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23 17:12:0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 要：本文通過分析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在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摩擦和貿易條件等方面的有利影響和在貿易逆差、出口增速、出口型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對外資的吸引力、外貿風險等方面的不利影響，并提出一些減少不利影響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進出口貿易；對策
引言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具體來說，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人民幣的境外流通達到一定程度；第二，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成為國際上主要的投資工具；第三，以人民幣結算的國際貿易比重不斷增加。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實力增強，商品和服務貿易的境外市場逐步擴展，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在境外履行流通、支付和儲藏手段和價值尺度的職能，由國家貨幣發展到區域貨幣，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過程。
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將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決定了未來中國對外貿易企業的發展戰略。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進出口貿易密切相關，相互促進。研究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將有利于我國外貿的健康穩定發展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一、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有利影響
（一）擴大貿易規模
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加強國家之間的貿易，通過輸出商品、技術、資本和服務，使貿易國在其對外貿易中對人民幣的依賴程度增加。
其次，可以規避匯率風險。中國進出口貿易80%以上是以美元或歐元進行結算。自人民幣匯改以來，到目前為止，人民幣累計升值約25%。人民幣的升值和美元歐元的相對貶值會使中國大量出口企業遭受巨大損失。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啟后，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貿易時不再使用第三方國家貨幣，因此能有效規避匯率風險。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有助于減少交易成本。外貿企業認為用美元結算不僅手續繁瑣，而且要向銀行支付手續費。人民幣結算對國內企業來說，貿易融資費用降低，匯兌成本減少，因而大大節省了財務成本，有利于企業快速發展。
最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擴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而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促進貿易結構升級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人民幣升值將激勵出口企業更多地追求技術進步和高附加值，用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占領國際市場。同時，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企業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使國內企業走依靠科技含量取勝的道路。另外，以人民幣計價的我國制造業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將帶動整個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加速了我國從資源型產品出口國向高附加值制造業產品出口國的轉化，使貿易結構不斷升級。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結構的升級，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更穩固的貿易基礎。出口更多的制造業產品、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差異化程度，都有利于人民幣更多的在出口貿易中作為計價貨幣，從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三）減少貿易摩擦
近年來，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特保措施調查、反規避、反壟斷、美國337調查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等也越來越多。
中國遭遇到如此多的貿易摩擦，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并且這些商品可能成為進口國本國商品的替代品，因此這將阻礙進口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進口國實行貿易壁壘保護。二是中國出口增長迅猛，進出口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其他國家認為人民幣匯率定價過低，這也使人民幣問題成為導致貿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人民幣升值會提高出口商品的價格，因此進口國會減少需求，緩解進口國國內市場的競爭，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貿易保護、反傾銷訴訟等貿易糾紛。
（四）改善貿易條件
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等進口產品的價格。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于進口產品大部分用于復出口，而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量也會得到提高，這有利于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發展到中高端，改善貿易條件。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
（一）出口增速減慢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斷升值，中國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相對價格提高，造成出口產品不再具有價格優勢。而且由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與干預，低端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進一步降低甚至面臨取消。勞動力及原材料的成本不斷上升，出口企業喪失了原有的利潤空間，利潤越來越微薄，出口規模受到較大的限制，出口增速減慢。
（二）可能產生貿易逆差
人民幣升值，進口國進口相同商品需要支付更多的外幣，從而促使進口國選擇其他出口國的商品，我國商品的出口額必然減少。同時，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對外國產品的進口數量會增加。當出口商品的數量和進口產品的數量對比過大，我國便會形成貿易逆差。如果人民幣長期處于升值趨勢，我國就會存在長期貿易逆差的風險，也會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出口型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增加
一般而言，國內出口企業壟斷程度越高，在本幣升值時，企業越容易把不利變化轉嫁給國外的消費者。然而如果國內出口商相互競爭激烈且市場勢力很弱，這種價格轉嫁能力就越弱，企業只能通過本身來消化這種本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導致退出出口市場。面對人民幣升值，國內出口企業很難通過提高出口價格的方式轉嫁出去，而只能自我消化本幣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人民幣升值幅度一旦超出企業可以承受的范圍，加之國內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諸多不利因素，大量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可能走向破產。
（四）對外資的吸引力下降
人民幣升值，出口商品價格上升，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下降，使那些面向出口的外商投資企業利潤下降甚至無利可圖。導致一些在華外商企業投資轉向那些貨幣價值比較低的國家。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因此，外資流入減少將對我國外貿的持續穩定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三、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下推動我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對策
（一）優化出口產品結構
隨著周邊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一些對成本較為敏感的產業和產品訂單有向周邊國家轉移的跡象，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同時，人民幣升值會減少部分出口企業的盈利空間。因此，注重生產性的出口企業就必須加快自身產品的升級換代，加大企業創新和研發的力度，轉變為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的格局。此外，根據現階段出口產品同質化嚴重而導致的利潤低下的情況，企業應注重品牌的培育，不斷提高出口產品抵御利率變動風險的能力。
（二）積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由于企業的逐利性，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的投資結構和外商投資的流向，使其更傾向于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政府應當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
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政府應根據各種資源的分布情況和現有的工業基礎，鼓勵相關產業向最適宜的地區集中，形成產業集群，以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同時，配合戰略性貿易政策、優惠性的稅收政策，保護和扶植幼稚產業的發展。例如，在人民幣適度升值情況下，由于沿海地區加工成本升高，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項目逐步向綜合環境比較好的中部地區轉移的條件基本成熟。這樣，既可以為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后騰出產業升級的空間，又可以避免沿海外商投資企業撤離我國市場造成巨大經濟波動，還可以推動內地的工業化進程。同時使得中國的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企業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價格得到實質的提升。
在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地區，政府應當通過稅收等政策鼓勵企業改進技術，通過引導中小企業兼并重組，企業之間組成行業協會等措施防止本國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和議價能力，最大程度地避免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但是，對于那些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利潤空間小的企業應盡快促進其停產轉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三）促進貿易市場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大力實施市場多元化外貿發展戰略。外貿企業為緩解出口壓力，必須擺脫對單一貿易市場的依賴，在鞏固傳統外貿市場伙伴如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同時，也應該開拓東南亞、非洲、中東等新興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對國外商品的進口需求不斷增長，對于中國的外貿企業是非常好的機遇。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開拓新興出口市場的同時，要熟悉新興出口市場的金融外貿法律法規，規避貿易摩擦，也要避免使用第三方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節約交易成本。（作者單位：廈門海洋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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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在岸外包；影響
1.人民幣對我國外包企業影響巨大
人民幣升值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致使我國外包企業自身的利潤實際所得，由于這種匯率的變動屬于不可抗因素，這就直接影響了企業的凈發展能力。人民幣近些年來雖然其自身的區域流通性逐步加強，并且國際的貨幣結算能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但是人民幣事實上并不是國際流通貨幣，美元依然是世界唯一的流通貨幣。因此，這可以這一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只是相對的升值，是相對于美元的升值行為。人民幣的升值只能被局限在美元的范疇之內。在這種背景之下，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行為，就會造成最嚴重的后果。對外升值卻又對內貶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國不論是居民還是企業都會受到最大的經濟影響。對于我國的居民來說，直接影響就是物價的飛漲，實際凈收入的貶值。而對于我國的企業來說，這個問題則會更加嚴重，首先，對于企業的成本來說，對內的貶值行為造成了實際生產成本的大幅上漲，而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加上日益上漲的人力資源成本還有高企的融資成本，我國的企業在國內的經營生產的壓力是非常之大的。而對外的企業來說，最直接影響就是其生產貨款的直接性壓力增大與利潤的減小，這對于我國的外包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2.人民幣升值會降低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如前文所論述，人民幣的升值實際上的現象是對外升值對內貶值，那么其對于我國外包企業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利潤的減小與成本的上升。由于我國長期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處于生產鏈的末端，對于匯率的變動以及匯率的穩定的依賴性更高，這種變動的匯率會造成我國外包性加工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直線下降，這種現象會潛在地引發出更嚴重的長期性后果，企業會因為壓縮開支，減少不必要的投入，而縮減對于自身產品的研發，更加失去的國際競爭力。由于中國面積廣闊，人口眾多，具有明顯的生產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因此吸引了很多來自發達國家的企業向中國企業進行外包投資。但是，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升值越演越烈，中國外包服務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威脅。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導致國內通貨膨脹，增加了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提升了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使得以美元表示的企業收入縮水。成本增加和收入縮水這兩方面都降低了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收入和利潤。
3.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外包企業的積極影響
人民幣升值會對我國的居民以及外包企業造成嚴重的影響，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種機遇，雖然這種機遇的代價有些高昂。眾所周知，我國的企業長期處于混亂的經營模式之中，而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某些企業的自身素質還難以達到國際巨頭們的水平，而這次的匯率變動人民幣升值會使這些企業重新地洗牌，調整國內企業的格局。這種調整對于我國的外包性企業的影響則更為顯著。這樣的過程會使得這些外包企業發生兩極分化，即自身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科學技術水平高的企業會從競爭中生存下來，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而那些落后效率低下的企業則會逐步被淘汰，這對于我國的新市場格局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現象是一定的，因此，淘汰這些落后的產能發展高科技高素質的創新企業的過程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進中國的外包服務企業的投資向高端化和國際化邁進。由于人民幣的升值會增加中國外包服務企業的投資成本，進而造成企業的收入和利潤減少。這樣，企業為了彌補成本優勢的缺失，他們不僅會想方設法降低成本，他們還會不斷提高成本的質量。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外包服務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國際競爭力，會把焦點從成本優勢轉移到其他優勢上來。
因此當企業的焦點從單純的生存轉移到了能夠令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技術研發上的時候，企業的發展會發展巨大轉變。這時，企業會將自身的部分資金轉移到技術設備的配備購買上，這樣可以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雖然在投資的初期，企業將會面臨一定的財務困難，但是不難相信的是，通過這種良性健康的技術研發型投資，企業的外包業務將會愈加的穩健與成熟。而另一方面，企業也會通過對于人力資源的重新調配來提升競爭力，人力資源在企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民幣升值之后，企業疲于維持自身生存，會減少開支，更不會再去注重人力資源的配備，而當企業的人力資源能夠合理高效的配置之時，企業的發展則會更佳。目前，我國已經有不少外包企業走向國際化道路。它們借著人民幣升值的這一歷史契機，對國外企業進行再發包和兼并收購事務，將外包延伸到銀行，證券，金融等各個行業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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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認為，人民幣的升值與我國的在岸外包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這也正是驗證了那句話，利與弊是共存的。如表1所示，我國在岸外包貿易發展迅速。人民幣升值促進了我國在岸外包服務市場的蓬勃發展。在岸外包是相對于離岸外包而言的。離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發包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整個外包服務活動是跨國界的外包事務。而在岸外包是指接包商和發包商是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企業，在岸外包服務活動是國內外包事務。從商品的規律來看，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外包價格會升高，而敏感的國際企業對匯率波動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這些國際巨頭們會選擇更加低價的其他國家的外包企業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由于過去長期從事著國際外包事業，這些企業對于自身的外包業務的依賴是相當顯著的。這將導致這些企業會降低自身服務產品的價格去獲取更大的市場，即使這種市場的獲取代價將會是利潤率的犧牲。而從在岸外包的角度上講，當這些企業在離岸外包層面上不能夠獲取足夠的市場之時，他們會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的國內市場進行交易，即在岸外包。人民幣的持續性升值會使其他國家的企業向中國加大投資力度，投資建廠進行生產，這也會從某種程度上加大自身的在岸外包貿易。
4、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外包服務就是企業實現效率最大化，資源利用最優化，成本最低化的重要方式。企業的外包服務為企業大大節約了時間，金錢，人力，物力等成本。可是，企業外包服務是國際經濟貿易的重要的一部分，它受到國際貨幣匯率的影響。人民幣的升值，對于中國的企業進行外包投資或者接包服務，有著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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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效益最大化；風險規避；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外匯儲備效益最大化對策分析
收錄日期：2016年1月21日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外匯儲備這幾年一直在增長。而在2009年12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位于世界第一，并且達到了2.4萬億美元之多；2013年第四季度末，它的總額一度曾經達到3.82萬億美元的數額。伴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匯儲備中所存在的問題也逐漸表現出來。鑒于此，我國相關機構應該主動采取措施，進一步提高外匯儲備使用效率，增強對外匯儲備的管理。
從21世紀初年開端，我國外匯儲備隨著經濟的發展進入快速軌道。2005年第四季度末位于全世界第二，數額達到8，188.72億美元。另一個數據節點在2006年2月的時候，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躍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數額也達到8，537億美元。截至2013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已達38，213.15億美元。根據中國銀行在2014年1月15日的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到2013年12月月末，中國國際外匯儲備余額為38，200億美元，比上年凈增加額度達到5，000多億美元，年增量創下歷史同期最好成績。
另外，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中國正尋求一些方法和手段盡量避免人民幣對美元過度貶值。除此之外，我們發現我國外匯儲備過度依賴美元，這樣對我國的經濟以及金融穩定都很不利，要警惕美國采取“貨幣戰爭”的方式來影響到我國的經濟，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顯現出來。
二、外匯儲備利與弊
一般來說，一國的外匯儲備需要適度的衡量和存儲，而過高的外匯儲備不利于一國的經濟穩定，并且有可能會成為其他國家轉嫁風險的領地。例如，2009年美國產生的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很多國家，同時由于我國在外匯儲備上的巨額壓力，在2014年末到2015年初都采取了減持美元的手段，這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我國對于外匯儲備有了清晰的認識和見解，所以外匯儲備也是有利有弊的，應該注意在外匯儲備上保持適量的度。
（一）外匯儲備的有利之處
1、有利于維持一國的匯率穩定。根據傳統的一些研究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外匯儲備的主要作用表現在，假如某一國出現應付國際收支失衡的現象的時候，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一國的匯率穩定，比如兌美元的匯率進行相關的穩定和發展。一般來說對表現國際收支和償付外債方面以及我國的信用評價方面都有較為深遠的影響。
2、有利于實現經濟均衡穩定。作為一國經濟調節、實現國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一定的外匯儲備是舉足輕重的。如果國內宏觀經濟出現失衡，總供給小于總需求，這個時候利用外匯儲備進行擴大進口，使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平衡狀態；如若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的情況，利用外匯儲備的差額可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而在一國匯率出現波動情況的時候，這個時候更可以利用外匯儲備對匯率采取合理的調節，使它不斷達到穩定的狀態。
3、有利于提升國家的信心。一國的外匯儲備的多少，在傳統的看法認為，反映著該國的經濟實力，也可以提升該國的信心，說明該國在經濟上表現出巨大的優勢。在當前新興市場方面的一些國家，在這上面的認識是：國家外匯儲備往往被認為是一國經濟信心的一種標志。
（二）外匯儲備的不利之處
1、不利于實施一國貨幣政策。外匯儲備過大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在外匯方面的政策實施，同時也會增大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困難程度。我國如果在外匯儲備上保持過度的量和其他因素，就會導致我國的貨幣政策不可以很好地達到我們所想達到的目的，會給國內貨幣均衡帶來壓力。
2、增加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外匯儲備在另外一個層面上來說，可以表現為一國的金融債券的持有，同時持有一種以外幣表示的金融債權，并不是可以為本國其他所用，也并非投入國內生產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在外匯儲備上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假如一國貨幣當局不再持有一國的外匯儲備，那么他們就可以根據一國的實際情況，把這些儲備的資產用來進行購買消費，進口商品或勞務，這對于他們來說是更不值得的。
3、加大持有國的經濟風險。當一國的外匯儲備增多的時候，就會加大持有國的經濟風險，因為一國的經濟穩定與否也是值得我國注意的，特別是2009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穩定和風險，并且對其他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外，在對外貿易方面更是影響著國家采取對外需求政策，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一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都會采取一些措施來規避風險。
三、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外匯儲備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有著深遠的影響，短期來看，我國雖然在持有的外匯儲備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特別在近年來增長速度奇快，并成為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當然這也會造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巨大壓力。
（一）干擾貨幣政策，提升通膨壓力。1994年以來我國開始實行新的外匯管理制度，進行強制結售匯制度，這項制度導致外匯儲備迅速擴大。隨后2009年至2015年，伴隨我國連續貿易順差和不斷擴大的外匯儲備，宏觀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程度上牽制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使得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減弱，更加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不穩定性，影響貨幣政策的最終實施程度。
（二）資產結構單一，遭遇儲備風險。我國的外匯儲備風險也在不斷加大，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末，以美元計價的我國外匯儲備約為2萬億美元，占據我國的一大部分，同時我國共持有美國國債金額達到1.2689萬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出我國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單一，并且在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中，歐元占比達到20%，而日元占比達到10%。與此同時，美國信用評級下調，金融市場的匯率波動也受到流動的國際資本影響，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資產遭受著比較大的匯率風險，尤其是美元方面的匯率風險。
（三）會降低資金使用效率。外匯儲備作為一種貨幣資源，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也就形成了巨額的機會成本。因為美國仍然是第一大經濟體，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占據著主要位置，其國債相對來說更有安全性、流動性等方面的優勢；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高額的外匯儲備放棄了可以獲取較高投資收益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貨幣資源的效益最大化就難以實現。
（四）擴大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導致人民幣匯率面臨升值壓力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斷增長的國際收支順差，而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高額的外匯儲備所造成的。伴隨著本國貨幣的升值，其外匯儲備是一定會增長的，因此可以說本國貨幣升值壓力是源于其外匯儲備的高漲。從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會造成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不斷上漲。
高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特別在貨幣政策方面的影響，也會對我國的通脹壓力不斷提升，所以我們應該保持適量的外匯儲備。
四、外匯儲備效益最大化對策
根據上文對我國的外匯儲備的情況進行分析，我國外匯儲備逐年增長，并且成為了外匯儲備的世界第一大國，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和水平，但是正如上文所說，外匯儲備不是越多越好，并且很高的外匯儲備也會造成我國存在一定的風險，我們認為應該保持適度的外匯儲備，對于出現的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
（一）改革管理制度，注意貨幣多元化。在全世界經濟普遍蕭條，經濟舉步維艱的情形下，對于我國的高額外匯儲備，這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量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應本著長遠考慮，主動做好經濟產業的優化升級，為經濟周期做好準備。特別是需要改變目前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應逐步適度地降低美元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適當地將多種國際貨幣引入儲備資產，實現儲備貨幣多元化。
（二）擴大人民幣使用范圍，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面對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我們應該適時采取相應的策略，比如擴大人民幣適用范圍，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由于我國在近年來也提出一些經濟組織的發展，特別是亞投行和絲綢之路等新戰略的提出，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外匯儲備的合理利用，同時在亞投行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進行相關的協調發展，讓全世界相信人民幣的作用和其他的影響，真正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三）降低美債的購買量，增加黃金儲備。在2013年之后，美元出現貶值的趨勢的情況下，應該降低美債的購買量。因為當前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在不斷地加重和擴大，這些變化都將動搖美元在全球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仍然不放棄，它不僅想要阻撓我國崛起的進程，還想通過出售其武器來進一步一解其國內的債務燃眉之急。因此在如此的局勢下，我國需要采取適度的減少對其國債的購買和其外匯走勢，從而實現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
（四）加強自主創新變革，主動走出去。建立在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之上，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信心所在。我國在金融方面也在尋找自主創新的辦法，特別是2014年提出的亞投行的建設，這對我國利用外匯儲備都有深遠的影響，這樣利于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和實施走出去的戰略。在這個基礎上盡快建立全方位的要素資源的戰略儲備制度，特別是人民幣的交易條件改善和資源價格回落時，我們要抓住時機擴大我國一些產品的進口。
五、小結
總體上說，當前世界經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不斷推行，歐洲債務危機解決困難，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這都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是對于相關機構采取適度寬松的政策刺激下，當前巨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壓力就會得到進一步緩解，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和國內投資者進行海外投資的水平和意識，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建設也會進一步推進下去，為更好地達到“藏匯于民”的目標建立優良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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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當月16日起，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區間，由0.5％擴至1％。此舉距離1994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間，人民幣匯率緩步升值，終至臨近均衡。
隨著均衡點的接近，資本流動以及匯率波動的雙向性日益明顯，人民幣單邊升值的壓力及其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亦漸趨緩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幣國際定價的主導權將由管控進一步讓位于市場。
相較于匯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亦呼之欲出。近年來，金融脫媒之勢迅猛，債券市場蓬勃發展，銀行理財產品已成為銀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明顯下降，直接融資比重上升。這一配比的變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間的壓縮，市場化力量的擴容。而近年來民間借貸的“野蠻生長”，亦被視為金融壓抑下新一輪民間自發的貨幣價格闖關。
如同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利率雙軌在完成其孕育市場化力量的過渡性使命后，終將走向并軌。這一切已在決策者的藍圖設計之中。
在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看來，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條件已基本具備：2003年啟動的新一輪銀行改革的完成，強化了金融機構的財務硬約束及風險控制能力；經過多年的實踐與培育，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SHIBOR）已成為金融產品定價的重要基礎；存款保險等配套機制臨近出臺；宏觀經濟層面，通脹壓力漸弱。
由此，貸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過促進替代性負債產品發展及擴大利率浮動區間等方式推進。
“兩率”改革的推進，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意味著中國銀行業將迎來脫胎換骨的劇變，隨之而來的資源配置變革必將引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全局性轉變。
價格改革，貫穿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歷史，在周小川看來，中國的改革是系統性體制轉軌，改革對整體配套關系的要求比較高，因此在推進利率、匯率改革時，需要作通盤考慮。
――編者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體系。上世紀90年代的金融改革雖然實現了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的轉變，但仍未有效緩解銀行體系資產質量問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一度高達2萬億元。
2003年，新一輪銀行改革啟動。四大國有銀行先后完成財務重組、注資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銀行業體系的財務狀況明顯好轉，存量風險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沒有這場銀行改革，中國恐怕很難抵御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沖擊。
英國《銀行家》雜志評選周小川為2006年度“最佳亞洲央行行長”，兩個月前，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志《歐洲貨幣》又將“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長”的榮譽頒予他。歷任央行行長，也只有他獲得“人民幣先生”的雅號。
不過，中國的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對于已經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對“兩率”改革的推進有何思考？近期，《財經》記者就此專訪了周小川。
擴大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擴大，市場供求力量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場匯率波動超量時才去干預，其頻率會降低，也更加靈活
《財經》：您曾表示，人民幣匯率正在走向均衡，這是否意味著進一步調整匯率形成機制的時機已經成熟？
周小川：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狀況有明顯緩解，2011年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匯市場供求趨于較為平衡的狀況，人民幣匯率更加趨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場的走勢也表明人民幣匯率預期已經分化，當前的匯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場供求關系。
當匯率接近均衡時，資本流動會是雙向的，匯率波動也是雙向的，推進匯率改革遇到的困難就會減小，當前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條件也更加成熟。
《財經》：溫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您認為，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風險大不大？在具體的改革措施上，是擴大每日0.5％的浮動區間，還是更好地發揮外匯市場中間價、盤中價及收盤價的作用？在擴大幅度的過程中，央行市場干預的頻率和手段是否會發生改變？
周小川：匯改以來，外匯市場發育逐漸趨于成熟，交易量持續增長，交易品種不斷增加，交易主體控制風險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價的意愿日漸增強，人民幣匯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區間，以適應外匯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浮動區間太小，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易于觸及邊界，當匯率擴大浮動之后，企業和居民會更加重視其作為市場配置資源的價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積極管理匯率風險，夯實匯率形成的微觀基礎。此前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日浮動區間為0.5％，擴大浮動區間主要指擴大這一區間。
從歷史上看，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是逐步擴大的。1994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是0.3％，到2007年擴大至0.5％，截至目前，這一浮動區間已經過了五年時間的適應期，而且隨著匯改以來外匯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市場成員自主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在不斷提高，企業對浮動匯率的承受能力增強，在此情況下，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是需要的，以適應外匯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體現讓外匯市場供求關系起更主導的作用。當然央行也有各種手段在必要時對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以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區間，風險是可以得到有效管控的。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目前是由外匯市場做市商參考銀行間市場匯率和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情況在早市開盤時報價形成的，如市場匯率彈性增強了，人民幣匯率每日中間價、盤中價、收盤價的彈性自然也會隨之增強。隨著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擴大，市場供求力量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場匯率波動超量時才去干預，其頻率會降低，也更加靈活。
《財經》：匯率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資金價格。匯率改革涉及到我國經濟發展中國內、國外兩種資源的配置優化問題。匯率改革莫衷一是，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為什么爭論這么多？
周小川：匯率問題之所以爭議比較多，主要有兩個：第一，對就業的影響。如果匯率變得太快，企業適應不過來，就可能裁員、甚至關門，就業壓力就會增大。如果匯率變化慢一點，就能夠給企業一定的調整時間。
第二，匯率水平趨向均衡對資源配置是一個不斷優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經濟中的有些組別會受益，同時有些組別受損，因此對匯率改革的意見就會有差異。例如，沿海出口地區更關心出口產業的興衰、當地的就業和招商引資等；內地則可能另有關切。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匯率最好是接近均衡點，如果匯率偏離均衡，就會導致資源配置的錯位，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也會給貨幣政策帶來困難。但是這些損失和困難并不那么直觀，通常人們也不一定都理解。
特別是，如果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問題就更加復雜了。在一些人看來，美國要求的肯定不是好事。這種思維至今仍存在，會影響人們對于問題的思考和判斷。
《財經》：其實，在2003年－2004年討論匯率改革問題時，人們是有不同主張的，有的主張“漸進”，認為一次性調整的風險太大；有的主張“跳升”，您怎么評價？現在是不是還可以搞一次“跳升”？
周小川：2005年的匯改是“跳升與漸進相結合”，先跳升再漸進。只是對于跳升的認識不同，有人主張跳升5％，有的人主張3％，也有人認為絕對不能高于1％。最后決定跳升2％。
那次匯改并沒有形成想象中的重大沖擊，反而減輕了國際壓力，朝著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前進了一步。
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了漸進改革的戰略，而且已經走了這么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應該堅持走下去。不必要一會兒漸進，一會兒“跳升”。中國是一個大國，相信“漸進”數年，會達到目標。
《財經》：在您看來，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內出口企業會怎樣進行調整，對出口行業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周小川：匯率改革涉及到出口企業的改進時間。包括如何逐步調整產品、工藝和贏得一部分定價權，其實，中國企業的定價權已在逐步擴大。我們調查發現，中國企業的調整能力也是較強的。很多出口企業在改革過程中都活下來了。由于匯率改革，真正大幅裁員、關閉破產的出口企業并不特別多。這也是漸進改革的好處。從中長期看，匯率的調整會給出明確信號，使未來的投資更偏重內需（特別是服務業）部分，適當減少對出口產能的投資，從而在中期有助于推進面向內需的產業結構調整。
《財經》：現在人民幣國際化步伐不斷加快。一些人主張，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倒逼國內金融政策改革，您認為這種倒逼機制存在嗎？
周小川：“倒逼”之說往往來自事后的評論。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并沒有人預想要倒逼匯率改革，這種設計也不太現實。
也不排除“倒逼”就像“撞擊―反射”理論一樣，假如某些方面想改革，但是改不動，于是先改革其他方面，對慢的方面就會產生壓力，進而推動那個改不動的環節。這種可能性比較戲劇化、故事化，常規設計的時候不會這么做。
《財經》：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發展離岸市場等于我們在補貼香港？
周小川：香港人均收入那么高，內地補貼它，不會是我們的本意。但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發展離岸市場有利于香港的繁榮穩定。“補貼”這個事情很難說清楚。就像在低匯率水平下的出口，事實上補貼了“富人”（發達國家），只不過是間接的補貼，對于這一點，人們往往沒理解到。那些因政策漏洞、扭曲而存在的隱性補貼，應防止其持續存在；如果是過渡性的，應盡可能過渡得快一些。
有條件繼續推進 利率市場化改革
目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進一步推進，也正在設計論證之中。貸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過促進替代性負債產品發展及擴大利率浮動區間等方式推進
《財經》：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說了、做了不少年，現在究竟走到了哪一站？在您看來，新一輪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否應該盡快推進？
周小川：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過程。2003年前，銀行貸款定價權浮動范圍只限30％以內，2004年貸款上浮范圍擴大到基準利率的1.7倍。2004年10月，貸款上浮取消封頂；下浮的幅度為基準利率的0.9倍。與此同時，允許銀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設底。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利率也放開了。同時我們主張，企業債發行利率也放開。雖然銀行貸款利率下限沒放開，但是質量比較好的大企業的債券是放開發行的，其價格已經完全不受貸款基準利率的限制了。
目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進一步推進，也正在設計論證之中。貸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過促進替代性負債產品發展及擴大利率浮動區間等方式推進。
《財經》：您一直強調銀行類金融機構財務硬約束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國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財務硬約束狀況和進展怎么樣？為什么2004年改革還必須保留存款上限和貸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前，我們曾詳細研究過一次利率市場化改革，首先感覺是各家銀行改革進度不一。應該說，股改后的銀行基本實現了硬約束，它們會擔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銀行當時還沒有進行股改，缺乏財務硬約束，即競爭起來可不計成本、不計效益。另外，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財務約束完全不一樣，是沒有辦法放在一起公平競爭的。在全面實現金融機構財務硬約束之前，往往是質量越差的銀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問題的證券公司，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發柜臺債，最后賭一把，看能不能夠挺過自己的危機。
事實上，本世紀初曾經進行過改革試點，當時允許農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頂了，但是隨即轉嫁給貸款利率，抬高了企業整體財務成本。存款競爭反映了當時農信社資本和成本約束尚未建立。
目前，農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資本合規的；三分之一還需要一兩年才能達標；另外三分之一資本充足率尚沒有達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資本還是負值。如果沒有有效的資本約束，競爭往往是胡來的，加速利率市場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農村信用社怎么辦？給不給定價自？如發生不正當競爭則道德風險問題會比較突出，可能要給它們時間讓其達標。
再有，銀行改革是要消耗財力的，當時希望商業銀行經過幾年時間、在不太張聲勢的情況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當然，這并不都是銀行自身的錯，很多是舊體制和轉軌過程所遺留的，當時測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萬億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業務有關。
《財經》：利率市場化意味著商業銀行具有自主定價能力，目前商業銀行自主定價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說，只要放開利率管制，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商業銀行在利率市場化之后就必須做到自主定價，這不僅包括貸款的自主定價，還包括負債方業務（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價。對此，銀行并不一定歡迎，這一方面是因為過去長期的利率管制使商業銀行形成了較強的依賴性，客戶提出疑問也可以將責任推卸給中央銀行，說價格不是它自己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開，將對商業銀行形成較大的市場壓力，這里面既有貸款競爭也有存款競爭，需要自己去對客戶做好解釋。例如，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人民銀行將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權。但是，一些金融企業并不愿意對住房抵押貸款行使自主定價。
經過銀行改革，盡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約束也慢慢建立起來，但基層還有一些問題，比如農信社改革進度參差不齊。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又出現了新情況。
《財經》：哪些新情況呢？
周小川：危機以后，發達國家實行數量寬松性政策，國外的利率那么低，導致“熱錢”往利率相對較高的新興市場流，包括中國。
我們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懼怕“熱錢”，我們可以筑一個“蓄水池”，“熱錢”來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對沖掉，不讓它們去擴大貨幣供應量，減少對國民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以后“熱錢”要走就讓它走，賺點小錢也可以，畢竟賺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門和專家對“熱錢”流入非常憂慮，在大家對國內通貨膨脹不滿意的情況下，“熱錢”就成為指責的對象。所以，“熱錢”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內外利差明白地擺在那里，“熱錢”有逐利的動機，怎么辦？在這種壓力下，存款利率不要著急動。
因此，實際負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們有意選擇的結果。
《財經》：這就是說，國際金融危機也是影響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一個因素，除了這些，還有哪些因素需要考慮？
周小川：還是有一些因素要重點考慮的，例如，需要有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否則如果銀行的家數太少的話，即使銀行能夠自主定價，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就可以促使銀行之間通過市場方式相互競爭，重視和尊重客戶的選擇，從而不斷提高服務水平。
還要考慮宏觀經濟條件，如通脹狀況。在通脹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推進改革，商業銀行在自主定價過程中就有雙向壓力，表現在價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勢。反之，如果通脹比較高，人們會有價格上漲的預期，這樣即使實現了自主定價，也容易出現價格單邊走勢，從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導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
《財經》：我們注意到，您在近期《中國金融》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基本具備，下一步人民銀行將按照中央會議精神繼續積極推進。那么，得出這一判斷的基礎是什么？放開利率管制到底是否可行？
周小川：利率市場化寫進了“十二五”規劃，我們也做了金融“十二五”規劃的分報告。我們說，有條件把利率市場化改革向前推進；不過，真正推進的時候，還需要克服一些困難。
1996年以來，以放開同業拆借利率為起點，利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金融機構的市場定價權不斷擴大，市場機制在包括存貸款和債券等在內的金融產品定價中的作用明顯增強。近年來，商業銀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金融機構的財務硬約束進一步強化，利率定價和風險控制能力大幅度增強。同時，人民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操作等調控市場利率的能力逐步提高，可為金融產品定價提供參考的貨幣市場基準利率（SHIBOR）也得到培育。加之，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機構優勝劣汰退出機制也正在建立過程中，這將為金融機構在市場競爭中對產品和服務進行科學合理定價創造更為有利的環境。因此，可以說，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基本具備。
當然，改革條件不可能百分之百具備，歷來人們對改革的利弊認識就不一樣，另外對不同的銀行組別和客戶組別來說，改革帶來的利弊也不一樣，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見和態度。和以前比起來，如果現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惡性競爭的可能性會相對少一些，但是熱錢會相對多一些。關鍵在于如何衡量改革的利與弊，只有利沒有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
同時，改革有一個時機選擇問題。目前看來，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平息，外部環境還要再予以觀察，國內也面臨經濟趨緩和通脹壓力并存問題，所以需要有合適的時機，看能不能形成共識。
《財經》：如果要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您認為改革的現實路徑是什么？
周小川：一個可選擇的方案是，允許符合財務硬約束條件和符合宏觀審慎性政策框架要求的合格金融機構，擴大自主定價權；以建立健全對競爭秩序的自律管理作為過渡，讓上述機構開始實行利率自主定價。同時，繼續培育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健全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機制，引導金融機構提高利率定價能力。近年來，人民銀行在SHIBOR培育中就自律定價方面進行了積極而有益的探索，應繼續完善和加強。這樣，經過一定時間的過渡，會實現利率市場化。
數量型政策工具有自身邏輯
通脹涉及到貨幣供應量是否過度，如有過度就應予以對沖。對沖充分了，把過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將來通脹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真正對通貨膨脹形成壓力的，還是在于輿論上對于對沖措施的批評
《財經》：在利率改革和匯率改革遲滯的背后，是近十年來中國宏觀調控的市場化程度似嫌不足，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又偏向于數量型，而不是價格型工具。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周小川：首先，中國的政策思維傾向于數量型工具，實際上起源于過去的集中性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期，供給和需求都按數量予以計劃并分解下達，不注重價值規律，自然也就不重視價格工具。所以這一傾向有其歷史原因，而且是始終就有的。
其次，為了應對這次金融危機，一些西方國家，最初是美國，后來是歐元區也采取了數量寬松貨幣政策，使得全球有過剩的流動性和強勁的資本流動，相當一部分流向新興市場國家，一些國家受到的沖擊較大，意見也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自然的選擇就是采取數量緊縮政策來應對數量寬松。
再次，發達國家的規律是，如果通貨膨脹上去，長期利率隨之上升，導致投資意愿下降。而中國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儲蓄率過高， 2010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僅33.8％，消費過低。如果提高利率，對投資的影響有多大？各級政府有大量行政性建設投資，雖然高利率水平會提高長期投資的成本，但是在政績的驅動下，有時不管成本高低，都要進行投資建設。此外，提高利率對儲蓄率和消費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恐怕要在選擇政策工具時予以必要的考慮。
總之，中國和發達國家各自擔心的問題有些不一樣之處，所以中國處理問題的政策選擇還要有自己的分析。
《財經》：上一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要靠事后“攤銷”；加上資本流入和經常項目順差導致的外匯占款，以及為應對這次金融危機所采取的經濟刺激計劃，地方債頻發，這些都可能造成通脹壓力，因此需要對沖。當前的對沖措施能否中和掉通脹壓力？效果如何？難點在哪里？
周小川：改革成本攤銷問題是中長期的，不會集中在近期有所反應。外匯儲備的增量變化如不過大，也不會在近中期對通貨膨脹有明顯的影響。
總的看來，通脹涉及到貨幣供應量是否過度，如有過度就應予以對沖。如果對沖充分，就不會導致明顯的通脹。對沖充分了，把過量的部分都放“池子”里，將來通脹降下去了，可以再放出去。
真正對通貨膨脹形成壓力的，還是在于輿論上對于對沖措施的批評。如果批評聲音很大，可能會導致對沖不足，通脹就難以避免。存款準備金增多的時候，反對的聲音會增強，一些部門和地區都會有意見，所以，對沖也是得罪人的。
假如使用公開市場操作的一些工具來對沖，影響就不那么直觀，可是反對者一旦明白過來，還是會發出反對的聲音，影響決策。另外，使用公開市場工具對短期市場利率會有較明顯的影響。總之，不會有十全十美的做法。
《財經》： “池子”的內容是不是還可以更豐富一些？作用如何？
周小川：要讓貨幣供應量適度，很多辦法都是可以想的。但是每一階段都有自己的特點，從我們的角度看，對沖方式的變化也很多，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罷了。一旦挑明，倒容易挑起爭論。“池子”是一種形象化的提法，當時主要是為了針對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導致貨幣供應量大幅增長提出來的，為了吸納過多的流動性，應該說效果還是不錯的。同時，這種概念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實現方式，都是可以探討的。
改革需系統性配套
我國的改革是系統性體制轉軌，對整體配套關系的要求比較高。當前我們在推進利率、匯率改革時，需要作通盤考慮。當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條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進這些改革
《財經》：不管是利率還是匯率，都是資產或要素的價格，而價格改革又是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強調系統性。怎么理解改革的這種系統性？
周小川：我國的改革是系統性體制轉軌，改革對整體配套關系的要求比較高，中央、國務院也一直強調這一關系。價格改革對配套要求比較高，需要創造條件并推進形成配套行動來保證改革達到預期目標。回顧改革歷程可以發現，價格改革和企業自主經營、自主定價是結合在一起的。同時，價格改革和間接稅改革、理清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的關系等環節相互聯接。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價格總水平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盡快取消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加速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進程。”這里面強調了保持價格總水平相對穩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產要素市場化的問題。
從主要的配套關系看，1993年、1994年重點抓的是增值稅改革和匯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糾正價格扭曲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商品價格中包含流轉稅，而當時的產品稅體系存在稅率不平等和重復計征的問題，導致價格扭曲；二是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水平不平行，存在雙重匯率甚至多重匯率，出口退稅和進口征稅都比較困難，企業無法站在同一個價格起點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導致大量的摩擦，還有走私甚至是損害整體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財經》：那么，當前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關系？這些改革的條件現在都建立起來了嗎？
周小川：利率和匯率改革本質上都是價格改革，意味著給金融領域的企業以自主定價權問題。一方面，銀行要有自主定價權，有了定價權以后，客戶也要有自主選擇銀行的權利和空間，這就要看是否有競爭性的環境，從而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定價。另一方面，個別微觀主體定價可能存在偏離合理水平的問題，這很大程度上與消費者、金融機構之間可能存在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有關，競爭機制將會逐步糾偏。但如果你對定價偏差沒有思想準備，就很可能想走回頭路。另外，利率、匯率都是綜合性的價格，其他重要領域的價格是否也市場化了？這對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會有相互影響甚至沖擊，當然，搞得好也會相互促進。
可見，當前我們在推進利率、匯率改革時，需要作通盤考慮，要考慮稅收制度的問題，與國際市場的關系問題，也要考慮是否形成了、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微觀主體的響應如何，包括金融機構定價行為和能力如何，消費者自主判斷和選擇能力如何，等等。從過去的改革經驗看，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
當然，我并不認為要等各方面的條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進這些改革，而是說，改革可以是相互促進的，有些領域到位了，就能推動其他領域的改革跟上來，相互促進、推動。但一開始時，你會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協調，甚至是消極效果，這就要貴在堅持。就如前面舉過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給了商業銀行房貸利率更大的浮動區間，但一些商業銀行不愿自主定價，不愿面對客戶的詢問，顧客如抱怨價格或貸款條件，商業銀行柜臺可推脫說是中央銀行定的，從而對此不承擔責任，這樣既簡單、省事，又不得罪客戶。
此外，深究起來，這還涉及到商業銀行的定價模型、數據基礎等能力的逐步建設。
再有，作為價格改革的利率、匯率改革，還需要有一定的宏觀經濟條件相配套。
《財經》：利率匯率改革需要什么樣的宏觀條件？
周小川：在通貨膨脹率比較高的情況下，進行價格改革往往是比較難的，因為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有可能進一步推高通脹，容易導致人們的不滿，對決策者形成壓力。在通脹控制得比較好的情況下，價格改革就比較容易出臺。這就涉及到宏觀調控。
《財經》：對于改革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有一些爭論，爭論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您主張如何處理改革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周小川：一種說法是，在宏觀調控比較好，把通貨膨脹管住的情況下，才容易推進價格類的改革。通貨膨脹上來的時候，各項價格管制措施往往馬上就出來了，就不容易改革。我同意這種看法。
另外一種說法是“通貨膨脹無大害”，認為通貨膨脹沒關系，可以在高通貨膨脹、高增長速度下進行改革。我認為不太現實。
改革益處在于資源配置優化
在進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時，不要光著眼于一些表面問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好處來自于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優化，這是大家受益的基礎，而不一定是為了解決一些各不相同的具體問題
《財經》：回顧過去的市場化改革，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就涉及到改革如何能帶來好處的問題。目前人們寄希望于利率市場化改革能緩解“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您怎么看？
周小川：應該說，總體而言，我們推進改革追求的是資源配置的優化，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人把改革的動機看成解決某個問題的途徑，而不是從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看待，例如，您提到的“貸款難、貸款貴”而銀行利潤比較高等問題，一些人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劑藥方。
改革早期，人們往往把商品價格的扭曲歸結為流通領域中的“長途販運、投機倒把”，后來發現不是那么回事，流通領域固然有問題，但作為中間環節主要還是起傳遞作用，實際上流通環節只是把生產領域的問題傳遞到了零售市場。金融也是類似，金融更多的是發揮媒介作用，把多余的資金傳遞到需要資金的用戶，通常也把價格傳遞或轉嫁出去。
要看到，“貸款難、貸款貴”在特定階段與通脹水平較高、控制總需求壓力較大這一宏觀狀況有關，靠微觀定價機制不一定都能解決。如果缺乏必要的宏觀條件，利率放開了，可能會出現貸款更貴的情況。利率市場化的真正好處還在于資源配置的優化。有些人希望寬松的宏觀政策有利于緩解“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但可能是恰恰相反，抑制通脹的宏觀政策才會是真正有幫助的。
《財經》：這意味著市場化改革要著眼于資源配置優化，而不是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內出現的具體問題。為此，還是要理清思路、創造條件、下定決心，是這樣嗎？
周小川：的確如此。首先是在進行改革的利弊分析時，不要光著眼于一些表面問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好處來自于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優化，這是大家受益的基礎，而不一定是為了解決一些各不相同的具體問題。
關鍵詞：OEM商業模式;中小企業;貼牌產品
1我國中小企業OEM商業模式發展現狀
OEM是英文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的簡稱，即原始設備生產，在我國亦稱“貼牌生產”或“定牌生產”。具體指已經確立品牌優勢的企業掌握著關鍵的核心技術，負責設計和開發新產品，控制銷售渠道，但是自己生產能力有限，或者發現其它廠商生產這種產品的成本比自己生產的成本低，為了降低上新生產線的風險，甚至為了贏得市場時間，通過合同訂購的方式向其它同類產品廠商下訂單，由這些廠商代為制造，對所訂產品低價買斷，并直接貼上自己的品牌商標。承接這種加工任務的制造商就被稱為貼牌生產商或者接單企業即OEM企業，其生產的產品就是貼牌產品，也叫OEM產品。利用購買方的銷售渠道和品牌優勢與供給方的設備、原料、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等制造優勢合理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產品的整體競爭優勢，給雙方都帶來了更高收益。
我國是個地大人多的國家，勞動力成本低，在中國制造企業中，85%屬中小企業，而在這些中小企業中，又有85%屬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將成為國際OEM生產貿易合作的重要力量。外國企業委托中國加工零部件、配件、半成品件、成品件和成套設備，或直接利用企業自身成功產品貼牌行銷，無疑將增強外國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銷售市場，中國企業更容易進行優化并合理的解決諸如行銷成本、民族差異、思維意識、生活習慣等差異帶來的產品問題，這些都是企業發展的不可估量的優勢所在。同時，按照在銷售地區制造產品的最優化原理，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為中國客戶制造產品、成套設備，又是一種最佳選擇。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加上發達國家對高額利潤的追求，推動了工業內部國際分工，為中國開展國際OEM生產貿易提供了難得機遇。我國中小企業利用經濟學中的“木桶原理”，積極利用了OEM商業模式的優勢，為我國的中小企業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OEM在我國經歷了早期階段、積累階段、成熟階段。在這過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企業，其中格蘭仕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商格蘭仕就是中國家電企業利用OEM的典型代表。格蘭仕的前身是1978年9月開始籌辦的鄉鎮企業“順德桂洲羽絨廠”，生產羽絨制品。1992年，公司進入家電行業，更名為格蘭仕企業(集團)公司，開始進入相對不被人重視的微波爐行業。截止2006年3月，格蘭仕微波爐產品出口到歐、美、亞、非、大洋等五大洲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格蘭仕在帶著微波爐產業穩步升級的同時，開始在空調領域發展。2005年，“全球最大空調專業制造基地”落戶格蘭仕。格蘭仕除了在微波爐產業和空調領域帶給世人驚喜之外，在小家電領域也越來越有王者風范，2005年，格蘭仕小家電更以800%的增長率引起國人和世界注目。格蘭仕的成功秘訣就是站在國際大公司和知名品牌的肩上，以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加技術進步和薄利多銷策略，通過貼牌生產開始創業，也通過貼牌生產走向海外市場。在經過不到十年的發展之后成為全球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并創出了一條國際化經營之路。目前，格蘭仕公司生產的微波爐，其國內市場占有率高達75%，全球市場占有率也高達35%，格蘭仕產品銷往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創匯2億多美元。在10多年的企業實踐中，格蘭仕堅持低成本，逐步形成了以低成本為核心的競爭優勢。每天實行的三班制工作使得格蘭仕的一條生產線相當于歐美企業的6-7條生產線。由這個成功的案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OEM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帶來的有利方面。
1.1有利于我國中小企業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
隨著中國加入WTO，幾乎所有的國內企業都面臨國內國際市場的雙重激烈競爭。那些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的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差，要想在競爭中得以生存發展并走向國際市場，采取貼牌經營方式依附于國外著名企業，可以把市場風險降到最低，從中逐步積累資金、提高技術水平，為今后發展奠定基礎。通過OEM商業模式同一流的國際企業合作，OEM企業可以直接學習他們在標準控制、質量管理、產品設計、市場開發、職工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進而可以提高自己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自己的合作能力。避免自于“干中學”的經驗積累。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的中小企業以及處于國際化經營初期的企業更應以貼牌經營為主。
1.2有利于我國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和緩解就業壓力
“貼牌”使閑置的生產能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設備折舊得以實現，單位產品生產成本下降(包括本企業的產品)，職工的收入有了保障。這樣，有助于降低虧損，緩解國內就業不足的壓力。如目前我國不少輕紡行業技術成熟，國內市場飽和，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短期內難以創造國際競爭優勢。只有做OEM才能把閑置的資源充分利用起來，使我國中小企業走出“死亡線”。
1.3有利于我國企業降低風險
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低價的原材料，較強的制造能力，以及大規模生產等優勢來獲取利潤，形成“規模鏈條”效應的良性循環。進而有效減少技術研發，市場營銷和品牌開發等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及規避市場風險。
1.4有利于我國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應該承認的現實是，OEM企業的品牌和設計能力同跨國公司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合作的過程中，OEM企業得到了全方位的鍛煉，既夯實了制造環節的軟硬件，又了解了國際市場需求和國際經營慣例。通過生產國際乃至世界知名品牌，從而提高OEM企業的知名度，為OEM企業自建品牌、開拓國際市場做好了鋪墊。
2我國中小企業OEM商業模式存在的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全球制造中心，在各個領域OEM方式的合作無處不在，其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也是前所未有。然而，OEM可謂“七分餡餅三分陷阱”，隨著OEM模式在我國的日益發展，其中隱藏的問題也日益浮出水面：
2.1法律法規建設不完善
OEM與假冒偽劣產品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合同授權基礎之上的合法合作關系，因此授權合同的簽署十分重要。如果合作企業間的OEM合同制訂的不夠細致、完善、嚴格，就會造成法律風險。國外名牌的定牌協議文本往往有厚厚的一本，從設備到工藝，從標準到質量，從配件到整機，從價格到市場，從服務到維修，從交貨周期到配件供應年限，從付款到交貨，從檢測到驗收，都做了十分嚴格、完善的約定，防微杜漸。而國內的企業往往一蹴而就，不能及時的防微杜漸，這就容易導致紛爭增多，進而引發合同糾紛。此外，由于國內的法律實施條款不完善，尤其是在合同糾紛中的仲裁依據、國內OEM制造商的責任確定、訴訟方的利益和仲裁對象范圍等方面，在實際運作中還有著一定的操作難度。另外國家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來幫助企業進行商標查詢，企業對于哪些商標可以合法的進行加工生產沒有太多的了解途徑，不利于我國中小企業尋求貼牌產品，進而不利于OEM方式在我國進一步的發展。
2.2OEM加大了中國品牌國際化的難度
品牌就是質量，就是效益，就是競爭力，就是生命力。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品牌就是霸權，品牌的壽命比產品長，品牌資產又可以逐漸積累，通過品牌延伸又可以惠及多種產品，因而，創品牌具有長效性，而OEM卻欠缺這方面的優勢。OEM是用別人的品牌出口產品，工作做得再好都永遠沒有實現品牌國際化的可能，因為品牌是別人的，用戶資源永遠掌握其他品牌的手里，自己的規模再大用戶資源也沒增加，一味地為外資打工，會忽視了自有品牌建設，影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最大化。
2.3外商拿走我國貼牌生產的豐厚利潤
在整個世界經濟的價值鏈條上，研發、設計、采購、生產、庫存、營銷和運輸等環節，缺一不可，每個環節都有巨大的利潤可挖，但各個環節利潤比重各不相同，有些環節利潤比重差別很大。并且隨著OEM在我國發展越來越成熟，各個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小。比如說，美國的“芭比娃娃”玩具進入中國市場，售價329元人民幣，而替其加工的中國某廠家每加工一件僅得加工費4元人民幣。
2.4成本優勢逐漸減弱
隨著世界產業格局的不斷深化，我國產業格局的調整，以及保障公民權利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我國人力成本低的局面正發生著變化。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如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部分非洲國家)勢必會搶走本屬于我國的部分OEM定單，中國OEM中小企業面臨著既無自主品牌又無活可干的局面。
2.5業務來源受制于人
由于OEM制造商對市場預測能力不足，對自己的分銷能力估計不足，如果對方削減訂貨量，而自己出于對方計劃的慣性，市場巨變后一時難以調頭，會造成我國中小企業有大批配件和原材料積壓，大量資金被占用。一旦委托企業撤走訂單，由于企業過分依賴于某項代工計劃，一旦市場承受能力不足，企業將很難轉型生產，最終引發企業經濟上的危機，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
3優化OEM模式的建議
那么如何克服我國在開展OEM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風險呢?應該從政府的行政監督和企業的自我管理兩方面入手。
3.1政府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扶持政策
國家應制定一系列完善的咨詢、指導、預警和風險防范系統，給企業做完整并且可行的OEM規劃和引導，在宏觀環境上摒除OEM發展制度上的障礙。使我國的OEM加工走向規范，使執法部門在工作中有法可依，政府應為企業提供相關的查詢服務，并有的放矢地對企業開展教育培訓，加強他們對國際慣例以及相關OEM法律方面的學習，提高企業自我保護意識。
3.2OEM加工企業必須要制訂合同規范制度
加強與OEM委托方的溝通和協調，避免合同糾紛的發生，雙方在合同中對業務雙方的權利和法律責任等方面要有十分完善的硬性規定。當合作雙方對于OEM的認識和執行以及相關的法律問題存在很大的差異時，要積極溝通協調，及時進行調整。同時加大協同商務地開展，在業務流程層面上解決好合作問題。當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嚴格恪守誠實守信的原則，但是如果由于對方處理不當，雙方發生糾紛，我們也要敢于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
3.3從多方面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OEM企業要深入發掘OEM給予的深層次好處，逐漸在某些領域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鼓勵OEM企業走OEM動態組合的方式，即選擇若干環節培育并增強其競爭能力，重建自己的優勢地位，從而達到發展內部和新優勢及利用外部產業鏈上其他企業的資源優勢的強勢結合，共同分享產品市場，并為企業長期發展戰略提供資金、技術上的保證，真正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還要加強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的管理，堅持走多元化(diversifiction，亦稱多角化、多樣化)發展的道路，提高核心能力。
3.4企業要充分了解貼牌產品在市場中的變化
品牌是有其獨特的特性，如地域性、民族性等，一個品牌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所以OEM企業要根據品牌質量內涵及品牌提供商的信譽來選擇實用性強的OEM商品進行貼牌生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需求偏好也是在不斷發生著變化，所以企業要充分了解市場動態，使OEM產品更好的得到市場需求。
“貼牌”是作為權宜之計還是作為長久之策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在條件并不明顯有利于自己做市場的情況下不妨把“貼牌”作為一種長期經營策略來對待，至少可以把它與自己做市場、做自己的品牌放在同等地位來并列實行。不要輕易放棄或拒絕“貼牌”，因為從經濟學上講，一個企業應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論如何，品牌應該是能為企業帶來效益的，“求名不求利”不是一個企業理性的選擇，與其和別人拼得個頭破血流，不如自己踏踏實實掙錢。如果一個企業在產品生產組織上己經相當專業，一個企業的技術開發模式已經習慣于產品的生產，一個企業的職工隊伍結構己經形成了產品的生產優勢，不妨發揮生產特長，將“貼牌”作為一種長期經營戰略來從事。
適度把握好OEM加工的規模，把貼牌加工與創造自有品牌結合起來。單純做品牌或者OEM風險都較高，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分散風險。中國企業在選擇代工模式時可以堅持做品牌和做OEM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根據企業自身特點、所處行業以及競爭對手等方面的因素，合理確定貼牌加工與自有品牌的比重。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嘗試逆轉OEM方向。所謂“逆轉OEM方向”是指企業不再為其他廠家生產OEM產品，而實現角色變換，將產品外包，委托其他廠家為自己進行定牌生產，占據高端利潤，即技術專利帶來的利潤。逆轉OEM方向的前提是必須掌握關鍵技術。如今我國中小企業OEM實施中雖然存在著諸多的問題與不足，但是只要企業真正認識OEM，真正用好OEM，借助于OEM這個資源整合的方式，抓住OEM這個商機，就能大力發展我國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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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財經》將部分學者的發言稿作為特稿刊發，與廣大讀者共享這次盛會的成果。
關于中國城鎮化的一些問題 厲以寧
關于城鎮化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城鎮化率太低了，因為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是20％的城鎮化，意味著8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經過了60年，2009年達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個百分點，這是很慢的。何況46％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還是農民的農民工，他們沒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辦，經濟學家都在呼吁，城鎮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
中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國那樣，把農業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據將來的情況定。如果將來的人口是16億，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意味著12億住城里，4億住在農村，大體是這樣的情況。
城鎮化率對中國將來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是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推動力；二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有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地方要擴大城市規模，我們靠土地財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靠賣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得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地方欠債就越來越多，誰來還呢?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將來會出問題。
城鎮化過程當中，需要的公共資金、建設資金數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這樣的巨額資金如何籌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籌集，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實施，某些醫療衛生設施、自然和消防的設施、環境治理的設施、行政關系的設施，政府財政無疑要承擔這些建設的費用。居民住宅中的廉價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政府也有責任要承擔。還有一些資金，主要要依靠市場，比如說商業性的設施、高檔住宅的建設、某些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民辦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教育設施的建設，還有某些民辦醫院的建設，可以通過市場籌集。現在問題在于，公用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來自何處，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城市的供水、供氣、供熱、供電、公共交通等，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業資金，既不能完全靠財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之所以不能夠完全靠財政，是因為財政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場，是因為公用事業一般投資周期長、回收期長，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公用事業方面。所以，必須走出一條新路，想出一種新辦法。
我們可以考慮用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資金籌措和運用問題。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怎樣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力量組合起來，然后再動員廣大的民間資金，把這些資金用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事業建設。這在國外是有經驗的，如澳大利亞城市建設主要是依靠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資金的規模加在一起有好幾百億美元，年平均回報率在10％～14％之間，這個經驗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假定我們在中國要組建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的話，建議由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作為發起人，投入適當的財政資金，也就是種子基金。先投一部分進去，然后吸引機構投資者參加。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社保基金和其他的機構投資者，這樣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發行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以基金債券的形式向社會、民間募集資金。用這樣一種方式。就能夠吸引民間資金從事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管理是主要問題，把資金運用得好，一開始雖然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把回報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沒問題的。8％的回報率，這個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間資金進來。那么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當中，如果資金問胚解決了，實際上是三駕馬車一起拉，財政負擔一部分，主要是義務教育、醫院等；民營企業解決商業設施、民辦的教育等；公用事業將主要靠投資基金解決，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走出一條新路。
責任編校：一諾
對整體改革理論的幾點解釋 周小川
我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團隊所進行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做幾點解釋。
首先第一個方面，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的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的優點或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體系。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樣做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并在改革進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也就是改革應該怎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證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有了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最后可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是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干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在研究和論證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癥”，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是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
(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人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論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這樣的過
程。
(2)漸進主義。中國雖然堅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今天我們才獲得了這么多的進展。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一直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
(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改革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堅持并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現在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證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七十年代末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數據，首先要求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不穩定，樣本回歸會出現很大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從時間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從橫向比較中獲得。在改革經濟學當中要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的內容確實非常豐富。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體設計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都有上下的結合。另外，競爭也推動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整體改革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責任編校：一諾
中國經濟的世紀增長與金融模式的選擇 吳曉求
中國是全球性經濟增長的大國，中國全球性的經濟增長若要維持一個世紀，我們需要什么?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20年沒問題，也就是說從2001年我們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維持9％的增長速度應該說不成問題，因為靠資源、人口、制度的優勢，靠制度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足可以維持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像韓國那樣維持20年的增長，更不能像日本那樣，雖然日本也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從地域遼闊和人口來說，不能和中國相比較。我們維持20年的增長，達到人均GDP 1萬美元，我想不是我們最后的目標。我們非常遠大的目標，我想要像美國那樣，在二十世紀100年中，除了6年有經濟的衰退，94年都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說維持了100年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顯而易見是要設計一套制度，讓它能維持一個世紀-的增長，這樣才能成就中國人的夢想，20年的夢想只解決了小康，想引領這個世界還不可能。
美國一個世紀的增長，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的原因，其中兩條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習。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在產業中廣泛的應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包括19世紀末期鋼鐵工業的興起，冶煉技術的興起，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普及，使美國走進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計算機的發明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給美國經濟強大的動力和生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廣納人才，造就美國科學技術發展。
第二個是大家所忽視的，美國金融體系對美國經濟跨世紀的增長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金融體系最大的特點和以往相比較，不僅可以通過它的開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礎，就美元的國際化，美元的國際化加上開放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全球的資源，通過這種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把風險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體系除了有強大的資源配置功能以外，還有非常結構化的、強大的風險分散的功能、風險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話，我想這兩條是成就美國
百年夢想的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要維持一百年的增長，應該學習美國，我始終認為應該學習美國，雖然這場金融危機來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國金融的價值，千萬不要否定，千萬不要回到一個古典的時代，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慢慢一去不復返。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第二個必須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壓力釋放的問題，也就是風險釋放，制度的設計，只解決動力，不解決壓力的釋放，那會有問題的。
動力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就是科技創新，及其在產業當中廣泛應用，從而推動產業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動力。這一點毫無疑問，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要有財富的迅速增長，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迅速增長，沒有金融財富金融資本迅速增長，這個國家難以維持持續性的增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只有實體經濟的增長不見得有大規模金融的出現，必須設計與此相匹配，創造大量金融資源的金融體系，這就是現代金融體系。要提供這兩種戰略資源，科技創新和金融資產大規模的增長機制，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的機制，不是一種資產泡沫化，要把兩者之間要分開。我們在1990年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的存款只有區區3.8萬億人民幣，到了今天金融資產經過20年的發展，金融資產已經超過了100萬億，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國經濟這20年高速增長與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提供源源不斷雄厚的資本有關系，首先解決動力來源。
其次要解決壓力的釋放，通過金融體系的設計，讓不斷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我創造的名詞，金融功能從早期簡單配置增量資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資源，同時也要使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金融體系的升級和換代，也是進步。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上的作用，所以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對中國經濟的跨世紀的增長是一個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我相信如果我們正確處理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中國經濟也能像美國那樣完成一百年的增長。
責任編校：齊民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張維迎
進步需要創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代表著進步。在科學研究當中，有一個詞叫科學使得回歸主義。回歸主義意思是什么呢?科學總是在進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來的比早
來的好。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并不都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當中這個也不成立。我們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說，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來日心說，大家都認為它錯了。地心說統治世界1600年的歷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說。這個道理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大體類似這樣的狀況。
討論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別是最近提出增長模式的轉軌，我想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角度給大家比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亞當?斯密的理論比較簡單，經濟學家應該關心什么?關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和發展從何而來，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又依賴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專業化，才有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分工深度由什么決定呢?由市場的交易、包括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這樣就形成正的循環。從這個模型理解中國這30年的變革以及現在面臨的問題，其實很有意義。這30年間，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場，包括市場的規模。當我們走向國際，利用全球市場之后，全球分工上的優勢導致了發展和進步。未來我們的發展潛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場及其規模上。中國過去利用國際市場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國內市場的開發可能還不充分，未來如何開發國內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凱恩斯的理論也很簡單，即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樣增長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三駕馬車”，這駕馬車跑不動讓那駕馬車跑。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這就是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從這兩個角度理解未來轉型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用亞當?斯密理論理解的話，中國需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但是用凱恩斯理論理解的話，就變成增加內需。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概念。下面我從政策含義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從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講，它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但是從凱恩斯理論角度來講則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進一步，亞當?斯密主張企業家創造新的產品，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凱恩斯則主張開發國內市場，增加需求成為政府的功能，特別是政府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刺激政策增加總需求。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需求是，大家都買電腦，政府補貼，原來一個人一臺電腦，現在讓你買兩臺，或者讓電腦提前退休；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講，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開發國內市場。進一步延伸，開發國內市場必須要靠創新。從凱恩斯角度來講，開發國內市場并不需要創新，更多需要的是貨幣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的刺激抑制創新，但是一個企業家發現產品靠貨幣的擴展可以很容易賣的時候，沒有企業家會真正愿意認真搞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長期非常冒風險的行動。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看，要開發市場，要靠企業家，而企業家靠什么呢?靠激勵機制，產權就必須要有安全的保證，創新應該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們再看投資。在亞當?斯密看來，投資是為了增加未來生產率，我今天放棄100元的消費，投資后能不能帶來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資本身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資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無論有沒有效率，只要投資，就可以增加總需求，GDP就會增加。按照凱恩斯理論增加的總需求可能是浪費性的，不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費。
我們進一步看貿易。用亞當?斯密的觀點來看，充分利用市場，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工，進一步創新，市場靠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沒有制度性的限制，盡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但是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只有凈出口在增加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貿易保護有利于GDP增長，因為只有少進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完全是錯誤的。
比如轉型、發展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去年中國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其對經濟持續增長有損害。
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如果說國有企業占經濟的比重那么大，現在仍然占35％以上，國內市場是沒辦法開發的，為什么?GDP不能真正變成老百姓的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十幾年發生的現象，特別是過去幾年發生的現象，居民的收入份額不斷萎縮，“彈劾”了經濟的轉型。此外，經濟學家都知道，凱恩斯主義關心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如果一個短期的政策沒有給這個國家長期發展帶來好處的時候，為什么仍然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政治家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在關心怎么樣提高總需求，我們采取各種政策，如增加貨幣、貸款，降低利率，提高補貼等以促進需求。政府目前最擔心的是物價問題，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物價。2009年為了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國有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體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代價。是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要盲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
責任編校：沐梓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軌問題的幾點思考 錢穎一
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結合數據方面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幾乎每天要談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增長特性。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不具可比性，與高收入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具有可比性，因為這三個國家起點都比較低，而且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經過30年，中國不僅超過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過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在一個起點都較低的可比情況下，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確非常令人矚目，遙遙領先。這是第一個比較的概念。
第二個比較的概念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比。一是日本，從1950年開始起飛，屬第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取得了工業化；第二個是中國臺灣，從1958年開始起飛；第三個是韓國，從1962年開始起飛；中國是從1978年開始起飛；印度從1991年開始起飛。從各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歷高速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態勢一脈相承。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在一個亞洲整體較快增長環境中發生的。仔細研究會發現，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相對于日本而言有一個十幾年的滯后，中國經濟相對于中國臺灣和韓國而言又有一個滯后。如果把時間因素和滯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飛年作為100，將其對齊，發現各國人均收入變化趨勢實
際上相當吻合，說明在增長性質上講，有共同的規律需要我們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話，是不是增長就到了極限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要與別的國家和地區做比較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日本較早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這里做了一點思考，認為有一點人為的因素，即人為把1950年作為日本起飛年，因為日本是在戰后1950年開始經濟起飛的。但是和中國臺灣、韓國、中國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戰之前，日本工業化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我們應該把1950年日本當時發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實相當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十年之后的水平。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可能更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中國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80年代末或者是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
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長態勢就更為吻合。最終經濟學家要用數據說話，第一要靠數據，第二是對數據的解釋。解釋數據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種看法是從某一個固定年開始看，第二種看法是從改革那一年開始看，第三種是從相同的類似發展階段來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點看。三種不同的看法會帶來不同的解讀。如果我們仔細看數據、仔細分析的話，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我們會覺得過去30年的增長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也許和其他國家或地區有相同的規律；最后，中國今后的增長潛力仍然相當大。
轉型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題目，既有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等，比較窄一點的題目是轉軌。轉軌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多和少、簡單的份額關系，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即市場經濟應該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另一類問題是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度量。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數據。國外的經濟學家講到政府和市場首先拿出的數字是政府財政占GDP的比重，這是宏觀的指標，而且統計年鑒就有，也比較簡單。中國這一比重最低點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斷上升，在過去的十年間增長了5倍。怎么樣理解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較復雜的。因為發達國家中這一比重超過30％，但是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社會保障、養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個特別是研究創新、創業較常用的指標，即注冊企業所需的天數，一個國家要有活力，必須要有新企業，政府在和企業的關系上第一個關系就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行性。這里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冊一家企業，而新加坡、紐約，即使是韓國首爾，其所需時間都少很多。
另外一個是網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關心，牽扯到大學生就業的偏好，這是人民網今年大致估計的數據。大學生最想去的工作單位是什么，政府機關遙遙領先，占63％，國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過10％。選擇職業表達出來的意愿，同一個優先考慮因素中仍然是經濟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穩定、空間發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為一個數據的反映，讓我們在更深層面重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最后是關于法制建設的指標，這方面我找到一個指標，即關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面的三個就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幾年確實呈現上升和改善的趨勢，印度的情況因為歷史不同和我們也很不一樣。中國在過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過去十年中國特別提倡建立法制社會，把市場經濟建立在法制基礎上，但是整體來講有升有降，十年間的變化并不大，盡管我們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倍。
責任編校：沐梓關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樹清
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議論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確實是不合理，大家都覺得基尼系數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分配領域，同時也在再分配領域，也應該說存在著欠缺。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問題上，造成了政策調節不到位，收入分配會有一些問題，以下我想講六點：
第一，我認為初次分配最嚴重的問題主要還是表現在要素上。大家講到有一些產品的問題，也有稅收的問題，但是要素市場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勞動市場，其次是土地和不動產的市場。第三個是資本和金融市場。扭曲表現很大，但是核心的問題，無非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我們前面講了，錢穎一教授所講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場沒有法制的話，就沒有規則。這個問題就質疑到張維迎所講的，回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問題，要建立這個市場，管理這個市場。我想說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扭曲是相當嚴重的，在土地市場上也是比較嚴重的，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表現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我們經常把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工資低歸結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越多，所以工資越低，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以支持的，也沒有多少事實可以支持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現代工人更少，在工業和交通業就業的機會更少，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現在的問題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問題。
土地市場，最大問題可能是灰色區太多。資本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的市場、信貸市場，欺詐、內外勾結，投機，這些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同工同酬。現在同一個崗位可能有三四個用工制度，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也有三四種工資制度做同樣工作的，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個問題寫到法律上來，首先把這個問題解決，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銀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員，拿一樣的工資和一樣的考核辦法。過去不是這樣的，有銀行的長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還有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顯然不合適，不是說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須把農民工平等待遇問題解決。農民工根據我們的了解(也不一定準確)，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險、公積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樣工作的人，與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這個是不是也應該落實。第三，更積極推動集體談判，無論是雇員還是雇主，都應該形成組織，使這種談判協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沒有談判的余地，為什么我說市場不正常，在自由市場買菜的時候，蘿卜和白菜有一個要價還價機制，在勞動力市場看不到，特別是在加工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看不到，因為沒有組織。經常采取的方式是說，農民工表示不滿的話，就是辭職，再一個爬到電線桿子上，或者跑到高層建筑上、電視塔上，威脅要跳樓，以這種方式談工資和待遇。要鼓勵實施和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很有爭議的事情，特別是對小企業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總體上來看，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在歷史上看來，最低工資制度應該說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訓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問題，解決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第六，有針對性解
決好行業部門之間工資收入過大差距的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市場。流轉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是差異極大，兩種極端都有，有的給得補償很高，很多，也有的給得補償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區有的農民補償給到幾百萬，村干部給到上千萬，也有不給補償或者補償很少，強拆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級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沒有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非常巨大的國家，地區差別非常大的國家。首先一條是否能夠明確城鄉統一規劃，嚴格土地用途管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到現在為止土地管制問題，名義說不允許建別墅，這個禁令沒有取消，各個城市始終在建別墅，始終沒有停下來，名義上說很多土地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很多商品房開發了，在灰色地帶都建起來了。規劃一定要變成法律，保證農民用地。另一方面規劃也應該開口子，在山區和其他的地方應該允許建別墅，建第二居所，這方面又沒有允許，城里的人又不能到農村，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該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有長久的使用權，并且允許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我們市場規定30年甚至更多，長久使用權允許交易，同時要整理農村集體用地，在集體建設用地搞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可以是服務業，也可以是工業，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許和鼓勵城市居民依法合規進入農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話，應該允許去，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做法。農業用途是嚴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權完全可以放開交易。假定說未來20年城市化達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還是住在農村，農村應該是什么呢?絕大部分^不是農民，可能是大學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農民，不是說住在農村就是農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新農村，否則靠現在的農民，現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農村建起來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場，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另外一點區分情況，解決進城農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蓋城鄉社保體系，這是“十二五”規劃已經很明確的。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大家覺得把城鄉居民納入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我覺得其實完全不困難，你說的是保基本，低水平的。農民的養老保險60歲以上每個月領55塊錢，一年是660塊錢，1億人才是660億，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們實施刺激計劃經濟相比，我們還要繼續實施下去，要調結構，貸款10萬億，財政有1萬多億，財政性基金也有1萬億，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的改革，用10億就解決了。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體系，實現社保全國統籌，無限制轉移接續，勞動力真正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真正打通。劃撥國有資產，轉移到社保基金里，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就是壓縮各種政府機關、公共服務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各種項目，包括大學，研究項目名目很多，我們聘請教授的時候，開工資和獎金的時候，數額很有限的，很多學校是這樣的情況，差距拉大，允許更多的資金用于工資和獎金。過去政府機關也是這樣，大量經費支出用于會議、交通，和國外央行對比，我們和人家完全相反，倒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