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2 16:35:3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
（一）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規模分析
自從1992年兩國關系實現從中蘇關系向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以來，俄羅斯開始了對華直接投資進程。如圖1所示，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從總體上看，起伏較大，進展緩慢。1992年底中俄實現兩國關系的平穩過渡，1993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達到4194萬美元，但之后的幾年里投資額開始逐年下降，一直在低處徘徊。直到1998年中俄建立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才開始緩慢增長。2004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將俄羅斯對華投資推向了，投資額達到了12638萬美元。但此后直至2009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又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2009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3177萬美元，仍不及1993-1994年期間的投資額。
可見，近幾年俄羅斯對華投資逐年下降的狀況，與持續升溫的兩國經貿合作關系相比極不協調。可是，雖然投資額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已經有所趨緩。隨著2010年國際市場能源價格的大幅上升，使得依靠能源出口帶動的俄羅斯經濟逐漸回暖，俄羅斯一些實力雄厚的企業也開始將目光瞄準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根據《中國統計月報》統計，2010年，俄羅斯對華實際投資額為3497萬美元，同比增長9.2%，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還將會有所回升。
（二）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分析
根據我國新修訂的國家標準《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
2002）》以及新制定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如圖2所示，投資第一產業的比重過小，僅有4家企業，約占總數的1%，主要投向農業和漁業；投資第二產業的比重過大，有377家企業，約占總數的71%，主要投向制造業和建筑業；投資第三產業的比重不足，共151家企業，約占總數的28%，主要投向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
總體來看，目前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二產業的制造業上。并且通過對制造業進行細分，從企業數來看，按照從大到小的順序排列，截止2009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和紡織業，這三個行業的俄羅斯投資企業數分別占企業總數的15.86%、13.98%和12.1%。其次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占5.38%，食品制造業占5.38%，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占5.11%，通用設備制造業占4.84%，金屬制品業占4.57%，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占4.03%，這十大行業占據了俄羅斯企業制造業投資的71.25%的份額。可見，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資本密集型及高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很小。
（三）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地域分布
1992-2000年，中俄兩國之間的投資合作處于低潮階段，這一時期的投資區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優越、資源產業互補的東北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主要包括黑龍江、遼寧、吉林、山東、天津等地。而隨著2000年之后中俄兩國投資合作的逐步深入，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區域呈現明顯擴大的趨勢。截止2009年末，俄羅斯外商投資企業的在中國的區域分布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北部沿海地區、東北地區和南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占全部投資的90%以上。
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在吸引俄羅斯投資方面占據了絕對優勢，俄羅斯投資企業達183家，占34.4%，注冊資金額達34619.64萬美元，占44.8%。而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西南地區和大西北地區雖也有俄羅斯投資分布，但是所占份額不足10%。由此可見，截止目前，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東部和北部沿海地區以及東北地區，浙江和山東是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兩個省份。
（四）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方式分析
從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建立途徑來看，由于中國對某些產業投資領域的限制，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在中國新建企業來開拓市場，而很少采用收購中國本土企業的方式組織經營。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2010年參加全國外商投資企業網上聯合年檢的外商投資企業資料統計，截止2009年12月31日，俄羅斯在華投資企業共有532家，注冊資金總額為77119.19萬美元，投資總額為119632.57萬美元。從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股權比例來看，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方式包括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和獨資經營方式。根據統計，從企業數來看，有98.3%的企業采取了合資或獨資的方式，其中，采取合資方式經營的企業數最多，占50.2%，而僅有1.7%的企業采取合作方式經營。從投資總額來看，采取合資方式的企業投資總額占絕對優勢，達52.4%；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業投資總額占比最少，僅為18%。從注冊資金總額來看，仍然是采取合資方式的企業注冊資金總額最高，占55.6%；而采取合作方式的企業注冊資金總額最少，僅為12.7%。可見，當前俄羅斯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方式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獨資方式次之，穩定性較差的合作方式則很少采用。
二、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規模過小
近幾年，在兩國政府的支持下，中俄投資合作取得了較快發展，但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規模仍然過小。首先，與中俄貿易額相比，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規模相距甚遠。從1992年至2009年的投資規模來看，2004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達12638萬美元，為歷史最高水平，但僅為當年對俄出口額的1/72，進口額的1/96，進出口額的1/168。可見，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嚴重滯后于中俄經貿合作的發展。其次，從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在中國利用外資額中所占比重來看，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處于絕對低水平。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額即使在2004年的歷史最好時期，也僅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0.21%，2009年更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僅占0.04%。最后，從俄羅斯在華企業來看， 2009年注冊資金在50萬美元以下的企業達54家，占62.8%，而其投資總額為744.54萬美元，僅占2.9%，但是注冊資金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只有4家，而投資總額卻占53%，可見，俄羅斯在華投資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缺少大型投資項目的帶動，因而使得俄羅斯對華投資的規模無法快速增長。
（二）俄羅斯投資于中國高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比重過低
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但是并沒有為中國帶來先進技術，推動相關行業的技術進步。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制造業的技術分類，分析俄羅斯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發現，截止2009年，俄羅斯投資于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醫藥制造業為主的高技術企業共23家，占總數的6.18%，注冊資金額2818.97萬美元，占總數的4.61%；投資于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電氣機械和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為主的中高技術企業共26家，占6.99%，注冊資金額5798萬美元，占9.47%；投資于專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焦炭、煉油產品及核燃料、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業為主的中低技術企業有80家，占21.53%，注冊資金額19375.217萬美元，占31.68%；投資于紡織、服裝、皮革、家具、木材加工、食品制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企業有243家，占65.34%，注冊資金額33190.555萬美元，占54.25%。
可見，俄羅斯投資于中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特點，系以低技術和中低技術類產業為主，高技術產業的比重很低，因此，難以促進我國內資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我國利用俄羅斯外資的質量低下。同時，由于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主要為出口導向型，俄羅斯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導致了中俄進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層次偏低、效益低下，對中俄經貿合作的戰略升級形成了掣肘，因此，中俄投資合作急需進一步優化利用俄羅斯的外資結構。
（三）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方式比較落后
從國際資本的流動規律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方式主要有“綠地投資”和“跨國收購”兩種形式，而跨國收購逐步成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是，從俄羅斯對華投資方式來看，絕大多數屬于綠地投資，跨國收購規模很小，且大部分俄羅斯收購案例都以失敗告終。如2008年俄羅斯鋼鐵制造企業耶弗拉茲公司(Evraz) 宣布與中國河北德龍控股有限公司達成協議，計劃以15億美元購買德龍控股10%的股權。根據協議，Evraz附帶增加持股比例至51%的有條件選擇，一旦行使該選擇權，Evraz需買斷德龍控股，成為最大的控股股東。但在簽訂收購協議一年半之后，其收購計劃因未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而宣告失敗。同樣，2008年俄鋼鐵巨頭歐亞集團欲參與收購中國金屬（FERRO CHINA）20%股份，以開拓俄羅斯在中國的鋼鐵市場，但也由于種種原因未果。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方式的落后，勢必導致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效率與效益的持續下降，因此，必須鼓勵俄羅斯企業采用跨境收購方式進行對華直接投資。
三、加快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中俄投資合作機制。目前，負責中俄投資合作的組織機構是中俄經貿合作分委會投資合作常設工作小組，該機構應作為促進中俄投資合作的領導機構，認真研究雙方政府和企業的投資建議，定期就雙方投資政策及符合雙邊投資合作優先方向和標準的具體投資項目進行信息交流與商討，并有針對性地促進這些項目的執行。同時，要利用中俄投資促進會議開展促進中俄投資合作的工作，不僅要促進中國對俄直接投資，還要更好地吸引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另外，在中俄投資合作常設工作小組的指導下，兩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間也要建立定期會晤機制，營造良好的公共關系和廣泛的合作渠道，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開展切合實際的雙邊投資合作。各地政府應組織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商業廳等相關部門定期召開會議，建立跨部門的領導協調機制，制定吸引俄羅斯投資的整體戰略。最后，要鼓勵合法中介機構為俄羅斯企業規避投資風險、捕捉信息、搶占商機提供咨詢服務，并培養法律專家、中俄文翻譯和商務人才，為吸引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辟建中俄自由貿易區推進中俄投資合作。在當前中俄貿易投資一體化趨勢顯著增強的背景下，中俄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不會僅僅局限于貿易領域，也將涉及一系列投資領域的條款，雙方對區域內的投資準入、投資待遇和投資保護等問題會或多或少地做出規定，從而減少相互直接投資的限制，增加對相互直接投資的保護，加速雙方相互直接投資便利化。同時，通過中俄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雙方各自的投資法律法規更加協調、透明。雙方投資者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取所需要的投資信息，減少向對方投資的風險和成本。另外，通過中俄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斷完善中俄雙方各自的基礎設施，對中俄相互直接投資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最后，通過中俄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削減區域內的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促進區域內的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促使雙方產業分工細化，增加產業內貿易，帶動相關生產要素的流動，能夠產生巨大的投資促進效應。
第三，將黑龍江省沿邊開放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國家沿邊開放戰略的催生下，黑龍江省依托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悠久的歷史人文優勢和廣泛的公共關系優勢，大力推進以對俄經貿投資合作為主的沿邊開放。經過多年的努力探索和實踐，初步形成了以哈爾濱為中心，以牡丹江、佳木斯等中心城市為依托，沿邊口岸為節點，一線貫穿，多點向外，“半月形”的沿邊開放帶，為鞏固和發展中俄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和睦鄰友好關系做出了重大貢獻。鑒于黑龍江省具有的優勢條件和在中俄投資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考慮到國家沿邊開放戰略和外交策略的總體要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建議國家將黑龍江省沿邊開放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將黑龍江省沿邊開放帶建設成為俄羅斯對華直接投資的重要集聚地。
最近，我們對1990年至2015年間美國與中國直接投資（FDI）的額度、方式和行業進行了量化研究。
總的來看，美國公司自1979年以來就是活躍的對華投資者，在華投資總額累計達到數千億美元。但過去10年中，中國投資者開始擴大在美投資，使中美之間的直接投資關系變成了“雙向道”，每年的資金流動額度高達數十億美元。
這個變化具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使得直接投資成為中美雙邊關系中最受優先考量的因素之一。
中國傳統上并非對美直接投資大國，但過去10年中，中國企業迅速擴大了在美國的投資足跡。盡管目前的中國對美投資仍然處于起步階段，但它已經在很短時間內躍升到了巨大的規模。
從投資結構和方式上來看，中國企業對美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方式是并購而非拓荒式投資，其投資目的地也從大城市和沿海地區擴展向美國的更多州。
另一個重要發現是，對美直接投資的中國企業現在越來越多是私企（過去3年平均每年約77%的在美中國投資者為私人企業），投資者組合也從過去的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加入了私募股權公司、風險投資者和其他金融投資者。
綜合來看，25年來，美國對華累計直接投資額是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額的4倍；但如果按年度投資額計算，自2015年以來，方向已經發生變化――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額已經超過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額。
中美直接投資的行業也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早期美國對華投資主要是為了尋求低成本制造方，而如今美國對中國投資更主要是為了消費者導向式的生產。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一開始主要由尋找技術、品牌和人才等戰略性資產的目的所驅動，近年來則擴展向尋求金融回報。
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盡管仍然處在早期階段，但中國企業進入美國的優點已經開始顯現，比如提供了美國非常需要的資本，創造了超過10萬個就業機會，也使得中國企業能夠分享美國的優勢。這比貿易和旅游更能促進中美人際間交往，已經使超過90%的美國州和中國省份從中受益。
【摘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我國企業走向世界帶來了許多機遇和挑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積極應對國際競爭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但是相比大量引進的FDI，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還比較低。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包括產業選擇、區位選擇、主體選擇和投資方式選擇的戰略選擇，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出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直接對外投資投資戰略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我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這些技術易于為他們所接受。
3.以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相一致的標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并購當地高新技術企業或與當地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合資合作，可以直接獲取一般技術貿易和引進外資所無法獲得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播回國內運用，從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例如。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事業部。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戰略
1.以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選擇
我國地處亞洲，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需求偏好等使得進入障礙較小；中國的紡織、服裝、家電、機械等技術成熟且競爭激烈的邊際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投資機會較多；還可以利用東道國享有的優惠貿易條件，把產品銷往第三國。
2.有選擇地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是目前世界上對跨國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因為其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穩定，投資法律法規健全，金融市場發達，各類人才豐富，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場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把掌握的高新技術反饋回國內。
3.積極謹慎地發展對獨聯體和東歐國家的投資
這些國家正處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進行直接投資。這些國家擁有僅次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基礎、民眾的教育和工人的技術水平，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是其產品出口能力較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中國產品物美價廉，比歐美產品更適合于該地區的市場需求。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戰略
1.重點發展具有壟斷優勢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其直接的效果是創造經營的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避免外部市場交易的風險；使資金的轉移、稅賦的合理避逃有了通暢的渠道；同時降低了談判、詢價等交易成本；保證本企業的技術、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續獲得利益。對資源尋求型的投資還可以保證母公司所需資源的穩定來源。
2.大力發展具有經營特色的中小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目前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卻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其擁有獨具特色的生產經營優勢。我國許多中小型企業都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勞動力成本低，產業轉移產品的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也比較低廉；產權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形成了簡明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優勢；擁有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實用技術。
3.促進企業集群的對外直接投資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理論，一個國家的成功是來自縱橫交錯的產業集群。國內有大量的企業集群地，如寧波的服裝、北京中關村的電子產業等。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選擇的重要戰略。從跨國公司成長的角度看，
企業集群可以作為一跨國公司成長發展過程中內部化優勢的一種替代。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1.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和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自然尋求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有利于沖破對于自然資源開發的控制以及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習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并購、合資為主。這種進入方式能夠直接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東道國的人才資源培養自己的人才，掌握先進技術，充分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2.根據中國的行業特性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一些中國有優勢的行業在進行產業轉移的時候，中國跨國公司應該以新建企業和合資進入方式為主要進入方式。現階段，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制造業和機床、自行車、鐘表等機械加工業是中國技術方面比較成熟的，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投資優勢，這些行業投資市場主要是經濟技術水平與中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和某些發達國家。
3.根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新建、合資為主，有利于發揮這兩種投資方式的優點，避免并購、獨資的劣勢。選擇新建和合資方式可以節約外匯資金，有利于利用當地企業的市場開發優勢盡快占領市場、彌補新建企業所需時間較長的不足，新建投資風險相對較小，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新建合資企業比較歡迎。
參考文獻：
[1]江小娟，杜玲.對外投資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經濟研究參考，2002，（73）.
國際直接投資帶動了貿易量的迅猛提升。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東道國，其發揮的作用除了能彌補發展中國家儲蓄缺口的直接效應，更重要的是在當地會產生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效益。具體說來，東道國通過吸收隨外資一起轉移的技術、管理經驗，迅速提高本國的生產力水平，提升商品的技術含量，改善貿易的商品結構，增強其國際競爭力；促進發展中國家國家出口產業的成長，并可利用外商的銷售網絡迅速進入國際市場，進而擴大他們的對外貿易量。
中國從1978年出口的20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1.2183萬億美元，排名第2位，占到全球商品出口貿易的8.8%。
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方式的影響。跨國公司廣泛的海外直接投資行為使貿易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隨著跨國公司出現后，貿易中間商、商的地位相對下降。國際化生產方式及利用各國比較優勢的需要使加工貿易盛行起來，許多擁有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因此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加工基地。除了加工貿易，補償貿易、國際分包合同等其他新型貿易方式也有所發展。
國際直接投資對定價機制的影響。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主要通過“轉移價格”（劃撥價格）來進行。“轉移價格”是跨國公司根據其全球戰略目標，在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間交換商品和勞務時采用的交易價格，目的在于逃避稅收，回避經營風險，加強公司的競爭優勢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有可能和實際成本沒有直接聯系，因而具有很強的人為性。“轉移價格”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行情更加變幻莫測，同時模糊了國際貿易的利益關系，使貿易利益的歸屬難以計算。
國際直接投資對貿易商品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著重體現在東道國商品貿易結構的變化上。一般說來，過去發展中東道國引進的外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開發領域。隨著外國直接投資轉向東道國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東道國的出口就相應變為以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這說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發展中東道國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促進。在進口方面，機械設備、原料輔料等資本品往往在東道國進口構成中占較大比重。隨著加工貿易的發展，零部件、半成品等中間產品在東道國的進口構成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日益融合及共同發展的趨勢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同步快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的大幅度提升，國際資本流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之與國際貿易規模的差距正在不斷地縮小，二者之間的發展同步性特征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目前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總量增長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兩大重要標志和表現。這表明國際資本不斷擴大的趨勢成為帶動國際貿易高速增長的原因，而國際貿易的高速增長又促使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相一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材料、初級產品在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制成品比例不斷上升。在制成品貿易內部，高科技產品貿易成長速度比低技術產品成長快。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表現出的特點是投資方式開始從以產業結構轉換導向型和資源開發導向型投資轉為向技術創新導向型投資和產業國際轉移型投資，表現為研究開發和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迅速增加，投資比例上升。
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政策的相互結合。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融合的趨勢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中已表現得越來越清楚。早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的“烏拉圭回合”就已經將投資問題列入談判議程并達成了協議。在此輪談判中修改和補充的《關貿總協定1994》規則涵蓋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問題，旨在進一步促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擴展國際貿易和跨國直接投資。
中國制造業貿易和投資關系研究
隨著中國企業綜合能力的提高，近年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業務逐的增加，單筆項目的收購金額也越來越大。同年我國境內企業共買下278家德國企業。可以看出，跨國并購正逐漸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仍處于探索嘗試的階段。
以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從傳統制造業逐漸轉變為先進制造業。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比較廣泛，13個大類基本都有涉及。由于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以及國內制造業生產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在行業分布上呈現出從傳統制造業逐漸向先進制造業轉變這樣一種趨勢。所謂傳統制造業，一般是指其生產需要消耗大量資源，生產技術比較落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近幾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的分布上，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等先進制造業己逐漸成為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但是據商務部統計，截止2007年底，紡織業、鋼鐵業、造紙、木材加工等傳統制造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上占絕大部分。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發展；貢獻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1.25文獻標識碼：A
自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北京市以其具有的首都特殊地理位置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跨國公司來京投資。1980～2007年北京市累計外商直接投資376億美元。經過1980～1983年起步，1984～1991年初步發展，1992～2000年高速發展，2001～2003年調整，2004～2007年的穩定發展；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總計27，984家，世界500強企業中累計有203家來京投資，累計設立的投資性公司達154家，商務部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20家，累計批準設立研發功能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277家。198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2.1%，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比重上升為6.5%。（圖1）
一、特點分析
（一）第三產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由圖1可知，198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1994年后進入高速發展時期，2001～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有些回落；此后，又開始穩定增長。其中原因是：北京市按照“三、二、一”產業結構發展的方針，第三產業被列為北京市經濟發展的重點，外商直接投資也緊密圍繞著全市三大產業的發展格局，加大第三產業投資規模和力度。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與全國總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完全不同，全國在吸引外資方面，以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為主，而北京市以第三產業的服務業為主。據統計，從1996年開始，外商投資中工業、建筑業占比之和已不到40%，而居民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到2000年，居民服務業已占整個外商直接投資的80%以上。按照2002年后新的統計口徑，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中第三產業產值比值一直高于60%。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中第三產業占比已經達到80.6%。
從產業角度分析，第三產業主要是從工業或者說制造業中分離、發展出來的。服務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業為服務對象的。制造業的發展水平也直接關系到第三產業的發展進程。例如，沒有電子通訊設備，與之相關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就寸步難行。所以說，如果制造業不發展，第三產業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制造業發展的越好，第三產業越能健康發展。
第二產業不是北京產業結構積極發展擴大的產業，利用外資規模偏小；第三產業利用外資集中度高，大部分外資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在此期間，房地產業引資拉動力又有所減弱，而第三產業絕大部分行業吸收外資規模又偏小。在這樣一個時期，北京市利用外資呈現出了緩慢發展的態勢。
近些年，北京市確立了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的指導方針，對現代制造業尤其是電子和汽車業的招商力度加大，出現了一批代表北京發展水平的大型外資企業。2004年北京市制造業在大型外資企業的帶動下，規模迅速擴大，全年吸收外資22.8億美元，比2003年全年規模擴大了13.7億美元，對合同外資的貢獻率達到45.8%。同時，商務服務業成為北京市第三產業最具代表性的行業，2004年利用外資21.5億美元，對第三產業的貢獻率為82.7%。此后，在商業服務業的推動下，2005～2006年外商直接投資繼續大幅度增長；2007年由于房地產業的推動，使2007年外商直接投資中的第三產業投資額遠遠高于第二產業，達到80%以上。
（二）外商獨資企業取代合資企業，在外商投資方式中占據主要地位。一般來說，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外乎兩種方式：一是新建投資，也稱為綠地投資，即在東道國建立一個新的企業，或獨資、或合資；另一種是跨國并購，即通過跨國收購或兼并方式來控制東道國的企業。近年來，跨國公司全球范圍進行投資常常采用并購方式，導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中外商獨資企業逐漸增多。據統計，1996～2007年10年間，北京市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穩定，但中外合資企業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減少；中外合作企業、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與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均不斷減少；而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與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均不斷增加。（圖2）
（三）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多元化，而香港仍是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最多的地區。對1996～2007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進行統計的結果顯示，香港以84.24億美元位居第一，日本以45.44億美元位居第二。2006～2007年來自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外商直接投資排名前2位；2007年來自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外商直接投資均超過10億美元，分別為：14.93億美元、10.42億美元，而均以服務業、房地產為主要投資行業，投資技術水平不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2月諾基亞西門子投資諾基亞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4，397萬美元，用于發展通信設備制造，該項目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
總之，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發展迅速，第三產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外商獨資企業取代合資企業，在外商投資方式中占據主體地位，合作投資從金額和占比都在減少，合資投資在占比上減少，金額上穩定，外商獨資在占比和金額上都增長很快；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多元化，香港仍是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最多的地區。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北京經濟發展的貢獻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外商直接投資是外國企業在建廠過程中的資金投入，其直接增加GDP值，對GDP有直接貢獻。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在九十年代后發展很快，特別是1994年、1995年投資出現過熱的現象，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值一度超過10%，如圖3所示。2000年后有所減少，但也保持了穩步增長，2007年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達到51億美元，占當年GDP的4%還多。（圖3）
借鑒劉云在《跨國技術創新：研發國際化的組織模式及影響》中的模型，以Y表示北京市生產總值GDP，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可表示為：
Y＝F（X，U）（1）
其中，X、U分別表示FDI和其他要素變量。
（1）式兩邊對時間t求導，可得：
（2）式中，Fx、Fu分別表示Y對X、U的偏導數。設除FDI外，其他自變量均不隨時間變化，經整理可得：
YT＝C1＋C2XT（3）
其中：YT、XT為每年的GDP和FDI，C1、C2為常數。對（2）式兩邊除以Y，再進行差分后整理得：
YT＝C1′＋C2′XT（4）
其中：YT、XT為GDP和FDI增長率，C1′、C2′為常數。采用2002～2007年的FDI與GDP數據，采用線性回歸，求出GDP與FDI的關系及GDP增長率與FDI增長率的關系。
YT＝1566.885＋18.538XT（5）
R=0.982，調整后的R2=0.965，F=111.125，TC1＝3.173，TC2＝10.542。
YT＝12.655＋0.149XT（6）
全部通過了顯著性檢驗，2002～2007年的FDI平均增長率為0.213。則這期間GDP的平均增長率為0.213×14.9%=3.17%，增長3.17%，即2002～2007年間的FDI增長可以帶給GDP3.17%的增長貢獻率。
（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從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外商企業就開始在北京市投資設廠。最初外商投資質量不高，僅投資在餐飲業，而后又主要投資在第二產業。此后，又根據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從1996年開始，外商投資中工業、建筑業占比之和已不到40%，而居民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例不斷上升，2000年居民服務業占整個外商直接投資的80%以上。按照2002年后新的統計口徑，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中第三產業產值比值一直高于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占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由2004年的62.8%、2005年的65.5%、2006年的75.9%提高到2007年的80.6%。2007年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資40.8億美元，同比增長18.3%。外商直接投資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逐年增加，有力促進了北京市產業結構調整。
（三）外資全員勞產率對北京市全員勞產率貢獻顯著。以Z表示北京市全員勞產率，以W表示外資企業全員勞產率，以1997～2006年全員勞產率的數據為基礎建立模型：
Z＝a×W+b（7）
進行一次回歸后得：
Z＝－35116.85＋0.767789W（8）
R2=0.918855，R=0.959，調整后的R2=0.908712，F=90.589，TC1＝－2.68，TC2＝9.518。
結論：通過顯著性檢查，接受計算結果。
從上面的計算看到，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與北京市技術創新是正相關，在1997～2006年的整個階段，外資企業全員勞產率每提高1元/人，就會給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帶來大約0.77元的增長。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外商獨資企業不重視消化吸收。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6年北京市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經費為150，328萬元、11，441萬元，技術引進經費和消化吸收經費之比為1∶0.0761。這就意味著：投入1元錢買技術，而實際用于技術轉化的經費只有幾分錢，買技術和技術轉化的經費差距是十幾倍甚至百倍的關系。北京市消化吸收比例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外商獨資企業消化吸收不夠，即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直接拿來使用，不開發創新。跨國公司內部的技術交易成為技術轉移的發展趨勢，但跨國公司往往只將現成的、標準化的技術轉讓給海外的子公司使用，而先進的技術往往留在母公司。
（二）合資企業不重視研發投入。合資企業的研發投入少，如北京市某汽車合資企業，中外方各占50%股權，由于中方與外方有技術差距，實際外方占據了公司的有利位置，在合資公司內具有強有力的發言權，對研發投入具有決定權。而外方一般對合資公司內新產品的研發投入很少，中方又無力反對。據統計，2003～2006年四年中，該公司幾乎沒有研發投入，只在2007年有1.3億元的投入，僅占當年銷售收入的0.55%，至于用于引進消化的研發投入就更少了，或干脆沒有。
（三）與內資企業合作逐年減少。據統計，1996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業FDI為4.29億美元，2007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業FDI減少為1.8億美元；1996年北京市中外合資企業FDI為8.49億美元，2007年北京市中外合作企業FDI為7.799億美元，1996年略有減少。從占比看，1996年中外合資與中外合作企業FDI占北京市FDI的80%以上，而2007年占比不足20%；相反，外商獨資企業的占比從1996年的17.6%猛增到2007年的80.7%。與內資企業合作逐年減少，對本地經濟增長特別是技術進步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四、幾點建議
（一）給予外資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對外資企業過高的“超國民待遇”或不平等的“低國民待遇”對內、外資企業發展都不利。前者會造成盲目引進許多外商投資或將內資企業變相轉變成外資企業，造成內外資企業不公平競爭，后者則會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成本和負擔，不利于外資企業發展。因此，應給予外資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使企業之間平等競爭。
（二）規范對合資企業的管理。加大對外資服務的力度，優化為外資服務；對外資公司尤其是合資公司的服務與監控并舉，特別是對50%股份的中外資合資企業，政府要監控原料來源、財務等等，要求其投入研發費用用于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力。
（三）樹立良好的政績觀，提高FDI的質量。樹立良好的政績觀，不要盲目引進外資，搞重復建設；要提高FDI的質量，真正實現“市場換技術”。另外，在引進外資中要注意環境保護，嚴控“兩高一資”行業，繼續引導外商擴大增資、并購等非“綠地投資”。
（四）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合作。利用北京市總部優勢和科技資源優勢，鼓勵北京市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院校、研究所的合作，尤其是產學研的結合；鼓勵跨國公司以非獨資的方式設立R&D機構、加強合作，建立企業間虛擬R&D網絡聯盟。鼓勵內、外資企業的人才交流，學習模仿，擴大外資企業、研發機構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溢出。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產業選擇 基準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逐漸把中國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國外的產業正逐步向中國轉移，中國的產業也要“走出去”。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優化產業結構，走國際化的道路意義深遠。中國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綜合實力的增長，交通、通訊等基礎條件的改善，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物質和技術上的保障；大型企業集團的逐步形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構筑了組織載體；成熟技術和傳統產品的優勢、低廉產品成本的競爭優勢以及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的優勢，決定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目前至關緊要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
中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要遵循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又必須從中國產業成長的階段性特征出發。按照這一思路，中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應當遵循以下基準。
一、遵循產業遞進規律
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投資的產業遵循著這樣一個規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最早的投資大多是為了獲得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中間產品等，其投資產業往往是采掘業和一般制造業。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經營能力的提高和國際經濟合作的加強，投資轉向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以謀取更高利潤。全球戰略的制定，又使投資方向轉移到快速增長的第三產業上。這一投資的階段性規律實際上也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化的躍升期，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要遵循產業遞進規律，在繼續擴大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爭取在較短的時間里跨越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參與國際競爭。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遞進僅為一般規律，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規律決定投資方向。只要企業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樣可以在較高級的產業領域投資。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先進技術，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同樣是可行的。
二、發揮產業組合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還取決于產業內優勢企業的組合狀況。鑒于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收集相關信息成本相對增加，投資項目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組建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方向。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優勢本質上是一種“組合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經濟優勢的集合。但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卻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中。只有當化單個企業的分散優勢為產業整體優勢成為可能時，才能不斷擴大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經濟空間。
集團的組建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產業內實行企業間的聯合，也可以實行跨行業的企業間聯合，只要組建的企業集團能通過內部化提高經營效益，對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將大為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國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國家企業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國內合資企業的普遍成功說明國內企業可以同國外企業合作，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強調產業內部化，還要奉行產業內部化與全球化并舉戰略。
三、把握區位比較優勢
通過企業組合的方式能夠體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是相對于一定區位的投資優勢，即母國某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獲益的內在經濟根源。當投資者結合本身產業特點合理選擇和利用東道國區位要素時，就會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優勢或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反之，如果投資者對區位選擇不當，不僅不能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還可能造成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或失敗，使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受阻。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區位選擇與投資產業及投資者比較優勢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產業選擇”是將其“區位選擇”包含在其中的，選擇了不同的“區位”，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要符合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和其經濟基礎水平。各國對來自國外的跨國公司投資產業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哪些產業屬于鼓勵投資領域，哪些產業屬于可以投資領域，又有哪些產業屬于禁止投資或有限制投資領域。進入東道國之前必須了解這個國家的有關吸收投資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對投資目標市場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市場潛力、市場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進入目標市場的產業所占有的市場不但存在未滿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應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首要條件。市場有發展潛力，企業才能在滿足消費者潛在和未來的需求中得到長期發展。該市場有一定的購買力，能取得一定的銷售額和利潤，這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重要條件。因為市場上僅存在未滿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現實的購買力，形成足夠的銷售額。如果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現實的市場。企業不能從市場的銷售中獲得必要的利潤，就沒有進入該市場的價值。
進一步看，我們前面所說的產業“組合優勢”，也必須以投資的區位特征作為優勢的“組合”基準。按照區位經濟特征組合產業優勢，是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的有效途徑。
四、高新技術產業跟隨
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領域。中國雖然在總體產業技術水平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開發領域卻具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高新技術產業覆蓋了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機械制造、新能源、現代農業、生態與環保、電子信息等領域。同時中國通過利用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對能源、化工、機械、冶金、輕紡、食品等傳統行業進行滲透與改造，大批高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使傳統產業迅速升級。目前階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比較缺乏，因此，可以考慮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或與外國合作進行產業化，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國在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并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一直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嚴重偏少。在目前發達國家已
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應該在其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產品的不同類型方面進行滲透型投資，利用其技術和技術人員進行生產，縮短技術獲取的時間，并及時向國內相關產業傳輸，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質性要求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偶合。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已經或正在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化。而我國卻處于完成傳統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工業化兩個階段的重疊進行時期。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不僅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更應該充分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躍遷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即在建立國際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形成對國內粗放經濟的某種擴張效應，這可以說是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國際生產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應當是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核心問題。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外“資本過剩型”的直接投資，而是為了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在國際投資領域，廣泛拓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場所，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對外投資的非選擇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其投資的“機會成本”通常比“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要高，即這部分資本在國內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其轉向海外投資的“代價”。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潛在投資機會日益增加，這種機會成本還會有所上升。彌補這種機會成本的主要途徑，便是在國際投資領域尋找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方向。另外，選擇直接投資于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有利于為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讓出一定的經濟空間，從而促使本國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
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各項基準的綜合運用，而并不是某一單項基準所能決定的。作為選擇基準，上述基準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約束在性質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約束，這就是說，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只要具備這種優勢，便具備發展跨國投資的前提條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產業選擇已處于最優狀態，相反它可能遠離最優狀態，甚至是一種對國內產業成長并無實際意義的投資選擇。因此“產業選擇”還必須加進“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的約束條件。符合這一約束條件的國際投資，將通過貿易機制向國內相關產業傳遞增長動力，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市場條件，“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也給出了“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的基本形成方式，即這種優勢的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過程，不是現有優勢的隨意組合，或者說，這種優勢也是選擇的結果。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則是這一選擇的基本指標，即組合而成的區位比較優勢，應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改進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關鍵詞] 貴州省 外商直接投資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省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系，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的格局，貴州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貴州省經濟的發展。
一、貴州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基本情況
1.1996年～2005年貴州省實際利用FDI的情況
表1顯示了1996年～2005年間貴州省FDI的變動情況。在“九五”期間，經歷了1997年的高峰后，貴州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直呈下降的態勢，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比最高峰時期的1997年下降了近50個百分點；而在“十五”期間，貴州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呈迅速上升趨勢，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0768萬美元，比“十五”元年的2001年的2829萬美元增加2.8倍多。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地處西部地區的貴州省所吸引的外商直接占全國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如2003年貴州省吸收的FDI僅占同年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數的1.1‰。
表1 1996年～2005年貴州省利用FDI情況
資料來源：《貴州省統計年鑒》（2001年～2005年），貴州省商務廳電子政務網，gzcom.省略/zhengwu/info/guiz-wjm.
2.外商直接投資在貴州省的行業分布
從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來看，一般來說，利用外資的產業結構是由外資投向所決定的。近5年來貴州省利用外商FDI的行業分布情況如表2。
表22001年～2005年貴州省FDI行業分布
資料來源：同表1。
表2可以看出，近五年外商投資的產業特點是：(1)制造業是外商投資密集的行業。從2001年～2005年，投資于制造業的企業依次為41、21、41、35、23家，新增投資額也由2001年的2401萬美元，增加到5542萬美元，增長了1.31倍，占當年外商投資總額的50%以上。(2)采掘業、農業(農林牧漁)、房地產業三個行業是利用外資的重要行業，以2005年為例，這三個行業所占外商投資的比例分別為：32.31%、2.22%、1.41%。(3)交通運輸、倉儲及通訊郵電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教育、文藝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等行業是外商投資很少或很少投資的行業，主要原因是這些行業投資回報率比較低、利潤空間小、收益風險大、周期較長等。(4) 貴州省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都有外商投資，但在各行業中，外商投資資金的集中度也不一樣。如2005年投資的60家企業總金額為10768萬美元，平均每家企業投資179.47萬美元，其中最高的是社會服務業，平均236萬美元，最低的是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平均0.75萬美元。（5）在許多現代服務業領域中如現代物流、金融服務等生產型服務業利用外資嚴重不足。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貴州省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十五” 期間貴州省的GDP一直保持著較強進的增長勢頭，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左右。我們選取1992年～2004年的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因變量，外商直接投資（FDI）和社會固定總投資（FI，選取社會固定總投資中除去港澳臺和外商投資部分）為解釋變量，建立如下經濟模型：
其中，方程式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回歸系數t檢驗值。可以看到，上述方程式的擬合性較好，但其中FDI的t檢驗值并不明顯，所以還不能過分夸大FDI在貴州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為了更好地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和貴州省經濟增長的統計關聯，我們以FDI作為解釋變量，GDP為因變量，取雙對數模型，建立回歸方程。
這個方程式的擬合性并不是很好，R2偏小，說明解釋性不高。在（1）式中雖然有較好的解釋性，但可以理解是社會固定總投資對GDP的貢獻顯著。所以，可以初步認定FDI對貴州省的經濟增長雖然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并不明顯。
三、西部欠發達地區進一步利用FDI的對策
作為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貴州省要有效地吸引外資，必須不斷的改革創新，用新的思路和新的辦法，走出一條適宜于自身吸收利用外資加快發展的道路。筆者認為，從貴州的現實情況及其FDI的發展趨勢出發，可以從外商投資環境、投資產業和投資方式三個方面來吸引和利用外資。
1.打造完善的軟硬件，創造良好的引資環境
政府應營造培育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一是深化政府體制改革，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創建高效、廉潔、規范的行政管理和服務體系，及時幫助外商和企業解決困難;二是加大對外政策的宣傳力度，保證政策公開化、透明化，健全和完善與外商投資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真正做到外商投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降低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增加其投資收益，以吸納更多的外資;三是加快微觀主體的培養，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消除地方和行業壁壘，樹立起良好的信用道德觀念;四是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建設，這是吸引外資的先決條件，也是促使投資成果轉化的必要條件。
2.進一步擴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貴州省擁有豐富的資源，尤其是能源、礦山和旅游等資源在全國具有顯著地位，但由于資金、技術等因素的限制，這些資源遠未得到充分利用，把外資引入這些領域進行開發利用的前景極為廣闊。積極鼓勵外商進入這些領域，可以形成能源、交通、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特色旅游業、資源綜合利用產業、環保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多層次、全方位的投資格局。同時，積極利用第一產業優化，主要對出口商品進行深加工，并注重提高其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3.拓展引資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關鍵詞：跨國并購 引發因素 模式
在近20年間，伴隨著跨國公司的迅速擴張，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跨國并購的浪潮，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研究這一經濟現象，對于正確判斷世界經濟新結構和未來趨勢，籍以制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和政策，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傳統跨國并購理論的局限性
在國內企業并購達到一定程度后，跨國并購作為一種更為復雜的跨國性現象登上歷史舞臺，其理論淵源首先是并購理論，但是，跨國并購與國內并購相比，由于涉及企業的國籍不同，因此具有許多不同的特征。相關的并購理論主要有規模經濟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市場力理論、效率理論和問題理論，而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以企業為研究對象展開研究的。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發展的主流是一系列優勢論說，主要包括壟斷優勢理論、國際產品周期理論與區位因素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所有以上跨國并購理論分別從不同方面描述了企業跨國并購活動，導致了眾多理論假說的產生，這有助于對企業對外跨國并購的認識和理解。但是這些理論假說也存在著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現有理論的研究對象大多針對發達國家企業，用于解釋發達國家企業的對外跨國并購，并不能在所有的國家得以“通用”，表現出對于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現象的解釋力也顯不足。
這些理論對于跨國直接投資的決策問題，即跨國創建和跨國并購的選擇問題缺乏有力的理論解釋。現有理論沒有將跨國并購納入到對外直接投資的范圍內進行研究。
因此，對于我國企業而言，需要進一步對跨國并購進行理論研究，以分析解釋跨國并購行為，指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實踐。
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分析
（一） 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分析的假設條件
通過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分析發現，跨國公司子公司的國外工廠、設備開支和直接投資的流量，要么與子公司的銷售額有很高的相關關系，要么與在該行業、國家或有關地區總產出的某種尺度有相關關系。這些調查結果同利潤最大化行為的各種形式相一致。同樣，尼克博克對寡頭相互制約的研究也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既同工業集中指數，又同相關行業國外投資的盈利性有相當重要的關系。這些結果顯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利潤導向行為。由此，把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跨國公司的行為與利潤最大化理論大體相符。跨國公司的并購戰略和計劃主要取決于對收益成本的預期和對風險的分析。
作為一種跨國界的企業行為，對外直接投資有跨國并購和跨國創建兩種方式。對于跨國并購的分析，應考慮到企業在決定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在跨國并購與跨國創建之間進行決策和選擇。
根據以上分析，在建立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復合分析模式之前，首先設定假設前提條件：
對跨國并購的分析是在對外直接投資范圍內進行的。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面臨跨國并購與跨國創建兩種選擇；作為一種跨越國界的直接投資行為，企業跨國并購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投資收益。
（二）跨國并購引發因素的內在機制
本文認為，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是由引發因素支配的，而引發因素是由需要產生的。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一般來說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某種需要的策動下達到某個目標。需要、引發因素、行為和目標，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表示如下：
需要引發因素行為目標
由此可知，需要是引發因素的內驅力，沒有需要就不可能產生引發因素。需要是引發因素產生的源泉。但并不是任何需要都能成為引發因素，只有需要指向一定的目標，并且展現出達到目標的可能性時，才能形成引發因素，才會對行為有推動力。也就是說，有需要產生，還要有外部條件及內外相關條件對企業行為主體產生作用，才能成為實際活動的引發因素。只有和需要相適應的外部條件和內外相關條件出現時，需要才能成為跨國并購的引發因素。因此，形成企業引發因素的條件有三：內在條件；外在條件；內外相關條件。企業跨國并購，往往是在三種條件的相互作用下發生的，這就是企業跨國并購產生的機制。
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復合分析模式基本內涵
根據跨國并購引發因素的內在機制分析，跨國并購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其引發因素系統分析包括需要層次論、外部環境推動論和相關因素影響論。需要層次論是關于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內部條件的理論，外部環境推動論是關于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外部條件的理論，而相關因素影響論是關于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內外相關條件的理論。需要層次論、外部環境推動論和相關因素影響論相互作用共同構成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復合分析模式。
（一） 需要層次論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企業都要維持或提升本企業的經濟利益。企業的這種愿望和追求可概括為三種需要，即維持企業生存需要、提高競爭力需要和追求寡占地位需要。跨國并購的內在推動力都直接來源于這三種需要。
1.維持生存需要。維持生存需要指的是一個企業維護現有經濟利益不受損害，并維持企業在世界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被淘汰的需要。從并購企業的角度來看，跨國并購滿足其迅速擴充實力抵御被并購的需要。這是指企業在競爭現實和預期的驅使下，為了增強自身實力以免在嚴酷的競爭中失敗，從并購中尋求自身實力的壯大，以維持市場地位。
2.提高競爭力需要。提高競爭能力需要是指一個企業增強企業實力和擴大國際市場能力的需要。通過跨國并購可以在產生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加速科技發展及增強市場份額等幾個方面滿足提高企業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需要。
3.追求寡占地位需要。追求寡占地位需要指的是一個大型跨國公司在相關產業或行業內支配市場價格的需要。追求寡占地位的公司，通常是巨型跨國公司。有些巨型跨國公司由其母國經濟制度的性質所決定，不存在控制世界產業經濟的愿望。然而，跨國并購無疑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巨型跨國公司追求寡占地位的需要。
跨國并購企業三個層次的經濟需要的同一性和對立性，使之既成為推動跨國并購形成和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又成為釀成跨國并購錯綜復雜的根源。
（二）外部環境推動論
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經營成為必然趨勢。而在跨國直接投資決策中，究竟是選擇創建方式還是選擇并購方式，則與外部環境因素對創建和并購兩種方式的強化程度有關。
1.企業產權股份化和證券交易國際化對跨國并購的正強化。企業產權股份化和證券交易國際化的迅速發展，對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正強化的作用。首先，企業產權的股份化和分散化，使得“以少控多”的資本經營方式成為現實，這是跨國創建所難以匹敵的。其次，現代公司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使得公司的經濟信息和財務信息越來越透明化，這就有效地降低了跨國并購價值評估、“黑箱”問題等對跨國直接投資的不利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證券交易國際化和金融國際化的發展，使跨國并購方式的融資變得比跨國創建更為容易。因此，企業產權股份化和分散化，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使并購企業比創建企業具有更大的益處。
2.全球經濟自由化對跨國并購的正強化。近年來出現了世界范圍內經濟自由化的大趨勢，這一趨勢的實質就是所謂的“市場化”。我國采取經濟體制改革的形式，引進市場機制，調整經濟發展戰略，不同程度地解除了原先對經濟活動的各種限制。原來嚴重制約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國內傳統經濟管理體制已產生了有利于企業實行跨國并購的變化。國家政策鼓勵“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這為組建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樣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兩個領域，通過自由市場實行自由經營的普遍趨勢，由此推動企業在自由競爭壓力下主動或被迫進行跨國并購活動。例如，上海制訂專門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在非洲和東南亞國家收購兼并當地企業，并積極利用中國援外貸款參與非洲的資源開發。因此，政府放松經濟管制對跨國并購起到了正強化的作用。
大量統計數據和研究資料表明，在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能力和區位因素相似的條件下，上述各種因素對跨國公司在跨國直接投資方式中越來越多地選擇并購方式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并導致并購方式在全面實施跨國公司全球戰略過程中的優勢愈發顯著，成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
（三）相關因素影響論
由于跨國并購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企業，因此兩個國家或企業之間的相關因素成為跨國并購引發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因素影響論包括：
1.社會結構相似度影響。統計表明，社會結構越相似，相似度越高，則并購發生的可能性越大。美歐國家等相互并購的迅猛發展，是與社會結構的相似具有一定的相關性。美歐是發達工業化國家密集的地方，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比較接近，消費結構和市場規模也較為一致，彼此能為對方的資本、技術、管理方式流動提供完備的外部條件，而在社會結構差距較大的國家之間的并購，則會產生更多的并購壁壘，因此社會結構相似度與跨國并購的發生率具有相關性。
2.制度安排影響。企業并購，實質是將企業作為一種生產商品在市場上買賣和交換，所以企業并購現象的多寡，取決于這種生產商品的商品在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從制度經濟學來看，這種市場供求關系和買賣或交換程度，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有著密切關系。因此，跨國公司能否以并購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還取決于東道國是否豎起跨國并購者的進入障礙以及跨國并購者跨越這種障礙的難易程度。
當進行跨國并購企業處于兩種不同制度安排的國家時，客觀上會對跨國并購產生更多制度上的障礙。跨國公司在選擇直接投資的進入方式時，即使有主觀上選擇并購方式的愿望或者某些特定需要產生的并購偏好，但面對制度安排的障礙，有可能也能采用以創建方式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
由跨國并購引發因素系統分析可知，企業在選擇對外投資方式時，在當代世界背景下有利于并購選擇的因素越來越多且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至于選擇的平衡被打破，兩者的可替代性不斷被弱化，因此在跨國直接投資中跨國并購方式成為主要形式。
跨國并購引發因素復合分析模式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企業對外跨國并購的引發因素，但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完整地解釋跨國并購。同時，跨國并購引發因素系統分析容納性較強，一些主要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流派不同程度地在該分析方法中得到體現，并從某一個角度進行論述來支持該分析方法的完整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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