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8 11:36:0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民幣匯率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于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于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于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
芒德爾—弗來明模型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的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爾三角”理論，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固定匯率,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駁論”。如表1所示。
3.張錦冬.人民幣是否該升值.經濟學動態，2004第1期
1.構建計量經濟模型
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驗證假設，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糧食的出口貿易呈反向相關關系，由此建立中國糧食出口額(Y)與人民幣匯率變動(X)間的函數關系，
2.計量模型分析
由Eviews得到中國糧食出口總額與人民幣匯率變化的散點關系可絕系數R的值才0.28，有點偏小，說明模型的擬合度還不夠高，還需要對模型做出進一步的調整，下面將引入匯率的滯后項(設定滯后階數為3).經過調整后的模型的可絕系數R為0.35，與調整前的可絕系數相比，顯著提高，說明引入匯率的滯后3期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度更好。更能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糧食出口的具體影響。進行對比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糧食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程度反映在當期的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上(-5109萬美元)比反映在滯后3期的名義匯率的影響上(-1069萬美元)更為明顯，出口退稅率、消費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對糧食出口的影響都非常強烈。
二、對策建議
1.加強糧食儲備
保證糧食安全大量谷物庫存及較高的糧食自給率制約了我國農業資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農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適度進口飼料糧，降低我國糧食自給率，在保證合理谷物庫存水平的條件下積極擴展國際農產品貿易，使自然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不僅有利于糧食生產國，也有利于糧食消費國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多贏策略。我國糧食進出口貿易政策應適應新形勢，基本目標應由原來追求總量平衡、調劑品種向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推動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方向轉變，建立市場化糧食進出口貿易政策體系，放寬糧食進口限制，鼓勵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出口。
2.加強糧食生產
關鍵詞:貿易條件匯率證實分析
貿易條件反映一國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情況。反映貨幣比價的匯率變動會對貿易條件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貿易摩擦,改善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商品或純易貨貿易條件(N),還有貿易收入條件(I)、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及雙邊要素貿易條件(D)。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但由于貿易條件(N)最易計算,所以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使用貿易條件這一概念。在一個兩國世界中,貿易條件(N)可以表示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和該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而在一個具有多種貿易商品的世界中,貿易條件定義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該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價格指數,Pm代表進口價格指數,其計算公式為N=(Px/Pm)100。顯然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貿易條件(N)與反映一國貨幣同國外貨幣比價的匯率存在著聯系。事實上,匯率的變動將不僅通過價格的變化在短期內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而且將會長期通過對進出口商品的數量、結構等方面的影響而對貿易條件發生作用。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
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引證運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法,該方法考察的是在匯率貶值情況下貿易條件是改善還是惡化。之所以用到彈性的概念,是由于貨幣貶值同時改變了以本幣或外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決定貿易條件改善與否取決于出口商品本幣(外幣)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還是小于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國貨幣貶值,該國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幣價格不變,當然也可以上升。而進口商品由于貨幣貶值導致本幣價格上升、需求下降,國外出口商為了維持一定市場份額,使得本國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別表示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ηSX、ηSM分別表示進出口供給價格彈性,則在匯率貶值情況下有如下結論: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惡化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不起作用;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改善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這種彈性分析法建立在外匯市場穩定及其它條件不變前提下,是一種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所謂貿易條件的改善除了從分析中的彈性變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該國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其進口商品價格有所提高,反之則為惡化。其經濟學的含義在于單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來換得更多的進口商品,若能則表明貿易條件改善,否則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貶值無疑成為許多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條件的手段。但是貿易條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國貿易狀況得以好轉。同理匯率升值在一定條件下會降低一國貿易條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國貿易狀況惡化的結論。其原因在于貿易條件的變化是許多對該國和世界其余國家有影響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僅憑單一的貿易條件的變化不能確定這些力量對該國凈福利影響的結果,這也成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們將在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的基礎上分析其數量、結構等方面的效應,從而全面理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入條件、單邊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如此深入揭示匯率變動背后的對貿易條件的一系列作用機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長期動態分析
如前所述,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在短期內將產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為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匯率已成為一國調控經濟的重要目標變量,在貿易方面則不僅反映在謀求進出口量的變化上,還需考慮貿易結構、成本、福利及整體狀況等許多方面。
短期內,由于信息傳遞、反應的時滯效應,匯率變動通過價格的變化所產生的數量效應并不會立即顯現。經過一定時間的調整,這種效應才得以全面展現。考察貿易收入條件(I),其計算公式為I=(Px/PM)Q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數,該指標意指以出口為基礎的進口量。但是單純從商品貿易條件(N)的變化上難以反映出貿易收入條件的變化,因為指標I的取值決定于N與Qx的乘積。此外,如果一國出口產業規模效益比較明顯,出口量的擴大則會引致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進而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通過貿易換取了更多的國外資源,從而提高了本國的福利。但是對于大國或某種商品的主要供應國而言,其出口的增長有可能引起出口價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價格下降的幅度超過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則貿易收入條件惡化,進而引起貧困化增長。
除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外,由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因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商品的進出口量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加之勞動力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匯率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使得進出口商品的比較優勢同樣發生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將對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產生影響。顯然這種影響因素較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化的國內產業與對外貿易政策等決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強化貿易商品結構調整的效果,從長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國貿易商品結構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有利于提升貿易及產業競爭力。考察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其計算公式為S=(Px/Pm)Z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Zx代表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由于企業力圖在匯率變動的環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強競爭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較大提高,即使商品貿易條件下降,但是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機制。在假設匯率變動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變動的影響在短期首先通過價格效應作用于商品貿易條件,其前提必須滿足一定的彈性條件。而從較長時間來看,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將發生作用,貿易收入條件將依賴于商品貿易條件及出口量指數而發生變化。此外,匯率變動還將因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生產投入及要素成本的變化而對進出口量及商品結構產生影響,國內企業生產率同樣發生變化,進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即使貿易條件下降,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體貿易狀況與福利的變化需要綜合考慮貿易條件的變化。
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條件影響分析
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人民幣匯率在較長時期內的貶值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的發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續增長不僅加劇了貿易摩擦,且自身的貿易條件也面臨著惡化的危險,福利遭受損失,經濟增長也受到影響。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等已成為經濟中的熱點問題。
依據分析,選取貿易條件為被解釋變量,其影響因素包括匯率以及匯率變動產生的數量效應以及結構成本方面的效應。此處,為簡單起見,貿易條件依據通常做法用商品貿易條件(N)代表,選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我國貿易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份額(XW)說明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國內零售價格指數(RI)說明匯率變動的成本效應,因此模型為:ψ(TOT)=(REER,XW,RI)。實證選用對數模型,依據下表所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對比模型參數可知,該模型通過統計及計量經濟學檢驗。從經濟學意義來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1474%;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份額每變動1%,貿易條件反向變動0.1030%;國內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0959%。由此可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較變量XW與RI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更大,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是顯著的,而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與成本效應則由于機制傳遞、調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效果則較弱。其中XW與貿易條件的反向變動說明當出口量增大時,我國的貿易條件是惡化的。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增加即人民幣升值時,貿易條件得以改善,反之則惡化。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對貿易條件的理解不能僅局限于一般商品貿易條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收入條件與單邊要素貿易條件非常重要,只有綜合考慮多重貿易條件的綜合效果,才能較為全面的判定一國貿易條件及貿易整體狀況的變化情況。
匯率變動對于貿易條件的影響并非僅是直接單一的作用機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價格上的直接反映與作用以及由于價格信號而導致的數量、成本、結構等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從表面上看是價格連鎖作用,但是從長期考察卻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質的影響,從而在功能上改變或提升了經濟實力,因而將進一步推動一國貿易條件的改善與好轉。其有益的啟示在于,由于存在諸多的前提與限制條件,因此探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能僅停留在短期靜態上,需要從長期動態的角度進行全面的考察,同時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圍和條件,由此即使匯率調整在短期內可能造成貿易條件的惡化,但從經濟發展長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釘住匯率有管理浮動匯率匯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開始，我國建立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近年來的市場表現說明，人民幣匯率已經異化為單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雖然這一制度在穩定外匯市場、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等方面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金融形勢下，其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因此，改革人民幣匯率勢在必行。
1人民幣匯率存在的主要問題
1.1現行的單一釘住匯率比較刻板，不能及時反映對外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
當我國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周期不盡一致，尤其是兩種貨幣的利差較大時，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增加。一般地說，一國匯率制度或貨幣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經濟周期相一致的。在釘住匯率下，釘住國的匯率必然隨著被釘住國匯率的變化而變化。當釘住國的經濟周期同被釘住國不一致時，釘住國匯率變化的方向很可能對其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這種情況必然帶來其國內貨幣政策的扭曲，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經濟發生急劇變化的情況下，決定出口不是名義匯率而是實際有效匯率
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化狀況，加劇了國內外物價的脫節，不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的匯率大幅波動時，不利于發揮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而實際匯率的貶值將改變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實際匯率的升值將導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名義有效匯率變化不太大，但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是釘住美元的，當我國貿易出口競爭國通過貶值擴大出口時，就必然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產生很大的壓力。為了釘住美元，我國不得不在貿易中做出較大的犧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匯率風險來自于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由于匯率的變化，使得在外匯交易和進出口貿易結算中的風險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和進出口企業作為外匯交易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并運用靈活的風險管理技巧，才能規避交易中的風險。然而，在單一釘住匯率條件下，匯率的變化被人為的因素所左右，從表面上看，匯率的風險降低了。但由于被釘住的匯率是浮動的，因此這種人為地控制匯率變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會淡化人們的風險意識，對于外匯交易的主體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不完善，對國內企業實行的強制結售匯使得中央銀行承擔了每天外匯供求差額的責任
強制性的結售匯不僅使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而且強制性的結匯還使中央銀行處于被動地位。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4000億美元，但當外匯儲備增加到一定數量后，如果在國內企業外匯需求不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要繼續買入市場多余的外匯。而買入外匯的同時需要支付人民幣，這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將會影響國家宏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劇了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是一種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隨著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相繼出現資本外逃的現象。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出現了較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然而，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卻不同于墨西哥、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一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不是因為投資者出于恐慌或懷疑而導致短期資本流動；二是我國的資本外逃也不是對政治或經濟危機、稅負加重、惡性通貨膨脹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實際上我國資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來自壓抑的金融環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監管外，還在于對外匯風險的規避。雖然政府承諾保持不貶值，但是在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的情況下，周邊國家貨幣的貶值卻加劇了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外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促進因素2．1．1國內金融市場的更加開放
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將進入新的階段，要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體系和組織體系。從目前的改革來看，利率市場化正在逐步推進，貨幣市場的改革和發展已取得明顯成效，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基礎產生影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后，將對國內金融交易服務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務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心，也將受到來自國外金融中介機構激烈競爭的挑戰。
2．1．2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多變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看，一是經濟和金融的國際化推動著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因特網技術的發展將使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二是金融市場的電子化極大地提高著市場發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場創新層出不窮，在活躍市場的同時也使市場投機活動日益猖獗，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大，市場監管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1．3亞洲貨幣合作的進程加快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過分依賴美元的匯率安排威脅到了亞洲經濟的穩定發展，亞洲國家要維護金融穩定，不能依賴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必須積極開展亞洲貨幣合作。其模式有中國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日本、韓國三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盟十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三種模式。不論哪種模式，加強亞洲地區的貿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為亞洲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要求。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貿易關系的加強，從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角度，我國應當以積極的態度推進亞洲的貨幣合作。通過貨幣合作促進成員間貿易的進一步增長、穩定成員間匯率和促進區域的金融穩定。
2.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根據我國實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確定匯率水平；二是確定匯率調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絕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同時應綜合考慮多方利益，把匯率制度改革同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國際收支狀況、國際貨幣合作及國際匯率制度的新趨勢聯系起來，制定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長期目標。
（1）近期目標是逐步由單一釘住過渡為釘住一籃子貨幣，以適應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只對美元作出反映。當前，歐元誕生后的國際貨幣市場已呈現美、歐、日三分天下的態勢。由于中國與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貿易與資本往來，一旦國際貿易形勢與世界貨幣市場發生變化，與美元的單線聯系將無法全面反映這些因素的變動。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事實上我國貨幣當局近年來一直采用一籃子貨幣來監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國、日本、香港、歐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韓國和臺灣十大經濟體與國內的貿易占對世界貿易總額的80％以上，可以將上述十個經濟體作為一籃子貨幣。基本思路是設計一個多種貨幣所構成的虛擬貨幣，人民幣匯率在進行調控時不再釘住美元，而是釘住人民幣與該虛擬貨幣的匯率。同時，該虛擬貨幣應具備三個特征。一是包含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幣種，二是該虛擬貨幣的匯率能夠反映中國產品在所有境外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三是該虛擬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反映出短期國際資金流出（入）中國市場的可能變化方向。
（2）中期目標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人民幣彈性目標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彈性匯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限彈性制，包括對單一貨幣的有限彈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彈性；另一類是較大彈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標調節匯率、管理浮動和獨立浮動。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有限彈性難以實行，因為我國不能像亞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國那樣長時期地只對美元做出彈性安排，也不能像歐元區那樣對外實行共同浮動。另外，我國也不能實行獨立浮動，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也不能實行管理浮動，因為我國當前的匯率調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先進。因此，我國只能按照一套指標調節匯率即實行目標管理。所謂目標管理就是對國民經濟計劃給定的目標，確定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目標范圍或變動幅度，一旦匯率超過了這一范圍，政府就進行干預，使其恢復到目標水平；或者根據經濟情況變化而修改目標范圍，使匯率真正反映外匯的供求關系。當然人民幣匯率區間大小的確立應綜合考慮一系列因素：包括實際有效匯率；月度交易余額；季度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國際儲備的充足性與變化趨勢；人民幣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勢而言，擴大人民幣浮動幅度應分步驟實施。
（3）遠期目標是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實現人民幣的有管理浮動并最終實現自由浮動。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暫的隔離作用，而不能長期有效地保護一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的外匯交易仍受到嚴格管制，這也正是當前我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與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和我國金融市場機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國放開資本項目的呼聲日漸升溫并提上議事日程。為防止我國經濟遭受激烈的沖擊，應該逐步地取消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從而為人民幣將來的完全自由浮動與國際化提供一個市場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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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財務影響
自2005年7月21日以后，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改革運行至今,人民幣對美元表現有升有降,對歐元、日元趨勢也是如此,但幅度不大。盡管如此，來自各方面的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仍然不小，目前，國內的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等方面，對于人民幣升值的財務影響及對策方面卻極少涉及。本文在假定人民幣匯率仍有升值壓力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公司財務的影響，并提出化解匯率風險的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公司財務的影響
對公司財務費用的影響
財務費用是公司當期發生的費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本期發生的直接計入損益的費用，財務費用的大小將影響公司的凈利潤。匯兌損益是財務費用核算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是指在持有外幣貨幣資產和負債期間，由于外幣匯率變動而引起的外幣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動而產生的損益。
人民幣升值影響公司財務費用體現在：人民幣升值后，等量的外幣只能換回較少的人民幣，對于擁有外幣債務余額（如外幣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賬款）的公司，外債折算為人民幣后的匯兌損益將會減少，從而減少財務費用，而財務費用具有稅收擋板的作用，它的減少將增加當期的凈利潤。因此，人民幣升值后，擁有外幣借款、應付賬款等外債的公司將因此受益。如某公司2004年底有日元貸款折合人民幣為15億元，人民幣升值2%將因此每年減少公司財務費用450萬元（利息支出減少150萬元，本金減少300萬元），對公司整體盈利狀況影響接近0.01元/股。對于擁有外幣貨幣性資產（如外幣現金、外幣銀行存款、應收賬款）的公司，人民幣升值后，用人民幣計價的匯兌損益將會增加，從而增加財務費用，減少當期的凈利潤。因此，人民幣升值后，擁有外幣貨幣性資產的公司將因此遭受損失。如某電廠擁有1.79億美元和141億日元的應收賬款，人民幣升值2%將使公司增加約人民幣300萬元的財務費用，這將影響到公司整體盈利狀況。
對公司籌資成本的影響
匯率的“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流入的國際直接投資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截至2004年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6099億美元，較2003年年底增加了51.3%，成為2004年全球外匯儲備增加最多的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外匯儲備的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又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劇了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入。
我國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影響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熱情，導致海外對華投資的縮減。據報告，受人民幣升值影響，我國2005年7月末外匯存款余額1605億美元，比上月減少48億美元；8月末，外匯存款余額為1611億美元，雖比上月增加6億美元，但遠低于8月份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額4364億元。從籌資的角度看，缺少外資或者是外資驟減將影響公司的權益資金的籌集，當公司急需資金時，只能轉向其他的負債融資。受資金供求關系的影響，在資金供給數量一定的情況下，資金需求量增加，籌資成本必然上升。同時，負債資金增加，將帶來財務杠桿的效應，如果投資利潤率高于資金成本率，則負債融資將為公司帶來額外的收益，反之，將給公司帶來較大的財務風險，影響公司的效益。
對營業費用的影響
營業費用是指公司銷售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包括運輸費、展覽費、廣告費以及為銷售本公司產品而專設的銷售機構（含銷售網點、售后服務網點等）的職工工資及福利費。營業費用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營業費用的大小將影響公司當期的業績。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大幅提高，國際貿易盈余、外國直接投資、外匯儲備持續增加，西方發達國家感到了壓力，擔心我國會影響其在全球的經濟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國家仍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我國施壓，希望通過提升幣值的方式，削弱我國產品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竟爭力，達到維護本國產業和經濟利益的目的。
人民幣升值將對以價格優勢為特色的我國產品造成嚴重打擊。由于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受到鼓勵，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出口減少，結果，本國市場上供給越來越多，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激烈，為使公司的商品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定的份額，增加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許多公司將會在營銷方面多下功夫，如擴大產品宣傳、增設銷售網點等，屆時，營業費用將大幅增加，影響公司的經營業績。
應對人民幣升值的財務對策
關注匯率的變動趨勢
要關注美日等國對人民幣匯率態度。以美日等為代表的各國對人民幣的態度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趨勢。2003年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日本、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到了2005年前后，國外分散的壓力逐步演變成為發達國家的國際共識：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于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徑直要求人民幣升值。在此背景下，盡管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有所上調，但上調的幅度不大，未達到西方主要國家的預期，人民幣來自國外的升值壓力仍然不小。
關注美國聯邦基金加息情況。按理說,美元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因為,美元利率的持續上升支撐了美元,美元資產的吸引力會引起國際熱錢回流美國。尤其是在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平穩實施后,目前美元短期利率已上升至4%,高過人民幣短期利率2.25%（稅后利率約為1.8%）的水平,由此將大大緩解國際熱錢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巨大沖擊。但有專家分析指出,當前人民幣的升值幅度仍然遠遠低于美國等國的預期目標。當人民幣升值幅度難以滿足它們的要求時,人民幣升值壓力就很難減輕,相反這種壓力將長期存在。所以,美元持續升息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壓力將繼續以經濟問題的形式來反映政治問題的實質而長期存在。
關注國內學者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專門研究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匯率升值的幅度、時機，升值后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等。這些對于公司財務管理人員來說，是很好的參考資料。此外，人民幣匯率變動后，市場上的各種價格會隨之發生變動，諸多因素，例如大宗商品的價格，房地產價格，都會有影響。
作為公司財務管理人員，應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關注人民幣升值對產業內部可能造成的影響，時刻保持警惕性，及時調整相應的財務決策，減少匯率波動所帶來的損失。
適量持有外幣靈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美元/人民幣官方匯率由8.27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幅約2%。人行還宣布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0.15%幅度內浮動。作為公司財務管理人員，應堅持“盡早結匯，適量持有外幣、靈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的原則。“盡早結匯”是指公司收到外幣時，盡快結算成人民幣，由于人民幣還有升值的趨勢，央行總是根據實際經濟運行狀況來決定人民幣升值的時機和幅度的,所以財務管理人員應認真分析匯率的發展趨勢，減少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幣升值對公司的沖擊。“適量持有外幣”是指對于出口、進口額均較大的外貿公司，可持有適量外幣以應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幣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應注意持有外幣的時間不宜過長，以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損失。“靈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是指公司對于外幣類債權債務的管理要講究方法，權衡利弊，選擇能降低財務費用、使公司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如對于外幣“應收賬款”，要講究收賬政策和收賬方法，改變信用政策，加速資金的回籠。而對于外幣“應付賬款”，在不影響公司信譽的情況下，盡量延遲進口材料或延遲付款，或改變貨款結算方式，如采取遠期信用證結算方式或以人民幣計價等。
適當增加外幣債務
如果一些外資預計人民幣將進一步升值，必將選擇最佳時機大量涌入中國，但因一時找不到好項目，就先存放在銀行，到時資金供給將相對充裕，籌資成本會有所下降，公司可利用這一時機適當多舉債，較好地利用財務桿杠為公司帶來收益。所以，對于有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公司來說，可適當增加美元債務，這是一種較好降低融資成本的財務決策。增加美元債務的方法很多,諸如增加美元貸款、借外幣負債、將人民幣借貸變成外匯借貸、盡可能償還人民幣貸款、將要到期的國外貸款推遲還款等。
加強公司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包括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等五個相互聯系的要素。嚴謹的內部控制，要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實行全方位的有效控制，把公司的各項經濟活動全面置于經濟監控之中。由于匯率升值后可能影響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足，公司可重點從以下方面加強內部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營業費用增加的影響：
加強資金管理。要由專門的財務人員對資金特別是外幣資金的籌集、調度、使用、分配等進行籌劃，并由相關人員實行嚴格控制，防止資金體外循環。
嚴格控制成本費用。公司可在成本控制和定價上下功夫，降低成本應從現在逐步開始，待人民幣升值時，公司依然能夠向客戶報出有競爭力的價格。對于成本控制，可在“采購成本和制造成本”上下功夫，并盡可能“降低費用率”等。如福耀玻璃公司推出了一整套“全面的戰略成本規劃”，通過降低設備使用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提升工藝和技術水平，保持成本競爭優勢。預計公司到2006年能夠將成本降低15％－20％，因此，即使人民幣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福耀”也能夠保持成本和價格的競爭優勢。
建立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把財務管理人員的短期行為長期化。公司可以根據其自身的特點和需要建立相應激勵約束機制，通過公司的激勵和約束，使公司財務人員更關注匯率的影響及公司長遠的發展，及時采取策略應對人民幣升值對公司的影響，提高公司的效益。
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的匯率自由化應是大勢所趨。不管國際市場有沒有施加壓力，中國目前出口強勁，外匯儲備充足，對外部環境變化也有了較強的承受力，逐步調整人民幣匯率、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我國未來的匯率趨勢。作為財務管理人員，應未雨綢繆，關注時勢的發展變化，從成本控制、增加原材料進口等方面，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積極籌劃，即使不久的將來人民幣再升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匯率風險。
參考文獻：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國際收支;外匯管理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貨幣對美元或出現較大幅度貶值,或表現的十分疲軟。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民幣匯率卻表現的異常穩定,成為全球最堅挺的貨幣。盡管如此,國內外市場上還是產生了強烈的人民幣將貶值的心理預期。從國外看,有人認為人民幣貶值是遲早的事。從國內看,1998年1月和7月,在各大城市出現了兩次黑市炒匯;另一方面,部分企業騙匯、逃匯、資本外逃問題十分嚴重。這些現象說明國內外人們對于人民幣匯率缺乏信心。在不兌現信用貨幣制度下,信心問題對貨幣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所謂信心主要指某種貨幣的持有者愿意繼續保有它,而不會發生驚慌地從一種儲備貨幣轉向另一種儲備貨幣的情形。在上述背景下,針對國內外對人民幣匯率所持的懷疑態度,中國政府多次強調人民幣不會貶值,以此增強人們對人民幣的信心。那么是否說,中國政府強調穩定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就穩定了呢?換句話說,是一種權益之計,政治上的需要還是基本經濟因素起作用呢?人民幣匯率今后走勢將如何呢?
一、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直接因素
國際收支狀況是決定和影響一定貨幣匯率變化的直接因素。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順差,就會引起外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供應增加,順差國的貨幣匯率就會上升;反之,一國國際收支逆差,就會引起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應短缺,逆差國的貨幣匯率就會下跌。就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看,1994年以來,國際收支連年順差,其中外貿順差,資本項目下凈流入,外匯儲備連年增長,由1993年底212億增加到1998年底1450億美元。人民幣匯率穩定,由1994年底并軌時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升值到1美元兌換83元人民幣。這表明國內外匯市場在相當長時期內已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幣有升值的要求。為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入市操作,收兌美元投放人民幣。但基礎貨幣投放過多,又使央行貨幣政策選擇空間狹小。因此,政府適時推出外匯改革措施。一是擴大居民因私出國個人用匯的范圍和標準;二是把外商投資企業納入結售匯體系;三是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保留一定額度的現匯。這一系列改革使人民幣沒能進一步升值,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在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的情況下,我國未來的國際收支會如何演變,這將直接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走向。
1貿易收支狀況分析。從中長期看,貿易收支狀況在整個國際收支中具有決定的意義。1997年,我國外貿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當年外貿進出口總額325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1%。其中出口1827億美元,增長209%,進口14236億美元,增長25%,全年貿易順差403億美元。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日益顯露和加深,全年實現外貿進出口額3239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05%,進口14017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5%,貿易順差4359億美元。1999年,我國外貿仍面臨較大的困難和挑戰,但仔細分析,也面臨一些有利因素。從外部看,對我國外貿出口影響最大的亞洲金融危機各國和地區的金融形勢已經穩定,經濟已度過最困難的時期,1999年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經濟會出現恢復性增長。貨幣幣值穩定并可能出現一定程度升值,這有利于我國恢復對該地區的出口。同時,我國實施的出口多元化戰略仍會繼續發揮作用。從內部看,決定貿易收支最基本的因素是國內經濟狀況。1999年,我國國民經濟將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社會商品零售物價將在低位徘徊。在這樣的局面下,外貿出口面臨的有利因素是:首先國家對外貿出口給予政策支持。國家采用出口退稅、稅收優惠、出口信貸等手段鼓勵出口。由于亞洲貨幣貶值的壓力,國家一方面加快了出口退稅進度。另一方面,從1998年1月1日起提高紡織品和機械產品的出口退稅率,6月1日起提高煤炭、鋼鐵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1999年1月1日起又一次提高了機電、紡織、鋼材、水泥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適當的提高出口退稅率可以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增強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同時,銀行加大對外貿企業支持力度,對產品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優先提供貸款;特別是對機電產品出口給予政策支持;提高向外經貿企業貸款比例。這些政策措施使企業資金緊張狀況明顯改善。其次,出口成本的穩定為出口增長提供了條件。企業產品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工資、運費及稅金構成。從原材料看,1994年以來,由于人民幣持續小幅升值,這使得以進口原材料從事生產的外貿企業成本相應下降。與此同時,國內物價逐步下降,原材料價格也呈跌勢。從工資看,我國工資增長率不斷下降。自1995年以來,我國工資增長率下降30%多。原材料和工資下降,使企業換匯成本下降。據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統計,1997年退稅后出口換匯成本為7966元人民幣。估計1998年以后仍會大體如此。這是因為,一是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六次降息,貸款利率水平不斷下降;二是1997年10月中國又一次較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幅度達26%,這使以進口原料和中間產品從事加工的出口企業可以相應地降低其成本;三是物價穩定,并略有下降,因此,可為出口的穩定和增長創造相應的條件。再次,國有外貿企業積極轉變經營機制和增長方式。近年來,隨著外貿體制的改革,現代企業制度逐步確立,以及人民幣小幅升值的壓力,使國有外貿企業逐漸改變了過去那種依靠本幣貶值刺激出口的粗放型經營方式。開始加強管理,挖掘內部潛力,大力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加快技術改造,調整商品出口結構,實行多元化市場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逐漸走上效益型的對外貿易之路。因此,作為出口規模擴張主導因素的一般貿易,其增長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已相對穩定,今后將繼續發揮作用。第四,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勢頭強勁,成為對外貿易的生力軍。外商投資企業總體技術水平較高,對外熟悉國際市場,應變能力強;對內管理完善,機制靈活,企業新建,人員負擔輕,自有資金充裕,成本控制好,同時又可享受有關優惠政策。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其出口換匯成本普遍低于中資企業。出口增長速度較快,在全國總出口額中所占比例從前幾年的10%上升到1997年的407%,1998年進一步上升為42%。上述分析表明,現行的匯率水平是有利于出口的。亞洲金融危機后,在東亞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的嚴峻形勢下,1997、1998年貿易順差403億、3459億美元也支持這一論點。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至少在目前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高估問題。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1998年我國出口增速下降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向亞洲出口大幅下降的影響,應該說主要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當然,在現行的匯率水平下,部分企業、主要是中資企業出口虧損,企業在補償可變資本后,僅能補償部分不變資本。但即使這樣,國內宏觀經濟供大于求的總體格局迫使企業通過出口去尋求市場,這既符合企業本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也符合社會需要和利益,同時也會獲得政府的支持。
2資本收支狀況分析。影響外匯供求從而影響貨幣匯率的還有資本項目收支狀況。當一國有資本大量流入時,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外匯匯率下跌;反之,外匯求過于供,外匯匯率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流入中國的外資4200多億美元,其中2747億美元為直接投資,外債為1460億美元。在借入的1460億美元外債中,85%左右是長期債務,僅有15%是短期債務,外債結構合理,無論償債率、負債率和短期債務比率都大大低于國際通行標準。具體看,從1994年以來,資本項目下凈流入規模較大且比較穩定,1994、1995、1996、1997年四年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326億美元、370億美元、400億美元、452億美元。我國連續四年成為全球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居第二位的國家。外資大規模的流入,外匯供過于求,給人民幣帶來了較大的升值壓力,為避免本幣升值幅度過大給我國出口帶來不利影響,央行入市在外匯市場上大規模收購美元。可以說,近年人民幣處于升值狀態是市場供求關系演變和央行干預的結果。央行不會也不應該在貿易持續順差并規模較大時應部分企業要求及市場預期引導本幣貶值。亞洲金融危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吸引外資,但影響不大。這是因為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主要的不是取決于東南亞有關國家的對華投資。因此,近期我國外資流入規模仍將處于較高水平。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為抵消其對我國吸引外資的消極影響,1998年我國政府已出臺了進一步吸引外資政策措施,其主要有:第一,實行優惠政策。對外商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項目需進口的設備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投資于其他鼓勵類項目需進口設備減半征收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第二,補充修改《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加大開放的程度,拓寬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引導外商投資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第三,引導和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對我國產業政策中限制外商投資,但能發揮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的項目允許外商在中西部興辦;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和沿邊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將在今后發揮作用。同時,由于我國避免了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減少了投資風險,增強了外商投資的信心。1998年1—11月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417億美元。中國仍然被列為最佳的投資國之一。因此,可以預計,從中長期看,只要中國改革開放方針不改變,外資就會繼續大量流入。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進入長期穩定發展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結構調整,巨大的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的擴張潛力,極高的儲蓄率所轉化的投資率,低廉的勞動成本和充裕的人材,教育投資的持續增長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高新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政治的穩定等已經變成投資的良好預期。
分析顯示,中國的國際收支短期內不會發生逆轉,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直接因素。
二、低水平的通貨膨脹是人民幣匯率長期穩定的根本原因
在當代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下,兩國貨幣之間的比率,從根本上來說是由各自所代表的價值量決定的。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是對內價值的體現。物價是一國貨幣價值在商品市場的體現。通貨膨脹就意味著該國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下降,因此,國內外通貨膨脹率的差異是決定匯率長期趨勢中的基本因素。在國內外商品市場相互聯系的條件下,一國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會反映在經常項目收支上。因為,高通貨膨脹率會降低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導致出口減少,繼而出口外匯收入減少;同時,又會提高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引起進口增加,進而外匯支出增加。這一減一增會影響外匯市場上的供求狀況,從而影響匯率的變化。其次,通貨膨脹的差異還會影響人們對匯率的預期,反映在資本項目收支上。一國通貨膨脹率較高,貨幣對內價值下降,人們預期該國貨幣的匯率將下降,由此進行貨幣替換,即把手中持有的該國貨幣轉化為其他國家貨幣,使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現實下跌。總之,一國通貨膨脹高于它國,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就會趨于貶值。反之,則會升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取向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內商品市場與國際商品市場聯系日益緊密,國內價格體系與國際價格體系逐漸接軌,國內物價總水平持續上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1978年至1997年20年間,我國通貨膨脹年均約725%。與此同時,人民幣連續16年貶值,由1978年1美元兌換15元人民幣下跌到1993年底的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年均貶值約116%。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即人民幣兌美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調劑匯率合二為一,將人民幣兌美元由57比1的官方匯率下調為87比1市場調劑匯率。從此以后,人民幣市場匯率即名義匯率開始穩定并緩慢升值。從理論上說,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是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基礎。實際有效匯率是按照對外貿易國別權重加權平均計算的多邊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國貨幣的長期匯率水平。自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1994—1996年中國國內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三年累計高達426%,這說明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對內貶值426%。由于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其對外價值。因此,人民幣對外價值即名義匯率也應貶值426%。但實際情況是,人民幣的市場名義匯率不僅沒有貶值,反而由8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小幅升值約4%左右,兩者相加約升值466%。如果考慮到美國同期每年有約3%的通脹率,三年累計共有9%通脹率的因素。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仍大幅升值376%左右。近年來,國內學者運用購買力平價理論,根據國際比較項目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遠遠低于現行的人民幣市場匯率,具有潛在的長期升值壓力而非貶值壓力。事實上,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穩中趨升走勢,也就相應地奠定了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的基礎。從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看,自1993年下半年宏觀調控以來,高增長、低通脹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商品供給總量相對于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已相對過剩,物價持續回落并穩定,買方市場已經出現。過剩的生產能力和快速增長的存貨是當前的主要特征。在這樣一種宏觀經濟背景下,預期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國出現較高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是:第一,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價格近期內會比較穩定。近年來,由于中央始終把農業放在工作的首位,狠抓農業和農村工作,糧食連年獲得大豐收,國家和廣大農民手中有充足的糧食儲備,這就為糧食及以糧食為原料的農產品價格穩定提供了充分保證。第二,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在逐步變硬。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逐步確立,投資饑渴癥現象大大減少。投資需求疲軟使生產資料商品價格難以大幅上升。第三,商業銀行轉變經營管理方式,注重經濟效益。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商業銀行法》和《貸款通則》的實施,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日益規范。首次普遍出現了惜貸,國有商業銀行年度貸款額度沒完成計劃的現象。這不僅顯示出銀行貸款講求效益,還使貸款增長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受到強力制約。第四,財政赤字帶來的貨幣超經濟發行導致通貨膨脹因素被杜絕。中國人民銀行法禁止中央銀行向財政透支,這從制度上排除了財政出現赤字擠銀行,央行印鈔票彌補財政赤字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性。第五,央行的“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約束自己實行廉價貨幣政策,制造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因此,只要國內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隨著多數國有企業改組、改制、改革成功并走出困境,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人民幣匯率將長期保持穩定,可能持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
三、強勁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物質基礎
貨幣問題本質上是經濟問題,經濟狀況是決定貨幣的基本因素。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經濟的強勁增長是貨幣穩定和升值的物質基礎。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每年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長,經濟規模總量按現行市場匯率折算已據世界前列。從改革開放的20年看,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人民幣匯率先是經歷了不斷下跌的過程,由1978年1美元兌換15元人民幣一直跌到1993年底的87元市場調劑價,匯率走出了與基本經濟狀況不一致的走勢。然而從1994年初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人民幣匯率才開始穩定并緩慢升值,呈現了與基本經濟狀況密切相關一致的走勢。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日益深化的情況下,雖然人民幣匯率穩定與堅挺給我國外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從而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國際國內金融經濟形勢分析,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仍居主導地位。從國際環境看,世界經濟在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8年增長速度下降后,1999年會出現恢復性增長。這是因為,一是大部分金融危機發生國和地區經濟出現了穩定和復蘇的積極信號,經濟與金融混亂和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1999年經濟會出現恢復性增長或增長。二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美國經濟增長仍保持強勁勢頭,繼續承擔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歐盟由于統一貨幣的實施,成本的降低,經濟仍將保持增長。日本由于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出臺,估計1999年以后經濟會有一定的起色。三是全球性的降息活動為投資和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但對匯率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內基本經濟狀況。1999年以后,我國經濟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及近年逐步回落的經濟增長率,政府采取了適當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適當調整擴大內需的重點和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投資向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傾斜,大力支持面向市場需求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投資,積極支持災區重建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和發展,繼續支持發展居民住宅建設,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其次,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新的增長點。根據國有企業的現實情況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大力深化對國民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逐步消化過去低水平重復建設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房地產過度投機造成的泡沫經濟,積極引導和規范國有企業按市場規律兼并和重組,促進產業資本存量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到資本市場融資,以加快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創新,為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創造條件,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的結構矛盾,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健康的經濟結構基礎。再次,我國地域遼闊,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是我國特有的自然優勢。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的梯度推移有著廣闊的空間,借助于江河流域,使經濟增長由東向西推移,使東中西部發展相連結。這是周邊國家所沒有的自然優勢,也是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維持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同時,我國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經濟增長仍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之中,這種情況在未來10年左右時間仍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因此,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經濟仍會保持適度的快速增長。在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經濟質量會有較大提高,經濟效益會更好,通貨膨脹會明顯地低于改革開放前20年,這將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合理、有效、完善的外匯管理體制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現階段,我國已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但對資本項目仍實行管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充分吸取了國際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采取了積極穩妥又漸進的方式,不失時機地不斷改革和完善外匯管理制度,建立和實行了適合我國國情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外匯管理制度。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長遠目標是實現包括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但何時達到這一目標還沒有時間表,要根據國內外條件去逐步實施。目前,我國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嚴格的管理政策,對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實行計劃和審批管理。在這樣的體制下,居民和非居民都不可以在我國境內進行人民幣與外匯的自由買賣。市場參與者也不能根據其預期自由買賣外匯;同時,國際投機者也難以獲得人民幣對市場形成沖擊。因此,市場預期并未扭轉也不可能扭轉市場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人民幣仍面臨升值壓力。
目前,我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在經常項目可兌換基礎上,正完善資本項目的管理。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我國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合理外債結構,嚴格控制短期資本比例。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結售匯必須有真實的商業單據和有效憑證,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實盤交易,對企業外匯帳戶有限額規定,外匯指定銀行也受到周轉頭寸的制約,并進行監管。還建立了進出口收付匯核銷等事后監管機制,這從制度上根本堵住了國外投機性資本大規模進入國內市場套匯、套利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這也制約了國際投機資本向我國流動的動力。從我國金融市場現狀看,國內貨幣市場隨著1996年全國統一的銀行拆借市場的建立而起步,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剛剛允許準入市場。股票市場分設A、B股市場,A股市場禁止境外投資者進入。人民幣債券市場剛起步,境內發行外幣債券也只是試點;國債的二級市場欠發達,國債的流動性較差。國內房地產市場隨著1993年國家出臺宏觀調控措施以后,一直市道低迷。國內期貨市場剛剛起步,并且只有商品期貨,金融期貨品種沒有開辦,國際短期資本在中國境內不具備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套利的條件。同時,由于我國實行較嚴格的金融管理,外資非法進入不受法律保護,制度成本約束會使投機性資本望而卻步。
最近,針對國內外對人民幣貶值的心理預期增加,逃匯、騙匯、黑市外匯交易猖獗情況,國家開始采取措施加強管理以堵塞漏洞。一是開展外匯大檢查。對于那些違反外匯管理有關規定,以虛假或偽造的憑證到銀行騙購外匯的非法行為,依法進行嚴厲打擊;二是完善外匯管理法規。陸續制定并了一系列外匯管理法規以彌補監管中暴露的薄弱環節;三是加大打擊力度。對參與非法逃套外匯或黑市交易的不同行為主體明確了相應的處罰力度。上述措施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外匯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及外匯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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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特點問題策略選擇
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特點
(一)當前我國外匯市場主要是本幣和外幣頭寸轉換市場。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結構由兩個子市場組成，一是外匯指定銀行和企業間結售匯市場，一是外匯指定銀行和央行參與交易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從結售匯內容、銀行外匯上額管理和央行經常調控的過程來看，現在的外匯市場是一個與現行外貿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性外匯市場。
(二)人民幣匯率是局部外匯交易匯率。目前人民幣匯率是在結售匯制和外匯指定銀行外匯上額管理規定的約束下的外匯交易價格，外匯交易主體少，外匯供給充分，而外匯需求受到嚴格限制，企業、銀行、政府機構和個人的外匯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在這種市場狀況下形成的交易價格不是市場出清的外匯價格，只是有限的交易主體在有限需求下的外匯交易價格，或稱為市場局部均衡價格。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壓力來自貿易項目狀況。當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所決定的匯率，基本上不反映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外匯供求變化，匯率變動的壓力主要來自經常項目的順差或逆差。當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對華貿易逆差。
(四)央行的干預成為經常行為。由于外貿順差和大量引進外資，企業被強制結匯，外匯指定銀行持有外匯頭寸又受到上額限制，央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進外匯，同時為了使人民幣匯率維護在波動幅度之內，央行也必須買賣外匯，央行人市買賣外匯就成了經常行為。央行交易中持有外匯凈額的迅速上升，造成了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本來是企業、銀行和個人的外匯需求，由于制度約束被央行買進變成外匯儲備，外匯風險就從企業、銀行和個人向央行集中。
二、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問題
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基礎上的。其外匯市場仍屬于初級市場，缺乏系統完善的運行機制。在形成機制方而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從交易主體上看：現行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規范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由一國中央銀行、外匯銀行、客戶和外匯經紀人組成。而我國外匯市場主體只有外匯銀行和中央銀行。
（二）從交易性質上看：現行外匯市場還只是一個與現行外貿外管體制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并非具有現代市場形態的金融性外匯交易市場。在線
（三）從市場開放程度上看：現行外匯市場壟斷程度太高，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供求關系扭曲的市場。
（四）從交易內容和品種上看，現行外匯市場交易的內容和品種過于單一化。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幣種僅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歐元；交易品種只有即期交易。還缺乏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品種。這種現狀不僅不能滿足我國企事業單位對多樣化外匯交易的需求。
三、改革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的策略選擇
改革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的策略選擇包括固定匯率、自由浮動制度及有管理的浮動制度三種形式。
(一)固定匯率
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愿意在外匯市場上以固定匯率同私人部門兌換貨幣。
(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中央銀行不會為了固定匯率而干預外匯市場，能自動地保持匯率的彈性。
(三)有管理浮動匯率制
由以上分析可見，前兩者顯然無實現可能，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看，應從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具體措施
中國是一個轉軌經濟國家，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理論而言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同時也有宏觀調節。但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機制。不論是研究機構還是實務部門(包括政府管理部門)都在深入探討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基本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即按照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要求，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應從運用行政機制轉變為運用市場機制。
在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且外向型經濟已占較高比重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方向應當是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具體措施包括：
（一）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是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適度放松對機構和個人使用外匯的限制，使市場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機構和個人對外匯的需求。
（三）中央銀行在改革和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外匯市場的監管，嚴厲處罰違法違規行為。
（四）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主要包括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減少中央銀行在市場上的干預頻率，代以其他的經濟方式和手段調整匯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