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09 08:55:0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家庭貧困自述書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易地扶貧搬遷：“幸福港灣”里的新生活
自述：宋其學 （綏陽縣鄭場鎮臥龍村村民）
別墅，花園，健身廣場，這些我以前只在電視里看到過，如今我就住在這種地方。和我一樣，我的鄰居都是從深山里搬遷下來。
我的老家在鄭場鎮關木村，那個地方干旱缺水，路也不通，靠幾畝田地勉強維持溫飽，老木房遇到吹風下雨，瓦片都要往下掉。
2013年，政府啟動移民搬遷工程，我家被確定為生態移民安置戶。我家有五口人，按政府的統一規劃，每人享受到1.2萬元的建房補助，只花了6萬多元，就在集鎮得到了一套3居室的小洋房。
現在我們住的移民安置點，名叫“幸福港灣”，于2012年6月啟動建設，是集生態移民、“四在農家”、扶貧旅游開發、“一事一議”等項目為一體的新型社區，共安置了228戶2000余人。
社區里，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非常完善，另外還建設了綠化帶、文化廣場、文化長廊以及社區服務中心，住起來很舒心。
除了居住環境好之外，更讓我高興的是，政府還努力解決我們的就業問題，讓群眾搬得來、住得穩、早致富。
我家樓下的陳小剛，在政府的幫助下享受到了10萬元的扶貧貼息貸款。他把自家的三層小樓改成了農家樂，開業兩個月來，生意火爆。
同時，借助距離遵義機場僅6公里的交通區位優勢，發揮萬畝大壩的農業發展優勢，社區附近建設了近萬畝金銀花產業基地，4000余畝油菜基地和核桃基地。隨著產業呈現規模化，一些加工廠也陸續建了起來。
平時我和愛人都在項目基地和加工廠打工，每人一個月可收入2000多元。不忙的時候，我還在樓下做點農產品生意，生活過得比在深山里好多了！
產業脫貧：農業園區托起致富夢想
自述：蘇培軍 （九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
我是山東人，來貴州之前，我對貴州的印象是山高坡陡，應該不適合蔬菜培植。2012年2月，一次偶然的招商機會，我來到了貴州。這里的空氣、水質、土壤等生態資源，令我有種“發現金礦”般的驚喜。
一個月后，我們公司就在織金縣茶店鄉建設了一個蔬菜基地。改土壤、整田地，我們先后精選百余個品種試種，最終有80多個品種進入了綠色、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操作流程。
半年后，蔬菜長勢喜人，村里的群眾驚嘆，從當初的不愿流轉土地到紛紛主動申請加入。
2014年以來，我們把重心向外輻射，決定利用自身的技術、管理、品牌、市場優勢開拓貴州市場，目前已在畢節、遵義、銅仁等地建立了5個蔬菜園區。園區內種植的蔬菜供不應求，2015年實現產值8000萬元。
發展農業園區，最大受益者是農民。為了讓科技“星火燎原”，我們公司采取無償供種、無償技術培訓、訂單收購等方式，不斷擴大技術員隊伍，每名技術員帶領5至10名當地農民，鼓勵他們自主經營。
一些群眾通過土地入股，平時務工、年終分紅，實現了脫貧致富。目前，我們建設的這五個蔬菜園區可提供就業崗位2000個，輻射帶動2萬多農戶，已帶動全省20余個鄉鎮種植精品蔬菜10萬余畝。
2015年6月，在遵義縣楓香蔬菜現代高效農業園區考察時，對我們的示范帶動予以肯定。臨別時，他囑托我們：“我到這里來，主要就是看中你們對農民的帶動作用。大棚不錯，希望繼續努力。”
總書記的殷切囑托，是我們全體員工最大的動力，為我們繼續留在貴州，帶動群眾致富，增強了信心，提升了士氣。
基礎設施建設攻堅：鄉村舊貌換新顏
自述：彭朝斌 （丹寨縣楊武鎮五一村村支書）
2001年到2006年，我在拉薩市當兵，2006年退伍回到家鄉丹寨后，一直在縣城上班。但我心里一直有一個結：我的家鄉丹寨縣揚武鎮五一村進村的路還沒有硬化。雖說距離縣城不遠，但一路上都是坎坷、坑洼，又臟又難走，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
不光路不好，前幾年我們村還沒有通上電，天一黑，整個村子都被黑暗籠罩，出行也不方便，村民只能待在家中，什么事也干不了。
村里的這些情況，我一直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我想，有機會，我一定要改變這一切。
2013年11月，五一村舉行了第九屆村級班子換屆選舉，在這次選舉中我被選舉成為村黨支部書記。
剛一上任，我就帶領村支兩委在村里走了個遍。通過逐戶了解，村支兩委決定，首先必須改善村容寨貌，消防衛生、道路硬化、安裝路燈等等，一個都不能少。
我們在村里修建了5個標準垃圾池，保證村民不再亂丟垃圾，然后組織黨員和村干部一起打掃衛生，給村民作表率。如今，村莊處處干凈整潔。
為了硬化通村通組路，2014年我們爭取到了國家“一事一議”財政獎補資金，財政出資購買沙子和水泥，村民投工投勞，目前已經硬化了20公里路，還剩8公里左右就完工了。
過去5年，我們村400余戶人家共有160戶爭取到了危房改造的機會，有些年久失修的房子拆了重新建，有些條件不好的房子也得到了改善，村里大部分人都切實享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政策福利。
如今村里路燈亮了，道路平了，環境也整潔了，老百姓都特別感激我，但我知道，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村支書，我能為鄉親們做這么多事，都是因為黨的政策好，我和村民才跟著過上了好日子。
綠色貴州建設：守住生態底線 為發展加碼
自述：田景武 （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鋸齒山林場場長）
我2012年調入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鋸齒山林場任場長。鋸齒山林場建于1962年，處于沿河、務川、德江三縣交界處，線長面廣，地形復雜，由于邊界不清，歷年來糾紛不斷。
我到林場后一直想做好三件事：制止亂砍濫伐森林和毀林占地、有計劃人工造林補植宜林隙地、改善職工工作環境提高生活質量。
林場的工作環境特別惡劣。林場距縣城102公里，沒有硬化路，出行十分不便;林場海拔1200米，而我們在林場住的是木房子，冬天特別冷;以前林場沒有通電，我們只能就著煤油燈取暖。
2012年全省實施了一系列國有貧困林場扶貧項目，我們林場也被列入扶貧范圍，解決了通電問題，林場的工作人員晚上終于不再用煤油燈了。
2013年，中央對貴州的國有林場公路建設進行補助，我們林場得到了21公里的補貼，這讓林場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出行方便了許多。
最令人高興的是，2012年鋸齒山林場從差額撥款轉為了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有了完全的保障，那些為護林守林奉獻了一輩子的職工也沒有了后顧之憂。
防止偷砍盜伐，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保護生態環境，是我們林場工作的重心。記得2012年，經常有人到埡口場工區偷砍樹木，當時我和林場的工作人員蹲點捕獲了兩名偷盜者。
早些年的時候，林場樹木被砍得多，水土流失嚴重，只要下雨，附近的村寨定是遍地黃泥。
我一輩子在林場工作，感悟很深：只有森林茂盛，生態才會好。“十二五”期間，林場一共新造林500畝。
森林是我們貴州寶貴的資源，去年全省開展了綠色貴州三年行動計劃，我和林場的職工一定努力護林造林，為貴州的生態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教育脫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自述：孫偉 （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執行校長）
五年前，當臺灣愛心企業家王雪紅、陳文琦夫婦名下的威盛信望愛公益基金會決定投入8000萬元在內地建一所公益性大學，并把具體實施工作交付給我的團隊時，我只有一個念頭：把這所大學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當時我們用了一個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查全國各地的各項經濟指標，再進行選擇。各項數據顯示，貴州最需要職業教育。
很快，我帶著團隊來到貴州省黔南州惠水縣百鳥河村，我們懷著忐忑之心摸索前行。時常有人問我，從北京來貴州想辦一所什么樣的職業學校？我笑著回答道：“我想辦一所不一樣的大學。”
在課堂上，老師不是天天把考試掛在嘴上，而是把訓練學生的實際能力和一技之長作為目標，實行從傳統應試教育的“課堂授課和考試”為中心轉向“以素質教育和能力評估”為主體的創新模式。
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實踐，最初的希望都逐一實現。
如今，學校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辦學模式。
2015年上半年，貴州盛華職業學院共有在校生2967人，目前每年大約招收1300名學生，80%來自貴州省連片特困地區，86%來自農村，相當一部分學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我們希望教育脫貧的根本目的是把他們培養成講誠信、有道德、懂感恩的人。
通過幾年的成長與學習，學生的就業前景一片向好。
在2015年的就業季，學校互聯網營銷學院學生就業率達到90.86%，民族文化傳承中心學生就業率達到97.56%，茶學院、光明天使學院學生就業率更是高達100%。
17%的學生在萬豪、百度等世界500強企業就業。其中，互聯網營銷學院魏良勇同學在百度公司實習3個月后，成為月薪破萬的學生，目前在貴陽創辦“颶風網絡公司”;酒店管理專業陳雨同學在成都麗思卡爾頓酒店實習，獲得酒店優質服務冠軍、五星實習生提名獎等榮譽，超過了來自美國、加拿大、瑞士、新西蘭等地留學的實習生;茶學院2011級畢業生鄧陽、熊鳳倆自己開設茶葉專賣店，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將16萬貸款全部還清……
我相信，我們的學生會在這里實現他們脫貧致富的夢想，創業示范的夢想。
社保兜底：摘掉“窮帽子” 勇打“翻身仗”
自述：林憲平 （黎平縣德鳳街道辦事處蒲洞村村民）
我們村坐落在大山深處，是國家典型的一類貧困村，全村貧困人口比例超過43%，年人均純收入僅有2160元。
因家庭貧困，已過不惑之年的我是村里年齡最大的“光棍”，父親早逝，妹妹遠嫁他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以種地為生。
我家的老房子，是一座已有80余年歷史的木板樓。這是我們侗寨特有的房屋，可是木板經過長時間雨水侵蝕，成了危房。
前些年我也在外務過工，一是想存點錢改善家庭條件，二是想在外面找個對象成家。
然而，外面的務工經歷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由于沒有一技之長，我只能打零工，日均收入60元左右。除掉日常開銷，一年到頭基本存不了錢。
欣慰的是，一直以來，我和母親都有低保金和其他民政救助資金，每逢過節，政府還會給我們發放救助物資。
正是有了這些民生保障政策，我們家的日子還算過得穩定踏實。
2015年2月，總理到我們村考察，不僅來我家進行慰問，還帶來他在集市上自掏腰包買的腌魚、糍粑、米酒、侗果、炒米等特產，并詢問我家的收入、糧食收成、有無低保等情況。
當時總理看到我家兩層木板樓破爛不堪，他很感慨：“透風漏雨的怎么住人呢？萬一遇上火災就更糟了！這是我們的心頭之患啊！”
總理還考察了村里的衛生室，關心村醫補貼是否到位，能否安心治病。他囑托當地干部說，要把我們村列入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和精準扶貧的工作范疇。
危房改造、種植青錢柳、引水進寨……一系列的扶貧項目在我們村里開展得如火如荼，而我也成為了此次扶貧的重點對象和受益者。
此后，政府加大了社會保障救助力度，我們村共有441戶人家申請危房改造并獲批，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新房是一棟兩層的磚木混建房，2015年8月開始動工，目前基本建成。新房建設的費用都是政府買單。
為了年邁的老母親以及這棟新房子，今年我沒有外出打零工，決心留在家里打“翻身仗”。今年村里建設項目多，我就在村里給承包商打工。同時，在政府扶持的眾多項目中，我選擇種植青錢柳，縣扶貧辦等部門的領導也時常帶著企業負責人到村里進行技術指導。
他還給300多位委員贈送了來自無污染地區的“陳光標好人”罐裝空氣，并倡導大家綠色出行。如果不是“不小心弄丟了”，原本他還有一項綠色的帽子要戴。
會后，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會堅持走我的創新道路。但是，今后兩三年，我會稍微低調一點，我的媒體曝光率要減少六七成。”
然而蘆山地震的發生，令他低調的愿望沒有達成。4月20日上午8時，雅安蘆山發生7.0級地震。正在井岡山參加活動的陳光標聞訊立即趕赴機場，下午3點20分抵達成都，5點抵達蘆山災區。
“我要第一個趕赴現場。”陳光標對記者表示。他調動資源，租了13輛重型機械車參與道路疏通，為災民發放了1000床棉被、500個手電筒、1000公斤快餐面。21日上午，他到龍門鄉王家村大石林組慰問災民，發放現金30萬元。
從現場視頻來看，依然是災民們男女老幼排好隊，陳光標微笑著親手將錢一一發至他們手中。就在2年前，陳光標讓盈江地震的災民舉著錢與其合影，引來輿論批評。但這一次，網上罵陳光標的人少了很多。
5月7日，價值20多萬元的“陳光標好人”暖茶隨著賑災物資車隊進入蘆山地震的重災區天全縣思經鄉。陳光標意在為災民暖心打氣，祝愿他們不懼艱難，重建家園。
“暴力慈善”的邏輯
陳光標參與慈善事業多年，但名聲大震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地震后短短幾個小時，陳光標就調集60臺工程車，帶著120名員工抵達地震最前線參與救援。
在災區的41天里，他沿途給當地災民分發現金100多萬，親自參與背抬災民的救援工作。此后，他陸續為汶川重建捐款。
這些善舉令他在2008年收獲了“全國抗震救災英雄模范”、“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許多榮譽，并與李嘉誠共同獲得“中華慈善獎特別貢獻獎”，乃至被譽為“中國首善”。此后，他日益高調的慈善行為也頻頻見諸媒體。
2009年，為提倡環保，他砸掉自己的大排量奔馳；2010年4月，他第一時間趕赴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救援；同年9月，在比爾?蓋茨與巴菲特中國慈善行時，他寫了致二位的公開信，表示自己將是首位支持捐贈的中國企業家，并宣布裸捐。
2011年9月，他在貴州畢節市舉辦個人演唱會，在臺上為農民贈送扎著大紅花的2000頭豬、1000只羊及113臺農用機具。
2012年1月，他到臺灣捐獻5億元新臺幣救濟低收入及弱勢群體，引發當地Y4父女下跪。
3月11日，得知日本發生9級地震，他隨即帶著100萬現金和多面紅旗趕赴日本災區現場；3月15日，他離開日本趕赴云南盈江地震災區參加一線救援。
輿論對這些行為褒貶不一。多次出現的災民舉錢合影照及成捆百元大鈔堆成的“錢山”照，令批評陳光標高調作秀、不尊重受捐贈人的聲音愈來愈多。
面對指責，陳光標表示部分網友站著講話不腰疼。“這些人一個手指指向我的時候，不要忘記下面三個手指是指向自己的，要問問自己，為社會做了什么。”
“我的高調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為了宣傳個人。我從小做好事就高調，得了小紅星就要讓別人都知道。做好事如果我不說出去，心里憋得慌。”陳光標說。
陳光標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自述，他出生在宿遷市泗洪縣天崗湖鄉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4歲時哥哥姐姐因家貧餓死，他9歲賣水補貼家用，10歲到村里撿垃圾，11歲開始賣菜，12歲租車賣糧食，13歲把老家的糧食賣到溫州，15歲時還放過電影，放的第一部電影是《雷鋒》。
根據他在央視《商道》節目中的自述，他通過賣“跨世紀家庭CT”和靈芝膠囊獲得第一桶金。
2003年，他創立了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正式駛上了致富的快車道。公司網站的數據顯示，公司擁有各類人員4600余名，主要承擔大型廠房、橋梁、高聳建筑物等復雜環境的控制爆破和高技術含量機械設備拆除，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專業拆除公司，先后參與了江蘇、上海、北京、廣州、四川等10多個省市的廢舊拆除工程。
陳光標喜歡積攢榮譽證書早已不是秘密，他的辦公室里有4000多本榮譽證書，3萬多條哈達，2萬多面錦旗。
今年5月16日，陳光標以“中國首善”的身份出席某論壇，結束時，他沒有忘記要求論壇組織者給他發一個榮譽證書。
陳光標坦承，自己什么都想爭第一，得了一本榮譽證書，就想得第二本，有了第二本就想得第三本。“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追求，我追求錢的欲望真的不是很高，我追求榮譽的欲望很高。”
“善舉”離“慈善事業”有多遠？
今年兩會期間，陳光標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稱，他已向社會捐獻約17億元，希望小學200多所及多個“母親水窖”。
“財富是水，是身外之物。如果有一杯水可以一個人喝，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在家里，要是有一條河就該與大家分享。”這是陳光標常說的話。
但對陳光標的評價從來都是兩極。支持者認為，無論他如何高調，拿出的是真金白銀，做的是實事，實屬難能可貴。反對者則指其行為出格，沽名釣譽。
亦有媒體發文質疑陳光標履歷不實，向社會的捐贈單多處含糊不清，善于利用媒體進行自我宣傳，甚至質疑他通過慈善維護政商關系開拓事業版圖。
在5月16日的某論壇上，面對“拿自己知名度換公司發展”的質疑，陳光標說，其企業的一手業務利潤能達到10%～15%，二手業務的利潤在5%上下，并反復重申，捐款的地方不經營，經營的地方不捐款。
當前，國內外富豪的捐贈通常選擇創立或委托基金會來實施。比爾?蓋茨基金會由專業工作人員運行，由畢馬威會計事務所負責財務報表和年度活動報告，并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
2010年，曹德旺父子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2億元救助西南旱災群眾，但與基金會簽訂了嚴苛的“對賭合同”，內容包括錢不能給干部和生意人，隨機抽查的10%受助家庭如缺損率超1%，基金會要按照超過1%部分缺損比例的30倍賠償等等。
但陳光標更喜歡運用自己公司的人力及財力，喜歡與災民面對面交流。
對此，他的解釋是：“我不建基金會的原因是因為條件不成熟，現在的制度不完善，我現在花錢多方便啊，想捐錢就捐錢，想買豬就買豬，想買車子就送他們車子，要建了基金會就不這么方便了。”
對于這種做法，即便是慈善業內人士，評價也大相徑庭。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公益事業專業化、透明化、規范化的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稱，陳光標的高調慈善是“暴力慈善”，是一種“慈善的倒退”。
原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則替陳光標深感不平：“陳光標替富豪們干了一件好事，‘陳光標’這三個字如果競拍的話，我認為起拍價是100億元。每當有人站出來捐獻，媒體和民間總是充滿了對這個人道德質疑的聲音。只有善意的壓力才會促進慈善，這種惡意的揣測只會打壓慈善心。”
疾步走進辦公室，還來不及緩解一下舟車勞頓，余國良就“扎”在了電腦前，要趕緊將腦子里的東西“驅趕”到電腦上。走千所中職學校取職教真經，訪萬名職教同行尋教育靈感，余國良說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跟職校學生在一起，跟職校老師在一起，“他們讓我感受到了年輕與活力，這是職業教育帶給我的愛與感動。”
麥田里的守望者
出生于浙江衢州農村，余國良當過放牛娃，也曾是小小莊稼漢。在那個不愛書生愛武生的年代，得以投身軍營的余國良曾屢屢招來旁人欽羨的目光。在部隊里學文化、練技術，那幾年是余國良成長最快的幾年。退伍轉業，余國良被分配到衢州市技工學校（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前身），那是1986年，學校尚未從小鄉村遷往如今的新校址。
盡管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師范教育，但是憑借一顆愛學生的心，農民出身的余國良逐漸摸索出了一套獨特的教育理念。他在即將出版的《讓失意的鳥兒飛起來》（暫名）一書中講述道：“菜農們為什么總要與那些正處于‘青春期’的四季豆過不去，時常把向外攀爬的藤蔓繞到小竹竿上面去呢？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迎著陽光向上發展，才能長勢好、結豆多。”從學生們耳熟能詳的種豆常識說開去，將師長們為什么總要規勸、干涉學生行為的道理娓娓道來，讓剛才還趴在桌子上無精打采的學生一下子來了精神。
援引農牧常識進行通俗化的德育教育，可謂余國良的拿手好戲。將閑書比作麥田里的野麥子，教誨學生莫要因為好看而留著它們，以致最終影響“收成”；將行為習慣較差的學生比作差秧苗，提醒教師只要科學周到地侍弄他們，照樣能有好的收成；將要求學生做某件事比作教牛拉犁，先摸摸他們的頭再飽飽他們的胃，還要讓他們先輕裝走上幾圈，以此引導教師在教育學生過程中要循序漸進、由淺入深……這些看似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理論卻實實在在地碰觸到了學生的內心。自詡為麥田里的守望者，余國良認為中職學生需要的正是“農場教育”。
中職學生中的大多數人來自農村，調皮搗蛋、精力旺盛，還愛跟老師對著干！在與學生接觸交流的過程中，余國良漸漸發現這些學生桀驁不馴的性格下往往藏著一顆寂寞悲傷的心。指著照片上那位依偎在自己身邊的“小壽星”，余國良感慨說：“職技校的學生往往來自單親家庭、貧困家庭、留守家庭，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缺乏親情的關愛、師長的鼓勵，但是調皮搗蛋并不等于品德差，學生越是做出出格的舉動，越證明他們希望引起老師的注意。” 余國良總能犀利地看到學生行為背后的內心訴求，傾其所有地關心著這些孩子，也正因為如此，他也多了許多貼心的“兒子”、“女兒”。
或許連余國良自己都已經數不清到底資助過多少位貧困學生，悄悄幫這個繳了學費，默默給那個塞幾百元生活費，更別提與他結下深厚父女情誼的“小女兒”。倒是學生處的老師留下了這樣一組寶貴的數據：曾經在某一個學期內，余國良就陪伴或探望過59人次的學生“病號”。對此，余國良卻神秘地解釋說：“這并不僅僅是老師關愛生病的學生那么簡單，這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教育機會。”
原來，在余國良看來，只有學生愿意接受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否則就如同“摁著牛頭去吃草”。正如他在2009年全國中職學校德育工作論壇會上的發言中所說：“只有愛上這批孩子，才能留住這批孩子；只有留得住這些學生，才有機會教育他們；只有通過教育他們，才能成就這些學生，甚至成就一個家庭！”而探望生病的學生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契機，因為一切教育皆有線束，教師把每個孩子都當成了自已的孩子，他們也就把教師當作親人，此時的教育才是“無言而教”。“中職三年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嶺，我希望他們走上社會時，能成為人格健全、懂感恩、懂生活的良好公民。我是一個守望者，守候著一方教育的沃土，只為能夠看到學生的茁壯成長。”簡單的言語直抵教育的真諦，余國良翻看著厚厚一疊學生們在離開校園前寫給自己的信，有種喚作回憶的笑容爬上了他的臉龐。
校園里的能量源
偌大的會場，臺上卻并不見余國良的身影，拿著無線話筒的他正在學生落座的隊伍里穿梭而行。是他讓學校老師買了許多個無線話筒，“你是主人，你的聲音更重要！”“余書記答全校學生108問”……從2004年至他換崗前，這種大到學習方法，小到食堂服務，讓學生開口說話、培養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的教育形式，可謂標新立異之舉。非但在學生當中反響甚高，而且也打開了一扇師生交流的新窗口。
每每遇到違紀的學生，余國良都會細心與他們交流，在懇談中他發現，很多摩擦都是由于學生不善表達而引起的。“不小心踩了他一腳，我本來是想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不知怎么的，話到嘴邊就變成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以為他明明錯了還想挑釁，張口就回了一句‘你想怎樣’？”聽完摩擦雙方的自述，余國良已經大概能在腦海中還原事件經過了。本來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就是因為學生不善表達而“變了味”，看來，在中職學生中引入“說話教育”刻不容緩。于是，一場以歌聲、笑聲、掌聲、口號聲、感恩聲為主要內容的“五聲”教育，開始在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046，攜手奮斗；物暢其流，奔向全球！”喊著雄壯的班級口號，1046物流班的學生方陣雄赳赳、氣昂昂地列隊來到操場，每個學生都鼓足了勁兒，中氣十足。余國良給每個班級都編創了一句口號，但凡遇到大的集會活動，他都會要求學生先喊上一嗓子。在余國良眼中，這些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正能量，因此中職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這群孩子補充“精神能量”，護住他們的“精氣神”。
除此之外，余國良要求教師多獎勵學生，給予學生愛與關懷，讓學生在輕松的環境中愉悅地接受教育，快樂地度過校園生活；他努力為學生創造一展歌喉的舞臺，“歡歌笑語星期六”、“天天有歌聲”等豐富活動不一而足；“老師好”要天天喊、平安電話周周打，從身邊小事做起加強對學生的感恩教育……用歌聲激活校園、用笑聲裝點校園、用掌聲快樂校園、用口號聲振奮校園、用感恩聲溫暖校園，學生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老師們都忍不住找到余國良抒發感慨：“沒想到我們的學生這么可愛啊！”
但學生的可愛又何止體現在這些方面！某次余國良與一違紀學生邊走邊談心，師生倆經過一處正在滴水的自來水龍頭。余國良下意識地想要去擰緊水龍頭，卻發現它滑牙關不上了。正在余國良愣神發愁的瞬間，那名剛剛還被批評過的學生就近撿起一根小鐵絲，三兩下就將水龍頭暫時關住了。“你真聰明，手很巧啊！”余國良不失時機地表揚了這個前一秒鐘還處在受罰陰影中的學生。抬眼望著余國良，學生清亮的眼神中寫滿了欣喜：“老師，要不您將全校的水電都交給我來管理吧！”主動請纓的提議讓余國良突發靈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學生的請求。學校就此成立了“水電管理部”，組建起一支水電管理小分隊，甚至為這支小分隊每人配備了一個水電工的專用工具袋。一支完全由學生自發成立、自主管理的隊伍開始每天“巡邏”在教室樓道間。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評價、自我服務”是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五自管理”的核心內容，將權力下放給學生，對學生進行能力培養，這是余國良從“水電管理部”得到的啟示。“因為在水電管理部的管理之下，學校再也沒有出現‘長流水’、‘燈長明’的現象，而且這些學生在其他行為品德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賞識教育帶來的積極效果。”于是，從一個“水電管理部”發展出涉及校園生活方方面面的18個學生自我管理部，衢州市工程技術學校的學生自主管理百花齊放。余國良更將此戲稱為：干活的人要多，吃飯的人要少；把人管得“活蹦亂跳”，把事管得“服服帖帖”。而“五聲教育”與“五自管理”也獲評教育學會“十一五”科研規劃重點課題二等獎。
草根團的領頭雁
足跡遍及全國10余個省份，累計做了120余場報告，來自全國的10萬余人聆聽了報告，目前團隊所做的21世紀國家教育科學院小額資助項目——《中職學生厭學與流生現象研究》就吸引了全國各地共計164所學校的老師參與……致力于多視角研究中職教育問題，匯聚團隊力量推動中職教育發展，由余國良出任團長的“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近年來可謂聲名鵲起。越是在中職教育這片土地上耕耘得勤奮，就越是感覺到這個行業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余國良有幸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有心推動中職教育向更美好方向發展的職教同仁，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就此踏上了“用腳做教育”的新旅程。
單親家庭的孩子如何去教？應該給予留守兒童怎樣的關愛？中職學校因厭學而導致流生怎么辦？如何對中職學生進行入學指導？……一系列中職教育過程中具有普遍性、敏感性的話題成為余國良以及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其他團員時常思考、討論、交流的問題。每周五晚上，中國草根職教先鋒團的成員們都會早早守候在電腦旁，借助于QQ群這一網絡平臺，天南海北的老師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我們常把自己比作‘鯰魚’，誓要攪動中等職業教育這方魚池。”希望通過校際間的職業教育教學交流，讓更多的老師更理解職業教育、熱愛職業教育，讓更多學生自信起來，找到自己的最佳發展區，余國良坦言：“這一切都源于我們對職業教育的愛、責任與興趣。”
“把學生視為‘戀人’，你會發現你的狀態天天都是美的，你的語言時時都是甜的，你會注意自己的穿著言行，記住與學生之間有紀念意義的重要日子……其實我們的教育，簡單點來說，還不就是對學生好一點嗎？”笑聲四起、掌聲雷動，余國良幽默的語言總能贏得滿堂喝彩，座無虛席不說，還常常有周邊學校的老師慕名而來，哪怕只能獲得一張“站票”。沒有華麗的包裝、沒有絢爛的舞臺，有的只是對職業教育的滿腔熱忱，憑借著27年執教經驗所積累下來的教育理念與案例，余國良的講座豐富而又深刻、幽默詼諧而又發人深省。
本報記者 嚴友良 發自上海
6月10日，2012年度高考結束后的第一天，路翔就出現在了上海虹橋火車站。在那個被稱為“老家”的湖北襄陽市，他沒有多待上一段時間。急急忙忙地趕回來上海，因為這里有他在此工作的父母和分別一年多的朋友。
“如果不是因為考試我肯定不回去，在那邊一點都不習慣。”略顯羞澀的路翔告訴記者。
比路翔更苦惱的是他的父親路振國。一年來，沒有上海市戶口成了這個44歲中年男人的心頭之痛。原來，依照《2010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2012年參加高考的學生，只能在其戶籍地報考。
“沒上海市戶口，就不能在上海參加高考，只好讓孩子回老家了。從出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我們。”路振國說。
作為父親，路振國很清楚：面對記者，兒子并沒有說出來，就在這短短的一年間，他需要學習兩套教材，體會兩種不同的學習進度，感受兩種不同的學習氛圍……
被戶口決定的高考
直到2011年的夏天，路翔都沒有意識到他和自己的那些同學有什么區別，甚至還因為在私立高中上學有一點點優越感。
當時父親路振國告訴他，為了高考，他需要回襄樊（2011年改名為襄陽市）上高三了。
“我和孩子的母親從小伙子、小姑娘的時候就來上海打拼了。小翔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如今在一家公司從事銷售的路振國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在上海這座寄托著他們夫妻青春和夢想的城市，路振國一直努力為兒子的學習創造良好的環境。從幼兒園、小學一直到初中，路翔都和其他的上海孩子一樣，在本地就讀。“盡管當年是為了上初中，曾經給學校繳納一萬多元的借讀費。”
初中畢業后，路振國又花了一大筆錢讓路翔進入了上海一家私立高中。“只要是為了孩子，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路振國說，他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兒子離他們近一點。
當2011年高中二年級暑假到來的時候，路振國聽從了孩子班主任的建議，“如果不能在上海市參加高考，那么最好還是提前回去適應一下。”
路振國知道老師是好意。實際上，多年來，他一直以兒子為驕傲。因為孩子非常要強，也特別爭氣，成績也一直優秀，“這么多年來不容易，眼看就要熬到頭了，沒想到到頭來還是無奈”。
“那一刻，我真的體會到了上海市戶口的重要性。”路振國對記者回憶道。
沒有辦法，路翔不得不面對要回湖北參加高考的困境。而實際上，之前除了隨父母偶爾回去過幾趟，他幾乎沒有在故鄉生活過。
“一年的日子終于熬出來了。”6月10日，在與記者交談中，路翔如釋重負。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全國現有流動人口2.6億人。在這2.6億流動人口背后，則是5800萬留守兒童和2700萬隨遷子女。
正是如此，自2010年7月起，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隨遷子女家長每個月都會向教育部提交一次建議書，呼吁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允許隨遷人員子女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參加高考。他們還成立了“我要高考網”，截至6月13日，一共征集到了101742個簽名呼呼早日實現“異地高考”。
“隨著大量城市流動人口和進城務工農民工在異地工作時間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問題日益迫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
緩慢推進的異地高考
自2005年起就有家長開始進行努力，一些家長走上街頭，發放傳單，向市民征集簽名，尋求對“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支持。
而2011年10月26日，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中國法學會教授郭道暉、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等15人聯名向總理上書，建議立即廢止教育部關于高考戶籍限制的規定，將高考報名條件改為考生的學籍所在地，并實行全國統一高考，同時呼吁取消大學招生的地域歧視。
同年的10月29日，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在這些家長組織召開的會上，他們希望“取消高考戶籍限制”，高考報名資格依據學籍和父母經常居住地等標準認定。這些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不少家長還選擇前往各地、市教育局表達訴求，希望政府重視他們的訴求。
在這些努力下，異地高考的政策閘門，也慢慢開啟。
2011年8月15日，《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試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只要湖北省高中學籍滿3年，戶口在外省的考生有望在湖北省報名參加高考。
而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和分管此事的副部長杜玉波接受媒體采訪時均透露，將定于在今年出臺總體性方案，并要求地方于今年年底出臺具體實施方案。
高考大省山東成為異地高考第一個吃螃蟹的省份，在其近期出臺的政策里，明確規定：從2014年起，凡在山東省“高中階段有完整學習經歷”的非戶籍考生均可在山東省就地報名參加高考。此后，福建、廣東、江蘇等省份紛紛跟進。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省份當中不少是因為用工荒倒逼的。
以福建為例，作為中國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福建是外來務工人員輸入大省。可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福建省的教育資源就面臨著挑戰。
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2012學年，福建省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共接收隨遷子女67.8萬人，其中來自外省的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有41.9萬人，占62%。
然而，據福建教育考試院最新的情況來看，2009年以來，福建省已連續4年出現高考報名人數下降。主要原因是適齡人口出生率下降，2012年高考人數再創新低，與去年比減少了近萬人。
一邊是招工難，一邊是本地高考報名人數逐步減少、高校生源面臨沖擊，這直接導致了一些省份在異地高考政策上做出調整。
然而，異地高考在北京、上海等指標性城市卻停滯不前。
實際上，北上廣作為最先開放的人口流動的大型省市，成為異地高考最難啃的骨頭。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就指出，“有關異地高考的問題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其他省的問題都不是很大。”
“根本原因還在于地方教育狀況的問題”，長期關注此事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高考錄取成績在各地有較大差異，且各高校在不同省份的錄取人數也多不同。
而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出臺政策的承諾恐怕也難以兌現。“有些問題，不能一蹴而就。全部一下解決，到不了那個程度。高考方案要先讓專家間討論，之后遞交教育部討論，再經各部門和各省討論，然后再上報決策。決策部門也正在討論之中，”一位熟悉決策部門政策制定過程的人士告訴記者。
這位人士吐露，正是要顧及到北京、上海等地改革難度的差異，直接導致了目前決策部門難以下定決心。
地方利益與門檻難題
作為去年10月26日上書總理建議立即廢止教育部關于高考戶籍限制的規定的人，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明確指出，高考與戶籍掛鉤不合法，認為該項制度違反《憲法》和《教育法》。
“全國每年幾百萬考生遭歧視，卻沒有人站出來從法律上挑戰招生指標制度。在我看來，高考戶籍限制違反了《教育法》，從法律角度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式就是，但教育部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所以我們通過行政復議程序提請國務院審查教育部的規定。事后我們得到了國務院的反饋，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向記者回憶“上書”的原因。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指出，“這讓那些原本可以留在父母身邊，享受家庭溫暖的孩子，將不得因為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因素，被迫加入‘留守兒童‘大軍，有的甚至要從初中開始，即要承受三年以上的分離之苦，并可能由此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家庭和諧、青少年教育、不同族群的割裂等。”
據統計，2010年，我國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小學和初中就學的人數已達997.1萬。
但是專家們也坦言，異地高考的實現目前也遭遇一些阻力。而正是這些難點，讓路翔和他的爸爸希望落空。
“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尤其是京滬等教育發達省市的居民以及對決定招生和考試政策有影響的地方官員。”張千帆教授指出。
眾所周知，各地現行的政策均傾向于本地考生，這與各地的高等教育資源直接相關。
即使是一些部屬院校，也不可能脫離與地方政府的聯系。“985工程”、“211工程”等高校，其建設資金卻基本是中央與地方一比一配套，其在土地、治安、水電等各方面，對地方政府亦多有依賴。
“誰都知道在北京和上海這些地方上大學容易得多，在上海能上一本的分數，在有的省甚至連二本都上不了，有上海戶口的人當然不會愿意放開這種特權。”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
以上海為例，2011年上海市報名參加高考的考生6.1萬余人，710所高校公布計劃招生5.28萬余人，實際錄取5.45萬余人。高考錄取率達89.3%，不僅高于全國高考預計錄取率的72.3%，而且比山東、河南等省份高出20多個百分點。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擔心異地高考政策一旦出臺，會引發很多“投機者”奔赴“低地”，甚至引發新一輪“高考移民”。
“畢竟開放戶籍限制將增加地方考生數量和競爭壓力，如果按照當地標準錄取還將占用各大學對當地分配的招生指標。”儲朝暉對北京、上海等地市民的擔心表示理解。
實際上，門檻多高是異地高考政策“何日來”的另一個焦點。
早前山東的方案是，凡在山東省“高中階段有完整學習經歷”的非戶籍考生均可以。除此之外，還有人提到了納稅年限等。
“獲得異地高考資格的納稅等年限不宜全國統一，各個城市應該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行確定，例如一線城市在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情況下，可適當將年限提高一些，而一些壓力比較小的城市，3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了。至于北上廣，可以略微提高一點。”儲朝暉指出。
儲朝暉指出，不管怎樣改革是重要的，因為“如果不讓這些異地工作的子女在當地考試，必然阻礙了社會發展進程。”
南科大：在“招風”中招生
招生指標姍姍來遲，“自主招生”被指很有限
本報記者 洪若琳 發自廣州
南科大的老師們最近都很忙，因為南科大不僅轉正了，還可以合法招生了。
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向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出《教育部關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的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科大”）。幾年來跟在南科大校名后面的“籌”字，終于有抹掉的一天了。
不過招生工作卻遲遲沒有展開。5月29日，離高考只有8天的時間了，遲到的南科大2012年的招生方案，才終于得到正式批復，當天第一時間，南科大的網站就貼出了校長朱清時的《致2012年考生和家長的一封信》，詳解招生方式，仿佛已經為這一天準備了很久了。
和南科大創立初期完全自主招生的初衷有所不同，今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方式是采取基于高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模式。高考成績占60%，高中階段平時成績占10%，復試成績占30%。考生們參加完今年的全國統一高考后，可通過自薦和學校推薦兩種方式在網上報名參加復試考試。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有些失望，認為這是有限的自，不是學校真正意義上自主招生。南科大在沉默了一年之后，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
遲來的招生指標
一年前，南科大還在為首屆教改實驗班的學生是否要參加高考而糾結。最后結果是45名學生集體“抗爭”拒考，這在當時無疑是冒險之舉，當時，南科大的“籌”字還未卸下。
不久后，有消息又傳出，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在內的4名協助創辦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學教師，已悄然退出南科大。其中三位去職教授更發表公開信，稱南科大缺乏學科框架、學術教員團隊，同時，內部管理制度、課程大綱、發展路徑規劃都未明確制定落實，改革空有口號。
一時間，南科大被推往輿論的最前端。承擔教改重責的南科大，面對內憂外患，未來將何去何從，引來多番猜想，自此之后，與前期高調出鏡相比，南科大選擇了退到舞臺后方。
不過這半個月來，南科大又“復出”了。猶如一部經過重重審查的電影，終于能合法亮相于世人了，但卻遭遇了尷尬的檔期。5月29日，招生方案最終確認，6月15日，考生報名就截止了，也就是說，留給南科大招生的時間只有短短半個月。
6月5日一早，廣州某師范高校內的酒店房間，王懷清、吳文政、何祝兵三位老師在等待考生家長前來咨詢招生問題。
桌面上擺著印制的宣傳冊、報名表格、教師名片，還有《朱清時校長致2012年考生和家長的一封信》，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
像這樣的招生團隊，南科大一共有8個，分別在廣東、山東、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這8個地區，是南科大今年的招生范圍，指標為180人。朱清時本人十天奔走八個省份，馬不停蹄地宣講。
成為輿論的焦點。
師資的初步到位
事實上，2010年的12月底，朱清時同樣寫過一封給考生和家長的公開信。那一年，朱清時在信中不無激動地說：“大學能自主招生、自授學位，才有真正的辦學自，才能推進我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這是我國高教改革的必由之路。”
和一年半之前寫的那封公開信不同，今年的版本，朱清時并沒有將筆墨過多地停留在呼吁關注教改理想的口號上，而是將大部分篇幅用來解釋招生政策——“南科大的復試以書面形式測試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包括記憶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洞察力。”
5日上午，廣東招生組組長王懷清迎來第一位前來咨詢的考生家長。“大部分家長問的是如何報名的方法，內行一點的，就會問，南科大的定位是什么？怎么證明南科大是‘亞洲最好大學’？”王懷清說，這個問題比較不好回答。“現在肯定還不是，但我們有優勢，也有信心，將來可以是。”
王懷清先后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任金融系教授，去年年底，他第一次和朱清時接觸，一兩個月后，沒怎么猶豫，就簽了合同，寒假之后已經投入教學工作。
朱清時在公開場合核實的，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與南科大簽約的全職教師已經有65位。宣傳冊上則寫著，“南方科技大學目前擁有一支70人的國際一流水平教師隊伍”。
多位教師佐證了朱清時的說法，福建招生組的許宗祥說，70人當中只有少數幾位是兼職教授。
香港人吳文政，就是在去年八月份正式簽約南科大的，雖然南科大已經有許多香港工作背景的教師加盟，但目前為止，他是南科大唯一一名香港人出身的香港教師。他透露，今年至少還會有兩位像他這樣的香港本土教師加入南科大，未來會更多。
妥協中前進
吳文政加盟南科大的時候，離三位香港教師離開南科大籌建團隊的消息傳出僅僅才過了兩個月。來深圳之前，他也對此做過功課。“我來了以后，他們三位已經離開了，沒有機會坐下來聊一聊，所以并不了解當時的背景，不好多說。”
但后來的事情吳文政是知道的。“教育部經常會派人過來審查，我們也一直在為‘去籌’做準備，我們這些老師看到他們會來，也會批文件，都覺得所謂的內憂外患都會好起來。”
朱清時更為看中的南科大學術副校長，卻仍然沒有定下來。去籌轉正之后的南科大，仍有迂回的路要走。2012年的招生方案，看上去更像是討價還價之后的結果。朱清時曾在4月27日，找到了《人民日報》、《南方日報》等幾家媒體，公布了今年南科大準備的招生計劃。當時的方案是，學生的高考成績將占總成績的40%，平時成績與南科大的綜合能力測評成績則各占30%，即433模式。最終出爐的方案卻改為613模式，高考成績的比重占了六成，坊間開始用“妥協”二字來形容南科大的無奈。
“我覺得用妥協這個詞說得大了一點，”朱清時說。“任何理想的東西往往都不能一步到位就實現，尤其是教育改革這種復雜的事情，每前進一步都要取得共識，要不然就會摔跤，我覺得重要的是朝著我們的目標已經前行了一大步。”
（實習生方燦對本文亦有貢獻）
辦學12年投入1.5億，助3000多名寒門學子圓夢高考
海豐好人陳介仁
本報記者 侯斌雄 發自廣東海豐
6月2日上午，廣東汕尾市應屆初中畢業生葉小燕，靦腆地站在海豐縣任榮中學董事長陳介仁的面前，自述家境：“我家三個孩子，全靠爸爸一人登三輪車養家，經濟條件不好。可是，我想繼續上學……”
陳介仁神色寧靜地看著葉小燕，專注地傾聽她的述說。13年來，陳介仁無數次面對同樣的場景。
海豐縣仁榮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介仁創辦的仁榮中學，有1/3學生享受著包學費包吃包住的“三包”資助。多年來，陳介仁投入的助學金額累計達5000多萬元，3500多名寒門學子在他的幫助下，步入大學校園。
辦學的緣起與代價
每當新學年即將到來之際，陳介仁的手機通話量就會急劇增長，許多出身寒門的學生向他申請資助或減免學費。
陳介仁的助學情結，源自于他早年的坎坷經歷。
陳介仁家庭成分不好，五歲時隨父母下放農村。歷經“”苦難歲月的他，耽誤了學業，1980年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一腳踏入社會，開始為衣食生計奔波。
“我21歲白手起家做小工。1988年時，我24歲，組織了一個四五十人的建筑隊，到惠東縣淡水鎮建房、裝修，忙碌了一年，沒掙到什么錢，就回到了海豐。”
在海豐，陳介仁進入剛剛興起的房地產業，挖到第一桶金。1993年，陳介仁組建海豐縣第一家房地產公司；兩年后，又成立海豐縣仁榮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走上多元化發展道路，并在2004年當選中國優秀民營企業家。
事業有成的陳介仁，目睹海豐縣不少寒門學子輟學的現狀，憶起自己早年求學時的辛酸經歷，心生悲憫，決定幫助那些和當年的自己一樣的寒門子弟圓上求學夢。
從哪里入手？“辦學最直接，也最好。”陳介仁想起族中先賢陳炯明主政廣東時的辦學盛舉，決定自主辦學。
談及陳炯明這樣一個被歷史煙塵遮蔽了的族中先賢，身為海豐縣陳炯明研究會會長的陳介仁如數家珍。
1919年冬，時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特意從當時的軍事支出中撥款10萬兩予以資助留法學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
1921年，廣東教育經費預算為153萬余元，實際支付為111萬余元，陳炯明聞后裁兵，“每年可省軍餉500萬元，即以溢額撥為教育經費”。
陳介仁亦提及，陳氏家族有位前輩也曾于1949年前創辦“培園”學校，培育海豐子弟，得到族人和家鄉父老的敬重與感佩。
而這些族中先賢，正是他追慕和學習的對象。
陳介仁先后斥資1.3億元，先后創辦仁榮學校（注：小學）和仁榮中學（注：完全中學），目前兩所學校共有80個教學班，近4000名學生。
海豐地處粵東，背山面海，雖然毗鄰港澳，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許多寒門子弟念完初中，便外出打工，其中，尤以女孩居多。
海豐縣仁榮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先于1997年創辦仁榮學校，隨后在1999年創辦仁榮中學，成為汕尾地區首家十二年一貫制的私人辦學實體。
仁榮學校是所小學，既招收海豐縣本地籍學生，也招收外來工子女。仁榮學校辦學15年來，每學期的學費一直保持500元水準，早年比公立小學便宜，與當前的公立小學大致相當。
另外，對于家境困難的學生，仁榮學校減免學費，每年扶助的貧困生均有100多名。
為了使汕尾市的老區、邊遠地區的貧困生能繼續讀書完成學業，陳介仁在建校之初就果敢決策：對立志向學、品德好、成績優秀、家境困難而面臨失學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給予減免學雜費；甚至，每年免費三包的優秀貧困生占仁榮中學1/3比例，就讀高中。
每年5月前后，仁榮中學相關員工就要奔赴全汕尾市各鄉鎮學校，走訪家庭，挖掘挑選學習好又家境貧寒的學子。
6月2日上午，陳介仁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了辦學的一部分代價：“光是補貼貧困生，仁榮公司每年至少要投入400萬元。”
因辦學成績優異，仁榮中學先后被評為“廣東省一級學校”“全國綠色先進學校”；目前，仁榮中學已成為汕尾市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民辦完全中學。
風風雨雨的辦學路上，在收獲榮譽的同時，仁榮中學也遭遇一些非議。
有人批評仁榮中學打著“扶助貧困生”的幌子，搶奪優秀生源，其早年招收議價生的做法亦被稱為“劫富濟貧”之舉；甚至有人說，陳介仁辦學，就是在做一門生意……
對此，陳介仁向時代周報記者澄清說：“海豐縣中考后，澎湃中學得到縣里扶持第一批就錄取了拔尖的苗子，仁榮中學再錄取，不存在‘掐尖’現象。”
以前招收議價生，可以叫做“劫富濟貧”，因為這些收入，仁榮中學都用來資助貧困學生了。而現在，仁榮中學已不再招收議價生了。
2010年，仁榮中學高三學生王思雯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創造海豐縣13年無人考入北大的歷史紀錄。
“陳先生就像我的父親”
一茬又一茬的學生從仁榮中學畢業，考入全國各地的大學，對于母校仁榮中學和“教父”陳介仁，他們一往情深。
每年假期，很多師兄、師姐回到母校看望學弟學妹，激勵他們好好學習，拜訪陳介仁，答謝他當年的助學恩情。
陳介仁也掛念著他們，因為他們是他的驕傲。在陳介仁的辦公室里，有一個大文件盒，里面裝著十幾本學生花名冊，那里面，記錄著一個個讓他感到驕傲和欣慰的學生的名字。
仁榮中學每學期，視學生的家庭狀況和學生的表現情況，增加優惠生名額；因此，每學年第二個學期的優惠生人數，都會多于第一學期。
常務副校長羅遠輝介紹，對于每一名優惠生，學校不單單只是免費，還為他們建立了一個檔案，以繼續跟蹤學生們的成長歷程，對于那些考上大學的貧困生，陳介仁會繼續資助。因為關心下一代成長，2009年，陳介仁榮獲“全國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稱號。
陳介仁的助學故事，不勝枚舉，廣為傳誦的是仁榮中學第一屆畢業生劉秀鳳在他的資助下考上大學，最終東渡日本攻讀博士。
6月2日，陳介仁向時代周報記者簡述當年資助劉秀鳳一事。
劉秀鳳出生在海豐縣平東鎮新湖村，一座小村莊。2000年劉秀鳳初中畢業，她的母親思想古舊，覺得女孩子讀書沒用處，家里又捉襟見肘，派去東莞打工。
盡管萬般不情愿，劉秀鳳無奈前往東莞。忽然，親戚聽說仁榮中學提供優異的貧困生三包免費讀書，于是劉秀鳳被叫回。疑慮中，她成功申請就讀高中，成為新湖村第一個女大學生。她的弟弟，也得到陳介仁先生的資助。
高考之前，劉秀鳳到廣州住院動手術，6000元醫療費全由陳介仁先生支付。對于劉秀鳳求學的資助，一直繼續進行。陳介仁見劉秀鳳成績優秀，支助了她四年的大學費用和一年到日本做交換生的費用。8年來，陳介仁光支助劉秀鳳的資金已超過30萬元。
現在的劉秀鳳，靠著自己的努力，已經在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5月下旬，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劉秀鳳來到仁榮中學，與學弟學妹座談，講述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和求學史。
提到陳介仁，劉秀鳳感慨萬分：“陳先生就像我的父親，每次回國，我都首先回母校看望陳先生。要是沒有陳先生的鼎力資助，我如今不知生活在哪里，不知生了多少個孩子。”
扶貧的未來
即使交學費的學子實際上也得到補貼，每學期學費才交1400元，一個學期住宿費350元，每個月伙食費300元。而培育的成本需6000元，完全是輸血辦學。
非“三包”學生只要遇上家庭困難，同樣可以遞交申請書要求三包。接到申請書，班主任會作家庭調查，再交由學校德育部批準實施。
為了凝聚師生的團結向上士氣，仁榮中學給予教師待遇還好，多數教師的月薪達3000-3500元，比公立中學的教師高四五百元。
6月2日下午，剛剛聽完師姐劉秀鳳講座的仁榮中學學生江祥洪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如果不去外地出差，陳介仁董事長每天早晨7點都會站在校門口，看著學生步入校門。
陳介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談時，總是在不經意喃喃自語：“我就是讀少了書，否則不是如今的狀況。”因此，他說，他辦學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幫助更多的品學兼優的寒門學子上大學。
【關鍵詞】棉紡織業；效率；勞工；資本規模和結構
一、方顯廷的生平事跡和活動
方顯廷（1903-1985）出身于浙江寧波，是我國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學者，在民國時期與、何廉、劉大鈞并稱四大經濟學家。1903年，方顯廷出身于一個相對比較大的家庭，3歲那年家里遭遇一場火災，一切化為灰燼。1917-1921年，在穆藕初的資助下去美國求學，先在威斯康辛大學讀預科，后來在1921-1928年這七年時間里分別在紐約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博士學位論文《英國工廠制度之勝利》對1840年前后英國工業組織的傳統劃分方式做出了創造性的革新。傳統的分類按個體鍍金工、家庭生產制和工廠制度劃分，方顯廷改述為手藝工人、商人雇主和工廠制度。這種劃分方式獲得多方好評，并在1959年編入教科書《歐洲經濟史》當中。1929-1946年，方顯廷赴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47-1968年，方顯廷受聘于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1971年由于身體原因，方顯廷決定退休，后輾轉英國、美國后于瑞士定居安享晚年。1985年于瑞士日內瓦去世。
二、方顯廷的棉紡織業研究
（一）中國棉紡織業之區域分布
中國的棉紡織業多數集中在幾個省或者幾個市，江蘇省在棉紡織業界中地位算是最高的，緊接著是湖北、山東、河北、遼寧、浙江。從1918年至1930年，上海、青島、武漢、天津、通崇海、無錫六個城市紡錘總數則占全國總數的85%，方顯廷把棉紡織業區域集中的原因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這幾個市都處在中國的棉產業的中心。從1918年至1929年間，江蘇、湖北、河北、山東四省每年的棉產量最高的時候占全國的總產額的90.7%，最低的時候也達到66.6%，除此之外，在這幾個城市中，還有的城市是棉花進口的中心。
第二，生產經營享有煤和電力供給的便利。河北和山東二省是中國產煤的地區，上海和漢口是煤炭運輸的中心，江蘇則在電力供給方面優于其他的省份。
第三，棉紡織原料、設備及產品運輸的便利。這六處棉業中心，除了通崇海以外都是我國主要的鐵路干線必經之地。上海、無錫、青島、漢口還是鐵路的始發站和終點站。天津又是必經之處。其次這六處棉業中心不僅是鐵路干線的必經之路，而且還靠近大河，同時也是航業發達的地區。
第四，這六處棉業中心人口密度大。如山東、湖北、河北、江蘇這四省的人口密度非常的大，并且交通運輸工具都非常便捷，紡織業中心的產品，不僅可以在省內銷售，在其他相鄰省份都可以銷售，并且附近各省市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
第五，這六個市是靠近廣大地區的市場和金融的貿易中心。漢口、青島、天津、上海都是通商口岸。而且這四處口岸都有最大的棉花進出口商，并且這幾個城市都有保險公司、銀行、交易所等金融機關，市場供求和人口密度相互影響就促進了中國棉紡織業區域的相對集中。
第六，我國紡紗廠發展的起源就在這幾個棉紡織業集中的地方。上海是我國最早設立紡織廠的地方，無論回顧以前，放眼現在還是展望未來，其中心地位都是不可動搖的。
（二）關于棉紡紗廠的效率
眾所周知，在一般的經濟學研究中，如何計算和分析效率問題，不僅非常繁瑣，而且是一個難點。中國有許多紗廠同時經營紡紗和織布兩部分，但是這兩部分的原動力和工人又沒有劃分，所以計算時很不方便。在這種情形之下，方顯廷選擇先以僅經營紡紗的紗廠來計算紡錘的效率，然后紡織廠也拿此紡錘效率作為計算僅織布所需要的工人數量和原動力總額的依據。方氏用此方法對篩選出的中國127家紗廠的織機、紡錘和工人數進行計算，對于日商和華商得出來一個多層次的結果，他們各有特點各具備經營和效率優勢。如果從每錠紡錘的產紗量以及銷棉量兩方面來看，華商紗廠效率要優于日商，前者比后者產量多。是如果依據每個工人的工作效率即每個工人控制的紡錘數量來看，日商紗廠工人控制的紡錘數量比華商要多，所以紡錘的效率要高于華商。但也可以換句話說，一個工人要控制的紡錘數量多了，其精力不容易集中，即日紗廠的效率又低了。方顯廷通過能體現紗廠效率的12個經濟技術指標，分別選擇合乎調查標準的日商和華商紗廠，并且嚴格地按照程序計算出紗廠的效率，把日商和華商的工作效率的比較編制成表格。
我們可以看出此表格通過繁瑣的調查及統計結果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華商的某項指標低于日商，相反反映出來的是日商和華商紗廠在一定條件下所表現出來的各自效率特色。這也給經營者們提供了很大的便捷，投資者可以通過其決定一些經營措施。這是最能反映出方顯廷在中國棉紡織業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的地方。
（三）中國棉紡織業之勞工
方顯廷在對勞工的研究可謂是非常詳盡，內容不僅涉及工人的數目、籍貫、年齡、性別、身高、體重而且還包括勞工的狀況（工人雇傭率和移動率、工資與生活程度、工作時間、童工與女工），勞工組織，勞工立法（工會與勞資糾紛）和勞工福利設施（生活需要及設備、教育與娛樂），其視角寬廣，面面俱到，能兼顧棉紡織產業的各方面。
方氏統計出工人之雇傭大多從外縣或外省招，或者采取學徒訓練的方法招募。天津紗廠的解雇率除了北洋紗廠，總體是不高的并且有隨著時間推移，近幾年有遞減之勢。在研究中國棉紡織業工人的移動率方面，大致研究后得出結論為，天津紗廠的工人留在紗廠的時間比較久正好和近年來天津紗廠勞工移動率低落的趨勢相吻合，而上海紗廠的工人留廠的時間比較短是因為上海是我國的工商中心，工作機會比較多，所以勞工的移動率也就比較高。
方顯廷對棉紡織工人工資及生活狀況的作出了深入的調查分析，這是一大質量特點。調查顯示舊中國的紗廠通行的支付工資制度分為三種：計時、計件及計時計件混合制三種。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選取天津之裕元紗廠、華新紗廠以及上海紗廠的工資制度作為調查，考察了不同工種的工資類別的關系，并且分析各類工資應用的條件及其利弊得失。例如方氏發現對于扎實肯干的工人，無論計時還是計件工資在一定條件下都有著激勵工人的作用，但就混合制度而言，無論是在廠方還是工人這一方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
難能可貴的是，方氏又以上海和天津的棉織廠和棉紡廠為典型，編制成統計表對與不同的工種的工資制和工資率進行調查統計。方氏先以裕元紗廠作為天津紗廠的代表其工人日資率與上海紗廠的日資率做比較，后來又以上海棉紡工人和棉織工人為兩部分與天津紗廠日資率作比較分析。方氏對于支付的工資制度的實際實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手法的細膩，內容的詳實，深深令人折服。
在工人生活程度上，方顯廷根據上海國定稅則委員會與北平社會調查所以及南開經濟學院的調查結果，將1927-1930年間上海和天津紗廠的工人家庭的收支情況作了比較和分析。分析結果得出，從收入上講，上海每家每年的收入比天津家庭高，而在天津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占全家總收入的比率則高于上海。并且隨著收入的增多，天津地區家庭的收入用于食物和燃料的比率要比上海家庭高；在衣著和雜項（娛樂、人際交往、應酬等）消費上，上海家庭明顯高于天津家庭。
方顯廷還根據對上海曹家渡的230個家庭作為調查，調查工人家庭的儲蓄情況，方氏發現各種借貸方式，有會錢、借貸、印子錢等。并且根據這一狀況為上海紗廠工人家庭編制了家庭的“假收”和“假支”表。從這一小部分的細致調查數據中我們就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棉業工人生活相當困苦，這也是當時中國產業工人貧困的生活寫照。這份有關中國棉業工人家庭財務詳細的資料能夠保留下來，十足非常珍貴。
（四）中國棉業資本規模和結構的分析
中國整個棉紡業的競爭整合、經營勢力和盈虧動態都跟棉業資本的規模和結構棲息相關。方顯廷根據民十九年的一些中國紗廠的統計做了非常細致的研究。方氏通過搜集的資料從三個層次進行了統計和分析：
第一，方氏先從全國81家華商紗廠中按照廠址在上海或外地及資本規模的大小進行分類，去除無投資7家，紡錘和織機混合34家，從剩下的40家中算出紡錘資本額。資本額從最高到最低，從其中變動的幅度方氏歸納出了數因，包括數家紗廠的出租、金銀兌換率的變動、投資統計包括資本及公積金兩項以及紗廠的經營情況等等原因均是影響紡錘資本的因素。
第二，方氏也按照在上海的廠址與否及資本規模的大小將43家在華日商紗廠分組，并按每廠的投資額分配列成表格。從中可得知在全中國，43家日商紗廠的投資總額為14892萬元，每廠的平均資額為346萬元。方氏又通過周密復雜的計算指出從全中國的日商紗廠來看其資本的中位數為275萬元，按眾數計算則為222萬元。
第三，當時在華的英商紗廠只有3家，方氏通過華商、日商、英商紗廠的資本大小分配以及紗廠所屬的國籍和地域的不同將中國所有的紗廠的資本分配列為了兩個圖表。從中體現出各國在中國投資的紗廠情況各有特點千變萬化，但是通過分析統計在投資額方面卻能看出一致的現象，即眾位數比算數平均數低，中位數居中，算數平均數為最高。
（五）中國棉紡織工業的前途
方顯廷從中國棉紡織業的世界地位以及棉紡織業的阻力兩個角度來分析棉紡織工業的前途問題。方氏首先指出自從1914年的歐戰爆發以來，在這個特殊時期中國的棉紡織工業是發展極為迅速的，從紡錘增加率論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從每千人所有的紡錘數來說，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數最低的。中國每錠紡錘的產紗數量以及每千錠紡錘的銷棉量亦為其他主要棉紡國最高的。中國的棉織機的數量就大戰以來和紡錘的數量一樣也是增長的速度極快，但即便自1914年以來棉織機數量陡增，中國的棉織業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可以與棉紡業同日而語。如以每百萬人口所擁有的棉織機數量來看的話，中國還是擁有數量最低的國家。
自從1925年以來中國棉紡織業的增長率已不及大戰期間及以后數年（1914-1925），除了有一部分原因是進口貨的競爭恢復了，方氏還分析出其他阻礙中國棉紡織業發展的根本原因，即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由于內戰頻繁并且延續時間長，人民的苛捐雜稅變多等原因阻礙了棉紡織業的發展。資本缺乏、管理不良、勞工效率低微是阻礙華商紗廠發展的三大經濟原因。在這樣情況之下，我國的紡織業不但不能發展停滯不前而且日益衰退。方顯廷在這樣的情況下指出，中國的紡織業如果想謀求發展的話，最首要的是停止內戰，沒有了政治原因來自于政治方面的阻力，在經濟方面的其他阻力都是可以解決好的。方顯廷最后呼吁我國國人要奮起圖強，這是一個偉大學者的由衷心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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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案破，殺人魔王現形
2003年12月24日晚10點鐘左右，河南省魯山縣城里的一家夫妻性保健品商店里發生了一起入室殺人案，一位在店里住宿看門的19歲姑娘被兇手用斧頭砍死在店中，兇手作案后，用水對作案現場進行沖洗后逃逸。由于作案現場已被破壞，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2004年2月25日，魯山警方又接到群眾報案，該縣城一家影碟商店一女店主被殺害在店中。通過對現場勘察，結果讓警方大吃一驚：死者被害方式與年前性保健品店中被害人的被害方式完全一樣，所不同的是這次兇手殺人后搶走了被害人的一部手機和一些性保健藥物。經初步推斷，這兩起入室殺人案很可能系一人所為。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警方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3月1日，公安機關的技偵部門發現被害人被搶走的手機在縣城二高附近正在使用。刑偵部門獲得這個重大線索后，立即到警方鎖定的區域進行秘密偵查。經偵查，更小的目標鎖定了該校高三學生封鑫可。當警方找到這位才19歲的高三學生問他是否用過手機時，他順口就答道：“用過。”并隨即把手機交給了警察。就這樣，兩起震驚魯山全城的入室搶劫殺人案便在如此平靜的氣氛中告破了。隨后警方在封鑫可寢室的床下皮箱里搜到了十幾本約70多萬字的日記。當辦案人員將這些由封鑫可親手寫下的十幾本日記讀完后，所有人員都在一陣驚愕后，無不對這位年僅19歲的高三學生的蛻變歷程感到惋惜與痛心！
以強凌弱，武打、暴力開始吞噬少年的心
封鑫可的父母都是老實勤奮的農民。在封鑫可10歲那年，他的父親因與同村的一個大戶人家發生糾紛，在爭吵中被那個大戶人家打了一頓。封鑫可看著勢單力薄的爸爸被人打翻在地，他的心幾乎都要碎了。回家后，他含淚在日記里寫了這樣一段話：“弱肉強食，以強凌弱，這兩個成語，真的好像是對今天爸爸被人欺負的真實描寫。我封鑫可真是太無能了，太軟弱了……”童年記憶中的這一幕永遠銘刻在封鑫可的記憶中，讓他對暴力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轉眼間，封鑫可到了上初中的年齡。一天，在他放學回家的路上，有幾個比他大的學生故意找他的茬，對著他一陣拳打腳踢，然后還威脅他以后不老實就揍死他。個子矮小的封鑫可含著悲憤的淚水回到了家里，他拿起門后的鋼筋棍，朝院里的一棵大樹狠狠地打擊了一陣。他不服輸，但又很自卑，他只能用這種方式來發泄自己心里的悶氣。
初二新學年開學的那天，封鑫可拿著爸爸給他的50元學費在個體書攤上買了一大摞書：《劍客行》、《蒼竅神劍》、《碧玉刀》、《鐵血傳奇》、《天涯明月刀》等，都是些武打、暴力的書籍。封鑫可的確是個聰慧過人的孩子，特別是歷史、武打之類的書籍，幾乎是過目不忘。他把這些書看了一遍后，便在日記里把他所認為的一些“仇人”名單一一列舉出來，并在這些人的名字旁邊寫了這樣一首詩：“一虎怒時處萬狼，霸業奮起秦兵亡，揮指雄獅三百萬，趟平天下楚國長。”一個13歲的孩子，寫出了這樣充滿殺氣的詩句，確實讓人不寒而栗。暴力呀，已開始吞噬一個本有正義感的少年的純潔心靈。他的心理開始發生了扭曲，變得狹隘、自私起來，心里只有復仇，只有把別人踩在腳下而后快的強烈欲望。
封鑫可非常喜歡歷史書籍，他的歷史考試成績曾多次接近滿分。就是在他被捕后，公安人員還從他的寢室的床下搜到了100多本中外名人傳記和各種歷史故事演義書籍。在他的日記中，他用近十萬字的篇幅，幾乎對每一位他所崇拜的中外風云人物作了評價。他把拿破侖、斯大林、林肯、希特勒、亞歷山大、成吉思汗、秦始皇等中外歷史上的風云人物作為自己的楷模，并特別把自己說成是希特勒的化身。他在日記中這樣評價希特勒這位戰爭狂人：“希特勒出身貧寒，卻能氣吞山河，足見其豪膽壯魄，他的命運和我是那么相似，他以一當十橫掃歐羅巴，他的膽色可謂全球之冠。他雖也自卑過，但卻是個冷血的復仇殺手，他是我封某人的化身。”后來，封鑫可買來一把斧頭、一把匕首和鐵錘，他要做佩刀的俠客。為了在外形上把自己打扮得盡量像希特勒，他還特意留起了小胡子。他甚至把希特勒的生日、戀愛和一些孤僻毛病都記到了日記上。筆者真的不知道一位中學生到底看了幾遍關于希特勒的傳記，才寫出如此偏激的鐘愛之言。但筆者卻知道，我們當今一些對歷史、政治、武林人物描寫的書籍，已經把對這些偉人偏激，甚至是孤僻毛病的描寫當成了撈取商業利益的得意之筆，殊不知，你的幾文收入，也許會毀了一代人！但愿筆者不是在杞人憂天！
遭遇“黃色”，夢幻的甜蜜世界給他留下無窮后患
一個12歲少年眼中的世界原本應該是一個充滿新奇和美好的世界，七年前的封鑫可也不例外。封鑫可因為崇拜希特勒，所以特別喜歡演講，學校里經常讓他到其他班級里演講。談起中國的歷史，世界的形勢，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一堂課。由于演講的需要，他喜歡從五花八門的書籍中摘抄一些美麗的句子來美化自己的語言。那年深秋的一天，他放學后走到大街上一個小書攤時，不禁停下了腳步，一本叫《00情》的書籍躍入他的眼簾。他認為如此富有詩意的書，里面一定會有不少好句子。于是，他就拿起一本翻了起來，翻著翻著，封鑫可的呼吸開始急促了，臉也紅了。12歲的少年，不一定會有成熟的生理狀態，但那時的封鑫可似乎要比其他孩子成熟的早些。他的情竇終于被書中那火辣、污穢不堪的性描寫句子點燃了。于是，他顫抖地從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零花錢，可還差兩毛錢，但賣書的老板卻大方地接過他的錢，把這本“精神鴉片”遞給了這位只有12歲的孩子！
一個生在貧困縣里的農村孩子，當青春萌動時想從最摯愛的父母那里獲得有關性的知識，幾乎是絕對不可能的。有些農村學校盡管開設了生理衛生課，可老師講課時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語猶未出臉先紅”，很難把性的問題解釋得自然平常，從而把少年們心中的有關性的朦朧、好奇之火平息下來。家庭的生長環境，本來就使封鑫可內心充滿了自卑，充滿了壓抑，充滿了釋放情感的強烈欲望。如果此時他從一些不健康的書中找到了導引他壓抑情感的情景描寫，就很容易走進書里的世界，去尋找那份自以為是彌天大錯的刺激。封鑫可在偷偷看了那本黃色書籍后，便不由自主地偷偷開始了。他的母親是個基督教徒，封鑫可從小就看了大量基督書籍，圣經中的許多句子他都能背上來，他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基督人的眼中，欲是個罪惡的念頭，我的行為豈不是天天在犯罪嗎？我可以打敗世界上所有以物質武裝起來的誘惑，但我為何總是無法也無力驅趕這種污濁精神的誘惑呢？我是個罪人，我是個不斷自殘的罪人。在每個人面前我都沒有資格昂起自己的頭，誰能拯救我呢，我的上帝？多少次，我舉起了刀，閉上眼睛，試圖把自己的雙手砍斷。然而，手斷了，我就真的不會再有邪念了嗎？我的身體因此不行了，精神恍惚，少氣無力。我到大街上的游醫那里詢問病情，他們說‘一滴精等于十滴血’，說我的病很嚴重，如果不花大錢去治，后果不堪設想。還說我的身體狀況就像八十歲的老頭（其實經后來正規醫院診斷，封鑫可只不過是神經衰弱而已，游醫們為了掙錢故意把病情說得危言聳聽――作者注）。為了給我補養身體，并不富裕的家里花盡了幾十年的3萬元積蓄為我治病，想讓我考上大學。然而，我的爸爸媽媽哪里知道，他們的兒子已不再是過去班里的尖子生，而是一個沒有志氣的垃圾生了！家里的錢花完了，媽媽在街頭又擺起了修鞋攤，為自己掙錢治病！我這是在喝媽媽的血呀！昔日的‘狀元郎’，怎么成了這個樣子？我真的不能自拔，我真的發過一萬次誓要成為令人稱頌的好學生，好孩子，誰能來幫幫我呢？”
學習成績的每況愈下，精神狀態的萎靡不振，使封鑫可開始受到一些同學的鄙視。背后的指責，相遇時的白眼，使他在現實生活中變得更加自卑。封鑫可曾多次想到過自殺，在日記里也曾寫過多次的遺書。然而，對未來的憧憬，對父母的回報之心，使他驅趕了死神的召喚。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我真的想到過要自殺，然而，我封鑫可還這么年輕，我還沒有吃過一桌像樣的飯菜，沒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甚至還沒有真正接觸過一個我喜歡的異性。我死了是不會瞑目的！”
是什么讓他殺人，聽殺人魔王自述
今年4月1日，筆者在魯山縣檢察院辦案人員的陪同下到羈押封鑫可的縣看守所去提審。去之前，我一直在想像一個連殺兩人的殺人魔王到底該是如何一種兇殘模樣。然而，隨著一陣呼呼啦啦的腳鐐聲，出現在我面前的卻是一位目光迷茫（他的眼睛因長期看書已近視到了800度），低著頭，雙手不停地局促地揉搓在一起的少年。這是一位還不失學生氣的孩子啊！
在正常的告知程序進行完畢后，辦案人員開始讓他供述兩次殺人的經過。思索了片刻后，封鑫可便開始了回憶：“這兩次殺人我今天回憶起來，似乎像是在做夢，但仔細一想又感覺就是的。第一次，是去年12月份的一天晚上。那天下午，我在大街上走，被幾個同校的大個子學生騎著自行車撞了。他們憑著身強力壯，人多勢眾，不但不道歉，還動手打了我，把我的右眼角都打出血了。那天晚上我媽媽到學校看到我的眼睛受傷了，傷心地哭了，我也抱住媽媽哭了！后來媽媽回去了，我獨自一人在學校的一個角落里大哭了一場。我在心里想，自己真的就如此弱小嗎？弱小到被別人無辜地傷害后竟只有躲到角落去哭泣。我即使給學校說了，他們能同情我這個學習成績一塌糊涂，經常逃課出入錄像廳的垃圾生嗎？不會，我想他們肯定不會的。想到這里，我開始痛恨那些讓我又恨又無法逃脫的黃惑。我曾是這樣善良的一個人，這樣天資聰慧的一個好學生，落到今天這般地步，全都是因為那些比“白粉”還要毒的黃惑。這時在我的腦海里便出現了希特勒、成吉思汗、出現了佩劍大俠的形象，在那一刻我仿佛就是他們的集合體，我是叱咤風云的人物，面對黃妖，我要殺之。于是我便拿了一把早已準備好的斧頭，到大街上去轉悠。后來我到了一家夫妻保健品商店，我問一個女營業員有沒有既便宜又管用的保健藥，當她轉身去給我拿藥時，我看到了柜臺上那刺激的藥盒包裝后，我的腦子開始膨脹了，我這些年吃了3萬多元錢的保健藥，可身體是越吃越差，我感覺自己是被黃惑和這些保健藥害成這樣的，我仿佛感覺我眼前的這個年輕姑娘就是黃魔，因為她是女人，我就是墮落到女色手里的（其實被害人是無辜的）。當時我的腦海里不斷地回響著“如果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當殺凈”這句話，心里想著江湖大俠令狐沖那冷若冰山的佩劍形象，我‘嗖’的一下從腰間掏出斧頭朝那個女孩頭上連砍幾下，直到她不動為止。然后，我還拿了她包里的200多塊錢。后來我就在她的床上睡覺了，直到第二天早上5點來鐘我才把她的店門鎖上，到學校去上課了。沒過幾天，我便到街上花58元買了一件西裝，并專門到照相館里以北京天安門為背景照了一張相。那時的我，仿佛感覺到在殺死一直羈絆我的女色陰影后，有一種快要振作的感覺。
殺第二個人的那天晚上，開始我在學校的操場上遇到了我多年來單戀的一位女同學。她在我心里就像是圣女，她是我心中的戀人。盡管她對我也許沒有任何感覺，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她當作我生命的一部分去欣賞去守候。因為是剛過完春節，我就鼓足勇氣向她問候春節好。可她卻說：“還有別的事嗎？”說罷又鄙視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揚長而去。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心就要碎了，我仿佛是一只在地上掙扎的螞蟻，我是那么渺小，那么被人蔑視。于是，我大腦一片迷糊，把斧頭別在腰里上了大街。到了一家影碟專賣店，我進去后就問女店主有沒有好看的影碟，當那個女的轉身去給我拿影碟時，我看著影碟架上令我眼花繚亂的畫面時，我又開始痛恨起女人來，于是，我就掏出斧頭像上一次一樣把那個女的殺死了。我把她殺死后把燈關上，便在屋里開始看電視，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才把店門鎖上，到學校去上課了。臨走時，我拿了不少那個性保健店里的藥品，還把那個女人的手機也拿走了。說實在，如果我不被抓，說不定哪一天我還會去殺人，去殺那些在深夜放黃色影碟的老板。”
2003年8月15日，國家公安部一位副部長在河南主持了一次相關省份刑偵部門的會議。會議對皖豫魯冀四省出現的系列相關殺人案進行并案，并發放內部資料全面部署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行動，此為公安部2003年1號掛牌督辦案件。
2003年11月3日，楊新海在河北省滄州市落網，據其供述，此前在皖豫魯冀四省作案22起，殺死65人，重傷5人，23人。經核實，公安部并案處理的18宗案件中，17宗已確認系楊一人所為。
被害人孫勝軍的63歲母親石來英，承受著喪子喪孫的痛苦。石家莊菜農魏現增一家被害現場。血案發生后河北邢臺縣祝村鎮李道村的村民都人人自危。
11月18日清晨，河北邢臺縣祝村鎮李道村，一棟磚包皮土房。孫勝岐和孫愛軍兩兄弟爬上房頂，掄起了鋤頭。他們想把這棟房子拆了。
兩兄弟剛扒了一個房角，天上便淅淅瀝瀝地下起了雨。孫勝岐落淚了，他拉了一把弟弟，“等天晴了再拆吧”。
3個多月前的一個晚上，他們兩人的哥哥孫勝軍、嫂子李樹枝，還有15歲的侄女孫，被人用斧頭砍死在這棟房子里。孫勝岐說，自從發生了那事，鄰居經過這棟房子都害怕，干脆拆了算了。
孫勝軍一家是被楊新海殺死的。
楊新海，又名楊柳、楊枝牙，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身高1.58米，初中文化，河南省駐馬店市正陽縣汝南埠鄉張家村楊陶莊東隊人。
本月3日，他在河北滄州落網，5日晚，他初步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情況。據楊自述，這兩年，他在皖豫魯冀四省殺人作案22起，殺死65人，重傷5人，23人，其中，河北作案2起，山東作案1起，河南作案17起。在這22起案件中，不少還是滅門案。
此案，被定為公安部2003年1號掛牌督辦案件。
今年8月8日，石家莊橋西區東良廂村被慘遭滅門的一家五口：丈夫魏現增，妻子范玉華和三個孩子。68歲的父親劉中原拿著兒子劉占偉的照片痛哭著。去年12月6日，河南西平縣人和鄉三和村劉莊自然村劉占偉和他的母親、媳婦、兒子、女兒一家5口遇害，劉占偉68歲的父親劉中原因住在相鄰的新樓房里看門而幸免。
被害人魏現增70多歲的父母親相互勸說對方不要過分傷心。
范春和的老母不勝悲傷。去年10月22日，河南駐馬店西平縣宋集鄉毛莊行政村的范春華和他6歲的女兒被害，女主人吳清華在醫院搶救45天，得以幸存，但肚里的孩子流產了。 那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就是孫圓圓，家住河北邢臺縣祝村鎮李道村，今年8月5日，她和爸爸孫勝軍、媽媽李樹枝一同被殺害。(家屬提供)
圓圓走了
(孫圓圓，河北邢臺縣祝村鎮李道村人。2003年8月5日，圓圓與父親孫勝軍、母親李樹枝被殺，哥哥孫紅波幸存)
孫勝軍和李樹枝都是邢臺當地農民，主要靠種地為生，女兒孫圓圓和兒子孫紅波都在邢臺縣的西大樹中學讀書。一家四口并不富有，但生活安定。
孫勝軍一家三口被殺是楊被抓獲前所犯的倒數第二樁案件，他們的尸體是今年8月5日被發現的。
當天早上8點來鐘，孫勝軍的母親做好了飯，來到兒子家門前，看到柵欄門還鎖著。老人隔著院墻喊了幾聲孫女的名字“圓圓”，但不見答應，而平時圓圓總是起得很早。于是，老人來到屋后的樓房，喊起了孫子孫紅波和外孫張斌(化名)。孫紅波那天沒和父母、妹妹一塊兒住，這讓他躲過了一劫。
據老人回憶，孫子走得快，先進了自己家門，然后立刻跑了出來，哭著喊道：“打死人了！我媽死了！”老人趕忙往院內跑，“剛跑到院子中央，我就暈倒了。”老人說，沒過多久隱約有了感覺，又爬起來，剛想往屋里走，又摔倒在地上。“我幾乎是爬著進屋的，看到屋里被翻得亂七八糟，地上滿是衣服。”
老人來到兒子兒媳的床前，掀開被子，看到兒媳的頭朝里側著，滿頭都是血，血已經凝在頭發上，干了。老人也哭起來，跑到院內喊“救人”。
院子里很快聚了一堆鄉親，但沒有人敢靠前。老人后來告訴記者，當時一著急沒到屋東頭孫女的床邊看，也沒見到兒子孫勝軍，還以為兒子和孫女被綁架了。
鄉親們越聚越多，孫勝岐也跑來了，是他第一個留心到了床旁邊搭著的床套，“我當時腦子全亂了，我想，壞了。”孫勝岐將床套掀開，見到自己的哥哥孫勝軍蜷著趴在地上，后腦流出了腦漿。孫勝岐將尸體扳過來，發現哥哥的右眼處被砍了，滿臉是血。
孫勝岐想到了侄女，一開始不敢去看。后來，孫勝岐還是跑到侄女的床對著的窗臺，不知是拉著窗簾還被蒙了床單，孫勝岐看不到，于是拽了旁邊的一把梯子，踩上去往里看，眼前的事實證實了孫勝岐的預料：侄女仰身躺在床上，下身沒有衣服，兩條腿半搭在床沿上。
邢臺警方材料顯示，案發后的尸檢情況是：孫勝軍頭部多處被犯罪分子用鈍性物體擊打，致開放性顱腦損傷死亡，李樹枝被犯罪分子用鈍性物體擊打頭部，用銳器割斷頸動脈，系顱腦損傷死亡；孫圓圓被犯罪分子用鈍性物體擊打頭部致使顱腦損傷，用剪刀割頸、勒頸死亡，同時孫圓圓被殺后有被奸尸現象。
孫勝岐說，大約一個小時后，祝村鎮派出所和邢臺縣公安局的干警趕到了現場。在院內，警察發現了一副帶血的線手套。事發兩天后，孫勝岐在屋門口的一塊石板下，又發現一副手套。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據犯罪嫌疑人楊新海交待，這兩副手套的確是他遺留在現場的。
邢臺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有關負責人介紹，在事發現場，他們還發現了作案工具：一把斧子。孫勝岐說，前些天，邢臺縣公安部門派人到他家告訴他：案子破了，犯罪嫌疑人也抓住了，據其交待，那把用來砍人的斧子正是當夜從本村一村民家偷的。
關于孫勝軍及妻子女兒被殺一案，邢臺縣公安部門定性為“搶劫、殺人、伴有犯”。
對于楊新海殺人的動機，目前沒有確切說法。孫勝岐說，可能是劫財，因為家里寫字臺原本鎖著的抽屜被撬開了。孫勝岐還說，幾天前他聽警方講，楊新海供述，在案發當晚之前的一個晚上，楊新海曾騎著自行車從邢臺市來到李道村，進入孫家，并進屋摸了摸孫勝軍的衣兜，見沒有錢就走了。第二天，楊又騎著自行車來到李道村，將自行車遠遠地放在村邊，從田地里走進村內，估計孫勝軍一家人睡了，才進到院內。孫家院內一角搭有黃瓜架，楊在黃瓜架下大約躲了50分鐘，聽到孫勝軍打起了呼嚕，才進屋下了毒手。孫勝岐說，警方還告訴他，犯罪嫌疑人楊新海供述，作案當晚，他也沒翻到錢。
邢臺市警方的一份就該案現場勘驗分析意見的材料顯示，犯罪分子是從院墻柵欄下的一個空洞鉆進院內的，“進入院內以后用一塊三合板將柵欄下的空洞堵住，入室后將電燈開關繩割斷，帶上白線手套開始行兇。作案現場的正屋兩個窗戶，被犯罪分子分別用被罩和床單蓋住，作案后用鎖將作案現場的屋門鎖住后，從院西圍墻靠北距離正房約1.5米處翻墻出院，順著墻外的巷道往北向西逃出村”。
11月18日，記者在李道村看到，很多村民家的院墻呈現兩截，下面一截大約兩米左右，磚明顯很舊，上面一層都是齊刷刷的新磚，大約高一米左右。村民說，上面的院墻都是新壘的。孫家出事后，“一兩天內，全村人都壘高了院墻，村里人晚上都不敢出門”，一村民告訴記者。
除了壘高院墻，李道村現在幾乎家家都安上了防盜門和防盜窗，再熱，誰家也不敢不關門就睡覺了。孫家養著兩只貓。孫勝軍母親說，那本來是孫女圓圓養的，圓圓死后，她把貓抱了回去，替孫女養著。老人說，她最疼愛的就是孫女，“圓圓人聰明，又會說話，每次考試都是班里前五名”。案發前，圓圓剛考上初一，去學校剛領了新書，就等著開學了。“出事后，我讓人把新書燒給了圓圓”。孫紅波，孫勝軍家的幸存者。父母被殺后，他不敢一人回家，住到了叔叔孫勝岐家，由孫勝岐、孫愛軍兩人陪著一起睡，就連上廁所，也得有人陪著。孫紅波在案發后就輟學了。
幸存的孕婦
(吳清華，河南駐馬店西平縣宋集鄉毛莊行政村翟和村人。2002年10月22日，丈夫范春和與6歲女兒被害，吳清華頭部遭重捶但奇跡幸存，不過，肚中的孩子卻流產了)
在楊新海供述的22起案件中，有17起是在河南犯下的。駐馬店西平縣宋集鄉翟和村，是楊新海去年10月22日來過的地方。
范春和是翟和村的農戶。11月19日，泥濘的鄉村道路旁邊，范家的三間紅磚瓦房已略顯破敗，院內的牲口圈已經塌了一邊。
“他們一家出事是在去年農歷九月十六日晚上。”范春和的大嫂說。目前，她和范的大哥以及80歲的奶奶住在這里。
但是，直到次日傍晚，范家的慘劇才被發現。
劉文珍是范春和的西鄰。去年農歷九月十七日早上7點多，她從范春和家院子前面走過，發現院門還沒開，從里面傳來一群豬的叫聲。
“農村里開門都不會這么晚的，當時我還想范春和是不是陪媳婦上醫院去了，因為他媳婦吳清華懷的第二胎已經有八九個月，就快生了。”劉文珍回憶說。
晚上8點多，劉文珍在一個同鄉家看過電視回家，范春和家依然是一團漆黑，院里的豬叫聲更響了。劉文珍扭頭去了范的父母家，告訴他們：“春和家一天都沒人在家，你們是不是去給他家喂一下豬。”
隨后，范春和的四哥范春華成為案件現場的第一個目擊者。
“見院門沒開，我就從墻頭上翻了過去，但奇怪的是房屋大門已經開了一條縫，我掏出手電筒，推開大門，然后進入他們臥室，突然出現在眼前的一幕將我驚呆了，我趕緊跑出去叫人。”
在范春華眼前，范春和6歲的女兒仰躺地面，頭上有血，范春和趴在床上，妻子吳清華身上還蓋著被子，“我用手一摸，春和的身體已經冰涼、發硬。”
“人死了！”范春華提起當時最直接的感覺：“我還以為他們是嘔氣后服藥自殺的，沒想到與兇殺聯系在一起，后來我大哥家的孩子提出報警我們才撥打了110。”
再次走近，范春華看到了弟弟一家人頭上的血窟窿，他估計是用錘子砸的，這才想到可能是兇殺。
宋集派出所民警接到報警后，隨后，西平縣刑警也來了。
“警察在搬的過程中，我聽見清華哼了一聲，當時在場的人都聽到了。”劉文珍回憶，就在警察將三人往車上搬的時候，圍觀者發現了這個意外：
事后，吳清華住院45天，終于被搶救過來，但肚子里的孩子流產了。
目前，吳清華住在西平縣權寨鄉的姐姐家里，她的額頭上深深地凹下去一塊，左眼殘疾失明。
對于案發當夜發生的一切，吳清華渾然不知。姐姐說，她現在精神不大好，經常是一個人說笑就笑。
記者試圖將嫌兇被抓的消息告訴她，吳一笑而過。“這人即使被槍斃也抵不了他的罪行。”范春和的大嫂說，11月14日，宋集派出所警察已經通知他們兇手被抓獲的消息。
劉文珍說，發生兇殺后，毛莊村幾乎家家都裝了鐵門，村里、鄉里也組織了夜間巡邏，每十人一組，一直到今年春節后。
一家三代遇害
(劉占偉，河南西平縣人和鄉三和村劉莊自然村人。2002年12月6日，劉與母親、妻子及一對兒女兒同時遇害)
同是西平縣，在殺害范春和之前，楊新海于2002年12月6日就來過了一次。那一次，受害者是人和鄉三和村劉莊自然村的劉占偉一家四口。
“新樓他們一天都沒睡過，我一個人住了兩層樓啊，本準備去年十一月初六(農歷)就搬進來，沒想到初三遇到了災禍”劉占偉68歲的父親劉中原蹲下身去，雙手在臉上搓擦，眼淚順著古銅色的臉頰滑落。
停頓了一會，老人斷斷續續地回憶起一家人慘遭不幸的前前后后。
去年正月，兒子劉占偉扒掉了舊平房開建新樓房，到農歷十一月基本裝飾完畢。劉中原每天到新房里看門，老伴、兒子、兒媳、10歲的孫子和7歲孫女住在劉中原三弟的空屋里。
十一月初三早上7點多，劉中原覺得跟往常有點不一樣：“每天這時候，不是孫子就是孫女過來喊我去吃早飯，怎么今天到現在還沒來喊呢？”
他決定自己過去看一下，雪剛化，路上都是泥。
劉中原先到廚房，發現沒動煙火，他敲大屋的門，敲了幾聲沒有敲開，仔細一看，鐵門閂是從外面插上了，他拉開門閂，先到老伴和孫女住的東屋，叫老伴沒人應聲，進房看到老伴眼睛在眨卻說不出話，孫女的頭上有個血窟窿。
說到這里，劉中原又抹了一把眼淚：“我趕緊叫人，說一家人被害了。”
劉中原的侄子劉剛平聽說后以為是他們中毒了：“我趕緊跑進西屋，叫小偉(劉占偉)，沒人作聲，我掀開被子一看，小偉睡在外面，她媳婦睡在里面，男孩睡在中間，臉上布滿血跡。”
警察到場后，劉母被送去醫院搶救，10天后死亡。其他4人當時就已身亡。
現在，劉占偉用積蓄和借債建起的兩層樓房由劉中原老人一人住守，屋內沒有什么家具，底樓西屋里一張單人床就是老人的臥榻。
“出事的時候，新屋的大門還沒有安裝，只是用簾子拉在門上，我們還商量就在一兩天將門窗全部裝好，趕在十一月初六這個好日子搬進來，沒想到他們一天也沒有住上。”
老人又蹲下去，雙手捂住眼睛，泣不成聲。
對于今后的事，劉中原說：“我一個人以后怎么辦呢？老伴看病還欠了債務，叫我這老頭子怎么辦呢？”
老人說自己經常做夢夢見孫子和孫女，醒來后卻只有自己一個人獨處。
11月19日，人和鄉派出所所長李文平說，上級機關將楊新海的審訊情況向他作了傳達：去年農歷十一月初三夜里1點左右，楊新海將劉占偉一家殺害后，將鐵錘埋到了老墳前面，血衣扔到河里，然后步行兩個小時逃竄至河南漯河市。楊新海交代，在西平鄉兩次作案使用的鐵錘都是在集市上買的，他每次作案都會換把鐵錘。
11月16日，在三和村濠港北邊200米處的一座老墳前，警方挖出了那把鐵錘。
菜農滅門案
魏現增，遇難前居住在石家莊橋西區東良廂村。2003年8月8日，魏和妻子范玉華、女兒魏玉芝、魏玉惠、兒子魏玉斌一家5口被殺死在菜地旁自搭的小屋里。
今年8月8日，也就是殺害孫圓圓一家三口后的第三天，楊新海又來到了石家莊橋西區東良廂村。在楊新海涉嫌所犯系列殺人案件中，“8·8”血案是被有關部門認定的楊新海涉嫌殺人案中的最后一起，那一天，楊新海一共殺害了5人。
被楊新海殺害的是魏現增一家。魏現增一家本是河北邢臺內丘縣金店鎮魏家屯村人，他們是今年春節后才搬來東良廂村，租了4畝多地種蔬菜。和附近其他10多家菜農一樣，為了省錢和種菜方便，魏氏夫婦從附近的垃圾堆里揀來磚頭搭起三間小屋。
來自邢臺隆堯的張民(化名)是魏的鄰居，每天早晨兩點來鐘，張魏兩人會一起騎著三輪車去石家莊市賣菜。
“他平常睡覺沒有那么死。”張民說，今年8月8日早晨，當他像往常一樣呼喚魏現增時，魏沒有回應。張民跑到東頭的魏慎林家，敲開門說：“我叫不醒魏現增，也看不清屋里，你家有手電，咱們一起去看看。”
魏慎林跟著張民來到魏現增家窗前，兩人用手電朝屋里一照，“出事了，出事了……”兩人開始叫喊。
“太讓人難受了，我三天都沒睡著覺。”一位菜農回憶了當時的案發場景：“大床上，魏現增和他的妻子，以及兒子魏玉斌三人頭朝西，朝里側臥著身子，僅穿著短褲，身上和頭上全是血，搭在他們腿上的被子也都是黑紅一片；在西邊一間的小房里，魏現增的兩個女兒仰在床上，身上沒穿衣服，頭部全是血，兩人的腿朝床下垂著。”
另一位菜農則回憶，當時魏現增家的屋門上方有一個約半平方米左右的窟窿，圍觀的人有的認為兇手是從窟窿鉆進去的，有的認為不可能，理由是從上面鉆進去動作太大，肯定會吵醒了魏現增和他的家人。
事后，據有關人士透露，石家莊警方勘驗現場的分析顯示，魏現增一家五口系被錘子猛烈擊中腦部致死，魏玉芝和魏玉惠有被奸尸的痕跡。
“我最心疼的是魏家三個孩子。”魏慎林夫婦也是邢臺魏家屯村人，妻子建敏(音)說，魏現增的小女兒魏玉惠平日里叫她干媽，很討人喜愛，魏玉惠本應今年春天讀初中，但因身體不好休學了，此后從邢臺來石家莊和父母同住；案發前，魏家的兒子魏玉斌則剛剛收到邢臺縣東龐煤礦育才中學的高中錄取通知書，此前的緊張復習讓他急于出來透透風，就從邢臺來到石家莊看望兩月未見的父母。建敏流著眼淚說“這孩子，真不該來。”
11月18日下午，魏慎林夫婦從菜地里拔完白菜，顧不上拿小板凳，便拽著三輪車往外走。
“得快走，要不天黑了。”建敏說，血案發生后第二天，在此處種菜的10多家菜農全部搬到了旁邊的村子里。
今年6月，魏現增曾回到邢臺老家趕種玉米，魏現增70多歲的父母說，那是他們最后一次見到自己的兒子。
現在，兩位老人和魏現增唯一的弟弟魏現峰住在一起。魏現峰說，父親有心臟病，事發一個多月后，他們才敢讓老人知道。
事情是由魏現增的叔叔魏如國慢慢告訴哥哥的，開始說死了一個，再過兩天，說還有一個，魏如國說，一直，他哥哥都沒有說一句話，說完最后一個的時候，老人流下了眼淚，用干瘦的雙手捂住了臉。
魏現增的母親曾一直和孫子住在一起，也為魏現增看家。案發后，老人知道兒子一家人都不在了，一哭起來就是沒完，魏現峰的妻子勸不住婆婆，婆媳兩人就一同哭。
“侄子一家五口在醫院的冷凍費用、火化喪葬費用，家人親戚往石家莊跑處理后事的總花費超過了兩萬多塊”，魏如國說，這些錢都是他和侄子魏現峰向親戚們借的。現在，哥哥嫂子本來就多病，又受到這么大的打擊，最近吃藥越來越多，不知道醫藥費如何去籌？
一位知情人士介紹，石家莊“8.8”血案發生后，石家莊市警方通過現場勘驗發現，該案件同邢臺和此前河南系列殺人案件(公安部門稱“8.15”系列殺人案)十分相似，便按照河南警方提供的材料，預測犯罪嫌疑人下一個作案地點會出現在哪里，在立刻布置抓捕方案的同時，又緊急報河北省公安廳，展開全省的抓捕工作。
而根據邢臺市邢臺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有關負責人介紹，“孫圓圓”一案發生后，警方一開始將懷疑對象主要定在當村，通過一天的調查發現，本村人的犯罪嫌疑不明顯，犯罪分子應該是流竄犯罪分子，從第二天開始，才開始擴大范圍排查。
有關知情人士透露，楊新海被抓后供述，在李道村作案后，他返回邢臺市，白天在商場逛了一天，晚上在電影院看電影，第二天才前往石家莊，并制造了“8.8”血案。邢臺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有關負責人表示，河南警方是稍后向邢臺公安發來傳真有關河南系列殺人案的材料的。邢臺縣警方看到該傳真后，斷定李道村案件與此前河南系列殺人案應為一人所為。有關公安工作人員指出，如果這份傳真來得再快些，邢臺警方可能一開始就會對懷疑對象做出準確的判斷，也不會把第一天時間浪費在查村民身上，那樣有可能在邢臺就能將犯罪嫌疑人抓獲。
邢臺縣公安局有關人士說，必須加快各省公安部門的溝通，建立互通的網絡信息，使具有一定級別的公安部門對全國案件都能夠從內部網上看到，讓民警了解，加快并案串案，才能更進一步提高辦事效率。
與此相關的消息是，2003年8月15日，公安部召集相關省份的刑偵部門在河南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由公安部一名副部長主持，會議對系列相關殺人案進行并案，并發放內部資料全面部署抓捕犯罪嫌疑人行動。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為誰，但基本得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并確定其為河南人。
楊新海老家
楊新海在家排行老四，上有兩個哥哥，1個姐姐，下面還有1個妹妹和1個弟弟。
河南省正陽縣汝南埠鎮，是楊新海的老家。在楊新海所在村2000多戶村民中，楊新海家屬于最貧困的家庭之一。楊新海的父親楊俊關和母親楊詹氏住在自己修砌的低矮的土坯茅草房里，楊俊關連襪子都沒得穿。
“其實海兒從小很聰明，小學一直都是班上前幾名。十六七歲時，就上了高三。”11月16日下午，楊俊關接受記者采訪時始終保持著平靜的表情。這兩天，他剛聽說了他兒子楊新海被抓的消息。他告訴記者，在此之前一個多月，已有警察去他家排查過。
楊俊關說，楊新海在家排行老四，上有兩個哥哥，1個姐姐，下面還有1個妹妹和1個弟弟。
“海兒從小特別聰明，喜歡畫畫，畫啥像啥。”楊新海的姐姐、43歲的楊新艾說，當時，家里沒有一個識字的，也從沒有任何人教他識字。總是自己關在屋里畫畫、寫字，六七歲時。沒上過一天學的楊新海，直接上了小學二年級。“只是不喜歡跟別人說話。”
楊俊關說，楊新海是高三那年出走的，一開始是去焦作某煤礦打工，后來又到而太原一施工隊做飯。約一年后，家里又收到楊新海從廣州寫的信，說他被廣州收容所收容了。楊俊關又趕到廣州把兒子領了出來，到了信陽火車站，楊新海死活不肯回家。又過了一年左右，楊新海又從成都打電報讓父親去成都一個招待所找他，等楊俊關趕到成都時卻沒有見到他。此后，楊俊關再也沒有得到兒子的任何消息。
楊新海落網經過
11月2日河北滄州市新華分局刑警大隊接線索，在滄州市供銷賓館205房間住宿的一名河南人，沒有身份證，行跡十分可疑。新華分局立即組織力量對其跟蹤控制。
11月3日10時辦案警察在該人企圖逃跑時果斷將其抓獲。經初步審查，該人自稱楊新海。
11月3日滄州市新華分局與滄州市局刑警支隊研究認為，該人操河南口音，身材瘦小，形態異常，許多方面與公安部刻畫的皖豫魯冀系列殺人、搶劫、案犯罪分子特征相似，遂提取其血樣化驗，先確定其血型為“B”型。
11月5日河北省公安廳DNA技術鑒定確認該人就是皖豫魯冀系列殺人、搶劫、案的犯罪嫌疑人，隨后對其展開審訊。
11月5日晚楊新海供述犯罪情況。
罪行檔案(據楊新海供述)
河北作案2起
1、2003年8月5日，在邢臺縣祝村鎮李道村殺死3人，1人。
2、2003年8月8日，在石家莊市橋西區東良廂村殺死5人，2人。
山東作案1起
3、2003年4月，在曹縣桃園鄉三里寨村殺死2人，1人。安徽作案2起
4、2000年冬，在阜陽市殺死3人，1人。
5、2002年，在臨泉縣苗岔鎮殺死3人，1人。
河南作案17起
6、2001年，在臨穎縣巨陵鄉紡車劉村殺死3人，1人。
7、2002年7月28日，在鄧州市殺死4人，2人。
8、2002年10月22日，在西平縣殺死2人，1人，重傷1人。
9、2002年11月8日，在上蔡縣殺死4人，2人，重傷1人。
10、2002年11月16日，在尉氏縣殺死2人，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