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對地攤經濟發展的建議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　地攤經濟; 治理; 法律困境;

Abstrac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axed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nd explicitly encouraged its development,But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in many places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being chaotic if it's released or being inanimate if it's administer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reval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fter sale,the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city, and the improper way of supervision. To overcome thepredicament,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improve the market access system,innovate the way of supervision,establish industry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detail,so as to help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here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uly become the vitality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minister; legal predicament;

在國家宏觀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下，地攤經濟順勢發展，全國迅速開啟了地攤經濟復興模式。地攤經濟展示出其獨特的經濟驅動勢能，但其中也不乏盲目跟從的勢頭。如今潮流逐漸減退，地攤經濟又被納入強制規范的列表之中，攤販和城管間的“貓和老鼠游戲”重復上演。可是地攤經濟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落”經濟，其出現帶有一定的正負效應，我們只有將其帶到“陽光之下”——使其合法化，合理化，規范化，才能為長足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動力支撐。

1 、地攤經濟的基礎理論梳理

1.1、 地攤經濟的概念

地攤經濟，是指通過擺地攤而獲得收入來源的一種經濟形式。由于人類個體有限的生產能力和多樣化的物質需求，加之后來勞動分工的明確化、職業化、專業化，早期的物物交換逐步演化成商業貿易。但販夫走卒，古已有之。地攤經濟作為人類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業活動之一，有其獨特的優勢，不僅填補了老百姓購物的一段空白，在疫情背景下還能發揮緩解就業壓力、繁榮經濟市場、改善民生等作用。

1.2、 地攤經濟的類型及特征

1.2.1 、叫賣地攤與問價地攤

根據攤主的販賣方式，可分為叫賣地攤與問價地攤。叫賣地攤的攤主多以叫賣的方式，宣揚折扣優惠細則，吸引客源，促成交易，其特征為利潤低、銷量大。問價地攤則是等待消費者問價，部分商品在攤販與消費者的一問一答中降低價格，促成交易，其特征為被動、價格因人而異。

1.2.2、 食品地攤、服飾地攤、生活用品地攤與娛樂地攤

根據地攤販賣商品種類，可分為食品地攤、服飾地攤、生活用品地攤與娛樂地攤。食品地攤無論是加工過程還是售后，易產生垃圾，食品安全為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服飾地攤因其售賣尺碼及款式多樣，通常占地面積大；生活用品地攤數量最少，商品質量安全引人關注；娛樂地攤多設在廣場等面積大、人流量多的地方，占地面積較大。

1.3 、地攤經濟興起的溯因

1.3.1、 疫情背景下政策鼓勵

近幾十年來，地攤經濟相關政策有放寬趨勢。近來受疫情影響，國內失業人口增加，各個群體經濟負擔都有所加重。國家為推動經濟發展，擴大內需，放寬了地攤經濟相關政策，鼓勵地攤經濟的發展。各地也紛紛出臺相應政策或措施以促進地攤經濟發展，減輕就業壓力。截止2020年6月，先后有江西、遼寧、陜西和南京、成都、廈門等多個省市明確表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并出臺了系列寬松政策。[1]

1.3.2 、地攤經濟“三低”特質

地攤經濟有著創業門檻低、失敗風險低、商品價格低的“三低”特質。創業門檻低，是指對經營者的學歷及技能要求不高，沒有店鋪租金的壓力，對資金不足、身體有缺陷、年齡較高但又想獲得收入的弱勢群體來說，是一條保障自己生存權的道路。失敗風險低，指的是前期的資金投入不多，經營成本不高，中低收入群體數量大，市場廣泛。地攤經濟沒有店面租金，店員服務等壓力，商品價格一般都比較低，大部分商品算得上物美價廉，競爭優勢明顯。

1.3.3、 填補了消費者的需求空白

首先，地攤經營者大多會選擇人流量多的地點擺攤，如學校、居民區、大型商場的周圍。這一選擇為居民、學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消費途徑。其次，從地攤經營的內容來看，多以小吃、零食、日用品為主，而城市居民的主體以中小階層為主，物美價廉的“地攤貨”可以很好滿足部分日常需求，填補了商超之外的消費市場，滿足了消費者購物便利的需求。

2 、地攤經濟調研情況分析

2.1、 調研情況

本次調研主要以問卷、走訪調查為主，電話咨詢等為輔。問卷調查分為線上調查與線下調查，針對不同群體設計了兩份不同問卷，一份針對地攤經營者采取線下調查方式，另一份針對非地攤經營者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調查方式。針對地攤經營者的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352份，針對非地攤經營者的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268份。調查地點為湖南省長沙市，走訪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長沙市岳麓區、雨花區、天心區等。

2.1.1、 地攤經營者調研情況

通過問卷數據和走訪調查結果可知，在長沙從事地攤經營的勞動者，大多是缺乏學歷和技能的外來務工人員且近一半為中老年人群體（如圖1、圖2所示）。

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在缺乏其他技能的情況下，加之年齡偏大，學習新技能的積極性不高和過慢，多數會選擇從事擺攤從而維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或者補貼家用。大部分經營者對當前地攤經濟的監管和執法感到不滿意，城管執法不夠公開透明，多數從業者對關于地攤方面的法律或法規不太了解，對于政府出臺關于地攤經濟相關規定，有一部分人認為很好，但多數人認為沒有用，從而也就造成的目前地攤經濟“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

2.1.2、 非地攤經營者調研情況

非地攤經營者問卷部分，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調查方法，接受調查的群體主要為當地居民、外地游客、當地學生等。在268份的調查問卷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對地攤經濟有一定的了解，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次接觸到地攤經濟，因此他們對地攤經濟的態度是基本支持的。非經營者認為地攤經濟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多樣化的物品選擇，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非經營者發現了地攤經濟存在的問題，即噪聲污染、環境污染和衛生質量問題，他們希望國家可以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2.2 、調研問題分析

2.2.1、 管理制度不完善

雖然地攤經營者與非地攤經營者立場不同，但他們都表示出了對現在地攤管理的不滿。地攤經營者表示，目前城管執法方式較以往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執法不文明、不公正的現象存在；非地攤經營者則認為政府在試點的時候沒有廣泛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沒有結合實際；在執法的過程中不夠透明。所以在地攤經濟管理的過程過，政府和其他管理機構應當充分考慮各方意見，建立高效溝通的機制，規范城管執法過程，結合地攤經濟的客觀特性，因地制宜做好規劃與管理。

2.2.2 、政策宣傳落實不到位

無論是地攤經營者還是非地攤經營者，他們對于地攤經濟的認識都存在滯后的情況。非經營者對城管的印象基本停留在了之前新聞所報道的粗暴、野蠻上，而根據經營者的反映，城管的素質是有所提高的；經營者對當前地攤經濟相關法規也不熟悉，實際上早在2016年湖南省政府就出臺了《湖南省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小餐飲和食品攤販管理條例》，在這部條例中明確規定了食品攤販經營方式和范圍等。造成這些現象的出現，客觀上可歸咎于政府宣傳不到位。同時法規出臺后，政府部門沒有出臺相應跟上立法的規范性文件，來具體引導地攤經濟，政策精神難以落實。

3 、地攤經濟發展的法律困境

通過實地調查和文獻資料研究，我們發現地攤經濟發展的法律困境主要集中在售后、秩序和監管三方面。售后問題主要發生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部分經營者職業道德不高，對產品、服務的質量把關不嚴，易發生侵權等糾紛；此外消費者也存在維權困難的現實難題。秩序問題則發生在經營者與社會公眾之間，主要包括噪音污染、環境污染在內的污染問題和交通堵塞問題等。監管問題則發生在經營者與管理者之間，主要是執法模式不文明以及現有規劃試點不科學的設置與管理。

3.1 、售后維權艱難

由于地攤經營流動性和自主性較強，進貨渠道多元化，且目前針對規范地攤經營的法律尚不完善，尤其是產品來源追溯的監管機制的缺乏，使得地攤商品來源不明，即使發現劣質商品和食品過期變質也無從追溯。同時，地攤經營的自主性決定了攤主進貨渠道的多元化，這也加重了對其來源的監控和管理的負擔。再者，當前各類食品攤點缺乏相關食品安全與質量公示,也沒有相關第三方機構，如質檢和維權機構的介入，消費者無法直接了解攤點食品安全情況，在出現食品安全或質量等問題主張維權時，難以取證，追責困難。[2]

3.2 、影響城市正常秩序

3.2.1、 環境污染問題

地攤經濟常常伴隨嚴重的環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空氣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由于地攤多設在人流量大的交通十字路口、居民區的空地處、學校周邊等處，他們的叫賣聲以及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噪音極易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食品加工產生的油煙、隨處亂倒的垃圾和食物殘渣使當地的環境陷入“臟亂差”，給城市環衛管理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還有一些地攤經營時間較長、較晚，容易損害居民休息權。在經營中，油煙、食物氣味和垃圾等常常影響周邊環境。

3.2.2 、影響交通秩序

經營的逐利性驅使攤主聚集在人流量大且人群密集的地點經營，而這些地點通常也是城市規劃中的交通網點、商業繁華地段、娛樂場所中心圈和居民小區密集區等區域。由于地攤經濟自身特點，區域內部缺乏統一的攤位規則。同時受部分經營者素質較低的影響，地攤經營不可避免和城市規劃在空間上有交錯的現象，加重了空間利用上的矛盾，容易破壞正常運行的交通秩序，影響交通安全。

3.3 、監管方式不當

3.3.1 、執法方式不當

城管暴力執法這一社會熱點不止一次上了“頭條”，因管理方與被管理方地位上的不平等性和管理的強制性，輿論常將問題歸責于管理一方，而忽略了執法與被執法的雙向關系。暴力執法問題出現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措施不配套、執法方式不妥當；二是城市管理者與地攤經營者缺乏有效溝通。城管和地攤經營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地位的不對等使兩者的立場和意志有明顯的差異。

實際生活中，城管在執法的過程中，較缺乏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大多數經營者對于城管的執法方式都有所不滿，主要體現在執法過度、方式簡單粗暴和不文明執法三個方面。而一般以地攤為生的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質較低，缺乏相應的法律意識，當出現事故糾紛時，他們比較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是通過法律途徑，且手段比較偏激，容易與城管發生肢體沖突，進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治安管理和社會和諧。

3.3.2 規劃管理不科學

在城市管理中，政府部門是管理者的角色，而地攤經營者是被管理者。雖然服務型政府已取得較大成效，但在地攤經濟管理與執法方面仍存在著較大進步空間。此外，因為現實管理問題各不相同，政府根據最基本的管理職能，有時不得不強制介入地攤經營，干預市場。此時，由于缺乏系統、科學的論證以及充分聽取經營者的意見，政府部門的某些舉措顯得“費力不討好”或者“藥不對癥”，在地攤經濟中較為明顯的一點就是政府規劃攤點設置與管理制度不科學、不合理。

在放開對流動攤販限制的開始階段，城市管理者盲目劃區，強制要求攤販到某指定地區經營，這種缺乏有效溝通協商與科學論證的決策，最終導致了客流量不能滿足攤販的經營需要,攤販又回到之前的場所進行經營，試點區一片凄涼的尷尬處境。[3]

4 、地攤經濟發展困境的化解

4.1、 完善市場準入制度

引導地攤合法化。大部分地攤經營者為生活困難、就業能力較弱的群體，比如城市下崗職工、無業人員和進城的農民等低收入群體。地攤主體資格的非合法化，讓流動攤販處于“身份缺失”的狀態，沒有進入市場經營的合法身份，被排除在市場之外。主體資格的“缺失”使得地攤經營者也失去了自我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的外在監管的壓力與動力，這不僅影響商品市場秩序，也會激化經營者與消費者的維權矛盾。

因此，促進地攤主體經營資格的合法化既是對攤主從外部規范轉化為內部自覺約束的途徑，倒逼其進行自我整改、升級服務質量，也是解決買賣糾紛，規范市場秩序的途徑。地攤經營主體合法化是對地攤經營者的合法身份進行明確的證明,以此將合法地攤經營者與非法地攤經營者進行區分。建議對攤主實行備案制，對資質合格的攤主出具資質證明。宣傳鼓勵居民在地攤聚集點進行消費時,認準在合法地攤進行消費。這從“賣”“買”“管”三方面進行了規范。[2]

4.2 、創新監管方式

4.2.1、 規范進貨渠道，透明商品質量檢測監管

利用互聯網，多方聯動監管。“互聯網+”走進生活已不再是新鮮事，上到政府利用互聯網公開信息，下到社區信息共通，地攤經濟的管理也應該加入互聯網，尤其是對貨品來源渠道的監管應充分利用互聯網的透明度高、覆蓋性廣的特點，給每件貨品的來源貼上“標碼”，一掃便知其“家門”。同時，各攤位在售賣貨品時應自覺接受質量檢測，合格的攤位則頒發質檢合格證書，公示在攤位明顯位置，使消費者安心；若不合格，則強制其整改，整改不合格納入“地攤黑名單”，限制其經營。完善多方聯動監督機制，建立健全攤主自我監督與群眾、城管等多方監督的聯動機制，強化社會組織監督。

4.2.2、 管理部門合理規劃管理擺點區

結合民意合理規劃擺點區。因地攤經濟依托于人流量發展的特性，管理者應充分調查地攤經濟發展的特性，實地走訪，綜合考慮經營者的意愿與城市秩序等，合理規劃擺點區。并對區域進行分類，分為固定區域與流動區域，進行個性化管理。攤位的分配也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用抽簽等方式進行分配，并定期更換。

4.2.3 、日常管理與抽樣監管有效結合

日常管理與抽樣監管相結合，標準化管理。管理者需對地攤的擺放進行規范，以防堵塞交通。對擺點區域的環境衛生進行監管，必要時可采取對區域內的攤主收取適當費用，聘請清潔工人對該區域進行清潔。為保障地攤商品的質量、食品安全，監管部門需定期對地攤商品進行抽樣檢測，對不合格商品進行公示，并計入經營者檔案。踐行柔性監管下的剛柔并濟。[4]

針對地攤經營帶來的環境問題，相關政府部門應出臺一套系統的考核制度對地攤經濟進行考察管理，具體的考核項目應該包括設施完善、攤位衛生、垃圾袋裝、個人衛生、用具整潔等方面。考核制度可以讓城管執法更加有依據，在規范了地攤經濟的同時，也使經營者形成社會責任意識。建議國家和有關標委會將地攤經濟納入標準化的重要范疇，制定符合中國特色和中國市井氣息的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制定完善的地攤運營管理標準規范將是緩和地攤與城市環境管理之間的矛盾、解決流動攤販管理難度大的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5]4.2.4維權渠道多樣化

推動維權渠道多樣化、便捷化。地攤經營者在商業活動中，以生產銷售小商品、食品和農產品為主。其在生產銷售過程中常常會面臨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不全面、監管舉措未落實、自身產品管理能力不足等問題。[6]為方便消費者維權及信息反饋，管理者可要求經營者在其攤位上張貼消費者維權平臺二維碼，二維碼集資質查驗、評價、投訴等功能為一體，消費者可通過掃碼反饋消費體驗。若出現侵權問題，經管理部門查實后將依法對經營者采取相應措施，維護消費者權益；若體驗感良好，也可通過掃碼反饋，影響攤位評級；若對管理或者其他方面有所建議，也可通過其反饋給管理部門，以便管理部門聽取建議，改進管理辦法。

4.3、 建立行業自律組織

4.3.1 、地攤行業自律組織的組織架構

行業自律組織是現代經濟社會重要的市場主體，發揮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重要作用，在性質上屬于社團法人。一般而言，行業自律組織以協會或者商會的組織形式表現出來。地攤行業自律組織是在政府指導和監管下，為實現地攤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而建立的被行政主體授予了一定公共管理職權的社會組織。相比較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地攤行業自律組織更加靈活、民主、公平，更夠在市場秩序中最大程度的激發地攤經濟活力，從而助力地攤經濟發展。

行業自律組織組成人員包括從業人員和會員兩大部分，從業人員中不僅包括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職員，還包括專業人員，即給行業提供專業指導的專家。在地攤協會中，從事專業工作的應當是精通經濟管理學和城市規劃學的專家。會員則是在地攤協會中進行登記注冊的地攤經營者，會員中又分為中級、初級、高級三等會員，其中沒有營業執照、從事地攤經濟時間短的地攤經營者則是初級會員。初級會員可以向高級會員升級，以時間、收入、口碑等綜合因素為考量。

4.3.2 、地攤行業自律組織的基本運行模式

地攤協會的運行基本遵循“經營者—協會—消費者”的循環模式。首先是地攤行業的經營者即地攤經營者注冊成為會員，再由協會工作人員進行地攤經營者攤位實地考察來確定等級；其次由協會的地攤監管工作人員定期檢查會員地攤經營者的經營狀況，每個地攤經營者都必須通過年末考核，否則將會進行降級或者除名處理；最后由協會的地攤調查人員收集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并將其公布在協會官方網站上，以便會員地攤經營者學習改進。協會專家負責解答會員地攤經營者的問題，并且提出建議和改進辦法。

4.4 、落實細化法律法規

現行有關地攤經濟的法律制度設計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缺乏更加微觀和細致的規范性文件來具體引導、規范現實地攤經濟面臨的問題。多地的省人大常委會和省政府出臺的規范性文件都對地攤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原則性的要求，但是規范本身較為宏觀和原則，現實中缺乏的是貫徹這些基本理念的市區一級的規范性文件。因此，管理者對地攤的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更多憑的是當前政策的態度，政策鼓勵則放寬監管，一旦政策收緊，則又恢復以往的簡單打擊取締模式。為了實現對地攤經濟的長效化治理，有必要落實和細化法律法規，為地攤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嚴密和堅實的制度性保障。具體而言，地方政府的管理辦法應當從源頭規范，制定市場準入的主體標準和行業標準。貫徹落實“六穩六保”的方針，明確細化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積極作為，為地攤經營者提供一個優質、有序、科學的監管環境。規范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規定法律責任和救濟途徑，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5 、結語

地攤經濟作為我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傳統經濟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對于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售后維權艱難、影響城市秩序、監管方式不當等發展困境，應當運用法治思維，從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創新監管方式、建立行業自律組織和落實細化法律法規等方面予以化解，為地攤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構建制度保障，讓這“人間的煙火”更加亮麗和蓬勃。

參考文獻

[1]安寶玉，楊素媚，劉媛媛，等.地攤經濟健康發展的多方聯動機制探索——以山東省中小城市為例[J].商場現代化，2020(20):19-21.

[2]張勝玉，冒王磊.“身份”與“空間”能否延續？——后疫情時代城市流動攤販治理的思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25-29.

[3]陳業宏，王巖.論“地攤經濟”嵌入現代治理體系的行政監管路徑——以15個城市的監管政策為樣本[J].湖南社會科學，2020(6):93-103.

[4] 李健，歐逸梅.《民法典》背景下的“地攤”——地攤經營者的法律風險分析[J].現代商業，2020(32):21-24.

第2篇

關鍵詞：地理標志;知識產權;問題;對策;廣西

中圖分類號：F323.2;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4）20-5043-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0.073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Guangxi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JIA Yin-shi

（The Law School of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Guangxi，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s belonged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its us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rough the analyse of the situation of products lis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 in Guangxi， many problems were fou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 in Guangxi were put forward. It will speed up 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 Guangxi.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lem; countermeasure; Guangxi

地理標志作為地方特色經濟的品牌代名詞，可以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和附加值，為區域內品牌產品企業帶來無限商機，對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地理標志在法律屬性上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在1883年的《巴黎公約》締結時就已經有了保護地理標志的規范，不過當時并沒有使用“地理標志”的概念而是用“貨源標志（Indications of source）”來表述的;其后在1958年的《里斯本協定》中是用“原產地名稱（Appellations of origin）”來表述的。1994年的WTO框架內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被公認為是第一個使用“地理標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概念的多邊國際公約，該協議第22條第1款規定：“為本協定目的，地理標志是指識別貨物原產自一成員方境內或其境內的一個地區或地方的標志，貨物的特定質量、聲譽或其他特性實質性地取決于其地理原產地”。雖然TRIPS協議并沒有要求地理標志的取得一定要經過某種注冊或登記程序，根據知識產權（尤其是商業標識類權利）的產生規則，地理標志權利的產生依據是因其所依附的特定產品因該地域內自然或人文條件長期以來形成的聲譽以及由此產生的識別性或顯著性[1]。但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為了規范管理，都規定了必須經過一定的注冊或審批程序，某種產品才能成為國家地理標志產品，國家對此產生的利益予以法律保護。本文所論述的地理標志都是經過國家相關部門核準認定的地理標志。

地理標志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廣西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增長點，如田陽香芒和荔浦芋頭都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為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壯大縣域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此外，地理標志作為一種標記與一定的地理區域相聯系，承載著一個地區的文化與歷史，是一個地區對外宣傳的重要“名片”[2]。如桂林市的“桂林米粉”，永福縣的“永福羅漢果”，容縣的“容縣沙田柚”等。十幾年來，廣西地理標志的申報與保護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建設了一批基于地理標志產品開發的生產基地，但與全國其他省市相比，還存在著許多差距和不足，地理標志的申報和開發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1 廣西獲得的地理標志概況

目前我國有三個部門處理與地理標志相關的注冊、核準與登記等管理事宜。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簡稱工商總局）根據《商標法》的規定對地理標志作為證明商標或者集體商標進行注冊管理（簡稱地理標志注冊商標）。凡經工商總局商標局依法核準的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注冊人的集體成員或經注冊人許可的產品生產者、經營者，均可使用工商總局頒發的地理標志專用標志――“中國地理標志（GI）”。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簡稱國家質檢總局）根據《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對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申請進行受理審查。審查合格后，批準該產品為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該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內的生產者可向當地質檢部門申請使用國家質檢總局頒發的地理標志專用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國家農業部（簡稱農業部）根據《農業法》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負責全國農產品地理標志登記工作，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內符合條件的生產者、經營者可以申請使用農業部頒發的地理標志專用標志――“農產品地理標志”。

與其他省、市、自治區相比，廣西的地理標志保護工作起步較早，早在2000年“荔浦芋”就在國家工商總局注冊了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截至2013年8月，廣西獲得三個部門注冊、批準和登記的地理標志達119個（表1）。

2 目前廣西地理標志存在的問題

2.1 廣西地理標志種類與分布地域比較集中，產品種類以初級農產品為主

1）從廣西獲得的地理標志種類看，主要以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與農產品地理標志為主。在廣西獲得的三大類地理標志中，只有25個地理標志注冊商標，遠小于地理標志保護產品的53個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的41個，約占總數的21%。這說明廣西申請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積極性不夠，更傾向于申請其他兩類地理標志。另外，從工商總局商標局的網站統計分析，截至2013年8月底，我國一共注冊了1 854個地理注冊商標，而廣西只有25個，約占全國的1.3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同處于西部的云南有67個，貴州有35個，均多于廣西。廣西最近兩年的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申報步伐明顯放緩，且有與全國其他省市逐步拉大差距之虞。如2012年全國新增地理標志注冊商標373個，但廣西新增數量為0，同期云南新增21個，貴州新增5個;2013年上半年全國新增地理標志注冊商標138個，廣西新增數量為0，云南新增3個，貴州新增4個。

2）廣西獲得的地理標志分布區域不均衡。雖然全區14個市均擁有地理標志，但分布比較集中，其中桂林市和河池市獲得的地理標志均超過了20個，共計45個，約占廣西地理標志總數的38.7%;其余12個市獲得的地理標志為3～9個。如果單獨分析地理標志注冊商標，桂林市和河池市共有18個，約占廣西該類地理標志總數的72%，另外玉林、欽州等8個市持有該類地理標志數為0。如果以縣域（縣級市、區）為樣本進行分析，廣西地理標志分布也比較集中，其中巴馬、南丹、環江、橫縣、恭城、桂平等縣、市、區擁有4個以上的地理標志;龍勝、全州、天峨、融水、昭平、八步、靈山等縣、市、區擁有3個以上的地理標志;廣西其余各縣、市、區擁有的地理標志則相對較少，且有一半左右的縣沒有獲得過任何地理標志[3]。

3）廣西地理標志保護產品種類豐富，主要以初級農產品為主。廣西地理標志產品種類既有糧食、蔬菜、水果、畜產品、水產品、中藥材等初級農產品，也有茶葉、酒類、糧食等農副加工類產品，還有“合浦南珠”、“坭興陶”等傳統工藝品，產品保護種類十分豐富。但其中大部分地理標志產品是初級農產品，這與廣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密切相關，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廣西的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加工能力薄弱。

2.2 廣西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整體較小，主要以縣級以下行政區域為主

地域性是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的顯著特點之一，申請人應當根據擬申請批準登記的地理標志產品分布情況和品質特征，科學合理地確定產品地域范圍，最后由國家質檢總局或農業部對產地范圍進行審查，并予以批準公告。

廣西地理標志產品中，只有1個是以跨市行政區域為保護范圍的，即廣西肉桂，具體保護范圍包括玉林市、梧州市、賀州市、百色市、防城港市、貴港市等6個市轄區內的18個縣（市、區）中的104個鄉（鎮、林場）。另外有11個是以市轄行政區域為保護范圍的，具體包括“桂林辣椒醬”、“桂林腐乳”、“桂林三花酒”、“桂林西瓜霜”、“桂林腐竹”、“正骨水”、“梧州龜苓膏”、“梧州臘腸”、“六堡茶”、“欽州石金錢龜”、“欽州大蠔”等。此外有4個以跨縣（市、區）行政區域為保護范圍的，具體包括“玉林牛巴”、“梧州砂糖橘”、“坭興陶”、“防城金花茶”等，如“玉林牛巴”的保護范圍包括玉林市的玉州區、福綿管理區、玉東新區3個區現轄行政區域。其余103個以全縣（市、區）或其下轄的若干鄉鎮行政區域為其保護范圍，如“恭城月柿”的保護范圍是恭城縣轄行政區域;“麻垌荔枝”的保護范圍僅為桂平市麻垌鎮，核準保護面積1.8萬hm2;“官垌草魚”的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僅為浦北縣的官垌鎮、六鎮等六個連片鄉鎮。

2.3 廣西地理標志產品名稱不統一，某些名稱缺乏識別性和顯著性

地理標志名稱由具有地理指示功能的地理區域名稱和反映產品真實屬性的產品通用名稱構成，可以是商業或日常用語，或是歷史沿襲形成的名稱，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廣西地理標志產品名稱中，存在著諸多不統一的現象。

1）屬于同一類或者同一種產品，地理標志名稱中的地理區域名稱級別不統一，存在著以市、縣、鄉鎮等不同級別地理名稱命名的現象。如“梧州砂糖橘”與“西林沙糖橘”、“靈山荔枝”與“麻垌荔枝”、“靈山香雞”與“涼亭雞”等。同時，在同一市縣的地理標志中，也存在著以市、縣、鄉鎮等不同級別地理名稱命名的情況，甚至存在沒有任何地理名稱的地理標志。如橫縣的“橫縣茉莉花”和“南山白毛茶”，玉林市的“玉林香蒜”和“正骨水”等，桂平市甚至用“西山茶”和“桂平西山茶”兩個不同名稱申請了不同種類的地理標志。

2）同一種或區別不大的產品，地理標志名稱中的產品通用名稱不統一。如“靖西大香糯”與“上思香糯”、“梧州砂糖橘”與“西林沙糖橘”、“上林大米”與“東津細米”。有些產品在品種之間有隸屬關系，申報的地理標志產品甚至會引起爭議。如賀州市八步區申請獲得了“信都三黃雞”農產品地理標志，玉林市容縣申請獲得了“霞煙雞”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因為霞煙雞屬于三黃雞的一個品種，且容縣申請的“霞煙雞”的地理標志名稱前沒有加“容縣”地理名稱，那么就存在著“信都三黃雞”是否包括“霞煙雞”這一產品的問題。

3）有些廣西地理標志名稱的識別性和顯著性不足。地理標志作為一種區別商品來源的標記，應該具有識別性和顯著性。以“白石山鐵皮石斛”為例分析，通過“百度搜索”發現河北淶源、廣東懷集、安徽廬江、浙江寧波、江蘇南京、廣西桂平均有白石山，因此“白石山鐵皮石斛”這一名稱就缺乏明確的地理區域識別性。其他如“西山茶”、“湘山酒”、“東山豬”等名稱也存在著此類問題。

2.4 廣西地理標志專用標志使用情況不容樂觀

地理標志專用標志是國家相關部門為地理標志產品設立的專用標志，用以表明使用該專用標志的產品的地理標志已經由國家相關部門核準注冊或登記，專用標志的使用人可以將其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展覽、廣告宣傳或其他商業活動中。

1）在廣西獲得的三大類地理標志中，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專用標志使用較多，但總體情況仍不容樂觀。截至2013年6月，廣西申請該類專用標志的企業達150多家，受保護的產品效益平均提高20%以上[4]，但相對于廣西53個該類地理標志保護產品而言，平均1個地理標志保護產品也僅約3家企業使用。實際上，許多該類專用標志并沒有任何企業或個人申請使用。以目前玉林市的該類專用標志使用為例，“玉林牛巴”專用標志使用效率最高，共有6家企業使用;“容縣沙田柚”專用標志有2家使用;“玉林香蒜”和“涼亭雞”專用標志各有1家使用;其余“霞煙雞”“博白空心菜”“博白桂圓肉”“正骨水”等專用標志至今無人問津，其中“正骨水”的主要生產企業玉林制藥有限公司，在其產品的外包裝和宣傳中使用了“中華老字號”和“中國馳名商標”，卻沒有申請使用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專用標志。

2）在廣西地理標志注冊商標中，除“田陽香芒”“恭城月柿”等少數注冊商標得到較多使用外，大多數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推廣卻不盡如人意。因為有許多企業認為地理標志注冊商標更多地是反映一個行業或區域的情況，并不針對某個特定企業。因此，大企業不愿花費財力和時間對地理標志注冊商標進行推廣后與他人共享品牌利益，更多地傾向宣傳使用自己的商標，而眾多中小企業則更想“搭便車”，沒有投資的積極性，使得眾多該類專用標志被束之高閣。

3）廣西區內農產品地理標志專用標志的使用更顯尷尬。如桂平市是廣西擁有農產品地理標志最多的縣市，目前也僅有5家企業使用此類標志;陸川豬的養殖戶高達上千家，目前只有3家企業申請使用“陸川豬”農產品地理標志。因為目前“農產品地理標志”的認知度遠沒有“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產品”高。很多獲得地理標志的農產品缺乏發展規劃，且因其對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選擇性較強，加上配套政策和資金投入的不足，使得地理標志農產品生產基地規模普遍較小，布局分散[5]。眾多獲得地理標志的農產品還是以傳統農民分散生產為主，無法達到農產品地理標志所要求的技術標準，且農產品的銷售渠道主要還是傳統的農貿市場和地攤，因此在廣西的大型超市和土特產店中很難見到“農產品地理標志”的使用。

3 廣西地理標志的發展對策

3.1 應加大地理標志申報力度，尤其是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申報

廣西地理位置特殊，地域特征顯著，物產豐富多樣，許多地方土特產具有相當大的知名度，并暢銷海內外，都符合申報地理標志的條件。據廣西檢驗檢疫部門2009年初步調查，全區縣級以上可申報的地理標志產品達到329個[6]，相比于目前廣西獲得的119個地理標志（其中還包括了3個重復申請的不同種類地理標志，如“陽朔金橘”）而言，申報工作還有很大的潛力。廣西要在“十二五”期間進一步整合區內相關的地理標志資源，鼓勵全區各級政府、行業協會、農產品推廣站等將更多的名優、特色產品申請為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對于目前工商、質檢、農業三套并行的地理標志管理制度，廣西各市縣要按照本地擬申報產品的特點，各部門之間分工協作，最終選擇一類地理標志進行申報，避免像“荔浦芋”“陽朔金橘”等地理標志的重復申報。針對廣西申請地理標志注冊商標的熱情不高的現狀，未來更應加強此類地理標志的申請，因為商標體系下的地理標志保護具有特別的優勢，由于商標權是典型的知識產權，注冊人將依法取得地理標志產品標志的專用權;這種商標專用權的排他性使得權利人在隨后的行使權利和維權的過程相對比較容易，除私力救濟的協商談判之外，也可以請求行政執法機構的保護（而且主管商標事務的工商機關是所有地理標志保護機構中執法力量最強的），還可以直接向法院侵權人而獲得賠償，甚至可能獲得刑事救濟[7]。

3.2 應適度擴大地理標志產品的保護范圍

按照2005年實施的《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規定》第九條規定：“申請保護的產品在縣域范圍內的，由縣級人民政府提出產地范圍的建議;跨縣域范圍的，由地市級人民政府提出產地范圍的建議;跨地市范圍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提出產地范圍的建議。”所以，目前我國地理標志保護范圍都是按行政區域來確定的。但是如果完全按行政區域劃定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有很多的缺陷。首先，如果當行政區域小于產品真實的生產區域時，以行政區域范圍確定的地理標志產品就不能保護自然區域內的產品。其次，如果嚴格按照行政區域劃定保護范圍，也不利于鄰近市縣對地理標志產品的引進種植、養殖和加工，不利于地理標志產業的規模擴張。因此，在目前以行政區域為標準劃定保護范圍的情況下，國內很多地理標志產品的保護范圍的選擇都是寧大勿小，即盡量選擇大于產品真實生產區域的行政區域進行保護。如“藏毯”的保護范圍包括了和青海的現轄行政區域;“普洱茶”的保護范圍為云南省的普洱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文山州、紅河州、大理州、保山市、臨滄市、德宏州、西雙版納州等11個市州的現轄行政區域。且最近幾年，國內許多地理標志產品的保護范圍也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如最早“貴州茅臺酒”的保護范圍僅為7.77 km2，貴州省為了支持茅臺酒產業發展需要，2011年調整了保護范圍，新增了7.53 km2的保護面積;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2011年也將吳忠市紅寺堡區6.7萬hm2釀酒葡萄納入其保護范圍，產地范圍由原有的13.3萬hm2擴大到20萬hm2;“西湖龍井茶”的保護范圍不僅包括原西湖產區、還擴展到了錢塘產區和越州產區，共計18個縣（市、區）。

在國內寧大勿小的劃分和擴大保護范圍的背景下，廣西許多地理標志產品保護范圍總體過小，影響了廣西地方名優產品的規模擴張和推廣開發。如梧州市申報“六堡茶”地理標志時，就曾出現過要求擴大保護范圍的異議，因為六堡茶原料茶葉不但在梧州市轄區廣泛種植，另外在賀州市的八步區、昭平縣、鐘山縣、富川縣也有種植，尤其是八步區大桂山種植的六堡茶原料茶葉品種上佳，但經過最終協調，六堡茶的保護范圍僅為梧州市轄行政區域，這對賀州產的六堡茶的生產和銷售影響很大。因此，建議廣西以后在申報地理標志時，如果保護范圍出現爭議，要盡量按照寧大勿小的標準選擇行政區域作為地理標志的保護范圍。此外，在地理標志產品生產區域擴大后，廣西要及時向國家相關部門申請擴大該地理標志產品的保護范圍。如最初“玉林香蒜”的保護范圍只有玉林市玉州區現轄行政區域，隨著玉林市區劃的調整和香蒜種植區域的擴張，應該適時申請擴大保護范圍。

3.3 應注意地理標志名稱的統一性、識別性和顯著性

目前，國家三個部門并沒有明確的地理標志命名規范，惟一可參考的是2009年農業部農產品質量安全中心的《農產品地理標志產品名稱審查規范》（以下稱《規范》）。《規范》規定了農產品地理標志的名稱一般由具體的地理區域名稱與商品名稱組合而成，地理區域名稱既可以是行政區劃（如桂林、金秀等）和自然區域名稱（如漓江、大瑤山），也可以是特定地理位置指向性的名稱（如龍井茶中的“龍井”）。至于農產品地理標志產品實際生產地域范圍與地理區域名稱的關系，《規范》規定“可以是大地名小范圍（如有些產品實際生產地域范圍并非其地理區域名稱所轄范圍內的所有縣區、鄉鎮和村等），也可以是小地名大范圍。地域范圍與地理區域名稱對應關系核定的基本原則是尊重歷史和現實，保證產地、生產方式和產品品質的一致性，同時在《農產品地理標志質量控制技術規范》中予以明確。”

根據《規范》的規定，針對目前廣西地理標志名稱的混亂現象，建議廣西未來申報地理標志時，地理標志名稱應盡量按以下原則命名：第一，以行政區劃加商品名稱命名時，為了增加名稱的識別性和顯著性，行政區劃名稱要盡量選擇級別高的。如果生產地域為縣轄的一個鄉鎮的，最好以“縣名+鄉鎮名+商品名稱”命名。避免出現“金田淮山”、“麻垌荔枝”等名稱，因為桂平市以外的人很難知道金田、麻垌在哪里，如果以“桂平金田淮山”、“桂平麻垌荔枝”命名則可避免此種現象;如果生產地域為縣轄區的幾個鄉鎮或全縣轄區的，應以“縣名+商品名稱”命名;如果生產區域為跨縣轄區或者全市轄區的，要以“市名+商品名稱”命名，此時各縣要加強溝通，避免出現“田陽香芒”和“田東香芒”分別申請地理標志的尷尬;如果生產區域為跨市轄區的，建議用“廣西+商品名稱”命名，如“廣西肉桂”“廣西八角”等。第二，以自然區域、特定地理位置加商品名稱命名地理標志時，自然區域和特定地理位置一定要知名，且不會讓人產生誤認。以上述的“白石山鐵皮石斛”為例，全國多地有白石山名稱，該地理標志名稱容易使人產生誤認，缺乏識別性和顯著性，如果申報時以“桂平白石山鐵皮石斛”命名就可以避免此尷尬。第三，盡量避免使用有可能引起歧義的地理標志產品名稱。如“霞煙雞”，該雞種最早盛產于容縣石寨鎮下煙村，人們習慣叫它“霞煙雞”，屬于廣西優良地方肉用型雞種，現在霞煙雞廣泛養殖于廣東信宜縣和廣西容縣及周邊市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少量養殖。因此，該名稱可能被人理解為一種特殊雞種，極易產生歧義，且廣西目前沒有“霞煙”這一地理名稱，該名稱前沒有加“容縣”地理區域名稱，外省市人們很難知道該產品屬于廣西地理標志。再如“湘山酒”也是如此，外省市人有可能認為是湖南省生產的酒，如果當時命名為“全州湘山酒”就可以避免此類尷尬。

3.4 要加強地理標志專用標志的推廣使用和管理

雖然地理標志的權利人是當地所有的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其均可以使用地理標志名稱，但地理標志的注冊人或登記人則獲得了額外的權利――地理標志產品專用標志的使用權，這種專用權是一種強化保護的手段，即當地其他沒有加入的申請人或未獲其許可的生產經營者只能使用地理標志名稱，但卻不能使用該專用標志。注冊人的集體成員或經其許可的生產經營者不但可以使用地理標志名稱這一文字表述外，還可以在產品包裝上加貼特殊的地理標志專用標志。為保證該標志所代表產品的質量，注冊人和許可使用人必然會努力維護該產品的品質，而對任何假冒該標志、可能破壞產品聲譽的行為予以堅決的制止。如在玉林城區和玉容公路上有許多售賣“容縣沙田柚”的攤點，雖然其外觀形狀各異、口味甜淡不一，只要沙田柚確實來自于容縣，就不能說它是假貨，但卻無法保證該產品符合“容縣沙田柚”這一地理標志產品的質量技術要求，只有加貼了地理標志專用標志的沙田柚，才能確信其符合相關地理標志產品的品質。

地理標志專用標志的推廣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該地理標志產品的特色和質量，維護該地理標志產品的聲譽，避免地理標志產品“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尷尬。首先，廣西各地要加快制定本地地理標志產品專用標志的使用管理辦法，鼓勵地理標志權利人把專用標志授權給有用標要求且產品影響力較大的企業和合作社。其次，廣西還要加強地理標志產品基地建設和產品的監管，引導成立各類農產品專業合作社，鼓勵建立地理標志產品的標準化生產基地，建立地理標志產品質量控制管理制度，督促用標企業抓好地理標志產品的生產規范，加強地理標志產品的質量安全檢測和檢查制度，切實保障地理標志產品的品質。最后，廣西要通過報刊、網絡、電視等媒體進行大力宣傳，進一步擴大地理標志產品的知名度，要多舉辦相關展覽、展銷活動，加深消費者對地理標志的了解和認知。這樣，才能促進地理標志產品的生產者、經營者更多地去申請和使用專用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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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 庚.發展地理標志產品促廣西經濟發展[J].當代廣西，2012（3）：46.

[3] 丘兆逸，嚴志強.基于縣域視角的廣西地理標志產品影響因素研究[J].企業經濟，2013（4）：13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