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05 16:21:1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外國經濟類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計量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以來，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高等院校經濟類專業相續開設了計量經濟學課程。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類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將計量經濟學確定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門類各專業的八門共同核心課程之一。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計量經濟學方法廣泛地應用于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的定量分析。本科階段進行計量經濟學教學，對于本科生提高應用定量思想分析實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培養研究基礎至關重要。由于我國將計量經濟學課程引入到經濟類專業培養體系的時間比較短，另外，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涵蓋了數學、統計學和經濟學等學科中的相關知識，是經濟類專業所有開設課程中學習和教學難度最大的一門課程之一。特別是對于數學基礎比較薄弱的學生來說，其學習和教學更是增加了不少的難度。因此，關于如何讓學生扎實地掌握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提高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成為國內各高校任課教師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為此，國內各高校的任課教師在總結自己多年授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各自學校的具體情況，從各個方面對該門課程教學質量的提高進行了許多有意義的探討。
經過對這些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大致可以歸納為:
(1)關于教學模式的探討。主要的研究有何劍提出了“三維”教學模式、薛賀香提出了實驗教學模式、張益豐等提出了“問題導向型”教學模式、李磊提出了“任務驅動型”教學模式、雪合來提•馬合木提出了EDP教學模式、李瑩等提出了案例分析教學模式。
(2)關于教學內容的探討。主要的研究有張長青、李子奈、姚壽福等。經過近年來國內高校各任課教師對提高計量經濟學教學質量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探索，計量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得到大幅的提高。但是與美國等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著不少的差距。筆者根據多年來任教計量經濟學課程所積累的經驗，以重慶某高校為例，在深入分析和總結該校經濟類專業本科生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提高該校計量經濟學教學質量的具體措施。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本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基于筆者多年來從事計量經濟學教學所積累的教學經驗，對重慶某高校計量經濟學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總結。
(一)先行課的銜接問題該高校的計量經濟學課程一般安排在大三上學期開設，其要求的先行課程包括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統計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但是該校經濟類專業本科生主要以文科生為主，這些學生的數學基礎相對理科生來說比較薄弱。通過與講授微積分、統計學等課程的任課教師的溝通，大部分的任課教師均反映這些學生在學習這些課程的時候都比較吃力，每年在這些課程上的補考率都比較高，有時候補考率甚至超過30%。另外，對于宏、微觀經濟學基礎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也比較差。由于宏、微觀經濟學基礎理論知識比較抽象，而且這兩門課程在該高校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進行教學，這就進一步增加了學生對這兩門課的學習難度。還有就是與先行課程內容的銜接問題。由于該校的微積分、線性代數、統計學等課程是由其他系部的教師來任教的，而計量經濟學課程則是由另一個系部的教師來任教的。由于兩個系部的相關任課教師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導致一些先行課的講授難度和講授內容難以與計量經濟學講授內容很好地銜接
。(二)實驗教學環節的缺失計量經濟學課程在本科生階段的教學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應用計量經濟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但是重慶某高校由于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到目前為止，還是難以為計量經濟學課程提供開展實驗教學的相應條件。因此，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基本上采用單一的課堂理論教學模式，無法開展實驗教學。由于無實驗教學的配合，學生只能被動地接受教師講授的理論知識。又由于計量經濟學基本理論知識本身又比較抽象，最終導致大部分學生難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論知識。
(三)案例教學的忽視案例教學由于能再現案例情景，可以有效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到經濟類專業各專業課程中。在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引入案例教學，不僅有助于學生理解并掌握相關的計量經濟學基本理論知識和方法，而且能夠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由于受講授課時的限制，通常在一個學期中只能安排1－2次的案例教學課，另外由于通常采用合班教學(一個教學班的人數通常超過100人)，以及缺乏經典案例庫的建設，導致所安排的案例討論課難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并且由于所采用的案例趣味性不足，通常難以激起學生的共鳴。為此學生通常對案例討論缺乏熱情，參與積極性不高，更多的時候是由授課教師從頭至尾地對自己所提供的案例進行講授。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響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四)應用軟件講授不足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應用離不開軟件的使用。因此，對于相關計量經濟學應用軟件的講授，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熟練地掌握軟件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對教材上的相應案例進行演示，這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在重慶某高校的計量經濟學講授過程中，計量經濟學應用軟件的講授并未安排專門的講授課時，受講授課時總數的約束，教師通常只能在課堂上粗略地介紹個別應用軟件的基本操作方法。通常的計量經濟學應用軟件都是采用英文界面，而學生通常又缺乏對相應專業術語的掌握。因此在對相應應用軟件的簡單介紹后，根據了解學生通常不知所云，其實際教學效果也很差。
三、提高計量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措施
(一)夯實先行課知識首先是提高學生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這需要對培養方案進行重新修訂，主要有:一是加大基礎宏、微觀經濟學課程的講授學時，從原來的每周3課時，增至4課時。這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基礎宏、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增強學生對經濟學問題的感覺。在這個基礎上，二是增開中級宏、微觀經濟學課程。通過中級宏、微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進一步夯實學生的經濟學理論知識，能夠增強學生應用經濟學理論分析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這可以為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建立，以及模型結果的分析奠定堅實的基礎。其次是夯實微積分分、線性代數、概率論和統計學等課程的知識。主要是通過與相關的授課教師進行有效的溝通，并通過領導的協調，提高這些課程的講授難度和擴大講授范圍，以滿足計量經濟學教學的需要。
(二)開展實驗教學經過近幾年來的努力實驗室建設的相應資金目前已基本到位，并且實驗室的建設場地也得到學校領導的批準。因此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完成實驗室的建設。這樣就可以充分利用實驗室來開展實驗教學活動。為配合開展實驗教學的需要必須對以前的教學方案進行修訂，修訂的目標就是讓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能夠有效地結合起來。具有的措施是:在理論教學的環節上淡化煩瑣的推導和證明，重點突出計量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應用的思路，強調各種方法的具體用途和相關檢驗的步驟。在理論教學環節后，馬上安排實驗教學環節，為了能夠很好地體現實驗教學對理論教學的呼應，應該針對理論教學環節講授的知識，組織編寫相對應的實驗教學內容，并以此來指導學生進行上機操作活動。這一方面可以在講授理論知識以后馬上應用于實驗教學，可以有效地加深學生對計量經濟學基本思想和理論方法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的能力。
(三)基于問題驅動的案例教學為了實施好案例教學，確保案例教學的質量，高質量典型案例庫的建設至關重要。筆者認為案例庫建設必須考慮案例的典型性、時效性和趣味性等，教師可以在課堂上或實驗室里選取案例庫中的相關案例，演示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建立過程及其結果分析，并與學生進行互動性的討論。這可以跨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讓學生真實地體會到計量經濟學方法在分析現實問題方面的魅力所在，從而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在案例課堂上要結合問題驅動式的教學模式，以經典案例中的熱點問題為中心，從中提煉出要討論的主題，讓學生帶著任務，進行獨立思考和探索。同時在案例討論的時候要盡量營造良好的討論氛圍，讓每個學生都能夠真正地融入案例中來，激發學生產生解決問題的興趣和沖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關鍵詞：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課程改革；雙元制教育
一、獨立學院轉型發展的問題以及困難
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獨立學院為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升了人力以及物力等教學資源的利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幫助實現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教育部于2003年頒布的《關于規范并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意見》中明確了獨立兩字，獨立學院應具有獨立校園和基本辦學設施，實施相對獨立的教學組織和管理，獨立進行招生，獨立頒發學歷證書，獨立進行財務核算以及應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與普通公辦高校相比，獨立學院的專業優勢明顯，所設專業與社會需求之間的適應度高。獨立學院可以充分利用母體高校的名牌效應，吸收母體學校的成功辦學經驗，共享母體優質教育資源。近年來，隨著公辦高校的不斷擴招，以及獨立學院從享受同母體一致的學歷文憑到頒發獨立學院學歷證書，母體品牌優勢逐漸喪失。許多富裕家庭選擇讓子女出國留學。而與此同時，更多的民辦院校，特別是高職院校選擇與企業相聯系，定崗培養，學生專業技術實踐能力強，成為獨立學院畢業學生在選擇就業時遇到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獨立學院的發展正面臨生源減少與生存空間擠壓。
二、德國教育培訓經驗
近幾年，就業市場"招工難、就業難"，這看似矛盾的結構性"用工荒"現象，凸顯了國內勞動者技能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而在德國，超過六成年輕人選擇接受"雙元制"職業培訓，很少出現企業"用工荒"和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其秘訣之一就是"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
德國職業教育所謂的"雙元"，一元在學校，一元在企業。學校和企業完美結合，為學生理論結合實踐提供良好保障。一般來講，德國人初中畢業后，即16歲左右就可申請參加職業培訓，不過也有很多高中畢業生放棄申請大學，而是參加職業培訓，參加職業培訓的學生并不是直接到職業學校報名，而是先找企業。他們首先找到招收學徒的企業，與企業簽訂培訓合同，再到當地職業學校報名。
職業培訓時間依專業不同而有所變化，通常是2年到3年半不等，學生每周花一至兩天在職業學校學習基礎知識，三至四天在企業里進行實踐操作。他們有時也會按星期"倒班"，例如一周在學校，一周在企業，這些都依培訓合同而定。
職業學校多由地方政府設立，負責教授學徒理論知識，不過，學生在這里不僅可以學習到相關技能的理論知識，還必須學習數學、德語、社會學等基礎課程，職業教育的目的不僅在于學習技術，還包括提高學生個人管理、社交、解決問題、邏輯思維等多種能力。而企業在職業教育中充當主導力量。他們負責提供培訓崗位，并為學徒提供一定補貼，補貼金額通常為正式員工薪酬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培訓結束后，學徒通過考試可獲得相關行業協會頒發的技工證書。"雙元制"培訓結束，就職開始。
三、培養應用性人才
針對當前面對的機遇與挑戰，借鑒國外先進的教學理念，結合我國獨立學院特點，培育獨具優勢，富有特色的專業是獨立學院特色發展的重要內容，培養應用性人才是獨立學院的發展方向。
1、師資隊伍是培養應用性人才的根本保證
針對我國的國情讓每一位在校學生與企業相聯系，難度是非常大的，老師是學生學習的窗口，這就要求老師即能講理論知識，又能懂實踐，要上得了課堂，也進得了企業。學院一方面應為自有教師提供實踐平臺，讓老師積累職業實踐經驗。另一方面應在教學中引進一些資歷高，經驗足的商界人士走進學校，為學生講解專業知識，充實實踐知識。使得課堂教學不僅是停留在理論學習過程中，使得學生更直觀的了解企業要求，培養有競爭力的學生。
2、課程建設是培養應用性人才發展的方向
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式在幫助學生在再次深造和職場工作方面都是極為有利的。以我 系為例，在針對德語系高年級學生即將面對就業，再深造的境況，我院一直在重視培養學生德語基本語言能力的同時也兼顧一些基礎經濟，商務專業知識的滲透，在教學中我們嘗試與經濟系，管理系合作，為學生在學習經濟方面知識提供足夠的中文知識儲備。我系在大三，大四的課程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專業核心課程，這當中包含的課程有德語國家概況，文學選讀，語言學，學術論文寫作等課程，另外一類是專業延展課程，主要是經濟類課程，例如：經濟學原理，外貿德語，市場營銷等課程。專業核心課程有684學時，專業延展課程有450學時，要求學生在三到四學期完成。這對于那些即將面對就業，考研的學生來說無疑造成了很大負擔。若培養獨具優勢，富有特色的專業就可以使學生能依據自身情況出發，有的放矢的學習。
結合德國的成功教學經驗，為學生提供量身打造的課程，已成為我系新一步的教育計劃。具體辦法是專業方向劃分制度：把學生分為經濟類方向和語言文學方向。學生在大學第四學期末選擇專業方向，從第五學期開始，兩個專業方向的課程就會有所不同。在 統一的基礎課程外，學生可根據興趣選取選修課程。
長期來，語言學在國內德語專業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總課時量偏少。而在德國，語言學作為基礎必修學科，與文學、翻譯學以及跨文化交際等學科方向并重，甚至有過之。所以無論學生選擇哪個專業方向，語言學都應是必修學科。例如作為經濟類方向的學生，需要修滿一學期，但作為語言文學方向的學生，需要修滿三個學期，深入的了解語言學知識，是學好德語的必經之路，同時也為今后考研或出國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礎。
對于準備就業或者出國深造經濟方向的學生，設了一整套的德語經濟課程。在大三第一學期開設經濟德語，企業管理概述等課程，為學生在經濟專業方面貯備充足的單詞量，以及普及對經濟課程概況的初步了解，使學生適應從語言學習過渡到語言的實踐應用；在大三第二學期開設市場營銷，外貿德語，商務信函等一系列專業經濟課程，以達到為學生豐富專業的理論知識的目的。在大四學年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開設一系列具有針對性專業經濟知識的課程，例如企業管理，國民經濟，會計核算等。給學生提供更大自主選擇的空間，讓學生自主選課，使學生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學習。
3、教學方法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要工具
應以學生為中心，培養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應學生占主體地位，教師居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學生學習過程是在教師創設的情境下，借助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主動探索，積極交流，從而建立出新的認知結構的過程。
4、教材選用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基礎
針對獨立學院學生的學習基礎差，直接引用德國原版資料，會使得學生失去學習興趣，而中國專業教材不足，因此教師必須立足于學生實際情況出發，將德語原版教材內容進行調整，整合或拓展，準確把握教學重點和難點。
5、課程的評分標準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質量保證
在經濟課程學習中，筆試并不能完全反映學生的真實水平，有很多課堂練習，小組作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對學生的評分應來自兩方面。平時成績以及考試成績。平時成績中可根據平時出勤，小組作業，個人課堂表現等進行綜合評定。考試也可根據課程要求有口試，筆試以及完成項目為評定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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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型大學;國際合作聯合;國際化;改進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21世紀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也是建設一流大學的重要特征。研究型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核心環節和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的成為了高等教育國際化浪潮里的重要參與者。眾所周知開展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意義是多樣的，學生在國際交流中收獲非凡，既開拓了視野完善知識結構，也提升了國際交往與溝通能力;而學校在開展國際聯合培養項目的同時，加強了與國外一流高校的聯系，更容易學習到國外一流大學先進的辦學經驗，提升自身的辦學水平。
培養“具有深厚人文底蘊、扎實專業知識、強烈創新意識、寬廣國際視野的國家棟梁和社會精英”是四川大學基于新世紀新挑戰所提出的本科人才培養目標。為加強對學生的國際化培養，開闊國際視野，從改革開放到新的四川大學成立以來，學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取得了全方位、深層次和突破性的發展。本文以學生視角為切入點，對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在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學習感受，思考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給學生和學校帶來的影響和變化，并在此基礎上為完善四川大學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提出改進建議，從而為其他高校提供有益借鑒與參考。
一、學生對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感受與建議
學生是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實際參與者和受益者，他們參與項目過程中的體驗和感受是之后學校改進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基本出發點之一。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為參加項目的學生和學校自身帶了巨大的收獲，因此，為了能更好的開展聯合培養項目，切實了解學生的感受與建議變得尤為重要。通過問卷調查，從圖1可得知，學生最為關注的是學校能提高聯合培養合作學校的層次，多與世界一流大學建立聯合培養項目。其次是希望學校能設立國際合作聯合培養的專項獎學金，讓更多的學生也能夠參加聯合培養項目。同時超過50%的學生也認為學校應在“項目宣傳”、“學分轉換”和“聯合培養學科范圍”等方面改進工作。
二、基于學生建議對學校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幾點思考
（一）聯合培養項目的質量有待提高，學科范圍有待擴大
四川大學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近年來的發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與美、英、法、日等國的百余所高校簽訂了本科生聯合培養協議，但是在這百余所高校中，世界頂尖的高校卻相對較少，聯合培養項目的學校層次還有待進一步的提高。學校應多與世界名校洽談聯合培養事宜，提高學校層次，使學生有更多機會享受世界一流大學的教育資源。另外在對學校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學生的調查中，筆者發現，長期的聯合培養項目專業主要集中在經濟類、理科類和外語類，而其他專業學生參加的聯合培養項目一般都是對專業要求不高的短期課程項目。學生參加聯合培養項目的時間越長，其收獲越大，聯合培養的效果越明顯。
（二）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持
眾所周知，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需要雄厚的經濟條件作為支撐，在國外一年20萬左右的學雜費，讓許多有意參加聯合培養項目但家庭經濟條件一般甚至困難的學生望而卻步。為了能保證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效率最大化及公平，學校應在政策方面對于家庭貧困的學生進行適當的照顧，保證他們也有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的權利。同時學校還應該通過多種途徑開辟獎學金、設立專門的聯合培養獎學金，積極資助家庭的困難學生參加聯合培養項目，減少學生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的經濟負擔，使所有學生都能享受到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帶了的優質教育，實現教育的公平。
（三）聯合培養項目的宣傳力度有待加強，宣傳途徑更需多樣化
四川大學目前主要是通過教務處網站和“國際化教育”微信兩大平臺進行項目信息的通知和推送。但是在筆者發現，雖然有這兩個宣傳渠道，但不少學生錯過了一些好的培養項目。主要原因在于學生參與國際化教育的意識比較淡薄，沒有很好的進行全方位的準備，一旦項目啟動卻沒有資格參加;其次，項目報名時間較短，而學生并非每天都會關注教務處主頁，有些合適的交流項目學生看到后，卻錯過了申請時間，只能等待下次機會，同時微信推送平臺由于建立時間較短，許多學生并不知道，尤其是第一次申請項目的學生。學校可以適當延長項目報名時間，讓學生有充足的報名時間，再者，可以與各學院輔導員建立合作聯系，通過輔導員的短信通知方式，使更多的學生能了解都聯合培養信息。
（四）學分認證體系有待完善
學分轉換不方便、課程對應困難等問題一直困擾著參加國際合作聯合培養的學生。四川大學雖然在這些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改進，同時也與聯合培養高校進行了協商，但是仍然會出現上述問題。學生在川大所修的學分在對方大學得不到認可，使學生在外學習期間不得不重新修讀課程，加重了學生的學業負擔。同時由于國外的選課系統已經較為完善，學生可以自主選課，有時就會出現學生在國外大學選修的課程在國內得不到認可，并且學生參加聯合培養項目后其視野的開闊、思維能力的訓練及國際知識的增加等都不能以學分的形式得到認證。
二、對四川大學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改進建議
（一）加強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遴選，提高合作辦學層次
國際聯合培養項目的開展，不僅給學生帶了巨大的收貨，同時，也提升了學校的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為進一步提高國際交流水平，學校必須加強國際聯合培養項目的遴選，提高辦學層次。國際合作聯合培養不僅給學生帶來了巨大的收獲，同時，學校也應該通過自身的改變來提高學校的教育水平與教育質量。因為只有學校自身綜合實力的提高，才能更好的與世界一流高校建立聯合培養項目。首先學校應該轉變人才培養方式，制定個性化的人才培養目標，吳玉章學院已經開始針對本院學生進行個性的培養，而這種培養方式更應該全校性的推廣，讓全校學生都能享受個性化的教育。其次，在筆者之前的調查之中，學生認為學校在國外原版教材的使用及學校邀請外國專家開設講座等方面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因此學校應提高國外原版教材的使用率，多邀請國內外知名教授到學校開設講座提升學生的眼界。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導者，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之中要向學生介紹學科發展的前沿動態，同時學校要注重教師隊伍的國際化，多引進海外名校的學者到校授課。
（二）多樣化聯合培養項目的宣傳途徑，積極擴大學生的參與率
國際合作聯合培養項目的宣傳不僅僅只是項目本身的宣傳，要想更多的學生加入到國際合作聯合培養之中，加強學校的國際化建設，首先應在學校營造一種國際化的氛圍，讓學生意識到參加聯合培養的優勢與益處，讓學生有參加聯合培養項目的意愿。學校除了通過常規渠道進行聯合培養項目的宣傳，還可以定期組織一些國際化教育的講座、對話沙龍等，讓學生了解國際前沿的知識信息，關注人類共同面臨的饑餓、環境惡化、戰爭等問題，培養學生的國際責任感和國際化意識。同時應該以參加聯合培養項目學生的親身留學經歷向其他學生宣傳聯合培養項目，使宣傳更具有說服力。
（三）加大學校宣傳，增強學校在全球各地區的影響力
伴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各個大學在生源、學科建設、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競爭更加嚴峻。面對如此嚴峻的競爭形勢，學校的發展不能提留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階段，而更應該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學校在全球的影響力。四川大學作為坐落于中國西部的一所研究型大學，由于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所限，學校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遠不如我國東部地區的高校。因此學校應該以口腔學、數學、生物醫學工程等重點學科為支撐，組織各類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會議。
（四）完善學分認證和課程修讀要求
學分轉換不方便、課程對應困難等問題，將嚴重打擊學生在國（境）外學習的積極性，也為學生回國后繼續國內學習帶來了不小的困擾。因此，學校需建立彈性的學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課程體系，考慮由院系教授根據學生在海外學習的課程大體內容，或者讓學生進行陳述和答辯來決定是否可以把這些課程轉化為專業必修課的學分。
（五）重視聯合培養學生在國外學習生活的追蹤
學生參加聯合培養項目，一個人在國外生活學習要面臨許多的困難。陌生的環境、文化的差異以及最開始語言的問題都將給學生帶來巨大的心理沖擊，而國外的學習課程任務重，學生需要閱讀大量的書籍，完成大量的論文。在學習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之下，學生的心理將承受巨大的壓力。在聯合培養的工作中就出現了學生在外學習的期間抄襲論文的情況，因此學生出國后的情況我們應該密切的關注、追蹤。為了保證學生在海外的正常交流學習，在學生參加聯合培養項目之前，學校就應該幫助學生了解外國文化，提高其跨文化能力，同時要幫助學生提高語言水平，幫助他們克服語言困難。在學生在外學習期間，學校國際處、教務處相關老師和學生輔導員，應該加強與學生的聯系，及時了解學生在外動態。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各個高校應該以開放的姿態融入到國際化的浪潮之中，研究型大學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領頭羊”更應該積極參與到國際化的潮流之中。國際合作聯合培養工作是研究型大學提升國際化水平和提高教育質量的一條捷徑。
參考文獻：
[1] 孫美麗.高校國際化背景下的學生出國交流培養管理探究.[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9）.
關鍵詞： 國際化；財務管理；課程體系；雙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1-0001-04
0 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對國際化財務管理人才的需求激增。在全球化視角下，培養“具備國際化意識和國際化框架的知識結構，具有國際交際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通曉國際規則，能適應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并能從容應對國際化市場化帶來的各種機遇與挑戰”的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將成為我國高校財務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而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有賴于高校的國際教育水準，以及國際化課程體系的構建與實施。
1 國際化課程體系的含義及特征
課程國際化是在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被公認為是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關鍵維度和實現培養具有國際化人才的重要途徑。
1.1 國際化課程體系的含義 課程國際化是從知識全球化的角度出發，全面設計本國的高等教育課程體系，從而使所培養的人才能解決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交流合作和發展中所遇到的障礙、隔閡和差異，并通過分析比較、鑒別與篩選將他國文化、社會、科技和管理精髓融入本國文化中。
迄今為止，課程國際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①開設一些國際課程，講授國外科學文化成果，如設立國際經濟、國際法、國際金融等課程；或在傳統的課程中融入國際化內容，如增加國際背景、國際案例、外國文化等；②開設用外語（主要是英語）講授的課程。③將國外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技術手段應用到課程的實施中，進一步加深課程的國際化程度。目前，除了世界一流大學以外，大部分國家高校的課程國際化程度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
1.2 國際化課程體系的特征 課程國際化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①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文化成果，與本國傳統課程相融合，建構自己的國際化課程體系，并參與到世界高校課程體系之中；②把本國優秀科學文化成果向世界推廣，讓外國人認識和理解本國的優秀科學文化成果。
一個國際化的課程體系應具有如下特征：①開放性，即該課程體系向世界開放，能迅速反映現代科技、文化、社會和市場發展的需要，并不斷調整、優化。②共享性，即實現課程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共享，包括設立開放性課程、跨國選修課程、優秀教材的共享、先進教學方法手段的交流等。③通用性，即通過國際上認可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和標準，使本國的課程、學分得到世界的認可。
2 財務管理專業國際化課程體系的現狀及發展的障礙
經過十多年的專業建設，我國高校財務管理的課程體系不斷優化。目前，財務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可以用“2+2”模式來概括，其中第一個“2”代表兩個平臺，即通識教育平臺和專業教育平臺；第二個“2”代表兩個模塊，即理論模塊和實踐模塊。專業教育平臺上理論模塊分別由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或核心課、主干課）和專業選修課構成，包括經濟類（含金融、貿易、法律）、管理類和財務會計類課程；實踐模塊由各類實訓、實習、專業技能大賽、專業資格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構成。各高校大多數財務管理專業在2個平臺上開設的基礎課和必修課大致相同，選修課和實踐模塊因各校辦學條件、優勢特長不同而差異較大。
2.1 財務管理專業國際化課程體系的現狀 我國高校財務管理專業課程體系在國際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如下的成績：
2.1.1 樹立了課程國際化的理念 新形勢下，我國許多高校將國際化作為財務管理本科人才培養的目標之一，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財務管理人才培養目標為“亞洲一流，國際知名”，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將“國際化”確立為財務管理本科辦學特色，大連民族學院提出要培養“有較強外語能力和溝通能力，通曉國際規則的國際化、高素質、應用型的復合型財務管理人才”。為實現這一目標，這些高校樹立了“課程國際化”的理念，逐步構建和優化國際化的課程體系。
2.1.2 多種方式構建國際化的課程體系 ①開設專門的國際化課程。許多高校財務管理專業普遍重視國際化趨勢以及國際交流與合作，許多高校專門開設了國際化課程，如國際關系學、國際問題研究、國際政治、國際法、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文化研究、國際史、國際財務管理、國際會計等，這些課程反映了國際社會、政治、歷史、法律、文化、經濟、貿易、金融等方面的發展狀況，使學生能接受全方位的國際化教育。②增加課程的國際化內容。許多高校財務管理專業教師在傳統課程中增加了國際化內容，加入外國知識和國際觀點，加大比較文化和跨文化理解的比重；及時把將國外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科技成果補充到教學內容之中。例如，在傳統的會計類課程中增加國際會計準則、國際審計準則、跨國公司業績評價、比較會計制度、管理信息系統和控制等國際化內容；在傳統的財務管理類課程中增加比較財務管理、西方財務理論、金融工程、期貨與期權等國際化內容。③實現跨國選修課程。通過開設國際財務管理專業、與國外高校聯合開辦學位課程以及學生互派的交流項目等形式，實現跨國選修課程，推動課程的國際化。隨著國際化認識的提升，一些高校設置了國際財務管理專業或財務管理國際班，如西南財經大學開設了財務管理雙語實驗班（國際化方向）。此外，一些高校積極與國外高校合作辦學、聯合培養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如東北財經大學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國王大學學院合作舉辦財務管理專業本科教育項目。④其他方式促進課程的國際化。通過邀請國外學者講學、派出教師到國外游學進修、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交流、聯合科研等方式，建設一支國際化的師資隊伍，從而保障國際化課程體系的實施。
2.1.3 開設雙語課程，使用國外原版教材或引進教材 近年來，隨著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我國高校均開設了一定比例的雙語課程，使用國外原版教材，中文講授或中英文交替講授，一些重點高校還開設了全英文課程。此外，許多高校大力引進國外優秀的財經類教材，各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了一批具有較高質量的國外財經類教材，高校在教學中選用國外翻譯教材甚至原版教材的比例大大提高。
2.1.4 采用科學的現代化教學手段和方式 許多高校財務管理教師不斷提高教學手段的現代化程度，采用多樣化的現代教學方式提高教學質量和水平。一般高校都具備了多媒體教學條件，一些高校還開辦了網上教學、財務金融實驗室。部分高校推廣案例教學，通過對各類案例（尤其是最新國外財經案例）分析與講解，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一些高校通過開設各類財務管理實務課程，鍛煉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操作水平。
2.2 財務管理專業國際化課程體系發展的障礙
2.2.1 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高校財務管理專業在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方面還存在這樣那樣一些問題：
第一，處于初級階段，國際化程度有待提高。我國大多數高校財務管理專業的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還處于第一或第二階段，缺乏國際化建設的經驗，對課程國際化的深刻內涵理解較膚淺。具體表現為：對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局限于目標和專業的設計上、或與國外大學合作培養上，未將國際化的實質內容滲透到財務管理本科人才的培養、課程體系的構建和實施中，未反映到國際化課程的改革中。
第二，國際化課程尚未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體系。對財務管理課程的國際化，一些高校缺乏科學而系統的規劃和管理，將雙語授課、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或海外資格證書的培訓課認定為國際化，生搬硬套國外課程和教學內容，忽略本國特色和文化。在通識教育平臺的課程設計上，那些能夠體現學科發展前沿動態和介紹新興學科的課程較少，反映學科交叉和綜合發展內容的通識教育課程嚴重不足；此外，各通識課程之間缺乏內在的邏輯聯系和必然的遞進關系。
第三，課程國際化的實施效果不佳。一些高校財務管理專業課程國際化的實施手段單一、效果欠佳。例如，在人才培養時更多地注重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忽視跨文化溝通、理解、學習和研究能力的培養；在教學內容上，國際化教學材料的使用較少，跨文化案例和素材的應用更少，跨文化比較及批判性思維嚴重缺乏；在創建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上，許多高校以輸出學生為主，輸入的留學生較少，難以形成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第四，雙語教學比例較低，國際化教材的使用效果亟待加強。我國高校財務管理專業的雙語教學比例不夠，教學層次較低，大多為半外語型（使用外文原版教材、中文授課）或混合式（中英文交替授課）教學方式。全外語型（沉浸式）雙語教學方式使用比例極低，據統計，目前我國高校中985高校全英語課程比例不到10%，211高校不到2%，而大部分其他層次高校都是零。大部分高校使用引進的原版教材進行雙語教學，由于原版教材在課時設計、內容編排、知識廣度深度等方面不太符合我國國情，再加上廣大教師和學生的英語水平均未達到要求，使用效果大打折扣。
第五，國際先進的技術手段和教學方式需大力推廣。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性學習、國際化遠程教育、網絡教學、課堂案例教學、討論教學、模擬教學等先進教學方式和技術手段在一些高校財務管理專業的教學中尚處于嘗試階段，推廣和普及尚需時日。許多高校財務管理專業教師仍沿用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被動教學模式，未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2.2 建設國際化課程體系的主要障礙 盡管不同高校財務管理專業課程的國際化程度不一，實施效果不同，造成實施效果差異的原因不同，但概況來說，大部分高校財務管理專業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的主要障礙有：
第一，受制于經濟驅動下的大學商業化動機。在經濟利益和市場需求驅動下的高校國際化，必然會偏離高等教育培養國際化人才的初衷，造成大學國際化的原有價值如理解、尊重、交流和合作等元素讓位于長驅直入的貿易本質。在這種動機下構建的國際化課程體系，難以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和國際化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規律，國際化人才培養計劃只能流于形式。
第二，受制于大學國際化改革的模式。盡管我國高校普遍重視自身的國際化發展，但是大部分高校國際化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推進模式，并未充分調動課程國際化的主要參與者—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事實上，許多高校教師并未對課程國際化持正確的態度，認為雙語教學或全英文教學可有可無，更別說主動參與到課程的國際化建設中。此外，承擔國際化課程的教師雖然比其他教師付出更多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造成實際上課效果不理想、教學評價不佳，再加上沒有差別的待遇，嚴重打擊教師參與國際化課程的積極性。學生的情況類似，一些學生出于就業和考研等目的，不愿在國際化課程上花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加上擔心雙語課程“太難”或“聽不懂”，放棄選擇雙語課程。
第三，受制于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教師作為國際化課程的開發者和實施者，他們的態度和觀念直接影響著國際化課程體系的構建與實施，他們的知識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化課程的效果及國際化人才培養的質量。參與國際化課程體系建設的教師需要具備如下的知識和能力：①強烈的國際化動機，豐富的國際化專業知識和跨文化的一般性知識，并能將這些融入到課程開發和教學中，以批判和比較的視角來看待跨文化的學術問題。②與國際學術圈保持緊密的聯系，不斷更新自己的專業知識領域。③國際化的教學方法和手段。財務管理專業國際化課程的教師必須擺脫傳統教學模式的禁錮，采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和評價手段，關注學生的個性需求，靈活運用研究性學習、討論式學習等先進教學方法。④熟練地應用英語進行授課的能力。事實上，能達到上述要求的國際化財務管理專業教師在我國高校是非常缺乏的。
第四，受制于學生的英語水平。參與國際化課程的學生需要同時兼顧外來語言和專業內容，尤其是要花相當一部分精力來應對語言問題，因此，學生的英語水平高低直接關系到國際化課程效果。如果學生的外語基礎不扎實，勢必會影響其對專業內容的掌握和國際化課程的教學效果。從一些高校雙語授課的實踐反饋來看，參加雙語教學的學生中能聽懂三分之一以上內容的學生數占到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三分之一左右的學生基本聽不懂。這樣使得英語基礎薄弱的學生在獲取專業知識的前面又多了個障礙，違背了雙語教學的初衷。
3 加強我國高校財務管理課程體系國際化的對策
3.1 整體規劃，形成合力推動課程的國際化建設 高校應將課程國際化納入學校的總體規劃和人才培養目標中，研究實施課程國際化的政策機制，對國際化師資的引進、國際化教材的選用、國際化教學方法的推廣、教學獎勵等方面制定具體政策。組成校級團隊在全校各院系實施和推廣課程國際化，定期召開課程國際化研討會、雙語教學經驗交流會和教學觀摩等等，營造課程國際化的校園氛圍。
3.2 不斷優化國際化的課程體系 首先，針對經濟社會發展和財務管理專業的發展需要，設置跨人文與自然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等綜合性通識教育類課程。例如增設歷史分析和社會分析、文學藝術、外國文化、道德倫理、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課程。其次，強化公共英語教學，提高學生英語聽說能力。建議在保證大學英語總學時不變的前提下，增加英語強化訓練課程，如英語聽說（第1學期）、商務英語聽說（第2學期）、商務英語讀寫（第3-4學期）。同時開設跨文化交流與比較的課程，例如《東西方文化比較》、《外國歷史》、《西方思想史》、《西方經濟史》等，為雙語教學與國際化意識的培養打下良好基礎。
在專業課中增加雙語教學的比重，適應國內、國外、國際三種環境變換的全球財務的視野，提高對外進行交流的外語能力。從第1門專業課開始，循序漸進地進行雙語教學：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第1學期，部分雙語），初級會計學和宏觀經濟學（第2學期，部分雙語），財務會計和金融學（第3學期、雙語），國際金融和財務管理（第4學期、雙語），管理會計（第5學期，雙語），投資學和國際財務管理（第6學期，雙語），國際財務管理（第7學期，雙語）。
3.3 加強雙語教學，推動教材和教輔的國際化 雙語教學和全英文教學是培養國際化財務管理人才的重要方式。建議對國際化程度高的課程采用雙語教學，如金融學、管理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金融市場、公司理財等課程。對專業性較強、難度較大的選修課程則可以選用翻譯的國外教材或國內優秀教材，中文授課。在雙語教學層次上，建議先從低層次的雙語教學模式開始，隨著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和專業知識的積累，逐步過渡到較高層次的雙語教學模式。在條件成熟時，可在高年級開設的課程中選擇幾門（核心或選修課程）進行全外語型雙語授課。通過這種循序漸進、穩步推進的方式，使學生從心理、能力和英語思維上逐步適應雙語教學模式。此外，在具體的雙語教學實踐中，建議分班教學，即根據學生英語水平高低將英語水平大致相當的學生分在一個班里，接受最適合的雙語教學模式。
建議引進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加快教材和教輔資料的國際化建設。由于國外出版的教材質量良莠不齊，在引進國外教材時要特別注意甄別教材的質量。在使用原版教材教學時，教師要注意結合本土化的內容，切忌照本宣科、生搬硬套。
3.4 大力推廣國際先進的技術手段和教學方式 首先，改變傳統的課堂講授方式，將導學式、互動式、案例式、研討式教學法應用到課堂教學中，通過“課堂圓桌會議”、“課程論文”和“小組作業”等方式形成“學生自學體驗”，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和鉆研精神。其次，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優化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水平，例如建立網絡教學平臺，為師生提供一個教學互動、教學資源、管理和溝通傳播方式的數字化教學環境，為學生開展探究式、自主式和全天候學習創造條件。
3.5 推進師資隊伍的國際化建設 培養一支英語水平高、學科知識強、適應雙語教學的師資隊伍是課程國際化建設成功的重要保證。打造國際化的師資隊伍，一方面要大力吸引國際師資的加盟，在全球范圍內招聘財務管理專職教師、課程教授或客座教授；另一方面是建立完善的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培養機制，定期選派財務管理教師到英語國家進行強化訓練，回國后盡快開出雙語教學課程，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提高教師國際化課程的授課質量；選拔一批有長期出國經歷的教師組成了雙語教學的核心團隊，通過“傳、幫、帶”等方式擴大雙語教學師資隊伍，讓更多的專業教師加入到課程國際化建設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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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of accounting major meets great challenges，which are caused by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large graduates number，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supply and demand，employment units’benefits consideration，and factors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ig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vocational ability framework of accounting major from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 level，potential ability level，and quality level using qualification model and iceberg theory．
key words: accounting maj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framework design
〔摘要〕 高校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情況不容樂觀，主要原因來自傳統性別觀念、畢業生數量攀升、人才需求矛盾、用人單位成本效益考慮及女生自身因素等方面。我們可以運用能力素質模型、冰山理論，從體現一般績效水平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層、體現杰出績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層、體現女性特質的能力層三個層面，設計高校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結構。
〔關鍵詞〕 會計學專業; 女大學生; 職業能力; 框架設計
會計是通過設置賬戶、復式記賬、會計報表等特有的方法，為組織提供決策有用的財務信息的管理活動。貨幣計量是其最明顯的特征。在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化的計算工具還沒有普遍得以應用之前，在我國算盤幾乎就是會計的代名詞。即便是廣泛應用計算機、計算器等現代計算工具的今天，算盤在加減法計算方面仍然有其獨特的優勢。女性在撥打算珠、畢業論文賬目登記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因此，延續到現在，女性從事會計工作的人數比男性要多得多。
在校會計學專業大學生中，女生大約占 70%，“十個大學生就有一個是學會計的”( 1999 年 6 月 14 日，經濟參考報) 。因此，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情況影響面很大。近幾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及畢業生人數的增加，中國就業問題日益突出，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非常嚴峻，而受就業大環境、傳統觀念、用人單位成本效益考慮及女生自身因素的影響，女大學生就業面臨更大挑戰。女大學生就業問題，特別是占較大比重的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問題，更是政府和社會的問題，事關和諧社會的構建，從長遠看，關系到國家未來人才的培養與興旺。因此，提升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的就業能力非常重要。本文力圖分析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不容樂觀的現狀及其原因，通過設計職業能力框架，提高其自身能力與素質，從而提升其就業能力。
一、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狀況分析 會計畢業論文范文
( 一) 從調查數據看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的就業情況
統計數據表明，女大學生招生與在校人數幾乎與男生各占一半。2010 年南開大學招收女生約占53． 1% ，2006 級復旦大學新生中女生約占 52． 3% ，上海外國語大學 2010 級新生近 1500 人，女生超過80% 。2008 年全國普通高校招收的 6076612 名本專科新生中，女生有 3321962 人，約占 54． 7%。女大學畢業生是我國優質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就業問題直接關系到她們平等生存發展的利益，關系到數百萬家庭的民生和社會的穩定。為了解女大學生就業創業現狀以及她們的需求和期望，2009 年，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主持并委托華坤女性生活調查中心開展了全國“女大學生就業創業狀況調查”。
選取的調查樣本較有代表性。從地域看被調查的女大學生，40%多來自北京高校，其余來自上海、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其中 55． 3% 來自城市，44． 7%來自農村。從學校情況看，來自重點院校的被調查女大學生比例高于非重點院校。從學歷層次看，被調查女大學生學歷從大專到博士，其中 7 成是本科生。從所學專業來看，經濟學類比例最高，占27． 4% ，其次是文學類 19． 2% ，再次為 法 學 類15． 4% ，工學類、理學類共占 24． 4%［1］。該調查從求職經歷、求職感受、求職中遇到的困難、應對行動、創業難題、對就業政策的了解、需要的幫助等方面展開，該調查報告表明，56． 7%的被調查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感到“女生機會更少”，91． 9% 的被調查女大學生感受到用人單位的性別偏見［1］。
很明顯，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的就業調查包含在經濟類專業 27． 4%中，是所調查專業中比例最高的。再按照教育部教育計劃司 1999 年的資料，全國1032 所普通高校中，就有 488 所設有會計學專業;在全國 800 多個本科專業中，會計專業目前的招生人數是最多的，在校學生人數也是最多的; 還有 546所成人高校設置會計學專業; 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學生總計 560 多萬人，而會計學專業在校學生人數就有 53 萬人( 見 1999 年 6 月 14 日《經濟參考報》) 。因此可以推斷，從專業來看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在調查中占有幾乎最高的比重。也就是說，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在求職中較男性機會少，受歧視現象相當嚴重，就業情況不容樂觀。
( 二) 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不容樂觀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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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及現實情況表明，女大學生就業情況面臨挑戰，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情況不容樂觀。原因主要在于傳統性別觀念影響、畢業生數量攀升、人才需求矛盾、用人單位成本效益考慮及女生自身因素等的影響。
1． 傳統性別觀念影響。我國傳統觀念中“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思想影響久遠，雖然政府積極倡導男女平等，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就業中性別歧視、重男輕女現象仍屢見不鮮，91． 9%的被訪女大學生感受到用人單位的性別偏見，理工科女大學生“經常”感受歧視的比例最高［2］。就業機會較少，4 成被調查女大學生認為女生找工作比男生困難，理科類和碩士生感覺更困難。
2． 畢業生數量增加。2009 年全國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 611 萬，2010 年 630 萬人，2011 年為 660萬人，畢業生數量逐年攀升。受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等的影響，經濟滑坡，工業破產倒閉，失業率增加，就業崗位減少，龐大的畢業生數量與人才需求之間存在矛盾，畢業生相對過剩。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占較大比重，其就業情況自然不令人樂觀。
3． 人才需求矛盾。受“重商主義”的影響，有些學習工程技術、材料科學、化工化學的學生不愿意到工業企業工作，形成工程技術人才缺乏，而會計學等一般層次經濟管理人才存在較大剩余。
4． 用人單位追求經濟利益。會計學專業崗位分工明確，女大學生畢業后從事會計工作很快面臨結婚生子等特殊階段，按照國家規定，女職工生育期間享受正常的工資待遇等，且由所在單位負擔。很多用人單位考慮到經濟利益，不愿承擔由此增加的誤工成本等，因此同樣情況下不愿意接受女大學生。
5． 女大學生自身能力素質影響。盡管在校會計學女大學生學習成績普遍優于男生，且具有細心、安穩、堅韌等特質，但在大膽做事、開拓精神等方面一般不及男生，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二、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設計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變化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盡管造成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自身因素是最關鍵的、第一位的。因此，借鑒能力素質模型及注冊會計師能力框架指南，結合女性特質，構建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苦練內功，提高自身能力與素質，是提升其就業能力的關鍵所在。
( 一) 能力素質模型 會計專業畢業論文范文;
能力素質模型( competency model) 也稱為勝任力模型，是指擔任某一特定的任務角色所需要具備的能力素質的總和。創始人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大衛•麥可利蘭( david mcclel-land) 博士。他將直接影響工作業績的個人條件和行為特征稱為能力素質，并進一步表述為:“能區分在特定的工作崗位和組織環境中杰出績效水平和一般績效水平的個人特征。”，包括知識( knowledge) 、技能 ( skill) 、自我概念 ( self － concept) 、特質( traits) 、動機( motives) 5 個層次。1973 年，麥可利蘭提出素質冰山理論，將人員個體素質的不同表現形式劃分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其中，“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是外在表現，是容易了解與測量的部分，相對而言也比較容易通過培訓來改變和發展。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會角色、自我形象、特質和動機，是人內在的、難以測量的部分。它們不太容易通過外界的影響而得到改變，但卻對人員的行為與表現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真正能夠把優秀人員與一般人員區分開的是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因此，麥可利蘭把不能區分優秀者與一般者的知識與技能部分，稱為基準性素質( threshold competencies) ，也就是從事某項工作起碼應該具備的素質;而把能夠區分優秀者與一般者的自我概念、特質、動機稱 為 鑒 別 性 素 質 ( differentiation competencies)［3］。
( 二) 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設計
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是指其順利完成會計工作所必需的主觀條件和素質架構。依據能力素質模型和冰山模型及層次分析理念，借鑒國際經驗及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能力框架指南，結合女性特質和會計學專業特點，構建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包括三個層面，即體現一般工作績效水平的會計基本知識技能層、體現杰出績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層、體現女性特質的能力層。
1． 體現一般績效水平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層。體現一般工作績效水平的會計的基本知識技能是勝任會計工作的專業能力，具體包括會計學及相關經濟、金融、稅收、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是基準素質能力。上述知識和技能可以通過大學期間的課堂理論學習與課程實踐來獲得。只有很好地掌握了這些知識和技能，才能在將來的實踐中運用自如，利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科學高效地從事會計及相關工作，為決策層提供有用的信息。會計是一門專業性比較強的學科，只有經過系統的理論學習，掌握了會計等相關專業知識，再加上實踐中的不斷總結積累感悟，才能很好地勝任會計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獲得上述知識與技能的優劣程度，取決于自己的學習努力程度。實踐表明，女大學生在校學習認真、刻苦、仔細，一般都能取得較好的成績。
2． 體現杰出績效水平的深藏能力層。依據冰山理論，深藏能力往往隱藏不露，是拉開績效檔次和體現能力差距的較高能力層次。該層次的能力也是當前就業中用人單位最為看重的考察點，這些能力包括觀察與記憶能力、組織協調與溝通能力、語言文字表達與總結提升能力、團結協作與創新能力等。
( 1) 觀察與記憶能力。會計專業的觀察能力是指全面、正確、深入地觀察被核算對象的能力。觀察能力是會計人員收集會計信息、獲得對會計對象感性認識的基本心理素質，是保證順利完成會計工作、取得會計業績的重要心理因素。敏銳的觀察力使會計人員能夠利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線索取得顯著的會計成果。記憶能力是對已經知道的
--> 東西能夠記住，并在以后再現或在記憶重新呈現時能再認識的過程，包括記憶的敏捷性、記憶的持久性、記憶的正確性和記憶的備用性。記憶是會計專業知識的倉庫，它為思維提供原材料。會計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會計人員主要與數字打交道，會計人員在思考問題時所應用的數字等材料大都來自記憶，具有較好的記憶檢索能力是優秀的會計人員必備的。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具有良好的形象思維能力、記憶力強、觀察細心，在此方面較占優勢。
( 2) 組織協調與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是指根據工作任務，對資源進行分配，同時控制、激勵和協調群體活動過程，使之相互融合，從而實現組織目標的能力。一般認為組織協調能力要包括組織能力、授權能力、沖突處理能力、激勵下屬能力等。溝通能力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思想與感情的傳遞和反饋，以求思想達成一致和感情通暢的能力。會計是為組織提供決策信息的、以資金為紐帶的管理活動，業務內容涉及與本單位有財務活動和財務關系的各部門與組織，既包括單位內部各部門，如計劃、人事、生產、營銷、后勤服務等，也包括單位外部的主管部門、銀行、稅務、審計等。單位內部的預決算、日常的財務工作與會計核算等，會計部門不可避免地與內部的部門發生業務聯系，需要協調與溝通。本單位與上級主管部門、銀行、稅務、審計等部門，也存在較密切的業務指導與業務聯系，更需要較高層次的組織協調與溝通。當然，會計部門內部各個不同崗位之間也需要溝通與協調，才能更好地做好會計工作。因此，高校會計學專業的女大學生僅僅完成基本的會計核算工作是不夠的，應該加強鍛煉，提高組織協調與溝通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勝任更重要的崗位，真正參與到單位的經濟管理中。
( 3) 語言文字表達與總結提升能力。
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是指運用語言、文字闡明自己的觀點、意見或抒發思想、感情的能力。它包括口頭表達能力、書面文字表達能力、數字表達能力、圖示表達能力等幾種形式。口頭表達能力，就是將自己的思想、觀點、意見、建議運用最生動、最有效的表達方式傳遞給聽者，對聽者產生最理想的影響效果的一種能力。書面文字表達能力，就是將自己的思想，運用書面文字表達方式，使其系統化、科學化、條理化的一種能力。從事會計工作，需要較好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會計工作涉及面廣，與內外部人員打交道多，較好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有助于上述組織協調與溝通能力的實現。另外，鍛煉書面的表達能力有助于總結提升能力的培養。會計人員個人及單位工作情況的總結、工作經驗的總結提煉、體現理論水平的工作論文的撰寫等，都需要較好的書面總結提升能力，而且這種能力在競爭中非常占優勢，往往成為很多年輕的會計人員很快得以晉升、提拔的制勝砝碼。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在口頭表達方面基礎較好，稍微加強就能更好地勝任工作。在書面表達、總結提升方面，需要加強訓練。所謂總結提升就是對以往的知識、工作、學習過程等進行梳理，從中吸取對于自身發展有益的信息與資源，從而在以后的發展中充分利用，達到提高學習、工作效率，提升自身能力的過程。總結提升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是通過長期有意識的培養獲得的。根據從事會計專業相關職業的人員的經驗描述，及時總結過去的資料、信息，對一段時間內的過程進行梳理提煉，形成書面文字或報告，對于自身素質、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將來的職稱晉升，尤其是高級職稱的晉升是考評結合，除了考核工作業績外，還要通過、課題研究等指標評價其綜合水平。從大學生在校期間參與的社會調研實踐和已畢業大學生的反饋可以得出，總結提升能力對于從事會計行業的人員而言已經越來越重要了。作為基層會計從業人員，其主要任務是做好記賬、算賬、報賬等日常會計核算工作。而作為財務主管、經理等管理人員，工作重點在于對下屬提供的會計信息進行總結和分析，從中發現問題并反饋意見，同時為企業高層決策提供財務信息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領導職務更注重總結和分析能力，工作內容側重于分析和報告。一個會計管理人員的主要任務也在于運用自己豐富的財務知識和經驗，在紛繁復雜的會計資料中提煉出企業決策相關且有用的信息，并以決策層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向上匯報，而對于此總結提升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 4) 團結協作與創新能力。
團結協作是日常工作基本規范之一，它要求員工在業務活動中，要互相支持、互相協作、互相配合，顧全大局，明確工作任務和共同目標，在工作中尊重他人，虛心誠懇，積極主動協同同事搞好各項業務等。任何組織都比較重視員工的團結協作精神，一項工作要很多人或很多部門共同完成，這需要大家的相互配合。會計工作崗位既分工明確，又相互聯系、互相承接。從憑證制作到賬簿登記，從成本計算到財產清查，直至會計報表，各環節密切相連，需要各崗位的會計人員通力配合、團結協作，共同完成，提供準確、及時、有用的會計信息。創新是以新思維、新發明和新描述為特征的一種概念化過程，是人類特有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高級表現形式，是推動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一個民族要想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論創新。創新能力與總結提升能力密不可分。表面看起來，會計工作按照會計準則、規范等開展，會計部門是會計規范的執行部門，談不上創新。其實，會計工作同樣需要創新。會計專業的創新能力表現在運用會計知識和理論，在會計理論和會計實踐活動領域中不斷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發明的能力。高校會計學女大學生應積極整合所學知識，注重吸收不同學科的思想、方法，激發創新思維，培養鍛煉創新能力。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經濟中新問題、新情況不斷出現，需要應用所學的知識解決這些問題，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思辨式地看待問題。
3． 體現女性特質的能力層。
女性特質能力是能夠體現女性特有魅力和優雅氣質的素質。該能力層主要包括優雅的氣質、穩健做事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等。女性的優雅氣質指的是女性特有的一種風格內涵。美國著名劇作家羅伯特•費希爾曾經說過會計專業畢業論文范文女人的優雅是那種端莊穩重、落落大方、不緊不慢、不卑不亢、美麗謙和、睿智機敏、談吐儒雅、清新悅目。擁有優雅氣質的女性更容易獲得有效的溝通、更容易組織協調和獲得認可。女性的優雅氣質往往通過自信、談吐、妝容和著裝等表現出來。
會計專業女大學生要培養個人的優雅氣質，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不要忽視儀表，作為女性，在社交場合，必須注意儀表的端莊整潔; 不要自視清高; 不要斤斤計較; 不要懼怕顯露真實情緒，不論什么樣的喜怒哀樂、柔情蜜意，都不應加以隱藏; 保持幽默感; 儀態端莊，充滿自信; 對別人給予信任和關心，熱誠與關懷; 接受自己的面貌，每一個人在性格或外貌方面，都有其獨特的氣質和優點，要善于加以發揮。穩健做事能力主要體現在做事細心、認真、謹慎、一絲不茍。女性的生理及心理形成女性會計人員的細心、敏感、認真及負責的特質，女性天生比男人敏感，而具有細致的觀察力。女性在情感的表達和感知方面，具有男性無法比擬的優勢，女性直觀能力強，對事物的觀察更為細致、敏銳和準確。同時，女性還有超強持久的耐力和超前的想象力等優勢。
另外，女性做事思考周密、謹
--> 慎，風險小。自我控制是指依靠主觀能動性按照一定目標，有意識、有目的地對自己的思想、行為進行轉化控制的能力。會計從業人員需要有比較高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知識，但是更加需要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這樣才能使職業道德、專業知識真正發揮作用。總之，女性善于言辭，溝通能力強; 她們善解人意，有豐富的情感以及對他人情感的感知力，待人接物講求分寸，為人隨和。此外，女性忠于家會計專業畢業論文庭、企業，工作認真執著，形成其定力較高、穩定性好的特質。上述特質是會計專業女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優勢。
三、結語
會計學專業是很多高校普遍設置的專業，女大學生占 70%［4］，其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依據能力素質模型、冰山理論設計的會計學專業女大學生職業能力框架結構，尚不盡完善。希望這一框架結構能在女大學生職業能力培養方面具有指導作用，同時，其自身也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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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才需求 應用型日語人才培養 日語課程設置
作為溫州地區唯一的溫州醫科大學（原溫州醫學院）的日語本科專業，自2005年開辦以來，其人才培養、課程設置等模式主要是學習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和其他院校的經驗實施的。目前，國內外形勢變化、經濟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適應社會的新需求，探索建立應用型、復合型日語人才的培養模式，有必要對人才需求和課程設置等開展研究，重新審視目前的人才培養方案和培養目標，調整課程設置，使之更完善、合理。
一、研究對象和方法
為了了解溫州醫科大學日語專業畢業生對本校專業的課程設置、培養目標和模式等的意見和建議，以及畢業生在用人單位的工作情況、所學知識和工作的勝任度、滿意度等，本研究對2011屆、2012屆畢業生和相關的用人單位實施問卷調查，共向學生發放問卷調查表157份，向用人單位發放120份。收回有效學生問卷調查表61份，用人單位調查表45份。總體上來看，因為部分學生畢業后工作單位經常發生變化，聯系起來有困難，所以回收率不太高。同時，本研究對在溫州的畢業生進行個別深入的訪談，旨在進一步了解畢業生對自我的評價、工作中的困惑及對學校人才培養的建議等。
二、研究結果和分析
1.對學生的調查結果。調查內容分為就業狀況、知識和能力培養、課程設置三個大方面。結果如下：
（1）畢業生就業崗位
日語專業畢業生目前從事的工作涉及翻譯、市場銷售、外貿、管理、教育培訓、金融、IT相關、信息服務等行業，其中從事口譯、筆譯相關工作的比例最大，占49%，其次是市場銷售和外貿業務占28%，管理崗位占7%，金融銀行等相關的占7%，與IT相關和采編的等占4%，教師占3%，其他公務員性質的工作等占2%。
（2）畢業生的知識和能力培養方面
對自己就業之初感到最缺乏的知識和能力的調查結果顯示，占80%的是工作經驗和實踐能力，其次是日語基礎知識和聽說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
而對于自己最自信的方面，認為自己人際關系好的比例最高，達到52%，其次是基礎知識扎實、實踐能力強、團隊合作能力強。
畢業生認為公司重視的能力首先是日語綜合能力，其次是日語口譯和聽說能力、適應能力、實踐能力。同時認為日語專業的畢業生應掌握的知識首先應該是經貿等相關的專業知識，其次是日語基礎知識、應用文寫作及計算機基礎知識等。而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按多少依次是使用專業知識的能力、工作能力、與人溝通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基本上被認為是日語口譯能力，其次是聽說能力、寫作能力、閱讀能力和日文電腦操作能力。
（3）課程設置及教學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方面
畢業生對學校日語專業的設置整體反映良好，認為課程設置比較合理的占73%，17%的人認為一般，10%的人認為不太合理。
從具體的課程設置來看，認為開設得比較實用的課程依次為：日語（視）聽說和日語會話、日語口譯、基礎日語、日語翻譯、日本文化研究、日語閱讀、日語寫作、日本概況、高級日語。認為開設得不太實用的課程依次為：日刊選讀和日語語言學研究、日本文學研究、日語閱讀、日本文學作品選讀、畢業論文、日本社會文化研究、日語寫作、日本概況。另外，畢業生認為還應增設的課程的必要度依次為：商務（外貿）日語、同聲傳譯、旅游日語及科技日語。還應強化的能力重要度依次為：口譯能力、聽說能力、寫作能力、電腦操作能力、閱讀能力。
畢業生們對學校的教學意見和建議，首先是加強實踐鍛煉，其次是加強聽說訓練和增開經貿等方向的課程，還有極少數人認為應改進教學方式。
2.對用人單位的調查結果。用人單位對我校的畢業生總體評價為良的占56%，總體評價為優的占44%。
對我校畢業生的專業能力最認可的是日語綜合能力，其次是口譯能力和聽說能力，最滿意的方面首先是工作態度，其次是適應能力和專業素質，再次是團隊意識、實踐能力和社交能力。認為我校學生能力欠缺方面排在前三位的是工作實踐能力、專業能力和計算機應用能力，其次是團隊合作能力、社交能力。認為我校學生還應培養的能力依次是日語口譯能力、工作實踐能力、聽說能力、計算機能力和社交能力。
對我校教學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排在前三位的是創造更多學習日語的實踐機會、加強社會實踐鍛煉和強化口譯能力，其次是增加外貿、經濟類的課程、提高聽說能力、優化師資提高教師水平。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畢業生對自己評價方面，主要反映為工作經驗和實際能力不足、日語聽說能力不夠和計算機技術缺乏等，而用人單位對我校學生的工作態度和日語綜合能力給予肯定的同時，感到學生缺乏的能力和應該培養的能力是實踐能力和口譯能力，這和學生對自己的評價基本一致。在課程的重要度方面，學生把聽力、會話（口語）、口譯三門主課被列為前三甲，分別達到100%、100%、90%，充分顯示學生自身也重視聽說力和口譯能力的培養。認可較差的是日刊選讀、日語語言學研究及日本文學等課程，被認為對工作沒有幫助，所以不被看好。在增開課程的必要性方面，外貿日語、同聲傳譯以90%、80%的高比例遙遙領先于其他課程，顯示出學生對專業知識學習的迫切；旅游日語和科技日語也被一些學生所要求。對學院日語專業教學的意見和建議方面，學生和用人單位的看法一致，都認為還應該創造學習日語的實踐機會，加強實踐鍛煉。
綜上所述，我校日語專業畢業生工作態度較好，日語綜合能力較強，但是實踐能力不夠強，日語口譯和聽說能力還不能使學生和用人單位非常滿意。雖然日語專業從成立之初就遵循“聽說領先，讀寫譯跟上”的教學理念，夯實日語基礎，強化日語聽說能力，提高口譯、筆譯能力，但主要還是在以教室、校園學習為主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方式下進行的，通過教師課堂教學和學生課后自學完成，因而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有很大的局限性。這和溫州所處的地理環境不無關系，來溫州的日本人，包括留學生很少，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公司、企業并不多，很難有真實的學習和實踐機會，而聽說譯的能力是需要通過不斷的、較長時間的實踐才能提高的。其次，專業課程的設置由于師資力量和水平的限制，經濟、貿易、商務、旅游等方向的日語課程近幾年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課程體系的合理性。
三、改進措施和改革目標
從以上結果和分析可以看出，我校日語專業要培養出社會需求的復合型日語人才還有許多路要走，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優化課程體系，使課程設置合理化。首先強化日語基礎知識包括基礎日語、日本文化及相關課程的學習，在有限的學時內，應加大日語聽力、會話、口譯方面的課程，縮減與培養目標不相適應的課程，增加更多的經貿等方向的專業選修課。其次，利用學校的資源，鼓勵學生輔修與就業方向有關的法律、管理、金融、信息等相關課程，掌握某一學科的基本知識、基本原理，以提高今后就業時的競爭力和工作中的實踐能力。另外，在內容上加強學生的應用能力、實踐能力的培養。
2.開展教學方法改革。改變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方法，根據培養目標和教學內容，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手段，突出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開展如小組討論式、辯論式、啟發式等教學。同時，還要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如課堂自我評價和評價他人的評價體系等。另外，盡可能地創造機會，把教學轉移到課堂外的實踐活動中，把日語學習應用到實踐中。
3.加強人才培養所需的師資建設。聘請日語且有其他專長的優秀教師開設日語專業選修課，為學生提供多方向、高水平的日語學習環境。同時，引進有外貿、商務等實踐經驗的教師，提高師資水平，為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提供結構合理、知識背景豐富的師資力量。
4.進一步鞏固與拓展合作辦學模式。在鞏固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聯合辦學的基礎上，加強與其他院校的交流和合作；繼續充分利用日本的大學教育資源，充實國際化辦學的合作項目，除了采用（2+2）、（2.5+1+0.5）模式之外，積極拓展（3+1）、（4+2）、（1+2+1）等人才培養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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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的想法可能與大部分留學生一樣：為了開闊視野，了解世界。國外大學的文憑含金量較高，家人也想通過留學讓我在就業時擁有一定的優勢。出于對美國文化的好奇，也出于對美國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欽佩，我選擇了這個國家。
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最新的世界大學200強排名中，美國大學的數量達到了75所之多。難得的是，美國3000多所大學，幾乎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專長，“總有一款適合你”。而且美國的大學還給國際生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學術選擇，社區大學、本科、本科轉學、碩士和博士申請，應有盡有。
美國是一個尊重個體意愿和個性的國家。評價一個學生是不是優秀，不在于他成績有多好、獲得多少獎項，而在于他有沒有盡力地去尋找、去堅持他想要做的事。美國學生在選擇專業方面十分慎重，與此同時，美國的大學體系提供了非常開放的轉專業制度。在國內，轉專業不僅有成績方面的要求，而且只能轉一次；在美國，如果你想轉到某個專業，不必遞交冗長的申請，不必排在年級的前幾名，只要跟選課導師見個面，聊清楚你的意向即可。我有一個朋友，以前在密歇根大學讀了一年，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課本上，就輟學投資股票，大概做了四年又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完成學業。他最初的專業是東亞研究，去年換成了音樂，今年又改成了藝術史，換專業就跟換衣服似的。在美國大學里，你常常會看到一些大一新生學兩到三門專業，不是因為他們三頭六臂，而是他們想通過各種嘗試，以明白自己究竟喜歡做什么。以我們傳統觀念來看，這叫“朝三暮四”，但在美國人看來，這是追求終生事業的過程。
父母送我們去外國讀書，多會讓我們讀較熱門的專業，比如金融類、經濟類專業，但他們可能會忽視我們自身的興趣，美國靈活的轉專業機制和選課機制能保證我們有更多的選擇余地，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不過話說回來，在自己沒有特別感興趣的專業的前提下，能學習一些實用型專業、國內緊缺專業還是比較靠譜的。
從學習氛圍上說，美國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國內大學課業相對輕松，很多國內大學生終日渾渾噩噩，只要考試不掛科就萬事大吉。美國的大學教育顯得更加嚴格，別看電影里美國學生整天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其實大家都忙得很。我們每天都會有一定量的作業、預習、寫作、資料搜集、小組討論。不管你想不想，都得跟著學，否則根本跟不上進度，就更別想順利畢業了。個人認為，美國大學“寬進嚴出”的體制，相對于中國大學“嚴進寬出”的教育體制，顯得更加合理與科學。
寬松得很，嚴格得緊，這就是我眼中的美國教育。
除了上述的美國教育體制外，發生在身邊的幾件小事也讓我頗有感觸。
第一件事：我第一次去圖書館，隨便找了個空位坐了下來。沒過多久，一個美國學生過來拍拍我肩膀，問我：“Would you mind changing your place？Because this seat is for disabled student.”我這才發現，我坐的那個位置比其他的都要矮一點，是殘疾人專座。在圖書館每層樓的洗手間都設有殘疾人專用廁所。美國大學的人性化和人文關懷可見一斑。
第二件事：和留學生前輩們一樣，我在美國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日常口語。甭管你雅思、托福多么出類拔萃，只要和藍眼睛大鼻子的老外對話，準歇菜。開學不久的一堂課上，老師讓我比較美國的福利機制和中國的有什么不同。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連“Chinese English”都祭出來了，愣是沒能講清楚。就在我擔心會被教授批評的時候，他居然贊了一句“Very good”，并微笑著為大家解釋我的回答，還帶頭為我鼓掌。這件小事讓我很感動，在國內被老師批評慣了，回答問題時總免不了小心翼翼；在這兒，我感受到學校的寬容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他們的寬容與鼓勵給了我許多信心，每個人都會犯錯，沒必要因為錯誤而畏首畏尾。
在美國讀書是很好，可我要是把留學美國夸上了天也不成。美國的教授們習慣鼓勵式教學，頻繁的“Very good”常讓我弄不清自己的優劣，這邊廂我被夸得飄飄然，那邊廂就得對著一塌糊涂的成績單發呆；我可以和國際生、本地生打成一片，但中美文化、價值觀的差異讓我很難真正融入他們的社會，我們不認同彼此的許多觀點，只能試著理解；在國內頻頻光顧的麥當勞、肯德基在這邊吃到吐，夜夜懷念宮保雞丁麻辣燙清蒸鱸魚；更別提客在他鄉的孤獨感，出國了，才知道自己離不開家人，才知道中國原來有好多制度優于美國。不過，為了能學有所成，再多的苦，也只能咽下。
還有一年，我就將結束在美國的日子。屆時又會有很多學弟學妹來到這個國度求學，而我，將在第一時間飛回祖國。
出國還是高考？孰優孰劣沒有定論。許多“海龜”眼高手低，尚不及國內普通大學的本科生。留學確實能開闊視野和增長見識，但更重要的還是學好專業知識。如果專業知識不扎實，僅憑一口流利的口語是難以打動HR的。如果你具備考上重點大學的實力，同時有出國的可能，建議你選擇前者。因為留學結束后你將失去在外國的人脈，而若是在國內讀書，在大學里交到的朋友會是你受用一生的資源。
誰適合出國？除了家庭經濟情況之外，身體和自律性也必須考量。如果沒有強健的體魄，留學是十分危險的。歐美國家的醫療體系相對完善，醫療服務行業是高利潤行業，如果在國外生很嚴重的病會很耗錢。另一方面，如果缺乏足夠的自制力，一個人在國外很容易沉淪。美國大學的自由度是藥也是毒，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到美國只會是浪費生命。
可以出國，還參加高考嗎？在獲得留學資格后，離高考還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回到了久違的教室和大家一起復習，備戰高考。雖然高考對我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我還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高三是一個能夠磨煉人意志力的時期，就算高考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也不應該輕易放棄。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是在讀書還是工作，堅韌的品質都是你值得擁有的財富。
一、 SAT 成績
SAT被稱為美國的“高考”。它雖不如中國高考那樣起著一錘定音的作用，但在美國大學招生過程中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分量。SAT考試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數學、英文和英文寫作，滿分2400分。由此可見，想要留學美國，必須擁有既能說又能寫的英語能力。
二、高中學年成績
學生在高中前兩年或三年的平均成績至少達85分，最好在90分以上。美國大學會通過申請人在高中學年的平時成績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
三、TOEFL成績
TOEFL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閱讀、聽力、口語、寫作，滿分120分。大部分排名前20名的大校都要求達到100分。托福不是考得越高越好，100分是一個門檻，如果你已經達到，就沒有太大必要沖110分或以上。
四、排名
由于中美教育體制的差異，具體的分數有時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學生的水平，而排名可以形象地體現學生的成績是否優異。美國前20名的學校往年錄取的學生中至少有50%是排名在年級前10名的。
五、綜合能力
如果你當過學生會主席，或是在年級活動中曾大放異彩，或是組織過慈善募捐活動，請一定要讓考官知道。課外活動中的表現能顯示你在學習之外的特質，反映綜合能力。眾所周知，美國大學非常看重學生的綜合能力。
六、研究性的小論文
它不是必須的，但它能為你加分。作為高中生，你不需要做出多深刻的研究，只需清晰完整地表達出你對某一問題的觀點，關鍵是要讓考官看到你的邏輯思維、思考能力和獨立人格。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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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