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23 09:24:2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市場相關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多標度分形理論；金融風險管理；風險測度
雖然金融市場多標度分形的理論研究，能分析出金融資產價格在不同時間緯度上的波動信息，為探究復雜的金融市場提供一個新的方式。但是當前很多研究僅限于對市場價格波動的多標度分形特征的檢驗，還沒能從多標度分形理論的分析中找出實際可操作的金融管理決策信息。本文提出了在金融風險管理中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和方法，建立了全新的風險管理研究模式。
一、金融風險管理現狀
現代的投資理論最關注的是收益的提高和風險的控制，非常重視對風險進行控制，而投資組合理論恰恰是控制風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核心思想就是分散投資、降低風險，實現利益最大化。今年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金融市場并不是隨機游走的，市場價格也并非隨機、獨立、不可預測的，顛覆了有效市場假說的理論。人們開始研究新的理論來解釋有效市場假說無法解釋的現象，分形市場理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二、多標度分形理論
（一）分形的由來
分形理論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由“分形之父”法國著名數學家MandeIbrot提出的，他在《Science》上發表《英國的海岸線有多長》，這一論文的出現標志著分形理論的開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MandeIbrot發表新著將分形理論應用于金融市場，合理的解釋了一些VaR無法解釋的現象，給予了分形新的活力和應用方向，先進分形幾何以及廣泛應用于金融、工程等領域。
（二）分形市場理論
分形市場理論是分形理論在金融市場中的應用，由于在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著許多VaR無法解釋的現象，比如：P/E效應，BTM效應等，分形市場理論是VaR與實際金融市場不相符而產生的新理論。分形市場假說認為：金融市場是由眾多大小不一的投資者共同組成的，不同投資者因為接觸到的信息不同，對于信息的理解不一樣，從而對于信息的處理上也大不相同，投資者存在著一些非理性行為，因此分形理論更加貼合市場實際。
（三）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發展
多標度分形理論是隨著單分形理論的發展而衍生出來的理論，借助統計學思維，研究概率的分布規律，可以說多重分形是由分形結構上定義的多個單標度組成的無限集合，表現出不同區域質量分布的標度性質。傳統的單分型理論僅僅只能表明資產價格變化的宏觀規律，無法對局部進行細致的描繪。多標度分形理論用一個普函數表現各個時間標度的特征，從局部細節出發最終研究整體變化，不僅能分析出市場穩定模式下的投資風險，還能對市場出現劇烈變化時候的風險進行評估，得出比較準確的結論。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在市場中主要應用于兩個方面，第一就是檢驗市場是否存在多標度分形特征，并將形成這種特征的原因分析出來，第二是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建立金融投資數據模型，用來對金融風險進行預測、管理。2014年，相關研究者利用MF-DXA和主成分析法，對中國與美國股市收盤價進行研究，發現中國和美國股市的相關性存在著明顯的多標度分形特征，該研究表明金融市場的多重分形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多標度分形特征的形成主要有兩種方式，首先，由各個時間序列的不同分布形態產生的，這種情況下即使隨機打亂序列也不能消除多重分形性；其次，是由于不同波動之間的相關性產生的，這時的隨機打亂序列能消除多重分形性。目前在理論與實踐各個方面，成功將多標度分形理論應用于金融市場分析的成果還不是很多，多標度分形理論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三、基于多標度分形理論的風險測度指標
風險是指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以及波動性。金融風險指投資者收益的不穩定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市場風險，由多個市場因素的變化而引起資產價值的變化所產生的風險；信用風險，指由于違約而導致的風險；流動性風險，由于資金流動性降低而帶來的風險；操作風險，由于交易系統不健全、管理水平不夠或其他人為原因而導致資金損失的風險。
（一）風險相對測度法
風險相對測度法是對市場因素變化與資產收益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測量，通過測量得到的結論可以判斷資產收益的波動情況。這種測量方法可以有效地檢測出資產價值作用于市場因子的敏感性，具有簡單、直觀的特點，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這種方法應用于實際測量市場風險時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個方面，只能檢測出相應的損失比例，不能測量出損失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這種方法非常依賴測度對象，比如Beta只能應用在股票類資產的測定上，久期、凸性適合債券類資產，這種方法很難測量出一些資產組合的風險；最后，對于假設條件的要求比較高，比如在計算資產組合Gamma值時，需要假定波動率和無風險率為常數，但是實際這兩個值并不是常數，測量的結果并不準確。
（二）風險絕對測度法
風險絕對測度有方差及其變形、VaR模型兩種。HarryMarkvitz1952年在《金融學雜志》發表《證券組合選擇》，這篇論文的發表標志著現代金融經濟學的誕生。Markvitz在論文中寫到利用“均值-方差”模型來對投資組合的收益和風險進行計算，至今仍廣為流傳。Markvitz把投資風險比作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可以利用方差和標準差來進行計算，能進行良好的統計，自此以后利用方差、標準差作為金融投資風險測度指標被廣泛應用。風險價值（VaR）利用統計思想對風險進行評估，起源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因為VaR可以簡單、直接地表明金融市場投資風險的大小，又是依靠嚴謹的統計思想作為依據，因此被得到廣泛應用。雖然VaR模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是VaR的估算方法是建立在金融資產收益符合正太分布情況下的，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實際的資產收益率并不完全符合正態分布，呈現尖峰胖尾形態。因此，僅僅利用正太分布來計算VaR值，得到的數據往往低于風險實際值，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金融投資，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同時，VaR方法并沒有注意到各個時間標度上的資產波動聯系，從而忽略了許多有關價格波動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金融投資風險管理、期權定價等金融學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運用多標度分形進行金融風險管理研究
在收益率符合正態分布模型方面，風險管理分析理論方法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比如VaR，但目前市場的實際收益率呈非正態分布，利用多標度分形理論方法對市場進行分析，得到的不同程度市場價格波動信息，但是傳統的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并不能直接應用到金融風險管理中，在考察價格的大幅波動情況時，雖然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能將這些大幅波動信息“篩選”出來，但這些信息都是被放大了許多倍的數據，已經遠遠偏離了原始的價格波動信息。可以利用多標度分形分析方法，針對兩個大盤指數價格在時間序列上進行實證分析，有效的檢驗中國股市存在多標度分形現象。是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的多標度分形分析結論，為了驗證其價格序列波動有無具有多標度分形關系，利用α隨著q的變化而變化的函數圖形，來進行有效的判斷。如下圖，計算了q=-10，-9，…，-2,-1，…8,9，10共21個值時的α值，能夠分析出α和q之間有著十分明顯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準確的驗證了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原始價格序列波動具有多標度分形特征。五、在金融風險管理中應用多標度分形理論存在的問題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之所以在金融風險管理中的應用不是十分廣泛，主要是因為利用目前的多標度分形理論得出的關于價格波動之間的統計信息非常粗糙，這些信息還不足以精確地表現出金融市場的具體信息，無法滿足更高程度風險管理工作的需求，需要在之前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于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研究，從統計結果中提煉出更具有價值、精確程度更高的風險管理信息。同時因為多標度分形理論的提出并不是在經濟學領域，所以多標度分形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還無法合理地進行解釋，需要對多標度分形理論進行合理的改善，讓其更適用于金融風險管理。多標度分形理論是基于金融市場非線性特征基礎上提出的，多標度分形特征表明現今的金融市場具有比以前單標度分形特征更加復雜的特性，通過對金融市場多標度分形理論的研究，可以為探索金融市場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方式。目前多標度分形理論和模型在金融市場的成功應用，為該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更加深入的研究，能有效解決多標度分形理論的一些不足，使得金融風險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參考文獻：
[1]王鵬.基于多標度分形理論的金融資產收益非對稱性測度方法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3,03:114-127.
[2]陳王.分形市場下金融傳染的定量測度及應用研究[D].西南交通大學,2015.
關鍵詞：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
1 引言
自從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國內的房地產消費需要量因此而獲得巨大的釋放，由此房地產市場也由于住房的市場化而日益繁榮，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不斷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增長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每年以超過7%的速度增長，而與此同時，房地產的銷售額每年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1]。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不僅僅關系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影響著國家的財政收入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房地產業的繁榮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金融市場的活躍。由于住房制度的變革，金融業越來越多的參與到房地產市場中，從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開發，到消費者的抵押貸款進行商品房消費。銀行參與的程度在不斷的提高，金融市場在各個環節影響著房地產市場的運行與發展。同時，房地產市場的不良發展所引起的金融危機的實例也提醒我們要深刻的認清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程度。以避免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不良影響。
一般來說，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與金融市場的發展及二者相互作用對國民經濟其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在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如下問題：金融支持過度導致房地產市場泡沫化；房地產金融融資渠道單一誘發潛在金融危機；房地產價格不穩定加大國內商業銀行體系風險等。因而我們不得不深入的思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是否存在著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如何看待房地產金融市場中的風險？如何正確處理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協調關系？要處理這些問題，就要科學、合理的認識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
因此，本文將從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角度出發。通過以沈陽為例，對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進行實證分析，用回歸分析法來分析定量的分析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程度，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為進一步的認識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關系和發展規律，解決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一些實證支持。
2 研究的設計
2.1 樣本區域選擇的依據
本文選擇的模型區域為遼寧省沈陽市。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遼寧省是東北三省中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目前，東北地區是國家重點的經濟改革發展地區。而沈陽市作為遼寧省重要的城市，其城市發展在遼寧省甚至在東北省具有典型性，對沈陽市的研究對遼寧省以及東北地區其他城市的相關研究起到代表性作用。
第二、沈陽市近幾年在經濟發展迅猛，其經濟發展在遼寧省具有經濟領軍地位。近年來，其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發展迅猛，具備了對二者市場進行研究的現實基礎，同時對二者未來的協調發展起到指導作用。
第三、沈陽市是老重工業基地，而近年來沈陽市房地產業與金融業的異軍突起，使得二者的經濟地位也日益凸顯。在面臨經濟轉軌期的時代大背景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發展對整個城市未來的經濟格局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對于如何認清與協調房地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研究對規避金融危機以及對沈陽市未來的經濟格局規劃具有現實意義。
2.2 指標選取依據
如何來選取指標來代表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市場的發展對研究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本文對指標選取的依據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定義性原則。根據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功能定義來選定經濟指標。房地產市場是房地產商品交換、交易以及一切流通關系的總和。根據房地產市場的定義，可選用交易額、銷售額等經濟指標。金融市場,是實現貨幣資金借貸、辦理各種票據和有價證券買賣,資金供給者和需求者融通資金的場所或過程。根據金融市場的定義，可選用貸款額、證券交易額等經濟指標。
第二、典型性原則。參考其他眾多相似研究文獻中所運用的指標，對其進行歸納選取。如《中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關系的實證分析》選取我國商品房的交易額來表征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選取金融資產總量、貨幣資產數量（即包括現金和存款）、非貨幣資產數量（即包括股票有價證券）來表征金融市場的發展。李陽（2006）和皮舜（2004）均選取我國商品房的交易額和金融
機構貸款額作為各自市場的表征指標[2]-[3]。
第三、可行性原則。通過查詢《遼寧省統計年鑒》和《沈陽市統計年鑒》，筆者發現沈陽市證券交易額記錄年份僅由2003年開始，2003年之前的數據無法快速、準確的收集，因此將代表金融市場發展的證券交易額這個經濟指標排除。無沈陽市商品房交易額經濟指標，但有沈陽市商品房銷售額經濟指標可代替[4]-[5]。
根據上述原則，本文選擇沈陽市商品房實際銷售額作為表征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經濟指標，記為銷售總額。選擇沈陽市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合計作為表征金融市場發展的經濟指標,記為貸款合計。
2.3 數據來源說明
在基于以沈陽市為例的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關系的研究中，有關評價指標的數據來源主要由以下查詢獲得：通過查閱《遼寧省統計年鑒》和《沈陽市統計年鑒》總共獲得了沈陽市2003-2009年相關經濟指標數據14個，經過對數據的仔細檢查與核對，確保了指標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具體數值見表2-1。
2.4 模型選取依據
根據上述表2-1所收集的數據，以貸款合計為橫軸，以銷售總額為縱軸，借助專業統計軟件spss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把2003-2009年的數據表示出來，得到散點圖2-1。
圖2-1 2003-2009年沈陽市商品房實際銷售額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合計散點圖
從圖2-1中可以看出，表示每年商品房實際銷售額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合計的點基本上呈遞增趨勢，說明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相關關系。通過觀察散點圖的分布形態，可以明顯看出其分布偏離線性模型，因此排除選用線性模型對變量指標進行擬合。其次，可以觀察得到其變量的走向接近于曲線型的非線性模型。因此將選用非線性模型進行擬合。但這種描述只是直觀上的判斷，只是從變量散點的形態上做出的大致性描述，并不能科學的反應變量之間關系的密切程度。因此在下面的論證中，本文借助專業統計軟件spss軟件來對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進行具體的計算。
3 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相關關系的實證研究
3.1 相關分析
運用統計軟件spss計算出銷售總額和貸款合計之間的相關關系，得到輸出結果如表2-2。
根據上表的數據可以得出：pearson相關系數為0.821，p=0.024<5%，應該拒絕原假設，即總體中這兩個變量的相關系數為零的假設。所以可以認為，銷售總額與貸款合計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在回過頭來對二者變量的散點圖進行觀察（圖2-1），就較容易理解這一結果，散點圖上的變量基本上在呈現遞增的趨勢。因而這兩個變量基本存在正相關關系。同時，表4中兩個變量之間的雙衛檢驗概率值為0.024，小于5%，即表示出二者之間的相關程度也是較為顯著的。
3.2 回歸分析
通過上述的相關分析，我們計算出銷售總額與金融貸款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21，同時觀察散點圖，發現變量基本上呈現曲線型遞增的趨勢。因此筆者就想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非線性關系，是否可以用一條曲線來擬合，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仍借助spss統計軟件，以貸款合計為自變量，以銷售總額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輸出結果如表2-3，表2-4和表2-5。
模型摘要（model summary）：表示相關系數(r)=0.891，判定系數(r square，r2)=0.793，調整后判定系數(adjusted r square)=0.752。由此可得出該模型的擬合度高達75.2%，即運用該曲線模型，自變量x(貸款合計)可以解釋因變量y(銷售總額)變化的75.2%。因此通過擬和度數值證明該模型是可行的。
方差分析(anova)：表示回歸的均方差(regression mean square)=3.591，剩余的均方差(residual mean square)=0.187，f=19.213，p=0.007。其中重要的數據分析為f值所對應的p值的大小。由于p=0.007<1%,近似于p=0,所以可認拒絕原假設，即變量x和y之間曲線相關關系顯著。
回歸分析系數分析(coefficients)：表示常數項 (constant)= 3.132e-5、回歸系數(b)=1，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std. error)=0，標準化回歸系數(beta)=0.410， t檢驗的t值=2.426e7，p=0.000。其中重要的數據分析為自變量x(貸款合計)的t值所對應的p值的大小。由于p=0,所以可認為回歸系數有顯著意義，即x的變化可引起y的變化，且變化顯著。
圖2-2貸款合計與銷售總額擬合曲線圖
根據上述數據分析可運用spss進行曲線回歸分析得到曲線擬合圖2-2
。
3.3 研究結果
通過實證分析，我們發現沈陽市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發展關系具有顯著影響性。從具體系數上看，銷售總額與貸款合計與類指數曲線擬合度達75.2%，銷售總額變動的75.2%可運用曲線的自變量的變動解釋；f檢驗與t檢驗的數據同樣表明無論是從整個模型方程的角度，還是從自變量的角度，都是高度顯著的。從模型擬合圖斜率角度來看，由于其圖形斜率大于零且呈遞增性，即曲線的凹凸性為凹，因此因變量會隨著自變量等單位的增加而呈現出加速上升，即隨著自變量的增加，因變量的上升速度要快于自變量的上升速度。通過基于沈陽市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2003-2009年的數據實證分析，我們看到代表房地產市場的銷售總額與代表金融市場的貸款合計隨著時間的發展呈現出上升趨勢，并且該趨勢符合類似指數曲線的波動走向。這表明即使金融機構貸款變動幅度較小，其變動也對房地產銷售造成巨大的波動。從指標的代表的市場角度出發，不僅直接表明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之間存在關系且呈現強顯著相關，而且從側面反映出房地產市場對金融市場的強烈依賴性。證實了第一部分的理論研究結論。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關系的實證分析。揭示出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關性。這是因為，房地產市成是資金密集型市場，交易額巨大，因而不論是房地產的直接使用者還是經營者都是難以承擔的，因此都需要銀行等金融主體參與的金融市場給予資金融通，才能順利完成交易。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具有保值性、增值性等特點，使得金融市場特別青睞房地產市場，特別愿意以房地產金融資產作為資產組合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可見，中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體”的。為了降低房地產金融風險以及促進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在未來的協調發展，針對本文所得到的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關系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積極鼓勵監管金融機構貸款。由于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的類指數曲線關系，使得金融機構貸款變動對房地產業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面臨房地產市場日益膨脹的背景下，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要究其根源性主要因素，加大對金融機構貸款批準的審核力度，加強房地產業的信貸管理，嚴肅查處房地產信貸中的違規問題，加強房地產信貸風險的防范和管理，完善個人征信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的預警體系、房地產統計指標體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等[6]。通過調控金融機構相關貸款來有效的指導房地產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第二、發展房地產融資渠道多元化。由于目前的房地產金融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體系，而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這樣無形中將房地產市場發展的風險轉化為銀行體系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應該加強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發展資金、證券等要素市場。
第三、建立住房抵押貸款次級市場促進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是指將住房抵押貸款直接轉化為股票、債券、投資基金等證券形態，是資產證券化的一種形式。其主要功能在于通過證券形式將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聯系起來，積聚社會閑散資金，促進個人儲蓄向房地產投資轉化，并有助于提高銀行長期信貸資產的流動性，建立起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次級市場。對于放貸金融機構而言，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能有效降低放貸風險和拓寬房地產資金來源，有效地把貸款風險向證券市場轉移，把風險分散給廣大投資者。對于投資者來說，房貸證券化為其提供新的投資工具，因房貸信用程度較高，投資者風險系數較小，可謂是一種風險小、收益高的新型投資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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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陽.中國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關系的實證分析[d].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6.
[4]沈陽市統計局.沈陽市統計年鑒[m].沈陽市統計局出版,2001-2007.
關鍵詞：金融市場；經濟風險；防范措施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ith the working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market risk mainly carries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5-0020-02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經濟的騰飛一方面促進了國際間商品經濟的融合和提高，另一方面更繁榮了國際間的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作為一項對國家實體經濟具有直接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其在資源配置、經濟發展方向、貨幣兌換等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特別是在現階段金融資本的集中度日趨加大的今天，使金融逐步打破了實體經濟的束縛而成為一項獨立的經濟產品，廣泛的涵蓋于各個經濟發展環節中，為促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應注意到金融行業其本身所具有的風險性也隨之而逐步的加重，一旦發生嚴重的金融風險，勢必將會迅速的擴散到各國經濟環節的方方面面，為實體經濟帶來嚴重的沖擊，嚴重干擾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
一、現階段金融經濟風險之金融會計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1．會計核算風險。會計核算環節是整體金融經濟環節中的一項關鍵點，一旦在會計核算中楚翔一定的失誤，就會影響到整體財務經濟的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風險的發生。例如，會計在進行現金業務處理的時候沒有嚴格的按照相應的操作規范來進行，從而導致短款，以及會計信息失真，銀行利潤不實等。
2．會計監督風險。當前我國對于金融會計沒有完善的監督和管理機制，相關規范的缺乏使得金融會計的監督力度遠遠不夠。很多金融機構的會計只是負責記賬，對于會計的監督也僅僅停留在事后監督的基礎之上，導致違規甚至是違法的情況時有發生。
3．會計人員風險。這主要是由于會計人員自身沒有樹立高度的責任意識，在工作的過程當中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從而導致在操作的過程當中出現各種失誤?；蛘呤怯捎跁嬜陨韺I素質低下而在工作中出現各種錯誤導致的相應的風險。
二、著力構建全面有效的金融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
由于金融會計對于金融風險具有直接的關系，這就需要做好其相應的監督和管理工作。打破傳統的金融會計監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事后監督，更多的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監督。事前監督就市制定相應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確定相應的指標，做好相應的防范工作，盡可能的減少會計風險的發生。事中監督則是對銀行經營的情況進行監督。銀行應該將相應的金融風險控制指標具體落實到相關的部門，強化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及時的對相應的風險進行處理。對于各個環節的原始的單據進行嚴格的控制，從而有效的防治金融風險的發生。
三、金融創新的經營風險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的繁榮，人們對于金融產品的需求日益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大量的金融產品被推向市場，滿足人們對相應產品的需求。這樣在繁榮了金融市場的通視也使得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信用風險。由于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金融機構為了能夠最大限度的吸引客戶，獲得利益，而不斷地推出新的業務，這些業務對于客戶的信用度的要求在不斷地降低，這就使得銀行面臨著極大的信用風險。
2．利率風險。金融機構通過不斷地金融創新在吸引大量的客戶的同時也使得自身的負債結構產生了較大的變化，造成利率對于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在不斷地增大，這就使得金融機構隨著利率的波動而受到較大的風險。
3．匯率風險。由于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各國匯率波動的風險也日益增大。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的拓展將使其更直接、更深入地融人國際金融市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在國際業務的操作中只注重市場的拓展，被純數量上的業績所吸引，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有可能導致資本損失。
4．資產風險。商業銀行經營應遵循謹慎性原則，尤其在快速發展時期。在競爭的壓力下，金融創新有可能成為放松資產投放條件的借口，在目前傳統貸款授權管理越來越規范的情況下，承兌、貼現、保證、信用證、委托、貸款出售、銀證銀保銀企合作等表外業務和中間業務迅速發展，成為各商業銀行業務創新首選，導致銀行業務交叉加劇、業務功能綜合化、同質化。
四、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在改革中化解風險
一是進一步簡化貸款利率的管理檔次和種類，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定價權；二是研究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有效形式，存款利率市場化是整個利率市場化的攻堅問題，是金融機構運用價格手段主動開展資產負債管理的前提條件，要加快研究協議存款的標準化和流動性問題，放寬起存金額限制，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三是調整利率結構和水平，理順利率關系，改革計結息方式，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四是加快完善金融市場。建立完善的、高效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基礎。我國目前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發育不平衡且相互割裂，導致利率功能扭曲，生成的市場利率缺乏代表性，急需做一些鏈接，把各個市場分割的利率連通成一個整體，這樣利率信號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五是大力研究推出利率衍生產品，在利率互換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試點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利率互換市場，放寬市場準入，讓承擔利率風險的市場主體都有適合的手段和方式來管理風險，增強市場主體的風險控制能力。
五、營造誠信環境，提高會計人員綜合素質
提高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誠信意識和法律意識。通過道德約束、制度約束及法律約束的有機結合，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金融企業的負責人樹立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觀念，充分發揮誠信示范作用。加大培訓力度，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一是提高政治素質。金融會計人員應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新銳的思想觀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二是提高文化素質。利用薪酬激勵、素質考核等手段，鼓勵會計人員努力提升自己的學歷層次，重視知識復合。三是提高業務素質。要求會計人員應具有一定的會計專業基礎理論知識、會計管理水平和會計組織能力。
六、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風險提供財力保障
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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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Gini開創了對收入分配結構的度量方法,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說,嗣后的許多研究 多圍繞于Kuznets倒U型曲線的實證檢驗 [1] 。 早期關于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研究更多地隱 含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King和 Levine關于金融與經濟增長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 局面,多元回歸和面板數據方法成為分析金融發展 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許多文獻將金融 發展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關系暗含于經濟增長與 收入分配差距的關聯性之中 [2] 。在理論研究方面,支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負相關的代表性研究 包括Alesina和Rodkik等人的研究 [3] ,而認為經濟 增長和收入分配差距正相關的代表性研究包括Ga- lor and Tsidon [4] 、Deininger and Squire [5] 、Alesina and Perotti [6] 等人的研究。但在實證研究中,絕大 部分的實證研究支持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的 負相關性。 Greenwood and Jovanovic分析了金融發展水平 與收入差距的關聯性 [7] ,在他們的論文中,實際上暗 含了一個重要假設———即初始的收入分配外生于經 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且對金融市場設施的使用 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每期對金融服務的購買 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運營費用。由于固定成本的存 在,在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早期,金融市場不大,此時 只有那些高收入、財富水平較高的人群才可以享受 到金融服務,而窮人在金融服務的購買上存在著 “門檻”效應;由于“門檻”的存在,窮、富兩個群體的 金融投資收益率存在差異,因此,金融發展會使得收 入差距擴大;在金融發展的成熟時期,囿于金融服務 的激烈競爭,早期的“門檻”消失,窮人群體也可以 享受金融部門的服務,此時,窮、富群體的金融投資 收益率逐步趨同,這時的收入差距開始不斷縮小。 Agihon和Bolton認為窮人之所以不能獲得金融融資 源于較高的利率,而隨著金融市場資金供給的增加, 利率的降低可以使得窮人獲得邁過這一門檻的機 會 [8] 。Matsuyama認為金融市場的這種“財富門檻” 是內生的 [9] ,Beck et al.發展了金融發展影響貧困 家庭的兩種渠道,但在金融發展的收入分配效應上, 研究認為存在不確定性 [10] 。Salvador Perez-Moreno 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中金融發展與貧困間的因果 性 [11] ;Bittencourt以巴西為例,研究了其國內金融發 展與收入不平等相關性 [12] ;實證研究中,Ben- abou [13] 、Li and Zou [14] 、Beck et al. [10] 認為金融發展 與收入分配差距的相關性并未有明確的結論。但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7] 、Jalilian and Kirkpatrick 支持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差距的負相關性 [15] ;而 Townsend and Ueda [16] 、Iyigun and Owen認為金融發 展與收入分配差距間也存在著Kuznets的倒U型關 系 [17] ,但Clark,Xu and Zou卻又否認了這種存 在 [18] 。 國內對我國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間的相關性亦存在較大爭議。馬冰分析了金 融資產對居民收入差距的正負效應 [19] ,馬草原基于 風險預期理論,對金融歧視與收入差距的關系進行 了解釋,并提出了金融市場的“雙重門檻”影響 [20] ; 基于VAR模型,張立軍、湛泳檢驗了金融發展的門 檻效應、降低貧困效應、非均衡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 的影響 [21] 。楊俊、張宗益利用兩時期省級截面數 據,在二元經濟結構假設之下,對三部門勞動力轉移 的收入分配變動進行解釋,認為我國改革十幾年來 制度轉型帶來的新興經濟的發展對國民經濟增長具 有重要的影響。數據分析支持了Kuznets的倒U型 假說,并認為這種趨勢是由于制度轉型所決定的,或 者是由經濟發展和體制變革雙重影響的結果 [22] 。 王小魯、樊綱從20余個因素考察了其對城鄉居民收 入差距的貢獻,包括人均GDP、外貿依存度、失業、 養老保險等等,但論文的研究發現保險等對高收入 階層的好處要大于其對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好處,即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反而擴大了收入差距 [23] 。王 書華、孔祥毅從信貸資源、股票融資、保險市場三個 角度,分析了金融發展、金融資源分布與經濟增長和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間的相關性,研究發現由于經濟 中存在顯著的二元經濟結構,金融發展較為充分、金 融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較 小 [24] 。王書華、楊有振以供給領先的金融發展模式 為視角,證實了供給領先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收 入分配的影響機制 [25] 。 既有的文獻分析證實了金融發展中的門檻效應 對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存在性,這種影響隨著經濟 發展,促使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間存在著一種“倒 U”型關系。然而,既有的文獻分析大多是針對國家 宏觀經濟層面而做的理論分析,且大多是針對城鎮 居民而做出的分析。相較于國家宏觀層面或城鎮居 民,我國農村居民的金融資產配置與收入結構及其 微觀個體特征均有著較大變化,農村居民的收入消 費習慣也大大相異于城鎮居民,那么,在農村居民中 是否也存在著金融資產配置的門檻效應?這些金融 資產配置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如何?基 于此,本文將通過對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對農戶的 金融資產配置以及收入差距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 檢驗。
二、理論假設與數理模型 Greenwood和Jovanovic(以下簡稱為GJ)模型以典型廠商和消費者為代表,分析了金融發展對居民 收入差距的影響。但不同于完美金融市場機制的前 提假設,基于我國的現實,典型的農戶并不滿足GJ 模型的假設,對我國農戶的金融資產配置與收入差 距的分析需要修正GJ模型的理論假設。
1.農戶部門 在一個包含農戶和金融中介的兩部門經濟中, 放棄GJ模型對典型消費者預期效用的假定①,假定 一個同時從事生產和消費的農戶的典型行為如下: ∫ ∞ 0 ln(c t ,k t ) 1+ρ dt,其中0<ρ<1 同樣,假定農戶的初始財富分配是外生的②,農 戶可以選擇是否從金融市場進行融資,如果能夠從 金融部門獲得融資,則農戶可以從投資過程中獲得 一個較高的收益率wt;反之,如果農戶沒有從金融部 門獲得融資,則假定其收益率為0; 由于生產存在一定的風險,融資后,農戶的預期 收益如下: R(k t )=(1-p t )×0+p t ktwt, pt為融資后農戶投資未發生虧損(從而可以按 期歸還金融機構的貸款)的概率,此時,農戶投資資 本kt的收益為ktwt;w t 為投資的收益率;如若發生虧 損,則農戶的收益為0;
2.金融部門 對金融部門而言,向農戶提供融資服務,金融部 門將收取一個比例φ作為服務費用。假定貸款的利 率為rt;農戶的投資獲得成功時(概率為p t ),金融部 門可以避免信用違約的損失,此時金融部門的收益 為φrtkt;而如果農戶投資發生了虧損,此時農戶的 收益為0,無法支付貸款,金融部門不得不遭受信用 違約損失,此時其收益為(-k t )。 因此,金融部門的預期收益為: ptφrtkt+(1-p t )(-k t )=[(1+φr t )p t -1]k t
3.門檻效應 顯然,在存在風險違約的情況下,對金融部門而 言,其愿意提供的最大融資規模為: [(1+φr t )p t -1]k t rt 由此,站在金融部門的角度,只有農戶的財富 規模超過 [(1+φr t )p t -1]k t rt 這一門檻,金融部門 才會考慮向農戶提供融資;否則,金融部門就可能承 擔信用損失。這一比例就成為農戶部門融資的一個 門檻,財富規模沒有達到這一比例的農戶將無法獲 得金融部門的融資。由于獲得融資后投資的收益率 wt大于無融資的收益率0,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由 于金融資產配置而帶來的財富差距將越來越大,農 戶間的收入差距擴大。 因此,在金融部門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早期時間, 金融資產配置的門檻效應將可能導致農戶收入差距 擴大。 4.動態效應 在金融發展的早期階段,囿于資產配置的門檻, 財富規模較低的農戶群體難以獲得金融部門的融 資,而富裕的農戶則可以利用獲得的資金從事收益 率更高的投資,由此,在金融部門發展的早期階段, 金融資產配置的門檻效應會使得農戶間的收入差距 擴大。 恰如Matsuyama [9] 所論述,金融資產配置的這 種“財富門檻”是內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利潤的 追逐必然會導致門檻效應的存在。Agihon和Bolton 認為,利潤的追逐會使得金融部門的供給不斷加大, 金融市場競爭不斷加劇 [8] 。在我國當前的金融市場 機制下,即使金融市場并非Greenwood和Jovanov- ic [7] 、Matsuyama [9] 所假定的完美金融市場,但隨著 金融部門逐步發展到成熟階段,競爭加劇,制度逐步 規范,融資成本必然會降低,信貸配給的金融歧視將 獲得修正,即使財富規模較低的農戶也能夠獲得金 融部門的融資。 在金融部門發展的成熟階段,一旦所有的農戶 都能夠從金融部門獲得融資,此時富裕農戶融資后 高投資收益率的優勢將被打破,富裕農戶與貧困農 戶同時融資后投資收益率的差異將會縮小,隨著時 間發展,農戶間的收入差距將縮小(見圖1)。顯然,從時間發展的角度看,金融發展與農戶的 收入差距間存在著一種倒U型關系,在金融發展的 早期,囿于金融資產配置的門檻效應,農戶的收入差 距擴大;但隨著金融供給的增加,金融資產供給競爭 加劇,門檻效應逐步消失,農戶間的收入差距開始縮 小。在整個時間軌跡中,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存在 一種倒U型關系。
論文關鍵詞 金融監管 金融安全 功能性監管
一、序言
“金融監管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中央銀行或其他金融監管機構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的授權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 “金融監管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金融監管的對象和內容十分寬泛和復雜,涉及金融交易的內容、途徑、市場、行為以及各種相關服務,而狹義上的金融監管,側重指金融監管當局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包括金融機構及其所從事的各項業務活動在內整個金融業所實施的監督管理?！?本文所討論的金融監管限在狹義意義上來討論。
二、我國金融監管現狀與問題
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單一體制。即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以及保監會分別主要負責貨幣政策、證劵期貨業監管、銀行業監管和保險業監管。這種分業監管的體制在以往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利于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和化解風險,但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一)分業監管不適應現代金融混業經營監管的模式
“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混業經營成為主要經濟體金融業和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導模式和趨勢?！?因此在如今金融業市場分業監管的模式不能解決金融各個行業交錯復雜產生的各種狀況。且混業模式下的經營,金融機構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一個機構可能經營多種業務,涉及多個行業,這就可能造成重復監管,監管沖突的問題比如銀行業從事保險業務,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都開展基金管理業務等等,這就容易出現監管盲區或重復監管的情況。 從目前我過的監管體系來看,一行三會各成體系,各有標準和目標,各部門之間容易沖突,監管對象要承受各個監管部門的壓力,交易成本增加,不利于交易有效率的進行,長期如此,對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非常不利。
(二)機構監管逐漸暴露出問題
機構監管是監管當局對金融業內不同機構實施監管的制度安排。這與我國的問責制有很大的關系,每個機構分配了具體的任務,明確職責,我國的行政機關大多都是這樣的模式,而對于如今的金融市場卻不太適合。單一機構的監管模式適應于金融業發展的初期階段,金融品種少,業務量小,這樣的監管有利于明確職責,提高效率。但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階段,金融品種豐富,每個品種所涉及的行業不止一個,金融風險較高,機構監管將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特別是我國正處于金融行業轉型發展的階段,市場比較寬松,金融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機構監管已不能適應我國目前金融行業的發展現狀。
(三)監管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
我國當前各個監管機構之間協調監管事務主要是通過“聯系會議制度”,僅僅是為了便于溝通信息,而沒有建立實質的聯合監管,這也是很多學者都談到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這與我國分業監管的體制有關,各個部門之間的職責劃分明確,如銀監會監管的事務涉及到保監會,會對保監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并不在銀監會職責范圍內,即使問責也問不到銀監會。似“九龍治水”,不利于整個金融市場的發展。
三、我國金融監管完善建議
(一)我國金融監管應堅持的理念
1.金融監管建設應服務于金融活動
我國經歷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時代,以前經濟問題是由政府一手主導,計劃操作,如今市場經濟下,在金融監管這一塊應尊重市場本位的前提,再去談監管,監管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合理、公平的競爭環境,維持穩定的經濟秩序,相對應的金融監管的法律應堅持這樣的理念,為了更良好的競爭環境,為了更好的服務于金融活動,而不應以傳統家長制的作風來一手操辦。金融監管應以市場為基礎,運用市場機制規范金融活動。
2.金融監管應兼顧公平
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vlor提出了著名的“雙峰”理論(Twin-peaks):“認為金融監管存在兩個并行的日標:一是審慎監管目標;二是保護消費者權利的目標。 這里的消費者即投資者,其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一直以來是金融活動堅持的原則,而在我國金融活動中這一理念并沒有得到最佳踐行,不利于營造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環境,保護弱勢群體利益。且金融監管機構代表著一種公權力,相對于其他的私權力,金融監管機構更有力量和權利,更有條件去做到兼顧公平,在金融監管活動中應領頭引入兼顧公平的理念,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3.以金融安全促金融效率
金融安全是金融監管的初衷和最重要目標。但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長久以來呈矛盾狀態。例如金融危機的治理會陷入一種循環,即“金融危機—強化金融安全,加強監管—克服危機,經濟發展—強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一經濟繁榮,盛極而衰一金融危機—新一輪強化金融安全,加強監管—克服危機一新一輪強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 如邢會強教授提出的三足理論: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中加入消費者保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來相互牽制,相互制衡,這樣才能找到一種平衡點。筆者認為,金融效率與金融安全是相輔相成的,當然這種金融安全目的是為了金融活動更有序的進行,維持良好的金融秩序。從而借金融安全來提高金融效率,良性競爭會更有效率。
(二)金融監管完善具體建議
1.金融監管以市場為導向
金融監管應為金融市場服務,我國的金融監管融入了過多的行政化的色彩,我國的金融市場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階段,用單純的行政手段來駕馭必然是不可行的,金融監管應該以市場導向作為出發點,為金融市場更好的發展提供環境和條件,并且要維持好金融安全。如美國的次貸危機,是金融監管的缺位,因此完全以市場自身來調節亦是不可行的,這就需要政府以市場為基礎,把有形的手于無形的手相結合,使金融市場有序持續的發展,尊重金融行業本身市場規律,不能把金融監管當成單純的行政事務來完全,要融入市場,服務市場,盡量不要采取強行命令性的要求,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性,應給予相對寬松的環境來發展金融,把握好底線來維持金融安全,這不僅僅只牽涉到金融行業,還會波及到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的穩定,如有些學者提出過的適度監管原則,即金融監管主體必須以保證金融市場調節的基本自然生態為前提,尊重金融市場的規律,運用有效的監管措施增進金融效率,以此促進金融業的發展。
2.分業監管模式向功能性監管模式轉變
“功能性監管是指從對特定金融機構的監管轉向特定金融業務的監管,是監管部門職能性、功能性監管方式的改變。” 這種監管方式以美國為代表,比較適合于混業經營的金融模式,是金融水平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比較常適用的一種方式,它的好處在于“能夠有效解決混業經營、金集團化條件下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歸屬問題,能針對金融業務的互相交叉現象層出不窮的趨勢,實施跨業務、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監管?！?我國金融行業正呈現混業經營的趨勢,分業監管的方式逐漸不能適應混業經營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這對于金融創新、金融交易的的效率問題是個比較大的障礙。由此,可逐步推進分業監管向功能監管模式轉變。
3.建立監管機構之間良好的協調機制
由于機構監管的方式,各個機構各自為營,未形成系統的協調溝通機制,這對于現在界限越來越模糊的金融行業現狀,辦一項金融業務常會關聯到幾個機構,需每個機構的批準,步驟復雜,過程較長,不適應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的步伐,這就需要建立系統的協調機制。首先,要實現信息的共享,一行三會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監管信息平臺,這樣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降低成本。其次,可建立聯合的監管機構,類似于現在一些行政部門聯合辦理業務的平臺,只需要在一個窗口或者一個地點就可以找到各個相關的辦事部門,這種方式目前在國內一些地方試點并在推行,尤其是對于金融行業,筆者認為這更是有必要的,金融行業信息變化迅速,一個重要的信息可能決定是否盈利虧損,因此其非常追求效率,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利益,像這樣的聯合監管機構,可以在金融行業中試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中央銀行、股票和資本市場監管委員會、國家壟斷局等相互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建立“常設協調委員會”以最大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克服監管分散的缺陷。”
一、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已初見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銀行在深圳率先獲準開辦離岸銀行業務，開啟我國離岸金融服務先河，其后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深圳分行相繼獲得離岸銀行業務牌照，離岸金融市場在深圳開始發育。1998年年底，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銀行離岸資產質量惡化，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資銀行的離岸資產業務。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復招商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的離岸業務，并同時允許交通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開辦離岸業務，上海開始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盡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業銀行對離岸業務抱有極大的興趣，但央行至今只對上述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許可證，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試點”和“試驗”的標準進行審慎監管。
上述四家銀行能全面經營離岸銀行業務，為我國“全面持牌中資銀行”，負債規模在15億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農行深圳分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許可從事離岸負債活動，即有限持有離岸業務牌照或持有“半塊牌”，負債規模加總大約在15億美元左右。除中資銀行外，在大陸可為非居民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還包括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和部分合資銀行(如華商銀行、廈門國際銀行)。外資銀行國內分行大多數以所謂“全球服務”的名義即“國內接單，境外處理”的方式，通過內部電子系統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年底，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幣存款余額近90億美元，假設非居民存款相當于在岸外幣存款的1/3，則離岸存款約有30億美元，再加上中資銀行的33億美元，我國大陸的離岸存款規模在60億美元左右，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兩地的新興金融市場，不能不引起監督管理部門的重視。
二、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的客觀性
離岸金融服務對象主要有非居民個人、非居民企業(主要表現為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簡稱IBC)、境外金融機構和一些政府組織。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躍的是非居民個人和IBC，這些個人和企業通過離岸金融市場運作其投資和貿易活動。離岸金融服務于離岸商業運作，離岸商業活動反過來又促進了離岸金融的發展。
無論IBC注冊地和司法管轄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點：其一，發起、設立和撤銷手續簡單。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公司和機構均可發起成立IBC，且注冊資本不須實付，沒有行業準入限制，門檻極低。其二，運作和保有費用低廉。多數離岸注冊地實行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甚至零稅率，IBC每年只需繳納200～500美元的年費；其三，法律對私有產權的隱形保護極好。多數離岸注冊地法律屬于英美法系，嚴格保密股東、董事等商業信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陸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并形成了一種“磁鐵石”效應，吸引全球離岸公司從事與我國有關的貿易活動。據商務部近兩年的統計，在大陸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屬處女島（BVI）、開曼群島（CAYMAN）等地區，來自美國、日本、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也大多數以離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在迅速增長，極有可能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對外投資國。目前，上海和深圳兩地對外投資和貿易活動比較活躍，占國內對外經濟比重較大。對外投資需要相應的運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選擇?？梢灶A見，以大陸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國居民為實際獲利人的國際離岸公司將繼續蓬勃發展。離岸商業運作這種客觀趨勢需要一個離岸金融市場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以上海、深圳為中心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也同樣具有客觀性。
三、培育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國際離岸商業運作的客觀性決定了離岸金融服務的客觀性。以我國為中心的國際離岸商業活動在選擇金融服務時有兩種選擇：一是國際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簡稱OFC)，包括國際金融中心(IFC)、地區金融中心(RFC)和簿記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國離岸金融機構。顯然，如果監管部門不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以大陸為中心的大量的離岸金融資源就會流向OFC，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這些離岸商業和金融活動的正常運作并從我國取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國際競爭重要的是爭奪國際戰略資源。除了石油資源、高新技術資源外，金融資源也是重要的國際戰略資源之一。美國長期以來雖然在經常項目上顯示為巨額赤字，但經濟卻能保持高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國際金融競爭中保持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大量廉價的國際金融資源源源不斷流入美國，平衡了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拉動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資源不僅包括國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資源，也包括游離在境外的離岸金融資源。以中國大陸為實際投資目的地的離岸金融資源屬于能而且應被我國利用的重要國際戰略資源。開放境內金融機構離岸業務，在形式上是居民開辦非居民業務，實質上是一國如何利用非居民資源的問題。在適當承擔風險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錢去賺國內外的錢，這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種挑戰。被吸引到中國投資的境外資金和為國內所有但通過各種方式游離于國外的資金，沒有理由不納入我國金融機構服務范圍，否則是對稀缺資源的浪費。我們應該允許境內金融機構特別是中資機構開辦離岸業務，鼓勵離岸金融創新，利用這些國際金融資源為我國經濟增長服務。因此，監管部門應將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作為一種戰略來研究和選擇，不能因為存在風險而在政策上忽視該項戰略資源的社會經濟價值，當務之急是加緊研究鼓勵和允許中資金融機構開辦離岸業務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我國金融發展態勢，我們認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有條件發展成區域金融中心甚至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時朝著離岸金融中心的方向發展。
四、按國際慣例發展和監管我國離岸金融業務
我國離岸金融業務是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國際離岸金融市場自成體系，按長期形成的慣例運作，熟悉、掌握和順應這些國際慣例是開辦離岸業務的基本原則和前提條件。從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變遷過程看，其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是在監管上逃避管制。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結果。逃避管制是離岸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同時也是離岸金融市場創新和發展的最大動因。沒有管制就沒有放松，就沒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離岸市場。只要在岸業務存在著準入管制、信貸管制、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就會出現一個相對應的離岸市場以逃避這些管制。管制與放松是離岸市場存在的一對主要矛盾，二者的關系形成了這樣一個理論：任何管制都會引發一種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會產生一個自由的離岸市場。任何試圖將離岸市場納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違背離岸市場逃避監管的客觀本質，將被實踐證明不切實際或得不到預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場制度下，可以理解對離岸業務的稅收、外匯、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態度，但試圖沿用在岸思維，將離岸國際商業公司和離岸金融業務納入在岸統一管制的做法將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二是在業務上實行自由化經營。世界離岸金融市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市場，沒有一個有法律意義的統一的監管部門和監管規則，其運作基本規則是自由競爭，沒有市場限制與市場準入，沒有信貸利率管制，沒有外匯管制，基本沒有稅收管制。在提品和服務方面，市場相關方擁有自由的創新能力，只要市場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創新出并銷售相應的金融供給。比如離岸銀團貸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額是可以自由確定的，利率是自由協商的，甚至其貸款方式、風險保障、資金運用、還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議的，且包括安排、分銷和轉讓等在內的整個過程均按約定俗成的游戲規則執行。可見，離岸金融市場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現，如嚴格審批和審查離岸金融產品和業務，將導致新一輪產品創新規避監管，循環往復的貓鼠游戲將使離岸金融運行成本增加。
五、我國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比較適宜的選擇是從內外嚴格分離型或隔離型適時向適度滲透型變遷
監管模式的不同會導致運作模式的不同。我們按下表對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離岸金融市場及其相應監管模式進行了分類：
“內外一體型”的監管模式對監管能力和市場成熟度要求最高。在這種模式下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沒有明顯區分，資金可以自由往來，事實上是要求本國貨幣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但目前的中國仍然實行外匯管制，資本項下的開放還沒有時間表，這種模式顯然不能立即在中國實施。
“內外分離型”模式嚴格區分在岸賬戶與離岸賬戶，離岸與在岸資金嚴禁自由往來，是將離岸市場分離出來單獨監管的一種模式。目前，我國實行的是“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嚴格區分，銀行的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不得相互抵補”，是一種“隔離型”監管，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角度分析這種“分切”式、“隔離型”監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從理論角度看，只要在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之間存在著綜合成本和綜合收益的差異，這種隔離僅能是非常態的、相對的和有限的，而內外資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動和相互滲透則是常態的、絕對的；從實踐角度看，根據商務部有關課題分析，我國每年大約有300億～5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打擊逃套匯一直是外管部門經常性任務。在我國，相當部分的資本外逃在實質上是在岸資金通過非法渠道向離岸市場轉移(不一定通過監管范圍內的離岸賬戶，大量的境外銀行、境外賬戶可讓這些資金在境外合法隱身)。因此，我國現行的內外嚴格分離型的監管模式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討。
資本逐利本性決定其規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機會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場。如果資本的跨境流動和投資目的地的資金收益能夠滿足資本轉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資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國市場，為我國經濟服務。最近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出現大量資本又潛回國內的現象，充分說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樣可以適用于離岸國際流動資本的監管。如果我們采取“適度滲透”的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按照“科學調控、嚴格監管、分步放松”的監管理念，采用“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方法，應該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賬戶就應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長期國際資本以滿足國內需求時，我們可以適當放開境外居民在本國存款（OUTIN）的賬戶交易，將國際離岸資本在規模、時間、投資期限和投資領域等方面納入我們的監管范圍；在國內資本存在強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時，我們應該放開本國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導對外投資，促進國際投資便利化。
六、WTO過渡期臨近條件下我國離岸金融監管的若干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離岸金融監管問題不可回避。我們認為，離岸業務除了要納入相關國際合作和國際監管外，注冊地宗主國應重點加強相關領域的監管。我們建議，我國對離岸業務的監管應著重以下幾點：
(一)銀行監管部門應重點加強離岸銀行的市場準入監管和離岸銀行的風險監管。在市場準入方面，要將所有實際正在開展非居民業務的金融機構一并納入監管范圍，無論是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合資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如從事非居民業務，就應一并納入監管，對未獲牌照的機構應勒令停止從事離岸業務。要疏理政策，對中資、外資金融機構均實行國民待遇，“一樣的牌照，一樣的政策和待遇”應成為公平監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執行方面，不能讓內控不健全、規模擴張沖動明顯的經營機構進入。
(二)外匯監管重點應放在對居民外匯管制政策的有效執行方面，不能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應為當前外管重點，同時防止混雜在經常項目下的資本的非法流動。為此，一要要嚴格監控國際離岸短期資本的流入，主要監控好居民收匯賬戶及其用途的審查；二要管理好資本流出，既要打擊非法逃匯、套匯，同時也要鼓勵居民合理的對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三要嚴把業務政策關，對離岸資本跨境流動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鏈上的相關政策要因勢、因時調控，將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拒之門外。如近期應重點關注國際離岸資金流入國內貨幣市場沖擊人民幣匯率，流入房地產市場沖擊房地產價格等問題。
(三)稅收監管重點為居民對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離岸公司享受注冊地的相關稅收優惠，這不是我國稅法所能管理和調控的范圍，所以稅收監管的重點應該放在在岸公司與離岸公司交易特別是關聯交易上。除了審查離岸、在岸交易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之外，應重點監管交易價格，防止用“高進、低出”轉移定價的方式進行逃稅。同時應在向國際稅收慣例靠攏的基礎上改革稅制，建立我國的“價格事先預約機制”(APA)，并建立稅收征管的國際磋商機制。
(四)加強對國際慣例的研究和學習，適當將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立法。監管人員和離岸從業人員都應掌握境外相關法律知識，適當引入境外專業律師等中介機構，將法律審查手續外包。將WTO規則和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制度是長期的過程，也是必須研究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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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流通股 逆政策效應 AR模型 杠桿效應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團《衍生產品的實踐和規則》研究報告，并竭力推薦各國銀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風險價值）風險管理技術后，巴塞爾委員會1995年也在其《關于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內部模型法》、《關于使用“返回檢驗”法檢驗計算市場風險資本要求的內部模型法的監管構架》文件中向其成員國銀行大力倡導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術已延伸至保險、證券、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甚至非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領域，以VaR作為市場主體風險的統一標準與管理機構資本充足水平的準繩和依據。中國滬深兩市的流通股是投資者的首選，以VaR測算滬深兩市流通股資產的市場風險對于機構投資者及時防范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銀行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總經理蒂爾?古爾迪曼所創立。在1995年4月的巴爾塞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規定銀行可以選擇使用自己的風險衡量模型去確定其資本要求，從此風險價值開始被廣泛應用到內部風險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測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敗頻率的VaR模型正確性檢驗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慮在時間變化時，對VaR模型正確性檢驗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風險價值（VaR）》被奉為風險管理的圣經，該書極為系統地講述了VaR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VaR的計量方法，還對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操作風險中的應用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國學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場風險管理》中較系統地論述了VaR，對金融市場風險的測量和管理進行了系統深入的介紹。黃海（2003）重點介紹了摩根銀行在金融風險度量系統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數加權移動平均預測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數據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對中國市場上各類VaR方法計算進行了實證，并對各類VaR方法在中國市場上的有效性進行了事后檢驗（韓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場數據呈現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難以用傳統的VaR方法進行計算，不少學者就使用VaR方法時如何估計數據的分布、如何處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討。其中鄭文通（1997）在《金融風險管理的VaR方法及其應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報數據對該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進行了計算，利用實證方法對VaR方法的正態假設進行了有效性檢驗。對于非正態分布的情況，引入了t分布來代替原來的正態分布假設，并提出了金融資產t分布自由度n的參數估計值（袁婷，2010）。陳守東（2002）運用GARCH模型對上證綜合指數進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檢驗法驗證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認為服從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對上證綜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計最為有效。肖慶憲（2003）為了刻畫“厚尾”資產收益率，將非正態收益率數據進行正態化變換，使變換后的厚尾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從而使參數估計、假設檢驗等計量問題均為有效。杜本峰（2003）根據連接函數的思想導出資產組合的聯合分布，以此對資產組合的風險進行度量，提出了一種基于連續函數的風險度量方法?？追崩?006）系統地介紹了利用極值理論（EVT）和連接函數度量金融市場風險的問題，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與模型檢驗，進一步評估了風險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韓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國金融機構應用的研究己經深入到不同方法細節和具體領域的討論。劉曉煥、袁廣信（2009）利用CVaR方法對一種開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場風險進行了研究，求出了組合中某一種資產的邊際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給出了投資建議。最后建立均值――CVaR優化模型，得到在投資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優的投資組合權重，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參考（韓琦，2008；袁婷，2010）。邵夢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對壽險投資組合的風險進行度量，得到最優投資比例，進一步對壽險資金的投資風險進行管理。實證結果顯示：壽險投資應主要集中在風險較小的銀行存款和國債上，也可適當放寬到收益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線性AR-EGARCH模型的滬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測算
中證流通指數包含了滬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這也是證券市場投資者的首選，因此選用中證流通指數來分析中國滬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場風險較為合意。
（一）中證流通指數的數字特征
選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證流通指數收盤價，求出對數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時間序列{rt}，樣本容量為1 662。由樣本期內滬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時間序列（編者：圖略）可看到第500個交易日至第750個交易日之間，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這段時間內收益波動幅度較大，這與2008年投機炒作所形成的資產泡沫堆積與非理性繁榮不無關系。
求解時間序列{rt}的數字特征（編者：圖略），發現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統計量=446.025，對應的p值接近于0，即該時間序列屬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態分布，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rt}因并未緊貼正態分布分位數，{rt}并不屬于正態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設的最小二乘法（OLS）來分析該序列極為不妥，需另尋他法。采用ADF檢驗分析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rt}的平穩性，其ADF統計量為-39.394 13，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屬于弱平穩時間序列。
（二）自相關性檢驗及AR模型的定階
1.ARCH效應的檢驗。
2005年的匯改并沒有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為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逐漸放寬，使得“貨幣政策失靈論”甚囂塵上。經統計，2006年以來，我國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分別調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證流通指數逆政策變動分別出現了9次和24次，且這種“逆政策效應”在緊縮貨幣政策中更加明顯。政策的影響是估計VaR時應當考慮到的變量。首先建立線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為收益率時間序列，RB、RD分別為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ut為隨機擾動項。對于高頻數據序列，假定線性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時變的，并常表現出“波動聚集性”特征，即隨機誤差項是異方差，因此需要對隨機擾動項進行ARCH檢驗。假定隨機誤差項的條件方差與其誤差項滯后的平方有關，設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從線性模型的殘差線圖（編者：圖略）中可以看出，回歸方程的殘差表現出“波動聚集性”，即大波動后面常伴隨著較大的波動，較小的波動后面的波動也較小。定性分析的結果顯示線性模型存在條件異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應。再用殘差平方的自相關圖來定量判斷線性模型的殘差是否存在ARCH效應：發現滯后36階的Q統計量對應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殘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關，中國流通股確實存在ARCH效應。采用線性模型不合理，應當引入時間序列模型。
2.時間序列{rt}的自相關檢驗及AR模型的定階。
對弱平穩時間序列{rt}進行自相關檢驗，Q統計量對應的p值在5階后全部小于0.05，即時間序列存在自相關。利用有限樣本下的混成檢驗，設樣本容量為n，令參數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統計量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臨界值χ2（7）=14.07，即拒絕H0：ρi=0，i=1，2……7，時間序實存在自相關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應當使用AR模型研究中證流通指數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對AR模型定階。根據下式求出滯后L階的AIC，計算結果如下圖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數的最大值）/n+2（L+1）/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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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金融制度;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賴以存在的社會形式,農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農村金融方面的具體化。作為金融交易的規則、慣例和組織安排等,金融制度對社會金融行為進行規范,對金融體系地位、職能和組成部分間的關系、活動原則和行為方式進行規定,從而決定著金融體制的性質和效率狀況。研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對我國金融體制和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創新,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國外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開端,需從瑞典經濟學家魏克賽爾創立貨幣經濟理論說起,他指出貨幣金融對實際經濟活動具有重大的實質性影響。在他之后,凱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說明貨幣金融對經濟的短期影響的理論。熊彼特則指出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從長期上講具有重大影響,即在經濟發展中,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初期,銀行信用是金融活動的主要形式。
二戰后,美國經濟學家格利和肖先后與1955―1967年發表三篇代表性文獻(《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60,《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7),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金融制度變遷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制度變遷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認為,如果一種金融制度過死地把支出分配與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創造條件使一些部門的盈余預算與其他部門的赤字預算有選擇地相匹配,這種金融制度就會限制增長。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而金融結構的變化是金融制度變遷的集中體現。
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出版《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同愛德華?肖同年出版《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標志著金融發展論的形成。根據麥金農的分析,所謂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對金融體系和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壓制了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金融體系的不發展,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金融壓制與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所謂金融深化,肖認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對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可形成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簡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個經濟中金融部門的發展和社會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謂金融壓制和金融深化實際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20世紀90 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麥金農―肖學派的觀點。在實踐上,通過實證分析試圖對理論模型的結果加以檢驗。(1)經濟增長及政府行為對金融制度變遷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們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說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起來的。列文(Levine,1993)擴展了上述觀點,在其模型中,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隨著金融服務復雜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這種框架下,簡單金融體系會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演變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另外,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于市場的失敗,政府行為在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們認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與公共物品)和規模經濟的存在,競爭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將增加不穩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應采取間接控制機制,并依據一定的原則確立監管的范圍和監管標準。完善的游戲規則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于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出發對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作出全面而規范的解釋。由于相關的文獻很多,我們借用馬樂科?帕加諾(1993)簡易框架,概括地介紹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機制上的觀點。a.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更高比例的儲蓄被轉化為投資―――經濟增長,金融體系的第一種重要功能是把儲蓄轉化為投資。b.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資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經濟增長。
二、國內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金融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化,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近幾年來,國內有許多經濟學家嘗試運用金融發展理論來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實證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談儒勇利用我國近幾年的季度數據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標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總體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存款貨幣銀行相對重要性指標BANK 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議是大力發展存款貨幣銀行。此后,國內學者發表了大量論文,如韓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國,李建偉(2002)等相關著述。但他們都得出了一個與談儒勇相似的結論,即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與經濟增長指標(GDP)是負相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相悖,并與在其他國家得到的驗證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標的選取上。首先,指標M2/GDP不能反映我國金融發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與金融深化程度呈負相關關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使得該指標在衡量各國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經產生了系統性誤差。在指標選擇上,史永東(2004),賓國強(1999)等直接利用國外成熟金融市場上的一些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而在后來的研究中,周立(2002)、韓廷春(2001)等雖然考慮了中國的具體情況,但考慮的角度不同,指標設計帶有主觀性和不完備性,影響了結論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還有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研究成果。李廣眾運用計量分析表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不應放在擴大存款貨幣銀行的規模,而必須提高提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曹嘯等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分析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我國的金融發展確實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上的擴張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杜詢誠(2002)比較了中國近代經歷過的自由市場型和壟斷型兩種金融制度模式,他發現在自由市場制度下,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平行”的;在壟斷制度下,經濟仰賴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場不再具有自發創造性。韓旺紅等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分析也表明,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馬正兵則建立金融部門和實物部門的生產函數,并借助于此,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的外部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是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曾發揮了支持作用,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從金融部門抽取租金,金融的經濟增長效應有減弱的趨勢,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多重均衡。并指出,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加強金融部門的發展,特別是要優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門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能從經濟增長獲得動力,實現融合全身發展與經濟增長效應最大化。
三、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現狀
徐笑波、鄧英淘、張元紅、張兵、朱建華、賈紅崗等關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都做過探討。提出了金融相關率指標理論,該金融相關率指標(FIR)在數值上等于“行社存款”與“農村國民收入”之比,并通過圖示分析了二者的發展變化規律,同時也分析了農村信貸資金與農村國民收人增長的相關關系。張元紅(1999)計算農村金融相關率的方法與前者類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與“農村GDP”之比。通過對各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業務領域已不再局限于農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標值顯然大于農村實際金融資產數值。張兵等對上述指標所作的修正是用“農戶存款”、“農業存款”和“農戶手持現金”三者之和作為“農村金融資產”數據;同時以“農業GDP”指標代替“農村國民收入”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