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2 16:37:2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治理理論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中東歐／經濟轉軌／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組成部分。1989年以前，中東歐國家普遍實行國家保障型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憲法的形式保障公民的保障權益，所需資金由公共資金無償提供。保障項目包括覆蓋全國城鄉的退休金保障、公費醫療、家庭津貼、教育補貼、消費補貼、住房補貼，以及其他公共福利事業等。
1990年以后，中東歐國家開始了經濟轉軌，原來的社會保障制度與新的經濟制度已不相適應。更重要的是，經濟轉軌時期連續幾年的經濟滑坡使社會保障支出難以為繼。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之下，中東歐國家開始重建社會保障制度，以獨立于國家預算外的社會保障基金取代由國家統包的大鍋飯式的社會保障。
新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
在原社會保障制度下，社會保障支出直接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由國家財政負擔。轉型初期，原社會保障體系依然維持，同時，國家面臨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失業加劇、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社會保障支出急劇膨脹。以匈牙利為例，1990年，按照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達到28.4%，在國家預算中的比例達到46.3%；加上各種含有社會福利因素的經濟補貼，如價格補貼等，使與社會福利有關的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4.8%，在國家預算中的比例達到56.8%，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新社會保障體系以社會保險制度為基礎，由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疾病與生育保險、家庭津貼等組成。其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參照歐盟國家的模式，以社會保險基金的形式運作，基金來源于企業和職工繳納的保險費；生育保險、家庭津貼等由國家福利基金負擔。
為了擴大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體現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利與義務的統一，中東歐各國先后建立起社會保障稅。據199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鑒》記載，社會保障稅占總稅收的比重是：保加利亞21.7%，克羅地亞31.74%，捷克38.75%，愛沙尼亞32.34%，匈牙利29.23%，拉脫維亞34.49%，立陶宛32.26%，波蘭24.31%，羅馬尼亞28.7%。此稅一般以工薪總額為稅基，乘以規定稅率。各國稅率不一，其中匈牙利60%，波蘭50.2%，斯洛伐克50%，捷克45.5%，羅馬尼亞43%，愛沙尼亞33%，立陶宛31%，馬其頓30.1%。
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
中東歐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3。在原體制下，退休年齡一般在女55歲，男60歲，平均退休年齡57.5歲。退休金水平比較高，平均養老金相當于平均工資70%-80%，還有許多免稅和特殊待遇。轉型初期，失業人口劇增，提前退休成為解決失業的替代方案，加劇了退休隊伍的膨脹。養老金支出成為中東歐國家政府預算中最大的項目，占各國GDP的10%-15%。
世界銀行在1994年的研究報告《防止老齡危機》中，推薦了多支柱制養老金制度，這種制度包括以下要素：支柱一：公共管理的養老金，以稅收的形式籌集，為所有較年長者設計，提供最低收入的強制性公共養老金制度，實行現收現付制；支柱二：強制性的、完全積累的、由私人管理的養老基金，可采取個人儲蓄賬戶或職業年金計劃兩種形式；支柱三：自愿的職業年金或個人儲蓄計劃，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入及保險的人提供額外保護。
這種多支柱的養老保險模式成為多數中東歐國家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首選方案。拉脫維亞最早建立了三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1995年11月，議會通過政府提交的養老保險改革方案。1996年1月1日新的養老保障制度開始生效。波蘭、匈牙利等國也在1996年以后建立了三支柱的社會保障體系。保加利亞2000年開始實行的養老保障制度把退休金分為一般退休金、殘疾金、繼承性退休金、特種退休金等4種形式。除此之外，保加利亞設立了自愿參加的“退休”基金。捷克國家發放的養老金由兩部分組成，一為固定部分，所有退休者數額相同，用來保證基本生活水平，它的水平取決于國家的具體經濟情況、社會費用標準。二為浮動部分，取決于退休者的工齡、工資情況。
在建立新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同時，中東歐國家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齡。由于原來法定退休年齡偏低，人口老齡化加劇，大量人員提前退休，養老金領取者的隊伍迅速膨脹。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帶來雙重的弊端，一方面加重了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另一方面，大約50%-70%的養老金領取者在其“退休”后的頭10年還在繼續工作，他們中大多數人的收入難以被稅收網所覆蓋。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中東歐國家在改革中普遍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齡。波蘭政府將退休年齡提高到男性滿65歲、女性滿60歲，同時要求工齡分別達到男25年、女20年以上的職工才可提出退休申請。1995年匈牙利男、女職工退休統一提高到62歲。1996年捷克實行新的養老保險法，從1996-2007年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男子從60歲提高到62歲，婦女從53—57歲提高至57-61歲。保加利亞在2009年以前逐步將男子的退休年齡由60歲增至63歲，女子則由55歲增至60歲，但軍人和特殊行業的勞動者則可提前退休。立陶宛退休年齡也逐步提高，男每年提高兩個月，女每年提高4個月，到2009年達到女60歲、男62.5歲。愛沙尼亞退休年齡提高較快，每年均提高6個月，最終達到女60歲、男65歲。
由于制度轉換，人口老齡化加劇，公共管理的養老保險基金資金嚴重不足，難以平衡，中東歐各國政府都利用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建立養老基金。
轉型期間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著新的養老保險制度，為了確保退休者利益不受通貨膨脹的損害，中東歐國家先后根據通貨膨脹率對享受退休金待遇者實行補貼。例如捷克通過立法使養老金的物價補貼制度化。該法規定，消費價格每增長5%～7%，就對退休金進行一次調整，調整的幅度參照實際工資的增長情況。波蘭則以混合方式對退休金進行保值，一部分按通貨膨脹率保值，一部分按工資漲幅保值，即國家養老金根據漲價幅度進行調整，而投保得到的退休金則根據平均工資的增長提高。
匈牙利在解決農民養老問題上創造了以土地換年金的方式，解決年邁放棄耕作的農業人口的生活費，年金相當于城市的退休金。匈牙利的土地換年金計劃，每期都由國家土地基金管理局實施。第一期解決了3600個60歲以上土地所有者的年金問題，國家通過法定合同收回土地并發給土地所有者年金。至2003年，匈牙利已實施三期土地換年金計劃。
建立失業保險制度
十幾年來，失業問題一直是困擾中東歐各國政府和老百姓揮之不去的噩夢。2005年初，歐盟委員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中東歐國家中一直被認為狀況最好的匈牙利，47%的居民認為失業問題是他們最大的煩惱。2005年初，匈牙利失業人口達到近6年最高峰，超過30萬，比前一年同期增加5.2萬；失業率達7.2%，比前一年同期增加1.2個百分點。失業者的45.4%已至少失業一年以上，失業時間平均達16.2個月。波蘭總理在正式加入歐盟的第二天宣布辭職也與20%左右的失業率有關。
解決失業問題一直是各黨派競選中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也是政府經濟政策的重點。各國政府一方面采取各項措施擴大就業渠道，幫助失業者再就業，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加緊構建失業保險制度，緩解失業造成的社會壓力。
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各國相繼頒布“勞動法”、“促進就業法”、“就業與失業法”等法律法規，并根據轉型期間出現的問題對法律法規進行多次修訂，對失業標準、失業保險基金的建立和管理、失業人員的救濟、失業人員再就業培訓等問題做出規定。
1989年以后，各國政府都建立了失業救濟基金，對失業人員進行救濟，以應對大量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匈牙利法律規定，長期失業者(指失業一年以上)最多可以得到為期2年的失業救濟，救濟金額最高為最低退休金的80%。捷克的法律規定，失業者可領取最后工資的60%，期限為3個月，期滿后減為50%，期限仍為3個月；半年后仍不能再就業者，可領取一定數額的社會救濟。羅馬尼亞的失業救濟金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2/3，由國家預算撥款；工人失業后在一年半內可領取失業救濟金，期滿后仍找不到工作者，可再領取9個月的社會補貼。
為了減輕失業者的負擔，中東歐一些國家還規定，雇主在解雇工人時，必須支付一定的賠償金。例如，立陶宛勞動法規定，雇主在并非勞動者自愿的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時，應向勞動者支付中斷勞動關系賠償金，賠償金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年限長短，一次性支付1-36個月的平均月工資不等。斯洛文尼亞勞動法規定，雇主單方提出解除勞動合同，須向失業者支付至少6個月的最低工資或一次性支付一筆賠償金，連續工齡滿9個月以上的失業者有權獲得原工資70%的失業賠償。
另一方面，各國加緊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為強制性保險，除個體勞動者外，所有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職工都要加入。失業保險基金又稱勞動力市場基金，由職工和所在單位交納的失業保險金形成，以稅收形式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后上繳給勞動力市場基金管理機構，并由該機構自行管理，自負盈虧。
保加利亞1998年頒布《社會資助法》，在2002年4月和12月兩次修訂，以規范對失業者、喪失勞動能力者和生活陷于貧困的弱勢群體的救助。
對失業者的救濟只能解決暫時的困難，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幫助失業者重新找到工作。各國政府在失業者的再就業培訓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職業培訓機構。這些轉型國家的職業培訓活動有自己的特點，一是把職業培訓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培訓的形式靈活多樣，便于受訓者接受；二是收費比較合理，充分考慮到了受訓者的承受能力，并且原企業和工會也都根據有關規定向培訓單位提供一定數額的培訓費；三是政府還鼓勵私人開辦各種類型的再就業培訓學校，在貸款和稅收等方面都給予優惠。
匈牙利、捷克政府將利用外資與解決就業結合起來，對解決就業機會多的外商，或者在解決就業比較困難的偏遠地區投資的外商在稅收和其他方面給予優惠。
保加利亞還實行了以工代賑政策，從2002年開始實行“保加利亞森林恢復和保護計劃”，組織失業者參加植樹造林，當年安排了9000名失業者就業。林業成為解決保加利亞失業問題的重要領域。同時，政府還采取了“出口”失業者的辦法，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塞浦路斯等國簽訂了向這些國家輸出勞動力的協定。到上述國家工作的保加利亞失業者多數從事旅店、餐館等服務性工作。
新的醫療保險體系
1991年前，中東歐國家實行福利社會模式，全民醫療保障。這種醫療體制耗費國家大量預算資金，在轉型后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繼續維持。在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參與下，中東歐國家開始建立市場化的醫療保障體制。由于先前已經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因此，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是涉及面最廣的改革，也是難度最大的改革。
中東歐國家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共同點是建立健全全民醫療保險體系。將原由國家全額撥付醫療經費改為個人、單位和國家三方共同承擔。普遍醫療保險分為義務保險和自愿保險兩種。有權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必須加入醫療保險。建立由專業醫院、社區醫院和私人診所組成的醫療網絡。建立家庭醫生制度，居民可自由選擇家庭醫生。減少公立醫院的醫務人員數量，以降低醫療服務的成本。
2003年1月23日波蘭議會通過了《成立國家醫療衛生基金及普遍醫療保險法》并于2003年4月1日正式生效。根據新法規，波蘭重建了全國性的醫療保險體制。新醫療保險體制的核心是集中管理全國的醫療保險經費，使全體投保人員能得到平等的醫療待遇。國家醫療衛生基金作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國家機構，取代原來的17個醫療保險管理機構。普遍醫療保險的對象是所有波蘭公民以及合法居住在波蘭的外國人，不包括駐波蘭的外交和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普遍醫療保險分為義務保險和自愿保險兩種。凡是參加職工社會保險和農民社會保險的人員以及所有軍警司法人員都有義務參加醫療保險，其他人員可自愿申請參加保險。職工和農民交納保險金后，其按規定不需另交保險的家庭成員也享受醫療保險待遇。醫療保險的范圍包括各種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服務。但與治療無關的健康體檢、療養、國外進行的治療等醫療服務不在保險范圍之內。
匈牙利醫療保健管理體制的改革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首先是對醫務工作者進行分流，減少社會的醫療服務成本，解決醫生的就業問題。建立專業醫院、社區醫院和私人診所的醫療網絡。建立家庭醫生制度，居民可自由選擇家庭醫生。減少公立醫院的醫務人員數量，以降低醫療服務的成本。其次是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醫療保險體制。從1993年開始，實行醫療保險自治，醫療保險費由個人和用人單位共同負擔，生活貧困者，經有關部門核實，可繼續享有免費醫療。從1993年開始，還推行了自愿的醫療保險制度，設立非盈利性的健康保險基金管理處。強制性的醫療保險只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居民要享受更高等級的醫療保健服務，可自己選擇個人醫療保險基金投保。
匈牙利醫療保險體制的特點是，全民享受醫療保險待遇。交納保險金的人所有家庭成員，包括子女老人也享受同等待遇；失業人員的醫療保險費用由地方自治政府交納。在匈牙利工作的外國人，主要是指那些從事商貿活動的外國人，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交納醫療保險費用，并與醫療保險公司簽訂醫療衛生保險協定，享受與匈牙利公民一樣的醫療待遇。
1991年捷克開始醞釀醫療制度改革，通過醫療保險法。1993年1月1日起，正式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醫療保險由兩部分構成，即強制性的醫療保險和自愿參加的醫療保險。根據醫療保險法建立國民醫療保險公司，每個公民必須參加醫療保險。醫療保險基金不足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補貼。領取養老金者、未成年子女、大中學學生、軍人、失業者等，由國家支付保險金。所有醫療保險公司都統歸衛生部管轄，并建立了中央協調機構。1993年開始開放自愿醫療保險市場。實行了國有醫療設施私有化，興辦多元化的醫療服務。允許私人和集體興辦醫療事業，并允許公民自由選擇醫生和醫院，國家還鼓勵醫生提供家庭服務。許多醫院將無償地轉入地方，成為地方和私人的共有財產，其中一部分還給教會，全國將逐漸形成國家、私人、教會和慈善機構共同提供醫療服務的局面。捷克人均年就醫次數是歐盟平均次數的一倍，由于醫療費用高，捷克政府醫療補貼數額巨大。捷克在2004年進行了醫療福利制度改革。每個公民每年將需交納2000克朗(約合72美元)作為醫療福利基金，在生病時享受有關藥品費、處方費、門診費及住院費用等各項醫療開支的政府補貼。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和社會救濟人員可以申請該基金的返還。
健全家庭津貼制度
家庭津貼一直是中東歐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89年以前，家庭津貼主要包括兒童照顧津貼、兒童生活補助津貼、職業婦女母親的保留工資或非職業婦女母親的生活補助、價格補貼等。
經濟轉型以后，由于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各國的家庭津貼制度都進行了改革，降低了津貼標準，抬高了享受津貼的門檻。原本實行的免費教育也改為收費教育。1994年底通過了國家社會補助法，并于1995年起正式生效。新法改變了以往大多數家庭申請社會補助的條件和結算的方式，并對申請者提出了嚴格限制，改革的宗旨是提高每個家庭在自身經濟條件下所應承受的責任。波蘭1994年頒布《家庭救濟法》，重新規定對困難家庭給予救助的標準。匈牙利在1995年也大幅度降低了家庭津貼標準，嚴格規定了享受家庭津貼的標準。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建設；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6）04-0042-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不是一般的知識性課程，把大學生培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主要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其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系統工程。教育者和教育對象的參與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傳統力量和主導力量，除此之外，調動和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其中，能夠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和前提條件。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中社會參與的力量源泉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參與――職業勝任力。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組織者和實施者，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的主力軍。教育者的參與主要表現在努力提高教師職業勝任力上。要把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成為大學生真心喜愛并終身受益的課程，教師首先應該做到為人師表、有責任心和奉獻精神、關注并理解學生需求；其次，能夠幫助學生培養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和關注大局意識；再者，教師應用自己深厚的理論素養、廣博的知識、幽默風趣的語言和樂觀向上富有感染力的情緒征服學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參與――未來競爭力。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是接受、實踐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者。一個社會只要有差異、有比較、有成敗就會有競爭的存在。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步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競爭必將依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普遍方式。現代社會越來越強調和諧的競爭關系，摒棄和制止不正當競爭的存在。我們的教育對象要提高自身未來競爭力就必須積極參與義與利的思考、善與惡的辨析、美與丑的審問，其正確選擇的結果必將使我們不斷提升個人的思想境界，體驗并認同自身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存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中社會參與面臨的挑戰與問題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者的職業倦怠心理和主體性的缺失。首先，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一門意識形態非常強的課程，在“研究無，上課有紀律”的要求之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課堂這個陣地上可以發揮的空間較小，致使老師會覺得自身價值難于得到體現。其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往往是一門課多班重復的工作狀態，也極易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職業倦怠心理。再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容易出現教學體系與教材體系嚴重脫節的問題，致使教育者主體性缺失。因為學生往往愛聽野史，對豐富的正史不太感興趣，所以為了迎合學生口味，獲得學生評教的優異成績，有些老師把哲學講成了厚黑學；把思想道德修養講成了社交禮儀或者國學經典；甚至是把思想政治理論課上成了電影評論課或者詩詞賞析課，容易出現種種背離主線，嚴重偏離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宗旨的現象。
（二）當代大學生相應的接受能力較弱。相應的接受能力即教育對象對教育者的施教行為所具意義及其所傳遞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理解、判別、選擇、內化等方面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教育對象是主客體雙重身份的統一體，學生會自覺能動地體察社會，以自己的認知圖式詮釋、選擇、內化教育者所表達的內容并加于實踐。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之下，大學生更為關注一些較為實用的課程，對更關注宏觀視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其相應的接受能力較弱，明顯缺乏學習的動力和興趣。基于學分和學校紀律的壓力，很多學生雖然參與了課程的學習與考試，但內心對這類課程持有無所謂的態度。
（三）社會組織信息傳遞與表達的同向性與協調性問題。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向各高校傳遞國家意志，高校及各級黨、團組織向當代大學生進行意志的表達，社會組織之間的信息傳遞與表達都是同向的、協調的。但由于不同地區、不同院校、各級黨團組織的教育對象所表現出的具體問題不同，各級組織的解決問題的措施和辦法也有所不同。針對自身的境況表達出來的信息容易出現復雜化、多樣化和動態化的特點。
（四）家庭參與的自發性與被動性的問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這個系統工程中，家庭參與目前處于自發和被動狀態。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動中，情感無處不在，它以一種彌散的方式對是否接受及接受的程度發生影響。接受者的情感可能會加強或減弱他在接受過程中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判斷力等等。當接受者情緒狀態較好時，大腦的感受力增強，反之，則感受力減弱。家庭微社會環境的和諧無疑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建設提供了最好的環境支持。從家庭微環境的和諧輻射成為社會大環境的和諧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家庭有目的地參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有助于形成綜合治理，多管齊下的良好的社會環境氛圍。
（五）網絡參與的難控性。網絡使“人不僅生活在一個符號的宇宙里，而且他自身也變成了相應的符號”。由于網絡參與具有某種程度的隱蔽性，參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意愿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開放空間進行活動，致使參與者的個體參與行為難于受控。此外，網絡傳播的信息包羅萬象，網絡的負面信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旋律會造成潛移默化的沖突、扭曲和消磨作用。
三、推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社會參與的措施
（一）貫徹落實民主生活會制度，統一思想認識，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教育教學工作中要嚴格按照社會主流思想和正確價值觀以及道德要求約束和管理好自己，并以身立教對學生發揮榜樣示范作用。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可以靠群體的力量幫助教師及早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在群體中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自覺性，提高自我監督和自我糾錯的能力。
（二）強化實踐教學，積極搭建課程資源平臺，將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與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有機融合。現在的大學生們比較活躍，他們普遍希望思想政治理論課能加強社會實踐的色彩，能讓他們多形式、多渠道、多層面地了解和參與社會。實踐教學，亦可以促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論課上教師所傳授的理論知識和熱點問題，增強學生對理論的運用能力和對課程的認可度。社會與各級政府要積極幫助高校搭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資源平臺，擴大學生參與面，讓大學生們都有機會走出課堂、深入社會、親身體驗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親身感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魅力。
（三）充分調動行政力，深度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首先，行政力可組織人員編寫當代大學生喜聞樂見、更有新意、更接地氣、內容更優化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比如教材中可以加入問題引領、案例展示、圖片說明等內容以吸引大學生主動閱讀。其次，行政力可以在制度層面上根據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規律和特點在師資力量、課時安排、班級人數、實踐經費支持等方面保障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再次，行政力可以強化服務意識，將和諧、以人為本的理念落在實處。建立形式多樣、方便快捷的師生溝通方式；教學區域為學生準備開水供應間；圖書館為學生提供更豐富的精神食糧；飯堂為學生準備物廉價美的菜品；公寓為學生配備更多便利的生活設施；為學生開放充足的體育運動場地等。學生在校期間獲得了令人滿意的服務情感體驗，那和諧、以人為本的理念自然會在大學生的頭腦中變成高度信任的詞匯并形成慣性思維用以指導自己的為人處世。
（四）主動與學生或學生家長聯系，收集豐富的素材性資源。學生的生活經驗、思想觀點、問題困惑等都是重要的課程資源，是教學的極好的生長點，這些素材性資源與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系統相互銜接，將使師生雙方共同體會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意義和體悟到教學相長帶來的喜悅之情。同時，把這些素材性資源及時地引進教學過程中，在學生眼中會使思想政治理論課變得更有針對性和實用性。
摘 要：自閉癥，也稱孤獨癥，是一種廣泛發展障礙性疾病。而就目前我國現狀而言，自閉癥兒童存在著多方面的困境，而社會支持的不足及缺乏是造成個人與社會問題的基本原因。本研究發現從社會支持理論出發，促進自閉癥兒童康復是一個不錯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社會支持；自閉癥兒童；康復；路徑
一、研究背景
近幾年來，隨著自閉癥兒童的發病率越來越高，自閉癥患者的數量逐年增加，關于自閉癥的電影例如《海洋天堂》、《雨人》等的放映，“自閉癥”這個詞語逐漸進入公眾的視野，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自閉癥，也稱孤獨癥，是一種廣泛發展障礙性疾病，其主要特點是社會功能障礙、人際交流障礙、行為和興趣刻板，是嚴重危害兒童身心健康，并影響家庭、社會功能的一種新型疾病。而目前自閉癥兒童面臨著邊緣化的困境。根據目前國內的研究，也沒有從一個真正的理論視角出發，來探討相應的路徑選擇，因此本研究以社會支持理論為視角，在相關調查的結果上，探討促進自閉癥兒童的路徑選擇。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通過對浙江省金華市193個市民進行相關問卷調查，用科學的數據來分析社會公眾對自閉癥兒童的支持程度。另外，筆者通過與有3名自閉癥兒童的家長以及從事自閉癥兒童教育的王老師進行深入訪談，從側面來了解目前各個層面對于自閉癥兒童的社會支持。
（二）分析框架。社會支持作為一種理論框架，在理解個人與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個人或社會問題的產生源自其社會支持網的斷裂。因此要想解決問題的根源，必須從恢復社會支持網開始。總體來看，個體的社會支持網結構大致可分為家庭支持、社區支持、國家支持、社會支持等四個層次。因此社會支持體系在結構上呈現出以個體為核心，由幾個同心圓構成的社會支持格局（如下圖所示）。
三、研究發現
（一）現狀與問題。在社會大眾的調查中，對于自閉癥兒童這樣一個特殊群體，我們發現其社會支持網絡存在著嚴重的斷裂現象。就家庭支持來說，自閉癥小孩的到來讓許多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家長本身就需要被支持。就社區支持而言，目前社區尚未對這個群體有專門針對性的服務和活動。在我們調查的三位自閉癥兒童的社區目前沒有相應的情緒上的支持、物質支持、信息支持等。就國家支持而言，政府還未出臺相關的法規政策來保護特殊兒童的權利和權益，更沒有專門針對自閉癥兒童的，因此就缺乏了很多的相應的資源。就社會支持而言，目前社會公眾對于自閉癥兒童的認知度和支持度依然較低。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三成的被調查者沒有聽說過自閉癥兒童。而對自閉癥兒童有所了解的被調查者對自閉癥兒童的表現和成因都不是很了解。他們的了解都僅僅停留在表面。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有一半的被調查者表明即使想要幫助也不知道如何幫助，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或者體制給予社會大眾對自閉癥兒童提供幫助的途徑。因此，自閉癥兒童在這些層面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同時另一方面也正是適用了社會支持理論。
（二）分析與對策。根據以上現狀及問題的分析，本研究也將從重新恢復和發展社會支持系統出發，通過對于家庭、社區、國家和社會這四個層面各自的支持系統的發展，進而促進整個社會支持系統的完善，促進自閉癥兒童的康復。
1.家庭為本：促進家庭功能的恢復。自閉癥的家庭支持系統是指以血緣為基礎，主要指與自閉癥兒童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這是家庭支持的核心來源，它可以提供綜合性的支持資源如經濟、心理、接納等多方面的支持。主要可以由以下幾個方面來實踐：首先是促進家長對自閉癥兒童的接納。我們發現對家長而言，擁有一個自閉癥小孩，一開始是無法接受的。但是如果家長對自己的小孩都無法接納的話，那么家庭的功能就無法實現。其次是給予家庭以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導。自閉癥兒童的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家長所承受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教育壓力等等都是難以想象。因此需要社會工作者或者其他工作者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給予家長一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壓力的緩解和疏導，促進家庭功能的恢復。
2.社區融合：創造良好的社區氛圍。自閉癥兒童的社區支持系統可提供對情感交流、社會接納、融合的支持，通過營造一種寬松的社區氛圍，幫助自閉癥兒童與家庭融入社會。在社區主要是建立社區互助的渠道以促進社區融合。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有約一半的被調查者對自閉癥兒童表示同情但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社區中可以成立社區幫扶小組，組織那些愿意幫助自閉癥兒童的人，定期開展公益活動。比如進行自閉癥兒童相關知識的宣傳，捐衣捐物，定期幫助自閉癥家長照看孩子等等。同時也可以減少社區成員對于自閉癥兒童的偏見或歧視，促進社區更加融合，創造良好的社區氛圍。
3.政府主導：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自閉癥兒童的國家支持系統是指以福利與社會政策為基礎，通過福利國家的建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為個體或家庭提供社會保障、失業救濟等，實現有尊嚴的個體或家庭生活。一方面需要加大自閉癥兒童的社會保障力度。根據訪談的結果，筆者發現自閉癥兒童家庭大都面臨著高額的醫療費用和教育費用，經濟是他們目前的一大困境。而國家卻沒有通過福利及保障的發展，來減輕自閉癥兒童及家庭的負擔，促進自閉癥兒童更好的康復。另一方面制定并實施相應的社會政策來增強自閉癥兒童的社會福祉，提高他們及其家庭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而政府政策的出臺也意味著政府對其的關注，從而可以提高公眾的關注度和認知度。
4.社會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務機制。社會支持最需要的就是能夠形成良好的服務機制。包括專門機構的服務，以及志愿者的服務。因此要推動建立專門機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來給予民間機構資金以及其他支持，讓對自閉癥兒童的服務更加專業化。其次推動志愿者體系建立。只有專門有效的志愿者體系才能使得這些孩子更好的被照顧。
四、討論與結論
自閉癥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面臨著多方面的困境，而這些困境正是由于社會支持網的斷裂造成的。因此本研究著重于在深入認識社會支持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如何重新建構自閉癥兒童的社會支持系統的路徑。通過研究發現可以從社會支持的四個層面進行：①家庭為本：促進家庭功能的恢復；②社區融合：創造良好的社區氛圍；③政府主導：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④社會支持：形成良好的服務機制。在促進這四個支持系統發展的基礎上，從而完善自閉癥兒童的社會支持系統，促進其更好的康復和發展。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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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是企業經濟管理的重要部分,從20世紀中葉開始,以電子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根本改變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使整個社會逐步進入一個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傳統財務管理的一些觀念和內容也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傳統財務的基本要素是財務資本,財務管理是關于財務資本的運作,包括財務資本的取得、運用和資本收益的分配等。這與工業經濟時代資本的重要性是相聯系的,然而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財務資本雖然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但不是最重要的動力,知識承擔起了這一重任,在知識經濟時代,資本的概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不僅包括物質形態的以財產所有權為形式的財務資本,而且包括了可轉換為財務資本的非物質形態的知識資本,即人的知識本身。因此,新經濟下財務管理的基本要素面臨著從財務資本向知識資本的擴展,財務管理的內容也將發生新的變化,財務管理仍然由財務管理目標、財務關系、籌資、收益、分配財務指標的分析幾部分組成。但其形式和內容與工業經濟時代的理財活動迥然不同,下面我們逐一來分析如何做好知識時代企業財務管理。
一做好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創新
在科技創新和其成果轉化過程中產生了兩種后果,使得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定位成為必要和可能。一是企業在原有財務管理目標的指導下為追求狹隘的自身利益,采用造成外部不經濟性的科技創新成果,造成環境的污染、生態失衡、資源耗竭、影響社區福利等。造成嚴重后果,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二是科技創新成果也為消除不良后果提供了可能,如污染治理技術為解決污染問題提供了可能,也是新的財務管理目標定位成為必要。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由企業價值最大化調整為保證在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同時獲取優秀人才,形成最佳的良性結構知識流。同工業經濟時代一樣,知識經濟時代高科技企業仍然生活在社會之中,由于企業生產中大量采用新技術、新能源,將減少環境污染和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耗費,企業的產品質量提高并注重售后服務,增加就業機會,企業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企業已充分認識到擁有高素質的人才和員工隊伍是獲得更多知識和巨大財富的源泉。但由于知識的飛速發展,人的精力有限,一個人不可能掌握眾多的知識,此時獲得優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識結構及良好的知識流動秩序,便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基本目標。
二做好企業財務關系的創新
企業財務關系由內外協調轉向側重于企業內部人本化管理。企業財務關系,一般包括企業與投資者,受資者的財務關系、企業與債權人、債務人的關系;企業與政府部門的財務關系;企業內部各單位的關系以及企業員工之間的財務關系等。知識經濟時代這五類關系仍然存在,但主要側重于企業內部即企業與員工的關系。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要素在生產中起關鍵作用,但與其它生產要素與擁有知識是否愿意發揮其才能密切相關。因此,企業決策階層及財務人員應當從企業獎勵制度,人事選撥等方面去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這將決定企業能否生存,因此成為企業財務關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做好企業籌資管理
從籌資角度來看,來源于銀行的銀行資金比重將有所下降,這主要是因為難以滿足銀行經營對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要求。由于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的廣泛應用,各種金融工具的不斷涌現,使得網上融資成為可能,融資的領域更加廣闊,加速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企業在籌資決策時,在籌資渠道與方式選擇上,可能把視野放在國際資本大市場上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資源和融資方式。更重要的一點是知識、技術創新和具有專業技術的人力資源已成為促使企業成為處于市場競爭優勢地位的最關鍵因素。因而企業籌資的主要功能不僅僅在于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更在于有效地配置資源,它不僅包括資金的籌資,而且包括專利權、專有技術、人力資源等資源的籌資。企業價值最大化已不像以前工業經濟時代那樣單靠資本的大量投入。更確切地講,過去以資本籌資為主轉向以無形資產籌資為主。
四做好企業投資管理
人力資源、無形資產和風險投資將成為企業投資決策的重點。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生產要素的投入主要以設備、資本、原材料等為主。與之相聯系的財務管理比較注重固定資產投資、金融投資和營運資本管理,而對人力資源、無形資產和風險投資的管理則關注較少。新經濟最根本的特征是知識資本性經濟,知識和技術對生產的作用越來越大,知識資本由于高投入的刺激而不斷地擴張,企業的資產結構隨之發生變化。在新的資產結構中,以知識為基礎的專利權、商標權、商譽、計算機軟件等無形資產和以人才引進和開發為主的人力資產的比例將大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源、無形資產和風險投資必然成為財務管理的新領域。超級秘書網
五做好企業收益分配
財務資本與知識資本共享資本收益。工業經濟時代的收益分配實行的是按資本分配制度,誰擁有資本誰分享收益。在新經濟時代,知識必然成為分配依據之一,誰擁有知識,誰分享收益。這時,企業的參與者包括物質資本的提供者、直接生產者、企業經營管理者和知識創造者。其中物質資本的提供者提供財務資本,憑借資本所有權分配企業收益;直接生產者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直接賺取工資收入;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組織指揮生產,經營企業,不僅獲得工資收入,而且也憑借管理知識資本參與企業收益分配;技術創新者一方面獲得工資收入,也要憑借技術知識資本,參與企業收益分配。
六做好財務指標的分析
反映知識價值的指標將成為企業財務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資本所反映的是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之間的差距,由于傳統會計下知識指標反映的局限性,使得近四十年來,一些高新技術企業股票在上市后,其市場價值往往比其帳面價值高3-8倍,如天大天財,華工科技等,而有限公司雖然其帳面價值大,但市場價值卻每況愈下,以致最后陷入破產的絕境。可見,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反映知識資本價值的指標必然將成為企業財務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企業的管理者,還是企業的投資者、債權等相關利益主體,都必將十分關心和重視反映企業知識資本價值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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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二語寫作 社會-認知模型 元認知 理論研究
引言
在2007年5月舉行的第五屆第二語言寫作國際研討會上，Alister Cumming教授指出，二語寫作的實證研究需要理論框架的支撐，沒有理論的二語寫作研究是很難產生意義的 (徐浩，2007)。而在我國，二語寫作的理論研究較之于對寫作教學法的研究數量偏少，而廣大二語寫作教師由于理論背景知識的相對匱乏和對二語寫作本質的認識不足，盡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然存在著理論結構老化和教學效果收效低微的情況。本文著重介紹的Hayes (1996)模型從二語寫作過程的任務環境因素和認知因素兩個方面探討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而該模型在國內已發表的二語寫作研究中較少涉及，其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因此，本文通過對Hayes (1996)二語寫作過程社會-認知模型的評介，以寫作主體研究為基本視角，探討結合元認知理論 (theory of metacognition)解釋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的更多可能性。
該模型的早期版本Hayes & Flower (1980)模型已在國內外期刊中有諸多介紹 (e.g. Wang & Wen，2002; 王俊菊，2005)，在此不再贅述。因篇幅所限，與之相關的Chenoweth & Hayes (2001）模型將另撰文評介。本文著重介紹國內學術界較少涉及的Hayes (1996)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與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不同的是，該模型引入了結合了三大主流二語寫作流派，引入了工作記憶和長期記憶的概念，從心理語言學角度為二語寫作研究打開了獨特的視角。
1. Hayes (1996)模型在二語寫作理論研究中的地位
1.1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主要流派
Hyland (2002，2003)歸納了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三大主要流派。它們是（1）寫作文本研究 (text-oriented research)；（2）寫作對象研究 (reader-oriented research)；（3）寫作主體研究 (writer-oriented research)。寫作文本研究將二語寫作的文本，即二語寫作者的最終產品作為研究的重點，強調其是否符合目標語的文本的內在規律。寫作文本研究在教學法中其典型代表為結果教學法 (product-based pedagogy)，強調對語言形式的規范，學習者能夠通過范文觀察和比較自己的產品與范文的差距，但教師往往忽視對學習者思維能力和讀者意識的培養，學習者易走入背誦范文、寫作千人一面的誤區。
寫作對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強調二語寫作在社會層面的意義，學習者和教師應了解目標語篇群體（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y）的寫作規則(social conventions)和該目標群體對寫作者對普遍規則遵守的預期值。例如，在撰寫論文的致謝部分時，致謝人應考慮到論文審閱人對致謝部分的預期。如致謝應體現作者謙虛的態度，作者在該研究圈子的成員身份以及得到的學者支持(Paltridge & Starfield，2007)。寫作對象研究在教學法中主要體現為體裁教學法(genre-based pedagogy)以及特殊用途英語教學法(ESP)。該研究方向認為教師應引導學生建構對目標語體裁的語篇層面的宏觀理解和讀者意識，注意目標群體普遍承認的寫作規則。
寫作主體研究和以上兩種不同，強調寫作過程的復雜性，認為寫作是非線性的反復的探索過程，因此，也稱之為二語寫作中的認知研究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寫作主體研究在教學中主要體現為過程教學法(process-based pedagogy)。過程教學法激勵學習者在寫作過程中的內在認知因素和探索能力，著重培養學習者的邏輯思維，通過對習作的反復修改加工加深學習者對寫作過程的認識 (李金紅，2006)。
1.2 Hayes (1996)模型對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意義
在二語寫作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學者們或持寫作主體研究說，或持寫作對象研究說。而寫作文本研究由于其理論基礎行為主義學說的衰退，以及寫作主體研究和對象研究在近20年的陸續興起，則少有人問津。而寫作主體研究和寫作對象研究的二分法思維方式的根源來自于心理語言學研究核心和社會語言學研究核心的對立，即人類活動是作為對內在認知機制的反映還是與外在社會環境的塑造的對立 (Juzwik et al.，2006)。
而筆者認為，這兩大二語寫作研究方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應當為互為補充。因為內在認知環境和外在社會機制是獨立而又擁有互相緊密的關系的兩個部分。例如，任何外部因素都必須首先由內部認知機制所感知并通過內部認知機制進行信息處理才能發揮作用，同樣，內部認知機制的形成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如寫作的社會環境、讀者要求等等。同時，寫作文本研究同樣應有一定地位，例如，已寫出的寫作文本對寫作者后續寫作時的認知處理的影響也值得探討。Whalen & Menard（1995）指出，當寫作過程產生時，二語寫作者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從寫作前的宏觀層面轉移到相對微觀的方面，如對字詞層面的注意。換言之，文本的產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宏觀層面上的信息處理。
因此，Hayes (1996)提出的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能夠較好地結合這三種研究方向。該模型以寫作主體的內部認知信息處理機制為基礎，考察任務環境因素（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和個人因素（內部認知機制）的互動關系。下一部分將著重闡述Hayes (1996)模型和三種研究方向的關系。
1.3 Hayes (1996)模型描述
在寫作過程的模型研究方面，針對一語寫作過程的研究數量遠遠超過對二語寫作過程的研究。因此，一語寫作研究對二語寫作有很大的影響和借鑒意義。同時，由于一語寫作和二語寫作的差別（如二語寫作過程中一語對二語寫作過程的影響作用；中西方寫作思維方式的差異等），筆者認為一語寫作模型不能等同于二語寫作模型，但對二語寫作模型的建立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William，2005)。Hayes (1996)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見圖1。
基于信息加工理論(hu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Hayes (1996)模型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任務環境 (the task environment)和個人因素(the individual)。任務環境由宏觀的社會環境 (the social environment)和微觀的物理環境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兩部分構成。社會環境指讀者期望(the audience)和其他相關的社會因素 (collaborators)，物理環境指寫作者已寫成的文本(the text written so far)和作者的寫作媒介(the composing medium)，即用紙筆寫作或文字處理程序寫作。
在個人因素方面，共包括四個部分：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認知過程(the cognitive process)以及情感因素(affect/motivation)。工作記憶在當代認知心理學中代替了原有的短期記憶 (short-term memory)，和長期記憶同為信息加工理論的兩個重要概念(Anderson，2000)。工作記憶作為信息加工的主要認知領域，負責從長期記憶調取信息儲備并對信息進行處理，它的信息存儲空間有限，存儲時間相對較短；而長期記憶負責知識的長時間存儲 (Baddley，1992)。
Hayes（1996） 對工作記憶的細分基本上與Baddley（1992）一致，其不同之處在于Hayes使用了“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代替Baddley的“工作中樞”(executive control)以體現語言處理在寫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兩個概念是聲音處理 (phonological loop)和空間關系處理(visual/spatial sketchpad)。比如，聲音處理和學習者的聽力能力密切相關，空間關系處理和繪畫能力有緊密聯系。在Hayes (1996)模型中，長期記憶中儲存的知識包括：任務背景 (task schemas)，話題知識 (topic knowledge)，作者知識 (author knowledge)，語言知識 (linguistic knowledge)，以及體裁知識 (genre knowledge)。其中任務背景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在二語寫作中，它包括對寫作結構的知識和寫作程序、寫作目的等一系列對目的任務的知識掌握。
認知過程可以看作是寫作者長期記憶和工作記憶信息交互和信息處理的外在表現。文本解讀(text interpretation)指作者對寫作任務的認知處理過程；反思(reflection)指寫作者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信息通過工作記憶的信息處理解決問題、判斷推理的過程；文本產出 (text production)是指寫作者將內部認知處理轉化為文字輸出的過程。這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原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中對構思(planning)、轉碼 (translating)和修正 (reviewing)以及對三種認知行為的監控(monitoring)的理論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個模型中，三個部分都并非是線型的連續的三個步驟，而是反復進行的三個過程。換言之，作者有可能從反思過程重新回到文本解讀過程，而非進行文本產出。此外，我們也可發現，這兩個模型強調的重點不同。Hayes (1996)模型對此部分的處理強調其與信息加工理論的內在聯系；而早期的版本主要考量標準的寫作者的可觀察的寫作行動。
情感因素指在寫作過程中的情感特征和個性傾向，包括動機(motivation)、目標 (goals)、個性 (predispositions)、觀念 (self-beliefs)、態度 (attitudes)、預期(cost/benefit estimates)，以及焦慮 (anxiety)等一系列要素。作為二語習得領域的重要方向，對個體差異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研究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在二語寫作方面，寫作者的深層動機或者表層動機都有可能對寫作的過程和結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1.4模型的意義和不足
Hayes (1996)模型的意義在于：第一，該模型體現了任務環境和個人因素的互動關系。其中任務環境包含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一方面，該模型體現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影響。例如，二語寫作者對不同讀者群體的身份意識會影響其調動面向不同讀者的語言知識。此外，在個人因素中，用電腦寫作可能會更加有利于寫作者對文本的修改。另一方面，二語寫作者個人，作為創造語篇的使動者，也參與了語篇目標群體的構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二語寫作者的寫作活動也對任務環境有一定作用。
第二，該模型結合了寫作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將長期記憶和工作記憶作為個人因素研究的重點。二語寫作的成功來自于寫作者對長期記憶中的知識的存儲，以及工作記憶對長期記憶知識儲備的順利提取和有效應用，而信息處理的過程受到了情感因素和認識過程的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換言之，該模型強調了多種因素對二語寫作的影響，體現了因素間的制約和互動關系。例如，修改策略的使用可能同時受到內部因素諸如策略知識、對讀者喜好的知識、工作記憶容量或者外部因素諸如文字處理程序的使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第三，該模型突出了個人因素的作用。任何外部因素的影響都必須首先反映在寫作者的認知機制中，通過工作記憶的信息處理才能對寫作過程和結果發揮作用。此外，二語閱讀的研究表明 (e.g. Carrell，Devine，& Eskey，1988; Shaw & Weir，2007)，讀者和文本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此，不同讀者對同一文本的解讀可能牽涉很多變量，換個角度來說，該寫作模型試圖從心理語言學的角度部分解釋影響二語寫作的認知因素，并同時考量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在二語寫作中的作用。
同時，Hayes (1996)模型也存在著不足之處。首先，作為一語寫作模型，該模型并未體現二語寫作者時存在的一語對二語寫作過程的影響作用 (Zamel，1983; Raimes，1985; Cumming，1989)，例如，Wang & Wen (2002）指出，學生的一語寫作水平對二語寫作有影響；其次，目前該模型還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來支持其合理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說明了該模型在二語寫作研究中的潛力價值。它的社會-認知的雙重架構比單一角度的模型更具有解釋力。而元認知理論，作為二語習得理論研究個體差異研究以及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點，并未在此模型中得以體現。以下部分將討論元認知理論在該模型中的應有位置。
2. 元認知理論在模型用的作用
對于元認知的研究始于Flavell對于元記憶的研究。Flavell (1979，1992)指出元認知是認知主體對自身認知活動的認識。在過去十年中，學者普遍認為元認知包括元認知知識 (knowledge of cognition)和元認知調控(regulation of cognition)兩個主要方面(如Baker & Brown，1984; Gagne，Yekovich，& Yekovich，1993; Phakiti，2006; Schraw，2001)。元認知知識是指認知個體自身對于信息的個體生物性積累，包括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條件式知識，三種知識儲存在長期記憶中。元認知調控是工作記憶的一種運行模式，而長期記憶中非相對穩定的知識積累。元認知調控是指認知個體對于自身認知過程的即時監測和調控。元認知調控在策略方面，可表現為可觀測的策略運用（strategy），或者不可觀測的自動化的技巧(skill)。當個體進行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認知調控時，這樣的行為可被看作是策略使用 (Phakiti，2006)。
元認知知識中，根據Anderson（1991）和吳紅云（2006）的定義，陳述性知識，即認知主體關于事實、規律、和定義的知識；包括一般性知識(domain-general knowledge)和特殊領域知識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程序性知識是指關于認知主體如何達到目標的過程的知識 (know how)；條件性知識指關于認知主體對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運用原因和運用時機的知識 (know why and when)。Flavell (1992)則認為元認知知識也可分為主體知識 (person knowledge)、任務知識 (task knowledge)和策略知識 (strategic knowledge)。在元認知知識中，主體知識是指認知主體對自身(intra-individual)、個體之間(inter-individual)和對人類認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 (universal)。例如，“我的英語口語比我的英語寫作要好。”屬于對自身認知能力的主體知識；“我比我的同桌更擅于用英文表達思想。”則屬于對個體之間認知能力的主體知識；而“一個學英語一個月的中國學生用英語來寫長篇小說的話，應該不能勝任。”則屬于對人類認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元認知知識中的第二個要素是任務知識。任務知識是指認知任務對知識儲備的要求、知識儲備對任務完成的影響、以及知識儲備對任務完成的局限性。比如，對特殊領域知識有要求的寫作任務會比只需要一般性知識的寫作任務難度更大。元認知知識的第三個要素是策略知識。策略知識是指為達成任務實現目標對于應當運用何種策略的知識。比如，寫作者在具有如何在寫作時進行宏觀和微觀監控的知識后，能夠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實施監控。值得注意的是，元認知文獻中所指的策略知識主要指的是對元認知策略的知識，對于是否其包括對認知策略的知識則不明確。而策略知識和策略使用在該理論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通過實證研究進行深入考查。筆者認為，根據元認知理論，在Hayes (1996)模型的長期記憶中，除任務背景、 話題知識、 作者知識、語言知識、 以及體裁知識以外，長期記憶中應還包括元認知知識。元認知知識和其他知識地位相同，同樣影響著文本的的寫作過程、文本和文本質量。
認知調控主要在發生在工作記憶。有意識的認知調控被稱為策略。根據信息加工理論，O’Malley和Chamot (1990)認為策略可分為三大類：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和社會/情感策略。元認知策略評價、管理、監控認知行為，發揮指揮和控制認知策略的實施的作用；認知策略是指在處理問題時中采取的一系列具體的認知行為；社會/情感策略指控制、協調與外部社會關系和內部情感的認知行為。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三種策略都是有意識的行為；再次，元認知策略不基于具體任務，而認知策略和具體的任務關系密切 (Schraw，2001)。例如，監控策略即可用于日常的駕車活動中，也可用于二語寫作時對寫作結構的監控。而激發關于段落構思知識這一認知策略和寫作活動以及與寫作相關的背景知識十分相關。本文的Hayes(1996)模型并未直接提到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但是，由于該模型的理論背景是信息加工理論，因此可推斷出這兩種策略應用都與模型中的工作記憶部分密切相關。同時，雖然情感因素在模型中作為單獨的因素出現，其調控過程同樣受工作記憶影響。其中，元認知策略和認知策略在具體環境中的使用可受到長期記憶中的知識構成(包括元認知知識、工作記憶容量、情感因素、認知過程)的多重影響。
因此，根據元認知理論，Hayes（1996）模型中的長期記憶部分應包括任務背景、話題知識、 作者知識、語言知識、體裁知識、以及元認知知識。而工作記憶中應當體現具體環境下的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和社會/情感策略的使用。而具體的策略使用因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個人因素方面，長期記憶中的知識積累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任務環境方面，策略使用也受到了宏觀的社會環境和微觀的個人物理環境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二語寫作的認知過程的寫作文本。
3. Hayes (1996)模型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的實踐意義
首先，二語寫作教師和二語寫作者都需意識到二語寫作過程和寫作文本既受到寫作的任務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寫作者的個人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高質量的寫作產品是二語學習者綜合素質的體現。在教學活動中，寫作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培養學生對多因素寫作過程的顯性認識，應引導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寫作優勢和熱點，并把學生對寫作的注意力從字詞語法等微觀層次提高到讀者意識等宏觀層次。
再次，在寫作課堂中二語教師可進行策略培訓，而在策略培訓中需要注意元認知知識和元認知調控的區別。在筆者對英語專業本科一年級生進行策略培訓時，發現學生雖然在長期學習中對英語寫作需要的認識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長期記憶中的知識儲備不全面，因此影響了策略的使用和文本的質量。例如，有不少學生認為寫作文就是寫“三段論”，即寫三個自然段就算完成作文。此類學生沒有區分非應試作文和應試作文的要求，同時錯誤理解“三段論”為三個自然段的寫作，缺乏任務背景的知識，導致在寫非應試作文時錯誤地采用了應試作文的構思策略，影響了作文的質量。因此，寫作教師不僅要教學生使用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用“對”策略。
結論
Hayes（1996）二語寫作過程社會-認知模型結合了寫作文本研究、寫作對象研究和寫作主體研究的成果，重點分析了二語寫作過程中的個人因素和任務環境因素的作用。筆者提出元認知理論中元認知知識在長期記憶中以及元認知調控在工作記憶中的應有位置。希望通過本文拋磚引玉，廣大英語寫作教師和英語寫作研究人員可利用Hayes (1996)模型，進一步深入探討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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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和諧社會；大學生；社會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不斷向實踐滲透，并與實踐緊密結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向實踐轉向成為一個新的課題。21世紀信息時代的到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發展內在地要求理論本身要具有實踐解釋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紀信息時代和中國現代化實踐發展的挑戰，就必須深入到新階段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和諧社會構建的現實世界，結合時代和實踐發展境況，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參與能力，從而實現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實現其價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理論與實踐維度
實踐轉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現自身價值的必然要求。“真正的理論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1]，在信息時代的背景下，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經濟社會的深層改革和戰略發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有著深刻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緣由，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其進行深度剖析。
（一）理論之維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內涵的深化與拓展，需要一系列相關理論的支撐和依托，而的交往實踐理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觀和價值觀建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理論之維。
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而“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3]。在唯物史觀的視野里，實踐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的外顯方式，人在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生成了對象化世界，建構了主體間的交往共同體，并在其中的實踐活動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體間的交往關系，生成了以客體為基礎、以主體為核心的社會關系。以交往實踐理論為指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該突破以理論教育為中心的范式實現實踐轉向，搭建平臺讓高校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使其在實踐中尋找理論知識與現實社會的契合點和融合點，既能增強理論教育的實效性和時效性，又提升學生的交往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實踐觀認為：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目的、發展動力和檢驗標準。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種理論教育，理論教育植根于實踐，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同時應該回歸實踐，在實踐中檢驗，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質的內在規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觀的基本點。
同時，“理論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質。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換言之，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要“說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實現最大化，必須緊緊抓住人本身。而從事滿足自身需要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活動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最集中體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雖然是理論教育，但它的價值卻體現為實踐價值，即必須從人的需要出發并能指導人的實踐，這客觀上要求理論教育必須與實踐有機結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論教育的價值在實踐中實現和檢驗，增強針對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換言之，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觀的內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實踐之維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的重要一維，它的發展是與時代和社會的發展相協調的，并服從和服務于社會和人的發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不僅有深層的理論淵源和依據，同時也有深刻的現實依據和堅實的實踐據點，即：當前和今后一個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為目標，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經濟社會的轉型與升級。這有機統一的系列實踐活動和目標建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實踐之維。
人是實踐手段與目的的有機統一體，青年大學生是我國的人才寶庫，是中國特色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和潛在推動者，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人力資源和潛在人力資本。因而，高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活動和目標，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要加大理論的宣傳和解釋力度，另一方面則要為受教育主體搭建實踐平臺，建構實踐模式，讓大學生投身到社會建設中，在實踐中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提高理論的實踐參與能力，從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使青年大學生在推進社會和自身發展的實踐中尋找動力源，使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轉化為青年大學生的自覺行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得以充分詮釋和實現。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三個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實踐平臺，即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和志愿服務平臺，建構虛擬環境中的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和現代公民文化環境中的結構性互動模式,使高校大學生在與新生代農民工共同成長發展、服務社區建設和增強現代公民意識中實現自我提升的同時助推社會管理的創新和和諧社會的構建，最大限度地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
（一）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建構虛擬環境中的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
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是網絡時代虛擬空間和虛擬社會中的主力軍，團廣東省委和廣東省教育廳打造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該平臺以新生代農民工開展網絡高等學歷教育學習為切入點，高校大學生以學習助理的身份參與新生代農民工“圓夢”計劃人才培養工程，滿足新時期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發展訴求。大學生擔任學習助理使大學生由現實大學校園中單純的受教育者轉變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理論教育者和學習管理者和服務者。大學生通過郵件、QQ、微博、手機等各種新媒體手段，加強與“圓夢”計劃學員的交流溝通，引導他們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學員良好的思想道德、職業道德和心理品質，同時激勵“圓夢計劃”學員自立自強、奮發向上，完成學業。
大學生參與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發展的“圓夢”計劃，客觀上要求大學生自身必須具有較廣博的學識、較深厚的理論積累和較強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勝任“學習助理”一職。學工成長發展聯合陣線使大學生在身份轉變和角色變換中認識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協助導師和班主任開展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在與新生代農民工互動中真切地了解新階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解決問題中提升自我，這是網絡時代大學生與新生代農民工打造的成長發展聯合陣線，是虛擬環境中教育主體間的互動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國兩大最為活躍、最有生機和活力的青年群體，加強這兩大群體的教育、引導、管理和服務、滿足他們成長發展訴求，不僅是現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課題，也是和諧社會視域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新課題。學工成長發展聯合陣線作為虛擬環境中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為以上兩個課題的研究找到了接洽點，也使大學生和新時代農民工作為教育主體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在實踐中培養有理想、有追求、有責任感、有影響力的“四有”青年，建構教育主體間的互動模式,在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和推進和諧社會構建的同時培養和塑造兩大青年群體。
（二）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建構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
社區是與千家萬戶人民群眾聯系最緊密的基層之一，社區的管理和服務貫穿于基層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沒有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局的和諧與穩定。然而，由于社區工作繁雜，人力不足和人員素質偏低等因素，社區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現狀與人民群眾的理想訴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之一是高校與社區合作，打造在校大學生社會掛職平臺，建立大學生社區掛職機制，讓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高社區的管理和服務能力，推動基層和諧社會的建設。
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建構的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學生這一受教育主體在校園里接受教師的理論教育，提高理論修養，為實踐工作奠定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大學生在社區接受社區工作人員的實踐指導，并在服務社區、服務群眾中真切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同時，教師、社區工作人員在為大學生答疑解惑中求進，甚至和學生共同研究和解決現實矛盾和問題，共同思考和探討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和和諧社區的構建，使教育主體與受教育主體之間、教育主體之間、受教育主體之間這多元主體在管理和服務社區的實踐中形成能動的多維雙向互動關系，使高校大學生在推動和諧社區建設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
（三）志愿服務平臺：建構現代公民文化環境中的結構性互動模式
馬克思指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5] 國家理論認為，人為基礎的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時“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6] 而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個人、團體和社會組織則是市民社會的基礎，缺乏公民意識的人，不太可能成為全面發展的現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識的民眾也難以推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需要培育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和文化的人才。
中國現階段處于社會轉型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結構將出現根本轉變，包括群體利益、社會關系、社會規范、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全方位變化，同時也還有社會系統的序變，這一系列的根本轉變將會擴大政府與市場無法觸及、需要民眾廣泛參與的社會公共領域，這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新課題的同時也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識提供了契機，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體表現為民眾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務行動，即民眾樹立包容發展理念，重視共建共享、文明傳承，自愿承擔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準則的社會責任，這也恰恰是和諧社會視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之一。
志愿（義務）服務是個人多方面多領域社會參與、志愿無償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是現代公民社會參與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擔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準則的社會責任的行為。高校大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在老人服務、幫教服務、城市社區建設、環境保護、大型社會公益活動等領域為政府和社會團體提供無償服務，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高校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諧社會視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有效模式。
大學生志愿服務在“奉獻社會、豐富生活體驗、提升自我”的過程中“傳遞愛心，傳播文明，促進社會和諧和社會進步”，在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實現個人價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時提升社會成員的現代公民意識，增強社會凝聚力，從社會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學生的現代素質，使具有現代意識的大學生成為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人才基礎。因此，大學生志愿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在開發現代公民文化的實踐活動中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自身的結構性互動。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三個模式彰顯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時效性和實效性，即大學生在參與新階段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中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認知，并在提升自我的過程中助推和諧社會的構建，使人（大學生）與社會得以協調發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實現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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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多中心治理理論 適用性 服務型政府 社會資本
一、多中心治理理論簡介
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其核心觀點就是在政府的指令管制與完全市場化之間，存在許多其他有效的治理方式。
（一）多中心要求主體的多元化。
多中心通過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提供主體的多元化，在公共治理過程中形成一種競爭機制，使得各主體之間相互競爭，降低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與提供成本，提高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以確保公眾能夠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選擇，使得政府提高對公眾的回應性，以及公共意愿得以表達。
（二）多中心要求政府與市場通力合作的共治。
多中心理論指出，單純的政府管制與市場化不能夠滿足公共治理的要求。政府的權力擴張會導致壟斷與腐敗，再加上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缺乏動力，使得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一味地市場化只會追求效率，而不能滿足公平的要求。因此，多中心理論提倡二者共治，而不是政府與市場非此即彼。
（三）多中心要求政府轉變角色和職能。
奧斯特羅姆認為，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存在“生產者、消費者和中介者”三種，政府應該轉變角色，由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作為市場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在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提供過程中制定法律和規則來保證正常的秩序，而不是進行壟斷。
二、多中心治理在中國的適用性
（一）多中心治理理論對于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作用。
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由來已久，取得了許多成績，如政府信息公開、政府問責制等。但隨著公民參與度的提高，公共產品需求的增加，公眾期望的升高，政府服務質量有待提高、“服務型政府”口號流于形式等問題出現，我國公共治理模式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改革。這就要求我國吸取多中心治理理論的諸多有益觀點，減少直接的、命令的、強制的方式，而采取間接的、服務的方式，能夠交給地方做的就大膽放權，決策層與執行層分離，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多中心理論在我國的實際運用有以下幾種。
1.社會組織壯大
要想實現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生產主體和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就必須壯大社會組織。在國外，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依靠社會組織，如各種行業協會、學會等。多中心理論要求壯大社會組織以實現社會自治。
2.外包
自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以來，許多公共產品政府外包給私營企業去生產，這樣既有利于提高公共產品生產的效率，又有利于政府減少直接干預，是民營化的主要形式。
（二）多中心治理理論能夠提高社會資本存量，加強公眾參與程度。
多中心理論已經演變為一種思維方式，要求建立強大的公民社會，政府僅僅作為中介參與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給過程，提出在各個領域建立自組織，對公共事務進行自我管理，這能夠加強公眾和組織內部的互相溝通，建立起一個全社會范圍內的社會網絡，以促進社會資本的提高，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度，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目標，打破以政府為核心的單中心治理模式，建立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三）審慎對待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運用。
關鍵詞：西方財務管理理論；中國財務管理理論；比較研究
引言
理論是對實踐的概括和總結，是系統化和理性化的科學知識，其主要來源于實踐，反過來又對實踐活動起解釋、指導、評價和預測的重要作用。因此，對“財務管理理論”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學認識論的觀點進行解釋。我國學者王化成（2000）就認為，“財務管理理論是根據財務管理假設所進行的科學推理或對財務管理實踐的科學總結而建立的概念體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釋、評價、指導、完善和開拓財務管理實踐。”[1]既然財務管理理論是對財務管理實踐的系統化和理性化的科學總結，而財務管理實踐又隨著理財環境的演化而不斷變化，因而財務管理理論理應也隨著理財環境的變化而進行適應性動態調整。①西方財務管理理論產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必然產物；而我國的財務管理理論是借鑒20世紀40年代前蘇聯學者費·吉亞琴科所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財務管理理論，并適應我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法律、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而形成的。雖然我國的財務管理理論在構建與發展過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進與借鑒了西方主流的財務管理理論，但引進與借鑒對于理論的構建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對于財務管理理論這樣的社會科學尤其如此，必須考慮我國的經濟、政治、法律和社會文化等現實環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已有32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環境不斷完善，社會文化環境與時俱進。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化和國際金融危機頻發的國際背景下，我國的財務管理理論應該在借鑒吸收西方財務管理理論的基礎上，為適應國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動態調整與完善。因此，本文就當前國內外理財環境背景下對中西方主流財務管理理論進行比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以期為構建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財務管理理論結構提供指導。
一、西方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現狀
西方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2]，它是伴隨西方財務管理環境的變化和財務管理實踐的發展而演進的。
（一）傳統財務管理理論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前）
該階段典型的環境特征是20世紀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因而該階段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籌資管理、資金管理、內部控制、兼并重組和破產清算等方面。這一階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財》、米德的《公司財務》、戴維的《公司財務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財務問題》、洛夫的《企業財務》、羅斯的《企業內部財務論》、施曼林巴赫的《財務論》、古川容一的《財務管理》等。這一階段主要是從企業外部而不是從企業內部決策角度研究財務管理理論，研究范圍較為狹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義性方法為主。
（二）投資財務管理理論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
該階段典型的環境特征是工業技術革新加劇、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和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因而該階段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內部的財務決策方面，注重對投資決策程序、方法和指標體系的研究。這一階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資本預算》、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選擇》、米勒和莫迪利亞尼的《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威廉·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等。這一階段財務管理理論的研究從企業外部轉向企業內部財務決策，投資管理成為研究重點，強調事前控制和資產管理，研究領域不斷開闊，研究方法主要以數理模型和定量分析為主，同時，強調財務管理理論與多學科知識的交叉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