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04 09:45: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文化價值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特色化發展———繼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獨具特色的農村文化形式及內涵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邯鄲市十六個縣(市)的民風習俗各有不同，反映在文化形態也各有特色，生長于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亦各具濃郁的地域烙印和民俗風格。其中，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萌生之初到流延至今，始終根植于農村的沃土之中，存續于農民的繁衍之中，與農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并表達著農民的情感，寄托了農民的祈愿，以其特有的形式長久地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廣泛流傳，能夠自然地架構起農民群眾之間、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親切感。這從邯鄲市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演藝人員大都來自本鄉本土，每次演出全村群眾幾近傾巢而出觀看，外出務工人員也從千里之外趕回家鄉參與其中，即可見一斑。比如，每年的元宵節，永年縣的國家級民間舞蹈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抬花桌”，采取傳統的舞蹈技巧，在鼓樂伴奏下，藝術氛圍濃郁，演出氣勢壯觀，使得圍觀者人山人海，喝彩不斷。這種興始于唐代初期、不斷豐富完善、傳承下來的民間舞蹈藝術，在永年縣政府的關心與支持下，更加彰顯了地域特色，成為了遠近聞名的文化品牌。從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保護與傳承中進行特色文化建設的思考中可以看到，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各縣(市)將傳承和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重要內容進行特色文化建設，既貼近農民的生活，符合農民的文化習俗，還能夠充分調動農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有利于農民群眾自主地發揮創造性。這是因為，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這些文化遺產從產生到流傳，千百年來生長于廣大農民群眾之中，農民群眾對身邊這些“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耳聞能詳，極易掌握并從生活中汲取營養賦予其時代新內容。其次，農民群眾對反映當地民風民俗、表演技能的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深厚情感。千百年來祖祖輩輩靠著口傳身教一代代地傳承、光大，并不斷地植入自身理解、情感和信仰，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人為核心的一種精神寄托，這就從思想與情感上為農民群眾發揮主動性與創造性提供了源動力。農民群眾主動地發揮其創造性，潛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養，使其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思想與觀念，并為新農村文化建設保障了主體的培養，而這種積極主動參與的主體力量正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骨干和動力。各級政府對此給予積極引導和資金支持，為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和弘揚創造良好條件，不僅有利于在農村中建設文化藝術團體與培養農民文化人才，有利于活躍健康向上的農村文化生活，還能突出各縣(市)帶有厚重地域色彩的文化特色，無疑是宣傳本地優勢、提高本地知名度的一張靚麗的“文化名片”，同時也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承。
傳承形式的完善———以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契機，加強農民文化隊伍的建設與培養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依靠傳承人開展授徒、傳藝、交流等活動得以保護、延續的特點。傳承人是歷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立之本，如果未能在傳承人的有生之年將文化遺產給予全面有效地保護并傳承下去，就會發生人亡藝絕的現象，并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無可彌補的損失。這就啟發我們，新農村的文化建設就是要將農村的主人———農民放在首位，建設起一支來自于農民、服務于農民的文化隊伍，讓他們在承繼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接受新文化熏陶的過程中樹立起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與文化活動來豐富自身生活。而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具有與農民之間距離較近且易于為農民所掌握的特點，故將其元素和組合納入農民文化隊伍的建設與培養中具有較強的操作性。首先，傳承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利于建設一支農民自己的文化隊伍。我們現在對于農村基層文化隊伍建設主要采取的是“幫扶”政策，鼓勵專業演藝人員、創作人員走入農村，開展“文化下鄉”活動，通過舉辦文藝展演、組織培訓等形式幫助建設與培養農村基層文化隊伍。盡管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接受益的只是占農民少數的文化隊伍，況且“文化下鄉”活動不能長期不間斷地在農民身邊，內容也缺少地域性、民間性。而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生長在農村，鄉土氣息濃郁，具有貼近農民生活的強大優勢，只需傳承人教授、政府組織就可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創新，這樣就便于建立、發展一支農民自己的留得住的文化隊伍。其次，傳承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構筑和諧社會。每逢農村傳統廟會、集市節日或國家法定節假日，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出現在農村的固定地點進行表演，極大吸引了本鄉本土村民及三鄉五里鄉民前來觀賞。農民的這種高昂熱情有利于將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進行推廣，農閑時期農民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練習、交流、創新和排演，節慶時期則進行演出，并在傳授、交流、演出的實踐中形成了一種聯系鄉民情感的紐帶，既是對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構筑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再者，傳承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利于農民群眾發揮自我能動性。農民對于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耳濡目染，如數家珍，在表演現場濃烈的氛圍中，往往能和著民間樂器的旋律、伴著表演隊伍的舞動而情不自禁地跟著哼起來、唱起來、舞起來。這種認知和參與程度正是農民發揮自我能動性的前提和基礎。順應這種大勢，政府給予積極的幫扶政策，專業人士給予有力的藝術指導，充分展示農民的聰明才智和藝術才華，其能動性將會得以極大發揮，并在繼承過程中自覺為古老的文化遺產輸入具有時代特征的新內容，注入新活力。這種政府引導下的廣大農民群眾的主動參與和創新，會從根本上使農村文化建設、農民文化隊伍和農民文化生活更加興旺發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創新，與新農村文化建設兩者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傳統文化，以自身獨特的優勢，成為了新農村文化建設與農村主人———農民群眾之間的紐帶，在其保護與傳承過程中來加強對農民群眾的培養，使他們在思想、行動及觀念上奮發向上，以達到提高農民整體思想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構筑和諧社會的目的。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與農民生活聯系緊密、群眾參與性廣、受眾感染性強等特點，有著充分調動廣大農民主動參與的優勢，在保護與傳承中有利于建設、培養一支農民自己的文化隊伍，在政府幫扶政策和專業人士指導下，農民可以自主發揮創造性，形成與時俱進、積極向上并具有新內涵與新形式的新文化。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歌舞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避免了“舊”文化與“新”文化之間的沖突，無疑是對其予以保護與傳承的一種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王冉鄭揚工作單位：邯鄲學院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時代，隨著人們日益豐富的文化消費和現代高科技媒體的猛烈沖擊，花鼓燈藝術這一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被淹沒于滔滔的現代藝術洪流之中，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搶救和保護，雖成學界共識，但其現實境遇卻依然面臨尷尬；繼承傳統文化，為當前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尤其是地方農村文化建設服務，更是談不到。只有真正認識到花鼓燈自身所具有的藝術魅力和獨特價值，才能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去自覺地保護和傳承。
一、花鼓燈藝術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國是一個擁有3 700多年農耕歷史的文明國度，地理遼闊，地貌不同，人們的飲食起居習俗也不一樣，形成了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現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地區，同時兼具南北方過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燈藝術的美學精神集中展現出道家隨遇而安、順勢而為的逍遙人生觀與文化觀，體現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
（一）花鼓燈藝術的播布區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廣大農村
自然環境往往會決定人的生存形式，影響人的生活形態，從而也影響一個區域的文化景觀。自古以來，河流區域幾乎都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淮河發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全長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內的是淮河中游地區，淮河北岸是一望無際的淮北平原，南岸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山巒，這里季風顯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氣團交替頻繁，常常造成水旱災害。歷史上的淮河流域，地處中原地帶，戰亂頻繁，災害不斷，疆域歸屬不穩定，既受南下的齊魯禮樂文明之風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吳文化也曾在這里積淀，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構成對安徽花鼓燈藝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花鼓燈是人們在單調枯燥的生產勞動之余創造出來滿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種地方民間藝術。人們通過沿途賣唱、廣場演藝、半路攔歌、對歌抒懷、小戲壓場、抵燈競技等形式，敲鑼打鼓，唱歌跳舞，通過優美的動作和民歌小調，緩解疲勞，自娛自樂。“玩燈的共有千千萬，都是淮河兩岸人”這一花鼓燈燈歌唱詞，進一步表明了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性特征。
（二）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地域過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燈藝術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過渡文化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線的南北交融與過渡。淮河地處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與秦嶺一起，是我國劃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線。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長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篩選、發展的結果，可以說是兼容并蓄，海納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長；二是歷史上不同區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頭桐柏地區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區乃是蔡楚文化的發祥地。據記載公元前493年蔡昭侯從河南上蔡遷都州來國（今鳳臺縣）。加之吳楚大戰的反復爭奪，淮河流域就有了長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響。據史書記載，明太祖朱元璋曾從江南移民14萬，以充實中都府（今鳳陽以及淮河一帶）。這實際上也把江南的經濟――文化成分帶至淮河兩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漢武帝兩次大規模遷東甌、閩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吳越文化之影響，淮河下游的北部又與齊魯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過貿易、戰爭等途徑對淮河沿岸有所影響；北方歷朝歷代的戰爭與征伐，都讓人民生靈涂炭。為求生存，人們只能四處逃避以躲戰亂，紛紛遷移于淮河兩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兩岸雜居共存，進行商貿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區也得以集結交融，終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開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無論是“北歌南燈”，還是“東傘西鼓”，地處東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燈，則是“扇絹”并用、“傘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剛勁爽朗的特點，又有南方靈巧柔美的風韻，兼容南北風韻，并蓄東西優長，具有獨特創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燈集歌舞、雜技、武術、戲曲、鑼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熱情奔放的旋律節奏，豐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現手法，集中體現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剛柔并濟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現形式、豐富的舞蹈語言、獨特的藝術風格，使安徽花鼓燈舞蹈成為漢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間舞蹈[1]。
（三）花鼓燈藝術的文化基因與美學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樸道家思想的影響
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書中講“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猶如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種文化的內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標，而這種目標是其他別的社會所沒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燈文化亦是如此。人們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在這種特定的文化單位中成長，通過他們使得花鼓燈文化世代流傳，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運行形態和現象。安徽花鼓燈藝術盛行的區域主要是在水災頻患的淮河中游，高頻率、無規律的洪澇災害，是自古以來淮河兩岸具有明顯特點的自然現象，生活在這里的祖祖輩輩的人們，一直面臨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卻又無法擺脫荒年過后的不同尋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狀態和物質生活的雙重貧瘠，帶給人們獨特的生命體驗，凝結了人們內心深處潛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皆誕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則成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當然的精神資源和食糧。這種精神信仰對當地民眾的生活態度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從《淮南子》一書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燈播布區，道家這種的逍遙、灑脫與昂揚、歡騰的花鼓燈的即興性、娛樂性等藝術風貌有著某種內在的契合關系。道家思想中“清靜無為”、“返樸歸真”、“順應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農耕文化下漢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燈藝人敬神拜神的傳統和燈歌敘事抒情、勸誡說理的價值取向，花鼓燈音樂望風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貼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現手法，都是花鼓燈藝術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體現[3]。正是在這種結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傳統哲學思想的歷史長河里反復孕育，催生出花鼓燈藝術悲中涵喜、苦中取樂的美學精神氣質。淮河流域的漢族人民在長期的求生存斗爭中，既直面嚴酷現實又以堅韌不拔品格不斷實現著精神的超越，最終創造出深深扎根于現實生活又激情迸發的獨特的花鼓燈藝術。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遙，是悲劇人生中的憧憬；藝術地展現出苦難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這樣說，花鼓燈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現象，其鏗鏘的節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獷中的細膩、堅毅里的豪邁，已經悄然融進了淮河人的血液，成為這里民眾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鑄為淮河文化獨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對花鼓燈藝術的文化認同
花鼓燈藝術是安徽沿淮地區民間智慧的結晶，它的形成、發展與傳承過程始終是圍繞著這條河流，一直傳遞著沿淮人民的喜怒哀樂，蘊涵著淮河兩岸普通百姓的內心精神訴求，花鼓燈原始樸素的燈歌、靈活灑脫的舞蹈、遒勁豪邁的鑼鼓，體現出淮河流域濃厚生活氣息的文化屬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鐘愛，有著非常強大的文化認同社會心理基礎。
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看，花鼓燈是在淮河流域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一種古老地方民間藝術，它發源于淮河中游的河灣鄉村藝術，本質上也是一種草根藝術。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兩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藝術形式表現著淮河兒女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生活信念。雖然花鼓燈的流傳遍及蘇魯豫皖四省，但卻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內的鳳臺、懷遠、穎上等淮河中游地區，并產生過紅極一時的影響人物，如鳳臺陳敬芝，藝名人稱“一條線”，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暢淋漓；懷遠馮國佩，藝名人稱“小金蓮”，他的舞蹈花團錦簇，舒展大方；潁上鄭九如，藝名人稱“小白鞋”，他的舞蹈瀟灑飄逸、優美動人。他們從小就在淮河岸邊長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響，癡迷并喜歡上了花鼓燈，發展并呈現出來自身獨特的風格。正是由于人們需要尋找一種相同的文化“次生態系統”， 才使得花鼓燈藝術，能夠在淮河流域得到流傳，贏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愛，造就了安徽花鼓燈這樣一種長盛不衰的文化生態景觀。
從審美內涵層面來看，花鼓燈藝術是農耕文化的產物，其演出對象是農民，主要表現農民的耕種收作、婚喪嫁娶、情感及娛樂形式、審美理想等人生內涵，蘊含著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燈常將藝術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場景如插秧、拾棉花、搖船，端針匾、單挎籃、割麥花、踏車步、推車步等，都納入表演的內容，非常貼近日常生活，這些大量取材于民間的體裁，讓人們在欣賞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喚起親切的歷史記憶，找到精神的歸宿。
從接受心理層面來看，花鼓燈的“花”，是女性的象征，過去卻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燈的“鼓”，是最核心的樂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燈的“燈”，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兒女心中永不磨滅的希望之光。這是獲得收成的民眾向上蒼感恩和禮拜的象征物，更是民眾的審美心理的外化形式。這種心理的形成同樣是來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說，安徽花鼓燈舞體審美意識的選擇乃是花鼓燈藝術傳衍的根基，是農民朋友們對土地的深情依戀，對美好愛情、美好生活的熱切渴望，是對新時代精神與花鼓燈美學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互動與聯系在安徽花鼓燈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從發生學上說，花鼓燈的起源或許與早期民間驅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禱天地的巫術和民俗宗教有關[4]。
三、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當代價值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又開始實施送書下鄉、送電影下鄉、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須正視的是目前農村文化建設還比較滯后，不能適應農民日益增長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別是電視與網絡對村莊集體文化的解構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嚴重沖擊，導致農村現有的傳統歷史文化民間特色文化日漸消亡，一些傳統的民間藝術瀕臨失傳，農村農民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已經嚴重地制約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5]。
花鼓燈作為一種農民自娛自樂、存活在農村的原生態地方民間藝術，它藝術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們的的行為規范、生產生活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兩岸人民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所傳承下來的特有的傳統、習慣、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獨特的藝術特色凝聚著淮河流域農民群眾的文化認同，這更加有力地顯示了花鼓燈藝術在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價值[6]。作為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藝術可以增強民族文化文化認同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7]。
第一，歷史民俗的價值。自華夏民族形成以來，花鼓燈始終伴隨著華夏民族的繁衍而傳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積淀的產物，是共同文化環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燈的藝術形式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勞動、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風情的記憶，承載著不同時期淮河流域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花鼓燈藝術里面包孕著淮河流域勞動人民的情感與性格，是淮河兒女用藝術來呈現認識世界暢想未來的一種靈活的繼承方式，這種文化傳統，蘊含著深層次的歷史人文價值[8]。花鼓燈藝術作為一種地方民間藝術，很接地氣，深得農民朋友的喜愛，千百年來，他們通過自我結社的形式，在田間地頭、宗廟村莊演出，通過燈歌的演唱，對內具有疏導思想、緩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對外具有鞭撻假惡丑社會現象，抨擊歪風邪氣、樹立社會正氣，有效避免因為思想差異和沖突而引發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花鼓燈藝術通過特定歌舞語匯與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表達著古老中國土地上純樸民眾的詩意人生觀與曠達人生哲學，體現著鄉村社區以仁義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識及其倫理道德風尚，以及這兩者完美結合所呈現出來的純樸而瀟灑、自尊而愛人的文化精神。這一傳統文化精神正與當前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在相通，在民間文化藝術復興的背景下，許多民間藝人創作的花鼓燈藝術作品正悄然實現著傳統文化思想與藝術價值的“創造性現代轉化”――燈歌唱詞中依據地方風俗習慣選材，很多內容宣揚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謳歌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鄉村、和諧社會建設，同時也針對社會出現的丑惡現象，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引導著農村群眾的是非與價值判斷。相同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心理，決定了淮河流域人們對花鼓燈的熱愛與迷戀，深受百姓的喜歡，成為農村文明的一種風尚，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成為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露絲?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別從人類文化學理論建構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以及對各民族文化的科學研究，歸根結底是以民間文化藝術尤其是民風民俗為基石的。由此可見，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間花鼓燈藝術在當前安徽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基礎性意義。
第二，文化傳承的價值。安徽花鼓燈藝術是漢民族地方民間藝術，已經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農民所傳唱，深得人們的喜愛。花鼓燈藝術中舞蹈、燈歌、 鑼鼓等多種藝術的完美結合，已經把生活變得藝術化起來，讓江淮兒女詩意生活。花鼓燈藝術中對情感的細致描繪，對人物性格外貌的動作呈示，潑辣中有細膩、粗獷中有嫵媚、嬉笑中含真情，體現出淮河南北文化剛柔相濟的文化風格和生活習俗。安徽花鼓燈在藝術領域沉淀的審美觀念也日益鮮明獨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親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藝術符號。花鼓燈藝術要求必須扎根于廣漠的農村，接觸土地上純粹的農民，才能延續和繼承農村文化建設的優質基因。這些傳統文化形式貼近農民群眾生產生活實際，它淳樸、優美、熱情、歡快，富有活力和滲透力，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要的就是具有濃厚鄉土氣息、原汁原味、接地氣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價值。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燈四百多個舞蹈語匯，五十多種基本形態步法，有著世界上最豐富、系統的舞蹈語言體系，標志著漢族民間舞蹈的發展高度。節奏鮮明自成體系的花鼓燈“鑼鼓”，抒情優美、幽默俏皮、即興演唱的花鼓燈“燈歌”，擰傾的舞姿形態、溜剎的步伐動律的花鼓燈“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燈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獨特的藝術風格。令人擔憂的是，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社會時尚文化的強力沖擊，安徽花鼓燈這一本土民間原生態藝術瑰寶與其他民間文化藝術一樣，正在快速消亡，這一長期活躍在田間地頭、農民家門口的民間藝術，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積淀與當代文化新思維交織碰撞的社會語境中，如何以一種新的形式和樣態實現“現代性轉化”、煥發出旺盛的藝術生命力，已經成為安徽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們只有從內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對花鼓燈藝術進行指導和改造，在花鼓燈藝術的表演套路、服裝道具
等進行改造，提高其品質型、觀賞性和藝術性，使之成為農民所享用的豐富精神財富。我們更要重視民間傳統藝術人才的發掘，他們是淮河流域農村文化事業中最活躍的因子，培養和激勵“鄉土藝術家”作為活態傳承人，保護和傳承大量地方民間文化，讓燦爛的地方民間傳統文化發揚光大，豐富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
總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優秀的地方民間文化凝聚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體現著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隨著時代社會發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燈藝術需要創新傳承，它不僅能夠使安徽地方民間文化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還能夠極大地豐富農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廣大農村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實質性的豐富和提升。尤其是，作為極具代表性和藝術水準的漢族民間藝術，花鼓燈是淮河流域新農村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傳統文化基石。離開了傳統，特別是脫離了民間文化傳統，任何新文化建設都難以避免走向“底氣不足”乃至呈現“空中樓閣”態勢。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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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核心價值觀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內容
（一）法院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體在長期的審判實踐和管理活動中形成的一種為其特有的、共同遵循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思維模式以及與之關聯的外在表現的總和。可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感性的、肉眼可見、感覺可知的物質文化；第二等級是法院主體感性的行為文化；第三等級為理性的法院管理文化；第四等級是最深層次的理性的法院精神文化，包括司法理念、職業道德等。法院文化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其核心是內在化的精神，即法院群體的思想認識、理想信念、道德價值觀念以及思維模式等，也可以稱為“精神文化”，其他的如行為文化、物質文化等都可以理解為內在精神的外在表象。二是它與法律文化、組織文化密切聯系。法院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機關，法院群體思維方式的邏輯性、行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體現了法律文化的特色。同時，不同法院的領導層通過不同的管理行為而塑造出不同的法院文化，所以法院文化又反映出組織文化的某些特點。作為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集合體，文化最根本的意義就在于可以幫助在某種共同性基礎上存在的群體找到自我認同，帶來情感上的滿足和理性上的一致認識。
（二）司法核心價值觀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內容
“公正、廉潔、為民”的司法核心價值觀是人民法官這一特殊的司法職業群體在長期的審判實踐和管理活動中形成的最深層次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靈魂，是法院群體活力的內在力量，是增強法官職業歸屬感和尊崇感的精神根源。因此，加強法院文化建設，就是要強化干警對司法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認同，以先進文化凝聚人心、振奮精神，努力使法院隊伍切實擔當起建設和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任。
多年來，法院文化建設特別是法官隊伍共同價值觀念的培育，得到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王勝俊院長就法院文化建設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充分體現人民司法事業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價值追求、職業道德以及行為準則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內涵，又具有豐富的物質內涵；既表現為外在形象，又表現為內在素質；既有政治標準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標準的要求。加強法院文化建設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培養和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清正廉潔、執法公正的法官隊伍……”因此，人民法院應充分發揮法院文化在提升隊伍思想境界、改善隊伍精神面貌、凝聚隊伍向心力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使法官隊伍始終保持公正、廉潔、為民的本色。
二、深化法院文化建設，牢固樹立司法核心價值觀
（一）堅持理念先行，充分發揮法院文化的導向功能
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建立起法院群體自身的價值觀念和規范標準，必然對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產生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不但使個體對自我價值的評價和衡量逐漸趨同于共同的認知，而且使成員以共同的認知為參照，自覺不自覺地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乃至整個精神世界。因此，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是樹立司法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多年來，朝陽法院注重將群體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等向個體的心靈深處灌輸與傳導，增進干警對法院文化的感情認同，努力使其變成法院群體的思想共識和步調一致的行動。
針對法院隊伍日趨年輕化、規模不斷擴大的特點，朝陽法院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專題學習、召開報告會、開展征文演講活動等方式，引導廣大干警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三個至上”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崇高的職業理想，提高自覺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蝕的能力；加強“朝法精神”的灌輸，在新錄用人員崗前培訓、新任命助理審判員業務培訓、新任命中層助理履職培訓中引入法院文化的內容，增強干警對“朝法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真正做到入耳、入腦、入心；加強法院文化建設中干警的參與度，舉辦才藝展示大賽、原創節目大賽，制作《朝陽法苑》《朝霞》等內部刊物，激發隊伍的創造力；深入貫徹“以黨建帶隊建、以隊建促審判”的工作思路，積極開展爭創“五好黨支部”活動，組織“支部書記黨課評比活動”，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始終將審判質量和審判效果作為重要的檢驗標準，在社會影響大、輿論關注度高的重大疑難案件的審判、涉民生糾紛與群體矛盾的調處化解工作中，檢驗黨員的先進性和思想教育的成效。
（二）加強制度建設，充分發揮法院文化的規范功能
法官的個體行為不僅取決于心理的需求與動機，而且還取決于其所在的法官群體的心理與需求。法院文化通過微妙的心理活動滲透和感染每一個成員，從而形成一種無形的、理性的約束，使個體能夠按照群體價值目標的指導進行自我約束和控制。多年來，朝陽法院主要在建立和落實制度兩個層面積極開展工作。
一方面，堅持內部自覺與外部約束并舉，突出制度的驅動作用，將司法理念和核心價值觀固化為各種規章制度、工作標準、崗位規則等。出臺《工作人員著裝、儀表規定》《工作人員行為規范》等，規范干警的言行舉止，維護良好的職業形象；出臺《民事案件審限內結案管理規定（試行）》《司法建議工作規則》等，加強審判執行工作管理，確保司法公正、高效；出臺《關于干警業外活動的基本要求》《關于履職誡勉談話暫行規定》，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大力倡導文明、廉潔的司法作風。近5年來，經過“廢”“改”“立”工作，朝陽法院現有各類內部制度百余項，已初步建立起符合政策規定、符合工作實際、符合發展要求的制度體系，這成為法院文化建設的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在健全完善相關制度的基礎上，朝陽法院狠抓制度機制落實。抓司法作風，定期對工作人員日常文明用語、接待和庭審行為、儀容裝束等進行檢查，確保從細節上體現良好的司法形象；抓司法公開，完善新聞制度，增加庭審網絡直播次數，堅持開展人民法庭開放日活動，拓寬民意溝通渠道，不斷提高司法活動的透明度；抓廉政監督，查找容易滋生違紀違法問題的風險點，制定防范措施、加大查處力度；自覺接受人大及社會各界的監督，自覺接受媒體和社會監督，確保人民法官公正廉潔的形象深入群眾心中。
（三）積極開展宣傳，充分發揮法院文化的激勵功能
法院文化不僅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也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動力。它可以激發每名法官奮發進取、爭創一流的精神，充分調動大家的主觀能動性，以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投身到司法審判與司法服務中去。為進一步營造濃郁的法院文化氛圍，朝陽法院加強對法院文化的宣傳，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作用，強化法官的法治信念。
大力弘揚“朝法精神”。為使法院精神深入人心，積極推動“朝法魂”凝練活動，以“朝法魂”凝練活動為抓手，努力發揮文化建設“潤物細無聲”的獨特作用，營造氛圍、凝聚人心，使干警自覺將“朝法精神”烙于心中、見于行動；充分發揮內部網站、宣傳專欄、榮譽室、報紙刊物等宣傳陣地的作用，以圖文并茂的方式廣泛傳播、展示法官文化和朝法特色文化，增強干警的自豪感和榮譽感。
發揮先進典型的引路作用。朝陽法院堅持以“寶塔式”的結構選樹和儲備先進典型，突出先進典型培養宣傳的梯次化、持續性和多樣性。多年來，涌現出以“中國十佳人民法庭”“全國優秀人民法庭”雙橋法庭和“全國優秀女法官”“中國法官十杰”鐘蔚莉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先進典型。在法院文化建設中，堅持用典型的示范作用和精神力量教育人、引導人、鼓舞人，通過事跡報告會、專刊圖冊、實踐活動、專項表彰等形式宣傳先進，積極開展區“十佳法官（法院工作者）”“鐘蔚莉審判質量獎”、青年法官裁判文書評比等多項評選活動，在先進典型的帶動下，全院干警見賢思齊，追求自我完善，已經形成了學先進、爭先進的良好氛圍。
（四）優化工作環境，充分發揮法院文化的熏陶功能
法院文化不但抽象為共同的司法理念、價值觀念以及言行舉止，而且體現在法院的物質環境中。當一名新的成員加入法院集體時，物質環境會成為法院文化傳播的載體，使新成員在耳濡目染中盡快地了解并融入這一集體。同時，法官的內心養成尤其是為民意識等職業特色的形成也需要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為進一步營造具有文化感染力的工作氛圍，朝陽法院從硬件、軟件方面齊入手，精心打造了具有朝法特色的工作環境。
傾心打造職業特色環境。在積極加強羽毛球館、籃球場、網球場等文化活動場所建設的基礎上，突出環境建設的職業特色，如各派出法庭成立“家”“恕”“誠”等不同主題的和解室，促進婚姻家庭類、侵權類、合同類案件的有效化解；在人民法庭顯著位置懸掛庭訓，切實把干警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公正、廉潔、為民”的要求上來；法庭建設突出主題性，如奧運村法庭以“中華法文化”為主題，在走廊墻壁上懸掛古代契約實物、古代法典圖畫，精心建造“法”字墻等，這些舉措在增強干警的職業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傾力構建便民利民體系。從立案、審判、執行、審務等各方面入手，積極探索豐富便民利民舉措。在立案大廳、審判場所設立綠色通道，配備訴訟指南、添置取號機、飲水機、復印機等設施，創造溫馨的訴訟環境；以當事人無障礙參加審判進程為切入點，推行訴訟權利告知、類型案件指引等做法，強化法官的服務意識；實行執行全天候備勤制度，提供執行信息查詢等，保障執行申請人的合法權益；開展有針對性的法制宣傳，抓住重大節日等關鍵時點，通過“法律六進”活動、“法庭開放日”、婦女兒童維權熱線等方式，確保“當事人打一個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
（五）打造朝法品牌，充分發揮法院文化的輻射功能
法院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機關，法院群體思維方式的邏輯性、行為方式的程序性、道德良知的崇高性等都體現了法律文化的特色，而且還會通過各種渠道對社會產生影響。先進的法院文化能夠增進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對法院工作的了解、理解、信任和支持，從而提升法院形象、樹立司法權威。在文化建設過程中，朝陽法院注重文化品牌的培育，努力使法院特色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
塑造有形的“和解”文化。積極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之路，構建起包括庭前調解“三項制度”、訴前和解“三種機制”、判后答疑制度在內的調解和解工作體系，同時在7個派出法庭全面設置立案點，設置導訴臺，探索有效的訴調對接機制；加強硬件配套設施建設，建立了全國法院系統首個和解大廳，和解室不掛國徽，不設法臺，營造溫馨優雅的和解環境；成立專門的和解文化展覽室，通過圖片、文字、視頻等多種形式呈現和宣傳法院和解工作經驗和成果，使“和”文化的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在去年召開的全國法院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朝陽法院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報表揚。
創新法院文化傳播載體。為激勵干警斗志，凝聚隊伍力量，朝陽法院干警自己創作了《我們是光榮的朝陽法官》《和解之歌》兩首曲目。歌曲生動再現了人民法官面對繁重的審判壓力，勇挑審判重擔、銳意改革進取、傾心司法為民的責任感和自豪感，“神圣使命牢記心間，為民解憂沒有終點”等詞句成為“朝法精神”的形象詮釋。2008年成立了管樂隊后，還將《我們是光榮的朝陽法官》改編為管樂合奏，在政法系統多次進行匯報表演，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等各級領導的好評，逐步成為宣傳法院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成為朝陽法院文化建設的又一特色品牌。
三、對進一步深化法院文化建設、牢固樹立司法核心價值觀的思考
通過以上各方面工作的開展，朝陽法院的文化建設煥發了勃勃生機，取得喜人成績：先后被評為“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先進單位”“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優秀單位”，并在全國法院文化建設經驗交流會上作了經驗介紹。但是，法院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性、綜合性工程，在法院文化建設的系統性、層次性、專題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因此，在下一階段工作中，應深入總結分析當前的形勢和挑戰，加強文化建設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積極構建開放、科學、富有特色的法院文化建設體系。
一要結合需求，找準思路。法院文化的內在本質是法院的精神文化，它是法院文化的根和脊梁。精神文化的培育必須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要與區域發展形勢相適應，要考慮到轄區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期待以及群眾的文化素養，有意識地引導和塑造法院干警的價值觀及精神追求；二是要與法院工作發展相適應，要在全面分析客觀環境和發展階段的基礎上開展，科學地、有針對性地確定思路、目標、步驟和任務；三要充分調動干警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集思廣益；四要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對多年來法院工作中形成的先進文化進行總結、提煉、繼承和發揚，做到與時俱進。
二要加強組織，長遠規劃。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應加大法院文化建設的力度，開展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引導；要牢固樹立“全院一盤棋”的思想，充分發揮黨委、團委、工會等組織的優勢及合力；要堅持循序漸進，在制定總體目標的同時，擬定階段性計劃，將營造和諧的法院文化環境和任務當作系統性、長期性任務來抓，將干警司法理念的樹立、職業道德的提升、司法作風的改進以及法院精神的培育等持續推進，使法院文化建設穩扎穩打地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 區域文化 高校核心價值觀 教育方式
當前，全國高校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意義、如何在大學生中踐行核心價值觀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認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發展道路，堅定文化自信，加快創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迫切需要[1]。隨著時代的發展，將區域文化與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聯系有一定創新意義。從理論層面看，既可以豐富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又能促進加深對社會轉型、歷史變遷、文化建設等重大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從實踐層面看，高校將特色區域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有助于區域群體和個體的價值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更好地為地方發展服務，從而充分發揮社會主導價值觀在人們社會實踐中的統攝、驅動、定向和凝聚等作用。
一、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與區域文化的關系
我國區域文化資源在理想、信念、道德、價值觀等方面的思想內涵，與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有密切聯系。
1.區域文化與高校核心價值教育的關系。
區域文化是在一定區域內因其自然條件、人文條件或者具有其他特殊背景而形成的不同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它反映了本地域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存方式，因此區域文化具有地域性、典型性、獨特性。區域文化的獨特性使高校核心價值教育的方式不拘一泥，不斷地創新發展。
大學地處區域文化所在的包圍中，區域文化對大學有一定的影響力和滲透性。前哈佛大學校長德里克?博克認為，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鎮，大學文化，反世俗成規的生活方式和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為刺激周邊社區的載體[2]。有了大學文化背景的支撐和人力資源的支持，有利于區域文化的創新，融入更多的其他文化，使區域文化得到更多的發展。
通過高等院校的建設，融入更多的區域文化特色，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承方式和內容不斷豐富，為特色大學的建設提供了基礎。同時，大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不僅有利于區域文化的傳承，還能更好地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2.區域文化對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踐行的價值。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的文化各具特色，每一種文化都催生不同的價值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這些價值觀凝練出來。源遠流長的文化資源是地區人民共同的情感紐帶，也是激發人們產生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精神力量。區域文化資源對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價值，
首先是價值觀認同。高校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絕非一蹴而就，它是一個科學的認知和轉化過程，是個體將科學思想理論體系轉化為日常生活的意識、觀念和語言的動態認知與內化過程。借助區域文化資源進行價值觀落實或駕馭，能更好地符合人們的認知偏好，切合人們的文化心理。其次，有利于價值觀教育的大眾化。當區域文化資源成為價值教育和傳遞載體后，以高校學生熟悉、理解和認同的方式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大眾化。最后，為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提供豐富的資源。區域文化基于區域內相對穩定的傳統、習慣及風俗人情，表現為性格和心理特質的一致性，為增進本區域民眾的思想認同、同化本區域民眾的精神訴求提供力量源泉。
3.區域文化與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結合的可能。
區域自主創新文化理念與高校教育理念吻合。如昆山提倡“共謀科學發展，共建和諧家園，同享全面小康”。高校是提倡的知識創新、和諧友愛、全面發展理念與之不謀而合。在教育觀念、教育模式、課程設置、校園文化等方面大多圍繞這一主題進行。
區域價值觀思想與高校傳承的道德不謀而合。如在共謀科學發展，共建和諧家園表述基礎上，昆山衍生出富民、親商、高效、廉潔的政府價值觀，守法、誠信、履責、創新的企業價值觀和包容、進取、友愛、奉獻的市民價值觀。廉潔、守法、誠信、進取、友愛、奉獻等價值觀與高校的道德要求如出一轍。
區域全方位營造以文化人、尊重人才、崇尚學習和創新創業的風尚與高校文化育人不謀而合。昆山以“文化+科技”為特色，推進昆山“創意城市”建設。高校整合資源、精煉優質高效的教學，強調以文化促進素質教育，不斷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與區域文化提倡異曲同工。
二、區域文化視閾下的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既然區域文化與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能互相促進，就應掌握這一規律，根據社會轉型的特點，探討區域文化特色視閾下高校社會主義核價值觀教育方式。
1.發掘區域文化精髓，創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內容。
大學生思維活躍，樂于接受新鮮事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需要以新穎的方式進行。根據昆山區域的孝道、奉獻、吃苦耐勞等文化精髓，昆山登云科技職業學院利用學工四大品牌結合區域文化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
品牌訪談節目《非常零距離》邀請特級教師、優秀校友、優秀學生與在校生做交流，以感恩、孝道、和諧、愛國、拼搏等為主體，通過訪談的方式，宣傳核心價值觀。如，第十五期主題“懷孝心，踐孝行――傳承孝道文化”邀請在校教師、下企業同學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通過面對面的交談，告訴大學生人生有三件事不能等待――讀書，行善，盡孝。
品牌校刊《登云學工》，專設“校園故事”、“榜樣故事”、“學子心聲”等欄目，重點選模范學生事跡報道。如校園故事“小主傳”講的是院學生會主席、社團聯合主席、系部學生會主席的奉獻精神，他們把業余時間都奉獻了給學校和社會，為老師分憂，為同學解難，在社會做義工，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主人翁精神。
累計開設300余場講座的品牌人文素養講座，內容涉及傳統文化、道德教育、核心價值觀、國際形勢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講座得以充分展現，如講座“國際形勢分析”，使學生認識我國當前局勢，激發學生愛國主義精神。
品牌誠信評價體系，引導學生建立誠信意識和習慣。借助誠信平臺，對學生經濟誠信、學習誠信、生活誠信等方面展開全方面評價，促進學生不斷自我提升。
2.借助區域傳統文化，構建^域――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平臺。
積極推動區域傳統文化、區域精神進校園，使大學生認同區域文化，從而真正接受核心價值觀。昆山從實踐區域文化社會核心價值觀教育之初便開展各種有地區特色的文化活動。“日知講壇”，取昆山先賢顧炎武《日知錄》的原意，聘請專家講健康、講國學，講黨史，吸引一大批愛好聽課的年輕人。周莊“吃講茶”（古時為調解鄰里街坊事務糾紛的方式）為深化基層思想道德建設“三講三評”活動的創新講壇，在弘揚社會正能量方面發揮作用。
昆山登云科技職業學院與昆山先進文化教育積極對接。“弘揚祖沖之科學創新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勞模精神進校園”、主題教育活動、昆山“日知講壇”科普講座等進校園。這些活動圍繞昆山文化開展，宣傳昆山古今文化精神，如題目為“玉出昆岡?昆山文化漫談”的講座，圍繞“百戲之祖”昆曲、“馬背上的學者”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內容，形象生動地講述了昆山的歷史文化。通過區域――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平臺的建立，師生深入了解區域傳統文化魅力的同時，汲取人文精神的營養，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作用。
3.發揮區域價值觀的作用，構造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制度。
高校思想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制訂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根據昆山地區“共謀科學發展”的理念，昆山登云科技職業學院通過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模式和制定規章制度來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
昆山科技職業學院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一套科學模式。一方面，突出思想教育主線，夯實學生公寓、日常管理兩大陣地，建設好輔導員隊伍、宿舍管理隊伍、學生干部隊伍，抓好感恩教育、誠信教育、責任教育、入學教育、崗前教育;創立了“四有建設工程”（輔導員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知識、有仁愛之心，學生有道德、有夢想、有技能、有體魄）。根據這些科學理論指導，學院先后編制《學生手冊》、《學生行為規范手冊》《大學生文化活動卡》、《大學生德育考評手冊》等，這些規章制度均是緊跟時代進行創新，并從規范管理、以人為本的角度制訂的，各項內容具備一定的科學性，目的在于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
三、結語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區域文化之中，貫穿區域傳統文化、經濟轉型、城市現代化建設等各領域，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根據時代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教育，在大學生核心價值教育過程中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只有這樣，才能使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真正貼近學生、貼近實際、貼近生活，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才能使學生真正接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中國傳統文化 大學生 創新創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0前言
今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下發《關于做好201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了要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健全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強化創新創業實踐，加快推進創新創業教育的普及。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關于做好2016年上海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對全體學生開發開設創新思維、創業基礎、就業創業指導等必修課和選修課，并納入學分管理。這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深層精神追求的積淀，代表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底蘊，其蘊含的高尚的愛國情感、正確的人生理念、濃厚的人文精神不僅應成為當代大學生寶貴的文化品格，更能為現代市場經濟道德體系建設提供有價值的文化來源，有利于構建良好的創新創業條件和環境。分析和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的價值，有助于夯實創新創業文化基礎、增加創新創業文化力量、深化創新創業文化責任、構建創新創業文化核心，有利于國家、政府、高校進一步優化創新創業指導理念，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體系。
1遴選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涵養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內容浩如煙海、博大精深，認真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遴選出適合引入我國高校創新創業教育的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有利于當代大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的培養。
1.1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和合思想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有“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天人合一”思想影響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作為一種歷史的積淀，早已滲透于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它不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時也是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諧的民族，這里的和諧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包括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歸結到人的身上，反映的是一種既能洞察自然規律又能順應自然規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
在當今商業領域當中，要求人們在創造利益的同時，也要注意維護他人、社會及自然的和諧發展。在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中，便是啟發大學生創業者在創業中要實現和諧發展的問題。這種思想鼓勵學生以寬容之心來對待他人，提高自我修養，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以及團隊精神的發揮；以順應之心來對待社會，完成對社會的道德義務及責任，有利于企業在社會中的順勢而為；以敬畏之心來對待自然，有利于企業適應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維護企業和自然的和諧發展。
1.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圖強思想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是幾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發憤圖強的優良傳統，強調的是君子的自我反思并不斷突破自我的態度，強調以積極向上的態度去面對一切事物。自強是指人要有充分的自覺意識，認識自身的不足及有待改進的地方，然后充分調動自身的力量去奮發圖強，無懼艱難險阻，不斷提升自我。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進取，包含了自強、上進、奮發等優良的精神品格，與我們現代所要求的創新創業精神的內涵一致。
我們對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方面的要求中，積極進取、努力奮斗等品質是不可缺少的核心內容，這一品質是大學生在創新創業過程中不斷前進、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一個想要創業的學生缺乏自強不息的精神，做事缺乏恒心和耐心，遇到點困難便停滯不前，那想必他在艱難的創業過程中是很難堅持下來取得成功的。為理想而不懈奮斗、不斷進取、不斷創新的積極的人生觀，有利于大學生在進行創新創業項目中，不斷激勵自己，明確努力目標，激發潛能，自主學習，提高實踐能力。
1.3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
《日知錄?正始》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是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強調個人價值的同時，更加強調人的社會性以及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只有在社會群體之中，依靠團體的協作，人類改造自然的創造才能夠發揮作用。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就是要求我們要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整體利益著想，把個人目標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將自己的理想抱負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行為，追求人生真正的價值和意義。
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大學生在創業中可能更多關注到的是項目的現實利益，尤其是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個別學生以自身利益為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缺乏對集體或社會的奉獻精神，忽視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當前創新創業教育應當激發學生的愛國之心，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學生將創業與創造最大社會價值并回饋社會的偉大理想聯系起來，將創業與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結合起來，以實現社會與個人共同發展的目標。
1.4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誠信思想
《增廣賢文》有“君子愛，取之有道”。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重義輕利”是作為君子必不可少的高尚品格。孔子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這里所謂的"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是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但是前人所推崇的“義”，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要摒棄“利”，比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是肯定人們對“利”的追求，但更加強調的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誠信是商人立身創業之根本，這已經被古今中外成功商人的實踐所證明。一名優秀的創業者，除了具備相應的知識能力和心理素質外，更應具備誠實守信、清正廉潔的優良品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對君子的要求，今天，它同樣也可以成為大學生創業精神中的重要品質。大力弘揚和發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有助于大學生創業精神及能力的提高。
2中國傳統文化與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結合的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優秀思想對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具有積極作用，探討通過何種途徑將兩者有機結合，有利于進一步深化創新創業教育的內涵建設，對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2.1 加強文化宣傳，啟蒙學生創新創業意識
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是啟發和培育大學生創新創業意識的重要一課。但從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大學生在系統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方面較為欠缺，接受教育的途徑比較有限。因此，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園網絡、廣播、展板、刊物等傳媒平臺，積極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將優秀傳統文化精神滲透到各種校園景觀當中，設計具有傳統文化韻味的校園雕塑、亭臺軒榭、書畫長廊等人文景觀，這樣學生在校園里就能接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和熏陶。當教育者有意識地將中國傳統文化引入創新創業的課堂教學中，啟發學生創新創業意識時，學生自然而然就會增強認同感，認可其中深刻的含義，對大學生創新創業意識的啟蒙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2.2 整合課程資源，編寫針對性創新創業教材
目前高校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專門引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這一章節的教材非常少。在很多高校，師生使用的教材大多只是涉及到創業實用基礎類的知識，在學生創新創業精神的培育上較為缺乏理論依據，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創新創業教育的開展。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創新創業教育值得借鑒的內容，因此，高校可以結合創新創業人才培養的實際需求，將最能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和人生價值取向的文化知識、能夠激發學生創新創業精神的內容編入教材。同時，要注意所選文化知識的可讀性，使篇幅和內容短小精悍，根據不同學科特點采用不同的編制形式，科學合理搭配，也可以結合高校所在地區實際，合理開發和利用地域性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2.3 加強師資建設，將人文社科類教師納入隊伍
隨著近年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的興起，開展創新創業教育，培養創新創業意識，成為了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高校開始重視對創新創業教育師資隊伍的培養，選送了一批教師參加“創業指導師培訓班”，成為學生的創業指導教師。這批教師大多是高校專門從事大學生就業創業部門的教師，由于專業所限，他們在給學生授課或為學生指導時，更多的是在實踐操作層面，較少涉及學生的創新創業精神培育。因此，建議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學科專業資源，聘請部分人文社科類專業教師擔任創新創業課程的授課講師，在創新創業教育中滲透和貫徹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結合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有針對性地培養大學生成功創業所必備的基本素質，培養學生的企業家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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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闞興輝.傳統文化對大學生創業的影響[J].中國職工教育，2014（24）.
[3] 陳召勇，朱華麗等.大學生創新創業精神培B方法探索[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11（20）.
__電廠是一個有著48年歷史的老廠，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也形成了獨特的企業文化。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__電廠就著手企業文化建設，經歷了形象文化建設、制度文化建設、精神文化建設3個階段。其中形象文化建設以“雙達標”為切入點，使__電廠從此擺脫了“臟、亂、差”的局面，歷史性地跨入了文明、安全生產階段；制度文化建設以“創一流”為切入點，告別了傳統的陳舊管理模式，走上了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管理軌道；精神文化建設以“網廠分開、競價上網”的電力體制為切入點，打破了計劃經濟管理思維的束縛，進入了體制、機制及管理創新階段。企業也由此實現了3步實質性的跨越。從20__年開始，__電廠企業文化建設進入深化階段，在這一階段，總結、提煉出了“以管理為核心的廠區文化、以和諧為核心的社區文化，以美學為核心的家庭文化”的“三維立體”企業文化體系構架，形成了具有企業特色的“三維立體”的企業文化的理論體系。但是，企業文化建設有兩項重點工程，一是建立起科學規范的企業文化體系；二是形成企業共同價值觀。這兩項工作完成了，企業文化建設才算搞好，文化管理的形態才能形成。目前__電廠完成了第一項工程，企業文化的第二大工程，也就是形成企業共同價值觀問題，既是所有企業遇到的難點、焦點問題，也是深化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問題，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再看目前__電廠的現狀，從外部環境看，電力企業發展形成了新的格局：搶市場、搶能源、擴規模、求發展，競爭日趨激烈。__電廠在發展空間、贏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上已不占優勢。煤炭緊缺、煤價上揚、環保成本逐年增加，企業在負重前行。再看企業內部，7爐8機，設備老化，運行多年的設備健康狀況差，安全生產壓力大；人員嚴重超編。同時，作為一個老企業歷史的包袱還很沉重，5、6號機組的上網價在全國一直都是最低的，造成了連年虧損。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物質基礎。我們的企業文化就是要在這個物質基礎上解決問題。首先要解決安全生產，這是企業發展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其他工作都做不好，這是企業文化的根。在穩定住安全生產的同時，還要想辦法解決發展問題，就是要“綱舉目張”，要發展。我們的思路是先對機組進行設備置換，以大代小，解決企業的生存問題；然后爭取濟陽項目，分流人員，解決企業人員超編問題，只有這樣企業才能邁上新的臺階。在這個過程中，要體現出__電廠的企業文化來，靠文化的價值導向、精神動力、智力支持支撐企業發展。
首先要普及核心價值觀。企業核心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靈魂，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堅持不懈、核心團隊身體力行、全體員工都信奉的精神準則，它的培育和形成，是企業文化建設的精髓。一個與企業發展戰略相適應、相匹配的企業核心理念體系的創建和完善，對企業未來的影響是深遠的。__電廠自建廠第一天起，就堅持“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價值觀，48年來，不論企業處于什么時期，這一理念始終是全體干部職工篤定恪守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聽許多老職工講，__電廠的職工對安全生產是最為關心的，那時候，職工在家里不管干什么，一聽到安全門放汽，就自覺往廠里跑。這種價值觀念影響了一代代職工。到目前，每逢遇到惡劣天氣，生產系統的干部職工不管白天黑夜都往廠里跑，很多家住市里的職工也趟著水往廠里趕。作為企業來說，安全生產是基礎，但不是為安全而安全，安全生產的目的是經濟效益，這是相輔相成的，這是核心的價值觀念。除了“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核心價值觀以外，其他理念我們也要大力普及，如“效益論英雄，結果定成敗”的企業理念，“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認真辦正確的事，努力正確的辦事”的工作理念，“安全是最基本的福祉”的職工福利觀，“安全記錄處于動態，要時刻如履薄冰”的安全成績觀等等。這些理念一旦被廣大職工認同并附諸于工作實踐中，對企業的積極作用將是不可估量的。
加快核心價值觀的普及和形成，要靠制度、靠政策。企業共同價值觀來自于企業的管理政策，尤其是企業的用人分配制度。試想，如果企業用人不合理，分配不公平，員工離心離德，還有什么共同價值觀可言？其實我們一直在做，我們廠的很多制度都很好地體現了“安全第一、效益至上”的價值觀念，但是員工對核心價值觀的認知程度永無止境，尤其企業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更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說明對我們的企業文化進行完善補充是十分必要的。一種企業文化，必須要得到大多數職工的認同，沒有職工的認同，企業文化就是形式主義。而在企業共同價值觀上有所進展，就必須實施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大量的企業文化工作，是在企業的管理方針、政策、制度中體現的，它既是一種宏觀文化意識，又是一種微觀的管理方式。因此，下一步我們的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人員要逐漸適應用文化管理的思路和手段進行管理。
關鍵詞：文化秩序；新聞傳播；社會事件
新聞傳播不僅是社會信息在人群之間的傳遞，還是對該社會的社會文化的傳播。新聞傳播中要牢牢把握現實的文化秩序，因為文化秩序是社會和諧穩定必不可少的因素。這樣才能表現出新聞傳播最根本的價值，滿足人們各方面的渴望。文化秩序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所必須遵守的，是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質必要的行為。
一、文化秩序的含義［1］
社會文化秩序是維持該社會和諧穩定必不可少的東西。它是由社會很長時間累積的文化價值所表現出來的人們行為上的規范。文化秩序作為維持社會和諧穩定必不可少的因素，所具有的約束力也凌駕于該社會人們的自我思想之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秩序要比法律更具有規范人文思想、行為的作用。它是社會特有的文化產物，是衡量地區不同人思想行為的一個準則。一個良好的文化秩序能夠帶動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也是提高該地區社會文化價值不可缺少的因素。
二、傾向性的新聞傳播行為
傾向性的新聞傳播行為是指新聞傳播方在進行新聞傳播時把傳播內容按照自我的文化價值和思想意識進行報道。這種傳播行為某種程度上會扭曲事件本身的現實情況，而且會誘導人們對新聞事件不同方向的認識。一個傾向性的新聞傳播行為不僅會扭曲新聞傳播的意義，而且會為社會文化的發展帶來不良影響。
（一）對人物的傾向性傳播
對人物的傾向性傳播是指新聞媒體主觀意識塑造出的新聞人物。新聞媒體根據自我的意識給予人物的不同評判，更有甚者為了讓自我意識在人物上體現得更形象具體，而刻意隱藏或夸大新聞事實。雖然人物行為沒有受到最根本的改變，但閱讀人群在閱讀這些新聞時會帶著新聞媒體賦予的主觀意識，從而會導致閱讀人群忽略人物的行為本質等。夸大和減小人物行為，加大或減輕人物罪惡，是常見的傾向性新聞傳播之一。例如，在傳播某一人物的不良行為時，并不對人物行為做出公正的概述，而是不斷強調罪惡感以及人物行為帶來的惡劣影響。這容易導致閱讀者也受到這種思想的侵蝕，不能正確地對人物行為本身進行評定。
（二）對社會事件的傾向性傳播
對社會事件的傾向性傳播也是傾向性新聞傳播行為的一種。對社會事件的傾向性傳播主要是指在進行社會事件報道時，附帶傳播方自我的感彩，對社會事件進行主觀意識上的評價，從不同方面上來扭曲社會事件的本質，給社會文化秩序帶來破壞。在對社會事件進行傾向性傳播時，真正報道社會事件本身真實情況的少之又少。傳播方通常為了利益以及自身思想，夸大事實。就閱讀者而言，他們期待的社會事件的報道是有現實意義的，是真實還原社會事件本身的，而不是附帶強烈感彩的報道。
三、在對新聞的期待中把握現實的文化秩序
（一）對社會重大問題的未決所形成的期待［2］
對社會重大問題的未決所形成的期待是指人們期待那些關乎自身的社會重大問題的發展，但這些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很長的周期。新聞媒體報道時要把握現實的文化秩序，不能憑借自身的主觀意識來對這些社會重大問題加以評判。這種期待從某種角度來說加強了人們對自身的思考、對社會現象的總結和對未來的憧憬。
（二）因人的感知和想象所形成的對藝術信息的期待
人的感知和想象隨著人類漫長的發展已經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層次。它是人類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慰藉。對藝術信息的期待是因人的感知和想象的發展所形成的行為。通常來說，人渴望得到精神層次的交流，并且通過感受不同的藝術信息來達到自身的精神需求。新聞傳播要把握現實的文化秩序，為人們提供不斷創新的藝術表達形式。要結合該社會的精神文化，給人帶來精神層次的享受。
（三）渴望對他民族社會的理解所構成的期待［3］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不僅渴望了解自身的社會文化，還渴望了解他社會的文化，這樣也形成了一種期待行為。人渴望得到精神的交往，不局限于自我社會人員的交流，更渴望和世界其他社會進行交流，了解其他社會的文化和社會事件。在進行新聞傳播時，需要還原他社會事件的本質，描述他社會的文化秩序。只有客觀地分析其他社會的社會秩序，才能給自身和其他社會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及合作帶來幫助。
四、結語
新聞傳播是為了滿足人對外界事物的認知渴望。在新聞傳播中，一些不正當的帶有傾向性的傳播行為會影響到人對社會事件和人物行為的直觀看法，阻礙閱讀者了解事物本質，影響人對事物的判斷等。新聞傳播要把握社會的文化秩序，在滿足社會文化秩序的前提下進行傳播。這樣不僅可以還原社會事件的真實情況，還會對社會發展帶來積極的作用。而且把握現實的文化秩序進行新聞傳播還可以滿足人們對社會重大事件、藝術信息的期待，為社會的人文發展以及思想程度的提高帶來重大幫助。
參考文獻：
［1］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間——認識組織、制度和文化的一種框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12-14.
［2］周曉明.人類交流與傳播［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50-51.
[關鍵詞] 新聞價值 觀念 文化學
新聞傳播活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實踐活動，新聞價值觀決定著新聞事實的取舍與報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聞工作者在傳播實踐中，總結歸納出了大致相同的幾個新聞價值要素――時新性、接近性、顯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價值觀指導出的新聞傳播實踐卻表現出巨大差異。中國批評西方媒體報道無視中國國情的文化霸權主義，西方媒體則認為中國媒體報道忽視了對人權、公民知情權與個人尊嚴和價值的尊重。國際傳播中的意見分歧已經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間的溝通交流。本文將從人的社會化過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態環境的影響來審視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聞價值觀置身于文化傳統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傳播新秩序構建，思考中國軟實力建設中新聞傳播功能的發揮。
一、“同”――對“人”的共性、新聞事實本體和新聞價值觀形成歷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形成了對新聞價值基本一致的看法，這是中西方新聞信息交流和溝通對話的基礎。學者趙莉在《從看美國的新聞價值觀》中統計發現，“2002年美聯社和新華社所評的十大國際新聞中，有四條是完全一樣的，反映出中美新聞價值觀中某些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1]
中西方新聞價值觀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社會化的人的共通心理與思維習慣。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體結構和行為方式。人類共同的實踐活動也面臨著共同的外部環境。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類實踐活動所創造、形成的心理、思維習慣和價值觀具有共通性，這必然會影響到新聞傳播實踐中的新聞價值選擇。
其次，客觀發生的事實對新聞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新聞事業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基于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聞事實――其中蘊含著能夠滿足受眾需要的特定屬性。這些特定內涵和屬性決定了中西新聞價值觀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聞價值觀形成、發展的歷史就能證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聞價值觀念的形成源遠流長。1690年，德國人托比亞斯?樸瑟在一份關于報紙的論文中提出，為了在數不勝數的新聞事件中作出選擇，應該把那些值得記憶和知曉的事件挑選出來加以公開報道。他列舉了他認為值得報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選擇新聞的異常性和重要性等標準問題。這是西方新聞史上最早提出的新聞價值觀念。后來，德國學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聞價值的新鮮性、接近性、顯要性和消極性等。[2]
西方新聞價值觀念的真正形成，伴隨著美國政黨報刊的逐漸衰落和大眾報刊的蓬勃興起。在19世紀30年代的報業競爭中，西方各報社老板和主編為擴大報紙發行量，十分重視對新聞事實的選擇。20世紀初，美國、日本的一些新聞學者把新聞事實的選擇標準統一到新聞價值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輿論學》中首次提出“新聞價值”這一概念。他明確提到突發事件、地緣接近、個人影響與沖突等新聞價值要素。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再一次掀起探討新聞價值觀念的。其中頗具影響力的學者是約翰?格爾騰（Johan Galtung）和瑪麗?魯基（Mari Ruge）。他們考察了“事件”變成“新聞”的奧秘，并論述了新聞的12個要素。[3]
關于傳統的新聞價值標準，西方新聞學者少則有5因素說，如麥道格爾；多則有20因素說，如英國湯姆森基金會專為第三世界新聞工作者編寫的新聞教科書等。盡管西方新聞界在新聞價值標準的具體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輕有重、有先有后，但他們在主要標準的確定上還是相當一致，其中包括：影響力、接近性、異常性、顯要性、及時性、沖突性和趣味性等。[4]
實踐的需要與向外的學習中，中國學者對西方理論進行了本土化詮釋，形成了與西方比較接近的價值觀要素。徐寶璜在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專著《新聞學》中認為，“新聞價值者，即注意人數多寡與注意程度深淺之問題也。”并明確提出了新聞價值的三個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實，自能引起較多人數與較深程度之注意，故為價值較高之新聞。次要之最近事實，僅能引起較少人數與較淺程度之注意，故為價值較低之新聞。”“同一新聞，其價值與發生及登載相隔之時間成反比例。此相隔時間愈短，則新聞價值愈大，愈長則愈小也。”“同一新聞，其價值不僅隨時而異，又大抵隨地而有別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為中心，漸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現雖處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飄萍在他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介紹了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新聞學教授格蘭特?赫德對新聞價值標準的概括：愛讀者之數；時機之適當與否；距離遠近之關系；性味集中之變遷。格蘭特?赫德分析新聞價值減少的原因是：含有廣告的意味者；揭發人之陰私者；有害社會之風者。[6]
20世紀40年代，薩空了在其《科學的新聞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了新聞價值“兩個條件、兩個要素”的觀點。他把新鮮、真實列為新聞價值要素，而把新聞與人類“有關”、“有益”作為新聞價值的基礎，體現了新聞價值的“有益性”原則。這種闡釋對新聞價值理論有所突破，回歸了新聞價值的本意，但他未對新聞價值的內涵作出詳述。[7]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思想解放和新聞改革的逐步推進，新聞價值理論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西方國家的新聞價值理論再次被介紹到中國，中國學者對西方新聞價值理論采取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在廣泛汲取和積極消化的基礎上，對新聞價值理論再次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關于新聞價值的一些基本觀點，主要包括真實性、新鮮性、重要性、接近性、顯著性、趣味性等。[8]
對中西方新聞價值觀形成歷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與社會發展進程的地區，在人的共通性基礎上，形成了大體一致的新聞價值觀念。
二、“異”――人的社會化過程中文化生態環境的影響審視
中西方新聞價值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對于新聞價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實踐中不同的選擇上。
西方新聞價值觀尤其是傳統新聞觀往往強調反常、沖突、矛盾，定位于媒體是社會和政府的監督者，習慣“多報憂少報喜”；而中國的新聞價值觀，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新聞價值觀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諧，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著力于反映光明面，“多報喜少報憂”。西方新聞價值觀注重以受眾為本位，強調以受眾的興趣與需要作為新聞價值選擇的主要依據；而中國的新聞價值觀則習慣傳者為本位，將政策宣傳和思想教育作為新聞價值選擇的主要依據。[9]由此，在諸多新聞價值要素中，西方新聞價值觀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國的新聞價值觀更強調“重要性”。
為什么在基本要素認同的基礎上，中西方仍對新聞價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實踐中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筆者認為，中國特殊的國情、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時，對新聞價值作出判斷的主體，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環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人，也是造成新聞價值不同的關鍵因素。
認為，人的社會性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者心目中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0]人從出生起就在進行社會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美國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認為，“個人生活史的主軸是對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模式和準則的順應。每個人，從他誕生的那刻起，他所面臨的那些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到了孩子能說話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他所從屬的那種文化的小小創造物了。”[11]
文化傳統是新聞價值觀形成的歷史淵源。中西方文化傳統存在許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態環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維和價值觀也表現出很大差異。司馬云杰在《文化價值論》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形態是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相應地可歸納為以土地為基礎的人生本位價值取向，以家庭為基礎的群體本位取向和以倫理為基礎的道德本位價值取向。由此，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價值模式可簡單地概括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倫，尚道德，重禮儀”。[12]
錢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講》一書中闡述西方文化傳統的獨特性認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點是：為求知而不是為實用目的，熱衷于探索自然界，熱衷于探索現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維和對概念進行嚴格定義，具有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的傳統，法治傳統源遠流長，熱衷于設計理想社會模式，注重對知識的檢驗和論證。[13]
從以上對中西方傳統文化特點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聞價值觀的不同，是與雙方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的差異完全一致。中西文化傳統的不同，影響到人的價值觀差異主要表現為：西方文化較多個人主義取向，中國文化較多集體主義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學理性，中國文化重人情倫理；西方文化注重對自然的征服，中國文化講求“天人合一”。這些內化為個體的價值觀念必定會在新聞傳播中有所體現，從而導致了中西方對新聞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和選擇。
三、文化學闡釋下的新聞價值觀的意義
由文化的維度看待中西新聞價值觀的異同，具有重要的學理和實踐意義。
1．有的放矢，有效傳播。
全球化的今天，閉關鎖國肯定行不通。我們既要通過國際傳播了解國際動態，以做好準確定位；又要借助國際傳播，構筑自己良好的國際形象。這一切的前提是國際傳播要達到“傳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國際新聞傳播產生紛爭，主要原因就是不同價值觀的指導偏向，傳播主體往往是從“我”的角度去思考報道新聞事件。從文化學的視角看，在國際新聞傳播中，雙方都要考慮不同之處，即清晰認識“異”后的深層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視角報道，分析和了解對外傳播對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習慣，做到有的放矢。
2．，和諧傳播。
國際傳播舊秩序指的是國際新聞傳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現象。此時，信息的流向是從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流向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信息的內容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以自己的價值觀對發展中國家發生事件的偏向和誤解性的報道。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經濟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文化的視野看待全球新聞傳播，使我們認識到每種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有其優點和特點，在全球傳播中要，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諧傳播秩序的構建。
3．文化立足，融洽溝通。
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14]
這是當前我國最大的國情，也是新聞傳媒業發展的最大語境。我們的新聞工作應該從這一語境去思考新聞傳播業的發展，努力做好兩個方面工作。對內，要發揮凝聚力向心力作用，從傳統文化的發展來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達到“傳通”效果。對外，要努力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充分考慮國外的文化心理特點，有的放矢開展信息傳播，有針對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國家形象，同時，尊重他國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溝通。
注釋：
[1]趙莉：《從〈今日美國〉看美國的新聞價值觀》，《青年記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M] ，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寶璜：《新聞學》[M]，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飄萍：《邵飄萍新聞學論集》[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7][9]鄭保衛、劉新利：《論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新聞價值觀》，《今傳媒》[J]，2010年第8期
[8]鄭保衛：《新聞理論新編》[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0]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馬云杰：《文化價值論》[M]，人民日報出版社，1986年版
[13]錢兆和：《西方文化精講》[M]，華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