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1 09:07: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互聯網社會治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互聯網+”經濟;風險;治理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占GDP比重升至4.4%，已達到全球領先國家水平，并預測，2013年至2025年，互聯網將幫助中國提升GDP增長率0.3至1個百分點，帶動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7%至22%？q？。該報告依據的真實性待解，但互聯網概念下投資拉動確有成效。
在互聯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成為社會經濟新生態之際，“互聯網+”經濟風險治理就必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有關風險理論的研究雖然眾多，但是針對現實風險治理應用技術研究卻是十分不足，現對“互聯網+”經濟風險及治理應用技術一一進行分析研究。
一、“互聯網+”經濟風險根源分析
當前互聯網基礎設施、終端設備等高速投資發展時期，中國增加ICT（信息和通信技術）投入，其中互聯網基礎建設是核心。在過去的20年，中國對ICT技術的投入平均每年增加8.8%，從而帶動GDP總額每年增長1.0%，如表1所示。過去20年，中國每年因ICT投入而增長的GDP已經遠遠高于其他主要的工業國或金磚國家，比如比美國高2/3，是德國的2倍多，日本的3倍，中國通訊設施歷史發展落后，欠賬較多，互聯網為中國實現通訊趕超提供發展機遇，帶動中國巨量該領域投資。
由于投資拉動效應，外加通訊短板欠賬消除，“互聯網+”經濟推動市場化、釋放經濟潛力巨大。
然而，“互聯網+”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不能神話，政府經濟治理制度設計需要將現實與神話區別開來，回歸理性。我們可以從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和ICT經濟體――美國窺見一斑。關于美國網絡技術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對比研究結論清晰地解釋了為何擴大互聯網應用與ICT投入存在密切聯系的原因，幫助我們理性認識“互聯網+”經濟實效性。
深入分析發現美國在互聯網和ICT高速發展的34年里，經濟效率有階段性提高，但不具有長期持續性。1994年至2001年，美國的生產率年增長率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值――3.6%。發展原因是該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當然投資拉動反應滯后段時間，大約1年左右。美國投資占GDP比重從1991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23.1%，互聯網泡沫后則投資略有下降，然后在2005年達到22.9%。這時主要是信息產業基礎投入加大，美國隨后這方面的投資減少導致了生產率增速急劇下降。從圖1中對比清楚地看到美國勞動生產率隨資本投資激增發生的變化。3年后，投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6，4年后高達0.89。當資本投資減少時，勞動生產率也隨之下降。這表明，并不是互聯網理念或者純網絡技術直接導致了生產率提高，仍是投資拉動成效。
分析歷史數據可能會因具體經濟市場化存在差異因素有所偏頗，那看看當下美國經濟發展動力問題。2014年5月，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坦言，美國正在面對“較為疲軟的生產率增長”。據CNBC報道，摩根大通旗下基金部門首席市場策略師戴維?凱利指出，美國經濟增長迎來了第七個年頭，但是增長速度卻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最慢水平。在2014年，互聯網金融創新模式不斷創新疊加推出，美國政府制度創新網絡產業激勵不斷推出，領先世界各國實施治理體系，但美國生產率增速仍如蝸牛般緩慢，僅為0.5%。凱利發展預測，2年內美國將耗光經濟發展動力。由現實數據清晰地表明，僅依靠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并不能提高生產率，美國推動制造業回歸、再工業化就是對互聯網過度依賴的產業風險的理性認識。互聯網僅作為一種創新技術、創新資源，不能依網永逸。
而反觀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現實，存在很多不良現象：電商只是實現傳統店鋪利潤集中向電商平臺轉移，反而出現實體店鋪倒閉潮;網上營銷舞弊、欺詐、假貨盛行、稅源流失，借助互聯網運行的企業處于不盈利狀態等問題;互聯網渠道平臺過度壟斷，打壓注冊商戶生存空間，對經濟貢獻未能抵消帶來其他領域虧損數據;P2P網貸平臺普遍關門跑路等。
從以上“互聯網+”經濟發展分析不難發現，“互聯網+”經濟風險根源在于我們沒有深刻認識到“互聯網+”僅是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技術環境、生態等，適應社會訴求的科技創新應用拉動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沒有創新性的互聯網普及應用對經濟發展成效不大。這對中國“互聯網+”經濟風險防范政策制定有著重大啟示與借鑒意義，應引起足夠重視。
二、“互聯網+”經濟風險及治理
中國互聯網協會的《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顯示，過去一年中，中國網民因網絡詐騙、垃圾信息、個人信息泄露等導致的經濟損失估計為1093億元。其中，網購令網民權益損失最嚴重，網民遭受損失的范圍廣，平均損失規模大，曾在網購中遭受損失的網民比例高達65.3%，平均經濟損失為176.2元。網絡欺詐盛行不僅侵害個體利益，更嚴重危害了“互聯網+”經濟公共安全秩序。
1、互聯網服務壟斷風險及治理
數據顯示，SK電訊當時的LTE-A商用網絡的平均數據傳輸速度已達102Mbps，是同期美國平均家庭寬帶速度的10倍。中國的信息基礎設施因政策制度導致產業壟斷后果，網速世界排名在80位以后。根據Akamai公司的《2014年第四季度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韓國寬帶網絡的平均連接速度為22Mbps，這一速度相當于美國的2倍，中國的6.5倍。而且，相比國民收入，韓國的網絡資費標準也并不高，對于一般韓國家庭而言，每月平均僅須花費20000韓元（約110元人民幣）就能輕松享受百兆寬帶網絡，這不到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月收入的1%。如今免費的高速Wi-Fi 信號覆蓋整個首爾城，平均網速幾乎是美國的兩倍，發達的網絡帶來了大量的“經濟紅利”，形成“互聯網+”經濟良性循環。發達的網絡，高速互聯網速才能實現與商業、金融、娛樂、教育、交通、醫療等領域和行業的充分融合，釋放出巨大的“互聯網+”效應，互聯網大量的增值服務以及隨之而來的新收益源。由此，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嚴重壟斷導致巨大基礎差距已成為對國家互聯網產業戰略巨大壟斷制約，排斥技術創新進步，已然成為壓榨市場紅利的可怕黑洞。國內網速不是基于技術創新滯后，也非技術障礙導致，而是壟斷。
打破壟斷體制是提高網速的必然出路，提高網速仍需系鈴人政府以權力清除壟斷，進行推行產業治理制度創新，清除壟斷產業制度，落后產業制度體制改革比總理喊話提速降費更有效久遠。國家應對信息基礎實施產業重大技術進步強制推廣應用，如4G、5G寬帶技術，政府優先發放牌照，發放范圍不限于現有壟斷企業，對構成競爭潛在主體傾斜投放牌照，如5G授予華為、電網、廣電、鐵路、衛星通訊等對現有壟斷企業具有競爭優勢主體，必要時扶持資助發起組建新產業市場競爭主體;對虛假網速欺詐行為，制度設計參照境外懲處賠償原則，立法授權免除使用費用并懲罰性加倍賠償;為消除政府審批導致遲滯先進技術使用，立法授權創新主體自動取得許可，更應重罰問責造成壟斷遲滯技術進步的中央部委;在中國，高層問責人事調整更會高效消除壟斷推動產業發展。國有壟斷勢力導致網絡產業服務基礎設施的落后，客觀上就是為美國谷歌衛星寬帶覆蓋中國提供機會。
2、網絡欺詐等互聯網安全風險及治理
中國垃圾郵件、網絡攻擊量全球第一，互聯網安全性成為“互聯網+”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政府治理應著力消除網絡安全環境隱患，確保“互聯網+”經濟交易安全，營造安全可靠網上經濟健康環境，以安全、有序的治理服務推動“互聯網+”經濟健康發展。網上詐騙、欺詐、侵權等犯罪更侵蝕網絡交易安全信用，導致網上交易行為不可信，網上失信普遍性將導致“互聯網+”經濟基礎動搖，“互聯網+”產業一切推廣應用將處于飄搖狀態。樹立網上信譽與交易安全，需要制度系統設計保障，沒有“互聯網+”經濟安全環境治理，則其他舉措無從談起。
全球最大的內容傳遞網路服務提供商Akamai則在其的《互聯網發展狀況安全報告》中指出，2014年全球的惡意流量攻擊行為中，有43.0%由中國發起，幾乎是剩余前十名國家的總和。流量攻擊（DDoS）是目前最難防御的網絡攻擊之一，據美國最新的安全損失調查報告，流量攻擊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在各種網絡攻擊行為中是最為嚴重的。流量攻擊之泛濫，暴露出的是中國區用網環境的惡劣，以及網民信息安全長期得不到制度保障的糟糕現狀，暴露政府互聯網治理管理體制機制問題。“互聯網+”風險先行勢必禍害“互聯網+”經濟發展成為必須解決首要治理問題。網上環境是現實社會環境反映，線下經濟欺詐、失信必然網上擴大恣肆，線上線下同步共治才能凈化“互聯網+”經濟環境，線下治理無序難有線上規范有序。
歐美國家市場經濟發達，社會經濟活動法治文化深入，“互聯網+”經濟風險無中國嚴重。我國網絡風險與線下風險形成疊加效應，更應重視“互聯網+”經濟風險全面治理，針對網絡風險采取有效系統治理制度設計，凈化“互聯網+”經濟環境提供制度保障，以政府善治維護“互聯網+”經濟運行秩序，同時兼顧全員共治積極性制度設計引導。現有懲處制度機制軟化，是長期治理無序制度根源，政府失信、壟斷企業欺詐、利益集團把持立法制度設計都是社會全員失信文化源頭。
3、互聯網金融風險及治理
當前網絡金融熱點領域出現網貸倒閉風波，網貸風險首先在“互聯網+”經濟信用環境問題;其次是網貸機構從業人員風控能力;再次網貸制度治理規范風險回避設計技術性不足。網貸利于消除資金中間環節，利于中小企業創業創新融資發展，風險系統治理才能保障新型產業生存發展，否則遺留更多社會金融隱患。網貸治理制度應設置第三方監管賬戶制度，脫離監管專用賬戶資金匯集一概作為詐騙刑事懲處，欺詐網貸客戶違約立法制度設計，參照信用卡違約追刑責一樣保護該行業發展，僅要求行業風控提高，不進行環境凈化和制度保障，市場風險會不斷扼殺該金融業態創新。網貸行業應在現有制度環境中經信交易模式技術創新，善用現有制度體制化解違約風險，借用第三方銀行托管，以注冊客戶銀行賬戶透支模式委托銀行發放貸款，對失信客戶直接以信用卡犯罪途徑追回違約貸款本息。等待制度環境完善不如自我業務模式流程創新，創造性善用現有社會制度環境，推動制度治理過度等待完善期間先行嘗試，創新商業技術模式率先獲得創新紅利。
三、“互聯網+”經濟風險政府兜底設計
為打破互聯網交易平臺壟斷弊端，地方政府應當開設政府網站經濟板，對注冊交易雙方提供交易安全制度設計保障模式，消除網上交易欺詐、不誠信行為懲處力度，對交易雙方利用交易系統政府兜底保障信譽，開展資金眾籌互助金融服務，促進交易安全完成，減少“互聯網+”經濟對傳統金融信貸依賴，對壟斷網絡平臺具有選擇權，擴大社會信用激活市場交易。對“互聯網+”經濟系統風險和欺詐風險政府應兜底承擔治理制度設計，可消除社會網絡交易風險恐懼，網絡環境下個人維權困境消除就是政府兜底風險治理策略。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清理網絡風險制造主體，消除網絡舞弊、欺詐等對個體侵權行為，以國家力量主導才能凈化“互聯網+”經濟環境。政府治理在風險責任上回避承擔難以形成有效治理環境。政府兜底非經營風險承擔，是維護“互聯網+”經濟交易安全環境治理之義務，樹立市場秩序信譽，高效負責公共服務利于推動網絡創新業態發展，也是“互聯網+”經濟最好的政府安全保證書，唯有政府網絡安全保證才能在網絡時代滿足市場主體交易安全訴求，制度性保護創業創新主體，實現民眾網絡社會經濟生活安全，最大限度地促進、維護好“互聯網+”經濟的健康發展。
據《金融時報》報道，美國政府通過采用大數據挖掘的方法來鑒別及檢舉醫保等欺詐的行為不僅為其節省了數十億美元的醫療保險金，而且還了解到騙保企業之間是如何相互競爭并不斷壯大業務的伎倆，為針對治理提供依據。美政府稱，醫療詐保花費一美元，得到的回報是8美元的保費回歸。可見美國互聯網違法治理重在利益剝奪懲處制度設計技術，對各國互聯網犯罪違反行為打擊具有借鑒意義。美國治理欺詐不但沒有增加政府開支，反而實現反欺詐投入盈余，國內反將欺詐治理作為政府負擔，足見我們網上治理技術體系無效、能力低下，政府治理組織人員素質存在問題。該差距更多體現的是治理觀念、技術應用措施落后。治理未必會虧損成本，治理制度設計適當可實現更大利益獲得，包括對違法行為網絡治理獲利模式推廣，懲罰性賠償制度機制設計深化網絡欺詐打擊，震懾欺詐行為人，打擊欺詐獲利除依靠國家力量，可多元化依賴社會力量授權社會組織打擊并讓該類組織獲利，如網絡欺詐治理制度授權2013年12月26日成立中國“天下無賊”反信息詐騙聯盟，360公司反欺詐公益權，授權互聯網組織以互聯網技術消解反制網絡違法犯罪，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立法制度設計上授予社會組織、個人參與網絡違法行為治理依據和利益補償，讓網絡反違法、欺詐成為全民網上獵殺游戲運動，以利益引導多元共治凈化網絡環境。
因此，在中國尋求全國“互聯網產業革命”時，應充分重視美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經驗，尤其美國互聯網產業泡沫教訓。互聯網提供通訊、大數據資源、云計算、新工業，商業、服務等管理、技術、模式創新路徑、手段，如同發明電，沒有電的創新應用，電本身不會帶動社會發展一樣。“互聯網+”經濟風險是創新技術帶來經濟社會轉型困境。政府治理應及時預見其風險對社會各領域影響，引導化解風險，合理減少經濟轉型損失。真正實現“互聯網+”行動計劃以及《中國制造2025》尚待互聯網之上進行各領域創新發展，唯有治理制度創新、產業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才能成為經濟發展動力根源。
注釋
？q？ 麥肯錫合理研究院.中國的數字化轉型：互聯網對生產力與增長的影響[R].第1-1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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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實名制發展歷程
韓國的網絡實名制成為一種具體制度始于2003年3月。為減少網上的語言暴力、名譽損壞、虛假信息傳播以及不正常的人肉搜索，韓國信息通信部向當時的盧武鉉總統建議，首先從政府部門開始網絡實名制，然后逐步推廣到民間。
崔真實事件的發生，則直接推動了網絡實名制的擴展。2008年10月2日凌晨，年僅40歲的藝人崔真實在籌拍《我人生中最后的緋聞》第二部期間，在浴室用繃帶自縊身亡。警方調查顯示：崔真實死于網上流傳的一則有關高利貸的謠言。此后，兩名女粉絲和藝人相繼自殺。2008年底，《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修正案，將網絡實名制擴大至日用戶數量超過10萬的所有網站運營商。
但另一方面，韓國實名制遭到了來自三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個人安全信息事件的屢屢發生。實施網絡實名制以后，韓國主要網站成為了黑客們的主要攻擊對象。一旦網站被攻破，施行實名制的網站顯然比匿名制的網站更令人不安。
二是網絡實名制的實施效果飽受質疑。首爾大學的研究表明，誹謗跟帖數量從實名制實施前的13.9％下降到后來的12.2％，下降幅度微弱之至。另一項由信息通信部自己參與的研究顯示，惡意帖僅僅減少2.2％。而反過來的數據則是（同樣來自首爾大學的研究）網絡論壇平均參與者從2500余人銳減到不到800人。
三是與保護候選人支持者隱私要求不符。SNS社交網站近年來在韓國政治生活中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使用SNS社交網站的選民對于整個韓國政治影響日增。為了保護候選人支持者的個人信息，網絡實名制顯然也不適合了。
適合實際的互聯網治理策略
治理互聯網應當采取與治理現實社會不同的宏觀策略，“通過代碼而治理”是治理互聯網必須樹立的觀念。
無論是治理現實社會，還是治理互聯網，都有四種治理手段：法律、自律、市場和架構。所謂架構，可以將其理解為世界的客觀限制，比如我們無法以超越光速的速度前進。在互聯網世界中，架構則表現為代碼，即代碼是架構的特殊形式，是指建構互聯網的程序和協議。包括各種協議，如數據鏈接協議、網絡交互協議、傳輸協議、應用協議等；還包括能接入因特網的應用層的各種程序，如瀏覽器、操作系統、加密模塊、Java、電子郵件系統等。互聯網治理與現實世界的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架構可變。在現實世界中，架構往往不可改變，只能作為其他治理手段的前提條件而存在。但是互聯網采用何種架構（代碼）則是人工建構的，人們的選擇實際上決定了互聯網的架構。
在互聯網治理中，依據代碼而治理應當成為優先的選擇。我們看到，韓國網絡實名制的出臺和實施還是延續了治理現實世界的思路：當政府和民眾認為某種手段對于解決網絡不端問題具有較好的效果時，就制定法律，為行為人（網民）設定義務，要求行為人做出某種行為（后臺實名登記）。這樣的規制方式忽視了代碼在互聯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韓國網絡實名制并沒有一套身份驗證系統來支持。韓國網絡實名制與互聯網基本架構的特性直接相悖。互聯網的基本架構中，網絡上傳遞的信息很難確定發出方、接受方以及內容，互聯網自身并不具備一個身份驗證架構，也就是說，無法將某種網絡行為與特定的人聯系起來。而韓國網絡實名制要求網民后臺登記，確立起網絡信息與特定的人之間的關聯關系，從而試圖解決由互聯網基本架構的性質帶來的規制無效的問題。網絡實名制將單一身份證號驗證作為手段，沒有一套有效驗證的代碼作為支撐，這就為“身份證偽造器”之類的軟件留下了可乘之機，大大影響了韓國網絡實名制的實施效果。
其次，韓國網絡實名制采用了分散式搜集信息的方式，缺乏整體上安全有效的設計。韓國網絡實名制是由各個網站驗證和保存用戶的相關信息，這就意味著網民每成為一個網站的用戶就不得不將相關的身份信息提供給網站，網民的隱私信息就多了一個被泄露的渠道。網民登錄的網站越多，被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網民的身份信息缺乏整體上安全可靠的保護手段，是導致韓國網絡實名制廢止的根源之一。
我國對代碼治理重視不夠的傾向仍然存在。在網絡治理的問題上，代碼決定了網絡行為的可規制性，代碼影響了法治、市場與自律的作用，代碼是網絡行為最重要的規制手段。我國互聯網管理政策，仍然延續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思路，技術手段僅僅作為治理的一種手段來看待。將維護現實世界安全的思路移植到虛擬世界，應當說具有較大的合理性，但是也忽略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某些重大區別，現實社會中技術僅僅是改造世界的一種手段，而在虛擬世界中以程序和協議為形式的技術，卻是構造世界的基礎，或者說，是世界的始基。
傳統的“技防”觀念給網絡管理者帶來的觀念誤區是，技術僅僅能夠對網絡結構的增量發生關系，僅僅能通過附加于網絡結構上的程序實現對網絡行為的約束，比如說通過安裝“綠壩”過濾軟件讓青少年遠離網絡不良信息毒害。事實上，代碼能夠通過網絡基本結構的改變，將某些規制性要求暗含到協議之中，從而實現治理的目標。簡而言之，構造一個可規制的網絡世界，比如兼顧保護隱私和可追溯性的身份認證成為登錄網絡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我國互聯網管理政策中，應當強調“代碼是實現網絡治理的首要考慮因素”。
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的能力
政府增強規制互聯網的能力可以通過代碼變化而實現。
韓國實名制通過出臺強制性規范，確立用戶與特定身份之間的關聯關系，試圖將網絡行為的“誰”、“做什么”、“在哪里”三個問題確定下來，從而使政府得以規制網絡行為。如前所述，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不同，這樣的強制性規定并不一定會實現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能力的目的，反而有可能會帶來某些不可避免的負面后果。實際上利用代碼的變化能夠有效地增強政府規制互聯網的能力。代碼變化可以根據改變的程度將其劃分為兩個大的層次：一是代碼重整，即針對互聯網核心層（比如對TCP／IP協議）的代碼改變。二是代碼調整，即針對互聯網應用層（如各種應用軟件、操作系統等）的代碼改變，或者說嵌入互聯網中的代碼改變。
代碼重整的機遇實際上已經出現在了我們面前，我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CNGI）已經于2003年啟動。當前，我國已經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網絡，我國IPv6的部分核心技術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下一代互聯網已經將安全等與網絡規制密切相關的要素列為基本協議所必須滿足的標準。如提出用真實IPv6地址來解決互聯網的安全性問題的構想，其目標是每個網絡終端都使用真實的IP地址訪問網絡，網絡基礎設施能夠識別偽造IP源地址的分組，禁止不真實IP地址分組在網絡上傳輸。一旦上述要求真正貫徹到互聯網的基本架構中，政府對網絡不法行為的查處將會變得更為容易。
代碼調整，即通過應用空間的協議來規制，是更加常態和可行的選擇。比如，IP地址追蹤軟件能夠讓網站記錄哪些電腦訪問過某網頁，登錄驗證軟件既使用戶的個人身份得到驗證，也令用戶隱私得到保護，而內容驗證軟件則可以對數據包的內容進行審查等。為了實現規制的目的，政府必須查清楚網絡上“他是誰”、“他做什么”、“他來自哪里”，這三點都可以通過不同種類的軟件來確定。因此互聯網上有助于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應用程序將增強政府的規制能力。
深入的公共商談
對互聯網治理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規制的手段，而是整個社會對于互聯網未來發展以及我們所采取手段的深入認識。
互聯網的特性使得社會公眾討論逐步有了趨近于哈貝馬斯所說“理想對話情勢”的條件：所有對話的參加者機會均等，言談自由，沒有特權，誠實，免于強制等。但是縱觀韓國網絡實名制的公眾討論，這樣的“理想對話情勢”并未出現，這表現在：一是討論的整個過程受到黨派政治的影響很大，特定的網絡公眾事件往往被黨派所利用，其效應被放大；二是討論的過程中，集體主義情緒替代了科學而理性的判斷，一些有價值的觀點被淹沒在意識形態的喧囂中；三是討論的思路比較單一，討論范圍較窄，基本上圍繞網絡實名制該不該采用展開，即使是不少反對者似乎也認為網絡實名制是遏制網絡不法的重要途徑，這導致公眾的討論并未觸及問題的核心。
互聯網在中國已經走入第二個十年，在下一步發展之前，亟需從具體事務中超脫出來，認真把握一下大勢，“互聯網新十年：創新、競爭與管理”這個主題，高屋建瓴，一下就抓住了全局的要點。
本期《互聯網周刊》圍繞這一主題，特別組織了封面和專題，從互聯網產業觀察者的角度，參與對這一主題的思考，提出我們的觀點和論據。
“管理”是互聯網新十年面對的最頭痛的問題。挑戰在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亂”；難點在于既要管住又要管好。
管理有兩個角度：政府監管，社會化治理。對于政府監管，我們期待洗耳恭聽官員專家高見。《互聯網周刊》本期主題詞在另一方面：“社會化”。
社會化的管理思路源自這樣的思考：市長可以說“經營”城市，企業為什么不可以反向提出“管理”社會?互聯網的內在規律，使得企業不僅要盡社會責任，而且要參與社會化管理。因為行業秩序、社會穩定都成為企業自身經營環境的一部分，企業有內在動力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盡到社會化義務。本期封面一組文章關注的重點，就是在互聯網實踐中辯析“社會責任”與“社會化”的區別，探討企業參與維護互聯網秩序的可能性。
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理事長楊培芳最近提出“公共理性”概念，強調把治理重心，放在社會層面，值得重視。“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實質是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經典的對策是加強介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社會治理。社會化治理可以解決政府管不好、管不了、不該管的事。如果社會化的機制發揮了作用，“一抓就死，一放就亂”就會消彌于無形，政府可以集中精力于管得好、管得了、應該管的事務。互聯網帶來的管理不適就會大大緩解。
“創新、競爭”是互聯網新十年面對的最令人興奮的問題。焦點在于中國以及中國企業能不能在競爭中勝出，選擇什么樣的創新重點、創新模式更加有利于中國互聯網由大變強?
《互聯網周刊》本期專門組織了一組服務性的專題回應這些問題。其中，《互聯網新十年：競爭領域、競爭者和競爭力所在》等一組文章，為專家學者更深入的思考，提供了系統梳理和實證的資料；《移動互聯網新十年：運營商最容易看漏的機會》、《移動互聯網中的IT制高點》專門針對電信運營商關注的問題，從互聯網業界觀點視角給予了有特色的解讀。
互聯網產業和資本市場的對接，也是《互聯網周刊》十二年來一直關注的領域，我們將隨時跟蹤這一領域的最新進展。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術帶來變動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更深刻地認識信息技術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分析其對當下生產形態、分配形態和消費形態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產生影響的基本邏輯，由此，我們才能認識到其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定義時代主題的基礎性意義。
互聯網發展的三個階段
從信息技術的視野出發，人類的技術，無非就是兩類，一類是信息技術，一類是其他技術。廣義的信息技術，是人類傳播信息的手段、技藝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廣播、電視等傳統手段，當然也包括當下滲透人們生活之中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在人類的發展過程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們將今天稱之為“互聯網時代”，但實際上依然低估了互聯網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在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熱剛興起之時，大多數人傾向于認為，互聯網作為一種技術整體上仍處于工業社會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優化提升工業生產，但并不會對工業時代的模式體系產生根本影響。
當時人們可以預見到的是：互聯網會讓工廠生產與商場管理更有效率；但是，當人們在想象互聯網會讓消費者在諸如沃爾瑪這樣的大型商場購物更方便之時，卻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爾瑪模式會被淘寶模式顛覆掉。
實際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聯網界人士才真正意識到，思考互聯網革命可能要從百年大計的視野重新理解，要將它作為一個世紀性命題加以思考。
互聯網革命的意義，可能并不亞于兩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化進程，重塑了人類社會，塑造了影響人類社會兩百多年的學科劃分、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而在今天，在互聯網革命的影響下，工業時代以來產生的基本社會結構和政治形態，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聯網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工業體系內單一技術的升級，而是推動了技術創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術群——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無人駕駛、區塊鏈、比特幣等等。
這些技術大都是基于互聯網而發揮作用的，但它們會對人本身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不論是物質生活還是觀念理想層面。在這樣強大的力量推動之下，原有的構成工業社會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識產權等等，它們所指向的內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它們能否繼續以傳統定義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經是必須認真直面的問題。
從互聯網自身的發展邏輯來觀察，互聯網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基礎技術的創新，如基站的建設，門戶網站、手機逐漸普及等等，在中國這個階段大概發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個階段，是基于互聯網的商業創新，在中國的標志性現象是淘寶、支付寶的出現，隨之涌現出一大批嶄新的商業模式和嶄新的企業。現在中國市值最大的兩個公司騰訊和阿里巴巴，就是這種商業模式創新的標桿。
到今天，互聯網開始進入基于互聯網的社會創新的第三階段。
這個第三階段的重要標志就是“互聯網+”開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互聯網行業所涌現出來的很多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聯網行業這一范圍，全面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展，逐步具有全社會的普遍性意義，并開始深度改變人類的社會形態。
互聯網革命重塑生產結構與社會結構
在思想方法層面，互聯網革命也給予我們一種重新認識人類社會的視角。如果我們從一個極其簡化的模型來看待人類社會，可以發現它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節點，一個是連接。
所謂節點，包括人、組織、村莊、工廠、國家這些實體，而聯結這種節點的各種各樣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訪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現在的打電話、上網、微信等等，都可以視為是連接。
回顧人類社會的演化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技術的演化過程中，一段時期內的突破重點會集中在節點上：比如電影的出現，印刷術的發明，計算機的出現等等。之后，隨著節點本身的進化，會促進連接的升級，比如教育體系的出現、互聯網的出現等等，都是建立在新節點的普遍運用之上。
而連接方式的升級，反過來又會促進節點的進化：比如當前在互聯網影響下出現的云計算、人工智能、超能電池等新事物。
從這個角度觀察，過去六十年，人類先在節點上獲得突破，如計算機的產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進入了連接技術的突破階段，如互聯網的擴展；那么未來三十年，我們很有可能會在節點上實現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深度連接方式的互聯網技術會反過來推動節點性技術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們為了充分認識互聯網革命對人類物質生活的深刻影響，必須關注其對生產結構、社會結構的重新塑造：互聯網革命的一個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義了基礎設施、生產要素和協作(分工)結構。
首先，互聯網革命催生了新基礎設施。原來的基礎設施，是人們所熟知的、產生于工業時代的鐵路、公路、機場這樣的交通設施、公用設施。
今天的基礎設施，其內涵進一步擴展和演變，云網端、云計算、互聯網智能終端以及人手一個的智能手機，都成為新的基礎設施。
其次，互聯網革命催生了新的生產要素。原來我們講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等。而今天，數據正逐步成長為一個新的、而且至關重要的生產要素。
現在很多互聯網公司之所以能獲得巨額估值，主要價值依據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數據。數據有可能超越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等，成為最有價值的生產要素。
最后，互聯網革命催生出新的協作結構。我們社會原來的協作(分工)結構，產生于大工業時代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但是，產業鏈體系和市場體系都存在著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資源、制造基地和市場在時間、空間層面的隔離與不平衡，會產生高額成本，也會受到規模限制。
而互聯網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動大規模協同與共享，或者叫大規模協作與共享。這種協作方式，遠遠超過傳統的分工與合作結構。
比如淘寶上每天的訪客人數接近兩個億，每天產生的交易數量超過兩千萬，商品規模超過十億件——僅2016年“雙十一”一天就產生了一千多億的交易額。在有淘寶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是義烏小商品市場——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萬個店鋪，它天然受到實體空間的限制。而今天僅在淘寶平臺之上，就何止有700萬個店鋪？
要突破實體空間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線上與線下的對接與協同。而數量超過億計的超大規模的協作，必然引發生產、交易、消費結構的質變。此種大規模協作、協同的模式，突破了工業化時代以來的傳統分工結構、市場結構，影響極其深遠。這些影響，在今天也還只是初露端倪，在未來還會逐步顯現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個新要素，是我們理解當下經濟和社會形態的關鍵。以2017年的爆發性成長的共享單車為例，如果沒有新的基礎設施——即沒有基于大數據的數據挖掘、數據分析能力，沒有大規模協作的基礎，這種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現的。滴滴打車也是如此。
我們把此種新的經濟形態稱為共享或者分享經濟，說明它的經濟形態已經超出了以所有權、使用權為基本概念的經濟學內容。
分享經濟有三個重要的特質：第一，它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包括滴滴打車、共享單車都依附于互聯網平臺。第二，它需要大規模參與，參與的主體數量都是數以千萬計、數以億計。第三，它要依靠數據的智能匹配。
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現共享單車？因為那時還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智能終端(智能手機)，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移動互聯網，沒有現在這么便利的移動支付。現在，聽說有投資人想要在菲律賓推出共享單車，但是，菲律賓連基礎的移動網路都不完善，也沒有網上支付這些先決條件，怎么推共享經濟？
因而，我們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業模式的出現，也要看到這些新生事物所附著的基本條件，沒有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協作結構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生商業模式是很難成長壯大的。
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協作結構，正在對現在的經濟結構產生深刻影響，某種意義上正在重新定義我們對一二三產業的傳統劃分方式。傳統意義上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一個橫向分工的概念。
人們按照生產環節進行產業劃分。種麥子可以稱之為第一產業，把麥子磨成面粉則稱為第二產業，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則屬于第三產業。
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橫向劃分顯然出現了無法歸類的問題。比如，按照傳統歸類方式，理發屬于第三產業，移動網絡運營商也是屬于第三產業——天差地別的兩種行業卻屬于同一產業。
而如果我們繼續以歸類方式來作為我們經濟統計、政策制定的依據，一定會遮蔽我們對現實巨變的認識和理解。傳統的一、二、三產業的劃分已經開始失效，它已經很難刻畫出當下的產業結構特征。
要正確描繪當下的生產結構形態，我們就不能固守橫向分工的舊視角，而是必須關注隨著互聯網革命而來的縱向結構。
什么叫縱向結構？我們現在要觀察和定義一個企業，不能像過去那樣分析它處于何種生產環節之中，而是應該分析它處于什么樣的生產層面之上：
處于最底層，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可以稱之為基礎設施行業，中國移動就是新時代的基礎設施行業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處于中間層面的，是平臺行業，平臺掌握數據，非常關鍵，淘寶、天貓、滴滴都是此種意義上的平臺；最上層，可以稱之為自由連接體，它是可以隨時連接、隨時自主形成的各種商業實體與社會實體。
自由連接體可以直接面對市場，響應市場發展，它可能是小微企業，也可能就是個體。隨著社會的發展，無論是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越來越多個體從原有的組織、體制、體系中脫離出來，成為半游離狀態，他們彼此之間可以進行自由聯結、組合，產生出無數種可能性。
未來也許超過一半以上的年輕人，都不會加入任何一個固定的組織，而是成為這樣的自由連接體的終端。最近，在一個高校所做的關于大學生就業意向的調查中顯示，95后的大學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選擇畢業以后不就業——不考公務員，不到公司做職員，而是以自由連接體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是作家/出版人/學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連接——以后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說是“斜杠人生”了。現在，此種自由就業狀態的人越來越多，這必然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就業問題。
這一切都說明，技術變革引發商業模式變化，商業模式變化引發市場生態變化，市場生態變化引發組織變化，組織變化又會帶來對人的能力的需求的變化。互聯網革命帶動的社會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是全方位的。
互聯網革命重塑知識體系與治理體系
為了應對變局，引領變局，我們必須改造自身的知識結構，重塑我們的治理能力。
在農業時代，人類知識積累的速度非常緩慢，慢于人類年齡增長的速度，這意味著年長者的經驗對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長者天然擁有知識上的權威。
而當我們進入工業時代，知識增長加快，年輕人擁有的知識未必比年長者少，家長經驗和知識權威的有效性，面臨學校體系競爭，也受到教育層次較高者的挑戰，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對老一輩人知識權威的現象時有發生。
在今天，互聯網時代是個信息大爆炸時代，知識的代謝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輕人相對于年長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識。信息時代的新知識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響家庭結構中的父母權威。
比如，面對一個智能設備，現在的一個兒童幾乎不用看說明書，稍加摸索就能熟練運用，而家長卻還是按部就班地依賴說明書指導，并且未必能掌握——這是他們自身成長過程中的經驗帶來的限制。
當此類的挫敗不斷出現時，家長的權威就會出現問題。學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傳播速率問題，學校教材往往剛出版就已經落伍。老師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是其他老師，而是以整個互聯網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進一步，此種趨勢影響到的不僅僅是學校和教育體系，還影響到傳統的知識分布方式、知識體系、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架構。
近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就已經面臨過類似的沖擊，產生于農業文明時代的本土知識體系被以工業化為基礎的西方知識體系顛覆和替換。而到了今天，這種知識體系的顛覆和替換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觀念沖擊、倫理沖擊可能更為劇烈。
面對由此而來的觀念混亂和意識形態危機，我們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過去，重新擁抱農業文明的知識經驗，而是面向未來，直面挑戰，在互聯網時代重建自身的知識體系。
與此同時，互聯網革命給新時代的治理帶來了新的難題。面對生產結構的變化、人類和信息流動性的劇增、社會復雜性的幾何級數增長，我們無法延續傳統等級化、科層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須探索網絡化條件下新的治理形態。
我們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聯網的條件下，多元主體的平等價值訴求不斷高漲，而且日漸難以靠壓制和無視的方式加以應對。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聯網時代的治理可以視為是一種網絡化的治理形態：不是像過去一般依靠一個中心來進行控制，不是依靠一個政治精英團體、依靠一個霸權國家來維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個中心來分層地進行控制，不是所謂的聯邦式治理。
當然，在我們看到互聯網革命給社會治理帶來沖擊的時候，也要看到，互聯網自身內在的一些技術特性，也為這樣的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可能。
憑借著網絡技術的賦權和賦能，企業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活力；與之相對，在信息專業技術上居于弱勢的政府，其社會治理目標則迫切要求一個理性、法治、公平、有序的市場，由此，兩者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矛盾和摩擦。顯然，日趨失衡的政企關系需要被重構，以求達到新的平衡。
公共治理（或共同治理，“共治”）是互聯網時代重構政企關系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如果說，傳統社會管理的實質是政府單方面實施的自上而下的統治，那么，信息社會管理的性質則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變成了社會多元主體展開的多向度共同治理，即所謂“共治”。
在統治型的社會管理模式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絕對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我強你弱，我說你聽，我居高臨下，你俯首聽命。而在治理型的社會管理模式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再純粹是統治與被統治、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平等或對等共存的關系，雙方既相互獨立、各自發揮其自主性優勢和作用，又相互制衡、彼此規范和約束對方，共同參與到社會公共治理中。在互聯網時代，政府、企業（如網絡平臺）、行業組織（如互聯網金融協會）和社會組織（如消費者保護組織）等共同構成互聯網經濟的公共治理體系。
適度監管、協商一致，是互聯網時代重構政企關系所要采取的主要路徑。基于公共治理原則，互聯網時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成為一種既彼此獨立又相互制衡的關系。在互聯網時代，眾多的經濟活動主體一開始就是在政府沒有管理或監管的情勢下發展互聯網經濟的，其間發生的一些企業損害消費者權益、違背公序良俗、失范等問題，也是通過經濟主體自行解決的，如通過網絡評價解決網店消費者無法實際體驗產品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樣，通過“網評”解決網店出售名人私照帶來的公民隱私權保護問題。事實上，政府也沒有必要將傳統經濟活動領域中的行政審批和監管制度照搬到線上來規約企業的網絡經濟活動。但與此同時，如果互聯網經濟下企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沖動及其行為得不到任何遏制，就會導致市場的失敗，在此，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成為一種必要。不過，反過來，為了保證政府監管的合法有效性，避免行政亂作為導致的政府失效，同樣有必要對政府監管行為加以規范和約束。
在互聯網時代，政府必須通過與企業（如網絡平臺）的理流、辯論、平等對話和民主協商，作出一種慎重、科學合理的監管決策，從而被企業誠意接受和嚴格執行。相反，如果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出了問題，企業完全可以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訴訟權，這也是世貿組織對中國政府的必然要求。事實上，企業的合法經營對政府的行政作為，必然產生一定的規范和制約作用。
可以預期，在互聯網時代，政企雙方共同秉持公共治理原則，通過雙向溝通和協商一致的適度監管，就可以實現政企關系的合理重構，從而達到政府與企業相互信任、支持和合作的新的平衡。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互聯網 治理 技術邏輯 挑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發展經歷了獨特的歷程，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技術邏輯。互聯網從產生之初，被預定為軍事目的，后來隨著冷戰思維的日漸式微，科研逐漸成為了主要目的，再到后來被民間化、商用化之后，互聯網逐漸的演變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范式，于是治理(或者說“監管”)問題就逐漸浮出了水面。
一、互聯網的發展
互聯網的發展歷程大體而言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1所不。
圖1：互聯網應用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實驗科研階段(1969～1994年)
出于與前蘇聯爭霸的需要，為了保證在核打擊下軍事通信的暢通，美國國防部于1969年建立了由4臺計算機構成的、分布式控制的分組交換網――阿帕網(Advanced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1983年，為了滿足更大規模網絡互聯的需求，阿帕網采用了新型數據封包和選路協議(TCP／IP)，并被正式命名為“互聯網(Internet)”。1986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出資在全美建立了全國性的互聯網絡(NSFnet)，并在隨后發展為互聯網的主干網絡。這一時期的互聯網由政府出資建設，主要面向科學研究，網絡開放給科研人員免費使用，網絡規模和用戶規模小、數據傳輸速率低。互聯網網絡技術快速發展并逐步成熟，但應用技術相對單一，主要是文件傳輸和電子郵件，操作也較為繁復。
第二階段：社會化應用啟動階段(1994～2001年)
1994年，美國允許商業資本介入互聯網建設與運營，互聯網從實驗室進入了面向社會的商用時期，開始向各行業滲透。萬維網(WWW)技術的發明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資源共享的技術門檻，為互聯網迅速普及提供了技術基礎。這一階段，互聯網的發展主要體現為網絡的擴張、用戶的增加、大批網站的涌現、以及VoIP和綜合新聞網站等應用的出現和繁榮。同時，病毒和垃圾郵件等的泛濫導致用戶間出現信任危機。由于商用初期的互聯網沒能找到合理有效的盈利模式，市場又存在過度的投機行為，因而最終導致世紀之交全球性“網絡泡沫”的出現與破滅。
第三階段：社會化應用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
進入2l世紀，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等技術的發展，為互聯網應用類型的豐富和應用領域的拓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網絡規模和用戶數量持續增加的同時，互聯網逐漸應用到金融、商貿、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IP技術以其強大的包容性和滲透力，促進了互聯網與電信網、廣電網等的融合。以博客、播客等為代表的具有自組織、個性化特征的Web2.0技術使普通用戶可以輕松成為互聯網內容的提供者，促進了網絡內容的日益繁榮。
在不同的應用階段，互聯網表現出了不同的典型特征，如表1所示。
基于“端到端透明性”的網絡體系架構有很多優點，是互聯網蓬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同時也為互聯網后來出現的很多問題埋下了幾乎難以克服的隱患。根據美國墨西哥大學教授羅杰斯的創新擴散理論，新事物的發展通常呈現s形。當普及率在10％－20％之間時，擴散過程會加快，直至達到一定數量之后才會慢下來。因此伴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及其應用領域的持續擴張，在互聯網應用場景發生巨變的情況下，現有體系架構使得網絡缺乏可控性的弊端日漸凸現，互聯網的安全問題也日益嚴重，開始影響其可持續健康發展。越來越多的組織和個人認為，互聯網不可能再僅僅憑借自身的技術邏輯健康有序的發展了，而是需要治理，并且需要政府、國際組織、企業、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的共同參與，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互聯網治理提上了各國政府的議事日程。
二、互聯網的技術邏輯
與傳統電信網絡和廣播電視網絡堅持的嚴格控制和管理不同，互聯網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自律”基礎之上的“開放”、“平等”和“創新”，讓人人都可以參與建設和發展的精神理念。在這一精神理念的指導下，互聯網工程界提出了“端到端透明性”的核心設計理念(RFC3439)。它是互聯網少有的、一直堅持的體系架構核心設計原則之一，互聯網工程界將其概括為“端到端原則”(End-to-End Principle)。在互聯網上，網絡本身的職責僅限于盡可能高效地傳輸簡單數據單元。而身份識別及編解碼等更高層面的功能則是由應用軟件或是連接網絡的那些設備來實現的。換句話說，絕大部分智能性和職責都是由互聯網終端的設備來實現的，而不是網絡本身。(即所謂的終端智能化而網絡傻瓜化)因此，所謂“端到端原則”，就是在互聯網的設計中，將互聯網系統中與通信相關的部分(IP網絡)與高層應用(端點)和下層傳輸技術分離，最大限度地簡化網絡的設計，使其盡可能地具有開放性。有些文獻中也稱這種體系架構為“沙漏模型”，今天所看到的互聯網的所有特征(包括優點和不足，外部及內部的)，幾乎都與其“端到端透明性”的核心設計理念有關。圖2概括了互聯網的理念、體系架構及其具有的相關特性。互聯網這種“端到端透明性”核心設計理念的具體體現為：
(1)互聯網提供的是一種統一的“盡力而為(BestEffort)”的IP包傳遞服務，標準化了的開放應用開發接口(基于SOCKET)使得業務與承載分離，應用開發人員能夠預期網絡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極大地促進了技術和業務的創新，推動了各行各業的信息化進展。
(2)把復雜性推向網絡邊緣(終端設備)，采用無連接的包交換技術，使得互聯網的可擴展性得到極大提高。
(3)通信的可生存性。這種設計理念會盡量保持網絡的“連通性”，使得網絡中的故障不會徹底破壞端到端的通信，只有終端發生故障才會導致通信失敗，提高了通信的可生存性。
(4)使互聯網網絡基礎設施可以只關注于高效地傳遞IP包，關心路由和故障的恢復，不用關心對新業務和應用的支持。
這一理念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得到了延伸，在其內涵中包含了開放性和可靠性，被擴展為：TCP／IP協議設計中應盡可能地將狀態信息維護在端點上，網絡內部不維護與特定應用相關的任何狀態信息，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在網絡中的某部分發生故障時不會中斷通信。
互聯網“端到端原則”的設計基礎(假設)是：
(1)互聯網最初是由具有共同愛好的技術專家設計開發的，他們之間相互信任；
(2)互聯網是由科研團體或政府研究機構管理下的非商用網絡。
與互聯網設計之初的30多年前相比，目前無論是互聯網面臨的技術環境、商業環境、社會環境或政策環境都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互聯網傳播的技術邏輯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互聯網誕生時個人計算機(PC)和局域網(LAN)的概念還未出現，光通信技術還處于實驗室階段，可供商業使用的跨國電路僅有56Kbit/s，文本是互聯網僅有的通信方式，計算規模也不大。此外，互聯網的設計主要用于教育及科研，根本沒有考慮商業化使用。在政策層面，互聯網面對的是壟斷政策下的電話通信，對IP沒有任何政策要求(限制)。
但到了互聯網飛速發展的今天，從技術上來說，通信速率已是當時的100萬倍以上，并且出現了多種無線通信的方式；PC及嵌入式計算已經無處不在。其次。互聯網已經從之前單一的科研教學走向了商用。社會環境和用戶群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相關的通信政策也由壟斷走向了自由競爭的時代。盡管IP技術以其頑強的生命力適應了眾多的變化及挑戰，但在其電信化的過程中，商用模型、Qos、網絡安全及管理等方面卻步履維艱，其根本原因在于互聯網“端到端透明性”的體系架構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變化，互聯網的技術邏輯遭受了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商業邏輯、社會邏輯及政治邏輯的巨大沖擊。
三、互聯網的商業邏輯
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標志著互聯網從教育科研走向了商業化應用的道路。端到端透明性帶來的互聯網開放性，為互聯網商用化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互聯網的商用化也給互聯網的開放性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改變了互聯網的體系架構，尤其是開放性。互聯網的開放接口只是盡力而為的IP包轉發服務，而不是高層業務和應用的接口，因此ISP只能提供所謂的“比特管道”(BitPipe)業務，難以提供利潤更高的高層業務和應用。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ISP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不斷做投入，但卻不能通過提供新業務(只能是“比特管道”服務)而增加收益，這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個悖論。于是ISP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出現了分化。
從2000年開始，大量ISP陸續倒閉、破產、被兼并，沒有一個純粹意義上的ISP能夠活下來，因為只提供單一的“比特管道”服務是無法生存的。長此以往，一個地方的ISP可能就只會剩下一、兩家，結束自由競爭，產生新的壟斷，從而提高“比特管道”費用來維持生存。另外一些ISP在面臨生存危機時，開始想辦法利用自己的“比特管道”提供一些增值服務。于是我們看到很多ISP把他們的IP網絡圈起來，增加一個邊界(Middle Box，中間體)，如緩存、防火墻和網絡地址翻譯(NAT)等設備類型，并利用這類邊界結點在他們的網絡里面提供一些增值服務，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現在移動數據業務所采用的“WalledGarden(帶圍墻的花園)”模式。
在互聯網上，“圍墻花園”指的是一個控制用戶對網頁內容和服務進行訪問的環境。ISP通過“圍墻花園”把用戶限制在一個特定的范圍內，它允許用戶訪問指定的網站或相關服務，同時防止用戶訪問其他未被允許的內容和服務。某些“圍墻花園”也可能不阻止用戶訪問“圍墻花園”外的網站和服務，只是給用戶增加了訪問難度。ISP“圍墻花園”建立的原因很多，例如，在1999年，美國在線服務公司(AOL)少兒頻道就建立了一個圍墻花園，以防止孩子們訪問一些不適宜的網站。但更為重要和普遍的原因是ISP的商業利益：ISP們希望將用戶資源掌握在自己手中，引導用戶訪問自己或合作伙伴的網站，減少或防止訪問競爭對手和不能帶來利益的服務。美國在線服務公司可以說是“圍墻花園”方案主要的也是最成功的實踐者。據稱85％的美國在線用戶從未離開過美國在線的領土；據經濟學家分析，美國人花費在網上的40％的時間都處在美國在線圈定的“圍墻花園”內。當前，IPTV業務網的模型，下一代網絡(NGN)以及運營商組建的多個“電信級”的IP網也普遍采用的是這類模型。
這類邊界節點的應用，違反了互聯網端到端的透明性原理，因為他們的功能既不是像路由器那樣轉發IP包，也不是像終端那樣產生或終結IP包，而是對IP包做控制和過濾。
四、互聯網的社會邏輯
互聯網最初是由具有共同愛好的彼此信任的技術專家設計開發的，可以說互聯網最初只是為了在一個關系密切的社區內多臺電腦之間的相互通信而設計的，因此互聯網的用戶彼此之間相互信任是其非常重要的一個設計假設。如今隨著互聯網規模和用戶的日益增加，其社會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互聯網已經演變成了在一個開放的社區中任何人相互之間的通信方式。這個社區從地域上說是全球化的，不存在什么管制(governance)規則，用戶彼此之間不再相互信任。相互并不信任的用戶之間的利益也不再是相互一致的了，而有可能存在沖突，如病毒與反病毒、保密與合法攔截、共享與版權保護等。但假設用戶相互信任的互聯網“端到端透明性”的設計原則方便了安全攻擊、病毒和其他有害信息的傳播。其次，互聯網將應用的控制權完全交給了用戶，也就意味著把幾乎全部的責任也交給了用戶，這在互聯網發展之初是行得通的，然而在用戶群體發生巨大改變的今天則無疑留下了幾乎難以克服的隱患。把安全的控制權交給了用戶，導致安全問題泛濫而互聯網界幾乎束手無策；把流量的控制權交給了用戶，導致ISP和用戶之間在流量控制方面(尤其是P2P引起的)的利益沖突不斷而又各執其詞。再次，網絡技術從本質上來說只提供一個平臺，至于傳載信息的真偽好壞則依賴傳統道德和法律的判斷及規范。以P2P技術為例，它追求的是網絡中各節點的平等地位。在P2P技術結構中，中心的意義被大大弱化甚至完全消解，去中心化特點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網絡傳播結構的扁平化特點也進一步凸顯。而這樣的傳播結構，對傳統社會意義上的道德約束和法律規范不啻于一種巨大的挑戰。最后，現在的互聯網用戶已經從原來的技術人員發展到了可能不懂技術，用戶希望互聯網終端像電話終端那么“傻”和容易使用，導致智能性被迫從終端向網絡中遷移。互聯網的社會邏輯是對其技術邏輯的第二重沖擊。
五、互聯網的政治邏輯
網絡經濟隨互聯網的發展而日漸成熟，按照原理，與網絡經濟相適應，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必然會出現“網絡政治”或稱為“虛擬政治”。理由是：第一、網絡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工具。政治的發展更多地依賴紛繁復雜的網絡，而大量網絡的獲取、傳遞、利用，必須通過網絡產業所提供的網絡設施進行。第二、網絡資源具有壟斷性。對網絡資源使用的不平等將出現網絡及網絡資源越來越集中到統治階級手中的趨勢。人們發現，在網絡社會只要實現了對網絡、網絡資源、網絡設施及產業的控制，就可以控制整個社會經濟，進而達到對經濟、對政治的壟斷統治。第三、網絡產業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網絡產業愈發展，就會產生、提供更大規模的網絡，由此推動政治領域發生深刻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全球迅速擴張，網絡世界幾乎涵蓋了現實社會的所有領域，重新塑造了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行動方式，成為人類活動的全新舞臺。在政治領域，網絡正在向政治制度、政治過程、政治權力、政府治理、國際關系等諸方面滲透，為既往的政治活動規則增添了新的變數。由于網絡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削弱了中心控制，為民眾進行利益表達、輸入政治意愿、參與政治決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網絡引發的教育革命使更多的民眾能夠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提升了民眾政治參與的能力；網絡的開發性和平等性也極大地激發了民眾政治參與的熱情，以至不少人樂觀地認為，它也將改變權力關系，帶來前所未有的民主，即所謂的“網絡民主”。
互聯網所具有的特性的確可以使網絡成為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但也正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技術邏輯缺陷和隨之而來的負效應使得網絡時代的政治參與面臨諸多難題，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1)信息的客觀性。擁有一定數量的客觀信息是民眾政治參與的基礎和前提，但是網絡信息容量的無限性和網絡信息的可操縱性都難以保證民眾所獲信息的客觀性。
(2)參與的規范性。從政治參與的外延看，政治參與應是公民以合法手段，規范地參與政治生活的行為。但互聯網的虛擬性和開放性卻促成了非常規參與，尤其是非法參與的擴大。
(3)參與的公平性。使民眾廣泛地、公平地參與政治生活是擴大政治參與的重要內容，但網絡化發展所造成的數字鴻溝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的不均衡狀態。
互聯網的政治邏輯是對其技術邏輯的第三重沖擊。
六、結束語
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溫床。清朗網絡空間，要牢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不動搖。
構建網絡生態需要人人參與
互聯網是人類的新家園，已成為國家全力捍衛的“第五空間”。網絡強則國強，一個清朗、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網絡空間，是公眾所需。
近年來，我國依靠廣大網民、發動社會力量，連續開展一系列專項行動，有效遏制網上違法違規行為，取得顯著成效。但當前，網絡生態治理任務依然復雜艱巨，人民群眾對打擊網絡有害信息和不法行為的呼聲非常強烈，清朗網絡空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主動回應社會和公眾關切，進一步鞏固治理成果，深入整治網絡頑疾，驅散網絡“霧霾”，修復網絡生態，關系重大。
發生在前不久的兩個案例無疑給公眾和網絡媒體上了生動一課。百度長期因競價排名而眾議鼎沸，近期又因“魏則西事件”被推至輿論風口浪尖。被查出患有“滑膜肉瘤”罕見病的大學生魏則西，輾轉多家醫院，病情仍不見好轉，后通過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在花光東湊西借的20多萬元后，不幸離世。就在今年1月初，百度曾因“賣吧”事件而成眾矢之的。本是病友們自助平臺的貼吧，被百度賣掉，病友痛失交流平臺，甚至上當受騙。
再如，任志強通過新浪和騰訊微博賬號持續公開違法信息，違反“九不準”“七條底線”，影響極其惡劣。經網民舉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于今年2月底責令新浪、騰訊等網站依法依規關閉任志強微博賬號。
此類事件不一而足，成為一股股負能量，恣意侵害威脅著國家、社會和個人。因此，加強網絡空間治理，讓這個精神家園清新爽朗，人人都應是參與者，都應當戰士斗士，而不應做看客紳士。
充分認識人民主體地位內涵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見行動、出實招、求實效。具體而言，就是做到“三個堅持”。
堅持網絡治理為人民。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網絡生態治理的最高位置，走好網上群眾路線。黨的十以來，黨和政府依法管網治網，陸續出臺相應的管理政策，先后開展一系列網絡治理行動，規范網絡有序運行在法治軌道上。2015年以來，我國陸續開展“依法整治網絡敲詐和有償刪帖”“護苗2015”“打擊網上有害信息工作”等專項整治工作，加強對“滴滴打車”被刷單、王健林“被署名”等網絡侵權的打擊力度，有效捍衛了公眾、企事業單位的合法權益，震懾了不法分子。
堅持網絡治理靠人民。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等特點，決定了互聯網管理在依法規范、道德約束的同時，要緊緊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經過廣泛宣介、動員、引導，公眾參與網絡治理的主動性不斷提高，全國各地涌現出一大批網絡義務監督員。如首都互聯網協會組建的“媽媽評審團”，在為青少年安全上網“保駕護航”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在浙江、廣東、河北等地，公眾也踴躍參與到網絡空間“大掃除”的活動中來。
堅持網絡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清朗網絡空間，最終要落腳在讓人民共享治理成果。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明確提出“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惠及13億中國人民”。讓網絡治理成果普惠人民，也是題中應有之意。目前，在線教育、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開放大學蓬勃發展，互聯網醫療、數字健康客戶端方興未艾……凈化、清朗后的互聯網正讓人民群眾的生活服務便捷化、精準化和個性化。
全面建構共治共享嶄新格局
實現“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的目標，需要全國各族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需要充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動性、捍衛人民網上權益，形成網絡空間治理同心圓。為此，要做到“五個注重”。
注重制度完善。本立而道生，在網絡空間治理中，強化制度建設是一項根本性任務。只有以科學的制度為根本遵循，形成依法治網、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才能避免形式主義和短期行為。我國立足國情，充分總結近年來網絡安全工作經驗，針對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力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加快互聯網領域立法進程。《網絡安全法（草案）》《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修訂征求意見稿）》已經完成向社會征求意見程序。
注重體系建設。我國互聯網起步雖晚，但起點高，過去22年來積累了豐富的互聯網治理中國經驗，貢獻了中國智慧。但長期以來行政監管投入的精力過多，有些方面重視程度、投入力量不夠，需要好好補課。今后，要從頂層設計和整體戰略的高度，進一步加強網絡治理體系建設，使網絡有害信息治理有法可依。
注重獎懲并舉。獎勵和懲罰是網絡治理激勵手段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一方面，對于公眾舉報的網絡有害信息，符合條件的要給予相應獎勵。對于積極受理公眾舉報、自覺處置有害信息的網站，要予以表彰。另一方面，對于消極對待公眾舉報、不能自覺承擔信息“把關人”“守門員”責任的網站，要嚴格依法懲處，并加大曝光譴責力度。
注重宣介引導。盡管近年來網絡舉報知曉度、認知度有了較大提升，公眾舉報網上有害信息的積極性有了一定提高，但與國家和人民的期待、與我國網絡發展水平、與有害信息總量相比，網絡舉報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層次和水平。各地、各網站要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創新宣傳形式，加強網絡舉報品牌包裝，吸引公眾廣泛參與網絡有害信息打擊、治理工作，同時有效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互聯網產業呈現以下五大發展態勢：
一是提網速，廣連接。骨干網絡優化提速明顯，固定寬帶普及目標提前完成；網絡提速降費成效顯著，移動網絡體系建設加快推進；物聯網絡部署大幕拉開，專有網絡連接更加廣泛；智能硬件豐富信息交互，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資源連接范圍持續擴大，產業互聯互通步伐加快。
二是深融合，強制造。產業互聯網全面深度融合，服務實體經濟創新發展；“中國制造2025”全面實施，制造強國建設邁上新臺階；工業互聯網全力縱深推進，產業生態體系顯現雛形；“互聯網+農業”迸發巨大能量，技術助推產業鏈升級；“雙創”平臺持續普及推廣，成為融合發展新動能。
三是興業態，惠民生。智能技術助力業態煥新，打造科技時尚新生活；新型消費優化產業布局，構筑個性化、智能化應用場景；無人零售領域百花競放，服務布局向線下聚攏；分享經濟加速優勝劣汰，強勢企業瞄準AI領域；在線娛樂行業加速升溫，產品豐富但問題不容小覷；創新領域覆蓋更廣更深，網絡惠民觸手可及。
四是謀創新，拓市場。應用創新向技術創新挺進，商業化應用競爭加劇；多級平臺同步孵化產品，“內容為王、創意為先”優勢凸顯；互聯網平臺走向生態化，產業鏈依存關系持續增強；企業“進軍”農村市場，縣域經濟蓬勃發展；推廣中國本土優勢經驗，“出海”足跡延伸更廣。
五是重安全，共治理。系列法律法規加速實施落地，為網絡安全保駕護航；網絡安全保障能力持續提升，安全產業向服務主導轉型；有效防范打擊通訊信息詐騙，全力保障社會民生；不良信息治理力度持續加大，網絡空間更加清朗；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深度變革。
報告指出，2018年的中國互聯網產業六個方面發展趨勢值得關注：
一是新技術，下一代網絡建設帶動5G產業崛起，工業互聯網促進制造業集成創新，大數據、人工智能將加速推進產業深度融合，技術創新推動金融信用體系趨于完善。
二是新動能，產業互聯網推動新舊動能加速轉換，“互聯網+先進制造業”成為振興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的行業解決方案將繼續突破，智能制造的網絡安全保障將成為關鍵一環，農業全產業鏈信息化升級將加速。
三是新場景，數據與服務開辟未來消費新場景，共享服務更加智能化和全球化，智能化賦能更多平臺場景。
四是新體驗，智能交互催生消費新體驗，車聯網、智能家電促進“住行”新體驗升級，AR有望重新定義移動交互體驗。
五是新挑戰，勒索病毒攻擊類或將成為常態，個人信息保護將面臨嚴峻挑戰，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風險將不斷攀升，網絡空間安全防護能力將大幅加強，企業拓展國際化市場將面臨激烈競爭。
六是新生態，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安全生態建設將日益完善，平臺經濟創新與協同治理的需求將更加迫切，數據權屬關系受到廣泛關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將加快完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將深度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