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三秦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住宅部品；門窗；本土化；陜南傳統民居；住宅產業化

DOI：10.16640/ki.37-1222/t.2017.12.196

住宅的產業化的建造方式，是將建造過程不單單局限于某一部分，而是在社會化大生產中各部分的分工生產，為其他行業創造了生產條件。生產而成的住宅部品是獨立于住宅之外的，不僅可以運用于新的住宅中，也可用于住宅的改造項目中，運用范圍廣泛。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住宅產業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其部品體系都相對較為完善，部品的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也比較高[1]，所以，住宅部品是發展住宅產業化的先覺條件。

陜南傳統民居作為陜西傳統民居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整個中國傳統民居中的瑰寶，在走訪中發現，現在所存留的傳統民居越來越少。同時，隨著產業化住宅的發展，生硬的流水線設計、一成不變的部品研發，缺少人情化本土性特點的設計使得產業化住宅在中國多數只停留在保障住房方面。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在其功能性、裝飾性上蘊含著當地人千百年來的智慧結晶，深刻體現了本土適應性的特點，同時具有很高的藝術審美價值，在當代的美學中也一直作為案例典范。

1 陜南的本土特性

陜南并不是一個特定的地名，而是對陜西秦嶺山南部地區的一個統稱，在區域上，自東向西依次為商洛、安康和漢中三個地區，被統稱為陜南地區。陜南除了漢中盆地和安康盆地的地形比較平坦，其余地區均為多山地貌，水系眾多。平均氣溫在0°以上，整體氣候溫和濕潤，降水量充沛。

明清以來，陜南作為全國重要的人口遷入地的漢水中上游區的移民，主要來自于我國一些南方地區，像是四川、湖北 、湖南 、廣東 、江西等省，特別是湖北、四川兩省是當時進入漢水中上游地區的移民主要來源地[2]。由于移民的文化，使得巴蜀文化和荊楚文化與三秦文化在陜南地區產生了有機融合。

2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現狀分析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現狀。在傳統民居中較為常見的窗有直欞窗、支摘窗、檻窗、橫披窗、隔扇窗（長窗）、花窗、漏窗和天窗等。在陜南傳統民居中又以直欞窗、檻窗、隔扇窗的使用最為普遍，以平開窗為主，格心圖案的形式多樣。陜南傳統民居門的類型由外向內分為為入戶大門、二道門（院門）、側門、房門、后門等。不同位置上的門，在民居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上述的幾種門不一定會完全在一個宅院中呈現出來。比如一進深的宅院則不會有院門、少有側門，天井長深的天井類院落中，內側就有多個進深的門。

3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對現代住宅門窗部品的啟發分析

我國已經全面進入小康化社會進程，人們對于住宅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最基本的“分的開”，“住得下”的居住需求，向重視住宅質量、周邊環境、居住條件的舒適性等方面轉變，更加注意住宅的實用性、安全性、耐久性、環境性和經濟性[3]。需要通過合理的現代化設計，在保留傳統元素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舒適環境的空間，這也就是是陜南傳統傳統民居門窗部品產業化結構中需要發展的方向。

3.1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集合住宅門窗的啟發

在材料選取方面，陜南傳統民居的門窗部品在材料的選擇上主要選取當地的原生木材，等級形制較高的合院則選用高檔珍貴的木材。木頭溫柔的機理和天然的色澤給人以溫暖的感覺，由此可以給現代集合性住宅大門材質生硬、冰冷的質感給以啟示，對提高居住者的歸屬感，滿足居住舒適性的需求，給以戶主感情的依托有顯著的作用。

3.2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獨立住宅門窗的啟發

現今陜南地區所保留下的傳統民居建筑多為清代民國時期的，其中的合院式住宅在建筑形式、功能和審美要求上與現在的獨立住宅較為相似。在工業化生產的今天，像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中常見的雕刻、繪畫、裝飾構件和材料都已屬奢侈。獨立式住宅更強調生活品質和居住者的社會地位，與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在規格尺寸、裝飾、色彩、材料等方面都彰顯氣派的目的相同，居住者在使用時的心理訴求也比較溫和，因為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對于現代的獨立式住宅門窗的設計有直接的指導作用。

3.3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小區公共空間圍合的應用及影響

陜南傳統民居中的門洞、窗洞和花窗，對住宅小區內的園林花園有較高的借鑒價值。小區中的公共空間，起著綠化和作為整個小區交流的平臺作用，鄰里之間的交流不只局限于從你家到我家，小區公共環境也承載了這一功能，室外的空間圍合和限定是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發揮其本土性特點的新載體，結合園林設計，充分發揮門窗對于通透性和私密性劃分的功能，在室外休閑空間中讓居住者享受開敞環境的同時也能實現局部隱私、間隔甚至防御的空間變化。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隔而不斷的手法，窗欞粗細寬窄對于射如內部空間光線的控制，在小區公共空間的營造中起到了借鑒的功能，這種親近自然有可以阻擋自然氣候的影響，能提升使用者的舒適感。而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的取材和營建方法無不體現了本土性原則，這種對自然的敬畏更表現了濃濃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

4 結論

住宅部品通用化是住宅產業化今后發展的趨勢， 通過對陜南傳統民居門窗本土性的研究，尋找其優秀經驗，加之通過以現代技術、功能需求的改良，對陜南地區傳統民居門窗部品進行研發。

參考文獻：

[1]李國昌，王倩.我國住宅產業化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月刊），2014（01）：192.

第2篇

李白《蜀道難》有“不與秦塞通人煙”［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嶺關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讀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處關塞，是因為蜀道秦嶺線路本有多條，而“秦塞”亦實有多處。在蜀道歷史中，幾條秦嶺線路在當時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輕重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同歷史時期蜀道秦嶺區段有不同的主線路。這種變化的發生有多種因素，而關中地方文化重心的變化也顯現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陽長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與蜀道主線路移換的關系，可以深化對區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關社會文化現象的認識。

一、“故道”主線路時代從蜀道秦嶺線路開通的年代先后來推斷，位于陜西寶雞以南的散關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從文化遺存分布的密度而言，關中平原西部地區較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獲得較早的開發，被神化的農學經驗總結者曾經在這里活動［2］。蜀道的出發點因此曾經由自關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縣，縣治在今陜西寶雞南。《水經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地名可見“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銅器散氏盤銘文中亦有“周道”字樣。據王國維考論，周散國在散關一帶，此周道即《水經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見，這條道路的開通年代相當早。《后漢書》卷一三《隗囂傳》所謂“白水險阻，棧

①王國維《散氏盤跋》：“……頃聞之陜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因知‘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觀堂集林》卷一八，《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3冊。

道敗絕”，是說故道在今陜西略陽白水江一帶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區的棧道。

所謂“故道”，應是蜀道其他秦嶺線路得以開通并逐漸成為主線路之后的稱謂。這條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關。散關被看作“關中”區域的界限標志之一。《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記載：“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也寫道：“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裴骃《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又《史記》卷二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都關中。”司馬貞《索隱》：“咸陽也。東函谷，南峣、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關于“關中”區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說函谷關以內者，也有只說兩關者，言函谷關、武關，或者函谷關、散關。《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關于老子出關的傳說，有解釋“關”是散關的意見《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說：“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中“至關”的“關”，有函谷關和散關兩說。司馬貞《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張守節《正義》：“《抱樸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于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散關因散國得名。可知，這條道路的開通當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見“［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參與武王伐紂軍事行動的歷史記錄《尚書·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氏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史記》卷四《周本紀》：“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裴骃《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張守節《正義》：“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都反映蜀道早期開通的事實。而當時蜀道的主線路，很可能即秦漢人所稱“故道”。所謂“故道”早期開通并成為蜀道秦嶺主線路，很可能與周人在關中西部農耕經營的成功有關。《國語·晉語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傳說和“姜水”的關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動的地域。早有學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陜西西部黃土原上”，探索炎帝傳說的發生，應當注意寶雞“姜城堡、清姜河、神農廟、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應當注意到，這一地方正是在散關左近。

秦漢所謂“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開通的時代曾經稱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開通和使用《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較早記載了蜀道“石牛”傳說：“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后，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不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們還看到，秦人觀念中另一有關“牛”的神秘傳說，也與交通開發有關。《史記》卷五《秦本紀》：“（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裴骃《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豐水之中。’”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因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張守節又寫道：“按：今俗畫青牛障是。”［5］所謂“武都故道”、“岐州陳倉縣南”、“雍南山”等信息，應當理解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聯想到“姜姓”而“長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傳說《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可以推知其發生時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歸服，與“姜”有關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論秦漢雍地諸畤中的炎帝之祠》寫道，《太平御覽》卷七引《三輔舊事》：“姜泉在岐山縣。《水經注》云：炎帝長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經注》卷一八《渭水中》寫道：“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姜水應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記》卷三“岐山縣”說到“姜泉”，又寫道：“炎帝長于姜水，即此水也。”《元豐九域志》卷三《秦鳳路·次府鳳翔府扶風郡鳳翔節度》說到“姜水”。《陜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國扶風美陽，有姜氏城。（《路史》）岐水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水經注》）。”同書卷一《山川三》：“橫水。……一名姜水，在縣南三里，自鳳翔界流入，合雍水。《縣圖》：杜水……又歷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與雍水合。”看來，與炎帝傳說密切相關的姜泉、姜水、姜氏城，應當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時代以及與炎帝傳說的關系，可以另外考察，載《文博》2005年，第6期。現在看來，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來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將地名帶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記》卷五《秦本紀》：“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所謂“周余民”，可能就是導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轉貼于

清華簡《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劉國忠：《從清華簡〈系年〉看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實》，“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論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記》卷四《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司馬貞《索隱》載：“褒，國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于褒姒，廢其正后。”顏師古注：“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關中往“褒人”所居“褒國”的道路已經可以通行。《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記載的秦王和蜀王“褒漢”、“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傳說，反映“周顯王之世”褒谷已經成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文公“至汧渭之會”，“卜居之”，“營邑之”，以至寧公“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很可能秦人通過“褒”，與“漢”維持著經濟交往和文化聯系。

三、灙駱道早期交通條件《隸釋》卷二二《司隸楊君碑》：“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后以子午，涂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辛德勇先生據此考論，以為所謂“堂光”中的“堂”應當就是“黨（灙）”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灙駱道的北口圍谷口外稍西的渭河南岸，有西漢武功縣城”。《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說到武功縣“莽曰新光”。“‘黨光’中的‘光’，應該就是指這個‘漢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應該就是灙駱道的前身。除名稱有所差異而外，堂光道與灙駱道的取代也略有不同，即堂光道在秦嶺北坡走圍谷（韋谷，即今泥河），灙駱道走駱（洛）谷（即今西駱峪）［6］。

《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厲共公二年（前475），蜀人來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鄭。”同一史實《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則寫作“蜀取我南鄭”。又《秦本紀》：“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來朝”。這一歷史階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經由褒斜道或灙駱道。

四、商鞅時代交通形勢《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也寫道：“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7］在秦定都雍與定都咸陽之間，有學者提出曾經都櫟陽的意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秦史記錄多根據《秦記》，因此是較為可信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而可靠文獻記載中并沒有明確說明秦遷都櫟陽的內容。就考古文物資料而言，櫟陽的考古工作也沒有提供秦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其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或漢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據現有材料仍可肯定：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參見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這一商鞅時代的重要決策，也影響到交通史的進程。

秦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遷都咸陽實現了重要的歷史轉折。一些學者將這一舉措看作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十分準確的歷史認識主編《中國史綱要》在“秦商鞅變法”題下寫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頁。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在“秦國衛鞅的變法”一節“衛鞅第二次變法”題下，將“遷都咸陽，修建宮殿”作為變法主要內容之一，又寫道：“咸陽位于秦國的中心地點，靠近渭河，附近物產豐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林劍鳴《秦史稿》在“商鞅變法的實施”一節，也有“遷都咸陽”的內容。其中寫道，“咸陽（在咸陽市窯店東）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適在秦嶺懷抱，既便利往來，又便于取南山之產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黃河；在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就是通往函谷關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頁。。《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頒布的新法，有這樣的內容：“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使得秦國掀起了一個新的農業躍進的。而推進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設在咸陽。

秦經營咸陽的時代，交通戰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東向進取的需要，函谷關和武關道路，首先受到重視。而蜀地的占領，必須有蜀道的交通條件以為可靠的軍事保障。對于秦兼并蜀地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我們在《史記》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如下的記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馬錯伐蜀，滅之（卷五《秦本紀》）；（2）擊蜀，滅之（卷一五《六國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卷七《張儀列傳》），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卷五《秦本紀》）；（5）蜀相殺蜀侯（卷一五《六國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誅蜀相壯（卷五《秦本紀》）；（7）誅蜀相壯（卷一五《六國年表》）；（8）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卷五《秦本紀》）；（10）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卷一五《六國年表》）。從起初轉貼于

（1）、（2）、（3）的“伐蜀，滅之”，“擊蜀，滅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終“定蜀”［8］其中（8）與（9）、（10）有關“蜀侯輝”、“蜀守輝”的記載相互抵牾，當有一誤，疑（8）中“侯輝”二字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經歷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數年的時間。這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必然是在蜀道暢通的條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闕”和

漢高祖的“蝕中”《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秦始皇規劃咸陽的建設時，曾經有“周馳為閣道”，又“自（阿房宮）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的設想。“表南山之顛以為闕”這一特別值得重視的構想，說明當時的建筑藍圖包含有貫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識。“南山”之“闕”的設計，可以說明秦都咸陽有南行的重要通路。這樣的規劃，與沿子午嶺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對應關系。而“子午”快讀，與“直”音近。在咸陽、長安以南，確實有“子午道”通往漢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與“直道”“子午嶺”類似的情形。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縣一·萬年》寫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經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鱉谷，今稱石砭峪。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太平寰宇記》文與此同，而不云出《水經注》。所謂“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豹林谷今案：今稱抱龍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來會，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東來會今案：“自東來會”疑當作“自西來會”。，自北以下亦謂之子午谷水。”“直谷”應當也是“子午谷”的快讀合音《咸寧縣志》卷一《南山諸谷圖》中，“石鱉峪”旁側標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許也應從音讀的線索考慮與“子午谷”的關系。。另外，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漢魏子午道秦嶺南段又曾經沿池河南下漢江川道。“池”或為“直”之音轉。也就是說，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經被稱作“直河”［9］。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說，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錄》卷五“漢高帝入關”條說：“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史記會注考證》等都據《司隸校尉楊君孟文石門頌序》所謂“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為“蝕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記述魏延向諸葛亮建議，“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其具體路線是“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抵長安。由三國時人所謂“韓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許確是劉邦北定三秦的路線。看來，子午道在秦漢之際已經通行大致是沒有疑義的。

李之勤先生曾經對子午道的歷史變遷進行過深入的考證［10］。我們在對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進行實地考察時，也發現了相當豐富的古棧道的遺存［11］。《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顏師古將“子午嶺”和“子午道”并說，這位唐代學者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意見，還有將直道所循子午嶺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計南北直相當”者聯系在一起的說法，即所謂“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裴骃《集解》引應劭曰：“今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張守節《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所謂“咸陽”、“今長安也”與“長安，故咸陽也”的認識，表現出咸陽長安共同作為關中文化重心的一體性。

《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記載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漢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資治通鑒》卷三六“漢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張晏說之后，又寫道：“按：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同樣指出了王莽這一交通道路建設行為與皇嗣期待的對應關系。《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條引《風土記》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山。”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引《風土記》則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太平御覽》卷三八引《風土記》也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乾隆《陜西通志》卷一六《關梁一·西安府長安縣》引《風土紀》：“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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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終南。”同出《風土記》，而漢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兩說。子午道的開通或與皇后有姙的事實有關，或與皇后有姙的期望有關，都反映了王莽借用當時人交通意識中的神秘內涵，為帝權的爭奪進行準備。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條引《長安志》于是說：“王莽有意簒漢，通子午道。”同書卷二二九《補遺·地理》“子午道”條寫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協之。又婦女有孕曰瑞。”也以為皇后已經“有孕”。事后太后下詔，言“開子午道”事是所謂“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絕南山”的方向優勢。

七、“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數道平行”形勢《后漢書》卷六《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賢注：“子午道，平帝時王莾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這是在國家行政中心轉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見《隸釋》卷二三《司隸校尉楊君碑》：“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語，然其事跡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絕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余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

然而《三國志》卷八《魏書·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三國志》卷一三《魏書·華歆傳》：“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基傳》：“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后糧腐敗，前軍縣乏。”《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后主傳》：“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都說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實上，東漢晚期至三國時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時交替使用，有時同時使用。又《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襲長安的建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可知當時子午道的通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