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1 16: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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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價值；薪酬；薪酬策略
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所獲得的能帶來未來滿足或收入的人的知識與技能的存量（舒爾茨，1990），它是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創業創造價值，提高績效，獲取與保持競爭優勢的核心與關鍵資源。由于人力資本具有能動性的特征及資本的屬性，為了充分發揮其載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需要對人力資本的投入給予合理的價值回報。而到目前為止，薪酬依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方式與手段，它是人力資本投入所取得的收入，決定著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回報。由于包括知識與技能等在內的人力資本存量上的差異，形成了員工對企業價值創造的不同貢獻，從而表現為所獲薪酬應有所差異。但是，人力資本的價值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征，這形成了實踐中對其價值認定的困難，也難以據此為基礎確定其相應的薪酬。因此，如何制定與人力資本價值相匹配的薪酬制度與策略，實現企業對員工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回報與有效激勵，就具有較高的理論與實際價值。
一、 薪酬
薪酬是員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內在和外在的獎勵，包括內在薪酬與外在薪酬。內在薪酬是指員工得到的心理報酬或滿足感；外在薪酬是指員工得到的貨幣獎勵和非貨幣獎勵（馬爾托奇奧，2002）。薪酬涉及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兩個方面，具體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短期和長期的激勵性工資等貨幣收入，福利和服務等非貨幣物質收益，以及安全感、成就感、工作滿意度、培訓和晉升發展機會、良好的組織環境等精神收益。基本工資主要體現工作崗位價值基礎上對人力資本的保障功能，通常由人力資本的價值、能力與資歷所決定，相對穩定。而與個體工作業績及企業績效掛鉤的績效工資及激勵性工資則起著對人力資本的激勵作用，一般由個體、團體及組織的績效所決定，變動相對較大。而福利及內在薪酬主要起提高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作用。
企業可根據薪酬各構成要素的功能與特征的差異，結合對人力資本的價值特征的分析，確定各薪酬要素之間的構成比例與組合，實現人力資本的價值回報，激發員工的特定行為，從而達到吸引與激勵員工的作用。通常，企業通過薪酬水平決策、基本工資體系、薪酬結構與組合等薪酬制度的確立實現這一目標。
過低的薪酬水平會造成員工的過度流失，帶來一定的重置成本，影響企業生產經營的穩定性，特別是核心員工，其流失會對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失。過高的薪酬水平又會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薪酬水平決策要求企業參照競爭對手的薪酬水平，決定本企業薪酬水平的總體定位，其目的是在保證本企業薪酬總體水平具有外部競爭力的基礎上，吸引與留住合格的員工，在對員工的有效激勵與企業的財務負擔之間尋求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平衡點。
基本工資為人力資本的價值回報提供了基本保障，基本工資體系決定了基本工資是依據員工的崗位還是以員工的技能或資歷來確定的。依據員工的資歷來確定基本工資具有較濃厚的保障色彩，可最大限度地穩定員工，鼓勵他們安心本職工作，增強他們對企業的認同感與凝聚力，但這也會降低一部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難以發揮薪酬的杠桿作用。依據員工的技能來確定基本工資，突出的是工作能力是基本工資的基礎，適應性較強，彈性較大，但通常需要有對員工工作能力與技能的客觀而科學的評價與考核制度。依據員工的崗位來確定基本工資，有利于員工責、權、利的有機結合，鼓勵員工提高業務能力與管理水平，實現同工同酬，增強員工的公平感，但同時也會造成企業員工工資晉升渠道單一，影響與抑制企業內部人員的配置與職務的安排。因此，企業要根據不同的條件與環境要求，科學地制定基本工資體系。
經濟分析通常認為企業的所有者是風險中性的，而員工則具有風險規避的傾向。從最優風險分擔的角度來看，企業可通過支付固定的薪酬而減少支付的總額，員工可通過接受固定的薪酬而減少其人力資本價值回報波動的風險，但這種薪酬安排會帶來對員工激勵不足的問題。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是通過實施績效工資或激勵性工資，把員工所獲的薪酬與其工作績效及企業目標的實現程度相聯系。這雖然能夠較好地解決對員工的有效激勵問題，但其收入的不確定性加大，風險增強，需要額外的風險補償工資加以平衡，會增加薪酬支付的總額（Brickley et. al.，2001）。因此，企業需要通過對薪酬組合及薪酬結構的合理設置，審慎地確定固定薪酬與變動薪酬、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經濟報酬與非經濟報酬的比例，以合理的薪酬支付實現對員工的有效激勵。
【關鍵詞】京津冀 人力資本 經濟增長
一、引言
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相對應的，凝聚在勞動力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
經濟學家們對人力資本理論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但現代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端于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Schultz的人力資本投資報告，他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第一次系統闡述了人力資本理論，并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于比物質資本投資。[1]Romer（1986）構建了知識溢出模型，認為知識生產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知識投入又是受到私人決策行為支配的，知識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即知識在使用中幾乎沒有成本，但在研發中卻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私人知R投入機制，才能夠最終促進經濟增長。[2]Lucas（1988）建立了人力資本溢出模型，提出人力資本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在研究經濟增長的模型中，必須要考慮人力資本要素，并利用動態規劃理論研究最優人力資本投資和最優經濟增長問題。[3]Mankiw、Romer和Weil（1992）在Solow（1956）的基礎上引入人力資本，用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人口增長率3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包含人力資本投資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能解釋不同國家間每個工人平均產量的差別將近80%。[4]該模型簡稱MRW模型，在人力資本實證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此后的學者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大多是對MRW模型進行擴展。例如，Park和Brat（1996）通過加入R&D投資擴展MRW模型，發現R&D投資也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5]Nonneman和Vanhoudt（1996）同樣加入R&D投資擴展MRW模型，研究發現包含R&D投資的MRW模型對OECD國家之間收入水平差異的解釋能力高達73.2%。[6]
目前，我國越來越多的內生經濟理論的研究學者也在嘗試擴展 MRW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楊建芳等（2006）在MRW模型中增加了健康人力資本投資與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發現與物質資本積累相比，人力資本積累對增長的影響力更大，人力資本投資（包含健康人力資本投資與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比物質資本投資更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7]孫淑軍（2012）在對我國1978～2008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力資本投資量進行測算的基礎上，利用拓展的MRW模型及相關數據考察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入對我國人均實際產出及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對我國人均實際產出及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8]
從人力資本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家對促進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促進了人力資本理論的深入研究。總的來說，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中，人力資本逐漸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或是技術內生化的一種方式。人力資本逐漸成為促進各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人力資本的發展狀況。本文的目的是將人力資本理論運用于京津冀區域的經濟增長之中，探討人力資本發展對京津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
二、京津冀經濟增長差異
京津冀地域相接，地緣一體。根據各地區和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2015年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合計69312.9億元，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24%，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別為22968.6億元、16538.2億元和29806.1億元，分別增長6.9%、9.3%和6.8%，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持續優化。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河北省經濟增長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頭，2010～2014年五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6%，比全國年均增長率8.6%的水平高出1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河北省與北京、天津的經濟增長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呈現進一步擴大的態勢。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從經濟增量上看，2000～2014年京津冀三地均快速增長。相比于北京、天津直轄市，作為一個省的行政區域，河北省的人口眾多、土地廣闊，因而河北省的經濟總量始終大于北京、天津，但是這種優勢正在逐年淡化。與北京相比，河北省經濟總量相對于北京的倍數由2000年的1.60倍減少到2014年的1.38倍；與天津相比，河北省經濟總量相對于天津的倍數由2000年的2.96倍減少到2014年的1.87倍。
能夠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狀況的更好的指標是人均GDP。2000～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與北京、天津相比并沒有改善。與北京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當于北京的比例由2000年的31.47%增長到2014年的39.99%，15年間增長了8.52個百分點；與天津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當于天津的比例由2000年的43.75%減少到2014年的38.00%，15年間減少了5.75個百分點。
三、京津冀人力資本發展差異
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地區差異不僅是科技、制度、區位的因素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差異也是經濟發展出現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京津冀地區人力資本在質和量的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主要是高校畢業生人數、外來人數、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高校畢業生人數
高校畢業生人數是衡量一個地區人才質量的重要指標，是經濟增長的生力軍。京津冀地區高校數量較多，畢業生人數也逐年增長，隨著畢業人員年輕化、個性化的發展，回原籍的觀念逐漸淡薄，因此，高校畢業生人數能夠較好地反映人力資本發展狀況。京津冀的高速發展及政策扶持，使更多的高校畢業生有意愿留在京津冀地區就業和發展。
由京津冀三地高校畢業生人數及其比較可以看出，在絕對人數上，河北省高校畢業生人數以較大的優勢高于京津兩地，并且在北京人口承載能力受限和治理大城市病的背景下，河北高校畢業生的發展速度快于北京、天津。但是，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62所，其中北京89所，天津55所，河北118所。在這些高校中，北京有211工程大學26所，985工程大學8所，天津有“211工程”大學三所，985工程大學2所，河北僅有211工程大學1所。專任教師數河北地區與北京相當，但就生師比而言，河北大大高于北京和天津。因而雖然從總體規模而言河北地區高校數量占據優勢，但畢業生質量遠遠低于北京、天津。在校生數、招生數、畢業生數均顯示，大量的本科人才集中于京津兩市，專科人才則主要集中于河北省。
進一步，雖然畢業生總數河北省最多，但是河北省的總人口數倍高于京津兩市。雖然河北每萬人中高校畢業生人數快速增加，但是仍然顯著低于北京和天津。也就是說，高校畢業生人數所占比重北京和天津高于河北。由此可知，勞動者所擁有的知識、技能、勞動熟練程度，河北劣于京津地區，高素質、高技術人才帶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貢獻有待提高。
（二）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
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更準確地度量了人力資本發展狀況，是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多少直接決定了人力資本的質量。京津冀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其中北京受教育年限最高，其次天津，河北最低。這與北京市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的方針，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以及北京作為全國高等學校最集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高等教育也實現了大眾化，是北京教育得到了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北京利用它的地理優勢、經濟優勢以及高福利水平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質人才，為北京的生產力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從2000到2014年京津冀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其中北京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由2000年的9.9827年增長到2014年的11.8542年，天津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8.9748年增長到2014年的10.5044年，河北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6820年增長到2014年的8.8676年。
2000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當于北京的76.95%，相當于天津的85.60%；2014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當于北京的75.06%，相當于天津的84.42%。表明北京、天津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僅大幅度高于河北，而且其發展速度也不低于河北，表明河北的從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與北京、天津的差距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京津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明顯高于河北，意味著京津的教育發展水平高于河北，教育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樣高于河北。由此可知，河北需加強對教育的投資，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充分發揮知識對經濟發展進步的帶動作用。
（三）外來人口數
京津冀地區的地理優勢以及北京、天津的飛速發展和資源優勢，吸引了大量人才的聚集，京津相對過剩的人才資源和周邊地區相對匱乏的人才資源形成了鮮明對比。表5是北京、天津統計年鑒公布的近年來北京與天津人口遷入遷出量的數據。
從凈遷入人口數量來看，2000～2014年北京凈遷入人口每年在10萬左右，而天津的凈遷入人口則從2005年的114萬增長到2014年的476萬人。作為全國的首都，北京從來就不缺乏其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由于其人口密度的限度，北京不斷提高外來人口進入的門檻，以治理其不斷強化的大城市病。天津則在保證人口質量的前提下敞開懷抱，大力吸收高素質的外來人口，由此促進了經濟的強勁增長。近年來其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成為全國各地區的領頭雁，也遠高于北京的經濟增長速度。
《河北經濟年鑒》沒有公布人口遷入遷出的變化數據。從河北省的實際情況來看，河北人既不愿意外出尋找更好的就業創業機會，也極度排斥外來人口進入河北尋找就業創業機會。因此，除了受自然增長率的影響，河北省的人口變化很少受人口遷入遷出尤其是外來人口的影響。
四、推動京津冀人力資本協調發展
推進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必須推進京津冀人力資本協同發展。協同發展京津冀地區高等教育，大力吸引外來外來高素質人才，實現京津冀地區人力資本共享。
一是協同發展京津冀高等教育。在推進京津冀高校協同發展中，三地間雖建立一些聯盟、簽訂了若干協議，采取了一系列的合作，但受制度機制約束，政府層面行政推進較少，缺乏約束力和執行力，協同發展的成效不夠顯著。根據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關于2013年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京津冀三地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天津增長率為5.37%，北京增長率為 0.01%，而河北為-21.19%；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費用天津增長率14.11%，北京1.65%，河北-33.72%。因此，不論是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還是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均反映了京津冀三地教育經費政府投入水平差別很大的格局。所以中央應該盡量合理配置京津冀的教育資源，加大對河北省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分配資力量，使三地的教育公平化。
二是大力吸引外來高素質人才。貫徹落實總書記“三個努力建成”的重要指示，建立健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完善對于外來人才的優惠政策，相關部門要在政策咨詢、信息交流、資金融通等方面盡心竭力地做好外來人才的服務工作，進一步營造出有利于人才發展的優良環境。牢牢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這一關鍵戰略機遇期，大量引進外來優秀企業、加快提升本土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服務業，不斷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以機遇吸引人才，以人才促進發展，以發展創造機遇，形成良性循環的人才發展模式。資源配套是人才引進的有力保障。承接產業轉移，加快人才聚集，離不開城市的資源配套。努力優化交通運輸、居住環境、醫療和教育資源，不斷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生活環境，從而提升城市承載能力，使不斷涌入的大量人才無后顧之憂。
三是推動京津冀人力資本協同發展。河北必須要下大力氣做好科技人才這門課，把京津在技術、智力上的絕對優勢轉化為促進自我發展的強大動力，把京津豐厚的人才資源轉變為產業力量。利用協調發展這一契機加大三地的人才協同發展，才能更好地促進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為此，需要中央加大對河北的教育投入，加大對科技事業的投入等方面的投入，并且注重學習和借鑒外地的先進理念和做法。同時，還需要完善三地人力資源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為一體化發展提供有力保障。通過建立以政策導引、共享共贏、完善市場為內容，服務于京津冀區域發展的保障機制，使京津冀區域內形成一個相互協調、競爭有序、定位準確的人力資源生態系統，以提升京津冀區域的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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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孫淑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資對產出水平及經濟增長的影響[J].西安工I大學學報，2012（1）：62-67.
關鍵詞：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土地所有制；低度私有；賦稅項目
賦稅基本理論是筆者在歐美同行的啟迪下提出的一個關于中西中古稅制比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從深層次上認識中古稅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總總的賦稅項目是怎樣起源、設定并實施征收的。而所有權形態是認識中西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不同類型的重要基礎，賦稅基本理論正是在它的影響或制約下才設定了稅項并實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會所有權形態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權形態是如何影響賦稅基本理論的?怎樣通過稅項的設定看待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論述，以就教于史學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權形態
在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形成中，財產所有權都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而中古時代具有怎樣的所有權形態與這種所有權具有怎樣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密切相關。這個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應處于中古社會發軔時期，在中國約為春秋戰國時代，在英國則在諾曼征服之前。那么，處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和英國，財產所有權狀況如何呢?
先看英國。所謂歷史基礎，是指從羅馬統治以迄諾曼征服期間的所有權發展狀況。這一時期，是不列顛私有制萌生的關鍵時期。也正是這一時期，不列顛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長期的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分別是公元前1世紀中葉的羅馬人、公元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公元8世紀的丹麥人，以及1066年諾曼人的入侵和統治。這些入侵無論積極與否都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和丹麥人的入侵，打斷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產生表現出斷續坎坷、步履維艱的特點，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根據凱撒記載，在羅馬入侵之時，英格蘭還是一塊荒蠻之地。占不列顛大多數的人口尚處在群婚制階段，個體家庭和私有制還遠未產生。他們“大多數都不種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當作衣服。……妻子們是由每一群十個或十二個男人共有的，特別是在兄弟們之間和父子們之間共有最為普通，如果這些妻子們中間有孩子出生，則被認為是當她在處女時第一個接近她的人的孩子”[1](p52)。而沿海主要是南方沿海人口雖因羅馬影響而稍有開化,亦不過剛剛踏上文明的門檻，處在農村公社的早期階段。但是這種落后狀況并不排除英格蘭短期內產生私有制的可能，因為它的強鄰羅馬已經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業已形成發達的私有制，而不列顛與羅馬的來往亦隨著工商業的興盛和文化交流的發展日益密切。從人類歷史上看，先進民族征服落后民族并在那里建立一定時期的統治，是后者在短期內走出野蠻步入文明的常例。在羅馬征服之前，英格蘭已經頻頻感受到來白海峽對岸的羅馬文明之風。征服之后，羅馬人在不列顛南部建立了統治，并曾按大陸通行的方式在這里征收動產稅和人頭稅[2](p3-5)。正是通過賦稅征收以及其他的統治方式，羅馬私有權觀念和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傳入英格蘭并形成了一定的私有制形態，從而為英格蘭私有制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長達四五百年之久，結果不僅催生了農村公社組織，而且在南部發達地區導致了農村公社的解體，從而使不列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與羅馬軍隊撤離而基督教人傳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顛并建立了統治。從社會發展進程看，盎格魯·撒克遜人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這使在一定程度上業已羅馬化的不列顛受到消極影響，社會發展受阻，并出現倒退現象。作為這種現象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他們將土地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在那些羅馬化程度較高已獲長足發展的地區重演了農村公社的歷史。《伊尼法典》反映了農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況[3](P364-372)。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紀中葉，國王賜地之事即不斷發生。賜地所立文書，皆由來自大陸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術語，多襲自羅馬法，由此羅馬法原則再度影響英格蘭的經濟關系。遺存下來的國王賜地文書約千余件，所賜對象包括教俗兩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團體居多。但資料證明，這時不列顛土地可分兩種，一是書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63)。所謂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國王封賜的土地一一書田。而書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屬農村公社所有。所以綜合看來，羅馬私有制的影響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這樣一株纖弱的根苗，在丹麥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躪。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期間，丹麥人曾多次大規模入侵不列顛，歷時300年之久，對不列顛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與已經發展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相比，這些丹麥人大體處于民族遷徙時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水平。作為落后民族，他們的入侵給不列顛帶來了巨大破壞。基督教會和修道院受到嚴重沖擊，教堂等建筑設施多成斷壁殘垣，而基督教會不僅代表不列顛的最高文明，且擔負著文明傳播的歷史使命。因此，對基督教的破壞必然帶來歷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麥人處在原始社會末期，他們對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使不列顛特別是丹麥法區又一次展現了農村公社的歷史景觀。受此影響，業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復歸公有。例如，上層的賜地由私有恢復了馬克公社的公有性質。私有制的發展再次受到遏制，歷史進程再次中斷甚至倒退。
丹麥人的喧囂剛剛沉寂，諾曼人的入侵又復開始。不過，這次入侵與前兩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進，而是以先進征服落后。這種征服當然也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對不列顛文明來說，總體看來是利大弊小。如羅馬征服一樣，諾曼人帶來了大陸先進的文明，從而改變了在原始社會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顛的發展。
外族的頻頻入侵，農村公社的反復展現，不僅嚴重干擾了不列顛本土的私有化進程，而且削弱了外來積極因素如羅馬法的正常作用。賦稅理論所賴以形成的現實條件，正是接受了這樣一種歷史基礎。
所謂現實條件，主要指諾曼底公爵從大陸法國輸入的封建原則。英國賦稅理論正是在這種原則的影響下形成的。1066年前后，諾曼底公爵領地同法國其他地區一樣，封建化早已完成，封建秩序已經定型，封建階梯也相應形成。在這一階梯中，除國王外，各級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領自上一級封君。通過土地的領有，封建主一方面榨取農奴的剩余勞動，一方面享受封臣提供的協助金與其他封建義務。而由于一定范圍內的各級封建主都從同一土地上獲得收益，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也就在這些封建主中分割開來，封建主所獲收益從而視為他所分享部分所有權的表現。因為對封君來說，土地一經分出，便在封建法的保護下受到封臣的有力控制而難以收回，這意味著他對他所享有的部分所有權的喪失。而就封臣而言，因土地領自封君，必須按封建法設定的條件承擔協助金與其他義務，所以也不享有這塊土地的全部所有權。而當我們將這一封建關系置于整個封建階梯中觀察的時候，便必然發現，任何一級封建主包括國王在內，都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而只是享有它的一部分。威廉所輸入的正是這種封建原則，馬克思稱之為“導入的封建主義”。馬克思所謂“導入”的涵義之一，是說英國的封建制度與法國的封建制度相比沒有變化或很少變化，即將英國封建主義視為法國的同類。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便難以形成發達的私有制。因為在法國，既然土地所有權在各級封建主中分割，無論哪一級封建主，便都不會擁有土地的完全私有。而土地是當時社會的主要財富，土地非私有條件下的財產私有絕不是一種發達的私有。而且不止如此，“導入”一詞并沒有將英國封建制度建立的特征準確地表達出來。在“導入”過程中，威廉并沒有完全照搬法國的模式，而是在“導入”的基礎上予以改造，例如在索爾茲伯里盟誓時特別強調了國王的權力，從而使不列顛封建制度在其建立時即克服了不利于集權的一些因素，使英國形成了相對強大的王權。這樣，僅就現實條件來說，英國只能形成低于而不會等同更不會高出法國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由于王權相對強大，封臣對土地的控制或處分受到限制因而土地制度向國有或王有方面傾斜。
為便于討論問題，這里引進一個“低度私有”的概念，以概括處在一定參照系中的英國中古私有制的發展狀況。所謂“低度私有”，首先指中世紀私有制自身的發展狀況。如果把這時英國的所有制視為一個整體，那么，構成這個整體主要部分的土地并非私有，或者不如說為貴族公有或共享[5](p25)。私有的部分主要是動產和少量不動產如住宅等。而就一般家庭來說，這些私有財產的價值要遠低于地產的價值。也就是說，私有制的發展過程尚處在較低的程度，所以稱之為“低度私有”。另外，英國的“低度私有”還可以置于幾個參照中予以認識。例如與羅馬相比，羅馬的私有制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而且在羅馬法的保護下發展得相當完備。這種私有制及其在法權上反映的私有權對中世紀的西歐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英國私有制形成了自然的比照。與同時期的法國相比，這種私有制也處于較低水平。因為法國直接繼承了羅馬私有制的基礎，私有制含量自始就比較大，發展的起點比較高。英國雖也曾受羅馬因素影響，但其深度和廣度都比較低，而私有化過程也一再因原始部族的沖擊而中斷，這就必然造成財產私有的低度狀態。
與英國不同，中國的私有制產生過程較少受到外族入侵的干擾。村社土地所有制約自西周中后期即已開始解體，“田里不鬻”的格局漸被打破，出現了贈送、交換、抵押、典當等現象。周宣王即位后，深感“民不肯盡力于公田”，于是宣布“不籍千畝”，廢除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籍田制度。與此同時，私有土地開始出現，而且隨著荒地的大規模開墾迅速發展，至春秋末期，已經出現買賣現象。值得注意的是，與貴族地主搶占公田為私有同時，村社成員也紛紛將所占土地變為私田，并競墾生荒，擴大經營，轉化為自耕農。這是諾曼征服前英國私有制產生過程中少見的現象。另外還可以發現，中、英私有制產生的過程雖然都伴隨社會的動蕩，但動蕩的性質不同。中國主要是諸侯兼并戰爭，英國則主要是外族入侵。前者引起的社會動蕩雖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卻不會導致私有制產生進程的中斷，相反，其所造成的內亂成為私有制發展、確立的重要條件。如前所述，正是乘著這種內亂，貴族地主才侵吞了公田，村社成員才轉化為自耕農。英國則不同，入侵者多為落后的部族，而一經征服，便推行原始的經濟關系，這就必然造成私有化進程的中斷。由此可見，就財產私有權的歷史基礎而言，中國顯然高于英國。
但是，進入中古社會前后，中國沒有像英國那樣發生制度移植的現象。所以所謂現實條件，是指王權與土地在這時結成了怎樣一種關系。村社的解體，不僅是土地私有制確立的重要標志，而且是這種私有制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契機，但文明的演進使專制制度過早地登上了歷史舞臺。就在村社解體的同時，專制政體也形成了。這里所謂的專制政體，是指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實行的政體形式。因為在我們看來，這些國家規模雖小，卻都已具備專制的特質，與秦漢相比并無不同，因而都屬專制國家。而秦漢只是完成了國土的統一，在國家規模上獲得了發展，但在專制內涵上并無多少創新。專制制度形成伊始，王權即發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具有可資利用的巨大價值，于是一方面告諭天下，土地和生民屬國有或王有乃祖宗之制，另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強力推行土地國有。而中國歷史的地平線上也就出現了這樣的景觀：私有土地剛剛從西周王朝的廢墟上生成，旋即落人各諸侯國強有力的掌握之中。可以說，戰國時代土地國有制的恢復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的主要影響并不在于扼殺了新生的土地私有權，而在于為中國未來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設定了基調。
秦漢以降，土地國有制無疑是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態。雖然有學者竭力證明中國很早就出現了土地私有制，主張中古時期土地私有制非常發達，土地買賣盛行云云，但大概誰都不能否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在中古土地所有制中的深刻影響和巨大作用，否認皇帝或官府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否則，便不能解釋中國歷史上抑豪強、抑兼并的反復展演，不能解釋抄家、籍沒的頻繁發生[6](p97)。在這一理論的作用下，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都無一例外地承襲了土地國有制。這樣，所謂屯田、占田、均田，便都是國家分配土地，農民在土地國有制的前提下使用土地。即使是官僚占有的土地，雖可能由皇帝賜予，亦未超出土地國有制的范圍。
在中古社會的具體條件下，由于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主要形式，土地的國有便意味著財富的私有僅限于一個有限的部分。而在中國中古社會，臣民私有的財富則可能限于一個更小的部分，而且即使這個更小的部分，其私有也遠遠不能確定，因為它缺乏起碼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沒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權力是脆弱的，這在后文還將論及。而且，在生產力低下、生產方式原始的情況下，吃飯幾乎是生產生活的頭等大事。這就決定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性。而土地的價值越是突出，其他財富便越顯得無足輕重。何況所謂動產如糧食等也都是土地所產，而不動產如房屋，它們的存在和積累也都以土地為先決條件。總之，中國中古社會的私有相比英國，不僅不高，而且更低，更具有“低度私有”的特點。
在歷史基礎與現實條件的關系中，如果歷史基礎已經具有較高的私有制含量，那么在現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會形成較強的私有制。比如法國，作為征服者的日爾曼人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基本相似。但它所接受的歷史基礎就私有制發展水平而言卻是古代世界最為發達的羅馬文明，僅此一點，便可使法國能夠建立高于英國的私有制。事實也正是如此，征服時代的日爾曼人雖處在原始社會末期農村公社發展階段，公有制形式處于主導地位，因而對征服土地的分配仍然貫徹了農村公社原則。但由于公有制正在衰落，私有制業已產生并加速發展，日爾曼人對于羅馬發達的私有制并未產生明顯的排異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羅馬的私有制基礎對這些征服者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日爾曼人入侵之后，西歐大陸百廢待興，各蠻族小王國亟需一定的法律理論來規范和保證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關系的協調，而這，靠自身之力是難以解決的，于是充分繼承羅馬遺產，起用羅馬舊吏，承襲羅馬法條文[7](p105-111)[8](p251)[9](p1-23)，使羅馬法中物權關系的基本內容在日爾曼人內部扎根推廣。這樣，日爾曼人定居后不久，土地便停止了重分，轉化為“自主地”，很快完成了由公有向私有的過渡。后來雖進行了采邑改革，使土地關系變得復雜曲折，但財產私有權的基礎業已確立，否則便難以說明為什么采邑制自始就含有世襲的萌芽，并在此后不久便轉化為世襲的封地了。征服者威廉任諾曼底公爵時，其領地的財產所有權狀況即大體如此。但在不列顛，征服者接受的是發展進程落后于自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同時又摻雜了丹麥人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中，私有制含量十分有限，當國王挾征服之威集中權力時，這種基礎自然不可能發揮像大陸羅馬文明那樣的作用，而封臣對土地的權力也就受到相應的限制。在同一關系中，在歷史基礎不變或相似的情況下，現實條件中私有制含量高些，也會形成較強的私有制。但如前所論，英國現實條件是指從法國導入的封建原則，本來私有制含量就不高，又經過了威廉的改造，私有制含量自然更低了，所以在這方面，也不可能形成高于而只能形成低于法國的私有制。而如果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的私有制含量都低呢?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從表現形式看，英國的土地制度與大陸大體相同，都呈現為等級形式，都是在一塊土地上重疊著多種權力，都具有有條件和不完全占有的特點。但在私有程度上，英國的土地私有較法國更低。這可從王權的強大得到解釋，也可從封臣處分土地的權力上得到說明，還可從封建主的獨立性狀況得到證實。
中國則不同。中國中古私有狀況雖有高于英國的歷史基礎，但它的現實條件卻非順應私有地產發展的專制政體。這些政體的執行者即各國王公，很像封建割據時期的德國諸侯，對外對上力主分權平等，對內對下則厲行集權專制。而一經從周王控制下獲得獨立，便站在國君的立場急于實施土地國有。這樣，在專制王權的強力控制下，私有制的發展態勢遭到遏制，而所有制形態也就向著國有制方向發展。這表現為諸國王公紛紛將那些不在冊的“隱田”等私有地產納入國有范圍。而所謂晉國的“作爰田”、魯國的“初稅畝”、鄭國的“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齊國的“均田疇”等便都是從整頓田地入手，改革稅制，使私田復歸國有[6](p114)。這就將新生的土地私有制扼殺在了搖籃之中，其結果，是中國中古社會與英國殊途同歸，也形成了“低度私有”的所有制形態。
這樣，大體上可以認為，中英中古社會都具有“低度私有”的特征。
二、賦稅基本理論與中古不同時期主要稅項的設定
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對賦稅項目的設定。在中國，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這種設定是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進行的，參加人員為朝廷命官，而不是納稅人。英國的設定則是在君民共同需要的條件下經共同同意而實現的。由于君民雙方在賦稅征納中處于不同地位，君主是征收者，國民是納稅人，在英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前者一般處在被動地位，而后者則處于主導地位。所以，所謂共同同意下的稅項設定，其實主要是國民或納稅人控制下的設定。
在中國，受這一理論的制約，中古前期主要征人頭稅，后期主要征土地稅。在這里，人頭稅、土地稅分別與“王臣”、“王土”相對也許是一種巧合，但稅人與稅地確實反映了中國中古稅制以及賦稅基本理論的主要特征。與中國不同，英國中世紀前期曾有少量土地稅征收，中期曾有幾次人頭稅征收，但這些征收不僅在各自被征時期從未占據主導地位，且很快遭到廢除。而自動產稅征收以來，賦稅征收便先后以動產稅和工商稅為主體。這也反映了英國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重要特征。依習慣理解，在生產力低下，生產方式落后，生活資料主要靠土地產出的傳統農業社會，賦稅征收必然以人頭稅與土地稅為主體。以此衡量，中國的情況最為典型。而英國，竟是違背常理，不去依靠人頭稅與土地稅而去依靠其它嗎?不管這看上去怎樣不可思議，而事實的確如此。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為什么同屬傳統農業社會，同依土地維生，而結果卻如此迥異?
就財產所有權的主體而言，英國中古土地所有權既不同于羅馬，是私有的，也不同于中國，是國有的。在這里，土地所有權在多人中分配或分割開來，致使一塊土地上重疊著多種權力，而產權關系也就變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了。這種土地關系在所有權意義上如何表述?可否看作公有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公有可有多種形式，公社占有、教會占有、城市占有等都是公有的不同表現。這些表現當然具有不同特點，如公社占有制表現為橫向占有，而領主占有制表現為縱向占有。但在我看來，這些表現并不能體現公有的性質，而僅僅具有形式的意義。正是這種形式，才決定了不同公有的不同特點。公有的本質是什么?是特定群體中的各個個體共同享有公有對象的權益。這方面，公社制與領主制并無顯著不同，或者說二者并無本質的差異。趙文洪先生在論及經濟、社會環境對西歐中世紀私人財產權利的影響時說：“中世紀西歐是一個團體、集體或共同體至上的社會，無論封臣封土制度、公地制度、行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都體現出這一特點。社會的過度重要，壓抑了個人權利和自由。”[10](p61-62)也許正是因為“共同體至上”和“社會的過度重要”，西歐中世紀的封土制才具有了公有或共享的性質。至于權利義務，亦非封君封臣制的孤立現象，公社成員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對公社也必須承擔相應義務。而且，所謂權利義務，亦非體現公有的本質，而只是這種本質的結果。
動產情況則不同。雖然某些動產與地產的關系密切相聯，例如糧食，如前所述，一人倉廩，便以動產視之，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中，似都沒有爭議。也就是說，動產基本上是私有的。如此則可以認為，中世紀英國的私有權主要是一種動產私有權。這一點，是我們認識英國中世紀私有權形態的關鍵，也是所以形成賦稅基本理論的基點。如前所論，在中世紀，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財產中的主體。既然作為財產主體的土地是非私有的，那么，動產的私有便顯得相對微弱了。這就是英國私有權形態的基本情況。
與英國不同，中國中古社會實行土地國有制。土地由國家直接分配或賜予廣大小農和地主官僚，而土地所有權仍由國家或皇帝執掌，在土地所有人和使用者之間不存在眾多的阻隔，具有“一捅到底”的特征。至于動產，似乎無人不說是私有的，但接觸到的材料使我們感到似乎并非如此。因為這種私有的指向非常軟弱，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因此，以“低度私有”概括和表達當時的私有狀況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為了行文的嚴密，至于私有的物品具體指什么，實在是一個難于回答的問題。因為即使是細軟珠寶之類、通常理解為真正私有的物品，官府都可以隨時隨地加以抄沒，這方面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可謂不勝枚舉。這使我們想起了古典時代雅典的立法：如果某人經公民大會表決犯有叛國罪，那么這人須被放逐國外，時限為十年。但放逐期間，他的家產仍受法律保護，一俟放逐歸來，即馬上歸還。在西方中世紀，這一法律精神是否得到繼承雖然無從稽考，但抑豪強、抑兼并、籍沒、抄家的事情似乎很少發生。兩相比較，對于認識中國古代的“私有”顯然不無意義。
那么，在英國，這種弱勢的私有權是怎樣制約復雜的經濟關系從而形成了以這種私有權為核心并在后世資產階級革命中產生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的賦稅理論呢?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造成了英國中古時期少征以至不征土地稅的表征。這里應當區分國王作為國君和封君的雙重身份。作為國君，他可以征收國稅，而由于土地在理論上屬于國君，土地稅又屬于國稅，所以國君可以征收土地稅。但作為封君，雖然封地也從封君處領得，由于他已經征收封建稅，所以不能別征土地稅。但是，國王可以扮演兩種角色，土地卻不可以如此。因而，當國王作為封君通過土地的封賜征收了封建稅后，作為國君便不能再從土地上獲得另外索取。這樣，假定有一塊土地，國王要征土地稅，公爵可以說這塊土地雖原從國王處領得，但又轉封給了伯爵。而若向伯爵征稅，伯爵亦可以同樣理由予以拒絕。如是一直到騎士，而騎士仍可說業已分予莊園勞動者，而勞動者無土地所有權是各級封建主都承認的。結果使土地稅的征收不能付諸實行。事實也正是如此。1066年諾曼征服前，盎格魯·撒克遜國王曾經征收名為丹麥金和卡路卡奇的土地稅，但那時封建等級制尚未確立，因而各等級間的阻隔還未形成，而且是處在丹麥人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所以這種征收是可能的。盡管如此，這時的征收次數很少，征收量也不大，因而為一特稅而非常稅。諾曼征服后情況不同了，封建等級制業已建立，各等級間的阻隔業已形成，所以從理論上說征收已不可能。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土地稅的征收呢?答案應該是：土地稅雖不，卻已經是國人認可的稅項，征收舊稅要較新稅容易得多，對于這種現成的稅項，國王當然不能舍棄，而對國民來說，由于已經形成了習慣，或至少已有先例，繼續征收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說，諾曼統治者征收土地稅具有一定的歷史因由。但征收之難，已遠非昔日可比。因為土地稅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征收，所以往往多年甚至十多年不見征收一次，而且征收量很小[11](p5-6)。如此似存似廢，時續時斷，不絕如縷地維持了百余年，終于在1224年被明令廢止[12](p220)。
正因為如此，英國賦稅基本理論幾乎沒有涉及土地稅的征收，這是英國賦稅理論區別于中國乃至東方的一大特征。不征土地稅，政府依靠什么來推動國家機器的運轉呢?相對土地而言，國民對動產的所有是清晰而牢固的，不似土地所有權那樣形成了若干等級，因而也就沒有征收土地稅時所遇到的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同樣，工商稅的征收也不存在這樣的障礙。于是，動產與人們習慣區分于動產的工商之人便成為政府的征收對象。其實動產就其來源而言，大部分仍產自土地。但如上文所言，這種產出一經與土地分離，便屬動產范圍，從而與以地積作為征收依據的土地稅區別開來。而工商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以動產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征稅實踐中，政府都將之分列，所以別稱工商稅。筆者曾著文認為，英國中古賦稅初以土地稅為主體，繼以動產稅為主體，約自14世紀初，始以工商稅為主體[13]。賦稅結構的這種變化是賦稅基本理論指導的結果，同時也對賦稅理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由于動產與工商之人的所有清晰而牢固，所以政府在廢止土地稅后相繼以動產稅和工商稅作為財政收入的主體。正因為如此，國民才盡其所能限制或阻止動產稅和工商稅的征收。也正因為英國中古社會主要征動產稅和工商稅，國民對動產和工商之人的私有才足以制約賦稅理論的制定，并決定它的性質，而賦稅理論中涉及這兩種稅的內容也就特別突出。
在中國所有權形態等特定條件下，稅人與稅地不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先看稅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在人頭稅以及徭役的征發中起著重要作用。受這一理論的影響，在深層的民族意識中，皇帝是中華大家族的家長，人民為皇帝的臣子。對皇帝而言，“臣子”的概念雖不同于“奴隸”，但在宗法制意義上，卻也具有某種所有權的意味。這種文化特性作用于稅制，便易于表現為人頭稅與徭役的征發。而在中古前期商品經濟成分、人的獨立性和人口流動還很有限，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稅人乃是最便利可行的選擇。這里包含著稅人的某種必然性。再看稅地。財富的“低度私有”同時意味著“高度國有”。而“高度國有”表現在土地制度上必然意味著國家對于土地具有近乎完全和直接的控制權。這樣的控制權無疑為土地稅的征收提供了保障。此外，這里不存在英國土地所有權的分割問題，從而排除了土地制度中的層層阻隔，因而征收土地稅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本身具有不可移動、變更的特點，稅地在技術上最便于操作。在商品經濟顯著發展，自然經濟日益解體，人的獨立性日漸增長，人口流動日臻頻繁的情況下，與稅人相比，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又由于土地是中古最重要的社會財富，稅地能夠保證賦稅的最大量征收。這樣，稅人也就必然過渡到稅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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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Basic Theories of Tax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Ownership in the Middle Ages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北京 100089）
摘 要：作為全民醫保的率先試點地區，天津市在近幾年內努力建立健全城鄉統籌和全市統籌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克服了其他試點地區在城鎮職工與城鎮居民、農民之間繳費、補貼、個人賬戶和管理上的巨大差別，提高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本文旨在調查天津市民對醫療保障制度的感受和滿意程度，研究滿意度背后所隱藏的基本醫療保險的優劣之處，同時找出天津市全民醫保的經驗及尚需改進的地方，以期實現更加便民利民、順應社會的醫改之路。
關鍵詞 ：全民醫保；城鎮職工；城鄉居民；老年群體；滿意度
中圖分類號：R1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選題依據
在社會保障逐步發展的今天，看病難看病貴已然成為中國百姓所關注的焦點問題，說明我國醫保制度尚不完備，難以實現全面統籌調控。當前，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以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大醫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蓋推進整合，全民醫保是一個國家醫療保障的目的和歸宿。
目前已有近30個國家實現了全民醫保，而各國實現全民醫保所經歷的年數從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見實現全民醫保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是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的國家，想要實現醫保的全覆蓋，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為全民醫保在中國的試點地區，自2008年起逐步實施完善全民醫保，并始終堅持著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最終實現了城鄉統籌、全市統籌，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也更能夠反映出全民醫保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對全民醫保滿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價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理論意義：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這一全民醫保試點地區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與其他醫改試點地區進行路徑比照分析，吸取經驗不斷調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對醫保的滿意程度。對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的補充，擴充了醫療保障的研究范圍。天津全民醫保改革的路徑分析、經驗分析以及存在的問題分析對其他地區政府進行醫保改革具有可參照性的范本研究價值。
現實意義：反映出試點地區人民對全民醫保的態度和觀點，體現人民的訴求，有助于促進天津全民醫保更好地改進和實施，同時也有利于全國其他尚未實行全民醫保的地區進行學習。而且當前正值天津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新方案出臺的關鍵時刻，希望能從實際操作角度出發提出對醫改有幫助的對策和建議。
二、文獻回顧
（一）國內外全民醫保現狀
1.全民醫保國家的改革歷程
（1）德國：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現代意義上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各種醫療保險覆蓋人口已經達到99%，這與其多年來不斷推進的醫療衛生制度改革創新分不開。在學習借鑒德國醫改的過程中，中國需要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平衡社會利益關系，嚴格控制醫療費用的增長，以及醫藥行業的適度自由競爭。[1]
（2）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至今已運行半個多世紀。英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寬醫療保險的資金來源，積極鼓勵私人資本和私營醫療機構進入大眾醫療服務領域；注重將利用外資和引進國外的先進醫療技術和護理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英國醫療保險行業在對外開放市場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用國外先進的醫療技術，護理技術和管理技術來彌補英國整體醫療資源的不足，實現了英國醫療資源總量的集約型增長；英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還盡力通過體制創新來實現整體醫療能力的集約型擴張。[2]
（3）韓國：作為東亞社會政策的代表，韓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的、壓縮性的，其經驗與歐美、日本明顯不同，因而韓國的經驗教訓對中國具有更直接的借鑒和警示意義。[3]
韓國醫保改革的巨變發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社會政策向來都是官僚和專家的排他性領域，社會勢力根本沒有介入政策制定過程的渠道。因此中國醫改需要注意政府對醫保的財政支出和政府責任的加強，同時也要考慮醫保制度的整合以及醫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醫療保障體制改革與發展的趨勢，指出各國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制度創新改革基本趨勢有四個方面：一是非洲國家法定保險計劃的出臺和進一步發展，以此來加強社會保障，并且努力將醫療保障的范圍擴大到覆蓋正規和非正規經濟部門的所有職工；二是美洲大陸致力于擴大社會醫療保障的范圍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資源來使醫療服務覆蓋更大的范圍；三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改革主要側重于擴大醫療服務對低收入人群的覆蓋面，擴展資金籌集的渠道和福利內容；四是歐洲國家積極地應對人口的老齡化問題，控制由此引起的醫療服務成本不斷上漲。[4]
2.國內全民醫保實施的現狀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過程中我國形成了規模效應，促進了醫療資源的豐富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斷地調整中公平的原則并沒有很好地實現，醫療衛生事業缺乏有效配置，同時醫保基金難以平衡、補充醫療保險發展緩慢，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中國醫改的方向最終朝向全民醫保。[3]
例如在江蘇、上海、福建、山東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著對制度認知度較低，居民分類復雜，參保積極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選擇、醫療費用難以控制，醫療保險用藥目錄范圍不同，醫療保險制度缺乏有效銜接、統籌層次差異大，預防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珠海的醫改歷程如下：1998年起實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2002年實行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到2006年實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醫療保險，而后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現了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珠海的醫改與其他試點地區有所不同：首先，它將外來務工人員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學生獨立出來，自成保險；其次，珠海建立了城鄉統籌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克服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問題；此外，在實現全民醫保后珠海地區仍積極調整，不斷優化醫保政策。最新數據顯示，珠海出臺新規定，增加了醫保門診特定病種，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額，珠海市參保人將享受到更多的醫療保障。[5]
3.綜述
從各個國家來看，在醫保建立的初期，國家普遍從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制定在不同職業下的不同水平的醫療保險，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經濟發展，對真正的弱勢群體和底層人民并沒有多少益處。
隨著社會的進步，對醫保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開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說醫保的完善與民主化進程亦步亦趨。因此中國的全民醫療保險要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推進。鑒于中國國內龐大的人口壓力和多數免費醫療國家財政危機的現狀下，中國應該堅持走社會醫療保險的模式。
在中國多個醫改試點地區的比照分析中不難看出，每個試點在實現全民醫保的過程中都是憂喜參半的，難免會遇到問題，而這些問題反映出醫保還存在著不健全之處，這也正是天津醫改過程中要注意和盡量避免的地方。在這些試點地區中，我認為珠海地區的醫改路徑是非常具有借鑒意義的。首先，全面推進醫療保險覆蓋面；其次改變路徑依賴，消除城鄉不平等問題；隨后不斷壯大社保基金，逐漸提高險種和支付限額；加強預防，關注外來工、未成年人、困難家庭等弱勢群體對門診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門診統籌、中病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救助三個層次；最后，打破醫療市場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醫患關系，尊重保障民眾的利益。
（二）評價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獨特性
在查閱文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多數有關全民醫保的研究都是與國際間不同體制下的國家相比較，抑或是對全民醫保背景下公共服務體系、效益、改進、重構的研究，對于特定試點地區全民醫保的滿意度調查卻寥寥無幾。而相關文獻多為中國醫改試點地區的經驗和啟示類文章，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政策設計和政府管制方面。在醫保滿意度問題上，目光總是鎖定在大學生群體，而忽視了兒童和老年人這些醫保主要對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從最普通的人民群眾角度進行調查、追求醫保更貼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過將醫保滿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進行調查，來獲得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狀況下人們對當前醫保的態度、感受和建議，從而更好地幫助醫保深入群眾、便民利民。同時在天津市人口年齡結構比重的客觀條件下，充分考慮全民醫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間的差別，分年齡進行分析研究，重點向接觸醫保最為頻繁的老年群體傾斜，從而能夠得出更加準確的描述和結論。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總體為全體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鎮職工、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樣本規模約為84。為了突顯全民醫保的實質性作用，本次調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體傾斜。
研究的內容為天津市民對全民醫保的滿意程度，即兩種不同醫療保險下人民的滿意程度。滿意程度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醫療保險的實用性、簡化性，醫療費用支出在人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數多寡，醫保報銷范圍、比例，醫療費用、門檻費對滿意度造成的影響，以及社保卡、轉院等方面的專項調查。
四、天津市市民對全民醫保實行的滿意度分析
（一）人民對全民醫保的總體評價
通過對74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接受調查的人群普遍認為個人每年在看病買藥治療上的花銷只占個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醫保門診報銷范圍的800-5500元確實也是綽綽有余的，可以說天津市的醫療保障著實為人民減輕了部分經濟負擔，繳費少、受益大；人們也表示醫保卡可以使手續相對簡化，同時在醫療機構交費時并不用提前墊付需報銷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診正在逐步實現當場報銷，無需個人全額墊付，更省去了事后報銷的復雜環節。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當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個人繳費比例相對滿意，也說明醫保確實起到了繳費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時，與北京地區醫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區人們無論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還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其規定的3個定點醫院僅僅是在特殊病登記時需要的，也就是說，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況下才需要到這3家定點醫院進行治療，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醫保定點醫院均可參與報銷。這樣極大地方便了人們平時的看病治療，給人們帶來了便利的條件。
由此可見，天津醫保的改革與發展著實達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們也提出了當前醫保的不足之處。首先，在醫保方面有著人們普遍重視的四大天王：門檻費、報銷比例、醫療費用和藥品范圍。通過排序我們發現，絕大多數人認為醫保門檻費是首當其沖的，門檻費越低，人們越能夠享受到更多醫療費用的報銷。當前800元的門檻費在人們看來過高，想要享受報銷就要先花光800元，這對于一些貧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數較少的家庭來說確實是個大數目。因此，就會有一些貪圖利益的藥店、藥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電器代替藥品賣給持卡者，通過多劃取醫保卡上的金額，來幫助參保人員更快的跨過醫保的門檻，同時藥房也達到賺取差價的目的。此外，人們比較看重的是醫保可以報銷的比例、醫療費用的高低以及購買的藥品是否在可報銷藥品范圍內。這些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相對應的，驗證了當前“降低醫保門檻、提高報銷比例、控制醫療費用、擴大可報銷藥品范圍”呼聲四起的現狀，更加體現出人們最希望醫保改進的方向。
其次，根據對“城鎮居民對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不滿意的地方”的統計，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認為醫保可報銷病種過少，報賬、轉院、報銷手續太過繁瑣，對老人、兒童及特殊病種病人的處理缺乏靈活性，負擔重。有超過50%的人認為不同等級的定點醫院報銷比例不應相差太大，醫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醫療機構服務質量差、態度差等問題。
而在去醫療機構看病的問題上，多數老年人基于身體狀況所限，多會選擇去離家近的醫院或社區門診；多數患有專科疾病的人群則會選擇去專科醫院、三甲醫院進行治療；而在所調查群體中，多為年齡集中在26-40歲之間的青壯年，因免疫力強，他們更愿意根據自身病情，自行在藥房取藥。而如果要去醫院的話，他們也會選擇去三甲醫院，而非社區門診。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更相信三甲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而對低于社區門診的報銷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調查中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占14.86%，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占85.14%。然而，在這74位被調查者中居然仍有單位職工參加的是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其單位并沒有為其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規定，凡有單位者，單位需為其員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不看其戶口是農業還是非農業。因此在戶口問題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強各大企業、單位的督察力度，確保每一位職工都能享有醫保帶來的實惠。
（二）影響醫保滿意度的針對性分析
在天津醫保滿意度調查中，我們不僅要看到天津醫保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更要看到弱勢群體對醫保的呼聲。而其中最有發言權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為相比于青壯年，這兩類人群都屬于體質較差、與醫院有著更為密切聯系的群體。而通過對居民每年看病次數的統計可以看出，看病次數高達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為65歲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老年群體上，通過與這一類經常接觸醫保的人群的溝通來了解當前人們對天津市全民醫保存在的不滿意之處。為此，筆者分別咨詢了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老人以及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社區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體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區門診，不僅可以通過醫保報銷藥費，而且還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門診療服務對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醫保確實為他們減輕了很多負擔。一位曾做過心臟搭橋手術的退休老人說雖然退休后每個月都有退休金，但僅靠這些根本無法支撐近5萬元的心臟搭橋手術費用以及術后的護理康復費用。而通過醫保報銷之后，老人個人實際僅擔負了2萬多元。
2.社區老人的醫保報銷問題
同樣是身為老年人群的社區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報銷比例卻沒能覆蓋到他們。他們屬于居民，自身并沒有任何收入，更沒有養老金。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門診和住院報銷額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負擔不起而放棄治療。在10年前有一位突發腦栓塞、腦溢血的老人因為沒有參加醫保，住院35天竟花費8萬的費用。雖然后來參加了醫保，但報銷比例卻過少（除去自付段，在醫保可以報銷的范圍內可報銷50%），每次住院仍需負擔5-6萬的費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幾乎需要藥物維持生命，龐大的醫藥費全部需要子女來提供。
3.涉及藥品方面的問題
其實對于老人而言，醫保在改進的時候更需要注重細節。例如在購藥方面，由于醫保開藥有定量定額的限制，人們在醫院或藥房只能取得約1周的藥物，等到快吃完的時候就又要去買藥，如此反復。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腦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長，需經常與藥房接觸。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島素注射劑，只有部分國產的可以通過醫保報銷，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劑就需要個人全額付費。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劑、口服常釋劑型、軟膏劑、凝膠劑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醫保報銷范疇的。可以說，患者在醫保上的自付費用有相當部分是花費在了無法報銷的藥品上。想用的藥不在醫保報銷范疇，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一些人開始投機取巧，通過變換處方花取高于這種藥的費用，并通過醫保報銷來取得該藥品。
此外，對不可報銷的藥物，一些醫生會在開藥之前先詢問一下老人的意見，使人擔心可報銷藥品的療效。因為部分醫生在開藥的時候會引導患者說：這種藥雖然不能報銷，但藥效非常好，建議使用。在這種建議下，患者或其家屬往往會同意買該種藥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調查者建議提高藥品質量、提高醫護人員道德水平，要根據病人實際情況開藥，避免開與病癥無關的藥物，賺取利潤，欺騙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給人們帶來交費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隱患，補辦社保卡首當其沖。因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補辦和領取在不同的地方，人們大多不懂辦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準備的材料，常常東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間所需藥物如果本醫院沒有，需要患者去別的藥房或醫院購買時，社保卡已鎖定該醫院使用，不能再同時使用社保卡進行報銷。因此如果要購買非本院藥物不僅需要本醫院住院醫生出具證明，還要個人全額墊付。而且醫生為避免利潤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證明，而是會使用療效較差的同類藥物頂替。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和完善。
5.轉院
轉院，是一個讓患者勞心費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個醫院的費用限時結清，還要及時與下一個醫院銜接、辦理手續，其過程十分繁瑣，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屬往返兩個醫院多次才能全部結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轉院后，新入住的醫院往往會要求病人重新進行相關的身體檢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醫院的檢查結果和報告。不僅患者多花了錢，還占用了有限的報銷額度。
五、總結及對策
公平是社會保障的根本價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實現全市范圍內的醫保全覆蓋也正是體現了公平的原則。同時，在本次調查中天津的基本醫療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廣泛稱贊，例如醫保能夠覆蓋越來越多的人群，實現了個人繳費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標，大大減少了人們在看病方面的花費；同時在醫療機構交費時使用醫保卡直接報銷、無需墊付，只交納個人應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續得到了簡化；而一些醫療網點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掛號費、社區門診上門服務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醫保尚未全面推廣，作為試點地區，天津市在醫療保障制度、規定上也是一邊實施、一邊總結、一邊整改，本次對醫保滿意度的調查也是希望能夠從人民大眾的角度為醫保今后的發展提供一些實質性的意見和建議。
例如對于參加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減輕他們看病的負擔？我認為國家應當給予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勢老人方面的財政補貼。或者可以考慮在醫療機構開通老人看病綠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醫保報銷比例，在重大疾病問題上啟動費用減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應享有醫院上門診療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長期服用同種藥物的話，醫院和藥房可以考慮放寬取藥的數量限制。
當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經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們只要進入醫保聯網的各個醫療機構，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辦理、補辦手續簡化，提高審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沒有審批下來而造成患者無法正常看病和報銷等問題。
此外，醫院的急診和轉院始終是醫保報銷上的一大難題，不僅辦理手續麻煩，審批過程漫長，還要牽扯到社保卡暫時停用、個人全額墊付等問題，極大地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因此希望醫療機構能做到聯網操作、全市統一，做到報銷手續一站式服務。實現由院方直接進行的轉院交接，使轉院等手續的辦理更加便捷簡化，讓人們辦理大量手續、東奔西跑、重復審核的現象不再發生。同時加強院方的監管，減少不必要的檢查，更體現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針對目前天津市較為嚴重的“藥房賺取門檻費差價”現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員應重點監控、約談、依法糾正這些違規騙保行為，確保醫患能夠嚴格遵守醫保規定，誠信就醫；同時加強對各個醫療機構的監管力度，保證其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打擊醫保的灰色地帶，避免醫院、藥房、病患三方的違法違規行為；實行醫藥分業，避免以藥補醫，以此促進醫保的健康發展和完善。
此外，在醫保變得與大眾生活密不可分的當前，加大醫保知識的教育宣傳，開設醫保小課堂、醫保日，利用好每個社區的宣傳欄，不斷更新醫保常識和新出臺的規定等普及醫保知識、使醫保辦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將成為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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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口企業；競爭力；RCA指數
一、 引言
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快速發展，出口結構日益優化，產業競爭力也不斷增強。
本文借鑒了楊汝岱和姚洋（2008）對中國出口企業按照所有制形式進行分解，并且在統計出口數據時剔除了包括外商獨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在內的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數據，運用技術復雜度指數、技術含量指數以及顯示比較優勢指數，按照不同的產品分類方法對中國本土出口企業出口產品競爭力進行了全面分析。
二、 出口企業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1. 貿易產品的技術分類。
（1）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簡稱“SITC”分類）。SITC分類方法主要按照商品的加工程度統計和對比國際貿易商品，它適當地考慮了商品的自然屬性，并將其由低級到高級進行編排。
（2）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簡稱“HS”分類）。HS編碼體系主要用于海關、統計、進出口管理及與國際貿易相關各方的共同使用。HS編碼體系相比之下更為系統、用途更為廣泛，且由于各章均列有一個名為“其他”的子目，使得任何進出口商品都能在這個分類體系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
（3）Lall（2000）分類。Lall（2000）將上述兩種方法相結合，將產品類別進行了細分。Lall（2000）的分類以生產技術活動匯總可獲得的指標為基礎，與大多數學者對于制造類產品的技術排序概念相一致。他的分類使得生產類別比一般的分類（如SITC分類0～4項目下的初級產品范圍更廣）。
2. 出口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計算。當前，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問題已有學者進行了討論，如楊汝岱、朱詩娥（2008）等。然而，其分析指標諸如顯示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國際競爭力系數等，大多只是對某類商品進出口差額等較為粗獷信息的簡單綜合，無法適應國際貿易統計標準的新變化，也沒能對國際貿易商品的技術分布及相關統計數據所包含的信息進行全面的反映。綜合現有的研究成果（Michaely，1984；Hausmann et al.，2005；楊汝岱和姚洋，2008等），本文以HS六位數分類的貿易數據為基礎，分別建立了反映貿易商品技術水平的“技術復雜度指數”和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技術結構的“商品技術含量指數”（朱詩娥、楊汝岱，2009），并進一步運用RCA指數對中國本土企業在不同技術水平產品上國際競爭力進行測算。
（1）技術復雜度指數（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Inde-x，TSI）。TSI理論和邏輯基礎是李嘉圖的成本比較優勢理論，即：發達國家（或富國）出口的產品處于國際分工鏈的上端，技術含量較高；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出口的產品則處于國際分工鏈的下端，其技術含量較低。
其中，RCAij代表i國第j種產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xij代表i國第j中產品的出口值；Xit代表i國全部產品的出口總值；xwj代表第j種產品在世界上的出口值；Xwt代表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額。
三、 中國本土企業出口產品競爭力評價
這一部分，本文根據第二部分提出的評價方法從TSI、TCI和RCA三個方面對中國本土企業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進行了動態評價。
1. TSI計算結果。本文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和“HS”六位碼分類分別計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錄下大類產品的技術復雜指數（TSI）。
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的計算結果如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出口產品中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復雜程度要遠遠高于初級產品，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技術復雜指數都呈現出上升的趨勢，這也表明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正在逐漸增加。
根據Lall（2000）分類的計算結果如表2。
2. TCI計算結果。與TSI一樣，本文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和“HS”六位碼分類分別計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錄下大類產品的技術含量指數（TCI）。
TCI指數的測算與TSI指數測算結果基本一致，2007年～2012五年間工業制成品顯示出了較高的技術含量，且其TCI值逐年增大。根據Lall（2000）分類的測算結果也與前者比較吻合，PP（初級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較低。此外，工業制成品中加工魚肉類、木制品、飲料和植物油等產品（RMB1）TCI平均值僅為1.08，高技術制成品中光學儀器、制藥、航空設備（HTM2）TCI均值為5.49，中等技術制成品的TCI均值也均低于10。相比之下，高技術產品中的電子產品、辦公設備和發電機等產品技術含量顯著較高，也體現出了我國出口產品種類的轉型，以及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3. 顯示比較優勢指數。一般認為，RCA值高于2.5，說明該產品具有強競爭力；若RCA值在1.25～2.5之間，則該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若RCA值在0.8～1.25，則該產品具有一般競爭力；若RCA值低于0.8，則表明該產品具有弱競爭力（林玨， 2006；姚洋，章林峰，2008）。
由于RCAij是對一國某種產品在世界出口貿易中競爭力的反應，計算中剔除了國家為鼓勵出口或限制進口對其的影響，因此是一種靜態研究方法。考慮到這一點，本文重點考察了我國2005年～2012年全部出口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和競爭力。
根據HS2002統計分類，可以測算中國2005年～2012年各年度全部出口產品按“章”分類的RCA值以及近幾年來的平均值，由于測算結果與Lall（2000）測算結果基本一致，此處因篇幅關系省略HS測算結果。（如表2）
綜合表5及HS分類的RCA測算結果可以總結出我國所有出口商品中各類產品的競爭優勢情況：
（1）具有強競爭力的產品（RCA≥2.5）的有：編碼為42、46、50、53、54、55、58、60、61、62，、63、64、65、66、67、69、85、91、93、94和95的產品。除了編號69（陶瓷產品）為資源基礎性產品，以及編號85（鐵路、電車、機車設備）為中等技術含量產品外，其余產品均為低技術含量產品，主要覆蓋了紡織產品、皮革制造、家具、樂器、玩具等制成品。其中，編結材料制品、雨傘和拐杖等制成品在強競爭力產品中RCA均值較高。
（2）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1.25≤RCA
（3）具有一般競爭力的產品（0.8≤RCA
（4）具有弱競爭力的產品為除上述產品以外的其他產品。綜上研究，可以看出我國產品的出口額迅速增長，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得到了較快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已經從以低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轉變到以中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甚至有趕超發達國家的趨勢，出口產品的整體競爭力隨著時間推移在逐步提高，這與我國對產業結構優化和調整的重視、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有很大關系。然而，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入世以來，大量的跨國公司將其生產和研發遷移至中國導致外資企業在出口數量大增，因此有必要剔除外資企業數據，對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進行專門分析。
四、 中國本土出口企業貿易競爭力與外資企業對比
本文借鑒Hausmann（2005），姚洋、章林峰（2007）、楊汝岱、姚洋（2007），朱詩娥、楊汝岱（2009）等學者的相關指標，在對比了HS分類、SITC分類后，將Lall（2000）的技術分類與TSI、RCA相結合結合，對中國本土企業在不同技術層面的國際競爭力加以分析，并將其與外資企業的出口競爭力進行對比。
數據區分了每一筆貿易的出口企業的所有制屬性，這樣就能夠區分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TSI及TCI測算結果。（如表4）
五、 結論
本文從全球商品貿易的角度，運用HS2002產品分類，更為準確地定義了商品的技術含量，并測算了2005年～2012年97章商品各年的技術復雜度指數（TSI）、技術含量（TCI）指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考察了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問題，系統地分析了外向型經濟發展對我國本土企業競爭力提升的影響。主要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研究顯示，我國產品的出口額迅速增長，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得到了較快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已經從以低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轉變到以中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甚至有趕超發達國家的趨勢，出口產品的整體競爭力隨著時間推移在逐步提高，這與我國對產業結構優化和調整的重視、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有很大關系。第二，從產品技術復雜度和出口技術指數的變動來看，中國本土企業在近年來保持了出口技術水平的絕對增長，并呈現出追趕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態勢，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第三，中國本土企業在低技術產品的出口中具有較強競爭力，而高技術含量產品出口中具有一般競爭力，個別類別產品具有弱競爭力，因此仍亟需加強對出口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品出口企業技術創新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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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北京語言大學院級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項目號：15YJ0411）。
1979年以來，我國鄉鎮企業的總產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11.4％的增長率，被國外學者稱為增長之“謎”。與鄉鎮企業高速相對應，作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的國有企業卻經歷了一個速率遞減的增長過程。應該說，鄉鎮企業產生于國有企業的縫隙之中，但短短20年間，卻在工業經濟中由原來微不足道的補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國有企業分庭抗禮，90年代末占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一批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一時成為界的焦點。同時近年來，隨著“蘇南模式”由盛而衰的變化以及“溫州模式”、“橫店模式”的迅速崛起，使人們不禁思考一個，即同屬于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以及不同類型的鄉鎮企業之間緣何產生如此之大的經濟效率差異？經濟學者關于兩類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分析和討論，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本文則從一個新的角度，即人力資本產權的角度，對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原因作出解釋，以求與經濟學界同仁探討。
一、企業經濟效率差異的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以及近年來的有關和統計報告。這些調查統計報告和數據對分析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效率的具體差異性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針對性。筆者從利潤率、資本產出率、勞動產出率三個方面對兩者作全面的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關鍵詞：醫學檢驗；4年制本科；專業能力；
作者：喬鳳憐等
在2012年教育部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醫學檢驗專業從臨床醫學類調整到醫學技術類(1010)，學制由5年改為4年，學位由醫學士改為理學士，專業名稱改為醫學檢驗技術(101001)[1]，這一調整更加明確了醫學檢驗專業技術性人才的培養定位。為適應醫學檢驗專業學制、學位、學科屬性以及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變化，一些從2003年起相繼開辦或改辦4年制醫學檢驗本科的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南方醫科大學、湖北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等進行了有關4年制醫學檢驗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實踐能力培養等關鍵環節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2-6]，但也備受爭議，并未達成廣泛的共識；而另一方面，實驗室認可制度以及《醫療機構臨床實驗室管理辦法》等相關政策法規正在不斷對檢驗醫學工作的內涵和定位提出新要求，臨床實驗室的組織架構也在重建，這些變化客觀上已經造成了院校教育與崗位能力需求的差距逐步加大[7-8]。因此，準確把握醫學檢驗人才崗位需求的專業能力，客觀分析人才的能力結構，清晰界定其基本標準和發展標準，以崗位能力需求為導向來重構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才是保證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點。
為此，成都中醫藥大學作為國內較早(2007年)舉辦4年制醫學檢驗本科的學校，開展了針對行業專家和本校畢業生的醫學檢驗專業人才能力基本標準的調研，旨在理清醫學檢驗崗位需求能力的基本標準，并通過分析本校歷屆畢業生的專業能力自我評價與崗位需求能力之間的差異，客觀評價本校醫學檢驗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為深化4年制醫學檢驗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改革提供思路和路徑。
1調查內容及對象
1.1調查內容
在前期研究[2-3，6，9-11]的基礎上制定了“成都中醫藥大學醫學檢驗專業人才能力基本標準與質量評價調查問卷”。問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調查對象及其工作單位基本情況”，第二部分為“醫學檢驗崗位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要求”，第三部分為“畢業生專業能力的自我評價”。第二、第三部分調查表均將崗位能力需求分解為“普適性專業能力、臨床基礎檢驗能力、臨床生物化學檢驗能力、臨床微生物學檢驗能力、臨床免疫學檢驗能力、臨床血液學檢驗能力、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能力、綜合能力”8個維度共49個項目。
1.2調查對象
以省內不同層次(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的醫療機構檢驗專家(科主任、或主管)為調查對象完成崗位能力需求問卷調查；以在上述單位工作或實習的本校醫學檢驗專業2011屆~2015屆本科畢業生為調查對象完成畢業生專業能力的自我評價。
1.3調查數據分析
畢業生專業能力自我評價中的“優、良、一般、較差”四個等級，分別給予賦值“4分、3分、2分、1分”進行統計分析，數據結果以各條目評價分值的“均值±標準差”表示并進行比較。所有數據用excel表格和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統計方法選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及獨立樣本t檢驗，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醫學檢驗崗位應具備的專業能力要求
隨機調查醫療機構檢驗科主任30位，問卷回收27份，問卷回收率90%。被調查者中，高級職稱占比70.4%，所屬單位為三級以上醫院占比81.5%，其中擁有專業設置完整的檢驗科的醫院占比96.3%。“醫學檢驗崗位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要求”調查中，所有被調查者對8個維度49個項目均選擇“是”，有33.3%的被調查者在自主填寫欄目中進行了補充，主要包括：①儀器檢驗結果的綜合分析能力；②實驗室認可相關知識及參與實驗室認可的能力；③強化法律法規意識及服務意識。
2.2畢業生專業能力的自我評價
按歷屆畢業生30%發放問卷220份，回收204份，回收率92.7%。
被調查畢業生工作單位分布情況為：醫院檢驗科占72.1%，獨立實驗室占7.8%，輸血科及其他實驗室占20.1%；檢驗科所屬醫院中三級以上占66.1%，二級以上占11.8%，具體分布見表1。
畢業生專業能力自我評價各維度得分總體情況見表2。由表2可見8個能力評價維度中“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能力”得分最低，條目均數2.91±0.83。評價為一般或較差(3分及以下)共15項目，詳見表3。
3討論
3.1醫學檢驗崗位需求專業能力基本標準的研判分析
為探討醫學檢驗崗位需求專業能力基本標準，本團隊前期通過徇證的理念及方法，獲取近10年來有關醫學檢驗專業教學改革情況研究現狀，重點分析人才培養的知識、素質和能力要求情況，結合檢驗崗位的現實需求和發展趨勢，初步界定了“醫學檢驗崗位能力”[2-6，9-11]，概括為群集的普適性專業能力、專業技術能力、實驗室質量控制能力、專業拓展能力4個方面。
為進一步確證和完善上述專業能力體系，本團隊制作“醫學檢驗崗位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要求調查表”對省內不同層次(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的30位醫院檢驗行業專家(檢驗科主任/主管)完成了崗位能力需求調查。
3.1.1醫學檢驗崗位能力標準體系調查表的制作
調查表以初步界定的“醫學檢驗崗位能力”為依據，將4個方面的能力歸入8個維度(見表2)，第1維度“普適性專業能力”涵蓋群集職業能力，具體細化為臨床實驗室一般工作能力，包含實驗室檢測系統的操作與維護，實驗結果規范化、準確報告，臨床實驗室質量管理體系，實驗室安全防護能力等項目。第2至第7維度分別為專業技術能力(臨床基礎檢驗、臨床生物化學檢驗、臨床免疫學檢驗、臨床微生物學檢驗、臨床血液學檢驗、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每一維度中均細化為特有實驗室檢測基本知識與能力，開展的常規項目基本知識和能力，常規儀器分析項目及結果判讀的基礎知識和能力，實驗室質量控制的基本能力。第8維度“綜合能力”涵蓋信息獲取、表達及專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細化為文獻檢索、信息獲取能力、跟蹤專業理論和技術發展能力、專業信息表達能力等項目。并最終形成由8個維度共49項目構成的醫學檢驗崗位能力體系，既體現了醫學檢驗崗位的一般能力要求，同時描述了專業的具體能力需求，力求使標準體系具有指導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3.1.2崗位能力標準體系適應性調查對象的選擇
“醫學檢驗崗位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要求”調查中調查對象的納入標準為醫院檢驗科主任或主管技師以上撿驗工作人員，目的是抽取對醫學檢驗崗位具有較為深入的認識，可準確、全面的理解和分析醫學檢驗各專業崗位能力需求的行業專家。本次調查中該項調查回收問卷均來自省內醫院檢驗科主任，其中多數具有高級職稱，所屬醫院多數為三級以上，幾乎全部具有專業設置完整的檢驗科。因此認為，調查對象應積累了醫學檢驗崗位豐富的實踐經驗，全面掌握醫學檢驗各專業實踐較高水平的需求，其評價結果具有可靠性。
3.1.3崗位能力標準體系適應性調查結果分析
該項調查中，一方面所有被調查者對列出的全部(8個維度49個項目)能力標準評價均選擇了“是”，說明研究者初步制訂的崗位能力體系中切合崗位實踐要求，無超出實踐需求的不合理能力要求。另一方面，被調查者認為體系中尚欠缺的能力包括儀器檢驗結果的綜合分析能力、實驗室認可相關知識及能力、法律法規意識、服務意識等。充分反映了醫學領域的新技術、新思維對檢驗醫學崗位實踐的深入影響，是醫學檢驗院校教育應積極跟進的相關部分。
3.2畢業生專業能力自我評價分析
第一，由表2可見，8個維度評價中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能力均分最低，結合表3可見，該維度5項指標中4項指標均分均低于3分，可見畢業生認為自己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能力欠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①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相比其它傳統學科，出現時間相對晚，對該學科能力培養的模式、方法尚未有較長時間的理論探索、實踐驗證；②雖然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為現代醫學實驗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方法學，但因方法自身成熟性及醫院條件限制導致臨床實驗室尚未普及開展，畢業生在工作過程中涉及較少。在表2中，其他得分相對較低的專業能力項目為臨床血液學檢驗和微生物學檢驗，其主要原因可能是：①形態學的知識和能力相對復雜，與臨床醫學尤其是疾病聯系較為緊密，醫學基礎知識要求高，學習難度和熟練掌握難度較大；同時各項實驗室檢查項目與臨床病理生理改變甚為密切，實驗結果分析難度較大；②在不同等級醫院開展的項目、基本要求差異較大。
第二，分析表3可知，能力體系列出49項指標中有15項在本次自評調查中得分為3或低于3，即總體評價為“一般”或“較差”。分析可知15項在8個維度中的分布如下：1.實驗室質控能力項共6項；2.分子生物學檢驗維度中4項(包括質控)3.普適性能力及綜合能力共3項；4.其他專業能力3項。可見，各學科的實驗室質量控制是畢業生崗位能力中相對薄弱的方面。完成實驗室質量控制、解讀質控結果、根據質控結果采取行動的能力，相比其他的專業崗位能力要求崗位對專業實驗室中與檢測結果質量相關的各環節(包括設備、試劑、環境、人員、方法等)具有全局的觀念以及對檢驗過程具有相對透徹的理解。
3.3從醫學檢驗崗位的專業能力需求探討本校4年制醫學檢驗專業教育的改革思路
本次調查結果提示本校醫學檢驗專業人才培養中傳統學科基礎知識和能力培養效果較好，專業課程體系的建立滿足了“醫學檢驗崗位專業能力”的要求，畢業生具有較好的崗位適應能力。臨床分子生物學檢驗能力、骨髓細胞形態學檢驗能力、細菌/真菌形態學檢驗能力相對欠缺，雖然與在不同等級醫院開展的項目、基本要求差異較大，相關的知識與能力在畢業后未得到更好的補充有關，但也提示加強形態學教學，筑牢基礎，提高形態學辨識能力的重要性；實驗室質量控制能力的相對薄弱，儀器檢驗結果的綜合分析能力、實驗室認可相關知識及能力、法律法規意識的欠缺也提示我們，在專業能力的培養中，在重視“基本技能”、“常規項目”這樣“點”、“線”狀能力的培養基礎上，需進一步探討以“專業實驗室能力”這類“面”狀能力培養為目標的人才培養模式和方法，
自古以來，文人墨客愛將焚香，掛畫，插花，點茶視為人生四大雅樂，進而也發展成了用一種程式去體驗其中奧妙的四大雅道，既香道，書道，花道，茶道。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文化伴隨著茶葉的出現開始興起，到唐宋時期中國茶文化才真正發展到頂峰，唐時期既由茶文化發展出來一種茶道，也就是今天日本鼎鼎大名的茶道，茶道是通過一種品茶形式去修身養性，品位人生，感悟自然道法的嚴格儀式過程，因此最初只是修身克己，思想得到一定升華之后，再去通過品茶去品位人生世事，最后的最高境界才是達到“悟道”的地步，因此，這也是茶道學習者需要經歷的三步，唐宋時期茶道講究的是茶禪一體，通過嚴格的儀式修煉自己，通過品茶“得道”，最終達到茶人境三者合一得天人合一思想，因此，唐茶道真正在乎得不是沖茶，品茶，前二者只是一個媒介，通過此帶入儀式中，又通過儀式升華到自己的心界，因此“醉翁之意不在茶，而于禪也”。日本茶道雖是學自于唐宋茶道，但卻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唐茶道雖然也有一定的請客待客奉茶儀式，但也有看重行為灑脫，融合于自然當中的一面，而且中國本來就看重“無道既道”“心中有道”更多的看重宜情，自然，幽雅灑脫等方面，追求人本性中的自然法道，而不是強化欲速則不達，因此雖然有一定的儀式，但可以自由的程度大些，不必嚴格依照。而日本茶道程式非常僵化，大到主客每一步的舉止行儀，小到茶具的擺放位置，杯箸放左放右，對事茶者（多半是主人或家里女主人）的要求更為嚴格，先邁哪只腳，怎樣行動都有嚴格的規定，其實，這樣繁瑣的程式也有它的好處，培養忍性耐心，不停用同樣的動作來磨練自己，鍛煉堅毅的品性，其意義早已遠遠超離了品茶的本意，而看上去更像是主客一起進行的一門修煉課程，而中國當時的茶道，除了對主客之間的應答禮儀，事茶者制茶，泡茶，奉茶的一套程式有統一標準規定之外，其余則是更看重個人的感悟，自身的修養。
中國茶文化主要包含四大塊：茶道，指品茶過程中自身的修煉自我的修養以及參禪悟道感受自然，茶境，指品茶時的環境，幽雅的環境，對修身養性是有很大幫助的，因此，茶道與茶境分不開，茶禮，指茶事過程的禮儀祭祀等形式，茶藝，指表面的一層，即制茶沖茶時的技藝或者藝術加工，可惜的是，如今茶道與茶境文化自然已成了日本的茶道，茶禮則被韓國學去并發揚光大，只剩下最膚淺的茶藝（也算是沖茶過程中的藝術修養但僅僅限培養情操藝術方面），看著鄰國都有了“茶道”自己堂堂中國發源地怎能沒有？因此把此揀去算是兜了底兒，這就是近年來剛剛興起的茶藝，更夸張的是，竟然發展成為一種表演形式，沒有主客間一起的修養及心理交流，有的只是下面的一群當看電影似的觀眾，或者是一種街頭現買現賣當賣油條式的飲食推銷，下面請個客人，沖壺茶給他喝，而臺下那位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期待茶的美味，所以，這又成了一種飲食文化了，唯一的亮點就是沖茶時的技藝，這樣既有趣又值得觀賞沖出的茶也自然美味，再加上茶藝小姐帶有表演性質的儀式，還可以看到美女紅袖添香，也算不錯，至于道不道的，就全靠自己去體味了，可悲呼？孰可悲呼？因此，中國的茶文化只能是茶藝，叫茶道就有點暴殄天物了。
中國歷代茶道按種類分可以分為三個，即煎茶道，點茶道，泡茶道，唐時期流行煎茶道，宋時在有煎茶道的基礎上又有點茶道，同時宋時還盛行“斗茶”通過品茶猜茶品，打禪趣，日本的茶道，就是吸收了煎茶道和點茶道以及斗茶的形式（自己又在其基礎上發明了“抹茶道”）宋亡以后，代表雅文化的上層社會“雅道”失傳，被元統治的都是一些漢人平民哪有什么文化，明以后才發明了泡茶道，就是現在人們所習慣的，喝茶方式的雛形。如果說唐宋茶道講究的是茶禪直接結合的話，那么盛于明中期的泡茶道則更多忽略了表象上所表達的禪的意境，而是在茶藝上表達茶趣一體，形式上注重“道”，現在的中國茶藝追其源頭來其源也是泡茶道，其中最流行的”茶道表演“，始于清代宮廷，也可以說，到了清代，茶藝中本身蘊涵的修道意義才轉化為完全以表演形式奉茶的表演意義。但現在的茶藝又和明時的泡茶道不太一樣，正確說是內涵更加退化了，現在的茶藝文化，則是由清代出現的工夫茶道發展而來，雖然工夫茶道流行于福廣地區，但也有很多不拘小結或者說退化的地方，比如說每個步驟起的一些華麗的詞名，技巧上華而不實，使用蓋碗，高沖壺，“點兵”等方式太過強烈（茶道整個氛圍應該是安靜溫和并天人合一的）不出示茶具（茶具不僅是茶本身也是整個茶文化的載體）動作上的夸張過去其形式本身的夸張，鑒賞茶葉好象很無聊，聞香品茗杯口在一起送給客人很不衛生，更重要的是，沒有客人同步驟一起品茶養性的互動感，要知道，表演不是本意，更重要的是茶道精神，哪怕僅限于品茶上。
2、茶文化禮儀
下面就說一下明中期盛行的泡茶道儀式，按理說真正的茶道文化應該在唐宋，可惜的是儀式方面已經斷代不復存了。而且，唐宋雖然有茶道的儀式，但他們往往更喜歡單純的品茶。主人邀請客人來品茶，沒有侍女沖茶，只主客幾個人，旁至多只有一童子捧案侍立，尋找一分特殊的環境。沒有沖茶-奉茶-品茶的儀式，而是拿出現成的茶招待客人。大家坐在一起只喝茶，不多發言，觀察周圍的景色。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清、靜、和、寂的氛圍,禮儀形式也從簡，童子捧案向客人進茶，客人立身回禮。
明時期的泡茶道將侍女的侍茶茶藝與主客品茶悟道結合在了一起，有點介于唐宋時期的品茶和后來茶藝表演之間，既有茶藝也有修身養性方面的特征，因此也可以歸為茶道，一般只用于主人待客上席間請茶師來主持茶藝。但明又有了一種新文化意義上的發展，即茶藝成為大家閨秀的閨中之樂，作為修身養性的鍛煉過程。同時又可以培養藝術情趣、藝術情操，使得自己心靈手巧，蘭心惠質，建立德馨。因此頗受大家閨秀的青睞。其意義如同于撫琴、刺繡、插花重在自娛自賞。做茶藝前可先撫琴，然后凈手焚香、備器候用、溫杯熏杯。其形式與現在工夫茶大抵一致。茶藝的過程中還可以賞月賞畫，作為自身的修養（過程中，注重動作姿態的優雅）。
下面就來說說待客中的茶道。唐宋時期的茶境，即品茶的環境，以戶外為主。多選擇禪室道場內，清風明月下，村野郊外，林里山間等愜意的地點，以自然環境為主。到了明代，明人發明了專門的茶廬茶室這樣特殊的地點，室內陳設多以配合茶藝表演操作而設置，基本格局每間茶室幾乎差不多，個別的布置，如掛畫擺設等皆按照主人喜好與品位來安排。不同的布置代表了主人不同的品位和不同的思想感悟。
室內基本陳設：茶師位置一般在室內北面，對面隨意擺放幾張繡墩作為主人和客人的座位。中式茶道中的坐次很隨便，不拘一格，主要是感受自然的氛圍（日本茶道中客人皆列排坐于室內的左右兩邊，皆嚴襟正坐，座次的排位很關鍵，品茶時將杯子傳遞每人只品一口，有點類似先秦時朝會的感覺，氛圍莊嚴肅穆）茶師用一長條方桌，背后設一屏風，中間一坐墩，桌左邊設茶洗、水，桌右邊擺設一插花花瓶。茶師坐著事茶，侍女捧案于旁邊。
準備器具：一茶座（最好表面帶格為漏水裝置）；一茶煲（盛開水用）；一茶爐（煮茶用，旁最好帶有小擋風屏）；一茶洗（洗茶杯用）；一茶葉罐（裝茶葉用）；一茶罐（搗茶葉用）、茶勺（盛茶葉用）、茶漏（盛茶湯用）、茶搗（搗碎茶葉用）、茶竹（夾茶杯用的夾子）放于一瓶里；一小香爐，茶座上擺放一套聞香杯、一套品茗杯，外加茶壺。
對主客要求：做到安靜，有禮有序，正裝出席，不說話私語，主人禮讓客人。
對茶師要求：動作有序不緊不慢，莊重，行動優雅（注重）有禮。人員一般為一茶師，兩陪侍侍者，侍者站屏風左右斜向捧案而立，無案時應合手而立（合手，手搭于腹前掩于袖中）茶師與侍者行禮時都應合手而鞠躬。
儀式：
待客賞境（茶境）——茶藝前，主客聚齊，主人與客人依次行禮問安，一般是客人行禮，主人答禮。主人招待客人，陪其談話，順便請客人參觀茶室，主人向客人展示自己的布置，并請客人點評，作為話題。
品初禮茶——茶藝開始前，主客落座，這時都不再講話，茶師率其侍女進，到桌前，橫列一排鞠躬致敬，主客起身答禮，然后皆落座。茶會便正式開始。
凈手焚香——侍女先捧水盆進，茶師凈手（象征性）然后依次走到客人跟前，先客后主，主客也需凈手。古代人認為茶事是心誠莊重的，同時亦要保持清潔，凈手無疑已等于凈心）然后茶師點燃香爐，一放于自己桌上，一讓侍女放于客人坐中間的矮案上。靜氣之香在茶文化中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增添意境外，還利于調節氣氛，增添平和的氣息，更利于在座人們心靈之間的聯系交流。
展示茶具——然后茶師將茶具放于案上，侍女捧案將茶具（主要是茶杯）分發給客人供其觀賞點評。
3、茶文化禮儀
洗茶
巖泉初沸——第一步先煮水，泡茶道直接用開水沖泡茶葉末即可。（唐宋時期的煎茶法則是將茶餅直接煮成茶湯，因此第一步需要“搗茶-煮茶-調茶”，用茶勺取茶葉放入茶罐中，用茶搗將茶葉搗碎，搗時要慢，細，雅；再將茶葉放入茶爐中，注入開水煮茶；煮好后，用茶拌輕調茶湯，盛起復放回，調法很有技藝）。
洗茶
孟臣三沐——水開（茶湯煮好）后，用茶漏盛開水輕輕淋洗于茶壺上（謂之溫壺）；再打開茶爐，用茶漏盛茶湯注入茶壺中，盡量注過多量的水，然后用壺蓋輕輕一掃，茶湯順流淋滿壺身（沖泡）；然后蓋上壺蓋，再盛茶湯淋壺身（使茶壺里外皆有茗香）。（在沒興用茶壺泡茶之前，直接用茶漏將煮好得茶湯淋于茶杯上，也為三淋，第一步用開水輕淋杯身，第二步注入茶湯，第三步復用茶湯整個淋之，淋法有技藝，或沖或滴，或緊或慢）后來有了茶壺，不同茶器質料泡茶時能更加有利于保存味道，例如紫砂，還有一種茶壺，頂蓋處有孔，這樣是使茗香能散發出來，同時又利于蒸發味佳，明茶藝愛用露孔散氣，稱之為“茗香壺”。
洗杯-溫杯-熏杯——與料理茶壺是一樣的，茶杯也需要溫-洗-薰，這邊用精致的茶壺還須泡上一些時間，先取出手帕（最好為綢巾）放于桌上疊成小方，逐個擦拭茶杯，再用茶夾夾杯依次放入茶洗中過水清洗，再夾茶杯于茗氣前滾熱溫燙，最后將茶杯放于香爐前熏香靜氣。
盛湯倒茶——茶泡好后，依次往茶杯里注水，玉液回壺，如果茶壺是“茗香壺”的話，還可將茶杯里的水重新澆回茶壺中。
茶香合壁、遞手傳香——回壺后，再次注入茶水，這回將聞香杯蓋于其上，左手托起，右手覆于杯上，端至胸前，左右晃三次，是為茶茗之香與茶氣之香交合在一起，然后取下聞香杯，雙手端于鼻前，捻轉而嗅，然后侍女再將聞香杯奉與客人，客人依次如狀品嗅。
奉茶——將所有茶杯注上茶水后，取聞香杯覆于其上，再取絲帕覆茗香上反復靜氣，然后將絲帕放于左手，用右手折疊，將茶杯放于絲帕上，然后雙手放茶杯于案上（用絲帕墊茶杯主要是怕燙手，而且一些好質的絲料隔熱，至于動作，則是為了好看，同時亦要講究奉茶時的幽雅禮儀），然后侍女捧案依次奉于客人，先客后主。侍女奉茶時，應舉案至眉一下，以示尊敬，客人原座躬身答禮，方可接過案。
品茶——品茶時，先合香；茶師示意，眾人左手托杯，右手覆于杯上，一起端于胸前晃動三次，謂之茗氣合香。再聞香；右手取下聞香杯，左手托于鼻前，捻轉而嗅，然后才是品茗；左手端起茶杯（連帶絲帕），端至嘴前，右手將茶杯于絲帕上轉三圈，謂之觀湯色，然后遮注杯前部而飲（其實不只茶道時這樣，古人無論喝酒還是品茶，都要將手遮于杯前部，防御品飲時的不雅觀）然后放下。（對于品茶時動作最為注意，也算是整個茶藝中唯一要求行儀，規矩得體的地方吧，先前都不是注意動作的，最多是“弄茶”一做一觀而已，因此，品茶時左手右手等動作，是為注意的）品飲一共舉三次。因品茶至多三口，亦不能大口喝，只能細細抿之，一品苦澀，二品甜膩，三細細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