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6 08:31: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興市場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心電圖；心力衰竭；中醫辨證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inthe view ofTCM syndromes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 so that the outcomes from electrocardiogram (EKG) canserve as parameters for TCM clinical diagnosi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KG can be observed both in disease diagnosis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in syndrome diagnosis of TCM. Methods The study data came from the clinical records (totally 200 cases) of dynamic EKG in the Cardiology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in the period from 2003 to 2007.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with the statistic software SPSS13.0 to set up the database. Result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e severity of the Myerbury ranking for ventricular arrhythmia in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phlegm stagnation syndrome was statistical related. Conclusion The EKG parameters of patientswith heart failure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CM syndrome diagnosis， as well as reference for thepat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for the patients. Therefore， TCM syndrome is a summary of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
Electrocardiogram; Heart Failur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1
材料與方法
1.1
病例來源
病例來源于 2003-2007 年在廣東省中醫院心臟中心住院的臨床確診為心功能不全的病案 200 例作為觀察對象。
1.2
病例選擇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心力衰竭診斷標準參照1997 年修改的 Framingham 標準。納入標準：①符合心力衰竭診斷標準的廣東省中醫院 2003-2007 年在心臟中心住院的病例；②曾用美高儀或華海公司的動態心電圖分析儀 24 h 連續記錄動態心電圖的心衰患者，記錄質量控制在 98.5% 以上。
1.2.2
排除標準
①不符合心力衰竭診斷標準病例；②沒有做過動態心電圖記錄病例或不能按要求準確記錄、完成 24 h 動態心電圖檢測的病例；③有嚴重的腦血管、肝、腎、內分泌和代謝障礙疾患、造血系統疾患等嚴重危及生命的原發性疾病。④嚴重電解質紊亂、洋地黃過量、藥物中毒及其它全身性疾病伴發心律失常等特殊情況。
共收集到 200 例病例：男性 81 例（40.5%），女性 119 例（59.5%），年齡 15~97 歲之間，平均（72.7±21.4）歲。病史 10 年以上的患者有 57 例（28.5%）。對 200 例病例分析中，中醫證候辨證氣虛的患者 175 例；痰濁的患者 183 例；血瘀的患者 184 例；陰虛的患者 43 例；辨證有陽虛的患者 15 例，且同一病例同時兼有多個證。
近年來眾多的臨床資料表明，慢性室性早搏（即在心臟病變慢性期發生的，持續反復出現的室早）的危險程度既與室早的發生頻率，亦和室早的形態有關，并和心臟的情況有關，Myerbury 室性早搏危險程度分級法，已經不斷被近來的臨床研究證明是一種較好的室性早搏危險程度分級法，因此越益受到重視，見表 1。
對 200 例病例分析中，Myerbury 分級 0~ⅢA 級的患者 130 例（65%）；ⅢB~ⅣA 級的患者 28 例（14%）；ⅣB~ⅣE 級的患者 42 例（21%）。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包建立數據庫，并進行數據的清理、審查及校對，無誤后備份兩套，分析前進行數據量綱的轉化等探索性分析。計量資料均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用構成比表示；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
2
結
果
中醫各證型與室性心律失常的 Myerbury 分級組間比較，結果只有痰濁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心衰的痰濁證患者與室性心律失常分級的嚴重程度有關，見表 2。
3
討
論
動態心電圖監測在診斷心律失常方面，不論質和量，都優于普通心電圖和運動試驗。其在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中的作用雖然報道尚少，但其對于驗證或指導治療，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
依據心力衰竭的臨床表現，屬祖國醫學水腫、喘證、胸痹、心悸、虛勞等范疇。心為陽臟，主血脈，司神明。心屬火，又為“陽中之太陽”，故心力衰竭的突出表現是心陽虛衰，腎陽不溫，水飲內停，心氣不足，血行失暢，導致臟腑失養、功能失調。心不主血則血行淤滯，神不守舍則脈律紊亂，故出現心悸、胸悶、氣短、動則加重，以及口唇青紫、下肢水腫、腹脹、乏力、重則不能平臥等癥狀。中醫分為血瘀、氣虛等證型[1]。現代醫學的心律失常多屬中醫的“心悸”、“驚悸”、“怔忡”、“眩暈”、“昏厥”等范疇，常以陰血不足，陽氣虧虛，痰火內擾，心脈瘀阻所致[2]。
轉貼于
心電圖的早搏又稱“期前收縮”，其發生機制不外乎異位節奏點興奮性升高以及由于局部心肌纖維的傳導障礙而產生的折返激動。而局部興奮性增高及心肌纖維傳導障礙產生折返激動又常常因不同的因素而促成。心電圖異常改變，在不同的證型中分布也有不同，這可能是因為隨著病情逐漸加重，病程日久，其心電圖也隨之發生異常改變之故。
痰濁是機體水液代謝障礙所形成的病理產物。這種病理產物一經形成便作為一種新的致病因素作用于機體，導致臟腑功能失調繼而引起各種復雜的病理變化。痰濁多為外感六，內傷七情或飲食勞逸等，使肺、脾、腎、肝、三焦及膀胱等臟腑氣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謝障礙，以致水液停滯而成。水濕痰飲為有形的病理產物，一旦形成即可阻滯氣機，影響臟腑氣機的升降；又可以流注經絡，阻礙氣血的運行。例如凡急慢性疾患影響于肺，致肺氣受阻，氣津失布，津凝痰生；或脾生健運，痰濁內生，上干于肺，阻遏氣道，氣機不利，肅降失常，常為喘促發生的重要內因。痰濁停留于胸膈，可出現心悸、胸悶、喘促等癥。而喘證又是左心衰竭的重要表現。心主神明，心之氣血充盈，功能正常，則一息四五至，相當于 70~80 次/min；脈象不浮不沉，不大不小，從容和緩，流利有力。若水濕痰飲內停，影響及心，導致臟氣失常，往往擾亂心脈，脈象上表現為不規則的歇止，心電圖是表現為室性心律失常。臨床上表現為胸悶、心悸的癥狀。脈象上的不規則歇止會因痰濁的多少而變化，故心衰的痰濁證患者與室性心律失常分級的嚴重程度有關。
為此，筆者認為動態心電圖各種心律失常檢出指標的差異，對于中醫診斷心衰分型的價值不僅具有一定的定性意義，而且尚有一定的定量意義。心律失常檢出指標的定量變化，可以更為確切地表達中醫各證型變化，便于臨床觀察治療。利用心電圖診斷技術研究心衰，可以在望聞問切四診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心衰的研究內涵，可以對心衰的診斷標準給予定量、定性的指標。中醫辨證注意整體觀念，西醫辨病重視局部病變，同時結合現代醫學先進的診斷手段，真正做到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對提高中醫臨床的病證診療水平十分有益。由于心衰患者病情復雜，中西醫又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在中西醫相結合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中醫辨證施治的特點，將有助于對該病的治療。
心律失常對現代醫學的“病”沒有特異性診斷價值，但對中醫學“證”具有特異性診斷價值。
從數理統計角度再次證明了兩者之間內部聯系規律與上述理論闡述是一致的。總之，心電圖等現代檢查手段能反映心衰患者的心功能狀況，可給中醫辨證分型提供一定的客觀依據。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新常態；羊群行為；經濟周期；行為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10）-0056-05
一、信貸周期理論中的信貸行為解釋
信貸周期理論基于信息不對稱假設，以企業與銀行間的微觀行為作為切入點研究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過度負債和外生沖擊是經濟周期的根源，銀行信貸是經濟周期的重要傳導渠道。金融市場存在缺陷，并由此產生投融資雙方的委托――問題，而且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內生于經濟周期，隨經濟周期而波動。理論將貸款供求函數引入經典的IS-LM模型，構建了含有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的CC-LM模型。如圖一所示，中央銀行變動基礎貨幣投放，通常將引起信貸曲線（CC）和貨幣供求曲線（LM）同時移動。
通過對銀行信貸行為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信貸周期理論給出了信息不完全時信貸行為波動的合理解釋。
（一）災難短視（Disaster Myopia）。研究認為，災難短視行為使銀行低估了低頻率外部沖擊事件發生的概率，以至于承擔了與其資本實力相比較大的風險敞口。在經歷過長期繁榮的經濟狀態之后，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銀行將毫無應對危機的心理準備。
（二）羊群行為（Herd Behavior）。研究認為，從眾心理對銀行家決策的形成和改變具有特殊的影響。認知偏差導致信貸市場上出現群體性多貸和群體性拒貸兩種“羊群行為”，造成信貸擴張與緊縮并形成信貸周期，信貸周期反過來又將強化實體經濟的波動。
（三）制度性記憶假說（Institutional Memory Hypothesis）。該假說認為，銀行信貸周期中信貸員辨別審查能力的退化會導致信貸標準的降低，從而貸款給本應被拒絕的低信用水平的企業。對于管理層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而言，容忍這種放松的信貸標準可能是最優的行為，因為強制性的信貸配給可能不僅對低信用企業造成影響，同時具有正凈現值項目的高信用水平的企業也可能因此不能獲得貸款，極易破壞銀企合作關系。
二、新常態時期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行為的微觀機理分析
（一）不同經濟增長周期銀行信貸行為的集中表現。按照經濟增長速度，將我國經濟劃分為兩個發展周期：高速增長期和中高速增長期。節點為全年GDP增速=8%，根據表1數據，可得我國經濟下行周期約始于2012年。
1.高速增長時期（1992-2011年）――盲目信貸擴張行為。此處的“盲目信貸擴張”，是指金融機構放寬貸款的標準，以低于市場利率水平的條件發放大量貸款，從而導致信貸規模快速增長的行為。信貸擴張利弊相輔，而盲目的信貸擴張則是一種典型的災難短視行為。同時，授信評估過程中信貸員在辨別審核方面的表現也具有制度性記憶假說理論的特點。這一時期，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流動性極為充裕，使其具備了大力推動信貸擴張的條件。此時的信貸擴張行為使信貸配給呈現假性均衡，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大量催生貸款，杠桿率迅速上升、信貸對經濟增長點影響逐步下降以及影子銀行迅速增長。然而，資信審核寬松、逐利本性和規模崇拜情結下的高速信貸增長，導致了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加，令其面臨較大的派生風險。
2.中高速增長時期（2012年至今）――信貸集中1行為、擔保偏好2行為和信貸歧視行為。本文所稱的信貸集中行為主要表現為多頭授信和過度授信現象；擔保偏好行為主要表現為擔保圈貸款現象；信貸歧視行為主要表現為授信違諾3現象。以上現象均為羊群行為的具體表現。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總體上處于下行狀態，前期盲目信貸擴張引發的派生風險日益突出。此時，多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為回避風險，將信貸資產集中投向部分優質客戶，令其拿到超額貸款。這些客戶在獲取超額貸款后，往往不經科學考察即擴大投資，投資失敗后又無力償貸，最終導致金融機構大量不良貸款的產生。并且，這一時期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時也表現出明顯的擔保圈偏好，出現了顯著的關聯交易特征。此外該時期銀行授信違諾現象也處于高發階段，使信用風險演變成金融甚至經濟風險。
總體上講，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授信過程中雖然也存在一定的信貸集中、擔保偏好和信貸歧視行為，但由于經濟基本面向好且流動性充足，因此，這種行為并未導致太大風險。然而，在新常態時期，此類行為卻會導致原有的派生風險被成倍放大甚至成櫓饕風險。
（二）新常態時期不同信貸行為表象下的深層動因。1.追逐利潤是銀行作為市場“經濟人”的自然行為。銀行是信貸市場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天然上有著追逐利潤的動機。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弱化，這種逐利動機趨向明顯并最終形成了非均衡信貸配給。將貸款投向政策支持且資信狀況良好的企業，銀行就能更加安全的獲得利潤，可以說，無論是多頭授信還是過度授信的行為，都是其追逐利潤的表現。
2.信息不對稱是新時期銀行信貸行為偏離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銀行對企業民間借貸信息不完全掌握以及征信系統信息傳輸存在時間差等因素，使銀行業金融機構極易因為信息不足而在授信時“一哄而上”，造成過度授信；另一方面，企業為了成功獲得貸款而修改、瞞報自身資信狀況，并同時在多家銀行申請貸款，也導致了多頭授信。
3.過度風險厭惡是新時期銀行信貸行為偏離的內在動因。新常態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銀行不良貸款雙升，迫使其更加關注信貸管理以及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在很大程度上從“風險中性”變成了“風險厭惡”，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各機構紛紛出臺《信貸風險安全指引》或《不良貸款問責制度》，這種急劇的調整以及過度的風險厭惡，為新常態時期的系列信貸異常行為定下了基調。
4.市場環境變化是新時期銀行信貸行為偏離的外部成因。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入以增速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風險多變為主要特征的新常態，經濟環境的變化使金融市場環境也發生許多改變，如市場波動顯著加大、信用利差擴大等。在這樣的變化中，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經營壓力也進一步加大，如何進行科學有效的信貸投放從而適應市場環境的變化成為銀行信貸過程中所考慮的第一要素，而這種考慮也使群體性多貸和群體性拒貸成為其信貸行為的新常態。
三、新常態時期各類信貸行為的吳忠樣本
本文以寧夏吳忠市為樣本，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及其特征進行了基礎研究，在欠發達地市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多頭授信、過度授信高發。由于吳忠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有限，各銀行對準入客戶的可選范圍不大，對發展經營情況較好的優質客戶爭相授信，導致對部分企業多頭授信、過度授信現象高發。截止2015年末，吳忠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授信行在3家以上的多頭授信企業客戶共計135戶。其中，授信行在5家以上的17戶、4家以上的55戶，且以上客戶均有表內外業務余額。多頭授信客戶中，資產總額小于授信額度的過度授信客戶共計39戶，較上年顯著增加。如：截止2016年6月末，青銅峽市四大行對青鋁和大唐發電共發放貸款34.91億元，其中：青鋁15.94億元，大唐發電18.97億元，占青銅峽市四大行單位貸款的56.2%。
（二）擔保偏好行為突出。具體表現為，抵押品少，企業集群、關聯交易特征明顯，銀行貸款偏好于采用互保、聯保、循環保等方式。這種情況下，一旦某些客戶資金鏈出現問題，極易引發行業性風險，使整個行業的不良貸款雙升。以吳忠市批發零售業為例，截止2015年末，全市批發零售業不良貸款余額4.72億元，較年初增加2.38億元，同比增長101.39%，占全部不良貸款的45.68%，較年初上升10.09個百分點。其中因互保、聯保引發的不良貸款余額0.65億元，占該行業不良貸款余額的13.77%。
（三）信貸違諾行為加劇。調查發現，吳忠市中小企業貸款違約頻現，銀行為了回避風險開始對企業抽貸，在部分企業貸款即將到期時承諾企業還舊貸新，企業還款后又以資信不佳等理由拒絕發放貸款，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經營活動無法持續，對銀行失去信任。目前，這種信任危機已經蔓延到更多企業，據不完全統計，轄內20余家具有償還能力的企業出于無法續貸的擔憂，寧可背負不良信用記錄也拒絕還貸，銀企互信危機正逐步加大。
四、新常態時期銀行信貸行為對吳忠市經濟金融發展和企業成長的影響
（一）信貸資金供求結構失衡。一方面，信貸資金的需求方――企業埋怨信貸資金緊缺。吳忠市統計局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全市76%的中小企業認為信貸資金“供應緊張”或“非常緊張”。另一方面，信貸資金的供給方――銀行業金融機構持有信貸資產卻拒絕向中小企業投放。其多頭授信等行為使需求方，特別是欠發達地區主要依賴間接融資的需求方信貸缺口無法得到滿足，導致了信貸資金供給結構的失衡。可以說，銀行信貸投放過程中的行為選擇是導致中小企業貸款難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信貸集中風險4暴露。一是信用風險。具體表現為具有相同特征（如同一行業）的客戶集體性出現無力償貸而違約的情況，使銀行與客戶之間出現信任危機。二是擔保圈風險。具體表現為部分企業關聯關系復雜，互相擔保、關聯擔保、循環擔保使其資金流動具有極大隱蔽性。某一企業資金鏈條斷裂令該擔保圈所有企業受到牽連，風險成倍放大。三是金融市場風險。具體表現為多家銀行信貸資金追逐少數企業，信貸對象趨同。企業無力清償導致多家貸款銀行出現連鎖反應，擴大了整個銀行業的風險積聚。
（三）信貸資源使用效率降低。對于銀行，信貸資源作為一種商品，符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多頭授信、過度授信使其資金不能有效配置到各個行業和潛力客戶，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對于企業，超額投入的信貸資金給企業帶來的不僅是經營效果的遞減，而且可能因資金相對充裕，使企業放松資金管理和成本控制，形成投資浪費。
五、政策建議
（一）對金融機構實施信貸行為監管。一是深入分析銀行業金融機構產品、業務和商業模式的系統性影響，監測并及時矯正其授信過程中發生的行為偏離，防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二是監督其制定內部制度，遵循自愿、公平、平等、誠實信用的原則，杜絕不正當競爭行為，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三是監督其制定扶持弱勢群體的經營策略，在金融消費者成本可負擔、金融機構財務可持續的前提下，向弱勢群體（如小微企業）提供其所需要的金融服務。
（二）對大型關聯型企業實行特殊“并表監管5”。金融監管對象不僅包括金融機構，也包括金融消費者。對于極易引發擔保圈風險的大型關聯型企業，建議各所在地監管部門借鑒國際銀行業并表監管模式，在合并資產負債表基礎上，聯合履行以下職責：一是全面了解企I及其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整體結構和主要業務；二是全面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和運營情況；三是對企業信貸狀況和資信狀況進行輪廓性素描，并在合乎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原則的前提下，向擬授信銀行適度公開，避免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羊群行為。
（三）完善信用擔保體制建設。一是出臺《信用擔保管理條例》。明確信用擔保人、債權人、債務人的權利和義務，保障三者權益，填補現行《擔保法》尚未明文涉及的信用擔保條款空白，從制度設計層面矯正銀行的信貸偏離行為。二是強化信用擔保機構建設，擴大有效擔保人選擇范圍。切實落實現有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資的補償代償規定，協助擔保機構降低代償風險，從擔保角色層面矯正銀行的擔保圈偏好。三是鼓勵有條件的地市設立政府性擔保基金，直接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擔保貸款風險補償。
（四）加強社會信用環境建設。一是推進信用信息數據庫建設。在現有數據庫基礎上，加快對工商、司法、電信等部門的信息采集，將零散分布于各部門自身信用信息系統（如工商部門《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的數據信息對接入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中。二是加速推進企業信用評級。成立信用管理機構，培育商業性評級機構，開展對各類企業所負各種債務能否如約還本付息的能力和可信任程度進行綜合評估，評價債務償還風險，協助銀行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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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redit Behavior of China’s
Banking Institutions under New Normality
LI Donglin ZHANG Changqing ZHANG Yaru
（Wuzhong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Wuzhong Ningxia 751100）
（東北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遼寧大連116025）
摘要：本文采用統計描述手段分析了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新興市場的競爭力，發現在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船舶、辦公及數據處理等產品上具備較強的出口優勢，但在發電機械、航空航天設備等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上仍處于競爭劣勢；筆者運用CMS模型對影響出口各因素的分析顯示，中國對新興市場機電產品出口越來越依賴于進口需求規模的擴大，根據新興市場靜態需求結構所做的出口結構調整促進作用越來越大，但這種調整并未適應需求結構的動態變動。
關鍵詞 ：新興市場；機電產品；CMS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105-09
本文使用數據皆是以SITC Rev2為分類標準。
收稿日期：2015-07-13
基金項目：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一般項目“遼寧裝備制造業非洲轉移與轉型升級研究”（L14BJL014）
作者簡介：李勤昌（1959-），男，遼寧大連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國際貿易問題研究。E-mail：liqinchang9@163.com
張強（1991-），男，山東聊城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貿易問題研究。
一、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市場結構現實
目前，國際社會對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范疇還沒有明確定論。鑒于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即二十國集團）中的俄羅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9個國家在發展中國家行列中經濟規模和對外貿易規模較大，多數國家在“一路一帶”沿線，既是新時期中國國際經濟合作的重點，又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因此，本文選取這9個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分析樣本。另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3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定義的29個發達國家和地區
29個發達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法國、荷蘭、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亞、比利時、奧地利、芬蘭、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盧森堡、瑞典、瑞士、丹麥、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蘭、塞浦路斯、冰島、韓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作為發達經濟體的對比樣本。
根據UN Comtrade 數據庫的貿易數據，中國機電產品貿易總額在2010年就已超過德國，躍居全球機電產品貿易第一大國。而2013年中國機電貿易規模達到了約1.80萬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約1.04萬億美元，占2013年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的47.10%。2000—2013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實現了年均21.50%的增長。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出現了下滑趨勢，反映出機電產業應對外部經濟波動調整能力的脆弱。
Massell［1］早在1970年就研究指出，一國出口穩定發展的關鍵是要提高出口市場分散化程度。但從市場結構角度觀察貿易數據可以發現，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市場結構長期嚴重失衡，對發達經濟體市場過度依賴，對新興經濟體市場開發嚴重不足。2000—2013年中國機電產品對發達經濟體市場出口占中國機電產品總出口的85.10%—72.30%，但對新興經濟體市場出口占比僅有4.70%—10.70%。雖然情況在逐步改善，但問題依然嚴重。市場結構失衡的隱性問題隨后顯現。2008年金融危機在發達經濟體爆發，導致中國機電產品對發達經濟體出口占比較2007年猛降3.70個百分點，2009年較2007年更是下降了4.10個百分點。盡管近年來市場的變化倒逼我們采取措施增加了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出口占比逐步從2007年的8.10%增加到2013年的約10.70%，但也僅是對發達經濟體市場出口占比的1/7，出口市場結構嚴重失衡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從國別市場角度觀察發現，對兩類市場的出口也存在市場內的結構失衡問題，即出口過度集中在少數經濟體。在發達經濟體市場中，中國機電產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美國、歐盟和日本，2000—2013年間對四大經濟體出口占對發達經濟體出口的比重長期保持在80%以上。在新興經濟體市場中，出口則主要集中在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2000—2013年間對這四個市場出口占對新興經濟體出口的比重維持在40%—70%不等。盡管近年來市場集中度有所下降，但出口市場的高集中度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從市場潛力角度觀察，新興經濟體市場具有較大機電產品的需求潛力。出口市場潛力的評價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進口國家或地區的需求及購買能力。Hausmann等［2］在經驗研究中提出，購買能力與收入水平正相關，而收入水平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水平來判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9個發達經濟體GDP在2008—2013年間年均增長僅為1.30%，而同期新興經濟體GDP年均增長了6.10%。從貿易數據觀察，新興經濟體機電產品進口在2008—2013年平均年增長了10.70%，遠遠超過了發達經濟體的2.40%，機電產品進口額占全球機電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7.30%上升到2013年的13.10%。可以預見，隨著新興經濟體工業化、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對機電產品需求一定會進一步增加，這無疑為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提供了市場空間。
二、中國機電產品的競爭力現實
1.出口比較優勢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是衡量某產品或某類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常用指標。它是指一個國家某種（或某類）商品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除以世界總出口額中該種 (或該類) 商品出口額所占份額的比率，其表達式為：
其中，Xik代表i國k商品的出口額，Xi代表i國出口總額，Xwk代表世界k商品的出口額，Xw代表世界總出口額，指數取值范圍為［0，∞］。一般認為，當其大于2.50時表示該商品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間，表示該商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如果介于0.80—1.25之間則表示該商品國際競爭力一般；如果小于0.80，則表示該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較弱。
根據貿易數據，本文選取對各新興國別市場機電產品出口排名靠前的德國、美國、日本、韓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作為中國開拓新興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
后文提到的主要競爭國家均指這七個國家。對2000—2013年中國與主要競爭國機電產品出口比較優勢變化進行統計性描述。整體上看，統計期間日本、韓國和德國的機電產品出口比較優勢較強，法國、英國和意大利一般，中國出口優勢增長迅速并從2007年開始趕超德國，而美國出口優勢在2009年出現了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來中國出口優勢增速放緩，在2012年和2013年連續兩年輕微下降，與德國相比優勢喪失，與日本、韓國差距依然較大。
在產品分類上，聯合國SITC分類標準下機電產品主要包括9大類。
9大類包括：71（發電機械）、72（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3（金屬加工機械）、74（一般工業機械設備）、75（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6（電信和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77（電氣機械儀器）、78（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車制造業）和79（包括（791）軌道交通設備、（792）航空航天器械、(793)水路運輸設備）。為了解機電產品類別的比較優勢差異，本文根據SITC分類對中國及主要競爭對手國家2013年的機電產品類別的RCA指數進行了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見，中國在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5）、電信和錄音及音響設備（76）上的出口優勢很強，遠超主要競爭對手國家；在電氣設備（77）和水路運輸設備（793）上，中國顯示性比較優勢較強，其中電氣設備出口優勢僅次于韓國，水路運輸設備出口優勢不及日本、韓國；而在其他類別產品上，中國的出口優勢一般甚至很弱，與多數競爭對手國家相比均處于比較劣勢。綜合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各類機電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均衡，辦公及數據處理、通信和電氣設備出口優勢十分突出，道路交通設備及航空航天器械等產品則劣勢明顯。
2.貿易互補性
經濟學家Peter［3］最早提出測度貿易互補性指數（TCI）來衡量一個國家某種產品的出口與另一個國家的進口之間的吻合程度，后來被學者們廣泛借鑒，例如于津平［4］、孫致陸和李先德［5］等。其中，計算出口國和進口國某項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公式為：
根據前述計算方法，本文對2000—2013年中國對新興經濟體出口機電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了計算，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由圖1可見，2007年后中國對除印度外的新興經濟體機電產品出口的互補性均較強，對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沙特、巴西和南非的貿易互補性保持1.50以上，且在考察期間總體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機電產品具有較大的現實需求，中國機電產品與當地同業競爭性逐漸減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開始，這種總體上升趨勢放緩；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互補性甚至出現明顯下降。這主要是因為：一是新興國家機電產品進口需求增速放緩；二是隨著歐洲國家、日本和美國等機電制造強國出口能力的逐步恢復，對新興經濟體出口逐步增加；三是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新興國家自身機電產業崛起，對新興市場機電產品出口增加。這說明相對發達出口強國，中國機電產品在新興經濟體市場上的競爭力面臨新的挑戰。
3.出口產品技術含量
自Hausmann等［2］提出用出口復雜度指標來考察一國出口與生產率水平（或收入水平）關系之后，學術界開始借鑒他們的思想研究出口與技術水平的關系問題。這一研究的邏輯是：一國的出口技術水平可以通過該國的生產率得以反映，因生產率與該國的收入水平正相關，因此，出口的技術水平便可通過該國收入水平來反映。為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收入水平用人均實際GDP表示，為剔除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的影響，以出口國目標產品占全部產品出口的份額與世界各國該份額加總值之比作為權重（即顯示性比較優勢），對各出口國的人均實際收人進行加權處理。可見，出口復雜度是以產品k 在總出口中的份額作為權重的所有出口產品 k 的國家人均 GDP 的加權平均值。出口復雜度越高，表明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越高，競爭力也就越強。本文借鑒Rodrik［6］的出口復雜度指標的計算方法，先對機電產品的產品層面的出口復雜度進行計算，然后計算比較中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和主要競爭國家在機電產業層面(SITC編碼前1位數字）的出口復雜度，以便明晰中國機電產品的總體技術水平。產品層面的出口復雜度計算方法為：
從表2可見，發電機械（71）、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2）、金屬加工機械（73）、一般工業機械設備（74）、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車制造業（78）和航空航天器械（792）的出口復雜度要明顯高于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5）、電信和錄音及音響設備和儀器（76）、電氣機械儀器（77）、軌道運輸設備（791）和水路運輸設備（793），且各類機電產品的出口復雜度受國際經濟波動影響從2007年開始出現波動式變化，其中76類、78類和793類產品下降幅度較大。結合前文對RCA指數和TCI指數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在技術含量較低、技術含量波動下降的機電產品上具有較明顯的出口比較優勢和較強的出口互補性，而在技術復雜度較高的71—73類、78類、792類機電產品出口中優勢普遍較弱，與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且對新興市場出口互補性較弱，同業競爭性較強。
根據EXPY指數公式進一步測算中國、新興市場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的機電產業總體（產業層面）出口復雜度，結果如表3所示。
橫向比較出口復雜度絕對額可以看出，新興經濟體中除墨西哥外機電產品技術水平普遍較低，明顯不及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而在發達國家中又以日本出口復雜度最高，韓國、德國分別位列第2和第3位，在整個考察期間，三國出口復雜度都高于中國。縱向比較可以發現，2000—2007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復雜度提升較快，增速領先于本文測算的所有國家，縮小了與日本等出口復雜度高的國家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出口下降、經濟倒退等因素影響，多數國家出口復雜度出現下降，主要發達國家下降幅度大于新興國家，其中美國、日本下降最為明顯，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復雜度在2008年超越了美國，2009年又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值，但與德國、日本、墨西哥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總體看，在新興市場上，中國機電產品與同行業產品競爭是具備技術優勢的，但也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機電產品的強勢競爭。
結合上文競爭力分析結論可以看出，中國機電產業整體競爭力和技術水平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均較高，而在具體產品類別上則有不同。中國在出口復雜度較低的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電信和錄音音響設備、電氣機械儀器上反倒具備較強的出口優勢，在新興市場上需求旺盛，成為對新興市場出口的強勢產品。但在發電設備、專用設備、包括航空航天器械在內的交通運輸設備等出口復雜度較低的產品出口上則處于比較劣勢。這反映了新興經濟體機電產品需求的特殊結構，是我們開拓新興經濟體市場時應當注意研究的。
三、拉動新興市場機電出口的主要因素
下文采用恒定市場份額模型對此進行深入分析。恒定市場份額模型（CMS）由Tyszynski［7］最先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在某種產品競爭力不變則該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也不變，因此，如果該產品的出口市場份額保持不變，那么，出口額的增加必定是由該產品競爭力提升或出口結構調整引起的。該模型提出后得到了諸多學者的補充完善，其中較為經典的是Jepma［8］把原始模型中較為籠統的因素進行了二次分解，這一拓展后的模型在此后解釋出口增長促進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1.模型及解釋
根據Jepma［8］分解拓展模型，一國對特定市場出口變動主要是受需求效應、競爭效應和交互效應三個因素影響，需求效應是指由于進口國某產品需求規模或需求結構的變動引起的該產品出口變動；競爭效應是指產品出口市場份額變動導致的該產品出口規模的變動；交互效應則是指進口需求變動和出口競爭力變動均衡作用所引起的出口變動，可以理解為出口產品對進口國需求變動的適應能力。
根據上述思想，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各拉動因素貢獻程度可通過下面模型進行第一層次的分解：
純交互效應 動態交互效應
2.數據選取及時期劃分
本文選取UN Comtrade數據庫中2000—2013年各新興國家機電產品進口數據，對中國在該時期每年出口增長拉動因素進行測算分析。測算時，依據貿易額變動特征將這段時期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8年），新興市場從中國進口機電產品的規模呈現高速增長態勢，平均年增長率47%；第二階段（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新興市場進口中國機電產品的規模出現8%的負增長；第三階段（2010—2011年），新興國家強勢復蘇，從中國進口機電產品的貿易額平均年增長35%，恢復高速增長；第四階段（2012—2013年），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趨穩而新興國家增長有所放緩，新興國家進口中國機電產品的規模進入了年均7%的低速增長階段。
3.模型測算及結果分析
根據分解式（6）計算各要素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新興市場規模變動的影響程度，并在每一階段選取階段內的年度數據均值，結果如表4所示。
比較第一層次的分解可以看出，在一、三、四階段，中國對新興市場機電產品出口的需求效應、競爭效應及交互效應均為正值，說明在這三個階段，新興市場的需求增加、中國機電產品競爭力的提升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都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起到了積極的拉動作用，但需求效應和交互效應在第二階段均呈負值，對出口增長起到阻礙作用。此外，競爭力效應在第二階段、需求效應在第三階段均起主要的促進作用，而兩種效應在其他兩個階段的貢獻程度差別不大；交互效應在出口高速增長的第一和第三階段拉動作用較大，而在其他階段，尤其是在第四階段，交互效應明顯減弱，說明新興市場的需求和中國出口競爭力兩者的均衡是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的最佳條件。
觀察拉動因素第二層次的分解可以發現：
第一，需求規模效應在除2009年外的其他考察期間均為正值，且貢獻程度較大，說明新興經濟體對中國機電產品進口需求量的增長在中國對新興市場的機電產品出口中起到了較大的積極拉動作用。而在2009年，受金融危機持續發酵影響，新興市場需求規模減少，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打擊很大。
第二，需求結構效應在第一、三、四階段均為負值，在統計學意義上說明中國在新興市場進口需求增長較快的產品上的市場份額較低，在進口需求增長慢甚至減少的產品上的市場份額卻較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國機電產品的出口結構不能適應新興市場的需求結構變化。而第二階段需求結構效應為正值說明在危機籠罩下供給發生變化，即中國與主要競爭國產品出口能力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在新興市場進口需求增長較快的產品上市場份額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三，整體競爭效應在四個階段始終為正值，且在第二階段起到的拉動作用十分顯著，說明產品市場份額的增長對出口規模的變動始終具有促進作用，且有助于維持經濟波動時期的出口穩定。
第四，具體競爭效應在第一、三、四階段均為正值，說明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結構正向與新興市場進口需求結構相適應的方向調整，即在新興市場需求量大的產品上中國的市場份額提升較快；而在第二階段為負值說明中國市場份額提升較快的是當年新興市場需求規模并不大的產品。
第五，純交互效應在第一、三、四階段均為正值，表明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結構的調整和新興市場進口需求規模的增長產生積極的交互作用，能夠拉動中國機電產品出口；而動態交互效應在這三個階段的貢獻度均接近0，表明中國機電產品出口結構調整與新興市場機電產品進口結構調整并未取得令人滿意的同步或相符結果，中國競爭力提升快、市場份額增長快的產品在新興市場上的需求增長很慢，或者說在新興市場需求增長快的產品上中國出口取得的市場份額增長很慢。在第二階段動態交互效應起到的促進作用則較為明顯，表明出口結構和進口結構的調整產生的綜合效應為正。與需求結構效應和具體競爭效應綜合分析，并結合貿易數據可以發現，在2009年中國市場份額提升較快的是新興市場需求增長相對較快但需求規模依然不大的辦公及數據處理設備、水路運輸設備等產品。
動態上看，2000—2013年間，需求規模效應、具體競爭效應對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增長的貢獻略呈上升趨勢，而需求結構效應和純交互效應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整體競爭效應波動性較大，動態交互效應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明顯。這說明新興市場進口需求的增加和中國機電產品針對需求規模即靜態的需求結構所做出的出口結構調整，即在需求量大的產品上中國市場份額有效增長，只是這種調整還未完全適應需求結構的動態變動，即需求增長較快的產品上中國市場份額提升緩慢。因此，有效迎合進口需求規模增長，出口結構調整過程中更多地關注需求結構的動態變化，提升機電產品的整體競爭力應該成為中國機電產品開拓新興市場今后努力的方向。
為觀察具體市場中各拉動因素的影響差異，將新興國家市場分別作為單一市場進行測算。考慮到篇幅限制，將2000—2013年間的各影響因素貢獻度取均值，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中不難發現，中國對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的機電產品出口主要是受競爭力提升拉動的，而對其他新興國家出口主要是需求效應拉動的，交互效應在除印尼和印度之外的其他新興市場上均呈現較大正值，說明中國機電產品在多數市場上具備應對需求變動的能力。從第二層次分解的結果看，需求規模效應和整體競爭效應在各國市場上均為正值，說明需求規模增長及中國機電產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在各新興市場上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正向拉動作用；而其他因素的貢獻度在不同市場間差異明顯，表明中國對各新興市場的機電產品出口均具備獨特性。
四、對策建議
第一，以新興市場為出口拓展重點，營造有利貿易環境。與新興市場國家建立良好的經貿往來機制，加快FTA網絡建設，強調各國在資源稟賦上的互補性，在經濟、政治發展利益上的一致性，消除雙邊機電產品貿易壁壘，進而充分把握新興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需求及投資機遇。
第二，根據產品類別競爭力特點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別政策措施。中國在水路運輸設備、辦公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電信和錄音音響設備、電氣機械儀器產品上競爭優勢突出，需要在增加生產和出口規模的同時注重技術研發能力的提高，提高產品的價值鏈水平。而對中國處于出口劣勢的發電設備、航空航天設備等高端技術產品，要在資金融通、技術引進和研發、生產扶持和創新激勵各個方面出臺配套的產業政策，鼓勵企業運用先進研發技術進行改造升級，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注重產品種類多樣化，改善出口商品結構，實現中國機電產業出口產品數量、產品質量和產品種類的三重提升。
第三，創新出口模式，拉動新興市場需求。在保持傳統的出口模式的同時，應通過對外FDI參與新興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從而帶動本土產品出口，消化產能過剩，提高國外市場占有率。利用絲路基金、亞洲投資銀行的資金支持，幫助目標市場制約需求的資金短缺問題。機電行業協會應當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機制，及時掌握新興市場需求變動，提示出口企業及時調整產品結構，主動適應市場需求。
第四，因地制宜，對不同市場采取差別化的出口策略。根據具體市場的需求結構和潛力，因地制宜地確定產品出口類別，調整產品的適應性，通過差異性產品滿足差異性需求，從而實現保持傳統市場占有率，開拓和提高新興市場的占有率的目標。根據前文的分析，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四國對機電產品具有需求潛力，但中國目前的市場占有率還不高，因此，應當把他們作為市場開拓的重點；印度市場的機電產品需求旺盛，需求拉動作用明顯，中國就應當認真研究其需求特點以及競爭者的特點，力爭通過對外投資等方式進一步提高該市場的占有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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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心律失常;治療;小兒 快速型
【中圖分類號】R184【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5-0515(2011)04-0064-02
小兒快速型心律失常在兒科心律失常性疾病中較常見，急重癥者可危及生命。發病原因各不相同，預后也有較大的差別。本文對我院自2007～2010年收治的55例快速型心律失常作一分析。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55例中男28例，女17例；年齡40天～10歲。1歲以下嬰兒15例，7例因哭鬧、嘔吐、口周發紺入院后診斷為心律失常，3例因感染入院時發現心律失常，心臟彩超檢查無異常，5例因感染在外院靜點時發現心律失常，其中先天性心臟病3例，心內膜彈力纖維增生癥1例；1歲以上患兒40例，其中7例先天性心臟病住院時發現心律失常，20例為預激綜合癥，1例為心臟粘液瘤，6例為擴張性心肌病,2例入院后診斷為感染性心肌炎，4例因感染在外院靜點過程中出現心律失常，在心律失常得到控制，復查各項指標均正常。
1.2 心電圖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37例；室性心動過速14；房性撲動2例，房顫2例。
1.3 治療和轉歸 37例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患兒中：1歲以下者10例，7例為單純性心律失常無心臟結構性病變及其它誘因，其中6例直接應用西地蘭后復律，1例應用心律平后無效改為西地蘭轉為竇性心律，另2例為先天性心臟病合并心力衰竭應用西地蘭聯合心律平后轉律，還有1例為外院靜點時突發，應用第2次心律平時出現房室傳導阻滯，搶救后恢復竇性心律；1～10歲之間者27例，19例預激均在靜推心律平后復律，1例未用藥物，刺激迷走神經后復律，5例先心病均合并心力衰竭，其中1例應用西地蘭后即恢復竇性心律，其余4例為西地蘭聯合心律平后轉律，另2例既往無心臟疾病因感染外院靜點時出現室上速應用心律平、乙胺碘呋酮后無效，采用同步直流電擊治療后轉為竇性心律。室性心動過速患兒14例，1歲以下患兒2例，其中1例為心內膜彈力纖維增生癥治療無效死亡，1例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合并心力衰竭應用西地蘭聯合利多卡因后復律；1歲以上患兒12例，6例擴張型心肌病3例搶救無效死亡，1例應用利多卡因聯合西地蘭,轉為竇性心律，2例應用利多卡因無效，改用乙胺碘呋酮復律；1例心臟粘液瘤患兒首先應用利多卡因、心律平后無效，出現心力衰竭加用西地蘭后再次應用利多卡因轉為竇性心律；2例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均搶救無效死亡；1例感染性心肌炎應用利多卡因后復律；2例外院靜點時突發，應用利多卡因、心律平、乙胺碘膚酮后無效，采用同步直流電擊治療后轉為竇性心律。1歲以下患兒中房撲2例，房顫1例，均因感染入院，心臟彩超無異常，入院后控制感染營養心肌治療，未用抗心律失常藥物，自行恢復竇性心律。另1例房撲年齡大于1歲，靜推西地蘭后復律。
2 討論
小兒快速性心律失常最常見為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根據其年齡、病因不同，選擇藥物是不同的，1歲以下患兒應用西地蘭效果較好，本組有效率為70以上，可能與西地蘭興奮迷走神經，提高心房、交界區、心室自律性的藥理作用[1]有關，西地蘭是治療嬰兒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的首選藥物。1歲以上患兒心律平為首選，有效率為85.1，其電生理作用抑制心肌細胞的鈉通道、延長不應期、減慢傳導速度作用，從而明顯降低心肌興奮和阻斷折返。對于嬰兒因其心臟傳導系統發育不完全，如應用此類藥物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本組資料顯示西地蘭聯合心律平治療合并心力衰竭的室上速患兒是安全有效的。
室性心動過速是一種嚴重的快速心律失常，可致心臟性猝死，其病因不同，預后不同。如同時存在心臟病病死率可達50%[2]，如為感染等其它原因，經及時搶救，治愈率較高。室性心動過速患兒注意其是否有心力衰竭，如有需在應用西地蘭基礎上加用利多卡因等抗心律失常藥物效果較好，可能因西地蘭具有興奮迷走神經，對抗交感神經作用，與其他抗心律失常藥物產生協同作用有關。本組病例顯示利多卡因聯合西地蘭治療室速安全有效。
因患兒年齡、病因不同，藥物選擇不同，治療效果也不同。對于部分藥物治療無效時，應用直流電擊治療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治療手段。
參考文獻
[1] 陸再英.內科學[M].7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176
關鍵詞：股票市場；新股發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4.0108.01
近年來，隨著中國股票市場的各種制度不斷完善，新股發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提上日程，2012年4月1日中國證監會公布《關于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2年5月21日證監會修訂并公布《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旨在對此前出臺的新股發行改革意見作出細化和推進，協商定價、靜默期和打新產品不能參與網下配售成為亮點。
1我國新股發行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新股發行制度無論是在詢價機制上還是在操作層面上，都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新股過度包裝、新股的高溢價發行問題、投資者投資理念失衡、新股申購機制不公平以及新股發行缺乏回撥機制等。
1.1新股過度包裝
在我國現行的新股發行制度下，很多的擬上市公司對自己是否能成功上市沒有把握，但是為了上市進行融資，很多擬上市公司除了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中介機構外，還對自己的上市情況進行充分的包裝，比如：優化自己的財務數據，對自己的資產進行調整等，以此提高上市的成功率。但是，這些數據的過渡包裝使得擬上市公司的資產情況被投資者低估，這樣直接傷害了投資者的經濟利益。
1.2高溢價發行問題
目前，新股的發行定價較為混亂，很多新股的價格和其實際價值相背離，出現高溢價發行的情況。在新股的定價階段，由于缺乏合理的新股評價機制，也缺乏對機構詢價與配售、融資等聯系起來的硬約束機制。造成新股的定價缺乏合理的標的物，僅僅依靠市盈率等指標來進行定價，由于市盈率本身沒有一個合理的定位，市盈率都不是非常準確，這樣造成新股高溢價發行。
1.3投資者投資理念失衡
盡管我國股市于2006年已經進入全流通時代，但是我國股市無論是監管層、中介機構還是投資者對新股的認識都沒有變化，監管層還是沿用設定發行市盈率上限的行政定價方式，并沒有完全考慮市場的定價作用，忽視根據供需定價的原則。監管層使用行政手段來決定市場行為的這種做法使得投資者盲目的支付過高的溢價，使得耳機市場過度炒作，投資者盲目追漲殺跌。
1.4新股申購的不公平問題
我國現行的新股申購機制對于不同的投資者顯的不公平，在新股的申購中，機構投資者既可以參與網下配售，又可以參與網上申購。這使得機構投資者新股申購較為容易，而相對于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只能參與網上申購，使得個人投資者申購較為困難。這種有利于機構的申購政策不利于我國股市的健康發展。
1.5股票回撥機制的缺失
我國的新股發行市場采用的是網下詢價配售和網上申購相結合的機制，但是股票回撥機制卻有待完善。當網上申購需求明顯超額的時候，網下少有股票撥入網上申購，以滿足公開認購者的需求，反之，當價格偏高，網上認購不足時，也沒有相應的回撥機制，將其部分股票撥入網下，配售給戰略投資者。
2改革的政策建議
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的長期趨勢必然是市場化改革，使得股票市場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把新股發行定價權交給全體投資者，增加中小投資者在定價過程中的話語權，同時各項行政管控逐步退出，是我國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之關鍵所在。
2.1改革原有配售申購制度
首先，在新股發行中，如果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監管部門可以考慮取消網下配售，這樣使得中小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公平地參與網上申購，網上申購應對機構和中小投資者一視同仁。其次，將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的申購方式完全區分開來，機構職能參加網下配購，而個人投資者職能參加網上申購。最后，建立全效的回撥機制，形成網下和網上的互補，當網上申購踴躍時，網下配購可以適當的調節，劃撥出相應的比例讓個人投資者參與。以提高個人投資者的中簽率。
2.2改革原有的新股詢價制度
目前我國采用的網下配購和網上申購相結合的政策，這種申購政策帶來很大的不公平，這對這種情況，可以效仿美國式的招標方式，取消網下配購的環節，把所有的申購實施網上申購，所謂的美國式招標是投標人按照所報買價自高向低的順序中標，直至滿足預定發行額為止，中標價格為投標方各自報出的價格，具有多重中標價格，報價越高者損失越大。投資者所認購新股發行份額不足計劃發行份額的80%，則發行宣告失敗；超過80%而未達到發行計劃的，不足部分可由承銷商包銷。這樣的招標式申購股票，有利于全體投資者定價權的維護和對市場化定價原則的維護。
2.3逐步放寬行政管控
當前所實行的新股上市核審制行政審批手續還比較多，即使監管很嚴，也難免會出現權力尋租的隱形機會，這毫無疑問提高了公司上市的無形成本。因此，逐步減少行政審批流程，最終實現上市公司注冊制，同時配之以監管部門擬定出臺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退市標準、造假賠償制度、強制分紅制度等制度，最終讓市場自己來對擬上市公司進行判斷，是未來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的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1]周佰成，王辰，呂海升.中日股票市場發行制度比較研究[J].現代日本經濟，2011，（05）.
關鍵詞：大學生信貸 檸檬市場 信息不對稱
近年來，個人信貸市場不斷擴大，個人消費信貸總額從1998年的172億元急速增長到到2014年的23萬億元，而其中高校信貸消費市場更是發展迅猛。高校大學生的收入來源較少，因此當他們進行大宗消費時，易選擇個人信貸作為其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大學生由于缺乏作為抵押物的有形資產，甚至完全沒有信用記錄，當貸款機構對其進行個人信貸時，往往會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進而產生風險的不確定性。由于貸款機構很難分辨高校學生的還款能力及意愿，所以只能根據其學校、學歷進行籠統分類以確定貸款額度及利率。還款能力較強和還款意愿積極的高質量貸款人，往往擁有更多的資金來源和更多的獲得資金的能力，比如向家庭申請更多的生活費、用更多的時間來兼職等，因此當其覺得貸款公司利率過高，就會轉而尋求其它的資金來源。還款能力較弱和還款意愿消極的低質量貸款人，往往缺乏其他的資金來源，因而其貸款需求對貸款利率的敏感度相對較低，即便是貸款公司提高利率，也仍會進行貸款。這種信息不對稱情形所帶來的逆向選擇，使得貸款公司不得不持續提高平均利率，但這又使更多高質量貸款人因為利率的提高而放棄貸款需求，只剩下低質量貸款人存在于大學生信貸市場中，由此“檸檬”效應產生。阿克爾洛夫（Akerlof）及其他相關研究表示，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逆向選擇，終將導致劣質商品驅逐優質商品的“檸檬市場”現象的產生，最后達到零值均衡。然而現實生活中，零值均衡現象卻又沒有出現。恰恰相反的是，校園信貸市場正在以極高的速度發展。本文擬通過研究和分析高校信貸“檸檬”市場的形成及影響因素，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二、非完全逆向選擇下的不完全“檸檬市場”
（一）現狀描述
近年來，大學生信貸市場發展迅猛。如分期樂等專為大學生提供商品分期付款服務的企業，以及名校貸等專為大學生提供資金信貸的互聯網金融企業，都已擁有了海量用戶，獲得了巨額融資。
（二）現狀解釋
首先，在現實情況中，貸款公司給予高校貸款人的貸款額度是有限的，還款期數通常是固定數值。即[Yr]有最大值限制，[Yr∞]、[β0]的情況也就不會出現。因此，盡管逆向選擇會導致信貸市場的一定萎縮，但不會無限萎縮。
而另一方面，隨著貸款輪數的增加，大學生對自己的每期還款數額預期會有一個更加準確的判斷，即[Yt]，與[Ya]的差值會更小。由于貸款公司給予高校貸款人的貸款額度是根據[Ya]設定的，因此[Yt]與[Ya]的差值會越小，貸款輪數就會越低，還款的成功率就會更高。
最后，盡管大學生信貸市場會因為“檸檬市場”效應而產生一定程度上的萎縮。但由于大學生信貸市場還遠未飽和，仍正處于急速攀升的時期，因此其市場發展速度遠大于其萎縮速度。
（三）結論
盡管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逆向選擇將會導致“檸檬市場”現象的產生，但是由于貸款公司對于貸款額度的限制，這種“檸檬市場”現象將會是不完全的。高校信貸市場會因為不完全“檸檬市場”現象產生一定程度的萎縮，但不會達到零值均衡。而另一方面，我國的高校信貸市場仍未處于飽和狀態，正是急速發展的時期。當高校信貸市場的發展速度大于其萎縮速度時，其整體上就會處于向上發展的狀態。
三、結束語
本文對大學生信貸市場進行了分析，根據現實情況對信貸“檸檬市場”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優化，分析得出高校信貸市場沒有出現“檸檬市場”零值均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信貸公司在固定期限內給予學生的信貸額度是有限的;二是大學生信貸市場發展速度遠遠大于了萎縮速度。因此，從表觀上看，大學生信貸市場正處于蓬勃發展時期。不過一旦市場飽和，一旦學生信貸額度被迫提升，“檸檬市場”現象的風險又會再一次出現。
參考文獻：
[1]陳曉峰，林求.我國民營企業信貸融資過程中的”市場失效”[J].經濟問題探索，2003，（8）：53-57
【摘要】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比較重要的優勢。如何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進行創新呢？首先，要對人才的管理模式進行創新，建立符合企業發展的人力Y源管理理念；然后，建立健全人力資源戰略和規劃。本文對企業人力資源在經濟新常態時期進行創新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進行全面的分析，并對經濟新常態時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方向進行研究，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發展進行優化，促進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關鍵詞】經濟 新常態時期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創新
一、我國新常態時期的經濟特點
中國在新常態時期的經濟特點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它的內涵比較豐富，包括經濟的增長速度、經濟的結構和新經濟增長的動力等多方面的領域。
1.經濟增長速度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多年來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是從2013年開始增長的速度降在7% -8%之間。由此可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不可能像以前增長的那樣快，經濟增長的速度恢復新常態。
2.經濟的結構
從我國經濟的結構這方面分析，首先，目前在我國GDP中的貿易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所占的比例已經遠遠的超過了第二產業，在我國經濟結構中逐漸形成主導的產業，消費已然是占據主體地位。服務業呈快速發展的趨勢，其增值速度也不斷的在上升。而且伴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的成功轉型，許多行業的產業都在進行升級和優化，促使了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呈現一種新常態的局面。
3.經濟增長的動力
我國經濟的增長方式一直是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的投入、大量的資本投資以及高消耗的資源來實現的，但結果卻不盡理想，不但效率低，成本高，能耗也高。 但是，在新常態的形勢下，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將發揮其重要的作用，能夠全面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點的創新，有助于企業形成新的增長動力目標。所以，在新常態下實施創新驅動是新的動力所在。而且，多方面因素帶來的挑戰也是新常態時期下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和特點之一。
由上述經濟新常態時期的特點可見，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內涵包括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的特征。同時，企業必須要站在全新的視角下分析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要全面適應新常態時期的各種變化，才有助于企業在新常態時期下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
二、對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進行分析
1.我國人力資源管理觀念比較落后。在經濟新常態的時期，雖然許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對人力資源管理創新非常重要，也已經開始對企業戰略決策管理進行調整，但對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的調整和人力資源管理的觀念相對還是落后。
2.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體系滯后。目前，許多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體系已經呈現嚴重滯后的狀態。首先，用人的機制不合理；其次，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績效考核制度。
3.我國人力資源信息化管理系統不夠完善。目前，許多企業還沒有全面的了解人力資源，對于它的操作和應用仍然不夠貫徹，沒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信息化的管理系統來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
4.缺乏專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有些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并沒有受過專業教育，不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只是憑借熟悉人力資源方面的事務性工作而從事此項工作，其缺乏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性的規劃和思維。
三、在經濟新常態時期，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最新突破和創新
1.從單一的人力資源管理向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念方面的轉變創新。在經濟新常態的大環境下，應根據企業發展的目標，配置合理、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的目標，對企業的內部、外部環境進行全局的把控，發揮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經營發展中的戰略性目標的作用，從發展員工潛在優勢、關注員工的能力逐步向人力資本有效增值的方向來實現企業績效的戰略型人力資源管理目標。
2.對人才供應機制的創新。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加強對人才需求的分析，并依據分析結果作為參考，在進行人才配置的時候要有針對性，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要建立靈活、合理的人才供應機制，能夠有效的集聚企業人才。并且可以運用自媒體、自身產品的優勢進行市場的推廣，可以采用外腦顧問、行業培養等方式培養、招募符合企業發展需要的復合型的人才。
3.對激勵制度進行創新，創建多層面的制度。建立良好的激勵制度能夠為員工建立有條不紊的秩序，從各方面規范員工的行為，是保障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能有效進行的基礎。但目前的情況，是很多企業的人力資源都欠缺健全的激勵制度，造成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陷入混亂，對企業正常的運行產生嚴重的影響。所以，為了吸引并留住人才，企業就要從完善并改革制度開始，完善對人才管理的激勵制度和考核，創建符合企業實際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4.構建經濟新常態時期的企業文化。構建新常態時期的企業文化，應樹立團隊標識，根據公司的現狀、定位、戰略目標，設計出符合公司的企業文化，使企業的員工能夠有歸屬感。建立員工參與管理的體制，全面淡化職位等級的觀念，對員工分類進行管理，對員工進行授權并允許員工參與管理，增強企業團隊管理的柔性化意識。打造分享型和學習型的企業。培養出能與企業共同發展的團隊，并且此團隊能夠適應不斷變革的環境，在企業內部提倡勤學之風，逐步完善學習機制，鼓勵員工自主的選擇線上線下進行學習深造，使員工不斷積累新的知識和技能，在工作中能夠實現個人的價值，打造學習型的企業文化氛圍。
四、結束語
在經濟新常態時期，對于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不僅是對企業自身進行的改革，更是經濟新常態時期企業發展的需要。因此，企業應深刻的認識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的必要性。企業要全面提升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在行業中保持平穩發展的腳步，能夠讓企業實現更宏偉的戰略計劃，而且企業要與時俱進，緊跟時代步伐，以經濟新常態時期的人力資源管理為基礎進行突破和創新，創造企業的有利價值，使企業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孝俊.我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策略[J].企業活力，2004（3）.
[2]張震，人力資源管理，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
老年退行性心臟瓣膜病 (SCHVD)，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瓣膜退行性變。隨著年齡的增大，處于血流不斷沖擊的瓣膜及其支架易發生退行性變、纖維化和鈣化，造成主動脈瓣和(或)二尖瓣關閉不全及狹窄，心血管系統亦逐漸老化，若病變的心肌擴張和鈣化、纖維化涉及傳導系統往往出現各種心律失常。因此，正由于該病缺乏明顯的臨床表現和體征，常以各種心律失常為首發癥狀而就診，故臨床常常誤診。我們對57例老年退行性心臟瓣膜病患者其心律失常發生情況進行了臨床分析，由此提高對老年人心律失常發生原因及本病的認識。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 收集2008―2010年我院門診及住院患者57例，男30例，女27例，年齡60～84歲，平均年齡67歲。
1.2 臨床資料 57例患者中，合并冠心病20例，高血壓病19例，糖尿病5例，冠心病合并肺心病3例。57例患者均經彩色多普勒超聲血流顯像測定各瓣膜口的血液返流情況。采用GE_system five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心動圖儀，探頭頻率2.5 MHz，從各切面觀察瓣膜、瓣環形態、結構、活動度以及返流的部位、程度等。診斷標準依據在不同切面上瓣膜及(或)瓣環有致密回聲增強、增厚或團塊狀回聲。
1.3 檢查方法 除彩超外，所有患者均經過詳細詢問病史、系統體格檢查、常規心電圖、24h動態心電圖等檢查，并且排除了風濕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感染性心內膜炎及其他繼發性心臟瓣膜病。
2 結果
2.1 鈣化部位 主動脈瓣環鈣化25例(43.9%)，主動脈瓣葉鈣化14例24.6%)，二尖瓣葉鈣化6例(10.5%)，二尖瓣環鈣化5例8.8%)，主動脈瓣鈣化并二尖瓣鈣化7例(12.3%)。
2.2 心律失常情況 57例鈣化性心臟瓣膜病中檢出各類心律失常者42例，發生率為73.4%。室上性心律失常居首位，占52.4%；其次為傳導阻滯，占24.3%；室性心律失常占13.4%。
2.3 缺血性改變情況 57例患者經常規心電圖及24h動態心電圖檢查發現缺血性ST-T改變者34例，占59.6%；無缺血性ST-T改變者27例，占41.4%。42例心律失常病例中10例不伴有缺血性心電圖改變。 3 討論
隨著年齡增大，在老年非風濕性瓣膜病中，退行性心臟瓣膜病的發病率明顯增高，約占80.0%～90.0%。由于該病起病隱匿，缺乏特異的臨床表現和體征，常以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胸悶、胸痛、心臟雜音或其他并發癥等首發癥狀而就診，且常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壓、高血脂等，臨床易于誤診和漏診。隨著檢測手段的不斷提高，超聲診斷學的發展，此項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多普勒超聲心動圖可無創性探測瓣膜病損所致血流異常，脈沖多普勒又提供病損的定位診斷，連續多普勒可提供病損的定量診斷，彩色多普勒可直接顯示異常的血流，因此現代超聲診斷技術已成為診斷瓣膜病的重要工具，其敏感性為89.5%，特異度為97.7%，預見準確率達90.3%。
退行性心臟瓣膜病是一種與增齡相關的瓣膜退行性變，它是由于心臟瓣膜纖維層的退行性變及鈣鹽沉積的結果。隨著增齡，心血管系統逐漸老化，處于血流不斷沖擊的瓣膜及其支架易發生退行性變、纖維化和鈣化，造成主動脈瓣或二尖瓣關閉不全或狹窄。嚴重的瓣膜鈣化必定影響瓣膜的功能，與其他心血管病并存時更可加重心功能損害，導致血液動力學障礙，成為老年人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組病例合并冠心病、高血壓者居多，其次為糖尿病，表明動脈粥樣硬化的易患因素如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也是導致瓣膜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老年人應盡早防治各種引起動脈硬化的因素，這樣可能延緩退行性心瓣膜病的發生，從而減少各類心律失常的發生，降低死亡率。
老年人心臟傳導系統組織增生、脂肪浸潤和鈣鹽沉積是發生各類心律失常和傳導阻滯的病理基礎。當二尖瓣環和主動脈瓣環及膜部室間隔發生纖維化和鈣化時，必然壓迫右束枝和左前分支，導致束枝和房室傳導阻滯，57例退行性心臟瓣膜病中檢出各類心律失常者42例證實了這一點，表明老年人心肌的退行性變以及病變的心肌鈣化涉及傳導系統可并發各種心律失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