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2-06 03:03:4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貨幣危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次貸危機動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唯一核心貨幣的基礎，在美元匯率劇烈波動、金融危機快速蔓延、金融市場動蕩不安和世界經濟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但由于利益糾葛復雜，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會議并沒有對未來貨幣體系的發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設性想法。市場對未來核心貨幣的選擇問題也沒有形成共識，有觀點提倡回歸金本位，有觀點提倡讓歐元取代美元，有觀點提倡美元、歐元和亞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漸進地對國際貨幣體系未來的發展提出四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力圖在解答問題的過程中尋覓發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還是信用本位
國內外一些略顯激進的學者和分析人士認為，復辟金本位是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從混沌和動蕩回歸平靜和穩定的唯一出路。雖然無法親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時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匯兌本位時代，但在這些人看來，黃金真實價值的存在構成了金本位貨幣體系的定海神針，在“自由兌換、自由鑄造和自由流動”的規則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貨膨脹、匯率波動、國際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
從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經從57.16萬億美元驟減至30.76萬億美元，縮水幅度達到46.19％，而與此同時黃金卻價值堅挺，從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黃金在危機動蕩中身價徒增。毫無疑問，大多數與次貸危機緊密相關的要素都產生于信用貨幣體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審慎的次級房貸、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國政府長期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因此很多人將次貸危機的危害歸結為信用本位的失敗，并將期盼救贖的目光投向堅挺的黃金。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次貸危機的爆發只能說是以“華爾街文化”為表征的一種特有微觀金融發展模式、宏觀金融監管模式和經濟調控方式的失敗，更進一步地講，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為核心的特有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但并不意味著整體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
其次必須指出，市場價格在次貸危機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著黃金有能力擔負起世界貨幣的重任，只能說在財富儲藏這個屬性上，黃金顯露出了閃光點，但世界貨幣還必須發揮價值尺度、國際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個閃光點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黃金能夠處處閃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種特有信用貨幣體系的失敗并不對應著金本位貨幣體系的必然成功。實際上，復辟金本位更像是綠野仙蹤般的童話，有四個理由讓我們相信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會走這段回頭路：
1對黃金總量“有限性”的預期與發揮貨幣職能所要求的“無限性”之間存在矛盾。雖然金本位和黃金之間并不完全對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黃金，金本位也能運轉”，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此。事實上，制約金本位正常運轉的，不是存量的數字大小，而是人們對黃金存量有限性的預期，受制于有限的黃金供應量，金本位下的貨幣供給必將收斂于一個極限，而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及其對應的貨幣需求則可能沒有極限，在所有理性預期者看來，兩者之間必然存在沖突，這意味著金本位貨幣體系并不能帶來安全感，一旦有風吹草動，市場主體往往會爭先恐后地擠兌黃金，爭取讓有限的黃金更多地落袋為安，這種矛盾使得金本位難以穩定維持。
2黃金對“總量有限性”瓶頸的突破則將動搖自身的貨幣基礎。非常尷尬的是，雖然黃金總量有限性使其難以有效發揮世界貨幣的職能，但如果突破了這層約束，黃金的未來不僅無法海闊天空，反而會走進另一個死胡同。“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的原因在于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本身也具有真實價值，商品與貨幣的雙重屬性使得黃金在作為貨幣時具有幣值穩定的優良特性，一旦科技發展讓“人造黃金”不再是夢想，那么黃金稀缺性的瞬間消失也將讓表面上的金本位貨幣體系一夜之間驟然演化為實質上的信用貨幣體系，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背景下，這種隨時可能發生的大變化就像一枚定時炸彈，將時刻威脅著金本位下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安全。
3金融危機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風險催化劑而非穩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實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對金融危機更有免疫力。且不爭論這一觀點客觀與否，一個簡單的常識就是免疫力更強的人一旦生病則更難痊愈。事實上，金本位之下，宏觀調控特別是貨幣政策幾乎無力可施，這使得市場失靈缺乏“看得見的手”的及時糾正和調整。更可怕的是，維系金本位的種種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機，當一國陷入金融困境的時候，國際資本往往會出于避險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時維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該國貨幣當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資金內流并平衡國際收支，而不合時宜的緊縮政策對進入下行周期的實體經濟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來，大蕭條之所以持續43個月之久，并造成了深遠經濟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當時的美聯儲主席RoyA，Young維系金本位的行動加劇了通貨緊縮。因此，在次貸危機引發信貸市場流動性緊張的背景下，復辟金本位十分危險，就算是在危機平復之后，未來市場與政策共同作為資源配置手段的互補性也將日益增強，與宏觀調控的內在沖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備回歸的客觀條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黃金時代”難以再現。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表明，金本位運行的穩健與否取決于其制度性基本規則是否得以普遍認同、貫徹和執行，即黃金的“自由兌換、自由鑄造和自由流動”。而在現在和可預知的未來，這一規則都很難再被嚴格遵守：首先，黃金真實價值的存在對規則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戰，由于黃金等同于財富，流入相對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睞，而一旦某些經濟體具有左右資本流動、抑制黃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權力量，那么“自由流動”的規則將被違反，制度平穩運行的基礎將遭到破壞。事實證明，這種財富激勵導致的違規行為難以避免，Obstfeld的經典論文顯示，在1885年至1913年間，強大的英、法、德都通過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從世界范圍內吸收黃金，其順差占GDP的比重分別高達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將使規則難以被整體所嚴格遵守。歷史比較顯示，古典金本位時代之所以比后來的金匯兌本位時代更加平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一階段市場對金本位的信心遠比后一階段強，而信心會促使不同經濟體不約而同地遵守規則，平等承擔起干預外匯、維護整個體系安全的責任。在信用體系如此健全的現在，很難想象市場會對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個體理性的驅使下，每個經濟體都有可能選擇“搭便車”而不主動遵守規則。此外，由于現有黃金儲備數量不同，金本位給不同經濟體帶來的潛在激勵也相去甚遠，根據IMF的最新數據，2008年9月全球黃金儲備為8.473億盎司，其中美國擁有2.615億盎司，歐元區擁有3.5億盎司，全球占比分別高達30.8％和41.3％，其他經濟體的占比總共不及30％，歐美借由高比例儲備將可能在復辟金本位的過程中獲得貨幣霸權，由此可能觸發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勢必難以得到廣泛認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運行依仗的基本規則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總之，金本位已經作古，復辟金本位不僅違背了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次貸危機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險，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再走這段回頭路。
二、單極還是多極
既然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頭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內尋求變革。接下來的問題是，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需要幾個核心?一個，還是多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之中，美元都是貨幣體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貸危機深刻動搖了美元的貨幣基礎，很多市場人士認為歐元將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唯一核心。實際上，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而言，歐元或其他幣種能否承擔唯一核心的職責并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一個有且僅有一個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否適應經濟、金融發展變化的需要，單極體系是否具有穩定性?
支撐單極體系的是霸權穩定論(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其名著《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這一理論，隨后該理論被羅伯特·吉爾平加以系統完善。在研究大蕭條的過程中，金德爾伯格認為大蕭條之所以演化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大國有能力或愿意承擔制止危機的主導責任，停止“讓你的鄰居當乞丐”的以鄰為壑的政策，特別是無人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機的急速蔓延。有鑒于此，金德爾伯格指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超級霸權大國作為“穩定者”(stabilizer)，為全世界范圍內的剩余產品提供一個市場，保證資本的充分流動，并在銀行面臨危機的緊要關頭發揮救助作用。用他的話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歷史的主要教訓是，世界經濟想要穩定，就必須有個穩定者”。
隨后，金德爾伯格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不但危機時期需要一個穩定者，在正常時期也同樣需要一個穩定者。他還把穩定者的責任又增加了兩項：維持國際匯率結構和協調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另外，他還在第一項責任中增加了與別國分享短缺資源的內容。按照金德爾伯格的觀點，單一霸權國將為世界經濟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國的個體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經濟的穩定視為公共商品，這種公共商品意指和平、開放的貿易體制、統一度量衡和固定的匯率等。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只有霸權大國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過主導性決策統一無序的分散性個體行為，讓世界經濟保持有序和穩定的發展態勢。
吉爾平等國際關系學者則豐富了霸權穩定論的體系，并將金德爾伯格的理論從經濟領域延伸至國際安全和軍事領域，逐漸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他們把霸權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合作聯系起來，在理論和歷史經驗上尋求霸權和國際合作之間的相關性。吉爾平認為：“國際自由經濟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個霸主，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沖突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
從歷史的角度看，霸權穩定論存在于特定國際社會背景和世界經濟環境之中，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次貸危機的爆發，這一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已經不合時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將不可能是單極體系，原因有三：
其一，單極貨幣體系與世界經濟結構變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經濟結構在長期發展中日趨多元化，任何單一經濟體在經濟領域都難以具有絕對霸權地位，根據IMF的數據，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在影響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縮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間，新興市場經濟體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經歷了“u”字型變化，從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興市場占比先減后增；而從增速看，新興市場經濟體近十年來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發達經濟體則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間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長率為3.37％，后8年為6.36％，增速不斷加快；發達經濟體28年問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2.74％，其中前20年為2.82％，后8年為2.52％，增速有所放緩。
其二，單極體系本身存在較大缺陷。霸權國能夠提供稀缺的國際社會公共商品，引導政策博弈趨向協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霸權國尚有余力顧及全球，并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整體利益優化。但一旦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于霸權國，那么霸權國將難以擔負起維系體系運轉的責任，而且此時其個體利益體現在通過霸權來向外分散風險，這與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全局穩定的整體利益存在巨大沖突，這種沖突一方面將導致危機從局部擴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將深刻動搖霸權國的霸權地位。金德爾伯格始終強調“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市場觀念”，而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都不可能避免經濟周期的起伏，這就意味著霸權國的經濟基礎是極不穩定的，其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也是偶然的、間歇性的，堅守同一個霸權并不能保證體系運行的長期有效。此外，霸權的階段性更替則不僅無法回避經濟周期帶來的影響，還可能導致更多的動蕩，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從本質上看，單極體系不具備在長期內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穩定的能力。
其三，單極體系的穩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為政的個體理性往往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劇”，霸權國的存在將改變博弈結構，并可能引導博弈均衡向集體理性的方向發展。但改變博弈結構并非只有引入強權這一種方法，通過建立協調機制加強個體間交流與談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實際效力的個體約束機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發生優化。此外，在提供國際經濟社會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強化的國際性機構比依靠霸權力量更為有效，且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小。因此，單極體系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穩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極體系中加強制約機制建設并增強國際性機構的影響力，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依舊能夠實現長期穩定。
總之，霸權穩定論已經不合時宜，單極體系難以擔負穩定世界經濟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構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
三、多極還是多元
既然多極將構成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將是怎樣的一種多極?與前兩個問題一樣，答案還是非此即彼的兩個：簡單的多極或是復雜的多極。簡單的多極意指無秩序、無層次的多極，即各經濟體在多種核心貨幣間隨機取舍。
復雜的多極則代表一種有秩序、有層次的多極，即各經濟體根據地理位置、經濟開放程度、經濟規模、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域分布、國內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及其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程度和相對的通貨膨脹率結成幾個不同的區域貨幣同盟甚至是成立統一貨幣區，而每一個特定貨幣區內的區域統一貨幣則構成了多極體系中的一極。
這種復雜的多極與蒙代爾的“金融穩定三島”具有較大相似之處，蒙代爾近年來一直提倡美元、歐元和亞元分別承擔起區域貨幣的職責并共同構成多極貨幣體系。但這種復雜的多極并不僅僅意味著多個統一貨幣區的并立，實際上，每個貨幣區就像是貨幣體系中的一個單位“元”，而這些單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個區域貨幣本身又形成一個更高層次的“元”，這個高層次“元”也有一個核心，即一種類似于多極貨幣基金的世界性貨幣，就像是IMF特別提款權的加強優化版本。每個層次的每個“元”內部不僅固定匯率，生產要素順暢流動，并能夠實現宏觀政策的協調。理想狀態是，各個統一貨幣區內部政策較為統一，而高層次“元”又能通過國際性機構的制約實現各區域政策的整體協調，多層次的多極貨幣則能夠充分滿足各區域和全世界的各種貨幣需求。從這種意義上看，這種存在多層次內部制約和外部協調機制的復雜的多極可能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長期發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簡單的多極，“多元”具有兩大優點：一是層次性，簡單的多極只是一個平面，而多元則是立體的，區域貨幣是統一貨幣區內經濟、金融活動的貨幣核心，而以這些區域貨幣為基礎構建的世界性貨幣則是全球范圍內、統一貨幣區間經濟、金融活動的貨幣核心，對于整個全球經濟而言，以區域貨幣為基礎的世界性貨幣受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任何一個經濟體、甚至是貨幣區的財政和儲備狀況都沒有絕對的決定力，這不僅避免了霸權帶來的非理性選擇，還減小了區域金融動蕩和經濟危機對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負面沖擊。二是秩序性，簡單的多極意味著任何單一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都面臨著復雜、多變的貨幣選擇問題，全球性經濟、金融往來一團散沙，而多元則帶來了秩序性，對于同一貨幣區內的經濟活動而言，支付和結算僅涉及兩種貨幣的選擇(本區域貨幣和世界性貨幣)，對于不同貨幣區間的經濟活動而言，支付和結算則僅涉及三種貨幣的選擇(各自的區域貨幣和世界性貨幣)，而所有經濟體的儲備貨幣選擇也并非十分繁雜，僅需要在少量的幾種區域性貨幣(這些區域性貨幣大概有三到四種)和世界性貨幣間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見，簡單的多極和有層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優劣相差甚遠，關鍵在于多元非常強調統一貨幣區的建設及其在世界性貨幣構建中的作用，由于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重要，亞太地區的貨幣區域化發展以及更進一步的統一貨幣區建設尤為重要。
四、激進還是漸進
從以美元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向多元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路徑可能有兩種風格：激進型或是漸進型。綜合歷史沿革、次貸現狀和未來要素，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可能是激進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歷史舞臺，從美元資產“絕對增持、相對減持”的趨勢和美元匯率“先揚后抑”的未來走勢分析，次貸危機雖然動搖了美元作為核心貨幣的貨幣基礎，但美元在危機時刻發揮的核心作用不減反增，在次貸危機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貨幣超越和取代，國際貨幣體系迅速拋棄美元的結果將是更大的混亂和更長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經濟基礎尚不牢固，由于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尚大，世界經濟結構多元化的深遠發展還需要一個漸進過程，以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實現；其三，多元化每一個單位“元”的建設都是漸進性的，區域貨幣聯盟的實現以及更高層次區域統一貨幣的誕生都需要經歷一個長期漸進過程，而國際性協調和制約機構的強化也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實現。
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路徑將是循序漸進的，短期內，美元將繼續作為唯一核心貨幣支撐起單極體系；中期內，歐元等主流貨幣將日益分擔世界貨幣的責任，國際貨幣體系將向簡單的多極緩慢發展；長期內，伴隨著各個貨幣區建設的長遠進步和國際性機構的強化，具有內在約束力和外部協調性的多層次“多元”國際貨幣體系將逐漸建立起來。
一、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鮑爾?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伯特?弗勒德(Robert 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 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發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所構造的模型是關于貨幣危機的最早的理論模型，貝Flood和Garber則在1984年發表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Some Linear Examples一文，對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擴展與簡化。這兩篇文獻是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假定政府為解決赤字會不顧外匯儲備無限制地發行紙幣，央行為維持固定匯率制會無限制拋出外匯直至消耗殆盡。該理論的基礎在于當的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內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會導致外部均衡喪失，這一喪失的累積將持續消耗政府外匯，在臨界點時，投機者的沖擊將導致貨幣危機。
該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決定了貨幣對外價值穩定與否，決定了貨幣危機是否會爆發、何時爆發。當一國的外匯儲備不足以支撐其固定匯率長期穩定時，該國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在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內部均衡而干預外匯市場的必然結果是外匯影子匯率與目標匯率發生持續的偏差，而這為外匯投機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機會。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國固定匯率制面臨的問題源于為彌補政府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而過度擴張的國內信貸。公共部門的赤字持續“貨幣化”，利息平價條件會誘使資本流出，導致本國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在儲備減少到某一個臨界點，投資者出于規避資本損失(或是獲得資本收益)的考慮，會向該國貨幣發起投機沖擊。由于一國的外匯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所剩余的外匯儲備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內將被投機者全部購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貨幣危機就此爆發。事實上，由于投機者的沖擊，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的時間將早于政府主動放棄的時間，因此，成本會更大。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表明，投機沖擊和匯率崩潰是微觀投資者在經濟基本面和匯率制度間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并非所謂的非道德行為，因而這類模型也被稱為理性沖擊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從該理論的模型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張。例如，通過監測一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可以對貨幣危機進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及時調整經濟運行，避免貨幣危機的爆發或減輕其沖擊強度。避免貨幣危機的有效是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保持經濟基本面健康運行，從而維持民眾對固定匯率制的信心。否則，投機活動將迫使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調整政策，市場借此起到“懲罰”先前錯誤決策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資本管制將扭曲市場信號，應該予以放棄。
二、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貨幣危機的缺陷在于其理論假定與實際偏離太大，對政府在內、外均衡的取舍與政策制定問題論述上存在著很大的不足。而且經濟基本面的穩定可能并不是維持匯率穩定的充分條件，單純依靠基本經濟變量來預測與解釋危機，顯得單薄。80年代中后期，經濟學家開始從經濟基本面沒有出現持續惡化這一角度解釋危機，并探討貨幣危機爆發的可能性，這就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這一論有兩個重要的假定：
1.在該捻論中，政府是主動的行為主體，最大化其目標函數，匯率制度的放棄是央行在“維持”和“放棄”之間權衡之后作出的選擇，不一定是儲備耗盡之后的結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衛固定匯率制，也會因某種原因棄守固定匯率制。當公眾預期或懷疑政府將棄守固定匯率制時，保衛固定匯率制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動態博奔過程中，央行和市場投資者的收益函數相互包合，雙方均根據對方的行為或有關對方的信息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選擇，而自身的這種修正又將對方的行為，因此經濟可能存在一個循環過程，出現“多重均衡”。其特點在于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的危機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國經濟基本面可能比較好，但是其中某些經濟變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種種原因，公眾發生觀點、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眾信心不足通過市場機制擴散，導致市場共振，危機自動實現。所以，這類理論模型也被稱為“自我實現式”危機模型。這個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設計了一個博弈模型，以簡潔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動態博奔下自我實現危機模型的特點，并表現出其“多重均衡”性質。
以0bstfeld為首的一些學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經濟基本面，在其理論論述中勾勒出基本經濟變量的中間地帶。他們認為，在經濟未進入該地帶時，經濟基本面決定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此時，危機完全不可能發生或必然發生；而當經濟處于這一中間地帶時，主導因素就變成投資者的主觀預期，危機是否爆發就不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所能解釋的。該理論認為問題主要仍然在于內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維持固定匯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會很高，政府的愿望與公眾的預期偏離越大，維持固定匯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當公眾產生不利于政府的預期時，投機者的行為將導致公眾喪失信心從而使政府對固定匯率制的保衛失敗，危機將提前到來。該理論認為，從這一角度而言，投機者的行為是不公正的，特別是對東道國的公眾來說，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這類主流理論外，另有少數學者認為貨幣危機可能根本不受經濟基本面的影響，受沖擊國家所出現的宏觀經濟的種種問題是投機行為帶來的結果而非投機行為的原因。總的說來，這類文獻對危機的解釋一般從兩個角度出發，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羊群行為和傳染效應。
1.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場參與者在信息不對稱下行為的非理性而使市場不完全有效(這是該理論與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以及第二代貨幣危機的主流理論的區別所在，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與第二代貨幣危機的主流理論均假定市場參與者擁有完全信息，從而金融市場是有效的)，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和市場的收益與懲罰的不對稱容易造成羊群行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資者的行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礎上，投資者各有其信息優勢，投資者對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包括謠言)的敏感度極高，任何一個信號的出現都可能改變投資者的預期。花車效應會導致經濟基本面可能并沒有問題的經濟遭受突然的貨幣沖擊；同時，花車效應會人為地創造出熱錢(hot money)，加劇危機。另外，市場收益和懲罰的不對稱會造成投資基金人消權規避風險，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會導致羊群行為。政府在考慮是否保衛固定匯率制時應充分估計到這一點。
2.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主要從國家間的關聯角度出發解釋危機。由于全球一體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不斷加強，特別是后者，因此區域內國家之間經濟依存度逐漸增高，危機將首先在經濟依存度高的國家之間擴散。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會給出一定的市場信號，改變投資者對與其經濟依存度高或者與其經濟特征相類似國家的貨幣的信心，加大這些國家貨幣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甚至導致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式危機的發生。
經濟學家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不論是在由理性預期導致的自我實現的危機或非理性的羊群行為造成的危機中，都存在著大投機者操縱市場從而獲利的可能，大投機者利用羊群行為使熱錢劇增，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危機的深度與危害。
概括起來，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注重危機的“自我實現”性質，該理論認為僅僅依靠穩健的國內經濟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貨幣危機的，固定匯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機沖擊，選擇固定匯率制，必須配之以資本管制或限制資本市場交易。
三、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
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東南亞貨幣危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Kaminsky認為就其本質而言，這并非一場“新”危機，原有的理論成果具有說服力。而另一些學者，例如克魯格曼(Krugman)則認為這次貨幣危機在傳染的廣度與深度、轉移及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與以往的貨幣危機均有顯著的區別，原有的貨幣理論解釋力不足，應有所突破。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因此產生。
克魯格曼認為，這次貨幣危機對于遠在千里之外、彼此聯系很少的經濟都造成影響，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經濟對于公眾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這些經濟的貨幣危機可能由外部的與自己關聯并不大的經濟中發生的貨幣危機所帶來的公眾信心問題而誘發。東南亞經濟經常賬戶逆轉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機中貨幣大幅度貶值和嚴重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進口大量減少，因此，存在一個轉移問題，這是為以往的貨幣危機理論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貨幣危機理論中，模型的構造者將注意力放在投資行為而非實際經濟上，單商品的假定中忽視了貿易和實際匯率變動的影響。因此，貨幣理論模型的中心應該討論由于實際貶值或者是經濟衰退所帶來的經常賬戶逆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資本流動逆轉的需求問題。他認為，這場貨幣危機的關健問題并不是銀行，而在于，本幣貶值、高利率以及銷售的下降惡化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削弱了企業財務狀況，這一問題并非銀行本身的問題。即使銀行重組對金融狀況大大惡化了的公司來說也是于事無補的。克魯格曼在單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小國經濟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克魯格曼增加了商品對進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貿易及實際匯率匯率變動的影響與效應。總的說來，克魯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中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1.克魯格曼在東南亞危機發生以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過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這一概念主要是針對金融中介機構而言的。在金融機構無法進入國際市場時，過度的投資需求并不導致大規模的過度投資，而是市場利率的升高。當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出國際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的道德冒險會轉化成為證券金融資產和房地產的過度積累，這就是金融過度。金融過度加劇了一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當外部條件合適時，將導致泡沫破裂，發生危機。
2.親緣的存在增加了金融過度的程度。這些國家表面上健康的財政狀況實際上有大量的隱合赤字存在：政府對與政客們有裙帶關系的銀行、提供各種隱性擔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機構和企業道德冒險的可能性，它們的不良資產就反映政府的隱性財政赤字。東南亞國家持續了幾十年的親緣政治使國家在90年代大規模的對外借款中處于一種金融崩潰的風險之中，這種風險來自于他們采用的準固定匯率貶值的可能性。
3.類似于東南亞的貨幣危機其關鍵在于企業，由于銷售疲軟、利息升高和本幣貶值，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財務困難，這種困難限制了企業的投資行為。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的財務困難還包括了由前期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實際匯率變化的。這一表面看是論述貨幣貶值對企業乃至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在危機爆發前投資者的行為函數里可能已經包含了對這種變化的預期，這就加強了他們拋售本幣的決心，這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現象。
4.克魯格曼模型表明存在三個均衡，中間均衡是不穩定的，可以不用考慮另外兩個均衡是本國回報率等于外國回報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這種低水平均衡上，貸款者不相信本國企業有任何擔保，對它們不提供貸款，這一行為意味著實際匯率將可能貶值，實際匯率的不利影響意味著企業的破產，而這又從實際中對先前的悲觀態度作出了佐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克魯格曼認為，金融體系在貨幣危機中發生崩潰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資行為失誤，而是由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導致金融體系可能發生崩潰的因素有：高債務因素，低邊際進口傾向和相對出口而言大規模的外幣債務。
5.保持匯率的穩定實際上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保持匯率的穩定是在關閉一條潛在的引發金融崩潰的渠道的同時打開了另外一個。如果債務較大，杠桿效應較明顯，維持實際匯率的成本就是產出的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是自我加強的。這對企業而言，仍然會帶來相同的不良后果。
6.克魯格曼的理論模型分析所蘊合的政策建議有三部分：
(1)預防措施。克魯格曼認為銀行的道德冒險并不足以解釋危機，一個謹慎的銀行體系并不足以保持開放經濟不受自我加強式金融崩潰的風險的威脅。而當一國的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時，對短期債務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為短期債務只是眾多的資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種。即使外債全是長期的，如果公眾預期將發生貨幣危機，國內的短期債務的債權人拒絕將信貸延期也會導致匯率貶值，帶來企業破產。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業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幣債務，因為對于與金融體系不完善的國家來說，國際融資存在著外部不經濟，它會放大實際匯率變動的負面沖擊影響，從而導致經濟衰退。
(2)對付危機。克魯格曼認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緊急貸款條款，緊急貸款的額度必須要足夠大以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另一種是實施緊急資本管制，因為這樣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外逃。
(3)危機后重建經濟。克魯格曼認為關鍵在于恢復企業和企業家的投資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門實施一定的計劃，以幫助本國的企業家或者培養新的企業家，或者兩者同時實施。培養新的企業家有一個迅速有效的辦法，這就是通過引進FDI引進企業家。
四、三代貨幣理論的比較
三代貨幣危機理論都是在單商品的假定下展開的，的側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著重討論經濟基本面，第二代的重點放在危機本身的性質、信息與公眾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焦點則是金融體系與私人部門，特別是企業。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一國貨幣和匯率制度的崩潰使由于政府經濟政策之間的沖突造成的，這一論解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貨幣危機最有說服力，對1998年以來俄羅斯與巴西由財政引發的貨幣波動同樣適用。
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政府在固定匯率制上始終存在動機沖突，公眾認識到政府的搖擺不定，如果公眾喪失信心，金融市場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種種缺陷；這時，市場投機以及羊群行為會使固定匯率制崩潰，政府保衛固定匯率制的代價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第二論于實踐的最好的例證是1992年英鎊退出歐洲匯率機制的情況。
史安娜，女，河海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
摘要：現有的關于貨幣錯配的研究一般只關注貶值預期下存在凈外幣負債的情況。本文分析了匯率預期與貨幣錯配的關系，指出貶值預期與凈外幣負債的貨幣錯配相互促進，而升值預期則與凈外幣資產的貨幣錯配相互促進。然后，對我國當前升值預期下貨幣錯配的規模和程度進行了估計，表明我國存在較高的貨幣錯配規模和程度。最后，分析了我國升值預期下貨幣錯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關鍵詞：貨幣錯配；升值預期；經濟效應
中圖分類號：F8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6）09-0009-04
一、引言
所謂貨幣錯配，根據Goldstein &Turner(2005）所下的定義，是指由于一個權益實體(包括國家、銀行、非金融企業和家庭)的收/支活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計值，其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結構不同，導致其凈值或凈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化非常敏感。從本質上來說，貨幣錯配所研究的主要內容還是匯率風險問題，即匯率波動對有關經濟變量(如產出、投資、資產凈值等)和經濟金融穩定性的影響。
根據上述定義，經濟主體的貨幣錯配具有兩種表現形式，即凈外幣頭寸為負的情況(凈外幣負債)和凈外幣頭寸為正的情況(凈外幣資產)。學者們通過對新興市場國家近年來發生的貨幣危機所進行的研究表明，經濟主體存在大規模凈外幣負債的情況下如果遭受不利的外部沖擊(如匯率貶值預期等)，可能會由于資產負債表效應(balance-sheet effect)而引發貨幣危機的嚴重后果，因此，現有的關于貨幣錯配的研究一般只關注貶值預期下存在凈外幣負債的情況，然而對于升值預期下存在巨額凈外幣資產的情況所進行的研究則很少。
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匯率的波動會影響經濟主體的凈值或凈收入，從而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另一方面，經濟主體對匯率的不同預期會影響其資產組合選擇及政府的政策選擇，從而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錯配狀況，并導致貨幣錯配本身對經濟的影響也不同。本文在討論匯率預期與貨幣錯配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我國當前升值預期下貨幣錯配的狀況及其經濟效應。
二、匯率預期與貨幣錯配
在長期的經濟生活中，預期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它不僅影響著經濟中所有參與者的行為，而且還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理性預期理論從經濟人的理性角度出發，強調了在經濟決策和經濟行為中預期的重要性，認為理性經濟人對國家的政策干預所產生的理性預期可能會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失效。雖然目前理性預期理論對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不大，但其在理論上具有合理性，因而對經濟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強調，市場對政府行為的不同預期會產生多重均衡的結果，而多重均衡存在的基礎是“自我實現的(self-fulfilling)預期”。這類模型認為，在貨幣危機發生前并不存在實際政策的不一致，而是危機本身導致了政策的變化，從而使得危機是自我實現的。因此，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強調了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特點。Krugman ＆Obstfeld(2002）認為，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預期匯率的上升會使當前的匯率上升，同樣預期匯率下降會導致當前的匯率下降。李天棟等(2005)證明了匯率預期具有自我強化的內在機制，但預期自我實現必須具備的條件是資本賬戶開放。因此，匯率預期對匯率的形成從而對有關經濟變量及政策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經濟主體對匯率的不同預期會誘發不同的微觀市場行為，并造成不同的經濟后果。在貶值預期下，政府需要在貨幣貶值和維持固定匯率之間進行抉擇。當市場投機者認為保持固定匯率的成本較高時，他們就會通過賣出本幣對固定匯率發動攻擊，逐漸消耗貨幣當局的外匯儲備，直到貨幣當局無力維持釘住匯率水平，引發貨幣危機。外匯儲備的逐漸下降導致一國外幣資產下降，使得貨幣錯配程度進一步加深而表現為大量的凈外幣負債。大規模的凈外幣債務會使市場主體產生貶值預期，而貶值預期反過來又會促使貨幣錯配規模的不斷擴大。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貨幣危機和1997―1998年的東亞貨幣危機爆發前，這些國家正是由于存在大量的以外幣計值的外債，即存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問題，導致產生本幣貶值預期，進而出現資本外逃或投機攻擊，貶值預期自我實現，最后導致危機自我實現。
升值預期主要來自于國內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以及有關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因素。一旦升值預期形成，國際投機資本會大量流入，造成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進而帶來本幣持續的升值壓力。因此，升值預期也會自我強化，并造成以凈外幣資產不斷增加為特征的貨幣錯配程度不斷加深，而其表現則是外匯儲備的不斷攀升。2002年以來，人民幣所面臨的巨大升值壓力和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反映了升值預期自我強化的特征及其與貨幣錯配之間的關系。
三、升值預期下我國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及貨幣錯配估計
200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常項目盈余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外匯儲備激增(如表1所示)。從增長速度來看，2001年到2005年末我國的外匯儲備年均增速為31％。我國外匯儲備水平的大幅上升帶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國際社會的炒作和施壓則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國際投機資本（即所謂的“熱錢”)大量流入。根據有關專家分析，近幾年外匯儲備的增量中每年都存在著巨額的無法與經濟數據掛鉤的部分，這可能就是預期人民幣升值而以投機為目的流入的國際資本。一個粗略計算國際投機資本流入量的方法是將儲備增加額減去貿易盈余、再減去FDI的余額(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05)，據此可計算近幾年流入我國的熱錢規模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從1998年到2002年，我國一直存在著資本流出，這可能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社會預期人民幣將會貶值所造成的；但是，2003年這種情況發生逆轉，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熱錢流入，而這正是2002年以來人民幣強烈的升值預期形成之際。而且，熱錢流入規模呈上升趨勢。
根據貨幣錯配的定義，我國的貨幣錯配規模可根據我國的對外凈資產進行估計，而貨幣錯配程度可用對外凈資產與廣義貨幣M2的比值進行估計。在這里，假設對外凈資產都以外幣形式存在。我國對外凈資產包括人民銀行所公布的貨幣概覽中國外凈資產和金融機構外匯信貸收支表中各項存款。因此，可估計我國的貨幣錯配規模和程度如表2所示。從表2和圖1中可以看出，我國從2002年以來，貨幣錯配規模大幅增加，貨幣錯配程度較為嚴重，而且呈上升趨勢。我國當前貨幣錯配規模的大幅增加和貨幣錯配程度的不斷加深是與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出現相伴隨的。
四、我國貨幣錯配的經濟效應
一般來說，大規模的貨幣錯配(不管是凈外幣資產還是凈外幣負債)會對一國的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存在巨額的凈外幣負債時，在貶值預期下貨幣錯配會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和產出等方面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甚至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Mishkin，1996；Ize ＆Yeyati，1998；Allen et a1．，2002；Bunda，2003；Rancière et al．，2003；Bussière et a1．，2004；Cowan et a1．，2005；Goldstein ＆ Turner，2005)。相比之下，一國如果持有大量的凈外幣資產，會導致本幣升值預期，這時貨幣錯配引起貨幣危機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有利于提高金融安全。但是，由于升值預期和貨幣錯配會相互促進，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而規模過于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可避免地會降低資源的使用效率、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給宏觀經濟帶來眾多的負面影響，甚至也有可能導致危機。
首先，升值預期下資本流入所導致的貨幣錯配加劇會引起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在結售匯制度下，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快速增加，我國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逐年增加，并已成為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途徑。1997年以來，基于外匯占款所投放的基礎貨幣一直保持在40％以上，而2005年達到90％左右的歷史最高記錄。在沒有采取相應的對沖措施或者對沖不充分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礎貨幣和M2增加過快，從而國內需求增加，并最終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和造成經濟過熱。
其次，升值預期下貨幣錯配的不斷加劇會壓縮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間，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調控能力。我國央行對外匯占款下基礎貨幣投放量的被動增加所采取的措施是對沖操作，但是由于我國貨幣市場規模有限，不可能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完全進行對沖，而且對沖需要支付成本，并且會導致利率上升，從而對沖操作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外匯儲備的持續大幅增加將逐步削弱央行采取沖銷操作干預貨幣市場的能力，使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小，影響和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和調控效果，最終將威脅到我國的金融穩定。
第三，以巨額凈外幣資產為特征的貨幣錯配會帶來高額的成本。這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1)機會成本。巨額的外匯儲備導致資源閑置而不能用來投資于國內其他收益較高的項目，造成巨大的機會成本，同時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2)利息損失。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金融市場籌措資金時要被強加風險溢價，從而必須支付高昂的利息，與此同時我國每年還發行大量的國債。我國的外匯儲備中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以美國國債為主，其收益率很低，因此在國內外的借貸過程中，潛在的利息損失不容忽視，最終外匯資產的實際收益率可能為負數。(3)沖銷成本。為了沖消外匯占款上升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大量發行票據回收流動性，大幅增長的票據發行使其成本不斷上升。據中金公司統計數據顯示，從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為止，央行共發行了208585億元的央行票據。為此央行需付出59064億元利息支出，相當于GDP的043％。(4)貶值損失。巨額的凈外匯資產造成人民幣持續的升值壓力，而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以人民幣計值的凈外匯資產大幅縮水。根據2005年6月底我國的凈外匯資產總額，可以簡單地測算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所造成的匯兌損失凈額高達1600億元人民幣。從銀行體系來看，由于我國以外匯儲備注資商業銀行以補充資本金，使商業銀行的外匯資產大幅增長，因而人民幣升值給商業銀行也造成了重大損失。
第四，凈外幣資產不斷大幅增加所導致貨幣錯配程度的不斷上升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沖突。如前所述，升值預期與貨幣錯配會相互促進，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水平不斷攀升，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形成惡性循環。為維持設定的人民幣匯率波動范圍和市場及時出清，央行被迫增加基礎貨幣的非自主性投放，這與國內經濟狀況所要求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沖突。為減輕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采取沖銷干預來協調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外匯儲備增長勢頭不減，由于沖銷干預的不可持續性，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加將極大地影響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進而間接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第五、以巨額凈外幣資產為特征的貨幣錯配會損害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并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意味著物質資源的凈輸出，是以高昂的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的，因而會損害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外匯和外資政策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同時又擔心由此可能引起美元貶值和本幣升值而影響國際出口競爭力，因而被迫更多地增加美元儲備，從而陷入“高儲蓄兩難綜合癥”的困境所謂“高儲蓄兩難綜合癥”(c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是指隨著美元債權存量的增多，國內美元資產持有者會爭相持有本幣，迫使本幣升值，而一旦將美元資產變為本幣資產的風潮發動，政府就會左右為難――一方面，本幣升值可能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和出口企業失去競爭力，經濟最終將陷入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另一方面，如不讓本幣升值，外國也會威脅實行貿易制裁(McKinnon，2005)。。其結果是對出口的依賴越來越重，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內外發展失衡，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損害。
最后，升值預期與貨幣錯配之間的相互促進作用會引起脆弱性上升，并有可能導致危機。陳曉莉(2005)構建了本幣升值沖擊通過銀行的資產負債渠道引起銀行危機的模型，表明在匯率升值的情況下，如果銀行及其客戶存在相當多的凈外幣資產所形成的貨幣錯配，有可能引起銀行部門的流動性危機。趙偉和楊會臣(2005)認為升值預期會充實外匯儲備，增加本幣需求量而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從而不斷抑制經濟基本面的增長，使得政府不得不在保持經濟增長與維持釘住匯率制度之間進行權衡，從而引發政策不一致預期，動搖釘住匯率的可持續性。而且，良好的經濟基本面狀態會激發投機者的投機欲望，從近幾年來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流入中國的情況可略見一斑。李波(2005)通過模型分析認為，當一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一定水平后，投機者預期到政府會放棄固定匯率制，同時預期本幣升值，于是將大額外匯換成本幣，造成外匯儲備水平激增，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導致貨幣升值危機，最終導致脆弱性上升，從而對宏觀穩定產生負面沖擊。而且，隨著經濟過熱和脆弱性上升，經濟總體風險在不斷積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引起資本大量外逃，惡化國際收支平衡，從而產生危機。
五、結束語
根據針對不斷加劇的貨幣錯配對我國宏觀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所進行的分析，我國應針對當前貨幣錯配形成的深層原因，調整相關的外匯管理和外資政策以及經濟發展戰略，以對貨幣錯配進行有效調控，使我國的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和持續。
參考文獻：
［1］Allen，Mark,Christoph Rosenberg，Christian Keller,Brad Setser，Nouriel Roubini(2002).A Balance Sheet Approach to Financial Crisis.IMF Working Paper NoWP／02／210
［2］Bunda,Irina(2003).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Maturity and Currency Mismatches in the Balance Sheet of Emerging Countries：a Theoretical Approach.http：//univ-orleans.fr／leo／activiteseientifique／s250303bunda.paf
［3］Bussière，Matthieu，Marcel Fratzscher, Winfried Kceniger(2004)Currency mismatch，uncertainty and debt maturity structure.ECB Working Paper No409
［4］Cowan，Kevin，Erwin Hansen Luis Oscar Herrera(2005).Currency Mismatches，Balance-Sheet Effects and Hedging in Chilea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IADB Working Paper No521
［5］Ize，Alain，Eduardo Levy-Yeyati(1998).Financial Dollarization.http：//utdt.edu／～ely／dolarJIE_final3PDF
［6］Mishkin，FS(1996).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NBER Working Paper No5600
［7］陳曉莉本幣升值沖擊與銀行業危機――一個基于不對稱信息的分析框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發展論壇工作論文，NoFC20050027，2005
［8］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國際資本流動、經濟扭曲與宏觀穩定［J］.經濟研究，2005，4：4-16
［9］李波投機性攻擊、貨幣升值危機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J］.比較，2005；21：191-203
［10］李天棟等FDI的流向、匯率預期的自我強化與沖銷式干預的有效性［J］.世界經濟，2005，7：15-22
［11］趙偉，楊會臣釘住匯率制度的可持續性：一個基于匯率預期的分析框架［J］.世界經濟，2005，7：23-29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格局呈現自由化發展，相當規模的國際資本也流入我國境內，在我國的經濟金融體系運行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是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入。本文主要從自21世紀以來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我國的原因、途徑、影響過程等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管理的政策建議。
0 引言
短期資本一般是指具有較強流動性的金融資產，例如短期外債、貿易融資(如預收貨款、延期付匯)和其他一些帶有投機性質的資金等，都可以算作短期資本。由于短期資本流動具有投機性和不穩定性，將對一國宏觀經濟造成沖擊。2002年以來，一些短期資本通過各種形式涌入我國，給我國貨幣政策以及人民幣匯率穩定帶來較大壓力。
1 短期資本流入我國的原因
短期資本的頻繁流入與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發展環境是緊密聯系的，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1 政策條件良好。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飛速發展，國內市場對資本的需求不斷擴大，我國的外匯管制和利用外資的相關審批逐步放松，這些在制度層面上為資本的流入創造了良好條件。隨著資本項目的持續開放，外資通過經常項目、直接投資、QFII、地下兌換等各種形式流入國內。
1.2 人民幣升值預期。2002年以來，由于國際收支的順差和高額的外匯儲備，人民幣一直面臨著很大的升值壓力，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前，短期資本已經開始大量涌入境內。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美元兌人民幣交易價格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改為“盯住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改革后的初期，人民幣小幅升值反而被看成持續升值的前奏，給投機資本以無風險套利的較大遐想空間。此后人民幣開始了升值過程。三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16%。持續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為大量的短期資本進入中國進行套利提供了條件。
1.3 A股市場的發展。2000年以后中國GDP年均增長超過10%，帶動了證券市場的繁榮。在對人民幣升值預期背景下，投資者發現只要持有人民幣資產，在獲取股價上漲的資本利得的同時，還能獲取鎖定匯率風險的人民幣升值收益。這種無風險套利的環境，進一步鼓勵各種渠道的境外非貿易資本向資本市場流入。
1.4 房地產市場的高回報。2003年以來， 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國內房地產投資回報率相當可觀，保守估計投資回報率有30%左右，而在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回報率僅為7%。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剛性發展，將促使國際資本可以通過投機國內房地產和匯率，賺取雙重利潤，并且會進一步導致人民幣的升值預期。
2 短期資本流入我國的途徑
短期資本以趨利目的千方百計地進入我國，其主要渠道目前有以下幾種:
2.1 虛假貿易。國際資本利用我國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流入境內，其形式有，例如一些企業通過增大預收款、加快出口而放慢進口、高報出口價格以及低報進口價格等操作方式形成了一部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國際短期資金。
2.2 混入個人外匯匯款。國際資本通過個人外匯匯款將資本項下的資金混入經常項目下的“服務”、“收益”等項目流入境內，例如境內居民將在外投資本金以非貿易外匯形式匯入境內結匯、外商投資企業國外投資總公司以個人捐贈款等名義將資金匯入國內外資企業的法人代表或董事會成員，并采取化整為零的方法結匯作為企業的流動資金等操作。
2.3 外商直接投資。國際資本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等資本和金融項入境，而這部分境外資金入境后并未直接進入實業投資領域。例如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共527.43億美元，約合4367 億元人民幣，當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額達4.3202萬億元人民幣，但當年FDI流入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卻不到10%，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中有一部分資金暫時閑置在外資企業的賬戶上，并且以現金管理等名義進入中國市場[1]。而在外資企業內部，我們也可以看到:外商投資企業以股東貸款方式進行對外短期借款并結匯或境內外資企業與境外關聯企業相互配合，以暫收應付款、預收貨款及延遲出口等方式，為境外資金入境提供便利。
2.4 地下錢莊。當國際短期資本找不到合適渠道進入我國時，則可將美元打入地下錢莊的境外賬戶，地下錢莊再將等值人民幣打入境外投資者的中國境內賬戶，這樣國際資本就以地下錢莊為中介進入我國。
2.5 外匯貸款并結匯。境內企業利用中資外匯指定銀行的離岸貸款業務，由中資外匯指定銀行離岸部門對境內外商投資企業的外方發放短期外匯貸款后，外方再轉借給境內企業，辦理結匯，從而繞開中資外匯指定銀行外匯貸款不能結匯的管制。
3 國際短期資本對輸入國的影響
由于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規模大、停留時間短、脆弱性高和破壞性強，更容易對一國有限彈性的盯住匯率制度或固定匯率制發起沖擊，甚至從而引發貨幣危機，對一國經濟金融產生的沖擊會更大。
3.1 對資本輸入國的正面影響
3.1.1 有利于滿足對短期資金的需求。國際短期資本流動使國內經濟部門能夠以更低的融資成本和交易費用獲取外部資金，融資條件得到改善，便于獲得發展經濟所急需的境外資金支持，尤其是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外匯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加速資本形成，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
3.1.2 有利于金融深化。銀行體系自身引進大量的外國資本，對外總負債增加，銀行體系資產規模也將擴大。同時伴隨外匯儲備的積累，各國中央銀行外匯資產上升，在國內金融市場投放大量本幣資產，導致國內金融資產的進一步擴張。而大量證券資本的進入以及外國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也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不斷完善交易制度、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改善信息可獲得性，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 轉貼于
3.2 對資本輸入國的負面影響
3.2.1 削弱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下，資本流入會造成一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的變化，一國會采用法定貶值或法定升值的手段調整匯率。若采用法定貶值，外匯儲備的增加就意味著中央銀行要向流通領域注入更多的本國貨幣，從而對貨幣供應量造成很大影響。在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入往往導致本幣升值，作為有干預的浮動匯率制，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在一定水平必會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外匯，投放基礎貨幣，進而也導致貨幣供給的擴張，使國內利率下降、投資膨脹，從而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
3.2.2 影響國內匯率水平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在浮動匯率制下，資本凈流入表現為外匯供給增加，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本幣名義匯率會上升。本幣匯率的上升，將損害本國出口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經常項目赤字，GDP 增長率會下降。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雖然名義匯率保持穩定，但外匯供給增加最終轉化為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導致國內貨幣供應量的擴張，使本幣匯率高估，也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
3.2.3 加大金融體系風險。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維持匯率水平，本幣高估，這將造成固定匯率制難以維持，貨幣危機可能會發生。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大量流入和流出，匯率波動幅度過大也可能發生貨幣危機。貨幣危機會動搖外商的投資信心，引發投資逆轉，進而危及到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金融體系風險的擴大也將加大匯率管理和各方面金融監管的難度。
4 對策與建議
基于上述的利弊分析，我們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盡量避免和緩解短期資本流入的負面效應，對短期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的控制，對于穩定我國經濟金融市場是很必要的。
4.1 推進匯率市場化進程。可適度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對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的彈性，允許更多企業進入外匯市場，這樣可以使外匯供給過剩大大改觀，使一級市場的價格比以前更能準確反映真實的外匯供求狀況，從而逐步形成市場化匯率。同時，進一步擴大外匯遠期市場的規模、品種和交易范圍，大力發展匯率
避險工具，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對匯率穩定目標的壓力，降低國際套利資本的獲利空間。
4.2 完善外匯管理政策。建立健全立法和執法體系，加強執法檢查，加大對違規資本流動打擊力度，打擊“地下錢莊”、外匯黑市交易、現鈔非法攜帶出入境等破壞外匯金融秩序的違法行為，全面梳理現行外匯管理政策法規。同時建立系統全面的外匯資金跨境監測預警體系，實現對異常資金流動的全方位監控。
4.3 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國外利率水平對我國貨幣市場利率的影響力會加大，我國的利率政策應考慮本國經濟的實際需要和企業資金供求狀況，同時又要兼顧國際利率關系。利率市場化的實現，將使利率工具與匯率工具更加協調配合，使它們成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加強宏觀調控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1]鄒新.進入中國市場的境外資金研究[J].金融論壇.2005.(12).
[2]左小蕾.資本市場須防過度投機[J].金融縱橫.2007.(8).
[3]蘭振華，陳玲.中國短期資本流動規模測算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金融經濟.2007.(4).
[4]曲鳳杰.人民幣匯率改革對資本流動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5.(9).
[5]馮菊平.國際游資與匯率風險[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2).
[6]曹詩畫.對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分析及其風險防范[J].世界經濟情況.2006.(9).
[7]左小蕾.警惕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輸入[J].經濟界.2006.(4).
[論文摘要]著重從金融監管制度缺陷、超前消費陷阱和對自由經濟理論的過度迷信三個方面分析了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的起因，對如何維護我國的金融體系穩定和安全具有借鑒意義。
近年來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爆發，房地產業嚴重衰退，造成一連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國政府托管“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購、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等，由此引發全球股市大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穿2000點。全球金融領域面臨嚴峻挑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為什么目前出現了這種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呢？我們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監管制度缺陷
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在各種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中，美聯儲政策的失誤可能是較為嚴重的一個危機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特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長期的低利率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大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信貸市場和房貸市場，二是減少了居民儲蓄，三是加劇了美元的貶值。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開始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卷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龐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彌補，結果是美國的資本賬戶逆差大幅度增長，加劇了經濟失衡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引起外資撤離，美國就難免陷入一場金融危機。
二、超前消費陷阱
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費，使得經濟基本面發生了問題。為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費，而這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但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制地爆發出來。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消費太多，則會使得儲蓄減少，從而影響一國的資本積累，導致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的下一輪發展。而美國正是消費的過于旺盛，擠占了投資，坐吃山空，經濟遲早會出現問題的。
三、對自由經濟的過度迷信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把“雙刃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在于美國近30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
但任何理論都有它存在的現實基礎，而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無休止地把這種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國家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因此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機過度，尤其是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比如：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嚴重損害市場穩定的基礎，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近幾屆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美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狀況，過于迷信自由經濟理論，終于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秩序與金融發展失衡、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美國當前遭遇的危機，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危機。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但我國存在著許多類似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楊公齊:經濟全球化視角下的金融危機成因解析[J].現代財經,2008,28(8):25～28
關鍵詞：商業銀行 金融危機 銀行會計風險
2009年的一天美國股票交易市場上那一秒鐘出現的跌幅，如果不是因為急救措施來得及時，全世界恐怕都很難預料到它所帶來的影響有多么的大！那就相當于全世界1/2的交易市場突然失去了所有現金供應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宋鴻兵先生在最新的著作《貨幣戰爭3》中的一章里，如實并帶有某些夸張、俏皮色彩的文字讓人入木三分。不同意識形態、經濟模式、發展現狀下的國家，是否真的都會因為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而造成本國經濟運轉秩序的巨大缺失，我們不得而知。但實際情況已經能夠看到一些實事了：在美國金融海嘯席卷全球過去2年以后，中國的物價在繼續飛漲，2009年下半年乃至2010年全年，中國人民更多關注的民生和社會問題，正是物價和房價兩項嚴重超標的指標。
熟悉金融史的人都知道，金融危機在近兩個世紀，爆發最嚴重的莫過于3次：1929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1997年由泰銖出現嚴重通脹而引起的亞洲金融風暴；2009年直接導致雷曼兄弟股份公司和AIG美國保險公司倒閉并使全球循環經濟體都跟之遭受嚴重影響的美國第二次金融危機。相比之下，已過百年的歷史中，1929年那場讓全世界都刻骨銘心、讓金融和經濟的研究方針徹底進入了正史的研究視野的特大海嘯已經漸漸遠離了我們，切身的感受已經不再具有，而是還能從歷史課本中找到相關的論文題目，讓我們通過它清晰看到今天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遠影響了。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力并不足夠，中國在時任中央政府的有力領導下也很快平息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壓力，此后10年多中國的物價水平依舊保持較為平穩的趨勢，沒有造成大面積經濟秩序的癱瘓。但2009年的美國金融海嘯影響之深、波及范圍之大、控制時間之長，都是前所未有的。三個世界國家政府和人民紛紛加入了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恐怖的金融危機之中，力圖從無法改變的客觀因子中，挽救能夠救出的財產。這也是時間最近的一次，值得后人研究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
接下來，我們就將先以09年美國金融危機為主要背景，針對銀行會計風險的應對措施，展開較為實質的討論。
一、金融危機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例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近年來金融危機有呈現某種形式混合的趨勢。
金融危機的特征是的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幣值出現較大幅度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幅度的縮減。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有時候甚至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愿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并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金融危機的產生多數是由經濟泡沫引起的，以21世紀最大的美國金融危機來舉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二、 金融危機下防范商業銀行會計風險的措施
根據金融危機的爆發特點和分析歸類，我們就應該對癥下藥，針對金融危機影響的領域和服務行業進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災難和貨幣災難在無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這里，我們將分別舉出必要的措施，以應對金融危機下商業銀行會計風險增減的必要討論。
各層級會計人員應充分履職，提高制度執行力。對于整體的管理制度而言，執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務項目的都是個體行為，因此要求會計人員自身做到充分履職，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不慌亂，時刻保持頭腦冷靜，恰當的分析和處理數據和第一時間信息，將變得非常重要。會計人員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時間、程序和性質進行有效的、針對性設計，已使從個體做起，完善整個體系的應對金融危機所結成的網絡。
加強人員管理，防范道德風險。無論任何國家、任何社會意識形態，人性的本質不會改變。金融危機下會有兩個層面的暴露：私欲主義和集團主義的極端對峙。各層級會計人員充分履職是在整體的監察、監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夠掌控的，但是單個的個體永遠是能動的，制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準則。所以對人員管理的加強，也就是監督體系在大的人為災難面前的強化，也將顯得尤為重要，而且出于隱性的考慮，道德危機也有可能在這個時候極端爆發。
加強服務管理，提高服務能力。在總體上造成金融危機沖擊影響最大的就服務行業，而尤以銀行業為最。在金融危機期間加強服務管理，用人為的智商控制隱性的災難持續性危害就是最好的應對手段。
以上三點措施為防止、防范、主動改變三個層次的分析，也是我們從理性出發，能對金融危機所造成沖擊的最好回應。
三、小結
金融危機的影響始終是持續性的，短期內可以消除其顯性的社會經濟影響，但長期為經濟發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們必須提高科技手段，用人類最杰出的智慧，應對同樣由人類無知的一面所帶來的嚴重人群后果。
參考文獻：
[1]范俏燕.當前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D].財經科學.2008年第7期
一、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及演變
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及之后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影響下，二次大戰后國際儲備緩解一國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一國出口變動性作為計算各國份額的五個因素之一，這是國際組織將一國對外貿易與國際儲備聯系起來的最早的實踐。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提出一國的儲備規模應該與貿易量呈線形掛鉤，儲備/進口比（以下為R/I）應成為規模適度性的衡量指標。IMF于1953年應聯合國要求首次計算儲備規模的適度水平，其研究人員指出一國儲備規模適度性并不是簡單的數字關系，而是與國際信貸體系有效性、匯率模式、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標及國家發展程度相關聯。1958年，IMF研究人員進一步指出由于對外貿易是國際收支中最重要的項目，儲備規模首先應與貿易額相聯系，并且通過比較總結出各國傾向于將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認為30%底限太低，建議將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儲備規模適度性分析上引用邊際效用及邊際成本的方法，即一國為了擁有在出現收支赤字時具有穩定消費及產出的效用必須付出機會成本（即儲備收益率與資本收益率之差），儲備規模應為邊際效用等于邊際成本的點。但是由于各國中央銀行毫無例外的屬于風險規避型，關于機會成本的研究缺乏實證支持。總之，關于國際儲備規模適度性的研究并沒有定論，也沒有各國應該保持多少儲備才合適的統一指標。
在實踐中，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額由于簡單明了、易于計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這并非是一個完美的衡量指標。隨著國際收支內容的日益復雜化，特別是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及金融危機頻繁發生，國際金融機構和學術界不斷提出補充性意見，試圖找出度量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帶來了經驗教訓，讓各國看到通過合理的資產及負債匹配管理降低一國資本抽逃不確定性的重要性。同時也激發了對國際儲備規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必須考慮到資本流動的重要性，儲備必須包括短期外債的數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過對IMF早期預警系統（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動性將降低當國內經濟出現危機時抵御外部襲擊的脆弱性，主張儲備數至少得保證能償還短期外債。Feldstein（1999）認為以進口來衡量儲備規模的傳統觀點忽略了貨幣危機是由資本流動引起而不是貿易融資引起的事實，而大量的儲備能降低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提高公眾對貨幣的信心；當一國貨幣高估，該國應持有更大數量的儲備。許多貨幣危機有力地證明了持有大量儲備的國家在金融危機中抗沖擊的能力較強。
前阿根廷財政部長PabloGuidotti提議各國將自身的外部資產和外債進行比配管理，即儲備需能保證償還在一年內需要償還的外債。格林斯潘對此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建議，建議學習商業銀行的風險流動性方法，即計算在所有外部資產及債務的組合之下一國外部流動性狀況，選擇有95%可能性保證近一年內外部流動性能滿足需求的儲備水平。兩人分析的落腳點是對一國儲備的外部需求。
二、儲備量適度規模分析模型
對一國儲備的需求有來自外部的，如外債及利潤匯回，也有內部的，如境內機構資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種儲備理論后，我們認為以進口、短期外債、M2三個指標來衡量儲備適度規模較為合理。
第一個是R/I比。盡管儲備至少滿足3個月進口額的衡量標準并不完美，但仍是一個廣泛被采用的比例。進口會帶來對外償付義務，的確是未來消耗儲備的一個重要項目，在考慮儲備規模大小時，應該考慮進口狀況。現在一般認為，外匯儲備能滿足3-6月的進口額為宜。
第二個因素是儲備與短期外債比（R/STED）。短期外債是一國在近期需償還的外部債務，為了保持必要的對外償債能力，持有相應數量的儲備是必須的。許多關于20世紀90年代危機預測的實證研究得出短期外債與儲備比是決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該比例較低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均遭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其中韓國1996年持有的儲備僅為短期外債的54%。危機之后，韓國開始重視增加外匯儲備，當前韓國持有的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四，為2050億美元。以R/STED衡量國際儲備規模的做法已獲得廣泛認可，實踐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認為儲備至少應該滿足短期外債數。從實際情況來看，實行管理浮動及固定匯率的國家中該比例較浮動匯率國家高，以1999年底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個指標是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在EWS中儲備與貨幣供給量之比作為一個金融危機預測指標。由于M2代表著境內機構及個人提供了購買國外資產的必要國內流動性，因此M2的大小隱含著國內企業或個人資產轉移的潛在風險。當公眾對一國貨幣的信心下降，資本外逃就會增長。雖然為了防止資本外逃時對儲備的過度消耗，理論上最理想是持有與M2等量的儲備，但是考慮到儲備具有持續上升的邊際成本的特點，最佳儲備量不并需要滿足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對于實施盯住匯率及固定匯率制的國家，這個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對于浮動匯率國家，在5%-10%之間即可。不過，對于經濟狀況良好、金融運行穩健及政治穩定的國家，資本轉移的可能性較小，這個比例可以相應下調。
三、將模型用于分析我國的儲備需求
我們認為對我國儲備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因素，以上三個比例基本能反映了這兩種需求量。現以2004年度有關數據來測量我國需要的適度外匯儲備規模。
據海關統計，我國2004年全年進口額為5614億美元，按3-6個月進口量計算得出1403.5-2807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M2為25.32萬億元，采歸檔：金融證券論文推薦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2-269:40:00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研究字體大小:小大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研究
用M2的10%-20%比例計算得出3059.3-6118.6億美元，再考慮到我國國家風險0.43[1]，得出1315.5-2631.0億美元。鑒于我國實施資本管制，資本外逃的數量較低。從最常采用的反映資本外逃數的凈誤差與遺漏數來看，我國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資本外逃平均為147.5億美元。在1997年人民幣面對巨大貶值壓力時資本外逃也不過為169億美元。因此，結合近幾年資本外逃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指標我國可以取下限，即1315.5億美元。
2004年末我國短期外債余額1043.1億美元，未來1年內到期的中長期轉短期余額為74.35億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資收益匯出為226.8億美元，應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潤中外方享有部分為328億美元（此指標為2003年末統計數，2004年末數據未獲得，考慮對整體影響不大，可替用），幾項加總為1672.25億美元。
以上三項合計為4391.25-5794.75億美元。這個數字可以說是我國為了保證正常對外流動性所必須持有的較為適度的儲備規模。這個數字也許會引起爭議，不過它的計算思路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四、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并未明顯過剩
2004年的實際外匯儲備額6099億美元與以上根據2004年度的有關數據測算出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相比，可以發現雖然要多些但并未明顯的過多。
我們認為，考察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情況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須放在整個國際環境下進行，單單考慮我國自身情況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認識。
1．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勢頭。二戰后初期，除美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幾乎沒有外匯儲備，根本談不上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儲備規模。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經濟恢復，全球外匯儲備開始逐步增長，到1960年，全球儲備資產（除去黃金儲備，下同）達到220.64億美元，剛好能滿足兩個月的進口，工業化國家持有153.01億美元，能滿足2.09個月的進口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僅能滿足1.77個月。到197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上升到滿足2.36個月的進口量，而發達國家則微幅下降為2.05個月。到1990年，全球外匯儲備規模達到了滿足三個月進口量的規模，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能滿足4.25個月進口，發達國家為2.71個月。到1995年，全體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外匯儲備量首次超過工業化國家，儲備規模為5.07個月進口額，工業化國家僅為2.53個月。到2003年底，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已能滿足8.52個月的進口，而工業化國家僅為2.98個月。整體上來看，自196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在2-3個月進口量的規模，變化不大（如果不考慮日本在內，整個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凈下降的）；而全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規模則從不到2個月進口水平，上升至能滿足近9個月的進口，規模增加了近5倍。
2．橫向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位置居中。從2004年末的外匯儲備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滿足13個月的進口，而日本是22個月，中國臺灣省為17.3個月，俄羅斯為13個月，印度為16.5個月，韓國為10.5個月。從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為37%，日本為17.6%，俄羅斯為17.6%，印度為19.8%，韓國為29.2%，中國臺灣省為79.2%，新加坡為120%。綜合來看，我國的外匯儲備水平在高儲備國家中居于中間位置，還不能說是嚴重過剩。
3．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表明，按滿足3個月進口之需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已經不再適用。在1996年，泰國持有外匯儲備能夠滿足7月進口之需，印度尼西亞能夠滿足5個月，馬來西亞也能滿足4個多月，但是他們都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且危機首先在外匯儲備相對更充足的泰國發生。盡管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未能阻止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在國際上仍一直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充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和適度，除了考慮進口因素外，也要考慮債務特別是到期債務量、國外投資者收益匯出及未分配利潤、潛在的資本外逃等因素。從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看，盡管外匯儲備能夠滿足超過3個月的進口額，但是如果考慮到以上因素，則都顯不足了，這也就是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具體到我國，盡管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為貿易順差，為彌補或防止貿易逆差的外匯儲備似乎并無實際需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借有大量的外債，每年還本付息的負擔較重；另外，經過多年的利用外資，在我國的外資存量已超過2000億美元，外商投資每年獲得的投資利潤以及未分配都比較客觀；此外，由于眾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潛在的資本外逃對外匯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對于如何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時絕不能單看進口規模，而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需要應對的可能不是貿易逆差時進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出。
總之，盡管從理論上難以確定我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具體金額，但是毫無疑問，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過剩。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一是與有關國家相比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算嚴重過剩，從存量來看，外匯儲備的少量過剩不會引起較嚴重問題；二是今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改變了過去單一盯住美元的做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實行將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并逐漸引導市場的預期向供求均衡方向發展，央行也能從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中漸進抽身，從而最終遏制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
參考文獻：
1．Flood，RobertandNancyMarion，2002，“HoldingInternationlReservesinanEraofHighCapitalMobility”,IMFWorkingPaper
2.Wijnholds，J.OnnoDeBeaufortandArendKaptenyn，2001，“ReserveAdequac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IMFWorkingPaper
3.Disyatat,Piti,2001,“Currencycrisesandforeignreserves:asimplemodel”,IMFWorkingPaper
4.Eichengreen,BarryandDonaldJ.Mathieson,2000,“TheCurrencyComposition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RetrospectandProspect”,IMFWorkingPaper
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bs
當前是減稅的最好時機
《經濟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 安體富
減稅正在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其原因主要有：1.應對不斷加劇的國際競爭，各國通過減稅提高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2.世界性的經濟下滑，減稅作為刺激需求和擴大投資的重要手段。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放慢，但宏觀稅負水平卻在不斷提高。保守估計，稅負總體負擔占GDP的比例超過25％，遠遠高出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除了稅費總負擔偏重，稅負的結構也存在較大差別和不公平現象。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從有利于經濟持續發展來看，中國應該采取完善稅制、適度減稅政策，主要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改革和完善。而且，當前是減稅的最好時機。
入世與資本輸出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入世與資本輸出”研討會會議論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終身教授 徐滇慶等
資本輸出并不一定是富國的專利。中國已經進入了資本輸出的階段。入世以后，中國的跨國公司應當迅速走向世界。
跨國投資的競爭力取決于比較優勢和開拓市場的可能性。按照世界各國出口產品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排序，最容易合作的國家也許就是在這個排列中比較靠近的那些國家。這可以稱為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中國資本輸出的最佳地區應當是那些在經濟發展程度上和中國僅僅差半拍的國家和地區。資本或技術密集型跨國企業在東歐和中亞未必有較強的競爭能力。中國的資本輸出既可以在價值鏈的上游環節開展，發揮勞動力價格低廉、生產成本低的比較優勢，也可以在下游環節突破，充分發揮商品營銷的功能。
中國的產業升級完全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進行。沿海的夕陽產業不僅可以向內地轉移，也可以向那些發展程度尚且不如中國的地區轉移。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前提條件是產權清晰。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表現出很強的競爭能力，目前已經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應當有計劃地扶植民營企業，在金融、咨詢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幫助，組織協作，鼓勵更多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走向世界。中國資本輸出的主力軍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
金融
混業經營是金融業發展趨勢
《資本市場》2002年第2期
中信實業銀行行長 竇建中
混業經營是全球金融業發展的趨勢。從歷史來看，我國目前實行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現狀也將是最終走向金融混業的一個過渡性階段。隨著我國商業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及其它非銀行金融業務的不斷發展，我國企業和居民對金融服務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越來越強。入世后外資銀行大多是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基金等于一體，其產品和服務的綜合性和不可分性，將對現有的監管要求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對中資銀行的服務和產品會形成巨大的挑戰。
對中資銀行來說，一步跨入混業經營時代是不現實的，只有通過理性的選擇并加強與金融同業的合作才能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雖然從合作內容上看，多數合作尚屬框架性的，甚至合作機制尚未落實，但可以肯定，今后的一段時期內，這些合作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得到深化和發展。
亞洲如何開展金融合作
《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余永定
亞洲金融合作實際上有四個不同的層次：1.國際的經濟政策協調；2.區域性解救危機的機構；3.固定的匯率區；4.單一貨幣區。目前對于亞洲國家，最重要的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機發生，因此建立緊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對東亞國家尤其重要。在21世紀的前十幾年，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將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展開：1.建立東亞國家之間的緊急救援安排。當某個國家由于國際收支困難，將會或已經出現貨幣危機時，其他國家將對該國提供緊急救援；2.區域匯率安排的管理。東亞國家和經濟的匯率制度可能有兩個發展方向：恢復美元本位制和實行釘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浮動，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權重。短期看，釘住美元是一種更為實際和有效的政策，但長期看將不利于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在東亞建立一種類似西歐國家所建立過的匯率機制（ERM）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選擇。
阿根廷債務危機的啟示
《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