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5 16:11:2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電力發展史研討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近年來，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如地震、海嘯、颶風、洪水災害、嚴重干旱以及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經濟危機等。人類發展史表明，應對這些困難與挑戰，水庫大壩已經發揮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大壩建設，事關防洪安全、糧食安全、供水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已成為現代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前，許多國家都將水庫大壩列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工程措施，積極開展水庫大壩安全建設、運行風險管理、應對氣候變化、大壩與生態環境保護等有關方面的前沿研究。隨著世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持續增長，全球水資源與水能資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全社會的安全意識也不斷增強，這些對水庫大壩的安全穩定長效運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在考慮氣候變化影響、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大壩技術，加強水庫大壩的安全建設與運行管理，充分發揮水庫大壩的長效性能，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索、綜合研究、全面推進。
中國的大壩數量和規模目前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人口眾多，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人均庫容、人均水電裝機容量等多個指標還比較低，要保障防洪安全、糧食安全、供水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中國還將繼續建設水庫大壩。為應對氣候變化，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前夕，中國政府莊嚴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15%左右。根據這一要求，中國正著力調整能源結構，核電、水電、太陽能、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都將有比較大的發展。目前，水電是中國資源最豐富、技術最成熟、成本最經濟、電力調度最靈活的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最現實的、具有大規模開發能力的首選能源，水電可以為應對氣候變化、完成國家節能減排目標擔負更大的責任。
關鍵詞：我國 無線電導航 發展的回顧 建議
無線電導航系統一般由裝在運載體上的導航設備和設在地面或衛星上的導航臺（站）組成，通過在導航設備和導航臺站之間的無線電信號傳播和通信獲得導航信息，給運載體指示出實時位置或方位，使其順利完成導航任務。無線電導航已經廣泛應用于航空、航海及航天事業中，并且在陸路交通、工農業生產、大地（海洋）勘探測量、旅游探險、科學研究等諸多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導航技術的概念
所謂導航，就是將航行的載體從一地引導到另一地的控制過程。現代導航技術的應用，必須選擇導航方案，通過選用合適的、具有高可靠性和精度的導航設備來完成引導。導航設備構成導航系統對各種導航要素進行處理，給出定位信息，以實現正確可靠的引導。導航可以分為無線電導航、慣性導航、天文導航、多普勒導航和儀表導航等，方法上來看主要就是測角和測距。
二、無線電導航的現狀
縱觀無線電導航的發明和發展史，一般都是通過單獨或相互搭配地應用各種導航手段，實現為運載體提供實時方位或定位信息的目的。到目前為止，無線電導航主要使用的還是陸基無線電導航系統，包括伏爾（VOR）、測距器（DME）、塔康（TACAN）、羅蘭-C（Loran-C）、無線電信標（Radiobeacon）、儀表著陸系統（ILS）、微波著陸系統（MLS）、精密進近雷達（PAR）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陸續出現的這些導航系統相互搭配，構成了較為完備的導航混合體，基本滿足了航空和航海等運載體在不同航行階段對導航的不同要求，最近20年，以GPS為主導的衛星導航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得到了廣泛應用。另外，以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為支撐，光學陀螺捷聯式慣性導航儀、地形匹配導航、聯合戰術信息分發系統（JTIDS）、定位報告系統（PLRS）等新一代導航混合體也已經問世并投入使用。
三、我國無線電導航發展的回顧與幾點建議
在自力更生與改革開放的正確路線指引下，經過導航工業戰線的廣大職工半個世紀的積極努力與無私奉獻，使我國的無線電導航信息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對我們導航領城的發展來說，就必須認真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并在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加大力度發展我們自己的導航技術與導航信息產業，建立我們自己的全國性的高精度導航網，在21世紀里全面地跨入世界先進行列，的的確確任重道遠。
（一）國際發展趨勢
在未來的20到30年內，無線電導航國際上主要發展趨向一是全球、全天候、高精度、連續、實時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包括CNss及其增強系統，發展由多種導航設備組合到一起的，尤其是采用數據融合技術，并以包括全球衛星導航與慣性導航在內的組合導航系統，發展集通信、導航、識別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導航系統，以適應現代化多兵種協同作戰的全方位立體化戰爭的需要。發展新型的著陸系統，包括利用全球定位系統等進行精密著陸與進出港系統；再就是發展以地形地貌特征為基礎的地形輔助導航系統。
（二）引進的重點必須是技術
現代無線電導航是典型的高新科學技術。它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和以科研開發為先導的復合型電子工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涉及到現代工業與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適當引進少量先進的導航設備是必要的，但引進的重點是技術，引進的目的是為了開發。無數事實證明，真正先進的東西是很難買得來的，甚至根本就買不來。因此，我們的立足點必須是切實依靠自己力量，大力加速發展我們自己的導航技術與導航信息產業。從長遠角度講，只有這樣，才真正有利于我田導航事業的發展，才真正有益于我國防建設與國民經濟建設。
（三）無線電導航技術的應用領域迅速擴大
無線電導航技術的應用正在迅速超越交通運輸的范疇，滲透到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工業、農業、林業、漁業、公安、急救、郵電、電力傳輸、地址、石油開采、信息網絡以及科學研究等等。無線電導航及其應用技術將發展成一個重要的高科技信息產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不斷提高著人民的生活質量。
（四）軍事領域出現了新一代導航混合體
衛星導航、微波著陸、組合導航等除了廣泛用于航行引導外，還具有廣泛的軍事作戰用途。而地形匹配輔助導航系統、聯合戰術信息分發系統及定位報告系統等在體制上與傳統導航有較大差距，它們一般不為航行提供服務，主要作為軍事戰場應用，提供了戰場所需的高精度定位、抗干擾、抗毀滅、反利用、反欺騙等性能，形成了新一代的導航混合體，成為發展現代高科技軍事的關鍵環節，并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
（五）我國的民用航空導航技術政策趨向
我國的民用航空導航技術政策是逐步從提供導航信號過渡到提供基于性能的導航服務。中國民航計劃在未來的20年內，實現從陸基導航系統向星基導航系統的過渡；逐步在民航實現并推廣RNP/RNAV，雖然衛星導航技術發展迅速并在未來全球導航環境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可預測的時間類陸基導航系統仍然要作為GNSS的所有飛行階段的重要備份系統。
三、結束語
從無線電導航技術發展歷程來看，上述陸基無線電導航系統，普遍存在下列不足：信號覆蓋區域有限、技術落后、設備陳舊、定位精度低，難以適應現代民用航空的導航定位需要。星基無線電導航系統，特別是第二代星基無線電導航系統的問世，給無線電導航注入了強勁的生命活力，開創了無線電導航定位的新時代。衛星導航系統可以全球、全天候地高精度導航，具備成為支持民用航空的唯一導航系統的能力，隨著其在民用航空中的應用和不斷推廣，國際民航界逐漸認識到從現有陸基系統向星基系統過渡是未來空中交通管理系統發展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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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校報；CIS；策劃與實施
中圖分類號：G216 文獻標識碼：A
CIS是英文CorporationIdentity System的縮寫，直譯為“企業識別系統”。“它是將企業經營理念和個性特征，通過統一的設計加以整合傳達，建立具有鮮明個性的企業形象、品牌形象和產品形象，使社會產生一致認同感和價值觀，從而創造最佳經營環境，提高市場競爭力的現代企業經營戰略。”隨著我國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發展。CIS已經成為企業競爭中的一個熱門話題。許多優秀的報刊雜志都借助成功的企業形象策劃與推廣，塑造出深受讀者喜愛的優秀品牌。而高校校報在導入企業形象策劃的進程中卻相對遲緩，可查閱的案例幾乎沒有。為在“理念－行為－視覺”三個層面上打造全新的校報形象。提高辦報質量和效益，《沈陽工程學院報》在導入CIS的策劃與實施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以宗旨定位鑄就核心理念
企業形象設計包括理念識別(MI)、行為識別(BI)和視覺識別(VI)三個有機組成部分。高校校報的理念識別即校報的核心編輯理念，是“校報編輯在實踐活動中所體現出來的理想追求、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在精神上的沉積和升華，是其政治素質、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在校報工作中的外化與表現，”是校報文化最集中的體現。
企業形象設計中要嚴格遵循客觀形象，社會形象和主體形象“三象一致”的實事求是精神。既嚴格遵守企業的本身實態，以及結合來自內部、外部兩方面對企業的形成的觀念從而提煉自己的核心理念。因此高校校報在理念識別設計時，要從研究自身的校報歷史人手，明確各自校報的宗旨和定位。從而確定自己校報的核心理念。
《沈陽工程學院報》自1982年11月1日創刊以來。一直以“內鼓師生干勁、外塑學校形象、當好學校喉舌、樂為師生益友”24字作為辦報宗旨。在近30年的辦報歷程中。工院報在學院發展的各個重大歷史機遇期，始終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及時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傳達學院黨委的精神。報道學院師生員工奮發向上、改革進取的新面貌，堅持為廣大師生讀者提供喜聞樂見的新聞報道，形成了鮮明的高舉黨性旗幟的政治思想定位和尊重讀者需求的受眾定位。
基于上述分析，工院報將自身的核心理念凝練為遵循新聞規律、重視校報力量、勇于承擔責任的核心理念。“新聞?力量?責任”成為工院報的形象口號。第一，遵循新聞規律。高校校報雖然與眾多社會報紙有著明顯的不同，但究其屬性也是新聞紙的一種，所以工院報要始終以“新聞”為主角，追求新聞的宣傳價值，尊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新聞價值要素。第二，重視校報力量。工院報充分認識到高校校報作為一張新聞紙，在校園的建設發展中所能發揮的無盡的力量，在實際工作中重視對校報品牌力量、創新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大力挖掘。第三。勇于承擔責任。勇于在校報的發展歷程中承擔特定時期的歷史責任，勇于在學院改革和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勇于在校園文化建設中貢獻校報的力量。
工院報根據這一全新的校報理念，提出了與時俱進的以“堅持黨性原則、堅持以人為本、堅持改革創新、堅持傳媒建設、堅持隊伍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編輯指導方針，并對校報四個版面的定位和欄目進行了全新的設計，全面體現“新聞?力量?責任”的精神追求。一版為要聞版。以學院重要消息通訊、深入訪談報道、重要評論文章為主，引導校園輿論主流，重點推出新聞欄目“學院在線”，評論欄目“評論員文章”和深入策劃欄目“工院紀事”；二版為綜合新聞版，宣傳工作經驗、典型事跡、科研成果，為讀者提供討論提供平臺和信息服務。重點推出新聞欄目“基層傳真”，評論欄目“暢言鍵行”，策劃訪談欄目“工院訪談”和人物事跡欄目“燭光閃閃”；三版為學生生活版。報道學生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生活，展示學生青春活力，引導學生立志成材。重點推出新聞欄目“院系視點”。評論欄目“快人快語”，深入策劃欄目“校園關注”。人物事跡欄目“學子風采”和阿絡互動欄目“報網鏈接”；四版為文藝副刊版。展示師生文學藝術作品。提商讀者文化素養。重點推出評論欄目“心語心愿”，品讀欄目“書影天地”，隨筆欄目“人生絮語”。從而形成了四版皆有評論，重視深度報道與策劃，彰顯典型師生人物，記錄學院精彩瞬間，報網融合發展，引領校園主流文化，促進學院全面提升的欄目新格局。
二、以核心理念規范典型行為
行為識別也就是企業理念付諸行動的行為方式。具體在組織制度、管理培訓、行為規范、公共關系、營銷活動、公益事業中表現出來。而高校校報的行為識別則是在其核心理念的指導下形成的校報內外各項運行活動的行為方式，它規范著校報的組織管理、新聞采編及報紙編排的所有活動，是高校校報動態的形象展示。它包括內部行為識別和外部行為識別兩個部分。
工院報根據樹立全新校報形象的目的，對內調整、制定了組織管理、員工培訓、工作環境、獎懲機制等多項條例。以“小到收稿有登記，大到管理有手則”的精神，制定了《編輯工作條例》、《編輯工作流程》、《學生記者通聯工作條例》、《校報電子版工作流程》等，規范校報的編輯出版行為，增強工作的科學性、提高工作效率。為工院報的質量提供制度保證；建立完善的編輯、通訊員、學生記者的培訓成長體系。既重視其政治思想水平和專業能力的提高。又注重對其創新意識的培養。使編輯、通訊員、學生記者在各自的培訓體系中找到生長點，為校報的持續發展提供保證；在編輯部內部建立和諧的大家庭式工作環境，注重工作中的溝通與團結合作，提倡集思廣益。每期校報印發后分別召開編輯、記者總結計劃會，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每年舉行編輯部聯歡活動。增加集體的凝聚力。以適當的形式為編輯部所有師生采編人員、通訊員、記者進行生日慶祝，增加其歸屬感；建立對所有校報工作人員的獎勵機制，充分調動全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發揮其最大工作潛力。通過上述系列活動，使全體工作人員對校報產生深厚的感情，激發其與校報榮辱與共的強大精神動力，自覺地把校報的理念通過自己的工作加以貫徹執行。形成校報巨大的凝聚力。
校報外部行為識別指通過一定形式的宣傳，將校報的理念、行為方式傳遞給廣大讀者、相關單位部門，以樹立校報形象、擴大影響。它可以分為常規宣傳方式與重大活動策劃兩類進行。校報的發行環節是最重要的常規形象宣傳方式，工院報為進一步提高廣大教師的閱報率。改變了以往直
接向教研室報箱投報的方式，將校報直接發送到教職工班車上，使每一期校報都能最快速、最直接地發到放到教職工手中，編輯部還在教工食堂等顯著位置設置了免費取報點，不僅提高了教師閱報率，還擴大了校報的影響；充分利用互聯網，拓展紙質校報的傳播媒介，也是對外宣傳的有效途徑之一。工院報在校報網絡版設置了“編讀往來”模塊。及時回答讀者回答讀者在線留言的提問。為擴大與師生讀者的互動交流，工院報開通了教師和學生兩個QQ流平臺，定期校報相關通知。組織讀者對校園熱點問題進行討論。形成了校報編輯與師生讀者無時空界的全面良性互動，擴大了校報的影響。此外。為適應報網合一的校報發展模式，工院報在原有的校報網絡版的基礎上，正著手推出全新的數字報，為讀者提供原汁原味的報紙閱讀效果。
策劃大型的校報推廣活動，是校報外部識別的最重要的手段，其宣傳效果最為明顯。工院報規定，每年將舉行一次全校范圍的校報工作研討會。邀請學校領導、各相關部門負責人回顧一年來的校報工作得失，共同總結辦報經驗，對未來校報發展進行研討。向師生員工展現開放辦報，勇于為學校的發展建設貢獻力量的形象；結全學校及校報的重大活動和紀念日。推出精心策劃編排的專刊。以高質量的打破常規的出報方式，體現校報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以實際行動推廣自身。
三、以視覺設計打造特色外觀
視覺識別是企業理念外在的具體形式和體現，是最直觀的部分。它以形式美感染人、吸引人，是人們最容易注意到并形成形象記憶的部分。高校校報視覺識別則是體現校報的編輯理念、校報文化的外在化的視覺設計，它包括基本要素，應用要素和輔助要素三個部分。具體指校報編輯部的地址標識、名片、信封、制服、辦公用品，以及集中體現在校報上的報名、報徽、報頭、標準版式、標準字體顏色等諸多要素。
徽章是一個企業最直觀的形象標志。世界著名快餐品牌麥當勞以及汽車品牌梅塞德斯?奔馳的徽章都以簡潔明快、設計富有內含而深入人心。工院報采用感性化和理性化相結合的設計理念，以發電廠冷卻塔和正在展開的報紙為原型。設計了全新的報徽。輔以鮮明的紅色漸變色，展開的報紙邊緣配有白色剪邊“沈陽工程學院報”中英文字樣，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既體現了我院服務電力行業的辦學定位，又顯示出新聞紙的鮮明形象。
編輯部對校報開版進行了全新調整，從傳統的對開，調整為更具國際流行趨勢的720*540mm開版，更加注重閱讀人性化；對報頭進行了藝術化的設計。以本報網址和出版期數為主體，用灰色底紋巧妙地勾勒出“工”字型，與報名暗自呼應，并將校報理念和新聞熱線加入報頭顯著位置，整個報頭區美觀大方、富有內涵。
結合全新的校報編輯理念以及版面欄目調整。設計了校報各版的版頭和標準版式。整版采用中寬邊窄的三欄設計布局，頭條和尾條新聞跨兩欄對應首尾橫排，版中心固定為大幅圖片，版間文章以分割線區分，標題字號、字體統一分為三類，整版圖文并茂，錯落有致，美觀大方。其余版面皆參考頭版編排。顏色以報頭紅、工程藍和普黑為基本色，四個版面編排既有不同，又保持風格一致，一張以人體工程學設計為出發點，品相美觀的高校校報呈現在讀者面前。
四、以大型策劃推廣全新形象
“CIS的實施管理階段是整個CIS推進過程中的重要階段。”高校校報在CIS策劃之后，其全新形象是否能被師生員工熟知和接受。是否能樹立起校報特有的品牌形象，如何推廣實施將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高校校報在推廣其全新形象時。要做三件事，即對內培訓傳播、對外宣傳和策劃大型推廣活動。
工院報以CIS應用手冊為藍本，對校報編輯、通訊員和學生記者進行了CIS普及，在編輯部內部形成了對校報編輯理念、行為規范的共識，并致立于將校報形象通過自身的言行舉止傳播于眾。
在編輯部內部對全新形象形成共識后，工院報召開了一次全校范圍的校報工作研討會，邀請校領導、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師生代表共同總結辦報經驗、討論校報發展，并在會上了全新設計的校徽、校報理念和版面模板。
在此基礎上。校報編輯部以出版《沈陽工程學院報四百期特刊》為契機，對校報的全新形象進行了整體的推廣。四百期特刊推出八個版面的全彩紀念版。刊登院領導致詞，上級單位、兄弟院校賀信；對報徽、校報理念、欄目構成以及版面進行了詳細的圖解；編寫校報發展史、展示校報頭版變遷，讓讀者共享校報的發展足跡；以師生讀者的紀念性文章展示校報成長歷程和文化內涵。此特刊將工院報的全新形象和文化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師生讀者面前，成功地實現了校報品牌形象的推廣。
然而，隨著此后我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和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得到確立并逐步走向完善，國內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日新月異，客觀形勢對國有企業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斷提升，經濟責任制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逐漸暴露出諸多缺陷和不足。
KPI（關鍵業績指標）管理模式是目標管理和績效管理理論的延伸，它以企業年度目標為依據，主張確定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的關鍵成果區域（KRA）并據此確定反映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一定期限內綜合業績的關鍵性量化指標。KPI管理模式通過對關鍵業績指標的考核和管理來評定和改進員工個人、所在部門及企業整體的綜合績效。KPI管理模式是國際上廣泛采用的先進管理模式，自1999年正式引入我國后，受到國內企業界普遍的關注和歡迎，一些國有企業已率先在KPI管理模式方面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相對于經濟責任制而言，KPI管理模式表現出以下六個明顯的不同之處:
第一，經濟責任制關注的中心是企業和員工個人的經濟、技術指標以及這些指標與企業領導、職能科室、車間、班組和員工個人的收入掛鉤情況。企業和員工業績及表現的其他方面僅僅被視為實現經濟、技術指標的相關因素，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相反，KPI管理模式關注的中心則是企業的整體業績和表現。除經濟、技術指標外，內部運營管理水平、內外客戶滿意度以及開拓創新能力也被視為評價企業和員工業績的重要指標。這樣一來，企業管理的關注點就被大大拓寬，職能管理、服務、溝通、研發、培訓、創新的地位就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內部各層次的管理就有可能獲得全面、扎實的改善。
第二，經濟責任制的理念基礎是X理論，即在潛意識中認為多數員工天生懶散消極、安于現狀、不愿承擔責任、常常逃避工作。經濟責任制力求用經濟刺激和經濟處罰的手段促使員工正常履行工作職責，對員工的正向激勵明顯不足。相反，KPI管理模式的理念基礎是Y理論，即認為多數員工愿意積極工作和承擔責任并具有相當水平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員工對工作做出承諾，他們就能進行有效的自我指導和自我控制。企業主要應當通過研究和滿足員工在感情歸屬方面、受人尊重方面以及自我實現方面的不同需要而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激勵。這樣一來，員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狀態就會大為改觀，企業各級工作目標就能高效、有序地實現，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以及各團隊之間就能形成信任理解、支持協作的伙伴關系而不是單純考慮自我的對立、排斥關系。
第三，經濟責任制缺乏價值觀導向，對企業戰略和企業文化在實現企業經營管理指標方面的重大意義缺乏認識。經濟責任制將政治思想工作與企業哲學和企業宗旨建設混為一談，使企業管理工作處于缺乏靈魂的“精神沙漠化”狀態，全體員工的工作缺乏使命感、方向感和成就感。而KPI管理模式的依據是基于戰略的目標績效管理思想，它將企業戰略和企業文化建設視為企業管理的成功之本。KPI管理模式主張建立富有生命力的企業愿景、核心價值觀及職業化行為準則，并通過系統的教育和傳播在全體員工中充分共享。堅決淘汰與企業文化要求不符的人員，是KPI管理模式的必然選擇。這樣一來，工作富于使命感、方向感和成就感的企業各級組織就能始終保持高度的戰斗力，企業的共同意志和企業領導的權威也能得到空前的強化。
第四，經濟責任制指標在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之間的層層落實缺乏科學依據，協商性、支持性和過程管理明顯不足。而KPI管理模式從企業年度目標、系統論和職能分析的角度出發，首先用平衡記分卡（BSC）方式確定企業級KPI，再將企業目標分解為部門目標并據此提取部門級KPI，最后將部門的目標分解為員工的個人目標并據此提取任職者個人的KPI。一般說來，KPI要經過上下級之間充分交流、協商后以KPI管理協議的形式加以確認。在KPI管理協議中，要明確KPI的具體標準以及上級對下級的授權和資源支持。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KPI管理協議還要適時進行調整。KPI管理模式重視日常業績管理數據的收集、鑒別和整理，強調日常工作中對下屬KPI的全程跟蹤和及時輔導。這樣一來，業績指標管理的科學性就得到大大加強，業績指標管理促進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績效提升的功能也就大大加強。
第五，經濟責任制基礎上的德、能、勤、績考核體系對經濟、技術指標以外其他指標的客觀考核和有效管理幾乎無能為力，不同的績效管理者對考核指標的理解和認識也存在著重大差異。而KPI管理模式推崇全方位的量化管理，所有管理內容都可通過科學的方法轉化為影響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實現目標的少數關鍵性量化指標（每級指標一般為4至8個）。KPI管理模式關注業績指標的具體性、可測評性、挑戰性、可實現性、時間要求性及與上級業績指標的協同性，強調對績效管理者的全程培訓和督導，以維持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的統一標準。這樣一來，在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操作大大簡化的同時，管理和考核的客觀性及有效性明顯改觀。
第六，經濟責任制基礎上的員工薪酬管理體系缺乏公平性和競爭力，突出表現在:薪酬差距過小、平均主義嚴重、薪酬結構繁雜且不合理;忽視對國家薪酬管理法律法規的研究和對市場薪酬的調查。而KPI管理模式基礎上的員工薪酬結構大多簡明合理，員工薪酬差距一般都在10至15倍左右且能與市場標準接軌。基礎薪酬較低而績效薪酬較高，正是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這樣一來，就能充分發揮薪酬體系在員工選拔、任用、激勵和保留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企業的核心價值導向，促進各級人員積極改善自我績效。
KPI管理模式與經濟責任制相比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它對于國有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保持長期穩定發展以及管理基礎的全面升級改造意義深遠。從某種意義上說，推行KPI管理模式是當前國有企業管理改革的希望之路。
倪楠，男，1968年4月出生，漢族，北京理實佳訓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高級管理顧問，勞動部第一屆薪酬與激勵國際研討會特約培訓師。曾為國內多家醫藥食品企業、電力企業、航空工業企業、消防工程企業和智能建筑企業提供過組織文化、組織變革、基于戰略的人力資源開發管理等系列解決方案和專業培訓，受到客戶廣泛好評。
在中國國有企業管理發展史上，經濟責任制作為改革開放的第一項重大舉措從1981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行。經濟責任制包括經營責任制和生產責任制，在企業內部主要以部門責任制和崗位責任制的形式體現，它將國家、企業和員工個人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直接或間接承擔的經濟責任與其相應的物質利益和工作權限緊密掛鉤，適應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企業管理模式從“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化的要求。因此，經濟責任制曾對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國有企業的管理水平的提升產生過重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隨著此后我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和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得到確立并逐步走向完善，國內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日新月異，客觀形勢對國有企業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斷提升，經濟責任制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逐漸暴露出諸多缺陷和不足。
KPI（關鍵業績指標）管理模式是目標管理和績效管理理論的延伸，它以企業年度目標為依據，主張確定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的關鍵成果區域（KRA）并據此確定反映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一定期限內綜合業績的關鍵性量化指標。KPI管理模式通過對關鍵業績指標的考核和管理來評定和改進員工個人、所在部門及企業整體的綜合績效。KPI管理模式是國際上廣泛采用的先進管理模式，自1999年正式引入我國后，受到國內企業界普遍的關注和歡迎，一些國有企業已率先在KPI管理模式方面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相對于經濟責任制而言，KPI管理模式表現出以下六個明顯的不同之處:
第一，經濟責任制關注的中心是企業和員工個人的經濟、技術指標以及這些指標與企業領導、職能科室、車間、班組和員工個人的收入掛鉤情況。企業和員工業績及表現的其他方面僅僅被視為實現經濟、技術指標的相關因素，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相反，KPI管理模式關注的中心則是企業的整體業績和表現。除經濟、技術指標外，內部運營管理水平、內外客戶滿意度以及開拓創新能力也被視為評價企業和員工業績的重要指標。這樣一來，企業管理的關注點就被大大拓寬，職能管理、服務、溝通、研發、培訓、創新的地位就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內部各層次的管理就有可能獲得全面、扎實的改善。 轉貼于
第二，經濟責任制的理念基礎是X理論，即在潛意識中認為多數員工天生懶散消極、安于現狀、不愿承擔責任、常常逃避工作。經濟責任制力求用經濟刺激和經濟處罰的手段促使員工正常履行工作職責，對員工的正向激勵明顯不足。相反，KPI管理模式的理念基礎是Y理論，即認為多數員工愿意積極工作和承擔責任并具有相當水平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如果員工對工作做出承諾，他們就能進行有效的自我指導和自我控制。企業主要應當通過研究和滿足員工在感情歸屬方面、受人尊重方面以及自我實現方面的不同需要而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激勵。這樣一來，員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狀態就會大為改觀，企業各級工作目標就能高效、有序地實現，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以及各團隊之間就能形成信任理解、支持協作的伙伴關系而不是單純考慮自我的對立、排斥關系。
第三，經濟責任制缺乏價值觀導向，對企業戰略和企業文化在實現企業經營管理指標方面的重大意義缺乏認識。經濟責任制將政治思想工作與
企業哲學和企業宗旨建設混為一談，使企業管理工作處于缺乏靈魂的“精神沙漠化”狀態，全體員工的工作缺乏使命感、方向感和成就感。而KPI管理模式的依據是基于戰略的目標績效管理思想，它將企業戰略和企業文化建設視為企業管理的成功之本。KPI管理模式主張建立富有生命力的企業愿景、核心價值觀及職業化行為準則，并通過系統的教育和傳播在全體員工中充分共享。堅決淘汰與企業文化要求不符的人員，是KPI管理模式的必然選擇。這樣一來，工作富于使命感、方向感和成就感的企業各級組織就能始終保持高度的戰斗力，企業的共同意志和企業領導的權威也能得到空前的強化。
第四，經濟責任制指標在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之間的層層落實缺乏科學依據，協商性、支持性和過程管理明顯不足。而KPI管理模式從企業年度目標、系統論和職能分析的角度出發，首先用平衡記分卡（BSC）方式確定企業級KPI，再將企業目標分解為部門目標并據此提取部門級KPI，最后將部門的目標分解為員工的個人目標并據此提取任職者個人的KPI。一般說來，KPI要經過上下級之間充分交流、協商后以KPI管理協議的形式加以確認。在KPI管理協議中，要明確KPI的具體標準以及上級對下級的授權和資源支持。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KPI管理協議還要適時進行調整。KPI管理模式重視日常業績管理數據的收集、鑒別和整理，強調日常工作中對下屬KPI的全程跟蹤和及時輔導。這樣一來，業績指標管理的科學性就得到大大加強，業績指標管理促進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績效提升的功能也就大大加強。
第五，經濟責任制基礎上的德、能、勤、績考核體系對經濟、技術指標以外其他指標的客觀考核和有效管理幾乎無能為力，不同的績效管理者對考核指標的理解和認識也存在著重大差異。而KPI管理模式推崇全方位的量化管理，所有管理內容都可通過科學的方法轉化為影響企業、部門和員工個人實現目標的少數關鍵性量化指標（每級指標一般為4至8個）。KPI管理模式關注業績指標的具體性、可測評性、挑戰性、可實現性、時間要求性及與上級業績指標的協同性，強調對績效管理者的全程培訓和督導，以維持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的統一標準。這樣一來，在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操作大大簡化的同時，管理和考核的客觀性及有效性明顯改觀。
關鍵詞：低碳經濟；低碳城市；產業調整；創意產業園區
中圖分類號：F129.9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過剩引起的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催生了當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性的“低碳經濟”（Low Carbon Economy）發展模式。而城市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中心，消費了全球能源的75%，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80%。例如倫敦市的碳排放量就占全英國碳排放量的8%，并且可能在2025年上升至15%。所以，城市的低碳化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關鍵。發達國家的眾多城市，如倫敦、東京等均制定了一系列低碳行動計劃，是低碳城市規劃和實踐的先行者。上海作為一個擁有深厚工業文明積淀，并正向國際化時尚都市邁進的城市，在低碳城市建設上也應走在全國的前列。
近年來，上海將城市中的工業老廠房等文明遺存加以改造，積極發展創意產業并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優勢。上海的創意產業園區發展體現了現代創意藝術與歷史文化的有機結合，它在優化城市產業發展結構、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又以極低的能耗盤活了城市中的工業遺存，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基于以上認識，本文旨在從低碳經濟視角分析上海的創意產業園區發展，論證上海能否利用創意產業園區進行低碳城市的建設，并希望從低碳視角找到今后上海發展創意產業園區的也應走在全國的前列。
1 理論背景
1.1 低碳經濟與低碳城市
低碳經濟概念于2003年在英國政府發表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的《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意指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的一種發展模式。它是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一類經濟形態的總稱，其實質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促進產品的低碳開發和維持全球的生態平衡，其核心是使經濟增長和碳排放脫鉤。實施低碳經濟的戰略思想有兩點：一是改進現有狀態，如使用低碳技術去改造優化已有的工業基礎設施；二是拓展新領域，如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的開發。發展低碳特征產業、調整目前產業結構及產業特征（工業和農業）、建設低碳城市、擴大碳匯、加強碳排放交易等均為推進低碳經濟的可行路徑。
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實行低碳經濟，建設低碳城市就是要通過經濟發展模式、消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在保證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實現有助于減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設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式。與低碳經濟戰略不同的是，低碳城市不光包括低碳生產，還強調了城市生活中的低碳消費。故建設低碳城市除了在能源、技術上的低碳化，更加強調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以實現經濟發展的低碳化，以及改變人們的消費方式以實現社會發展的低碳化。
1.2 低碳經濟、低碳城市與產業調整的相關研究
由低碳經濟與低碳城市的發展戰略可以看出，積極發展低碳產業，調整產業結構是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城市的一條重要途徑。馮之浚提出低碳經濟將創造一個新的游戲規則，碳排放是其新的價值衡量標準；低碳經濟也將創造新的龍頭產業。所以未來低碳產業的投資與發展前景巨大。吳垠提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產業基礎必然轉向以低碳乃至非碳消耗的新興產業或產業簇群，而此類新型產業的核心問題便是要解決產業生產力與生態生產力相互融合的問題。鮑健強等認為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要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發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產業，如知識密集型產業。以集群經濟為核心推進產業結構創新，以知識經濟為核心推進內涵發展創新是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的重要步驟。付允用數據論證了城市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產業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其中第二產業能耗最大，第三產業能耗最低。由此，范建華提出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越多，低碳經濟發展的狀態越好，但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為減排而調低第二產業比重，而應通過優化發展降低其碳排放量實現。總之，低碳經濟的發展不能憑空進行，要借助于產業與產業結構升級，即產業結構升級低碳化。針對低碳城市建設，戴亦欣認為低碳產業和與其相關的環保產業將形成低碳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如何積極開發低碳產品，引導低碳消費，在市場的運作機制中嵌入低碳因素，是建立低碳城市不可或缺的方面。另外，由于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所以與發達國家后工業化的低碳發展不同，劉志林認為，中國低碳城市建設應以產業結構升級、產業能耗降低為主，不能盲目模仿英國、日本等國家以交通、商業與公用建筑以及住宅能耗問題為重點領域。
總之，從相關文獻綜述可以看出，低碳戰略已經是當前經濟發展所應保持的基本態度，而在眾多低碳經濟推行策略中，發展以低碳為特征的新產業、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是非常重要的途徑之一。所以，了解創意產業的興起與產業調整的關系，是建立創意產業與低碳經濟聯系性的有效視角。
2 創意產業發展與產業調整
創意產業是后工業化時代產業調整過程中興起的新型產業。當全球經濟逐步邁入后工業化時代，一方面，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環境壓力逐漸增加，經濟的新一輪增長要求產業結構調整向微笑曲線附加價值更高的兩端提升；另一方面，人們對消費的需求開始不僅僅滿足于溫飽等基本要求，而逐漸轉向對產品和服務的個性化及精神文化層面的需要。這時觀念價值，即商品與服務背后包含的能與一些社會群體的精神追求或文化崇尚產生共鳴的附加物，譬如品位、情趣等，逐漸開始取代使用價值在商品市場價值中的決定性地位。這促使了注重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創造財富和就業的新型產業——創意產業的產生。創意產業獨特的價值創造模式使之處于微笑曲線兩端位置，同時創意的設計、個性化的服務極大的滿足了人們對商品觀念價值的需求。創意產業是迎合后工業化時代產業結構調整需求的產物，它使新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得以以智力資源為動力，擺脫了原先發展障礙的困擾。其中的發展障礙就包括工業化時代的高碳經濟模式所造成的環境和資源壓力等。
上海是中國當代的經濟與金融中心，2009年實現人均GDPIl320.41美元，列中國大陸各省市第一。經濟的極大豐富使城市居民有能力并傾向于追求商品與服務的消費上附加的觀念價值，這為上海率先發展創意產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上海又是近代中國工業的發源地，在20世紀末經濟轉型的環境下，上海以工業為主的舊式產業結構不再符合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要求。所以，很多高污染高能耗的傳統產業實施了外遷，大量工業建筑歷史逐漸空置或廢棄。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具有開放思維的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紛紛租賃改造這些舊廠房，這使城市中優秀的工業文明遺跡得到了保護，并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創造價值。這種行為逐漸得到上海市經委等政府部門的支持，多個創意產業集聚區由此形成。據統計，2009年上海創意產業總產出達3900億，占全市GDP比重從5.8%提高到7.7%以上。上海目前擁有M50、田子坊等一批國內外知名的創意產業園區，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創意產業品牌效應和產業優勢。
可以看出，創意產業的興起是伴隨后工業化時代產業結構調整形成的必然結果，而上海的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正是創意產業發展史的典型體現。另外，由前述可知：產業調整是有效的低碳戰略之一，所以，創意產業與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城市具備理論聯系性。但創意產業是否是具有低碳特征的新型產業，需要進一步對比分析兩者的特征契合性。
3 低碳經濟與創意產業的特征契合性分析
低碳經濟以“三低三高”為顯著特征，即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
3.1 創意產業與“三低”特征的契合性
首先，創意產業的知識密集型屬性契合低碳經濟的三低要求。創意產業是隨著知識經濟對社會分工的影響深入，一些專門研究、開發、創新知識的工作從傳統產業中逐步脫離出來而發展形成的一個獨立產業。故創意產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其以文化、創意理念為核心，強調創新性，是人的知識、智慧和靈感在特定行業的物化表現。這一屬性決定了創意產業也是通過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即實現產品的觀念價值而產生社會和經濟效益。其不同于對土地、資源存在巨大需求的傳統制造業，消耗自然資源少且無污染，符合低碳經濟“三低”要求。
其次，創意產業的空間存在形式是適應低碳經濟特征的產物。創意產業常以舊城區、舊工業建筑改造的創意集聚區形式存在。例如紐約的蘇荷原為19世紀的廠房倉庫，倫敦的泰德藝術館原為準備拆除的火力發電廠，上海的M50原為停產的紡織廠。目前，在上海已經授牌的81家創意產業集聚區中，由工業老建筑改造而成的占了2/3以上。這些由舊廠房倉庫改造而來的創意產業集聚區首先節省了建造成本，符合低能耗要求；其次以高碳為特征的工業化時期遺存所特有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得以保留和延伸，不僅使得其高碳經濟引致的面臨廢棄的城市舊區可重新煥發價值，而且形成了符合低碳經濟特征的低排放、低污染的城市創意新景觀。所以，創意產業這種特殊的空間改造形式本身就是高碳城市向低碳城市轉型的典型表現。
3.2 創意產業與“三高”特征的契合性
首先，創意產業的高附加值屬性體現了低碳經濟的高效能、高效益特征。由微笑曲線可知，產業鏈中間生產制造環節附加值低，處于兩端的產品設計和品牌營銷環節附加值高。創意產業不僅以創造性的點子、設計為主要價值起點，并且通過賦予商品觀念價值而實現了品牌營銷，故創意產業屬于處于產業鏈兩端的高附加值產業，是名副其實的高效能產業。另外，創意產業還有一次投資、多次收益的延伸性特點，故其所衍生的附加價值使之產生更高效益。例如一部《哈里·波特》自1997年問世，圖書銷售量超過4億冊，由其改編的系列電影全球票房已達45億美元，DVD銷售收入達27億美元。這部小說是其作者J·K·羅琳的思維創意成果，它不僅使其由一個靠政府救濟生活的個人成為比“英國女王”還富有的作家，更使其投資公司華納兄弟以一次投資獲得了數以百倍計的多次收益，僅衍生品相關授權項目就為其帶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即使電影在2011年完結后退出大銀幕，投資者還可以通過各種不同投資形式，例如籌建主題樂園等，繼續從這個經典創意中創造更多財富。也有調查表明投資一美元的創意產品，其相關衍生產品可以帶來三至五美元的收益回報。
其次，創意產業的強融合性契合低碳經濟的高效率要求。創意產業以創新的思想、技術和設計為其他行業生產提供服務，這使其更容易與其他產業融合，從而實現傳統產業的價值創新，并容易衍生出新的產業。創意旅游、創意農業等概念均是創意產業與傳統產業融合衍生的產物。創意產業以其居于價值鏈高端的地位滲透融合其他產業，不僅為其他產業帶來了額外附加值，而且參與了更多的利潤分配，這使得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更加具有效率。例如創意農業就改變了現代農業“研發、生產、加工和銷售”的產業發展模式，強調用文化元素提升農業產業附加值，通過創意的投入使農產品更具有市場吸引力和競爭力，創造出新價值和新市場空間的手段，從而實現農產品和產業的增值。
4 低碳視角的上海創意產業園區實踐分析——以M50為例
4.1 M50發展沿革
M50創意產業園位于中國民族工業的發源地之一，上海普陀區蘇州河南岸莫干山路50號。其前身為上海紡織控股集團下屬企業“上海春明粗紡廠”，原廠房建于1933年，工廠主要生產“孔雀牌”、“紅蝙蝠牌”呢絨和“金羊牌”毛毯。這些著名的毛紡品牌曾經記錄了近代工業的輝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產業結構從適應性調整轉向戰略性調整，制訂了“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積極調整第二產業、穩定提高第一產業”的產業調整方針。在產業布局上，上海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將不符合中心城區發展需要的、占地面積大、有污染的紡織、傳統制造業等搬遷到郊區。1999年春明粗紡廠隨之停產歇業，老廠房騰空。
第一階段，M50在探索中轉型。為了解決土地閑置與下崗工人安置問題，留守的30多名員工對老廠房進行“整舊如舊”的適度包裝并出租。2002年，M50被上海市經委命名為“上海春明都市型工業園區”，當時園區的定位是建設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園區。但是，很快遇到了能耗高，原有的電力配置不夠，環保成本高，建筑陳舊不符合現代工業要求等問題，作為工業園區，M50運營一直不太好。但同時，園區內擁有的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工業建筑群，其獨特的氣質吸引了眾多藝術家前來入駐。所以，這一時期工廠與藝術家一度并存。
第二階段，M50主動向創意園區轉型。在2001與2002年之交，此地塊準備轉讓并動遷改造。但同時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及創意工作者們進駐園區，此時也正是國外創意產業概念剛剛蓬勃興起之時，他們第一時間吸收了國外先進的產業理念，并以此來論證莫干山工業建筑群的歷史文化價值。M50就此引發了來自社會各界、文化研究工作者以及政府對創意產業概念的關注。2004年上海召開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討會，正式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并把莫干山路50號作為基地之一。
第三階段，M50正式發展為著名的創意產業集聚區。M50自2005年4月被上海市經委掛牌為上海第一批創意產業聚集區之一，曾先后獲得“上海十大優秀創意產業集聚區”、“全國工業旅游示范點”等稱號。園區收入達兩千萬元以上。園區入駐企業130多家，年上繳稅收已達三千萬以上。
4.2 M50低碳經濟理念體現
第一，M50探索轉型為工業園區的失敗體現了城市低碳化的必然。為了適應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要求，M50在進行轉型調整的第一階段首先定位為工業園區，但實際情況卻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是由于M50在探索轉型初期，沒有實質上把握產業結構調整應遵循的原則，即摒棄高污染、高能耗的高碳經濟模式，向低污染、低能耗的低碳經濟模式轉變。實際上，工業園區的發展方向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原粗紡廠的高碳模式，所以遭遇了能耗、環保等一系列高碳模式具有的障礙。這一失敗從事實的角度證明了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必然要走低碳化道路。
第二，M50主動轉型為創意園區的過程是創意產業順應低碳經濟潮流興起的縮影。M50吸引藝術家自主入駐體現了創意產業園區隨時代興起的一種必然性，而M50主動向創意園區轉型則是在社會各界進一步認清產業結構調整應遵循低碳化原則，認識到創意產業本質上順應了低碳經濟潮流的基礎上，創意工作者、政府及園區管理者三方積極努力的成果。M50創意園的形成時間和方式與國外創意產業興起發展過程接近，并且由于M50經歷了工業園與藝術園、拆遷與保護的爭論，使之更具有典型性。
第三，M50創意園目前取得的成績是創意產業適應低碳城市建設的有利證據。M50由于發展創意產業，首先使得蘇州河畔最完整的民族紡織工業建筑群得以保留，其包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得以延續；其次，粗紡廠以極低的改建成本重新倍數發揮其價值創造能力；并且，由于M50創意園主要產出物為畫、藝術品等，較之前的粗紡廠，其能耗、污染極低，而經濟效益極高。總之，M50創意園不僅成功將原先污染嚴重的城市舊區盤活，并且以更加時尚且具有文化底蘊的姿態成為展示上海的獨特窗口，提升了上海國際化低碳時尚城市形象。
5 上海在低碳視角下發展創意產業園區的建議
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產業調整以及創意產業發展三者的兩兩關系研究，建立了創意產業與低碳經濟建設的理論聯系性，并進一步通過對兩者的特征契合性分析和M50創意園案例研究證實了上海發展創意產業園區符合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城市的時代要求。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從低碳化視角對今后上海發展創意產業園區提出一些建議。
第一，鼓勵運用創意產業集聚區形式進行舊城空間改造，實現低碳經濟與城市文明的有效結合。創意產業園區一般具有明顯邊界和隸屬管理單位，而集聚區往往是由舊城的街道、里弄和小廠房聯合自發形成的邊界不明顯的區域。一旦這樣的區域自發形成創意產業集聚，它們不但與舊廠房改建而來的創意產業園區一樣具有明顯的低碳化特征，而且會輻射和影響周邊普通居民的生活，從而更有利于低碳消費的形成，田子坊就是有力的例證。實際上現在上海由舊廠房改造而來的創意產業園區占絕大多數，而自發形成的創意產業集聚區相對較少。鼓勵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建立，將會更好的發揮創意產業的低碳影響力。
一、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
（一）海港和空港經濟的發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促使這一區域逐步形成了連接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國際物流中心
2001年11月天津港率先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個億噸大港后，大連港貨物吞吐量也超過億噸，秦皇島港又成為中國第一個億噸煤炭輸出港。2002年12月20日，青島港吞吐量突破1.2億噸，躍升至世界集裝箱大港15強。環渤海地區正在出現一個集裝箱集散中心，年吞吐量超過300萬標箱。與此同時，中國的四大集裝箱碼頭，有三個正在這一地區加緊擴建。據不完全統計，渤海灣地區從事集裝箱運輸的公司就有30多家。環渤海地區成為中國億噸大港最密集的區域，同時也是中國北方最大的集裝箱海運中心。
2000年1月，北京和天津機場實現了中國民航跨區域的機場首次聯合后，2001年10月，北京與天津港口岸開始直通，兩市實現了港口功能一體化。天津港保稅區建立了中國首家空港國際物流區，目前這里已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窗口和國際物流大進大出的綠色通道。天津港保稅區內的國際商品展銷中心，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免稅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在此地區投資最大的跨國公司摩托羅拉副總裁稱之為，“基礎設施發達、人力資源充沛及工業配套能力強等優勢，環渤海區域成為外資青睞的核心區域和進入中國北方市場的最便捷的通道”。由于擁有中國最密集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跨國公司漸漸開始把環渤海地區作為整體投資區域。目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北京建立研發中心和運營總部，把生產基地建在天津、山東等地。
（二）行政區劃限制開始打破，經濟區內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業、電子、汽車、機械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群，各具特色的產業帶逐漸形成
目前環渤海經濟區內各省市行政區劃的限制開始打破，各自為政現象逐漸消除，經濟區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型行業開始形成主導，產業群落漸漸形成。
北京有全國最大的中關村電子信息產業科研、貿易、生產基地，集中了軟件開發及信息技術的優秀人才。天津開發區已成長為環渤海沿海經濟活躍度最高、發展速度最快的區域。2004年1至9月，天津市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完成工業生產總值1013.25億元，同比增長40.24%，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27%左右，繼續保持第一支柱產業的地位；實現產品銷售收入993.98億元，同比增長48.55%；實現利潤總額89.22億元，同比增長240.04%，居全國第一。統計數字表明，國內5部手機中有1部、4臺錄像機中有1部、3根電焊條中至少有1根均來自天津開發區，這里還是全國最大的電子通訊設備、液晶顯示器等生產基地。而山東半島也已成為全國重要的家電、電子生產基地。
環渤海區域同時是中國汽車工業比較發達和集中的區域，京津遼魯汽車產業各具特色，同時，毗鄰中國汽車綜合性生產基地吉林，積極開展了相關配套協作。2002年6月，中國最大的微型汽車生產基地之一的天津汽車集團與一汽集團聯合，開創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聯合重組，成為帶動環渤海區域汽車及配套產業發展聯合的動力。
（三）文化底蘊深厚，人力資本充足，日漸具備發展知識經濟的條件
環渤海地區是全國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信息和對外交往中心，人力資本積累能力強、人口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信息基礎設施相對發達、數字化程度高，科學家和工程師密集、研究開發投入高、創新能力強，發展知識經濟和循環經濟具有明顯優勢。據北大中國區域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國地區新經濟指數》，環渤海地區在全國知識經濟發展方面已處于領先地位。北京的知識密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06倍，天津是2.83倍。環渤海經濟圈擁有200多所院校和40多萬科研人員，占了全國的1／4。這一地區不僅聚集了全國第一流的科研、教學、規劃等機構，而且是全國最大的科技信息和圖書資料中心，這無疑為發展知識密集型經濟和技術密集型經濟提供了雄厚的智力保證。
二、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
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相繼迸發活力之后，在環渤海地區蓄勢待發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比如國有經濟比重過大、中小企業不夠發達、體制改革滯后、產業創新乏力、產業結構雷同、港口競爭無序、市場意識淡薄等障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
（一）傳統資源依托型工業仍占主導，高新技術產業尚未壯大
根據36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區位商計算，環渤海地區在全國具有一定專業化優勢（區位商大于5）的產品為15種，其中多為傳統資源依托型，如原鹽、原油、“兩堿”（純堿和燒堿）、鋼鐵、玻璃等。雖然這些工業產品仍有市場需求，但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受資源約束強；有的產品生產工藝落后，并嚴重污染環境。近些年，環渤海地區在加大對傳統工業改造的同時，積極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制藥、新型材料和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但迄今這些產業仍處于幼小階段。
環渤海地區高新技術實力比較強的北京市，2003年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工業增加值314.1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8.57%（2003年北京市的生產總值為3663.1億元），而且今年1月份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下降6.9%。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的原因很多，科技投入不足和自主開發能力弱是重要因素。近幾年北京市大中型工業企業尤其是聯想、清華紫光等一批高新技術企業加大了科技經費投入力度，但科技投入的相對比重仍偏低。2002年全市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2.54%；R＆D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只有2.27%，遠遠低于發
達國家科技活動經費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世界500強企業一般為5%—10%）。
（二）國有經濟比重仍很大，體制創新上處于落后地位
環渤海地區國有工業比重不僅遠高于東南沿海地區，而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據2002年統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37.53%，而環渤海地區則為39.36%，最高的遼寧省達58.11%，遠遠高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產值占全國國有經濟的比重為25.83%，高于該地區整個工業產值占全國的比重（24.64%）。另據北京市最新統計，2003年北京市國有經濟比重為53.85%，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高達70.16%。在全社會固定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天津高達86.74%，北京和遼寧也都在40%以上。
由于環渤海地區工業結構偏“重”（重工業比重超過全國近6個百分點），因而從企業規模結構看，大型企業比重略高，中小企業相對較小。正是因為環渤海經濟區內的國有經濟比重最高，行政干預經濟發展的力量比較強，市場力量決定資源配置還相對較弱，中小企業沒有形成氣候，致使在體制創新上，環渤海地區遠遠落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
（三）產品出口競爭力和外資引力相對較弱
東南沿海5省市與環渤海地區5省市面積都是51萬平方公里，而東南沿海的出口份額占全國70%多，環渤海地區的份額僅占20%，僅廣東一省的出口額就是整個環渤海地區出口的近2倍。
環渤海地區對外貿易依存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3年全國進出口依存度高達60.2%，環渤海地區平均為46.7%，低13.5個百分點；出口依存度與全國的差距還有所擴大，由1996年的2.49個百分點擴大到2003年的13.5個百分點。5省市間外貿依存度也有很大差距，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依存度較大，河北和山東相對較小。
利用外資的情形與外貿相類似。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環渤海地區的FDI占全國的份額較小，近些年還略有下降。2003年為25.29%，較之1999年的20.04%，增長幅度不大。環渤海地區外資區位引力（外資區位商）平均小于1，而且近些年也在下降，即由1996年的0.9443下降到2003年的0.8912。5省市中，天津和北京的外資引力較大，河北和遼寧較小；雖然從近幾年的變動趨勢看，北京的外資引力在不斷增強，河北在波動中略有上升，而天津、遼寧和山東均在波動中有所下降。出口競爭力和外資引力較弱，對環渤海地區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是十分不利的因素。
（四）區內產業趨同化，缺乏緊密的分工協作關系
由于長期條塊體制的分割，環渤海地區在項目安排上呈現產業結構的趨同現象。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鋼鐵、煤炭、化工、建材、電力、重型機械、汽車等傳統行業外，目前又在競相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制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最為明顯的是鋼鐵工業，各省市都自稱體系，但是設備陳舊，而且往往只重視數量不重視質量，產品不能滿足社會多元化的需要。區域內各省市大多已形成自我循環的“都市經濟圈”。區域聯合的意向多于實質性行動，爭當“龍頭”的傾向依然存在。在要素合理流動特別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項目開發和區內跨省市資產重組或共同組建大型企業集團方面，進展并不大。各自與國際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甚至大于區內聯系，在對外貿易和招商引資上存在著相互競爭這一客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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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突破行政限制，城市合理分工
環渤海經濟區要全面展現其經濟發展的實力，必須突破行政區限制，城市之間合理分工，形成完整的、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公共設施體系，既與世界經濟和全國市場有開放的聯系，又有相當的區域特色，這是實現環渤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思路。對于突破行政限制，首先要反對地方封鎖，全面清除阻礙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讓各類企業成為區域經濟活動的主體，實現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其次，核心區、各大城市要做好合理分工，比如環渤海的三大核心區（京畿圈、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中，京畿圈是首都所在地，所以這個區域應該注重全國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和對外交往中心的作用，知識經濟發展潛力大、優勢明顯，而且應該注重地緣政治。山東半島在石油、石化與海洋化工、機械制造、電子、輕紡等領域有較好的產業整合機會，通過調整重組、企業搬遷和產業調整，促進傳統產業優勢整合。同時這個區域旅游資源豐富，統籌規劃旅游路線，促進旅游業的發展。遼東半島是以重型機械、造船、化工等為主體的重型工業基地。對于這個核心區，在原油工業的基礎上，應該積極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益，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
對于區域中的城市來說，合理的定位也非常重要。作為全國的首都，北京應該強化商務、金融、信息、科技創新功能，疏解部分生產和服務功能。天津則要進一步發揮港口和濱海新區的作用，增強生產和制造基地功能，增強物流功能和制造基地功能，發揮已有優勢的通信產業。河北要加強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出口型創匯農業，發展有比較優勢的醫藥和紡織等行業。在遼中地區的沈陽要增強現代服務業功能，發展現代制造基地功能；大連要發展物流功能、國際交流功能；其他中小城市要發展制造基地，加強與兩大都市的產業配套。山東半島城市群中的濟南要增強中心城市的服務功能，青島、煙臺加強物流功能和外向型制造基地功能，其他中小城市要發展農產品加工和功能互補關系，現階段特別要加強港口間的合理分工和物流發展的合理配置。（二）京津協同發展，提升城市競爭力
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往往要靠一兩個城市的帶動，珠三角要靠廣州、深圳的帶動。長三角要靠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的帶動。環渤海灣的經濟建設，與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關系密切。天津要努力建成現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國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北京要繼續發揮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同時建成為金融中心，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天津要進一步發揮港口和通信業的優勢，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和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為主的私營經濟。京津經濟
整合機制一旦理順，環渤海地區就有了核心和龍頭，就有了推進與遼中南地區和山東半島經濟整合的條件。
最近幾年，天津的經濟發展比較迅速，GDP已經連續多年增長12%—13%，比全國的增幅高。天津是環渤海灣地區工業競爭力最強的城市，是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的前十位，工業發展速度也非常快，天津的科技競爭力也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三，海關出口總值在4個直轄市中增速第一，完全有能力和有條件發揮在環渤海經濟圈中的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要從各個方面進一步提升天津城市的競爭力，如進一步解放土地、勞動、資本、管理和科技，轉變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等等。天津正在全力實施五大戰略舉措，即重點發展海河經濟、海洋經濟、優勢產業、區縣經濟、中小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這些都是天津的優勢所在，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對于優勢產業，天津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今后將重點發展和扶植電子信息、汽車、生物制藥與現代醫藥、無縫鋼管和高檔金屬制品、石油化工海洋化工精細化工、新能源6大支柱產業和12大產品制造及加工基地。預測到2010年工業總產值超過1萬億元，工業增加值超過2400億元。圍繞區縣經濟發展，重點建設5個衛星城、13個中心鎮和100個建制鎮。天津約有賬面凈資產500億元的中小國有企業可供境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兼并收購。為了促進境內外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必須在建立完善的一系列中介服務體系的基礎上，發展產權交易市場。
在天津和北京的協同發展上，有關方面也已經有了思路。兩市已在醞釀策劃京津塘城際鐵路專線，增建2條京津高速公路，接通京津塘輕軌交通等建設方案。隨著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經濟快速發展，京津冀區域經濟合作必然加強，環渤海地區將成為新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2003年上半年，京津地區召開京津塘科技新干線論壇，京津政府宣布了八條戰略合作措施，來促進京津協同發展。這八條措施是：共同構造、形成高新技術產業鏈，增創產業新優勢；共同實施差異化競爭戰略，增創競爭新優勢；共同打造一體化流通市場，增創市場新優勢；共同加強高校、科研機構合作，增創科研新優勢；共同促進環境協調發展，增創生態新優勢；共同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增創交通新優勢；共同創新區域利益分配機制，增創財政新優勢；共同建立各園區政府間合作、協調機制，增創合作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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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推動產業整合，建成世界制造業基地
環渤海地區不僅要進一步發展制造業，而且還要發展成為以京畿圈、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為支撐的世界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世界制造業正在經歷從歐美日韓向中國大陸的轉移，中國已經進入新的重工業化階段，正在迅速成長為世界制造基地。環渤海地區，特別是京畿圈、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是中國與世界的結合部，近鄰日本、韓國，同時又都是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制造業集中地區之一，建設世界制造基地，既面臨重大機遇又具備優越條件。
環渤海地區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需要從許多方面努力。比如，要加快現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依靠技術創新搶占產業技術的制高點；要通過制度創新，盡快建立起機制靈活的、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體制；推動區域內產業的跨省市重組，實現環渤海地區的產業整合，以此形成區域整體競爭優勢。
推動環渤海區域產業整合可以采取以下對策。一是要調整不利于跨地區重組的體制和政策尤其是稅制和金融體制，如改變按隸屬關系納稅的辦法，企業所得稅全部改為屬地征稅；改變按行政區劃貸款，銀行存款不能異地貸款使用的原則，對不同地區注冊的企業一視同仁，根據企業還貸能力發放貸款。二是在產業整合過程中，要加快現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依托科技力量來加速產業的整合。三是要強化政府對跨地區重組企業的支持手段，如充分利用區域聯合協作貸款、允許企業發行股票上市、企業兼并破產中給予呆壞帳核銷及債務清償時免息等優惠政策。四是要培育和建立跨地區產權交易市場。
（四）統籌決策，促進環渤海一體化
一個區域的發展，往往不能光就某個行政區劃為出發點來考慮，要通過區域內各省市的協調統籌。環渤海地區在協調發展方面應該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建立區域統籌管理的機構。要加強區域的統籌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區域統籌管理的機構，例如長江三角洲有市長聯席會議，就整個長三角的重大事項進行協商討論，長三角的學術會議也是年年召開；珠三角也有這樣類似的機構。所以環渤海要建立這樣的協調和仲裁機構，重點研究制定區內產業發展戰略以及協調解決區內跨省市協作、聯合、重組涉及的各方利益關系，減少經濟活動的摩擦。
（2）制定區域發展的總體規劃。要推進環渤海的一體化，必須要制定區域發展的總體規劃，以避免重復建設和內部惡性競爭。尤其是面對不同的行政主體，不同的區域定位，要構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復合體，規劃制定和學術研究要走在前面。
（3）構建京津冀交通的網絡化體系。實現區域一體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交通體系的完善。京津冀北、遼中南和山東半島等地區，可盡快形成以通勤為軸線的交通通道，將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擴散到近郊、遠郊以及周邊城市。反過來，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可以借此承擔一部分中心城市的功能，強化空間、功能上的互補。環渤海地區受傳統重化工業的影響，運輸對象過分偏重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貨物，鐵路運輸依然是長距離運輸的主力，下一步要加快公路運輸和城市間軌道交通發展，發揮人流、物流運輸的主渠道作用。
（4）完善區域內部合作機制，比如，建立異地銀行間的結算體系，企業異地注冊等。
（5）消除各種關卡，建立環渤海地區統一大市場，使資源、人才、資金、企業資產等生產要素在區域內順暢流動。
（五）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積極引進外資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是實現經濟起飛的必備條件，要實現環渤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絕對不能忽視民營資本和外來資本。
要放寬民營企業投資領域，根據民營經濟的綜合投資能力，即包括經濟實力、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人力資源等，引導他們進入新能源、新材料、航空運輸等現代產業。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改造農村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甚至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實
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可適當參股。
為促進環渤海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1999年以來，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內蒙等6省市區的工商聯已經舉行了4次環渤海地區非公經濟發展研討會，希望以此推動這一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在環渤海地區投資的民營企業家，要揚長避短，突出主業，培育核心競爭力。還要提高企業家的素質，提高他們對市場的敏感、決策的藝術、吸引人才的魅力和誠信的品格。
碳金融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淺層次的理解“低碳經濟”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但實質是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變革，是從化石燃料為特征的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文明的又一次巨大進步。它代表了繼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后，第五波改變世界經濟的浪潮—“低碳經濟”—正逐步興起。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全世界若走向低碳，最終經濟受益將會是每年2.5萬億美元。氣候變化形成的挑戰，一方面需要全球治理機制，另一方面給商業和金融領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傳統金融理論和實踐已無法應對低碳經濟時代的要求，有必要進行金融創新，以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在這方面，國外進行了初步研究和大量實踐，尤其是在碳金融方面的實踐最為突出。國外成熟碳金融市場不僅包括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發展的有效機制，而且己經建立較為成熟的碳交易市場;相比之下，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落后，在國內還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但碳金融市場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國內有關發展我國碳金融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只關注于全球現有碳金融發展框架下的CDM領域，而本論文旨在通過分析歐美成熟碳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進而結合我國國情，從更加全面的角度研究發展我國碳金融市場的途徑。擬研究建立的碳金融市場，不僅僅是簡單對于發達國家碳金融市場的復制，更重要的是考慮如果更有效、更公平聯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金融;不僅可以促進現階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碳金融的發展，作為中國承擔碳減排義務之前促進中國碳金融發展的過渡機制，更重要的是從長遠角度，在后京都時代，此碳金融市場不僅成為碳交易爭奪定價權的關鍵所在，而且面對2012年后我國可能要面臨的減排的壓力，中國也迫切需要建立這樣一個完善的碳金融市場，減輕我國的減排壓力，增強我國在國際碳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其中，擬建立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有望成為可以同歐盟排放貿易體系相抗衡的全球性碳交易市場，作為我國碳金融發展基礎的碳交易市場將推動中國整個碳金融領域的發展，為碳金融的各參與方提供可觀的利潤增長點，也將促進中國快速適應未來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將適應成本減到最低，同時獲得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巨大經濟、社會收益。
2碳金融的理論基礎
碳金融起源于一項國際協議，是一種促進有效減排溫室氣體的經濟手段的應用。從經濟角度來看，碳金融是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因此碳減排金融手段的理論基礎同于環境保護金融手段的理論基礎。
2.1環境金融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環境金融”的定義可以理解為金融業在經濟經營活動中應注重對環境的保護以及對環境破壞的治理，體現環保意識，注重環保產業的發展，通過其金融杠桿職能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經濟與生態的和諧發展。具體分析，它包括兩方面的涵義:第一，從環境與金融的關系入手，重新審視金融的社會責任的同時，將環保理念引入金融，改變過去重數量輕質量、高消耗低產出、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金融增長方式，尋求有利于降低消耗、節約資源、改善環境、增加效益的新型金融發展模式:第二，將環保理念貫穿于產業發展，為環保產業提供配套的金融支持，促進環保產業優質快
速發展。
環境金融、綠色金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學術研究和發展的新領域，并且取得了肯定的成果，這為21世紀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競爭的制高點。比如P~。ren(2007)、sanjeevBansal(2006)等的研究。國內近年來也對環境金融進行了相應研究。環境金融是對傳統金融的擴展和延伸，是現在金融發展的一個新興領域和重要趨勢。從金融活動過程來看，環境金融和傳統金融是一致的。然而環境金融更注重強調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人類社會的長期利益及長遠發展，是傳統金融的一種創新發展，它把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協調起來，減輕傳統金融業負面效應的同時促進經濟科學健康發展。
2.2金融支持環境手段的研究與發展
在環境保護金融手段研究及運用上，理論界進行了許多有益的研究與探討，并獲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從上世紀80年代，國內學術領域開始對環境保護金融手段進行研究，歷史比較短，主要是對國外較為成熟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借鑒吸收，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了創新與改進。總體來說，我國在環境保護相關的金融支持模式上的研究上有了一定進展，金融手段運用不斷創新，融資渠道得到拓寬，在加上出臺了一些相關的金融政策，有效促進了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
2.2.1提出綠色信貸的概念，并對其意義與運用進行了廣泛探索
所謂“綠色信貸”就是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對于環境友好型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促進發展，同時對于傳統的高污染、高消耗企業施行差別利率限制其發展的經濟措施。綠色信貸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運用金融杠桿推動環境保護的一項重要手段，金融機構應依據國家的產業發展政策與環境保護理念，對節能減排、發展新能源，從事循環經濟生產、綠色制造和生態農業的企業提供優惠貸款支持;而高污染、高消耗項目的投資貸款和流動資金實施懲罰性高利率并進行貸款額度限制，限制其發展。
2.2.2利用資本市場通過發行國債、企業債券、以及建立相關基金解決
環保事業資金不足
利用資本市場，拓展環境保護項目的融資渠道。通過設立生態環境基金、可持續發展基金等類似的專項基金專門投資于能夠促進保護生態環境建設和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同時這些專項基金可以為相關企業與機構提供擔保來獲得銀行貸款、設備租賃等融資來源;鼓勵環保企業上市場融資，相應降低相關企業的入市門檻，這一融資渠道其實已經受到市場的認可，我們可以從近期環境概念股受到資金追捧驗證到這種融資渠道的市場可行性;此外，國家可以通過發行國債為國家的重要環保項目進行籌資建設，環保企業也可以通過發現企業債來增加融資渠道;最后，建立綠色證券機制，國家有關部門聯合已經推出在上市融資和上市后的再融資等環節，審核其環保事項，環保不過關，不能上市或再融資。
2.2.3對資產證券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及BOT融資方式等進行了研究
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資產證券化融資(ABs)，在我國也已開始了試點。環保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與發展這一新型融資手段;另外，彩票和環保基金也在環境保護實踐中得到運用。實行綠色保險制度，國家環保總局己與保監會建立合作機制，準備在有條件的地區和環境危險程度高、社會影響大的行業，聯合開展試點，共同推進環境風險責任的強制保險立法。此外，采用BOT方式進行環保融資，己取得了較大成功。
2.3環境金融對于碳金融的啟示
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金融機構不僅自己要在日常運行中要環境友好，還應承擔起通過杠桿和利益傳導機制等功能來更廣泛的影響其它行為主體的責任。這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主流共識。以此為契機，全球眾多金融機構轉變觀念，開始利用金融力量致力于解決以地球溫暖化為首的各種環境問題。“碳金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以金融交易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碳金融作為環境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環境金融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創新都可以大膽嘗試運用于碳減排的金融服務業務。綠色信貸可以發展銀行業支持碳減排業務，生態基金的提出為碳基金的建立提供示范效應，應對中小企業污染防止而設立的專項基金也可以運用于中小企業的溫室氣體減排方面，而政府方面的信貸或是稅費支持更是可以為碳減排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持。我國碳金融已經在上述幾個方面做出了很多讓人欣喜的成績，但由于碳金融屬于環境金融的特殊領域，在國際上不僅己經形成幾乎囊括所以國家的國際公約為其發展提供制度保證，而且也形成了國際的碳減排交易市場，吸引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國外成熟碳金融市場不僅包括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發展的有效機制，而且已經建立較為成熟的碳交易市場;相比之下，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落后，在國內還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因此，我國碳金融要得到真正的發展，不僅需要已經發展的環境金融手段的嘗試運用，而且還需要隨國際大勢，建立自己的碳金融市場，此市場聯系國際國內，此市場使我國金融機構分享世界碳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巨大商機。
3碳金融發展現狀
環境問題己經提到21世紀乃至更長時期人類需要解決的問題的日程之上。與此同時，與應對全球氣候逐漸變暖而直接相關的新型金融—碳金融(。arbonfinance)的興起和迅速發展，給各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業帶來巨大的發展商機。目前，“碳金融”在國際金融界中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狹義來講，碳金融也可以叫碳融資，就是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廣義來講，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以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本文所研究的碳金融為廣義所界定的金融創新業務。在碳金融領域，發達國家己經進行了大量積極的實踐，而我國則剛剛起步。
3.1碳金融的起源
碳金融起源于人類對于全球氣候變化關注。為應對全球變暖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在1994年3月正式生效，在當時己經受到186個國家和區域組織的正式批準文件。公約將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一定的安全水平確定為公約實施的“最終目標”。為達到這一目標，所有國家都應應對氣候變化，采取措施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并提交執行框架公約的國家行動報告。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全球各國分成兩組:即對氣候變化負有最大歷史責任的工業化國家構成的“附件I國家”和主要由發展中國家構成的“非附件工國家”。①公約依據公平原則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工業化國家首先采取行動，因為發達國家以22%的世界人口占比，卻排放66%的世界溫室其他排放。為落實公約，1997年12月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此法規目的在于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來緩解或抑制全球變暖。《京都議定書》規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38個工業化國家的限排義務，即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諾期內，“附件工國家”中的這38個工業化國家要控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5.2%;而這段時間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此外，《京都議定書》的一個開創性突破，是建立市場手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合作機制”。根據一般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對全球氣候變化產生的作用都是一樣的事實，為了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最大的溫室氣體減排量，人類應該在溫室氣體減排活動成本最低的地方安排減排活動。按照這一原理，《京都議定書》引入了三個基于市場的機制，即工ET(國際排放貿易機制)、JI(聯合履行機制)以及CDM(清潔發展機制)。IET(國際排放貿易機制)允許具有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之間相互轉讓它們剩余的排放配額;Jl(聯合履行機制)允許發達國家從其在有減排義務的其他發達國家投資的節能減排項目中獲得減排信用，用于抵消其減排義務;CDM(清潔發展機制)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從其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中獲取“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以抵消其減排義務。可以看出，其中CDM其實就是JI(聯合履行機制)在發達國家的運作模式復制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唯一在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工國家之間進行的互利機制。這是一個既能幫助發達國家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排，又能促進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雙贏”機制。②
碳金融可以說是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應運而生。利用《京都議定書》的這些合作機制，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以及其私人經濟實體可以選擇在世界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實施減排活動，獲得減排信用，用于完成其減排義務。承擔法定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對于其超標的排放需要經濟補償，否則就會得到經濟懲罰，這就為“出錢購買”排放權提供可能性。而具有超額完成排放標準的國家又有出賣額外排放權的利益驅動。由此形成溫室氣體減排量國際間貿易的一個特殊的金融市場。由此可以通過全球配置減排項目來刺激國際投資，從而為實現各國“低碳”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實施措施。籠統地說，“碳金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以金融交易活動以及這些金融活動的衍生金融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已經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關活動。碳物質就是指清潔發展機制規定的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環境污染物，它們可以運用上述機制進行投資、投機或者買賣交易，所籌得的資金反過來又可用來投資于旨在減少COZ等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在客觀的經濟價值后面還蘊藏著巨大的金融商機。③
3.2國際“碳金融”發展現狀
確定《京都議定書》以來，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而直接聯系的創新金融—碳金融(CarbonFinance)迅速興起并發展起來，給各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商機。
3.2.1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的實施
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京都議定書》中唯一在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工國家之間進行的互利機制，在用以幫助發達國家以最小成本方式實現溫室氣體控制和減排義務的同時，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方提供了一種新型融資機制。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思路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以及轉讓先進節能減排技術，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增加溫室氣體吸收(碳匯)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排)項目，所獲得的經驗證的碳信用指標，可以用于抵減發達國家所承擔的減排義務。CDM是一種雙贏機制，對發達國家而言，可以通過CDM機制以遠低于其國內所需的成本實現《京都議定書》約束的減排指標，節約大量資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通過CDM項目可以在獲得發達國家為實現節能減排提供資金和先進技術援助的同時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近年來CDM項目操作方法的成熟以及相關國際法規對其實施模式的相應調整，現在CDM的交易模式更加靈活化與多樣化。CDM項目主要集中在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甲烷避免、燃料轉換、氫氟碳化物減排、工業廢氣利用、動物廢棄物管理、工業污水回收、造林等領域。CDM的交易模式主要有單邊、雙邊、多邊及混合等四種模式。所謂單邊CDM模式是由東道國自行投資的CDM項目，減排碳信用全由東道國獲得，并將其減排量交易或儲存。雙邊CDM模式，由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或減排技術援助完成CDM項目開發，來滿足投資過的需求，項目成果根據雙方投入項目比例所簽訂的合作協議進行分配。多邊CDM模式與雙邊CDM模式最大區別在于如世界銀行、區域銀行或私人企業等經紀人的介入，此模式中因存在中介機構提供的監督協商服務，從而可以避免附件工國家和非附件I國家發生單獨談判所面臨的風險。混合模式綜合單邊、雙邊及多邊幾種模式的可取之處，投資者可能是東道國、國際組織、私人財團法人、多邊開發銀行以及其他團體等。對應于多種CDM交易模式存在多種融資方式，主要有遠期購買方式、CERs購買協議或合同、訂金一CERs購買協議、國際基金、期貨、直接投資、融資租賃等，有關具體操作過程下文會展開說明。總之，不同的融資方式使得CDM各參與主體承擔不同程度的項目風險。④CDM機制之所以能夠成為新型的融資渠道，就在于它存在并儲蓄了一個現實的買方市場。根據估算，目前這個買方市場的規模在2012年前有125億到250億美元左右，主要由世界銀行、荷蘭、日本、瑞士、芬蘭、加拿大、英國、德國、丹麥和意大利等國的七類買家組成，這七類買家又可以具體歸類為:第一類買家是政府多邊基金，主要由世界銀行牽頭進行;第二類是政府基金，包括荷蘭政府CERs購買計劃(CERUPT)、芬蘭CDM汀1先驅項目、蘇黎世國際氣候投資CDM計劃、奧地利JnCDM購買計劃和意大利CDM基金;第三類是通過多邊組織的買家，如世界銀行的荷蘭清潔發展機構(7000萬歐元)，IFC(荷蘭碳機構，4400萬歐元);第四類是通過商業銀行機構進行交易的買家;第五類是通過簽訂雙邊交易備忘錄的買家之間，如荷蘭政府和玻利維亞、哥倫比亞之間，加拿大政府和哥倫比亞、智利之間，丹麥CDM部長和洪都拉斯、馬來西亞之間簽訂的雙邊交易備忘錄就屬此類;第六類是歐盟內部交易體制(EU一ETS)交易，滿足歐盟交易體制的減排承諾的雙邊協議;第七類是CERs的中間商。⑥近幾年發達國家將有約500億美元的投資通過cDM渠道資助發展中國家。另外，私營企業的介入是一個重大突破，越來越多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和貿易公司對CER本身以及與之相關的項目投融資非常感興趣。在這個特殊的金融市場上，風險管理也參與進來并變得更加專業化。
3.2.2“碳交易”市場機制的設立。⑥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贏的實踐一直以來都收效甚微，而控制溫室氣體(GHG)排放則為實踐市場機制在環保領域的應用創造了一個突破口。市場機制在環境領域最典型的應用就是排污權交易制度，體現在溫室氣體排放控制領域，則是GHG的排放權交易。COZ是最常見的一種溫室氣體，并且目前統一將對其他溫室氣體的計量都換算成COZ當量，因此在GHG減排方案中，排污權交易的市場機制也俗稱為“碳市場”。
目前碳交易大體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是基于配額的交易;其二是基于項目的交易。基于配額的交易是買家在“限量與貿易”體制下購買由管理者統一制定并分配(或拍賣)的減排配額，譬如《京都議定書》規定下的分配數量單位(AAU)，或者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規定下的歐盟配額(EUAs)。而基于項目的交易則是買家向可證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標準減排額。最典型的此類交易為清潔發展機制(CDM)下的核證減排量(CR五)以及聯合履行機制(JI)下的減排單位(ERUs)。
目前全球最大的碳市場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其他比較有影響的還包括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英國排放交易體系市場(UKETS)和澳洲新南威爾士體系(NSw)。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也開始探索建立碳交易市場，如東京證券交易所與東京工業品交易所共同聯合建立的碳排放權交易所以及2008年年初香港交易所開始推動的碳排放結構性商品交易。隨著越來越多市場的興起，國際碳金融交易迅速發展。自10年前第一宗碳減排交易成交以來，碳金融的承諾總量和總金額增長都十分迅速。據統計，2006年全球碳交易量為17.45億噸，交易值312.35億美元，2007年交易量達29.83億噸，交易值倍增到640.35億美元，而到2009年僅CDM市場就超過1600億美元，預計志2020年，交易市值可望達到2兆歐元(約3.12兆美元)的規模。碳交易市場的迅速發展，給各國的企業特別是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商機。如今，很多知名金融機構活躍在這些市場上，包括uBS、MorganStanley、巴克利 (Bardayscanital)、荷蘭銀行(ABNAMRo)以及高盛(GoldmanSachs)等跨國金融集團。
3.2.3碳基金的建立
基金指具有特定用途的資金。基金是“一支一收”式的運作模式，即基金的使用具有一次性和專項性的特征。根據設立的用途和目的的不同，基金可分為公益性基金和商業性基金，前者通常是指由政府或民間發起的一種非營利性的公益事業，后者則具有營利目的⑦。碳基金是碳匯基金的簡稱，是為了推進國際碳交易活動，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實施的以全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和增強碳吸收匯為目的的項目而專門設立的融資渠道，碳基金具有基金專項用途的基本特征。目前國際上的碳基金的發起人既包括政府機構，也包括私營機構。
許多國家政府和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開發創新業務，建立碳基金。世界銀行目前是最大的CDM買主風險投資機構的傳統投資方向主要是高新技術產業、新工藝和新材料領域，但是新的動向表明向碳金融這一領域的開發已經成為風險投資或國際機構投資者的新目標。因為存在大量極具發展潛力的碳交易市場和相關金融需求，國際投資銀行也非常看好碳金融這一潛力巨大的“藍海”市場。據統計，國際上的碳基金目前已達到5S只以上，規模超過100億美元。下面就目前國際市場上具有影
響力的各類碳基金做簡單概述。⑧
3.2.3.1亞太碳基金(APCF)
APCF是一個碳市場信托基金，以推進亞太地區清潔能源項目，由亞洲開發銀行于2006年11月22日宣布批準建立。可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預先支付”的支持⑨
3.2.3.2英國碳基金
英國碳基金成立于2001年，是由政府投資、按企業模式運作的獨立公司，目的是支持商業和公共部門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尋求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此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是英國的氣候變化稅。氣候變化稅(CCL)是2001年4月舊開始實施的向工業、商業及公共部門，其中住宅及交通部門、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種能源使用稅。每年大約有6600萬英鎊的氣候變化稅提供給碳基金管理使用。碳基金的資金用于投資3個方面，一是促進研究與開發低碳技術，二是加速技術商業化，三是投資孵化器。
3.2.3.3意大利碳基金
意大利碳基金于2004年3月啟動，由意大利政府出資吸引公共和私人部門投資，并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和運行的信托基金，主要涉及能源服務、煤層甲烷收集、填埋氣體、農業垃圾發電、氣體燃燒等項目。
3.2.3.4日本碳基金
此基金于2004年11月啟動，由日本主要31家私人企業和兩家政策貸款機構舊本國際協力銀行和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出資建立。總額約1億美元，用于購買從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廢物處置與循環利用、燃料轉換、化工等項目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德國碳基金和日本碳基金的運作相似，也是由本國政府、投資銀行和企業出資建立。
3.2.3.5德國碳基金
德國和日本的碳基金相似，都是由本國投資銀行、政府和企業出資建立的，如德國復興銀行碳基金是為德國和歐洲有意購買交易證書企業提供的一種服務工具，基金總規模為7000萬歐元，其中德國復興銀行出資1000萬歐元，德國政府出資800萬歐元。
3.2.3.6歐洲碳基金
這是一個于2005年4月啟動，由2家歐洲著名銀行(法國信托銀行和比利時/荷蘭富通銀行)投資設立的專門基金，集合了環境保護方面的專業能力，目前己經成功向多家著名財務投資機構募集約1.43億歐元。該基金致力于在全球范圍投資溫室氣體減排項目，以幫助減緩全球變暖。⑩
3.2.4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創新
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創新的一個普遍也是交成熟的業務是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務，在此業務基礎上再發展與創新其他的業務，主要包括從碳交易中介服務發展到碳融創新業務方面發展較成熟的商業銀行有英國標準銀行與荷蘭銀行，他們自身并沒有承擔碳減排義務。英國標準銀行參與CDM項目，其對減排量的需求主要包括三種交易途徑:一是交給委托人，此委托人包括終端消費者與貿易商;二是轉賣給其他的貿易商;三是自己作為最終買家持有，用于現金流是來自碳信用所需要的風險管理。在荷蘭銀行的碳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作為交易商從事碳交易業務。荷蘭銀行已碳交易領域排名世界前十位的交易商，憑借其全球廣泛的客戶基礎，為碳交易提供服務，為各方牽線搭橋，獲取中間業務收入，并利用其在交易業務增長和交易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荷蘭銀行又做起了碳信用的自營業務，利潤額大幅提高。二是開發有關碳減排概念的理財產品。荷蘭銀行通過對各類上市公司股價的研究，發現近年來開展碳減排業務的上市公司股價表現遠好于綜合股市指數，于是選擇并設計了以這些公司為樣本股的氣候指數和水資源指。前不久，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為日本金融機構(JCF)參與并購買65萬噸CER相關項目提供貸款，同時三菱重工(MHI)則為項目提供技術支持。此外，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還參與創建碳基金，向世界銀行原型碳基金承諾1.8億美元。可見，作為一項既履行國際責任同時有利可圖的交易，全球碳交易量將持續增長，碳金融業也會迅速發展。國際性的商業銀行正在搶占碳金融市場份額，并尋找發展商機。
3.2.5碳減排期貨與期權市場
《京都議定書》簽訂以來，碳信用之類的環保衍生品逐漸成為機構投資者熱衷的新興投資品。隨著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成熟，其能夠保證碳交易價格的公開透明，還可以同時進行現貨和期貨的交易，這對于屬于遠期交易的碳信用交易類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貨期權交易所紐約商業交易所己經上市溫室氣體排放權期貨產品，還將牽頭組建全球最大的環保衍生品交易所“GreenExchange”，上市投資產品包括環保期貨、期貨、互換(swaP)合約。這些創新投資品將廣泛涉及各類環保市場，包括碳排放物以及可再生能源相關項目，嘗試用市場機制促進解決全球性的環保問題。其初始交易品種，包括歐盟排放交易體系下發放的碳排放額度(EUAs)、清潔發展機制(CDM)發放的碳排放信用(CERs)，及通過美國Green--e認證發放的可再生能源許可額度(RECs)。此外，于2008年一季度開始交易的NYMEX與摩根士丹利、美林、都鐸投資等9家公司合伙籌建的又一新交易所，2009年接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監管。還有歐洲氣候交易所也是全球主要的減排量交易所之一。該交易所在2008年第一季度引入標準格式的碳減排權合同，推出涉及碳減排權的期貨產品，為全世界的買家提供了統一平臺進行交易。
3.3我國“碳金融”發展現狀
1998年5月，中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并于2002年8月31日正式核準《京都議定書》，由此碳金融正式進入中國
3.3.1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
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參與發展清潔發展機制潛力很大。研究顯示，中國將在未來的CDM市場中占40%一60%的份額。通過參與該機制引進外資與節能減排技術能夠促進我國的環保事業發展，同時項目業主可以通過在碳交易市場出售CERs (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彌補其實施碳減排所增加的成本。清潔發展機制對國內從事清潔能源項目的企業機構來說，多了一個融資和技術改造的途徑。
國際上知名的“點碳(PoiniCarbon)”機構通過對CDM項目東道國進行考察與研究排名并定期更新。中國由于不斷增大的注冊項目基數和潛在的巨大CDM市場以及日漸健全的國內申報審批體制，近期連續高居CDM東道國吸引力排名榜首。排名主要根據以下指標:第一，包括審批CDM項目政策框架和政府態度的東道國的CDM體制;第二，包括政治穩定、對投資者的友好程度、資本和服務市場等的投資環境;第三，潛在的CDM項目以及已批準的CDM項目數量等。
2004年6月30日，由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和外交部聯合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暫行辦法》在中國正式生效并于2005年10月12日頒發《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辦法》，這標志著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有了明確并且相對規范的政策機制支持，附于了國內相關企業和國際買家更加穩定的回報承諾。自《京都議定書》生效之日起，我國政府和企業積極參與CDM項目，各省市各部門也紛紛舉辦有關CDM機制的研討會和培訓，積極推進清潔發展機制參與能力建設。在國內，截止到2007年4月2日，我國共有383個CDM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批準，這些項目潛在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將對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在國際，截至到2007年4月12日，中國已經有76個項目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執行理事會(EB)正式批準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排在所有東道國的首位，預計的年平均減排量為61，717，664tCO2。目前，中國的CDM項目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開發、甲烷回收、HFC一23分解等領域。
在中國，一系列的CDM能力實踐活動加深了我國CDM市場相關人員對CDM市場的認識，越來越多的項目成功開發并注冊，使清潔發展機制在我國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使得一大批本來實施起來很困難的清潔能源項目得以實施，對我國的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CDM市場上，風險與機遇同在。國際CDM市場在變化，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有關規則在變化，我國CDM的市場與我國國情也在變化。所有的這些變化都使得我國CDM市場充滿了挑戰與風險，尤其是隨著2012年的迫近，如何去面對和迎接這些挑戰與風險，化風險為機遇，是每一個從事CDM項目的人士所要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3.3.2碳交易市場在我國的發展
3.3.2.1碳交易活動的“三個角度的認識”
從實體經濟的角度認識，碳交易是實體經濟中的排放企業根據其各自的排放成本將其碳排放權進行交易。不同企業的排放量與減排成本不同，持有較多排放權的企業以將多余的指標出售給排放權不足的企業，排放成本高的企業可以向排放成本低的企業購買排放指標;碳排放權可以同一般的商品一樣在排放企業間交易;由此，碳交易把原本一直處于企業資產負債表外的氣候變化因素納入了資產負債表，改變了企業的收支結構。
從經濟流動性的角度認識，碳交易的支付方式可以是以下的一種或幾種:實物交易如提供減排技術、現金、等價物、債券或認股權證等。
從虛擬經濟的角度認識，金融機構可以開發基于碳排放權的創新投資產品，如保險產品、結構性產品以及衍生產品等來獲得更多、更可持續的利潤以及為防范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進行相關風險管理;在碳排放權市場，金融資本的介入，使碳排放權不再是簡單的商品;碳排放權逐漸成為一種金融產品或金融工具，其價格越來越依賴于金融市場。
3.3.2.2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現狀
隨著全球對“氣候危機”的不斷關注，有關碳排放權己經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的又一新的價值取向，未來碳可能會超越石油，而碳交易市場也將成為全球第一市場。《京都議定書》為碳交易奠定了國際法律基礎，它不僅以法規的形式限制了相關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更從市場角度，催生出以二氧化碳排放權為主要交易對象的碳交易市場。目前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碳交易貨幣、碳交易市場和碳金融體系，“碳減排”技術及其產品即將成為重要的國際戰略資產和資源。金融危機前，國內碳交易價格在n歐元/噸左右，在歐洲碳交易一級市場為16、18歐元/噸，二級市場為22、25歐元/噸，豐厚的收益催生出大量中介公司，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都在積極發展創新旗下的碳交易業務并增設碳基金。
在我國，目前正處于的階段是大規模碳排放交易的預備期。預備期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金爭奪資源，無論是水資源、石油、煤炭，都在資金跑馬圈地之列，而后是緊接著資源品價格將堅定上漲。第二個階段是進入投資新能源高峰期，全球資金將像追逐互聯網概念一樣追逐新能源概念，這一點也得到現實市場的驗證;過了預備期就是成熟階段，是新能源商業運用階段，屆時碳貨幣將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外的最重要貨幣。應對這一趨勢，中國政府己經做出努力培育交易市場，進行小規模的交易試點。2008年，即1958年中國證券交易所的籌辦正式啟動的后20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深圳等城市相繼成立環境交易所。不過與證券交易相比，這次中國環境交易市場的起步只比西方落后了5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環境交易所現在主要業務是二氧化硫排放權和排污權交易以及節能環保技術交易。雖然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以及碳排放權供應國，不過中國目前還沒有承擔減排義務，“碳交易”于中國環交所的交易中還不是主要業務。
第一，北京環境交易所
中國最大的環境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宣布其主要業務將發展節能減排技術交易、碳交易指標交易以及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建立信息服務平臺，希望通過市場化手段解決節能減排的環保方面的問題。此外，北京環境交易所還于2009年6月18日與全球最大碳交易所一一歐洲的BlueNext交易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屆時在北京環境交易所掛牌的CDM項目將同時在BlueNext上，這是碳交易的中國賣家第一次直接面向全球公開。
第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
與北京、上海兩家交易所不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TCX)是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是國外從事碳交易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在中國市場上嘗試性的復制，其股東包括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中石油(CNPC)下屬的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產權交易中心。其中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持有總股份的25%，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總股份的53%，天津產權交易中心持有22%的股份。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在創建之初就借鑒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自愿限額交易模式。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于2009年9月正式對外推出“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即在目前仍未設定絕對減排限額的情況下，企業本著“自愿設計規則、自愿確定目標、自愿參與交易”的原則，企業自愿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協議，并通過招募、設計和交易三個階段，研究和執行實施符合中國國情以及企業實際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測量、報告和核實體系、目標承諾與減排和交易體系，通過天津排放權所交易所這一服務平臺組織實施。按照計劃，“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首批將選擇涵蓋不同行業的2。家國內擁有較大排放規模的企業。另根據設計，交易所需的限額(caP)是增量放緩而并非存量絕對減排。
第三，其他排放權交易所
面對未來龐大的中國碳交易發展潛力，2008年7月以來，山西呂梁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重慶排污權交易所、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機構相繼成立，廣東也正考慮建立適合廣東省情的CDM機制和包括碳排放在內的污染排放權交易市場，促進CDM在中國以及在廣東的發展與實施，同時還積極推動低碳經濟發展區的建設。這些省市所建立的交易所盯準的都是碳交易。其中，以北京環交所為其第二大股東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是北京環境交易所布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選擇在昆明建環交所的布局是想輻射東盟地區的市場，另外2009年下半年在東北建立的面向東亞日、韓、俄的環交所己于九月份掛牌，此外北京環境交易所還將布局在西北建立環境交易所，從而完成全國布局戰略，并延伸擴展至周邊國家。
碳市場不是單獨的市場，與普通市場不同，有點像能源市場，也可視為金融市場。人們為了遵循法律規定參與到這個市場，采用不同方式完成減排目標，包括強制市場、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自愿減排市場。2009年12月的全球氣候會議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時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到45%。有了_總量控制，就有了交易需求和前提條件，這個承諾為中國碳交易市場提供了新的契機，近期啟動國內碳交易市場的可能性非常大大。雖然現在只是醞釀階段，但中國碳市場在三五年之內肯定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碳市場將在建立現貨市場之后，發展成為衍生品市場、期貨市場，走向一條金融、證券道路。
3.3.3我國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的現狀分析
3.3.3.1我國碳基金的發展現狀
2.3.3.1.1國際碳基金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國際碳基金己經進入中國，發起人包括國外投資銀行和從事碳交易的風險投資基金，對具有碳交易潛力的節能減排項目進行投融資。
在CDM機制下，中國首個提高能效的項目是由世界銀行代表的意大利碳基金與一家中國企業簽署的一份溫室氣體減排購買協議，該項目預計將每年減少6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意大利碳基金首先通過南鋼項目第一子項目購買減排量，預計在未來10年通過世界銀行購買該項目572205噸二氧化碳。在完成第一子項目全部審核后，再從第二子項目購買，從而購買減排量將可能會隨之增加1倍。2007年3月成立的沛雅霓資本 (PconycaPital)公司，在中國的啟動資金高達4億歐元，專注于投資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蓋茨基金是其創始合伙人之一。沛雅霓資本公司主要業務是向中國的減排項目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以減緩全球環境壓力。它旨在通過投資清潔能源以及碳減排項目實現良好回報和碳信用的管理。
另外影響較大的國際相關碳基金為中國碳基金。中國碳基金總部設于荷蘭，其核心業務是為中國CDM項目獲得的減排量進入國際碳市場交易市場提供專業服務，尤其是為歐洲各國政府組織、金融機構、企業用戶與中國的CDM開發方之間的協作和碳融資提供全面服務，通過中國碳基金將采購上萬噸碳減排證。‘2此外，瑞典碳資產管理公司、英國益可環境集團、高盛、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都以建立基金形式己經在中國開展節能減排投融資業務。
3.3.3.1.2我國成立的碳基金的發展現狀
第一，政府基金一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
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于2007年3月正式運營，該基金是我國相應國際清潔發展機制而設立的，同時該基金的設立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是依據中國政府制定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辦法》而的規定，基金來源包括清潔發展機制減排項目收益、國際金融組織機構贈款、個人贈款以及國務院批準的其它收入組成。該基金設于財政部下，由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中心管理，由“基金審核理事會”審核，該理事會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外交部等部委組成，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項目提供持續和穩定的資金支持。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所關注與支持的項目重點考慮社會效益，特別是關于可再生能源開發的項目。由于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CDMF)發起人為政府，所以屬于政府所建立的碳基金。
第二，民間基金一中國綠色碳基金
我國碳基金的發展目前仍處于引進起步階段。從學術理論方面看，國內學者‘滲照國際碳基金的運作模式以及國際自愿市場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在我國建立一個林業碳匯基金的設想，命名為中國綠色碳基金，簡稱綠色碳基金。“從實踐方面看，我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可以直接參與國際林業碳匯交易項目的碳基金，但已經有不少與國際碳基金合作的林業碳匯項目。中國綠色碳基金設在中國綠化基金下，于2007年7月20日宣布成立，是一個用于支持中國應對溫室氣體變化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專項造林減排基金，其發起者包括中國綠化基金會、國家林業局、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嘉漢林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該基金屬于全國性公募基金，吸收來自國內外政府、組織、企業以及個人的資金，融資渠道多元化，用于林業碳匯項目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為企業、機構和個人自愿參加植樹造林、森林經營保護等碳匯活動搭建了一個平臺。基金早期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注資3億人民幣，用于發展旨在固定二氧化碳的植樹造林、森林經營保護以及能源林基地建設等項目。通過3億元碳匯基金的投入，中國石油預計在之后10年內吸收和固定500萬至1000萬噸二氧化碳，從而降低溫室氣體濃度。中國綠色碳基金為全國性公募基金，屬于民間基金。
中國綠色碳基金屬于碳匯基金，其林木所固定的二氧化碳將記入到投資企業的社會責任賬戶，如果儲存的碳信用符合清潔發展機制林業碳匯項目的要求，可以賣給國外買家，同時，也可以進入如芝加哥氣候交易所‘5這樣的國際碳匯自愿市場。企業加入中國綠色碳基金，不僅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貢獻，而且可以積累碳減排或者碳匯項目的經驗、培養專門人才，樹立綠色經營形象，展現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具體可以獲得以下方面收益:(1)獲得由相關權威主管部門簽發的經過計量、核查、登記的碳匯信用指標，體現企業對改善和保護環境的貢獻，并可在其產品上以適當方式標注;(2)投資企業可以獲得企業所得稅優惠及其他表彰形式;(3)積累碳匯交易活動的經驗，增強未來面對低碳經濟的應對能力;(4)培養企業內部熟悉相關環境產品的專業人員，有助于企業市場開發與產品創新;(5)促進企業樹立綠色營銷形象，展現企業社會責任感，從而增強企業影響力與榮譽感。
3.3.3.2我國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發展現狀
3.3.2.2.1我國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的國際國內環境
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樞紐，銀行不單為社會提供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為客戶傳遞和增加價值，更由于銀行發揮配置全社會資源的獨特作用，從而社會對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提出更高的要求。銀行承擔社會責任就是在開展業務過程中貫徹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展示銀行對于環境保護和責任營銷的應有認識與理解，主動把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發展自覺納入自身的發展目標，從而使銀行業創造出一種可持續性的經營方式，展示企業社會責任，使其獲得令人信服與尊重的雙底或多底商業機會，同時推動各利益相關者的有效互動。
第一，國際環境一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 (theEquatorPrincinles，簡稱EPs)廣泛運用于國際融資實踐，并且已經發展成為銀行業慣例。赤道原則制定于2002年10月，由世界銀行下屬的荷蘭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指南建立，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社會與環境風險而確立的金融行業基準。赤道原則于2006年7月由成員銀行對其進行了修訂，除了將適用于赤道原則的項目融資規模從5000萬美元降至1000萬美元，另外更加強調與注重項目社會風險與相關承諾進行定期信息披露以增加項目的透明度，并且在項目分類上進一步明確區分社會和環境影響評價，從而使得赤道原則更趨完善。赤道原則在國際金融發展史上猶如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把項目融資中不明確的環境和社會標準清晰化、具體化，將整個銀行業的環境與社會標準基本統一，確立了國際項目融資關于環境與社會的最低行業標準，有利于平整游戲場地和形成良性循環，提升整個銀行業的道德水準。就單個銀行來講，接受赤道原則不僅有利于獲得或維持好的聲譽，保持與保護市場份額，而且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對金融風險進行科學、準確的評估，同時也可以減少項目的政治風險;而對于整個社會來講，可以使得保護環境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到實處，赤道銀行客觀上成為促進環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私家人，通過發揮金融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的核心與樞紐作用，可以促進人與自然、社會得到和諧的發展。
2003年6月，分屬7個國家的花旗銀行、荷蘭銀行、巴克萊銀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等10家國際知名銀行宣布實行赤道原則。隨后，摩根大通、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和美洲銀行等世界領先金融機構也紛紛接受赤道原則。截止到目前，全球60多個金融機構接受了赤道原則，其中既有發達國家的成員，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成員，它們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都有分支機構。數量雖然不算多，但是它們都是全球規模以及影響力非常大的大型金融機構，這些機構的項目融資額約占全球項目融資總額的90%，在全球的業務量和影響巨大，將社會責任成功運用于國際融資實踐中。
我國是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企業投資項目的融資渠道主要依賴銀行信貸。在銀行貨幣信貸支持過程中，我國主張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政策的形式，要求國內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發放投資貸款時遵循赤道原則實施開展信貸業務，增加項目環保評估要求。我國的商業銀行機構中，興業銀行正在試圖成為赤道原則在我國的探路者。2006年5月，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率先在國內推出“綠色信貸”這一“節能減排項目貸款”產品。綠色信貸源于國家環保總局會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與2007年7月聯合出臺的《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中提及的政策及制度規定。2008年，興業銀行擴大此類貸款規模同時拓展融資適用范圍。并于同年7月，興業銀行公司董事會通過《關于申請加入“赤道原則”的議案》，并授權高級管理層積極推進加入赤道原則的各項工作，更好地承擔履行對環境和社會的責任。興業銀行這一創新行為向我國銀行業發出這樣的積極信號:在整個金融行業中占絕對權重的商業銀行，已在逐步意識到應該擔負更多社會責任的同時意識到履行這種責任可操作的實現路徑，即開始利用金融手段來限制高污染和高能耗，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發展。
第二，國內環境
在我國，通過銀行業務服務實現節能減排、環境保護還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節能環保”的實施情況不容樂觀。此外，應對十七大報告強調的“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以及2009年12月丹麥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承諾于2020年我國GDP能耗降低40%等政策，我們面臨的環保和社會等問題迫切需要重視與解決、因此，必須從多方面尋求實現“節能環保”的有效途徑，以實現和達到既定的發展要求和目標。
20多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經歷了微觀漸進的金融改革過程，商業銀行的經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開始強調承擔社會責任為重，到主要追逐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職責，再發展到現在重新審視自己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其承載的社會功能同社會職責隨之幾經變更，不僅體現了現代新型經營管理思維方式的轉變，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金融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國內銀行掀起了一股“綠色信貸”的創新風暴，對“節能環保”目標的實現起到舉足輕重的積極作用。目前國內并為形成關于綠色信貸的權威定義，其簡要表述即指以信貸為手段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盲目擴張，利用金融信貸的經濟手段協助產業結構調整，從而承擔其社會責任，促進環保事業的進行。“碳金融”作為“綠色信貸”的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分支，勢必對商業銀行于綠色金融的貢獻起到廣泛深遠的作用。
此外，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提供最大的碳減排市場，市場地位可以相當于石油市場中的沙特，CDM潛在市場份額約占全球的一半。從國內政策環境來講，國家為了啟動內需，提振消費，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適度的貨幣政策，重點發展包括環保項目方面的投資，各家商業銀行響應國家經濟決策，也在加大信貸的有效投放力度，這些都為銀行更好的開展綠色信貸和碳金融交易提供了廣闊的營銷環境。
3.3.2.2.2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實踐
近年來，我國碳金融創新業務如同商品衍生交易業務一樣正在國內市場大力培育和快速發展。目前國內諸多銀行，比如北京銀行、興業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已經開始試水碳金融創新業務，2007年就與國際金融公司簽訂合作關系，在國內開展碳融資業務，2008年還跟國內多家主要的碳基金(CCC、CAMCO、Arreon)談判CDM項目合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收益。
第一，現有碳交易合作機構的流程如下圖:
第二，案例:興業銀行在CDM項目的投入及獲取碳交易效益的分析;
2006年基于市場價值和品牌，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合作簽署了《能源效率融資項目(CHUEE)合作協議》，即《損失分擔協議》，成為國內第一家推出“能效貸款”產品的商業銀行。根據該協議，國際金融公司IFC以向興業銀行提供2億元人民幣的本金損失分擔來支持最高可達4.6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組合，興業銀行則根據國際金融公司IFC評估認定的環保型企業和項目為基礎發放貸款，同時國際金融公司IFC為這些貸款項目提供相關的業績激勵和技術援助，并收取一定的手續費。能效貸款并非簡單提供信貸，而是深入挖掘節能減排行業的供應鏈，除了向節能減排企業或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外，還提供相關財務顧問服務，并且幫助那些能夠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排量的企業或項目發現碳交易價值。據資料證實，至2007年10月30日該行以直接貸款模式、CDM模式、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融資租賃模式和設備供應商買方信貸模式共提供能效貸款總計金額5.28億人民幣，而此貸款支持的項目可在未來的五年中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當量921萬噸。
具體案例分析一項目名稱:興業銀行支持梅州二期垃圾填埋場沼氣利用該行經過論證認為該項目符合CDM項目經濟要求，以CDM、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兩種模式為該項目融資貸款720萬人民幣，期限3年。通過此CDM項目，項目業主(合同能源管理單位)不僅得到了沼氣發電收益，而且還獲得CDM項目認可的碳減排量收益近200萬美元，同時此CDM項目碳排放交易收益為項目新增加現金流近50%。
興業銀行支持企業利用垃圾填埋場等項目發電，符合CDM項目經濟要求，不僅獲得了豐厚的項目直接利息收益和CDM項目碳交易財務顧問等中間業務收益，而且還符合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創造經濟收益同時，贏得社會影響力和聲譽。
第三，其他國內銀行在碳金融業務方面的嘗試
在碳金融業務創新方面國內銀行走得較快的還有民生銀行。民生銀行將節能減排貸款與碳金融相結合，創新開發出以CDM機制項目獲得的CERS作為貸款還款來源之一的節能減排融資模式，也稱“碳金融”模式，為尋求融資支持的節能減排企業或項目提供了新的選擇。
另外，農業銀行總行成立了投資銀行部，先后與四川、湖北等多個省份的十幾家企業進行了接洽，與多家尋求融資支持的節能減排企業達成了CDM項目合作意向書，涵蓋了煉鋼高爐余熱發電、水泥回轉窖余熱發電和小型水力發電等清潔發展項目。農行采取了培養組建專業隊伍、培訓篩選客戶、加強制度建設等措施，促進CDM業務平穩發展。此外，深圳發展銀行和中國銀行還推出了“掛鉤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額度期貨價格”的理財產品。
4進一步發展我國“碳金融”的必要性
在國際碳金融發展領域，碳交易市場發展規模越來越大，碳排放權衍生發展為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創新產品，同時碳貨幣化程度也越來越高。發達國家都盡先搶占碳金融市場，圍繞碳減排權，建立并完善碳交易市場，試圖構建碳交易貨幣，并發展包括相關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基金、碳排放期權期貨以及碳衍生理財產品等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同時新興市場在碳金融領域的探索也不甘落后。在韓國，韓國光州銀行協同地方政府的支持推出“碳銀行”計劃，試圖將居民節省下的能源折合成積分，用積分來進行日常消費。對于中國來講，盡管我國擁有極具潛力和極其豐富的碳減排資源和碳減排市場，但是碳金融在我國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中資金融機構僅在“綠色信貸”方面有所作為，不僅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制度和碳交易平臺，而且在碳證券、碳期貨期權、碳基金、碳衍生理財產品等各種碳金融創新投資產品方面的發展也非常落后，同時缺乏相關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從而使中國在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方面面臨嚴峻挑戰。
4.1我國碳金融市場蘊藏巨大商機
對于我國來講，中國碳金融市場發展潛力巨大。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我國煤炭消費量占世界消費量的310&)，目前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溫室氣體凈排放總量將與美國相當;同樣有統計顯示，我國的萬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現在還未承擔國際減排義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應具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另一方面，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需要高昂的成本來進行能源結構的調整、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技術改造以及相關設備的更新，溫室氣體減排成本在每噸碳100美元以上。而如果在我國發展CDM項目等節能減排活動，減排成本可降至每噸碳20美元。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和利益驅動，促使發達國家的企業、機構積極進入我國尋找合作機會。而中國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可以按照清潔發展機制將在我國境內所減少的溫室氣轉變成有價商品，出售給發達國家出售。而剛剛落幕的歌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也承諾到2020年時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減少400rk。目前，中國己經被國際社會看做是最具潛力的減排市場。對于中國的金融界來講，如何把國家面臨的壓力轉化為可貴的市場機遇，如何在承擔建立和諧世界的社會責任的同時分享碳金融時代的“蛋糕”，將是他們所要面臨的巨大的挑戰。
4.2基于CMD項目的碳金融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存在不足
雖然我國積極參與開發CDM項目、促進溫室氣體減排，也做出了不少成績，但由于CDM項目在我國的發展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在開發CDM項目過程中仍然存在參與主體對項目認識不足、項目信息不對稱、項目融資模式選擇低效、項目成果CER國際議價能力低等諸多問題急需解決。
4.2.1對CDM機制和碳金融的認識尚不足
CDM和碳金融在我國的傳播時間短，是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進入我國的。因此，國內許多企業和金融機構仍未認識到其中蘊藏著巨大商機，對CDM項目開發、碳排放權交易規則、碳資產的價值、操作模式等尚不熟悉。在我國，目前關注碳金融的機構除了少數商業銀行以外，其他金融機構鮮有涉及。
4.2.2缺乏成熟完善的中介機構
CDM機制項下的碳減排額是一種虛擬商品，其交易規則十分嚴格，開發程序也比較復雜，銷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戶，合同期限很長，非專業機構難以具備此類項目的開發和執行能力。在國外，CDM項目的評估及排放權的購買大多數是由中介機構完成，而我國本土的中介機構尚處于起步階段，難以開發或者消化大量的項目。另外，也缺乏專業的技術咨詢體系來幫助金融機構分析、評估、規避項目風險和交易風險。
4.2.3CDM項目開發風險因素多
CDM項目與一般的投資項目相比需要經歷更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為CDM項目開發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開發CDM項目所涉及的風險因素很多
主要包括政策風險、項目風險和CDM特有風險以及CDM開發周期風險等。項目風險主要指工程建設風險，如資金是否預期獲得、項目是否能夠按期建成投產等。而在項目可行性認定方面，能效貸款較一般性貸款也更為復雜和專業，我國商業銀行人員在這方面的專業技術判斷能力不足。
4.2.4CDM項目周期比較長，融資支持不足
CDM項目成果CER的支付時間往往在項目獲得CER后，此時企業己經在前期為開發投建CDM項目投入大量資金，導致CDM項目中經常存在融資問題。整個項目的融資機構是開發投建CDM項目所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對于中小型企業來說，尋找愿意承擔風險的融資機構的支持成為其開發CDM項目的必要，通過貸款或貸款擔保的方式，打通融資渠道，同時分擔部分風險。從對國際CDM融資渠道分析可知，融資方式往往與CDM項目成果CER的議價結果有直接聯系，議價能力強，意味著融資渠道暢通，而我國企業在運行CDM項目后對于CER較低的議價能力決定了我國企業在相關項目開發方面低效的融資方式，這不僅會導致我國企業得不到有效的資本和技術支持，嚴重打擊我國企業參與CDM項目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不利于CDM項目在我國的長遠發展。
4.2.5缺乏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機制，預期收益大幅縮水
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我國尚不具備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的權利，國內也缺乏如何可以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方面的機制探索，目前，我國企業獲得的排放權如果用于出售，主要由一些國際組織，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參與購買，再進入國際碳交易市場進行交易。于是這些投資于減排權的機構就可以從中可掙取高額差價。如在2006年8月29日的交易中，中方一家單位將減排配額出售給中介機構一世界行的價格是每噸6歐元，而2006年8月31日在北歐電力交易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的行情為每噸15.99歐元;再加上現在CDM活動基本上屬于買方市場，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碳排放權議價能力較弱，而且隨著全球對CDM機制的逐步認識，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到碳交易市場中成為供給方，那時減排權的價格會進一步降低，預期的收益也隨之大幅度縮水。
4.3我國仍未建立為碳金融發展提供重要基礎的全國性碳交易市場
4.3.1碳交易市場的金融化特征
以碳交易形式為核心的溫室氣體減排交易市場其實在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前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開展了。目前國際碳交易市場發展迅速，尤其在市場化成熟的西方社會，碳信用(CarbonCredit)己經快速發展成為一種新興的衍生投資產品，交易非常活躍。碳信用其實是一種泛指，包含了在碳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如CERs、EUAs以及VERS等各類產品形式。在碳交易市場中，實際的減排往往發生在交易之后，這種交易方式與商業信用十分類似，即買賣交易商品時采用延期付款而非立即支付現金的形式，碳信用的概念由此被引用，在目前的碳市場交易中此概念也已經被普遍接受。碳信用存在上述不同形式，但其根本的含義都反應了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量，這種溫室氣體減排量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被量化成二氧化碳當量進行計算。
碳交易市場在保證交易價格公開透明的同時還可以進行現貨和期貨的交易，這對于屬于遠期交易交易類型的碳信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碳交易所公開交易的形式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信息不對稱，從而避免價格損失和交易風險，使得產生的碳信用充分市場化。此外，利用碳交易所還可以以期貨交易方式進行碳排放信用交易，期貨交易方式在市場化比較完善的國家被廣泛應用于金融、能源以及新興的碳交易系統中，由此使得買方和賣方都能夠通過套期保值來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可以更有效穩定市場價格，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為交易系統的安全提供更多的安全備用保障。
由于交易所準入制度十分嚴格，為了節約交易成本，目前碳市場交易大部分通過有中介機構參與的場外柜臺交易(OTC)完成。場外柜臺交易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歐美商品與證券交易中普遍采用的一種市場化模式。較直接的雙邊交易，場外柜臺交易操作更加靈活，價格也比較公開透明。可以看出，碳信用作為一種創新的環境金融產品，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但己經依托國際商品和金融市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全球碳市場也在日益繁榮擴張的交易活動中日趨成熟。
4.3.2碳交易市場提供我國“碳金融”發展的基礎
4.3.2.1碳交易市場降低碳金融的交易成本
目前，中國的碳交易仍處在主要集中在具體項目上的“農貿市場”階段，而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已經在碳金融層次開始布局。碳金融和碳交易好比兩條腿，沒有完善的碳交易市場平臺的支撐，中國不僅將失去碳交易的定價權，而且將又一次失去金融創新的機會。中國碳交易市場的完善現在最關鍵的是解決市場需求問題。中國碳交易需要建立一個標準化的、規范運作的市場，這樣才能在產生交易產品的基礎上吸引企業和金融機構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進入市場。同時，金融機構作為碳交易市場的重要參與主體，同樣可以憑借自身特殊的功能參與完善碳交易市場的工作中，活躍并強大碳交易市場。
4.3.2.2碳交易市場提供碳金融創新產品衍生基礎
隨著碳交易的成熟與擴展，碳排放權才可以發展衍生為如碳排放權期貨與期權、碳基金、由碳減排有關的直接投融資以及開發相關理財產品等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產品。例如，目前碳交易指數也已經成為重要的市場指標。2008年紐約一泛歐交易所推出低碳100歐洲指數，此創新指數是一個確認有低碳排放記錄的歐洲公司碳指數;另外，標準普爾等指數部門也開發建立了類似的低碳環保指數。具有創新眼光的金融機構還在此類指數的基礎上開發了ETF基金，比如巴黎銀行EasyETF低碳100歐洲，此基金就是一只由紐約一泛歐指數而開發創建的ETF基金。此外，商業銀行在碳交易領域也進一步發展了碳金融創新。初期銀行參與碳交易的一般途徑是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務，此后在碳金融領域發展了包括為減排企業提供投融資、擔保以及設計各種碳金融理財產品等服務。因此，參與構建碳交易市場，不僅可以成為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構建的“突破口”，而且也為我國解決節能減排事業發展過程中綠色技術應用缺乏的問題提供了的有效途徑。
4.3.2.3碳交易市場促進我國金融機構搶占國際碳金融創新領域
目前中國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市場。由于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中國為世界創造巨大的核證減排量，但卻被發達國家以低價購買，或直接利用，或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交易來掙錢高額差價，然后再經過其金融機構包裝、開發成為價格更高的金融衍生產品、擔保產品在國外進行交易，這才使得一批國際金融機構爭先參與碳交易，或充當直接買家，或充當中介角色，并不斷開發創新相關金融產品，從中獲取巨大商業利潤。發達國家如今還積極吸引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參與到他們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場中賺取中國資本的利潤。而目前中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滯后，不能為買賣雙方提供完整、詳細、準確的碳交易細節，無法提供信息對稱的基礎，保證碳交易順利開展，缺乏議價能力，導致本土的金融系統、金融機構在對碳金融業務沒有較為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如商業銀行以及第三方核準機構(DoE)等在參與碳交易方面還處在非常初級的探索階段。因此，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創新業務需要完善的符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市場平臺。
4.3.3碳交易蓬勃發展催生高層次碳金融產物一碳貨幣
4.3.4.1碳貨幣
“碳貨幣”是全球應對氣候變暖，在碳交易蓬勃發展的基礎上被提出來的新名詞，指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建立“碳本位”，將“碳點”貨幣發展為一種全新的超貨幣，讓二氧化碳排放權成為繼白銀、黃金、美元之后的國際貨幣基礎。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是，交易一方通過支付另一方獲得溫室氣體減排額，可將購得的溫室氣體減排額實現其減排的目標。國際碳市場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后幾年內快速增長并漸趨成熟。世界銀行統計顯示，全球碳交易市場在2008年規模高達1300億美元，交上年擴大了一倍。另有2009年6月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的預測報告，全球碳交易市場2020年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場，將達到3.5萬億美元。目前建立“碳本位”，實現以“碳貨幣”作為超貨幣的構想還為時較早，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是先探索利用碳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來助推國際貨幣多元化。
4.3.4.2碳貨幣推進高層次碳金融發展
隨著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壯大，碳貨幣的概念也漸漸變的清晰。當未來統一的全球碳市場運行成熟、碳減排權價值趨于穩定以及減排技術高度發達之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額減排量運用碳貨幣體系定價與交易，為形成以“碳本位”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可能。面對全球新趨勢與新挑戰，中國必須全方謀劃戰略，構建碳金融以及其碳資本體系，從而使得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是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爭取定價權的關鍵一步，同時也是人民幣發展為國際貨幣的必由之路。
從貨幣發展史分析，一國貨幣發展成為國際貨幣甚至國際儲備貨幣一般需要遵循“計價結算貨幣一儲備貨幣一錨貨幣”的基本路徑。此規律中，某國貨幣與國際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貿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的綁定權往往是該貨幣崛起的起點。例如“煤炭一英鎊”、“石油一美元”的能源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綁定權與貨幣霸權的演繹發展形成了現行的“信用本位制”下的國際貨幣體系。目前歐洲氏碳革命以及清潔能源技術的突飛猛進已經成為歐元國際貨幣地位提升的新動力。在此趨勢下，各國貨幣都爭先爭奪碳交易的主導貨幣。在碳交易市場發展早期，世界銀行等美元機構基金為碳減排權采購主體，后來歐盟買家數量逐年增加并占據主導。根據法國信托局氣候金融部研究數據顯示，2007年58只碳基金的貨幣組成中，來自包括政府機構、發展銀行的政府投資者的資金93.3%是歐元;包括世界銀行、其他發展銀行、私有部門、政府機構的混合投資者的資金84.7%為歐元。包括私有部門、發展銀行、公共/私人合伙的私人投資者的資金60.1906為歐元。其余為美元和極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鎊。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使用歐元作為國際碳交易的計價與結算貨幣已成為普遍事實。特別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后使其喪失對碳市場的主導權，歐盟后來居上。加上美元的長期疲勢，進一步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碳項目交易市場以歐元作為計價結算貨幣的比重。
隨者各國參與碳交易市場程度的提高，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利用碳交易，提升其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從而有助于其躋身于世界主導國際貨幣的行列。目前，日元已經在努力爭取，澳元、加元等都具備提升空間。如果美國國會通過瓦克斯曼馬基法案并最終立法，美元將大大加強其在在碳交易領域的話語權。中國2008年的CDM項目所獲得的核準減排量(CER)成交量，已占世界總成交量八成。作為CDM機制的最大供給國，中國應當抓住機遇，爭取碳交易市場定價權，因此必須建立規范而具規模的碳交易市場，并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形成聯動。這樣才有可能發展中國的碳金融并爭奪到碳資產定價權，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通過國內碳金融體系的建立，包括人民幣相關碳金融投資品和人民幣碳基金的開發與推出，將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進程。
4.3.4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滯后
雖然中國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但碳交易定價權并不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中國企業仍舊處于適應之中。對于未來的碳交易市場，最重要的還是進一步確定市場秩序，要靠市場的自身來完善，有關部門只需給予一定的政策、資金扶持，將國內的碳交易市場平全打造起來。
中國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低端，一方面在碳交易中買方和賣方不能互通有無。目前碳排放交易相當一部分是境外買家，其中不乏很多國際金融機構的參與。國內企業與國際買家談判時，最終的成交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去甚遠。據悉，國際市場上碳排放交易價格一般在每噸17歐元左右，而國內的交易價格在8歐元至10歐元左右。事實上，中國碳排放交易跟西方的碳交易市場有很大差距，信息的透明程度很不夠，使得中國企業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碳排放協議及其談判的過程十分復雜漫長:減排量價格、付款范圍和條件、核實成本和收益成本、適用的法律等，其中有很多都是我們國內企業并不十分了解的。由于中國缺乏定價中心，中國企業在出售二氧化碳減排量的價格時，價格差只是當時國際市場交易價的1/2。再一方面目前中國污染排放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都分散在各個城市和各個行業。這種狀況也導致中國企業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最終的成交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相差甚遠。
擁有碳市場的定價權不僅取決于碳貿易量，還首先必須建立統一的碳交易平臺，為買賣雙方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公平合理定價。目前，中國的碳減排額度往往是先出售給中介方(即DOE，一般是擁有驗證能力的、國外大型投行的碳金融管理機構)，然后再由其出售給需要購買減排指標的企業。這樣經中介方易手，必然會造成成交價和國際價格的脫節。’8對此，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排放權交易市場，整合各種資源與信息，通過市場發現價格，用市場化的方法去規范各個企業的單兵作戰。而碳交易所的成立則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對話機制;交易的模式也非常簡潔，即通過引入競價機制充分發現價格，從而有效地避免暗箱操作。同時，專業的交易市場還是一個更有利參與國際市場的途徑。因為，建立碳交易市場，不僅有利于減少買賣雙方尋找項目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還將增強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
4.4金融機構碳金融業務在我國發展滯后
4.4.1我國金融機構“碳金融”業務發展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差距
4.4我國碳基金與國際碳基金的差距
隨著碳交易的擴大，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國際金融機構和風險投資介入的碳金融活動、碳減排期貨、期權市場、碳排放信用等環保衍生品的規模越來越大。其中碳資產越來越受到私募資本的關注。2000年，世界銀行發行了首只投資減排項目的碳原型基金，目前已經設立了8個碳基金，總額高達10億美元。自2004年以后，私人資本開始大舉投資減排項目。截至2007年底，私募資本主導的基金數量超過了政府機構或組織主導的基金，如挪威碳點公司、歐洲碳基金等都非常活躍。而具體到在我國建立的相關的碳基金，如前文所述，大多是歸于國際金融機構參與建立，我國本土建立的碳基金也大多是政府屬性，由金融機構自發成立的碳基金幾乎沒有。面對我國碳金融發展滯后的狀況，金融機構如果不快速跟進碳基金領域的探索，勢必將這一創新業務市場份額拱手讓給國外具有遠見的國際碳基金。
3.4.1.2我國商業銀行與國際商業銀行的差距
隨著國外商業銀行金融全能性機構轉型的完成，國內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也加緊跟隨其發展步伐。過去我國商業銀行只注重存貸款業務的發展模式已經不符合現代商業銀行的發展趨勢。目前國際商業銀行大部分都經歷過了痛苦的轉型期，例如，轉型成功的典范德意志銀行，重點發展表外業務，如咨詢服務、理財業務以及投行業務等，同時通過合并拍賣等途徑使得其最初高達8000多億美元的公司法人客戶資產降為1000多億美元，從而經受住了經濟周期的沖擊。目前，國際大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比例都在40%到50%左右，有些所占比重更大。而我國卻一般低于20%，有些甚至更低，因此有必要調整這種非常危險的經營模式。而碳金融對于商業銀行來講，其創新的內涵與外延意義可以說是巨大的，不僅僅是相關中間業務的開拓，更多的意義在于在這一新興領域快速搶占市場份額，否則其后果將永遠是復制國際具備先進理念銀行所丟棄的業務領域。而目前本土的金融系統，金融機構在對碳金融業務沒有較為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不敢貿然介入其中。如商業銀行以及第三方核準機構(DOE)等在參與碳交易方面還處在非常初級的探索階段。因此，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碳金融業務緊迫而且必要。
4.4.2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業務的巨大商機開展碳排放業務對于金融機構而言，無論是碳基金，或商業銀行，在搶占碳金融領域市場份額，獲取巨大經濟利潤的同時，還有利于提升社會形象，增強公信力和美譽度。
首先，開展碳排放業務利潤空間很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在CERS價格上，中國與歐盟相差大概10歐元/噸，這里存在巨大價差與巨大的利潤空間。無論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年，2010后中國是否繼續在非附件國家，無論哥本哈根會議能否達成協議，或所達成的協議約束力是否夠強，碳金融市場自身的特點決定了這個市場將持續走高，因為歐盟和更多的國家都己經開始加入排放貿易的游戲。因此我國金融機構理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積極探索與發展碳金融業務。
其次，商業銀行參與cDM項目開發，并不失時機地開展碳交易業務等碳金融創新業務，不僅是“赤道原則”的要求，更是實現自身業務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是響應“赤道原則”的需要。宣布實行赤道原則的銀行必須審慎調查核實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的因素，使得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對環境和社會負責，實施與“赤道原則”相一致的內部政策和程序。我國商業銀行作為實行“赤道原則”的成員機構，積極參與CDM項目，實施節能環保，并積極發展其碳金融創新業務正好與“赤道原
則”相吻合。
二是開發包括綠色信貸在內的環保金融產品線。商業銀行參與CDM項目的同時，應該開發出與CDM項目相配套的金融產品，比如CDM項目申報費用需墊支的搭橋融資、前期投入的融資租賃或設備融資、其CDRS(減排量)項下的全球市場風險管理、貨幣市場管理以及交易結算管理等;此外，開發與碳交易相關的金融理財產品，也是商業銀行搶占碳金融市場的有效途徑之一。只有這樣CDM項目給商業銀行所帶來的綜合效益才能得以充分體現。
三是踐行綠色金融經營理念和擔負社會責任的需要。商業銀行在綜合平衡投資項目可能產生的短期利益和長期整體利益時，應謀求可持續發展。要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前提，在踐行保護環境義務的同時，大力增強自身的利益空間和國際競爭力。否則只注重短期效益與眼前利益而以環境為代價只會以更大的成本來彌補。
四是提高金融服務檔次。商業銀行要在完善有關cDM項目金融配套服務的同時提高服務質量，尤其對涉及跨國性的金融業務，要設計出全球性風險管理方案，確保cDM項目與銀行金融服務實現投入產出雙贏。
5發展和完善我國“碳金融”市場的政策建
議
5.1解決我國CMO項目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對策建議
隨著我國碳金融市場的發展，相關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將日益豐富，其中CDM項也將得到快速發展。但這種快速發展需要相關配套措施的調整與完善，函待各級政府或主管部門理順相關政策和機制，為逐步建立和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CDM市場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根據近幾年的實踐，以下五個方面的相關政策和機制期待重點調整和完善。
5.1.1加強研究環境金融的理論和政策
環境金融的實踐性和操作性很強，既涉及到金融領域，也涉及到經濟學領域、環境領域、管理學領域和法律領域。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中國，尤其應該對自身參與CDM項目的潛力及規模進行認真研究。目前我國環境金融尚處于萌芽狀態，而碳金融是屬于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中環境金融獨樹一幟的發展分支，所以加強研究環境金融的理論和政策，將為碳金融未來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政策指導。
5.1.2建立碳交易市場
溫室氣體排放權既是有限的環境資源，同時也是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在我國，應借鑒國際碳交易市場發展機制，研究和探索碳排放權或排放配額制度以及相關碳交易市場運行機制，利用碳交易市場發現排放權價格，積極促進企業與金融機構進入CDM市場，有效配置經濟主體間利益，鼓勵和引導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實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
5.1.3積極推廣宣傳
推廣宣傳CDM項目，使企業充分認識CDM項目運行機制，同時意識到參與開發CDM項目、進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價值，促進CDM項目業主以及相關開發商可以根據行業與自身發展情況制定計劃，并推動其擴大國際間合作，力爭企業利益和國家環境資源利益最大化。
中介市場是開發CDM項目的關鍵，應制定支持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與民間機構參與進入。在我國，金融機構參與與促進CDM項目發展的潛力巨大，其作為項目交易中介和資金中介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應鼓勵金融機構作為中介購買CDM項目成果或直接與項目業主聯合開發CDM項目。
5.1.5建立有效激勵機制
CDM項目涉及環境、金融、管理、法律等方方面面，需要項目業主、金融機構、國際買家的等的參與，同時政策性強，因此，發展我國的CDM項目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各級政府和主管依據可持續發展原則制定一系列規則與標準，提供相關的信貸支持、稅收、投資等配套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參與CDM與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促進我國CDM項目的發展。
5.2建立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基本框架
目前，國際上發展成熟的碳交易市場可以大致分為兩種:規范市場和自愿市場。其中大部分為了滿足國際、區域性或國內強制法規的最終目標，例如《京都議定書》、歐盟排放貿易體系等，有排放限量的國家或企業進行碳指標買賣的交易行為稱為規范市場(comPhanoeMarket);除此之外，出于自愿目的，從社會責任和品牌建設等目的而進行碳指標購買的交易行為被看作是自愿市場(voluntaryMarket)。這是中國目前可以采取的交易模式。二者并存于目前的碳市場，相互間有一定的區別和聯系。
5.2.1國際規范市場與自愿市場的運行機制
5.2.1.1規范性市場
規范性市場必須約束于強制性的法規或協議下，《京都議定書》是目前最主要的強制性國際協議。現行的最大規范性碳交易市場是歐盟成員國之間實行的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ropeanunion阮issions腸祖ingscheme，EuETs)。
歐盟排放貿易體系采用的是總量管制兼排放交易的管理和交易模式，歐盟各成員國每年先預定與《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標準相一致的可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政府依據總排放量向該政府各企業發放二氧化碳排放權，即歐盟排碳配額(EUA)，每個配額允許企業排放1噸的二氧化碳。企業在期限內可以“出售”其沒有使用完的配額來套利。同時，企業可以通過碳交易市場從有剩余配額的企業手中購買其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額的部分，否則就會被處以重罰。這些配額通過類似銀行間的轉賬方式以電子賬戶操作模式在企業或國家之間自由轉移。同時，歐盟排放貿易體系也在不斷發展中壯大。2004年歐盟通過“連接指令(LinkingDirective，LD)”規定了EUETS與《京都議定書》的對接，2005年1月1日起與清潔發展機制，即CDM項目市場對接，2008年1月1日起與聯合履行機制J工對接，2。也就是說《京都議定書》下的CERS和ERUS可以在歐盟排放貿易體系下轉換成EUAS，從而使得碳交易的模式更為靈活。
除了歐盟排放貿易體系這一全球最大的規范性碳交易市場外，全球比較有名的規范性碳交易市場還有美國一些州政府制定的區域性的強制溫室氣體減排法規所形成的除《京都議定書》和EUETS之外的碳市場。例如美國東北部十州簽訂的“區域溫室氣體行動 (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RGGI)”，該行動同樣采用“限值一貿易”的模式，并確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即在2009年到201互年間，將碳排放維持在和目前排放大致相當的水平上，在20巧年到2018年間每年削減2.506，由此在2018年的排放量將會比2009年時減少10%。
5.2.1.2自愿性市場
自愿市場的交易環境相對規范市場來說比較自由，沒有強制性減排目標的約束，完全是出于成員間的自發組織以社會責任和品牌建設為目的而進行的碳交易。自愿市場由于沒有強制性的購買需求，因此交易沒有規范市場活躍，但其相對的低交易成本仍吸引了很多參與者。自愿市場的交易行為出于“碳中和(CarbonNeutral)”的考慮購買各種排放指標或者源于某些個人或者企業對例如航空和工業加工此類特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活動進行補償。芝加哥氣候交易所 (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這樣的交易平臺就是典型的自愿性碳交易平臺。
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現有來自全球范圍內的交通、環境、電力、汽車等數十個不同行業的會員近300個，是全球唯一個同時開展《京都議定書》中所要求控制排放的涉及二氧化碳、甲烷、六氟化硫、全氟化物、氫氟碳化物、氧化亞氮等6種溫室氣體減排交易的交易所。芝加哥氣候交易所要求要求其會員通過自身的減排行為或者購買補償項目(O能etProjeets)的減排量，做到在2003年到2006年實現排放比基準線減少4%，在2007年到2010年將實現606的減排目標。其中基準線的定義是1998一2001年的年平均排放量。在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對象稱為碳金融證券Carbon交易。
自愿市場除了交易所交易方式外還有多種場外交易模式，所交易的碳信用涉及面更廣，即包括經核實的減排量(、℃力 fiedEmissionReductions，VERS)，也包括未經核實的減排量(Non一veri五ed枷issionReduction，ER)以及預期的減排量(prospectiveEmissionReduction)等。同時，在規范市場中交易的CERs、EUAS、ERUS以及其他形式的配額和碳信用都可以在自愿市場上進行交易。
5.2.2借鑒成熟市場經驗，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市場的基本框架
中國目前的政策環境尚不適合“激進式”的改革模式，即立即采取限額交易。根據中國碳交易發展的經驗，“漸進式”改革模式更適用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本文在對國際國內碳交易市場分析的基礎上，初步設想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基本框架，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其還未承擔國際社會法定溫室氣體排放量限制時期，可以建立初級階段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作為過渡，并在適當的時候再建立可以與歐盟碳交易體系相抗衡的完善的碳交易市場。
5.2.2.1過渡期—初級階段的市場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并不需要承擔溫室氣體排放限制，但是并不意味著我國在國際碳排放交易中可以不作為。相反，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在中國還未具備利用強制法規或協議限定企業進行碳排放約束時，可以考慮先建立初級的碳排放市場，即自愿性碳交易市場。
這個自愿減排就是沒有國家強制減排責任的企業，基于企業社會責任，或者企業的長遠發展，自愿減排產生的減排量。
第一，參與主體來源的確定性分析。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將是低碳經濟，無論是宏觀國家經濟，還是微觀企業經濟，誰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搶占經濟新的增長點，誰就將獲得市場認可以及資金的追捧，引領世界經濟。企業進行減排活動和企業追求發展兩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短期內可能有所沖突，但從長期看并不矛盾。進行減排的企業可以通過碳交易市場獲得相應的經濟補償;而購買指標的企業由于有壓力進行技術改造和升級進行減排，因此會“被動”地提高能源資源利用率和能效水平。相比于其他企業，從事這樣的主動減排行為的企業就有可能具備技術領先，當強制減排成為普遍政策時，其就具備了明顯的減排優勢，有利于企業長遠的發展。反之，落后企業如果對減排繼續保持排斥心理，那么長期看，吃虧的就是企業自身了。此外，碳排放權供給者如果由于各種原因無法通過CDM機制得到補償，同樣可以到國內的碳交易市場上獲得經濟補償。因此在中國建立自愿減排市場，會涌現出大批具有發展眼光的企業參與到碳交易市場成為碳排放權標準的需求者或供給者。
第二，完善現有的國內各大碳交易平臺。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數家碳交易市場，雖然并沒有從事真正意義上的碳交易活動，大多只是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及資產類的交易，但是有了這樣的初級平臺就意味著可以發展成為較為完善的交易平臺。發揮現有的CDM技術服務中心以及排放權交易所機構的信息與交易平臺的作用，同時還要鼓勵全國各個地區積極構建碳交易區域市場，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區域。眾多的區域市場是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基礎。此外，在目前排污權交易試點不斷完善的基礎上，逐步推進其他創新產品的交易。
第三，建立全國統一標準的碳交易市場體系，有效降低減排成本并優化資源配置。在完善現有的國內各大碳交易市場的基礎上，建立全國統一標準的碳交易市場體系。自愿減排市場上交易規則、交易制度以及信息的披露主體可以由已經對與碳金融有一定了解的金融機構來參與制定，為買賣雙方提供準確、完整、詳細的碳交易細節，在信息對稱的基礎上，保證碳交易順利開展。
5.2.2.2完善的市場交易方式
在筆者看來，當中國企業經歷過上述過度時期碳減排的自愿交易模式后，會比較容易過度到規范的碳交易市場機制。借助綠色利益驅動，這是中國在長期發展低碳經濟的必由之路。
第一，統一全國碳交易平臺，建立規范碳交易體系，并與國際碳交易市場建立聯
動。
構建一整套與發展全國統一碳市場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由于碳排放權的稀缺性來設立強制性企業排放上限，政府根據總排放量向各企業分發統一標準的二氧化碳排放權，建立類似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規范碳交易市場。此外，信息收集的充分程度將直接影響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平臺將為交易雙方進行排污權交易提供其需要的大量的有關價格、需求量和供給量、需求單位和供給單位等市場信息。如果信息不充分，就會導致交易價格上升，交易成功率就會卞降。同時，可以考慮利用網上平臺，設計出與國際碳交易聯動的網絡鏈接，積極有效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良好的網上平臺可以使信息得到充分的釋放，同時降低成本。
第二，制定排放權法規并強化政府對于碳交易市場的監能力。
規范性的碳交易市場能否順利建立，關鍵在于政府能否建立沒有漏洞的法制與監控系統。科斯定理說明明晰的產權歸屬，能有效劃分責任，從而有益于排放權交易的進行。我國的排放權交易健康的成長道路需要完善的法律提供保障。目前我國已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政策法規仍不夠完備細致，因此需要結合我國國情和其他國家的實踐進一步地改進。此外，沒有政府的有效監管，排放權交易很難實施，排放權交易的整個過程離不開政府的監督行為。政府作為交易的保護者和監督者，有責任促使交易雙方完成其承諾的減排責任，保證市場機制更好地運行。
第三，我國政府和企業還應提高自身認知，為新的變化做準備。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和經濟全球化角度看待排放權交易與我國的聯系。其次，運用科學技術控制和減少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加強國際規則的約束力，完善排放權交易的法律法規，制訂科學的環境監測標準，建立完善的排放權交易平臺。再次，我國企業要抓住碳排放權交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壯大和發展自己。
5.3我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業務的途徑
5.3.1促進碳基金在我國的發展
5.3.1.1建立跨國金融戰略聯盟，積極開展國內碳基金培育工作
碳基金等風險投資隊伍正隨著國際碳交易數量的擴容而不斷擴大，碳排放權交易作為一種金融產品日益受到金融機構與專業人士的青睞。國內碳基金認識碳交易相關投資產品較晚，起步較國際投行也慢，因此有效參與該市場的競爭和經營需要與富有經驗的國際投行或公司建立戰略合作和聯盟關系，目的是在保住國內市場的同時發展自身的國際市場。借鑒管理與經營有經驗的國際投行或專業風險投資機構并與之建立戰略關系是進入碳金融市場的最捷徑路徑。
5.3.1.2培養覆蓋CDM項目投融資和流通領域的管理與交易的高素質碳基金運作團隊
碳基金業務的全過程不僅涉及碳專業技術內容，還涉及全球碳交易市場:不僅涉及國內金融，還涉及國際金融;不僅涉及一般風險投資業務，還涉及投資銀行業務;不僅要求國內金融產品服務，還要求國際金融產品服務;不僅需要為其提供原生產品服務，還要為其配備衍生產品配套措施。只有一支具備全面素質的金融員工隊伍，才可以做到碳金融服務的盡善盡美，同時控制自身風險并且更好地實施跨國金融戰略。
5.3.1.3引導碳基金積極參與碳匯項目
全國森林資源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尚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以及人工造林保存面積占我國森林總面積的近4成，居世界首位。另外，我國森林面積中中幼齡林占比55.390k，森林單位面積蓄積量尚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我國林業發展戰略目標顯示，計劃凈增森林面積7482.39萬hmZ，未來50年森林覆蓋率將由目前的19%提高到26%以上。因此，我國具備開展林業碳匯項目的巨大潛力，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由以上數據可以得出，在我國建立綠色碳基金，積極參與國際林業碳匯項目，在吸收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一方面引導碳基金抓緊機遇參與碳匯項目，有效促進我國碳基金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林業可持續發展并產生巨大的生態效益。
5.3.2促進商業銀行“碳金融”業務的發展
碳排放業務實際上存在一個價值鏈，整個鏈條對商業銀行來說蘊藏了很多商機。商業銀行要善于捕捉商機，開展中間業務。
5.3.2.1發展商業銀行“碳金融”投融資服務
在我國，融資市場以間接融資為主，商業銀行在投資領域充當主要作用。近年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向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業務固定在傳統領域存在較大的風險。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尋求新的開拓領域，CDM項目就是一個很好投資方向。在我國開展的CDM項目主要涉及節能與提高能效、工業廢熱回收利用以及垃圾焚燒發電、煤氣層回收利用、化工廢氣分解減排、造林和再造林等多個領域。截止2008年6月17日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公布的數據，在全球范圍內CDM中，EB共給中國224個項目核發了CERS額度 111679665噸，分別占東道國注冊項目總數的20.55%和年減排量的51.42%，按照單位價格10美元計量，市值已經超過了n億美元。
從全球來看，CDM市場前景十分廣闊。據國際金融公司預測，在2008至2010年期間，發達國家要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承諾，每年將需要通過CDM項目購買約億2至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形成巨大的CDM項目需求。目前中國可以提供所需CDM項目一半以上，作為暫不承擔減排任務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cDM市場發展潛力巨大。商業銀行應該抓住機遇，積極開展碳金融投融資服務，貢獻中國企業在CDM項目中所需的數十億美元融資，從而獲得巨大經濟效益。
5.3.2.2發展商業銀行國際國內“碳交易”中介服務
商業銀行雖然與投資銀行有所區別，但本質上也是調節資金余缺的媒介，是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中介組織。隨著混業經營的發展，商業銀行經營應順應多元化發展趨勢。隨著綠色經濟的發展，商業銀行應積極探索如何在碳金融領域中發揮作用，促進經營業務轉型。
目前，妨礙我國碳排放業務發展的一個方面就是中介組織的缺失。作為碳排放的出售方，目前我國政府或企業與國際碳基金、國際投資銀行等碳排放權購買方之間進行交易時，缺乏對項目比較了解的中介服務，往往由于缺乏經驗以及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嚴重制約了我國碳排放業務的開展。中介組織的重要性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一級市場的撮合;二是二級市場的交易平臺。國內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部門應努力學習國際金融機構成熟碳金融業務經驗，積極與國外投行溝通合作，發展與開拓銀行提供咨詢業務、充當財務顧問以獲取手續費。據報道，2008年1月23日，紐約一泛歐交易所與法國國有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局合作建立一個被命名為BhieNext的二氧化碳排放權全球交易平臺。這個交易平臺以現貨交易為主，并在2008年第二季度設立期貨市場同時開展各種與環境有關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在此之前，歐洲、加拿大、新加坡、東京都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亞洲還通過電子交易系統來進行CERS的交易。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商業銀行也應該積極充當碳交易中介，實現巨大金融綜合效益。
5.3.2.3促進商業銀行參與國際“碳減排”投融資
投資銀行業務延伸了供應鏈的價值，是對傳統銀行業務的有益補充。商業銀行起初僅僅重視CDM項目的貸款投資價值，并未發掘貸款后針對cDM項目衍生的投資產品，因而所獲得的綜合效益大打折扣。目前，作為附件11國家，我國并不承受溫室氣體減排法定義務，不能直接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CERS只能單向流向國外，同時國內子帳戶之間不可交易，亦不能相互自由流動，但這并不代表國內的商業銀行在此領域就可以無作為。相反，’國內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我國商業銀行可以在附件I國家注冊或投資入股投資公司，取得相關資格后，可以直接以境外買家的身份參與境內CDM項目，也可以在歐洲二級市場進行交易，這樣就會消除一、二級市場價格差異，從而大幅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此外，商業銀行也可以參與境外CERs買方債權融資，一同向CDM項目提供優惠融資方案，類似出口賣方信貸或買方信貸品種，分享一部分CERS出售的收人，這樣可大大促進中間收人的提高。
5.3.2.4開拓商業銀行“碳金融”衍生商品
首先，積極開發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
隨著我國國民收人的迅速增長，人們的投資渠道也日益多樣化。開發富有新意而且具備較大增值空間的碳金融衍生商品具有很大的需求市場。類似與股票指數或與美元收益掛鉤所開發的理財產品，碳排放權由于其金融特性可以成為理財投資品開發標的。目前荷蘭銀行、中國銀行與深圳銀行推出的與碳排放權掛鉤的理財產品的市場反響度都很大。因此商業銀行應該具備前瞻眼光，積極開拓“碳金融”前景廣闊的衍生商品。
再次，開展碳基金托管等業務
作為重要的募集資金手段，無論是私募，還是公募，碳基金都應該是未來充滿潛力的融資方式。2007年10月到2008年3月近個5月中，有多達12只新成立的碳基金，目前世界上建立的碳基金己經有58只，而且規模很大，說明碳排放業務發展前景巨大。雖然中國目前在碳基金領域發展起步晚，但預計未來將得到迅速發展。憑借托管國內證券基金經驗的商業銀行應積極參與托管碳基金業務。這也是一塊待開墾的藍海市場。
5.3.2.5結合節能減排項目貨款，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
尋求融資的企業利用抵押擔保用以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資金，抵押擔保是銀行可以收獲貸款資金的最后一道防。通常尋找合適的抵押擔保是融資企業所面臨的一個困境，銀行會由于借款單位缺乏認可的抵押品而不為其提供貸款。對于節能減排項目，也會像三農、中小企業一樣往往因為沒有合理抵押擔保品而難以獲取銀行貸款。銀行如果想在此領域開拓利潤增值點，就必須進行金融創新。如出口企業采用出口退稅質押貸款模式為中小企業打開利用知識產權質押的創新融資渠道。同樣，對于CDM項目也可以用碳權質押貸款。具體操作可以為銀行與業主及發改委簽訂三方約定，規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只能進人指定的帳戶，并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時，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這樣就可以解決節能減排項目的融資擔保問題。隨著CDM項目的進一步發展，商業銀行應以碳權質押，對CDM項目提供貸款支持，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