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17 15:42: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產業規劃的方法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產城融合；系統論；“系統、要素、結構、功能”；城鎮化；產業化
中圖分類號：F127.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4）02024903
1引言
“產城分離”規劃傾向下，產業和城市功能分離，割裂了要素之間的聯系，在小范圍低程度上實現了要素資源的配置，但在更大范圍上造成產業和城鎮要素聯系上成本的增加，實際上使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變得更加困難。
在倡導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產城融合成為產業和城鎮發展的主導性規劃思想。究其根本，市場的開放性特征使不關注要素有機聯系和資源高效配置的產業失去競爭力，而失去產業支撐的城市只能日趨衰落，典型案例如美國曾經的“汽車城”底特律。
產城融合概念的提出，說明產業和城鎮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結構）開始得到重視。將產城融合概念置于系統分析框架內，一方面有利于對產城融合概念的理解、內涵的把握和理論的運用，另一方面，通過一個更大的分析框架和更成熟的理論體系，將產城融合理論作進一步發展。
2“產城融合”與“系統論”
系統方法論與產城融合概念是理論范式和應用概念的關系。系統方法論已經相當成熟且成體系，而產城融合的概念還處于理念發展和應用探索階段，尚未上升到理論的總結層次。
2.1“產城融合”概念
“產城融合”是指產業[1]與城市融合發展，以城市為基礎，承載產業空間和發展產業經濟，以產業為保障，驅動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務配套，以達到產業、城市、人口之間有活力、持續向上發展的模式。[2]
產城融合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功能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轉向回歸。筆者認為，產城融合的基本動力有兩個：第一，產城融合是在市場導向下尋求資源要素最優配置、實現最大經濟效益的驅動；第二，產城融合是在人本主義導向下對人、環境和社會關系的重新認識和合理組合，以實現最大社會效益的驅動。進一步講，“產城融合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反映到空間上的一種表征，是資本積累到一定階段尋求新的空間生產的必然產物，也是資本進入第三重循環提升創新能力、提高人的素質的必然要求。[3]”
產城融合包含功能融合和結構匹配兩大項內容，核心是通過促進居住和就業的融合，實現居住人群和就業人群結構的匹配……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相互匹配，從而達到真正的產城融合發展。
2.2系統方法論
“一般系統論”由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L. Bertalanffy提出，在一般系統論中，“系統”被定義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4]”。系統論的核心概念有四個：“系統、要素、結構、功能”，其關注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個層面的關系。
系統論視角下，所有的系統都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衡性、時序性等基本特征”。
3“產城融合”的系統方法解釋
3.1要素層面
產城融合是一個變化的系統，其構成要素包括人、城鎮、產業、環境等實體要素，也包括政策、觀念、社會環境等非實體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內容和功能上會有部分重合，例如環境要素既包括資源稟賦等實體性要素類型，也包含人文社會環境等非實體性要素類型（圖1）。
當前產城融合及其案例研究中，對人口、城鎮、產業、資源等實體性要素強調很多，對政策、觀念、制度等非實體性要素強調過少。這一現象反映了當前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重硬件輕軟件的傾向，最終造成城鎮化的高速度低質量。
3.2結構層面
結構是系統內部組成要素之間的相對穩定的聯系方式、組織秩序及其時空關系的內在表現形式的綜合[5]。產城融合結構是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作用于城鎮化和產業化相互影響及融合過程時要素之間形成的關系（圖2）。
2014年2月綠色科技第2期
3.3功能層面
功能是指系統與外部環境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的性質、能力和功效[6]。對于產城融合系統來說，主要是指系統的效用和目標（圖3）。
產城融合系統的功能效用是通過系統內要素互動最終實現人口要素的融合、制度要素的融合、空間要素的融合、產業要素的融合以及思想要素的融合，功能效用層各項的融合就是最終的產城融合。
3.4系統層面
產城融合系統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要素子系統、融合子系統和功能效應子系統。產城融合系統的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通過互動構成一個子系統，這一子系統的效率高低直接影響到融合子系統的運行；在融合子系統中，要素與要素、要素與融合子系統、融合子系統和環境之間都會產生互動關系，并推動城鎮化、產業化以及產城融合水平的提升；融合子系統運作的結果就是功能效用子系統的結果――人口、制度、空間、產業和思想的融合――產城融合（圖4）。
4.1“產城融合”的內涵再界定
一般意義上，產城融合是產業、城市、人口良性發展的一種模式，相比較而言，系統視角下的產城融合更具體，內涵更豐富：產城融合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這一系統是實體要素在非實體要素作用下，逐漸實現要素與要素之間、要素與結構之間、結構與系統之間各層次良性互動關系的過程。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的目標是：系統內耗最小，產出最大，且呈現出吸聚效應并逐漸擴大的態勢。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的具體性和豐富性體現在4個方面：第一，變化性特征，即產城融合是一個發展過程；第二，層次性特征，即系統要素存在多層次上的互動關系；第三，系統優化特征，即目標指向內耗最小，產出最大；第四，空間擴展特征，即系統產生內聚外擴的發展趨勢。
4.2“產城融合”的外延拓展
系統視角下的“產城融合”具有變化性、層次性、系統優化和空間擴展4個特征。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產城融合永遠處于向最理想狀態前進的發展過程中，沒有終點。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實現過程中，各要素之間會產生4個層次的互動關系：一是要素和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政策作用于投資，觀念作用于具體產業；二是要素和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信息化作用于第一、二、三產業子系統；三是子系統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如第一產業的發展將為第二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會推動第一產業的發展；四是系統和環境的相互作用，產城融合子系統會對具體區域的整體環境造成影響，如城鎮化和產業化會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狀態，產城融合的發展會從結構上改變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是系統從一個不均衡狀態到一個均衡狀態，再從均衡狀態到不均衡狀態，再到均衡狀態……這樣一個循環過程，這種循環過程即是哲學意義上的“發展”，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質變后再經歷量變，并再次實現質變的上升發展過程，即系統的優化過程。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是區域融合度不斷提升，且系統范圍在空間上不斷擴展的過程。系統分析視角下，產城融合更注重系統各層次的互動：產城融合是系統內要素和系統外要素、系統內子系統與系統外子系統、系統與系統之間不斷進行信息交流、要素交換、因子互動的過程，即產城融合的空間拓展（或者說開放性）特征。
5結語
產城融合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產城融合理論大多集中在城鎮化和產業規劃層面的具體案例研究，對基本理論和理念的探討不多。
用系統分析方法，可以對產城融合形成更清晰的認識，可以在“要素、結構、功能、系統”4個層面進行產城融合的具體分析。同時，系統方法分析視角下，筆者將產城融合看做一個無終點的“發展”過程，并試圖將產城融合引到哲學探討的層面。
認識事物一般有3個層次：第一是哲學層面，第二是一般理論層面，第三是具體理論層面。通過“事物變化發展”等哲學理論、系統論等一般理論、城鎮化和產業規劃等具體學科理論三個層次對產城融合進行體系化認知和研究，對指導當前新型城鎮化發展，認識和解決產城融合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 [美]L?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M].秋同，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
[2] 魏宏森，曾國屏.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
[3] 汪應洛.系統工程[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4] 李喜先.科學系統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農民的社會身份由人民公社社員變成了的獨立的個體農戶，從而開啟了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探索和大規模的邏輯漸進性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改革實踐。針對這一時代背景，基于當時的中國農民身份向社會化小農過渡的現實，中國農業推廣學者選擇了德國學者H?阿爾布列希的所謂“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簡稱為“阿氏模型”），啟動了推動落后的中國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近40年，無論中國社會發生了什么變化，阿氏模型在中國農業推廣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卻一直未變。然而，這期間中國農業的發展對農業推廣體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有學者就開始提出要創新農業推廣體系[1-2]。在認識到農業推廣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3-6]和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構建“一主多元”的農業推廣體系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7-12]。王濟民等人總結了多元推廣體系的四大類型和14種模式[13]，然而我國的多元推廣體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處于“懸浮”狀態[15]。農業推廣學界對此也一直糾結在“一元、多元”，“ 主體、主導”，如何“協作、合作、協同”上。推進農業現代化，離不開創新“現代農業推廣體系”[16]。為此，筆者追溯農業推廣體系的理論源頭――阿氏模型，發現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而是一個“推廣服務系統單邊簡單組織化，而目標團體系統農戶松散化的農業推廣框架”。由于“推廣服務組織未能實現多元協作的結構化，從而不能實現協作推廣，更不能合作推廣，也就談不上實現協同推廣”。無疑，創新和構建“一主多元”的現代農業推廣體系對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對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爾布列希建構的框架被許無懼[17]率先引入中國，后經張仲威、湯錦如、高啟杰等凝練為圖1所示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18-20]。該模型一直被農業推廣學界視為農業推廣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國農業推廣學的假設前提、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過程抽象為推廣服務系統和目標團體系統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關系。其邏輯假設是推廣服務系統是先進的、主動的、教導的，而目標團體系統是落后的、被動的、接受的。
國內眾多學者依據阿氏模型，并在傳承和發揚荷蘭A?W?范登班 、德國H?阿爾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學、行為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認為：農業推廣就是一種把新的知識、信息、技術等創新成果，通過教育、溝通和干預等方法，傳授、傳遞給農民，使其增進知識，提高技能，轉變觀念與態度，從而自愿改變行為，最終實現增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動；而農業推廣學則是研究推廣溝通過程中農民的心理、行為特征及其行為自愿變革規律以及誘導農民行為自愿改變，提高推廣效率的一門應用科學。側重于農民教育及其行為轉變。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等推廣組織被視為推廣服務系統，且是先進的、主動的、教導的；傳統小農、社會化小農等被視為目標團體系統，且是落后的、被動的、接受的；農業推廣過程也僅僅是這兩類系統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關系。基于阿氏模型的農業推廣學是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時期，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客觀產物，適合于傳統農業轉型期以小農戶為對象的農業推廣活動。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對這個特定時期中國農業推廣學的形成與發展，對指導中國農業推廣實踐活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現代農業條件下，一家一戶的傳統小農正由社會化小農逐漸轉變為職業農民。伴隨著土地的合理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農業正由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小生產不斷走向規模化、組織化、社會化的大生產，越來越多的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逐漸形成。農業推廣的目標團體系統已經由分散的個體轉變為組織化的農民――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而阿氏模型的推廣服務系統是組織化的，目標團體系統卻是沒有組織化的松散的農戶。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農業推廣的目標團體系統已經發生了變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農業推廣框架。因此，必須從方法論的高度來全面分析農業推廣系統的主體、客體和推廣方式，構建與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內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組織化農業推廣框架模型。
（一）現代農業推廣的主體分析
1.正在形成協作關系的多元推廣主體。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視為對農民的教育，將農民視為推廣的對象，忽視了現代農業推廣最終目的是農業創新的大規模應用和產業化，不可避免地輕視了農民的農業推廣主體地位。?Υ耍?高啟杰已經初步認識到只有從事推廣工作的農民才是推廣主體，而其他接受推廣的農民則是受體[20]。其實，受體也是農業推廣的主體之一。而簡小鷹和于水等則明確提出農民是農業推廣的主體[25-26]。從《農業技術推廣法》中關于“農業技術推廣”的定義來看，推廣的內涵已經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發和應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應用的主體也是推廣的主體。
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職業農民，即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組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已經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農業推廣末端的推廣對象，只能被動的等待接受農業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傳播和教育，而是以農業推廣主體的身份主動參與，以滿足農產品市場需求、追求商業利潤為目的，向上下游各類農業推廣主體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組織的公益性推廣服務，亦或購買通過市場配置的推廣服務。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廣服務也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契約形式來實現。政府、大學科研院所屬的推廣機構等推廣主體也將以滿足這些組織化的新型?r業生產經營主體的需求為導向，提供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全程化的推廣服務。組織化的農民與其他推廣主體之間由被動與主動轉變為主動與被動，由落后與先進的不平等關系轉變為平等的、基于契約的協作關系。
從推廣最終目的來看，正是這些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大規模應用先進農業技術，實現產業化。所以，這些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同樣是農業推廣的主體，是實現推廣目的之最終執行者。各類農業推廣主體之間通過協作，才能最終實現農業先進技術的傳播和產業化，來實現推廣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兩類系統的關系其實反映了傳統農業轉型期分散化的農民與其他農業推廣組織這兩類主體之間的關系。而現代農業背景下，重構的組織化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必須反映組織化的農民與其他農業推廣組織的協作關系。
總之，現代農業條件下必須明確農業推廣的目的，構建起政府所屬和大學科研院所所屬推廣機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及其推廣機構、其他社會組織組成的推廣機構形成的組織獨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廣主體協作系統，共同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對于此，有學者探討了各類推廣組織合作的動力機制[27]，但對多元推廣主體協作系統及其構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會團體亦能成為農業推廣主體。本文中其他社會團體主要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之外的社會群體，包括分散的個體和組織化的群體。其他社會團體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潤的目的，從事農業推廣也非常符合“加強農技推廣發展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農技推廣活動[28]”的原則。技術的社會形成論（SST）認為，技術本身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政策等社會因素構成了技術設計和技術應用的模式[29]。農業推廣體系改革的目標最終就是要實現社會強有力的需求刺激農業技術向前發展，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要最終服務農民，回饋社會[30]。從終極需求角度來看，包括其他社會團體在內的大眾群體的市場需求是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和農業產業化的源頭，農產品價格與質量、食品安全、農業生產污染和可持續發展等大眾群體關注的因素都能成為影響需求的因素，都會引致相關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從供給角度來看，其他社會團體將以分散化的個體或者組織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到農業推廣當中。國外的NGO公益性農業推廣組織就是例證。而國內亦有此類組織，比如浙江省農業技術推廣基金會[31]。此外，其他社會團體作為相對獨立的主體，其所匯聚的群眾智慧和意見可以為解決現代農業推廣技術的創新和制度安排等復雜問題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與價值判斷。
（二）現代農業推廣的客體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視為教育或者傳播與采納，忽視了農業推廣客體的研究。高啟杰曾經指出，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客體是指被推廣的具體科學技術成果[20]。其實，農業推廣的客體反映了農民的需求。現代農業條件下，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需求，不僅僅是農業科技成果，還包括市場信息、管理知識和創新能力。這些都是現代農業推廣的客體，而且伴隨著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以上推廣客體存在遞進的關系。
阿氏模型針對分散化的小農，側重于農業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廣，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廣的過程中，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發、創新、擴散應用的過程彼此分離，參與的主體相互割裂，最終結果就是農業推廣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32-33]。現代農業推廣必須重視農業推廣的客體，始終以應用和產業化為導向，樹立全過程的農業推廣理念，并且要促進多元主體協同參與這個全過程。雖然推廣主體側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體注重協同且不固定死板。農業研發和推廣機構的新成果會主動尋找能夠快速推廣和應用的伙伴或者直接進行大規模應用，而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也會主動提出需求、尋找機會、積極學習，甚至參與到研發當中，并且不斷嘗試管理創新和組織變革。以現代農業推廣客體為基礎，各推廣主體在推廣過程中將形成越來越多的產學研一體化組織和“企業+科研院所+農戶”等各種形式的聯盟，同時以市場為導向的各種農業信息平臺不斷建立和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與壯大。
（三）現代農業推廣的方式分析
在農業推廣中，“推”是手段，“廣”是目的，即農業創新的大規模應用和產業化。適應于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側重于通過教育或信息傳播的方式來進行公益性農業推廣，其“推”更多的指對農民的教育、說服乃至強制。這種手段在現代農業的背景下，是不能實現“廣”的。而現代農業的推廣方式應實現高級化、現代化、網絡化、產業化和協同化，將更多的以市場化的、提供服務的形式來實現。其“推”更多的表現為：誘導、追尋、協作。現代農業是三產融合的多領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產業[23]。在其產業體系中，分工越來越專業，更多的農技服務組織將直接運用先進科技知識和裝備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提供專業化服務。他們將直接滿足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先進農業科技知識的需求，而不單單是教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使其掌握先進科技知識再進行運用。農業推廣中的教育恐怕將局限在一些無法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和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中的農業工人的培訓。
綜上，適應于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僅描述了農業推廣活動中先進與落后兩類主體之間的關系，僅反映了農業推廣復雜系統中的教育或者信息傳播這一小部分內容。它沒有對農業推廣復雜系統中的多元主體進行展開，特別是已經組織化的農民，忽略了研究農業推廣的客體，既不能反映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的復雜性和方式的變化，也不能反映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多元主體之間的協作創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實、全面地揭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的客觀規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須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
三、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構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農業推廣領域的眾多專家學者都承認農業推廣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實它更是一個錢學森所定義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34]。而且農業推廣學本身又是一門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學科，需要眾多學科理論、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為農業推廣學重要的理論基礎，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系統的復雜性，又要能體現多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還要能為重新定義農業推廣概念、研究對象和內容奠定基礎。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二）重構框架模型的方法論基礎
綜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中各種問題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國學者提出的WSR方法論恰恰是指導綜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論[35-36]，而且便于多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它對于指導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義。
趙國杰和王海峰將WSR方法論進一步改進為ZKJ方法論（主體客體交互作用方法論）[37-38]，對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適性指導意義。在ZKJ方法論中：主體（Z）是實踐和認識活動的主體；客體（K）是實踐和認識活動的客體；交互作用（J）是實踐和認識活動，即主客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包括過程與結果）；實踐中介是主體作用于客體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實踐就是以主體、客體、中介為基本骨架在一定環境下進行的動態過程[37-38]。
基于ZKJ方法論分析我國現代農業推廣系統，可以得出該系統由農業推廣的環境、主體（Z）、客體（K）和農業推廣的交互作用或實踐（J）構成。農業推廣的環境，即發展現代農業面臨的各種外部環境。農業推廣的主體（Z），即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社會團體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四類。目前政府的推廣主要通過其所屬的行政型推廣組織來實現，大學科研院所的推廣主要通過其所屬的教育科研型推廣組織來進行，社會團體的推廣主要通過各種社團推廣組織來實現，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推廣則通過各種涉農企業、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來實現。農業推廣的客體（K）即農民需要的是農業科技成果、市場信息、管理知識和創新能力。農業推廣的交互作用或實踐（J），即各類相關主體相互協作，共同參與各類客體的生成和普及應用的過程，以加速實現農業產業化。
（三）重構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論的我國現代農業推廣系統，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具體見圖2。
在重構的模型中，主體系統中的各類主體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在功能上雖然各有側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獨立發揮各自所側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體所側重的功能；既可以獨立運作，又可以和其他主體進行協作，實現各種協作組織上的創新，向著圖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演化。
客體系統在農業科技成果的基礎上，融入更多內容，以滿足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發展的需要。農業推廣的實踐過程系統反映了多元農業推廣主體相互協作實現農業技術進步的具體過程，側重實現農業技術進步過程中的具體方式和手段創新。
反映各推廣主體協作關系的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的理論基礎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創新模式[39]。該理論被相關學者高度重視，應用到眾多創新領域中。在農業推廣中，也不乏相關案例。涂俊和吳貴生就以寶雞市農業專家大院為例，用三螺旋模型論證了圖4所示的農業推廣體系制度創新[40]。
現代農業推廣項目的產業化發展帶來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并且往往與對農村地區的扶貧和社會幫扶項目緊密聯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種社會團體（盈利的和公益的）參與其中。并且這些社會團體在農業推廣中也將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河北農業大學的“太行山道路”建設過程中就出現了許多四螺旋的農業推廣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國教授團隊做出巨大貢獻的“綠嶺模式”。該模式中的四螺旋主體分別為地方政府、河北農業大學、河北綠嶺果業有限公司和河北郵儲銀行。在圖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運作機制中，政府主體搭建平臺，在大學專家的幫助下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持續進行政策和資金支持，并且進行監管，實行企業準入制度，保護農民利益；農業企業主體組織產業化生產，實行“公司+基地+專業合作社+農戶”的?a業化經營模式，并且成為大學的研發示范基地；大學主體進行產業發展規劃、園區規劃、市場策劃、技術研發、示范培訓、經營管理等全方位幫扶；社會組織主體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業與大學的專家以技術入股方式實現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連接機制。而大學專家不僅提供了主打產品薄皮核桃從種苗到栽培管理的技術指導，而且還提供了市場信息、品牌策劃、企業管理、科技研發等全過程的增值服務。最終幫助企業成為產學研結合的、擁有產前、產中和產后完整產業鏈的薄皮核桃龍頭企業，帶領山區群眾脫貧致富，走出了一條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協調發展之路。“綠嶺模式”是圍繞農業龍頭企業，成功實現了的四螺旋協作農業推廣，具有代表性。當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現過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會團體主動向大學購買農技推廣服務，免費提供給農民和合作社，并且還幫助其進行農產品的銷售。四螺旋協作推廣系統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廣系統，它是三螺旋推廣系統的拓展。各地可依據四螺旋協作推廣系統的原理，因地制宜，進行多元協作推廣體系的組織創新和模式創新。
（四）新舊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對比
圖6在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適應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農業推廣。可以發現，阿氏模型中的推廣主體之間缺乏協作，功能割裂，客體單一，推廣手段或者方式上僅側重教育或者傳播的手段。這說明適用于描述農業轉型期的農業推廣的阿氏模型已經不能反映全面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農業推廣復雜巨系統。
而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現代農業背景下的農業推廣的基本思路，即農業發展環境―農業推廣系統主客體的結構關系―農業推廣系統中主客體的作用過程―農業科技進步和產業化的快速發展。該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設是：農民是組織化的農民或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再是被動的推廣對象，而是農業推廣主體之一。在此前提假設下，農業推廣可以定義為：各類主體相互協作、共同促進農業技術進步、加快實現產業化的過程。各類主體在保持自己組織獨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體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社會團體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四螺旋創新模式進行協作，來構建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實現農業推廣體系的創新。農業推廣學的研究對象既不是側重于研究對農民的教育，也不是側重于研究農業技術的傳播擴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類主體如何協作來實現農業科技進步和產業化的機制和過程。農業推廣學的研究內容也將從“農業推廣的環境、農業推廣的主體、農業推廣的客體和農業推廣的實踐過程與結果”4個維度來展開，進而從這4個維度實現多個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
四、結論與展望
三股合力推動變革車輪
1987年，太極依托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肩負著振興民族產業的使命而創立。從創立之初開始做小型機產品到1994年變身為系統集成商，再到2000年轉型為綜合IT服務提供商，太極始終在把握著中國IT產業的脈搏中不斷變革。劉淮松精煉地概括說：“太極變革是三股合力的結果: 原動力、外部拉力和內部推力。”
“做中國的大企業，做世界的大企業”是太極人的原動力，20年中太極人從未放棄過“將太極做大做強”的目標。在這種力量驅動下，太極人總是未雨綢繆，率先創新。“我心目中的太極就是要做中國的EDS（美國電子資訊系統公司，全球排名第二的信息服務提供商）!”劉淮松道出了所有太極人的雄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市場競爭壓力成了這個老牌國有企業的外部發展拉力。在新世紀來臨之際，太極毅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劑良藥再一次激活了太極。同時，太極新戰略目標和3個三年發展戰略出臺，太極如虎添翼。在劉淮松看來，“堅定不移地執行公司發展規劃”是太極平穩變革的基礎。
第三種力量是內部推動力，它來自于太極的管理團隊和員工。太極人傳承了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因多年服務軍工企業而造就的嚴謹作風和強大的凝聚力，還有一種永不服輸的性格。
三把鑰匙開啟創新大門
IT服務不同于某個單項技術產品的提供，要服務好客戶，必須集成各方面經驗快速形成龐大的知識庫系統，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關鍵要靠知識創新。太極2005年成立了技術委員會，做了各業務線的技術和知識整合，今年還將推出太極解決方案中心。
方法論創新是太極創新之路的第二把鑰匙，太極的業務定位是為用戶提供信息化全生命周期服務。目前IT系統的規模越來越大，用戶的需求越來越深入，IT服務團隊的組織也越來越龐雜，這就要求IT服務企業必須建立以科學方法論為支撐的專業服務體系。劉淮松介紹說，“每個企業的特色不同，有些經驗是不可以簡單復制的，必須不斷創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方法論。目前，我們已經在IT咨詢、軟件開發和工程實施、IT服務管理等諸多方面都總結出了太極的獨特方法論，尤其是在大型工程項目的實施和管理上。”
第三把鑰匙跟企業的人有關，那就是文化創新。“責任、尊重、卓越”是太極文化的三個關鍵詞。IT服務企業更注重團隊精神，具有很強的客戶導向性，講求責任和團隊協作。對此，劉淮松理解很透徹: “太極不同于其他以產品為中心的企業，我們更講求客戶關懷，我們的目標是要超越客戶的期望，因此我們提出了做IT服務國家隊的目標，要以‘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特別能吃苦’的團隊精神，以最強的綜合技術優勢以及最豐富的建設經驗實現工程質量最優。”
面對騰飛機遇 信心百倍
劉淮松對未來充滿信心，他非常樂觀地描繪了擺在太極面前的市場機遇。“十一五”行業信息化的市場空間仍然很大，而且綜合性的大項目越來越多，市場競爭環境也更加透明和規范，系統整合能力強的IT服務企業優勢將日益凸顯。
《經濟研究方法論》作為經濟研究者的啟蒙課程，是一門針對研究生開設的課程，目前我國高等院校中也只是部分院校開設，課程的名稱也不一而足，但其影響越來越大，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
《經濟研究方法論》是方法論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指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問題時所采取的各種方法的應遵循的理論。它們以一定的經濟學說為指導，彼此之間往往互相交叉并補充。一般而言，在大的理論框架下，《經濟研究方法論》的理論主要分為演繹與歸納、宏微觀分析、制度結構分析與總量分解以及實證方法與規范方法等。這些研究方法理論隨著歷史變化而變化，因研究范疇、前提假設、研究對象、研究手段等的千差萬別而有所不同，有的甚至意見相左。但無論如何，一個共識是，作為探尋經濟社會現象的重要手段，經濟研究需要方法的介入，離開有效的方法，研究很難深入，研究結論也令人質疑。事實上，在課堂教學中，許多教師在方法論內容的教學上也并不拘泥于研究方法的理論指導。經過努力，我國高校研究生的整體研究素質有了提高，我國高校教師對國外經濟學核心課程的設置有了越來越多的理解，逐步認識到經濟研究方法是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一起構成了經濟管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核心課程。
2014年，教育部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課程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為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落實《教育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要求，“加強方法論學習和訓練，著力培養研究生的知識獲取能力、學術鑒別能力、獨立研究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結合課程教學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誠信教育。”
新疆農業大學作為省屬的重點高校，1988年在經濟管理學院開設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碩士經濟研究方法論的選修課程，之后又陸續在農業經濟管理博士以及土地資源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碩士中開展，現已成為經濟管理類研究生的必修課。
2研究生教育發展對課程有效互動的新要求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逐年遞增。自1999年以來，研究生（含博士生）招生規模平均每年遞增2.7%以上，研究生的招生人數從1999年的8.5萬增長到2015年的64.74萬人，這意味著研究生教育在培養精英人才的同時，也必須加強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目前我國研究生尤其是碩士生的培養目標分應用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研究生可就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志向報考不同類型。但無論是什么類型的研究生，一定的研究方法還是需要掌握。在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中，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類別，在互動內容上又不同的側重。
以新疆農業大學為例，2010年以來，該校經濟與貿易學院學科建設有了進一步發展，增加了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有國際貿易學、金融學等6個二級學科招生，同時還增加了農業推廣碩士中農村與區域發展、農業科技組織與服務兩個領域，偏重農業經濟方面的應用研究，此外，會計學專業碩士和工程管理專業碩士也陸續開始招生。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研究生人數的急劇增加和指導教師數量較少的矛盾，尤其是在論文寫作、課題研究等方面，許多老師認為學生的總體研究能力在下降，論文質量也受到質疑，但同時一些研究生也抱怨，研究方法沒有系統學習，缺乏相應的科研訓練。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經濟研究方法課程中增強互動，調動研究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提升課程在科研能力中的價值體現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3課程教學互動的必要性和適用性
經濟學隨著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相比幾十年前，在經濟學信息量呈現爆炸式增長，如何運用經濟學新的原理、新的計量手段、新的視角從事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研究方法的互相交流就顯得非常重要了。設置課程《經濟研究方法論》是提高研究生培養水平的一個重要措施，但是研究生往往喜歡通過新媒體新手段自主獲得某種思想、工具和手段，卻很難與周圍的師生進行交流與溝通，在課堂上也只是聽聽，也不愿輕易表達自己的見解，甚至有的導師也比較封閉，畫地為牢，有時甚至很少與學生做一些學術交流。因此，看上去信息傳遞越來越便利，可是到了人這個應用終端后，信息在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終止了，使用效率陡然變得低下。
在西方國家的研究生培養模式中，包括課堂教學，相互有效溝通是一個重要的過程。通過《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的互動學習，讓學生更透徹地掌握基本的經濟研究方法論體系，使之研究方法成為解決經濟管理問題的鑰匙，在解釋或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有一套適用的方法。因此課程中的有效互動非常必要。
互動教學的適用性則要根據學生需求的不同以及方法論課程內容有所側重，在哪些地方需要互動，在哪些內容上需要互動？以及如何提高互動的有效性，降低無效的互動？經濟學管理學學術型研究生，培養目標是提高科研能力，而僅僅通過灌輸理論性較強的核心課程效果不會很好，在互動中大家對理論的掌握會更扎實。而對應用型研究生，大部分將從事應用型實際工作，對他們的方法論課程互動應有所不同，應比較偏重研究方法、理論運用方面等。總之，在研究生人數增長迅猛而教師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課堂教學就更要注意如何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標準和提高教學效果。
4研究生課堂教學有效互動重點環節
4.1課程內容的設計
《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的理論到應用內容極其豐富。在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中，我們按專題來設計內容體系，將《經濟研究方法論》劃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方法論基本理論的回顧；第二部分是數據處理專題研究，重點講解經濟計量模型的運用；第三部分是經濟調研方法，重點講授數據等資料的獲得及處理方法；第四部分是文獻綜述，重點講授如何搜集整理文獻并歸納評述；第五部分是論文寫作，重點講授學位論文和一般研究論文的寫作原則和方法等。有了課程內容的體系和專題，授課教師可以自主設置相應的課堂互動內容，根據不同專題不同內容以及學生的情況隨時完善。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我們發現，部分教師課堂互動設計清晰，學生參與相對積極主動，教學效果也比較好，形成了有效互動。
4.2互動內容的設計
互動并非是教師在課堂上隨意發揮，而應該根據課程內容和授課對象精心設計，否則有效性將大打折扣。以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中的數據處理專題為例，目前已有很多計量經濟學軟件包，可以完成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參數估計、模型檢驗、預測等基本運算，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教師只是孤立地完成原理講解或者軟件使用，可以在原理課上運用提問的方法了解學生掌握理論的程度，同時在上機實驗的環節了解學生處理相應數據的能力，這樣綜合的辦法也提高了課程教學的有效互動性。
4.3課上演講和討論
對研究生而言，課堂互動對他們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回答問題或闡述觀點時，往往要求他們更加發揮能動性、獨立性，更深入、更系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研究生課堂教學更注重學生的獨立性，強調學生的自主參與性，要求學生努力豐富知識結構和內容參與教學。
在經濟研究方法論課上，一些教師分別設計了學生自主演講的教學內容。課上討論的環節，還有一些教師采取隨機提問的方式，并要求其他同學進行點評。這要求課堂中所有的主題高度參與到課堂教學中。尤其是自主演講的部分，老師講授完理論性比較強的重點章節后，其余的章節給學生安排自主演講，這樣就要求學生大量地閱讀文獻，提升綜合歸納能力，加以老師和其他同學的追問，再討論，使得互動有效性最大化。
4.4完善的考核機制
完善的考核機制是課程有效互動的助推器。在《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中，考核方法更加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自然應體現部分課堂互動環節的內容以激勵學生參與課堂互動的主動性。
4.4.1重視平時表現
方法論的學習內容繁多，很難通過一張試卷決定研究生的最終成績，而平時的表現因為有了更多的互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一個學生的學習自主性，這應成為衡量成績的重要因素。學生在課堂講授、發表見解和發表點評意見時，要求他們在課下有更好的儲備，必須花很多時間參看文獻、做課后習題等工作。因此我們把平時的課堂表現成績提高到40%，激勵學生參與課堂互動。
4.4.2開題報告成績
研究方法論原理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閉卷考試反映出來，但是對研究方法的運用還能夠通過課程論文和開卷考試的部分信息考查。根據經驗，在課堂上有效參與互動的學生，往往在原理應用中有優勢。而開題報告往往是學生運用研究方法論做出的第一份應用成果。因此，可以把畢業論文的開題報告成績作為經濟研究方法論課程的部分成績考核依據，我們給定的是20%。一方面讓學生重視課堂互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開題報告的質量。
關鍵詞：人文地理 發展
一、當代人文地理學研究
人文地理學可以說是地理學中的一門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人文地理學經過長期發展已形成一個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空間”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兩個核心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文地理學在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基本理論主要涉及空間、全球化、城市化、人口、遷移、文化、景觀、發展和地緣政治等，其內容主要包括：社會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特征與地區差異之間的關系；人類與其周圍生活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同空間尺度，包括世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經濟演化特征與趨勢；與民族、種族、性別、年齡、階級等因素相連的社會特征及其對空間發展的影響。
二、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趨勢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綜合表現為以人地協調發展為目標，以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實現資源、人口、環境、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就克服了以往拼盤式或形式綜合的缺點，體現了當今地理學走向統一的趨勢。
2.加強了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
加強對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研究，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如商業地理學、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行為地理學。其中旅游地理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迄今為止，已在旅游資源分類與評價、旅游客源市場與游客行為、游客空間結構、旅游開發與規劃、旅游地形象設計與營銷、生態旅游與持續發展、旅游影響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少數研究成果同國際水平相比已無明顯差異，如旅游地綜合個案研究、旅游資源分類和評價、旅游環境容量、國內旅游者行為規律、主題公園的研究等。
3.密切關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如對農村工業化的研究。中國鄉鎮企業高速增長以及對農業發展的帶動，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現象。
相關研究包括鄉鎮企業影響因素及環境、農村工業化差異、產業聯系與農村工業發展、外向型農村工業的省際差異分析等；其它新興領域還包括企業發展的地理學研究，農村鄉村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研究、城市感應空間的研究等。
4.理論研究逐漸加強
中國地理學的理論建樹不多，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相比，理論研究又較為薄弱。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判斷、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具有滋生新理論的土壤，但我們的理論建設卻滯后了。這與重實踐輕理論的大氣候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學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國土規劃相結合的特點有關。可喜的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
5.服務于決策和管理的應用研究仍然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支柱
地理學中人文地理學屬應用性較強的學科。80年代以前，人文地理學的決策支持系統在我國主要集中在農業發展、工業資源的開發、重大項目的選址等領域，隨著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思想的興起，區域可持續發展調控與決策、區域產業結構和布局、區域經濟戰略和區域政策、城市和農村發展等成為人文地理學研究的熱點。
6. 研究技術的多樣化
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學都經歷了從個別地理知識的記載到地理現象歸納解釋、從定性文字描述到定量化地揭示地理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過程，從最初的多元統計與線性規劃的應用，到后來系統科學、灰色描述在人地相互關系、社會發展因子相關分析等方面的應用，到今天GIS技術在城市規劃、區域發展、資源開發方面的大量應用，人文地理學研究技術手段的豐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當代人文地理學也正在從經驗科學走向實驗科學、從宏觀進入微觀。
中國現代的人文地理學理論與方法論是在后通過傳教士、外國學者和歸國留學生傳入中國的。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受前蘇聯自然科學體系的影響，人文地理學逐漸被經濟地理學取代，直到1979年才提出了復興中國人文地理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空間最廣闊的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經濟也日新月異。與此同時，原有的社會制度、歷史遺存文化、社會結構形態等也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國家的發展。中國需要發展人文地理學，而且中國也具備了人文地理學發展的肥沃土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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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鼓是激光打印機的“心臟”與“糧食”，據統計資料，中國每年的市場容量已達500億元。而目前，國內硒鼓市場卻混亂不堪：打印機廠家的原裝硒鼓價格虛高，并由此催生了大量假冒偽劣和加粉產品，這使得國內用戶在硒鼓采購和使用中存在諸多風險。富美科技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裁邵光錦向記者介紹，再制造硒鼓也可稱為環保硒鼓，是指憑借再制造技術對依法回收的舊硒鼓進行拆解，對零配件進行清潔、檢測、修復、更換，并經嚴格檢測達到國際同類產品品質，從而實現循環利用的產品。
“作為國家工信部認定的硒鼓再制造試點企業，目前富美科技已完全掌握硒鼓磁輥、充電輥、芯片等7大核心部件的再制造技術，生產工藝中90％實現了自主設計。其中自主設計的硒鼓再制造生產線，從拆解、清潔、修復到裝配、檢測，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公司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評為‘節能環保新型示范企業’，先后榮獲‘山東省循環經濟十大示范工程’、‘山東省節能突出貢獻企業’、‘山東省環保產業十大自主創新品牌’等稱號。”邵光錦告訴記者，“國家辦公設備及耗材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檢測表明，在全部11項指標中，富美硒鼓全部達到國際標準，其中揭膜力、灰度、打印量等多項指標優于國際品牌，并已通過中國綠色產品標志認證和國際安全CE認證。
小硒鼓的環保大賬
“‘終生循環’指用戶將用完未經拆解、未經加粉的硒鼓交給服務人員，即可按超低的‘循環使用價’使用富美正品硒鼓，以此往復，不限次數。”邵光錦說，“富美‘硒鼓終生循環’既體現了富美科技在環保、創新方面的核心技術研發實力，更體現了富美科技在循環再利用和節能方面的突出優勢。”
據了解，以一支2612A型號的硒鼓為例，原裝硒鼓價格約420元，打印量是2000頁，加粉2次后(每次60元)，打印量降至1600頁。從初次使用到加粉2次這個過程，平均每張打印成本為0.103元。而采用“終生循環”方式，首次購買同型號富美硒鼓為215元，循環使用價為130元，每次打印頁數至少2000頁，從首次購買到循環2次，平均每張打印成本僅為0.0791元。邵光錦告訴記者：“近乎加粉的價格，每次用新品，循環使用越多，成本越低，而且對打印機沒有任何損害。”
“富美科技廢舊硒鼓回收率達90％，部件再利用率超過85％，相比新制造500萬支硒鼓，每年可節能1.8萬噸標準煤，節約鋁、鐵等500噸，節約打印成本40億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3.6萬噸，減少電子固體廢棄物2500噸。”邵光錦說。
從2010年11月起，富美又在官網每天公布舊硒鼓現金回收牌價。隨后，富美深化“硒鼓終生循環”模式，推出“回收憑證”。用戶給服務商交付合格舊硒鼓后，即取得相應“回收憑證”，憑借“回收憑證”，用戶可以置換不同型號的富美硒鼓或其他物品。獨特“硒鼓終生循環”模式，不僅為用戶綜合節省約80％的打印成本，還維護了用戶的身體健康，更使用戶的舊硒鼓實現了價值最大化，徹底解決了用戶舊硒鼓難以處置，正規企業難以回收的難題。為讓用戶早知早享這一系列創新帶來的實惠，富美除在央視多個頻道持續投放廣告外，還在電子服務平臺、服務中心、24個駐省會城市辦事處、3000余家服務商等四大平臺基礎上，通過自主開發“富美直通車”桌面服務軟件、創建舊硒鼓全國實時網絡交易平臺、建立24個分撥中心(去掉)等措施，提高服務商的積極性與服務水平，讓用戶享受到更加省心、省事、省力的“硒鼓終生循環”服務。目前，全國已有數百萬用戶加入到了“硒鼓終生循環”的行列中，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中國人民四總部等超重量級單位的采購使用，20余個省、市政府采購的接連中標，則是對富美“硒鼓終生循環”的硬檢驗和肯定。“富美”，已經成為硒鼓產業第一民族品牌。
人文言美
富美有著豐富的核心企業文化，以持續健康發展為企業目標，以想的具體、做的到位為基本行為規范與核心方法論；以創造、細致、實際為核心價值觀；以持續健康發展以給客戶、協作方、下一步環節帶去更多方便為行為標準。
做有自己的發展觀，方法論和風格的公司。發展觀就是要做有把握的事，方法論就是“想的具體，做的到位”，具有“勤于思考，善于總結，敢于擔當，聲形內斂”的風格。要做環境適合性很強的公司，要做從容的公司。公司首先相信員工，相信員工想做好能做好。
熱衷公益
關鍵詞：藝術設計；視覺傳達設計；文化創意；設計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J502 文獻標識碼：A
視覺傳達在電影(19世紀末)與數字媒體(20世紀末)出現之前，主要以文字、繪畫結合紙張、印刷為傳媒形式。這四項在我國的傳統文化里自成系統，漢語言文字是世界僅存的具意象特征的文字；造紙術先于西方文化千年之久，全盤被西方文化吸收；活字印刷術也領先西方文化五百年之久，不但全盤被西方文化吸收，還促使西方文化發生質變，促成傳播體系與知識體系的世俗化；中國繪畫的自成一格，不僅與造紙術、印刷術的發展融成一體，更重要的是也與文字的傳意系統融為一體。這些都是視覺達設計的重要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資產。
一、視覺傳達設計在中國的發展演變
有關中國視覺傳達設計的發展史已有許多文章闡述，此處不再贅述，只作一簡述，以示文化的變遷：
中國的視覺傳達設計在1840年前后，主要形式為畫洋畫、拉洋片等，是以上海十里洋場、少數租借或重要通商口岸如：香港、廣州、青島、天津等的市井情態為素材。及以后，雖然“西學”的色彩與熱情不減，另有先生倡導的“美育”，但這時期的視覺傳達設計，顯然也只是簡單的版面圖文配合編排，在造形方面，木刻版畫對平面設計有一定的影響。民國時期，由于陳之佛先生從日本所學圖案學以及美國文化的影響，所謂的老上海風格或老上海式樣逐漸形成：其一，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 style)，主要表現在圖書封面設計上；其二，報紙版面，尤其是平面廣告，中外文字夾雜出現，以此為時髦、摩登；其三，受木刻版畫的線條影響，這和當時的某些視覺傳達設計技術方式有關。
1949年建國后，平面設計上的特色為：其一，前期殘存的老上海式樣，這與創作人員流變有關；其二，蘇聯構成主義藝術風格影響，體現了政治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其三，受民間藝術(如：剪紙)的線條影響，開始重視勞動人民的文化生活。
期平面設計的特點為：其一，人物形象為樣板戲人物造型，線條較動感，色彩紅、光、亮，女性形象男性化；其二，字體設計粗黑，具有視覺沖擊力，沒有外文出現。其三，報紙專欄多有政治色彩很濃的標志圖形(Logo)出現，和各種花邊一起構成簡單的裝飾。
進入改革開放期至1985年前后的特點，其一，媒體廣告先以“叫賣”形式出現，功利性極強，元論電視還是平面基本上是以純文字形式出現，后發展為以“美人圖”的形式“叫賣”。其二，字體設計以美術字為主，英文或偽英文(漢語拼音)字母混雜其中，以此為時髦、摩登。
1985年后，視覺傳達設計以及其周邊知識豐富起來，其一，各種設計素材(圖形、圖片、字體、版式)日益豐富。其二，無論媒體廣告還是平面雜志(如《看電影》、《讀者》)都將創意作為設計成敗的關鍵，這是在設計從業人員在對設計技術要素熟練掌握之后的，更高層次的文化較量。其三，國外視覺傳達設計的作品進入，帶來新的形式與理念，但有些作品的創意也受到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抵制。其四，國內視覺傳達設計制作人無論對世界潮流的吸收還是對中國傳統當然包括少數民族傳統的藝術形式的融合都有著出色的作品。
從文化產業角度看今天的視覺傳達設計――創意的確是關鍵，而創意的語境卻還沒有很好的提起注意。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出路只能是立足于本土的傳統文化語境，在這條路上挖掘的越深，傳播的越廣，我們的本土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就越大。
二、視覺傳達設計的價值觀――技術視界與人文視界的融合
從設計涵蓋的范圍來講，不只是視覺傳達設計，尤其是建筑設計、工業設計，其包含的技術成分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技術的應用過程中，新工具與新材料的應用造就了新的形式美感。
在藝術設計領域，從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畫的透視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透視原理，從刻版印刷術到活字印刷，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然科學領域出現的“科學、技術”革命，許多新的設計材料、工具、媒介紛紛出現，這就使得到了20世紀20年代，國際上的建筑設計與身份日益獨立的視覺傳達設計、產品設計在其藝術表現形式上，仿佛越來越依靠技術的存在，設計藝術仿佛成了一門以技術為主體的、并由技術決定的學科。
“設計”――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現代概念，“它是造成了制造者、銷售者和使用者相分離的工業革命的結果。……所謂‘好設計’的概念誕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當人們試圖用把它歸因予某種風格、尤其是道德態度的方法，將工業生產統一到現存的品位價值中時，它變得突出起來。無怪乎人們會被‘好設計’的問題弄得不知所措，因為這個時期的品位的制造者還不能認識到，由于技術就是我們現有的文化”。更進一步的解析，由于“文化”的含意廣泛，所以隸屬文化范疇的設計自然能夠統合科技的成就。這樣，一方面，作為文化范疇的設計學就很容易的占據了西方設計理論的核心，另一方面則表明了作為文化范疇的設計與作為技術范疇的設計之差異就在于是否處理了“價值觀”問題。但是，設計在作為“技術學科”時，是不考察“價值觀”問題的，或是說會以“科學”的態度來處理價值觀的問題。所以，在這種觀點下，設計理論就會趨向于排除“價值觀”的工程技術的片面理論、設計方法就會傾向于描述設計與生產步驟的程序性設計理論；方法論就會傾向于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乃至工程主義的觀點、技術革新的觀點、生產成本的觀點、營銷的觀點、經濟的觀點。
不過整體而言，設計作為技術學科，對當代設計而言，其“內容”確實是很豐富的，值得研究的內容也很多，但這些豐富的“技術改進”的內容，從設計理論、設計方法與方法論的角度看，卻停留在功利、效率、競爭策略，甚至其負面作用會對自然、人文環境產生破壞。所以到20世紀60年代，設計只作為技術學科的觀點受到質疑與批判。從設計專業的“知識”帶有人文的、價值觀的成分來看，我們便較容易理解西方的后現代設計，為什么會跳過“設計的現代主義”直接與古典主義、歷史主義、風土主義相連。而“設計的現代主義”在我國卻多少有些與“現代化”的意思相近，這就是說“設計的現代主義”和“現代化”都是以“科學技術”或表現出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摒棄了或忽視了人文的、價值觀的成分。
在設計中價值觀應是一種有立場的價值(評價)系統。“所謂設計，指的是把一種設計、規劃、設想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通過視覺的方式傳達出來的過程。”在此定義下“文化”的概念即在于加強設計作品的個性、作品的創作理念以及語義表達作用。因此“價值觀”的概念即在如何選取與確立設 計目標并解釋設計作品“所以然”的原因。在設計領域，設計者談文化與價值觀時，在概念上應更清晰，而不是將文化與價值觀掛在嘴上，充當解釋作品時支吾的搪塞。
總的來說，設計是以融合了技術與藝術的人文學科，而不是以“一種客觀、價值中立的技術”，來培養所謂“高級的”視覺傳達設計人才的。在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觀點下，理論會趨于對藝術、設計創作的整體描述與批判，設計方法會趨于設計過程中的內省與靈感、頓悟之說，方法論則會趨于形成多元化的設計理論。
三、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的理論框架――基于文化創意
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究竟只是一種工藝美術或服務于商業的技術，還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如果只是一種專門的技術，僅僅在職業教育中實施便可，又何必在大學設系；如果是一門學科，那么，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和學科規范是什么?這門學科的理論基礎又是什么?其設計方法在哪里?視覺傳達設計方法與思維方法的關系在哪里?有無特定的知識結構?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理論與實踐訓練的關系如何契合?等等以上這些的問題，促使我們試著構建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的理論框架。
從西方的設計、藝術發展史來看，到19世紀末期，由于人造工具的日趨多樣與復雜，由于機械生產與工廠生產的取代手工生產，更由于產業革命后的社會經濟的變革、專業分工的趨勢，設計作為新興的專業才逐漸與藝術專業區分開來。到了20世紀初，承續了藝術的現代轉化，更承受了藝術現代主義運動的激蕩，而出現了現代設計運動。更由于現代設計運動與工業化，逐漸從建筑設計專業里分裂出新的設計專業：工業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一般而言，工業設計專業大致在兩次大戰期間形成。視覺傳達設計(或稱平面設計graphic de-aign)專業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以廣告設計專業為先逐漸形成。也正由于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形成的時間較短，加上視覺傳達設計專業與多種相關專業的親緣性(諸如：文學、美術、大眾傳播、電影)，以及設計專業長期被認為是應用學科的學術取向(即認為只要將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成果拿來應用即可)。所以，視覺傳達設計專業作為一種學科，這學科的規范、理論基礎是較易被忽視的。
不過，當一門學科的處于以“實踐”為主的時期時，從學科應用的角度，或許不覺得“理論”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期望一門學科的發展能有所突破時，“理論”所能發揮的正面作用首當其沖。張道一先生在談話中多次強調：傳統的手工藝設、計過程的特點是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而現代設計的過程的特點是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所以，當代的設計過程如果不是以理論支持作為開端便還是一種“口訣式的”技術操作，雖具有一定的藝術形式，但不能成為現代的設計。
要總結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的理論框架，首先要明確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的獨特性。在對比建筑設計和工業設計后我們會發現：在確立設計目標的過程中，無論從技術層面和人文層面，視覺傳達設計都有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它表現出來的技術非工程性，人文多維度、多層次性是它自身的獨特性一此有別于普通的和其他門類的設計理論，亦即視覺傳達設計學科理論存在的價值性。
面對商品社會和市場經濟，張道一先生歸納了三種設計：技術設計、藝術設計、營銷設計。這是依次展開的程序性設計過程。當今設計學界所提出的“設計方法”，一般而言，大概要以建筑設計與工業設計這些領域最為領先，但是工業設計與建筑設計這些領域在“設計的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所開發出來的“設計方法”，基本上是以解決問題為取向的程序性設計方法，是較偏向物質生產型態下對“設計”步驟所作的理論設想，在視覺傳達設計領域這種“理論”表現出較為特殊的特點。這個特殊的特點便是：“創意”自始至終占據著視覺傳達設計過程的靈魂，沒有創意的設計技術、技巧以及藝術形式的紛繁表現最終會遭受到營銷階段的全部失利，而在工業設計與建筑設計中至少還保有功能良好的產品進人營銷階段。所以，當今設計學界所持的“程序性”設計方法與在此我們將要討論的以“創意”為統領的視覺傳達設計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程序性”設計方法似乎長于關注設計技術、藝術技巧，在程序進展過程中難于系統的結合、探討“創意”問題；另一方面“程序性”設計方法難于處理“意義”與“人文價值”的問題。而“創意”與“深刻的意義”卻是促成視覺傳達設計成功和評價視覺傳達設計優劣的關鍵。
這種現象，在企業戰略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并不是個案或特例，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管理事實。如何讓企業戰略從發展思路、組織規劃轉變為管理行動和經營效果，是當前企業高管們面臨的重要管理挑戰。
《讓戰略落地》一書作者，在全球范圍對大量企業進行調研，在對諸如蘋果、星巴克、宜家、海爾、高通等知名企業進行深度個案剖析基礎上，發現填補企業戰略與實施之間鴻溝的“五大非凡領導力行為”：忠于企業形象、將戰略落實至日常、發揮企業文化的作用、削減成本與發展壯大，以及塑造未來。這套植根于管理咨詢實踐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為實現戰略落地提供了管理啟示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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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對企業競爭優勢來源的爭論，成為戰略管理研究及實踐的重要議題：以邁克爾?波特為代表的產業組織理論認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于在本產業中占據一個有利的位勢；而以伯格?沃納菲爾特為代表的資源基礎理論則強調：企業擁有的那些有價值的、稀缺的、難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資源和能力是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知名戰略管理學者邁克爾?希特用“戰略的鐘擺”一詞形象地描繪在不同市場條件與競爭環境下，企業競爭優勢來源的持續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