用。醫院是福利性的公益事業單位，不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但可以用制造成本法制定目標成本，編制預算。如果將來醫療保險制度實行按病種支付，那么醫院就應當測算病種平均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預測保本工作量，加強成本控制。而對于醫院的長期投資，如引進大型醫療設備，就需要用完全成本法進行核算。
3醫療成本核算的重點和發展
我國醫院真正將衛生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用于醫院經濟管理也只有近10年的時間。對醫療成本核算的重點，多數專家和醫院管理者傾向于以下幾方面。
3.1大型醫療設備成本核算大型醫療設備的檢查費用是醫院業務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大型醫療設備的引進和利用情況關系到醫院經濟發展。目前，多數醫院把核算的重點放在以下幾種設備上：MRI,CT,SPECT、心血管造影機、彩色多譜勒、B超和伽瑪刀等［3］。
大型醫療設備成本測算模型主要由以下幾個要素組成：每單位（一個檢查病歷）成本＝分類系數×［∑（固定資產原值×年折舊率）＋∑（變動成本×分類指數）］［4］。
除此而外，還要制定出科學合理的配置標準，參數涉及折舊年限、工作量、人員配備、日檢查例數等。
大型醫療設備的引進屬于醫院內部的長期投資，其特點是耗資多，變現能力差。如果事先不經過嚴格測算而盲目引進大型醫療設備，會造成極大的浪費。所以，成本管理應從測算水平提高到成本預測、成本控制和成本評價水平。同時還應將投資回收期、凈現值、折舊率等大型醫療設備的成本評價指標與成本預測值進行對比分析，考查投資效益。成本管理必須要經過預算-決策-計劃-控制-評價一系列控制反饋活動，才能發揮其管理職能［5］。
3.2病種醫療成本核算美國政府首先推行疾病診斷分類定額預期支付制（DRG），DRG對美國醫療市場誘導需求和醫療費用的過度增長起到了抑制作用。目前還沒有一種新的模型可以替代DRG。我國一貫實行的醫療項目收費制度不能完全適應醫療制度改革的要求，國內眾多學者對我國推行DRG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在北京地區進行了DRG的可行性研究［6］，同時引進醫療資源消耗強度的概念改善DRG的不足，但是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套成熟、公認的方法體系，而且能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DRG還有待商討。盡管如此，DRG仍是醫療收費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目前使用的病種醫療成本核算方法有歷史成本法和標準成本法［7］。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一種成本估算方法：成本相對值法，即利用部分已經核算的參照項目的實際成本與其未核算項目的成本相對值來推算所有未核算項目的實際成本。對該方法的進一步驗證和評價工作還未見展開［8］。
3.3藥品成本核算目前多數醫院的藥品收入占醫療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以藥養醫是藥品費用上漲的根源，加之虛定價、高回扣的推波助瀾，使得藥品費用增長居高不下。實行醫藥分開核算、加強藥品監督管理、規范藥品流通領域競爭秩序是即將推行的醫保制度改革的重點工作。目前，醫院核算藥品成本有差價率法和藥品加成指數法。差價率法更適合醫院財務工作程序，且將差價率分為購批差價和批零差價分別處理，可以清楚地看出政策調整對藥品成本的影響，而有些醫院簡單地將藥品加成指數定為15％，這就給虛高定價的藥品以可乘之機。為解決此類問題，很多研究者近年來應用藥物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等分析方法引導醫患雙方合理用藥。現已有兩家醫院率先實行藥品價格低進低出，這是適應醫保制度改革的必經之路，醫院藥房的“暴利時代”終將結束。藥物經濟學評價將在確定基本用藥目錄、建立新的補償機制中擔當重要角色。
綜上所述，成本核算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但是，成本核算還沒有全方位、多層次地展開。目前多數醫院將核算重點放在大型醫療設備、藥品和科室承包上，雖在短期內增加了收入，但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如很多醫院成本核算停留在“摸家底”、算獎金收入的水平上，院科兩級核算多是“一切向錢看”。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三：一是醫院管理層對成本管理的作用認識不夠，成本意識不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醫院整體管理水平不高；二是單純講求經濟效益,將成本核算引入歧途,三是我國尚未建立更高層次的醫院成本會計制度和醫療服務成本核算體系。建議醫院若有條件，可以用變動成本法進行醫療項目和病種成本核算，分析它與以往核算結果的異同，不斷摸索經驗。1999年即將啟動的醫保制度改革工作，是醫院管理者的壓力，但也是改革契機，只有從成本核算的基礎性工作做起，以點帶面提高成本管理水平，加強醫院內部管理、減員增效、降低成本、健全財務審計制度，提高醫療服務水平，才能在未來競爭中領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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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投入 永續盤存法 資本存量 經濟增長
1.引言
資本存量是指在一定時點上所積存的實物資本反映在一定時點上人們所實際掌握物質生產手段。大多數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認為用資本存量作為度量資本投入的指標是合適的。從企業資本經營角度看，資本存量是指企業現存的全部資本資源，它通常可反映企業現有生產經營規模和技術水平。同時資本存量是已投入企業的各類資本的總和。它以資產形式存在又叫資產存量。根據它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狀態可以劃分為兩類：即正在參與再生產的資產存量和處于閑置狀態的資產存量包括閑置的廠房、機器設備等。資本存量是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增長理論的經驗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問題。資本存量不僅僅是國民經濟核算中的重要內容，更是利用生產函數法對一國生產函數進行準確估計并考察全要素生產率（TFP）、資本―產出比率、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貢獻率等重要指標變化情況不可缺少的重要變量。如何估算一國或一個地區的資本存量，對于準確把握該國或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和狀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貴州是我國西部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貴州的經濟發展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途徑。因此研究貴州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之間的關系很有意義。
2.文獻概述
國內學者在資本存量的測算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張軍和章元（2003），利用永續盤存法等各種測算方法，對中國的資本存量進行了估計。但受統計數據的影響，特別是歷史統計數據的可比性和真實性，對中國省際資本存量的估計的研究仍然相對缺乏。張軍、吳桂英和張吉鵬（2004）再次對中國各省的資本存量進行了估計，但是他們的研究還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如對基年資本存量的估算。單豪杰（2008）也是利用永續盤存法對全國和各地區的資本存量進行了估算。由于選取的數據的差異，基年資本存量的確定及折舊率的不同，導致對資本存量的估算有較大差異。
由此可見國內對資本存量研究結果都相差懸殊。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第一，對資本存量估算方法的影響，雖然都是運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但存在初始期資本存量的估算和折舊率的估算問題。第二，現有研究尚未涉及地區（如貴州）的資本存量數據，一般都是國家層次的資本存量的估算。
針對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對貴州省的資本存量進行估算，并探討了貴州省資本存量與貴州省的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本文也采用了以往研究的部分方法（如永續盤存法）。試圖能在這一領域有所突破。
3.數據選取和理論方法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年度數據，數據區間為1978-2011年。經濟增長指標選取的貴州省國內生產總值（GDP）1978-2011年的價格指數直接可以從歷年《貴州省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中得到，并將其轉化為以1978年價格等于1的時間序列；然后將貴州省各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轉化為以1978年的價格指數為標準的時間序列。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永續盤存法來測算貴州省的資本存量，其計算公式為：
Kt=It+（1-δt）Kt-1
其中，K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It為該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資本存量和投資均按不變價格計算，δt為資本折舊率。
為了估計貴州省的資本存量，我們需要確定以哪一年為基準年，并且要知道貴州省基年的資本存量數據和每年的資本投資及資本折舊率。本文以1978年為基準年，1978年的資本存量借用張軍等估算的結果（以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出來的104轉化為以1978年不變價格的112）。資本折舊率選為5%，與國內大部分學者一致。
每年的資本投資是以貴州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替代。其中1978-2011年的資本投資價格指數直接利用歷年《貴州省統計年鑒》提供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數據，并將其轉化為以1978年價格等于1的時間序列；然后將貴州省各年的資本投資轉化為以1978年的價格指數為標準的時間序列。
本文對變量做了對數處理，以避免各變量出現異方差問題。在對資本存量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探討方面，首先對兩列數據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他們之間的關系，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運用Eviews對他們進行回歸分析。
4.實證結果分析
基于上述測算方法和依據，我們對1978-2011年的貴州資本存量進行了估算，估算出了貴州資本存量以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估計結果。結合以上估算的結果，我們分析貴州省GDP與和貴州省基礎設施資本存量K的關系。首先對兩個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貴州省資本存量LK不是貴州省L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為0.04768小于0.05。因此認為，貴州省資本存量LK是貴州省LGDP的Granger原因。同理認為貴州省LGDP不是貴州省資本存量LK的Granger原因。我們假定貴州省GDP為因變量，貴州省基礎設施資本存量K為自變量。通過Eviews軟件計算得到如下結果（括號內為相應參數的T統計值）：
LGDP=0.5163LK+1.4808
（18.613） （8.413）
R2=0.9154
我們得出1978～2011年貴州省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效應，即資本存量每增加1%，可以使GDP增長0.5163%。
5.結論
本文以1978年為基期，對貴州省的資本存量進行了估算，并探討了貴州省的資本存量與貴州省經濟增長的關系。以上實證分析表明，貴州省資本投入具有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說明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有強烈的正效應。貴州省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度為51.63%，即資本存量每增加1元，可以使GDP增長0.5163元。
資本存量對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與以往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資本存量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否存在瓶頸還需要更深入的探討。目前，貴州經濟正在高速發展，而資本存量相對落后，如果資本存量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存在瓶頸，現在也還沒有達到。此外，其他要素投入對經濟的增長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如勞動投入，人力資本投入及全要素生產率等。（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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