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6 18: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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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自然法學法哲學本位觀民法方法論社會適應性
一、自然法思想的淵源及涵義
自然法思想發端于古代社會，有長達幾千年的歷史。自然法學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實在法，而超越于實在法之上的還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諧和完美，實在法由于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則是有缺陷的，必須服從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類對既存現有制度進行自我反省的一塊試金石，是判斷保守與革命的正當理由。也是組織人們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的觀念模式，是人們觀察，分析和評價法律的參照系。
所謂“自然法”，按《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說法“是指全人類所共同維護的一系列權利和義務，而就其作為普遍承認的正當原則而言，它通常是‘實在法’即經國家正式頒布并強制執行的法規的對稱。”也就是說，自然法并非實在的，具體的法律，它毋寧說是一種正義和權利的體系，一種形而上的法哲學觀念。
二、新自然法學對古典自然法學的改造
（一）不再尋求先驗和永恒的絕對基礎。
古典自然法學自信理性能為自然法尋求某種永恒不變的先驗價值基礎，從某些絕對原則出發可以演繹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學不再相信絕對的先驗價值基礎，認為正義、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法的基礎，自然法的內容可變。
（二）不再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學是啟蒙思想家反對黑暗的專制制度和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顛覆一切現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學不具有這樣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現已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價值基礎，以及改良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原則。
（三）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
新自然法學與社會法學、實證主義法學之間，不再處于嚴重的對立狀態，而出現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形式的現象。
三、新自然法學為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學基礎
眾所周知，中國正在進行民法典的編纂工作。我認為，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應以自然法的思想為其法哲學基礎。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這樣一套規則體系，它旨在使人們不受命運的盲目擺布，能安全地走在從事意義的創造性活動的道路上。
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應以自然法的思想為其法哲學基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筆者要否認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國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應該承認，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點和目的的一部分。因為人的天性就是趨利避害，利益永遠都是人們行為的動因。作為調整人們行為的法律，自然應該以實在的利益為基點。但是，隨著人們交往日益頻繁，利害關系日趨復雜，沖突增多并更見激烈，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保護，人們迫切呼喚產生更為公平，合理的法律規范來實現人們的利益。而產生這樣的法律規范，僅靠功利的計算是不夠的，它必須有個標準，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時，立法者應如新自然法學法學家羅爾斯所言，是處于“無知之幕”背后的人。他們應假設自己有一天也會處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應有利于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個民法典的具體的規則設計都應體現公平，正義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學思想可為中國民法典本位的確立提供參考
考察民法制度發展史，民法有著義務本位、權利本位和社會本位三個時期和本位類型。自然法學家正是在不同的經濟文化倫理人性環境中苦苦探尋法價值的真理。這就啟示我們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實踐中必須考量立法環境中的各類影響因素，作出適合當前和發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認為以自然法為民法“量身定做”的權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來看，我國民法典應以私主體權利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學思想可成為民法方法論之一
有學者指出：一個完整的民法方必須包括自然法學，社會法學和分析法學三個方面。但我認為，法律還應有一重性質，即法律作為一種價值的存在。而這正是自然法學的研究對象。
新自然法法學家拉德勃魯赫指出：人們對價值有四種態度：1.價值盲，即不問價值，這是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科學的態度；2.評價，這是價值哲學及其分支等的態度；3與價值有關的，這是文化科學（包括人文學，史學，社會科學等）的態度；4.克服價值，這是宗教的態度。
自然法的本義在于強調實在法之上的監督者，強調法律的價值即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命題，它在于追求法律永遠不可能達到而又必須追求的完善，在于強調對現實的批判。對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會法學和分析法學的方法外，必須采取自然法學的方法，以確定合理的人性觀點，規制人的行為，體現對人的關懷。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源泉
雖然，民法典是人類理性的體現，但是人類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羅萬有，預見一切可以預見的東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預見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并據此為人們設定行為方案的超人，盡管他竭盡全力，仍會在法律中留下星羅棋布的缺漏和盲區，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法律都是千瘡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來說，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為了填補法律漏洞和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應該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這一“實在法”的同時，還能高舉“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義”的理念達致個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僅是法官應有自由裁量權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方法之一。當然，這時的自然法應是施塔姆勒所主張的“內容可變的自然法，日新月異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義的永恒不變，到處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根據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時兼顧法律，天理，人情，根據衡平的基本原則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時，法官必須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義為唯一準則，以理性的方法在當事人之間合理地分配正義，法官應以人工理性與自然理性完善結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權屈法，不因言廢法。
七、新自然法學思想的運用可增強我國民法典的社會適應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實質具有終極目標的指向，往往比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彈性空間。雖然不能說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它總能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和價值體系中生存、發展并不斷地去指導各個社會的法的實踐活動。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創制應當把自然法思想作為重要參照，大膽地趨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實現自然法精髓的民法發散。通過自然法思想的貫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為公平合理地實現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設計。通過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為更深層次的改革推進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這樣的社會適應中實現自己的目標，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積淀在民眾的意識和行為中。在這樣的法文化環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強世功：《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對藝術內涵美的理解與把握在初中美術教學中不只是難點也是重點。而探究式教學方法能夠加深學生對民族藝術的理解。教師在從阿榮旗的大自然中汲取敬畏自然素材之后，要提升學生的藝術欣賞能力，幫助學生從美術課堂上體悟并理解藝術是生命與自然的融合這一概念。如在人教版七年級第一單元的《藝術—生命與自然和諧交融》中，授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對美術作品美感的把握能力，肯定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明確藝術家對自然和人類精神的和諧交融的表達手法。阿榮旗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獨特的民族文化。學校可以組織學生深入體驗當地民族藝術文化，了解皮革工藝的服飾、頭巾、圍腰，絢爛的色彩，融入美術紙張，會形成怎樣的藝術效果。
阿榮旗刺繡大師、剪紙大師獨特的民族藝術技巧和手法，無不展現出獨特的價值觀和審美特性。初中生在接觸到現實生活中的藝術作品時，會對整個構圖、色彩和創造完成自我的理解和認知，美術教師在課堂上通過互動問答和引導解讀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認知想法，能高層次地完成對學生表現的總結和評價。藝術是起源于生活的。只有真正接觸并體會，從民族藝術作品中感悟工藝品圖案中表現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從合理的構圖和絢麗和諧的色彩中感悟藝術的魅力，才能讓初中美術課堂更加鮮活，才能讓民族藝術真正融入初中美術課堂，提升學生們對民族藝術的認知能力和審美能力。而這種源于現實生活對民族藝術的追求，相信會對學生產生極大的心靈震撼。
二、崇尚自由，騰飛想象
藝術是自由的，想象力是無窮的。對初中生而言，豐富多彩、絢爛無比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座藝術的寶庫。此時，愉快式教學方法便可以在美術課堂中自如運用了。在這種教學方法中，教師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導入民族藝術時，教師需要以平緩、輕松、愉快的態度，引發學生對民族藝術的學習情緒。不可以用嚴厲、肅穆的態度傳授知識。如在人教版七年級第二單元的《春天的暢想》中，教師可以搜集大量的“農民畫”，“農民畫”中絢爛的色彩和樸實的情感，能夠促使學生充分的展開想象的翅膀，也可搜集“綠、野、情、史”等特色旅游資源圖片供學生們欣賞。總之，要讓學生展開自由想象的翅膀，不需局限于課堂傳授，而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作畫的能力。
氣息上，我國新疆民樂教學中，保存了傳統新疆民樂的富有特色的技巧，運用西方美聲唱法的呼吸原理，要求學生在歌唱呼吸過程中把氣息深深地吸進肚子，保持在腰腹處，就是說在歌唱的時候要時刻保持吸氣的感覺。在演唱歌曲的過程中，保持氣息均勻、持續、平級、連貫的流動，遇見需要連聲唱法時，在句子中間盡量不要就進行換氣。傳統的新疆民族聲樂往往不能做到這點。因為美聲唱法是一種以意大利民族語言為基礎發展的聲樂，在演唱新疆民歌時，如果運用美聲唱法，來達到咬字清晰并且歌唱流暢的目的，是不能輕易的做到的。所以在咬字方面，學習了美聲唱法后，要求學生要降低喉頭位置，靠后字的著力點，提起軟腭立起后咽壁。保持咽腔的穩定。通過運用美聲，在咬字清晰流暢地演唱新疆民族聲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在民歌教學上，有人曾說，字有寬窄尖團之分。但都要在一個通道內運行，通道并不因發窄母音而變窄，也不因發寬母音而變散，要始終保持烏通道，全身唱，只要保持在后通道，聲音就容易統一。美聲唱法對新疆民樂的影響也如是。在共鳴的方面，我國新疆傳統民歌主要是口腔共鳴，要求的是對局部共鳴的運用。在新疆民樂教學過程中，借鑒美聲唱法對混合共鳴的使用。要求學生打開喉嚨，在穩定的通道內發聲。將傳統的新疆民樂中擠、卡、壓的聲音克服，保證歌唱出來的聲音圓潤并且音色被中國大眾接受。并根據不同的民樂作品來借鑒美聲唱法的的共鳴腔體的運用，表達出不同曲風的新疆民族聲樂。將傳統新疆民族聲樂唱法的特殊性和美聲唱法的科學性緊密地結合運用。
二、聲樂教學科研的借鑒和影響
隨著新疆民族聲樂教學的開展，我國的民族聲樂理論研究，才開始慢慢發展。隨著將美聲唱法和新疆民族聲樂的有機結合，新疆民樂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步，開始良性發展。不僅在研究的方向上越來越廣，在課題上也越來越精細。從根本上來說，這些研究還是借鑒了西方美聲學派的科學理論體系的。通過兩者的有機結合，開發出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研究方向，影響意義深遠。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審美觀念的改變，新疆民歌聲樂教學也在不斷地進步，中國的新疆民歌歌唱家通過掌握學習西方的美聲唱法，借鑒其科學理論，與新疆的語言發音相結合，完成新疆民歌作品的的演唱，使美聲唱法在新疆的本土化才得以順利實現。
三、結語
(一)語法翻譯法
語法翻譯法是我們進行基礎日語授課的常用方法之一。這種方法有其可取之處:第一，通過母語的翻譯和比較，學生能夠更加準確地理解日語中的抽象詞匯和復雜的句子。第二，學生通過掌握日語的基本語法，就能夠更快地理解日語的意思并熟練的使用。第三，通過大量的閱讀和背誦，培養了學生的閱讀能力。第四，對于授課教師而言，只要掌握了日語的基礎知識，就可以拿著教材授課，不需要任何的輔助設備。雖然這種教學法有如此的優點，但作為一門語言而言，該法僅重視日語的書面用法，忽視了口語教學，忽視了語音和語調教學，學生的口語能力得不到提高，以致在實際運用過程中，頻頻出錯，甚至使學生成為“聾啞人”。同時，由于該法過分強調語法在教學中的作用，從而使學生的日語與實際生活脫節。最后，因該法強調死記硬背，授課教師教學方法單一，課堂氣氛沉悶，不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從而導致學生散失學習主動性。
(二)直接教學法
針對語法翻譯法不能培養學生聽說能力的缺點，19世紀末，歐洲的教學研究者們發明了直接教學法。這種教學法包含三個方面的意思:直接學習、直接理解和直接應用。它的主要特點是不允許使用母語，用動作和圖畫等直觀手段解釋詞義和句子。使用直接教學法也有其可取之處:第一，采用各種直觀教具，廣泛運用接近實際生活的教學方式，有助于培養用外語思維的能力;第二，強調直接學習和直接應用，注重語言實踐練習，學生學習積極性高，學習興趣濃厚;第三，重視口語和語音教學，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雖然直接教學法有上述優點，但因其不允許使用母語，故而使學生對一些抽象和復雜的概念難以理解。同時，因其不注重語法教學，導致學生說出的話語法錯誤較多。
(三)交際教學法
交際教學法，顧名思義，這種教學法注重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強調語言是用來交流的。它起源于歐洲，社會背景是歐共體的成立，并且有了學習語言的需求;語言學背景是英國語言學傳統。這兩點背景就產生了意念功能大綱，由此交際教學法開始產生。該法認為語言的教學應該是一個以任務為目標的教學過程，通過任務來讓學生進行交流，這樣的一個任務就要注重語言的意義和功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應該是活躍的，通過這樣的活動來實現意義的協商，提高交際能力。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授課者重視的是使用語言的流利性而并非語法正確性。該法認為語言的使用時多樣性的，并不要求拘泥于一種固定的用法，同時，它強調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要從學生的需要出發，在課堂活動中更加注重學生之間的互動。正是源于該法的上述特點，所以，在日常教學過程中使用交際教學法進行教學時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學生對日語的掌握程度決定著開始何種程度的日語交際;二是課堂活動的選擇最好貼近生活;三是在交際過程中，授課者在訓練學生的準確性的同時，也要關注其語言的流暢性;四是對學生在交際過程中產生的錯誤，授課者不必逢過必究。因交際教學法對交際雙方的詞匯和語言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該法不適宜在一年級開展。通過對以上教學方法的介紹，我們可以得出，每種教學法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具體到我們實際教學中，授課者應根據具體的教學目標和學生實際情況來加以選擇。如果采用的教學方法不能服務于教學目標，那么這種教學方法就是失敗的，是不可取的。
二、民辦高校基礎日語教學的原則
那么，民辦高校基礎日語教學應該采用何種教學法?筆者認為，任何一種教學法都可以運用“拿來主義”，即上述的常用教學法均可在我們的日常教學過程中使用。但，需要我們注意的是，使用何種教學法應因人而異，即任課教師應認真思考，哪種教學法更適合自己的使用習慣?哪種教學法的教學效果最好?哪種教學法最能被學生接受?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教學法的功效，從而實現最好的教學效果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教學法。具體而言，對于民辦高校的日語教師而言，在實際運用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教學方法應服務于教學目標
任何教學方法都應是為了培養學生社會文化理解能力而準備的。如果采用的教學方法脫離了教學目標，偏離了教學的本質，那么最好的教學方法也不能收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所以，授課者采用何種教學方法，都要將教學方法與教學目標相結合，使每個活動能為實現教學目標服務，這樣才能有助于日語知識的學習、技能的掌握和日語運用能力的提高。這樣才能使學習與目標實現有機結合，使教學目標在教學方法的作用下逐漸實現。
(二)教學方法應服務于學生特點
教師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個別差異出發，有的放矢地進行有差別的教學，使每個學生都能揚長避短，獲得最佳發展。民辦高校的學生有其自身的特點:對社會現象理解不深;思想活躍，易于接收新鮮事物;自我約束力和控制力較差;對學習的毅力和刻苦精神不足;社交廣泛，綜合素質不均衡;自尊心和自我意識強烈。鑒于民辦高校學生的特點，授課教師應根據其不同的認知水平、學習能力及自身素質，選擇適合學生特點的教學方法來針對性地進行教學，發揮學生的長處，彌補學生自身的不足，從而更好地激發學生的興趣，樹立學生學習的信心，從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三)教學方法應服務于教學內容
一、舊《大統歷》誤差日顯，徐光啟
奉命修新歷
明朝建立之后，在歷法上開始采用的是《大統歷》。這個《大統歷》實際上是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所發明的《授時歷》的翻版，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郭守敬的《授時歷》發明之初，在當時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其精度極高。比如他那時測定的每天的時間長度，與今天相比才僅差72秒，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能做到如此精度，實在令人驚訝。
然而從發明《授時歷》到明末，已經過了三百多年，各種誤差日積月累越來越大。而明朝歷局的官員們只知道依照已有的方法和數表推算節氣、天象，甚至用象數法進行臆測，對于誤差怎樣解決大都束手無策，也沒人考慮。此時，日食、月食、節令、朔望的預測和安排，已經混亂不堪，嚴重影響國家和社會管理。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時外有滿清叩關，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問鼎，內外交困，國家形勢危急。但崇禎皇帝考慮到歷法是一個王朝實施其統治的制度象征，歷法的混亂易導致國家的混亂，從社稷江山計，不得不騰出精力來過問這件事關重大的具體科技問題，便責成時任禮部侍郎的大科學家徐光啟著手修歷。
徐光啟系進士出身，他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一生致力于科學事業，著有巨著《農政全書》60卷。受到崇禎皇帝重視，被擢進入內閣，任禮部侍郎。在此期間，他為復興大明，大力提倡以科學技術為“富強之術”，一方面操持政務，一方面繼續研究天文、歷算、農學、水利、軍事等科學。還認真汲取當時新傳入的西方自然科學，大量譯介西方科技書籍。這在僵化保守的封建社會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正因如此，他成了中國歷史上學貫中西第一人，也是中國科技史上公認的泰斗級人物。
徐光啟于崇禎元年（1628年）接受修歷任務，此時他已是67歲的老人了。他不顧年邁，毅然上陣，立即組成了一個由中外科學家組成的龐大的科研班子，其中包括當時著名的意大利科學家龍華民、羅雅谷，德國科學家湯若望、鄧玉函。他還制定了這次歷法科研的最高目標：“上推遠古，下驗將來，必期一一無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并迅速展開了工作。
在修歷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風冷雨的秋夜，還是大雪紛飛的隆冬，徐光啟都要登上觀象臺，親臨指揮或親自動手觀察天象。那期間，記錄、整理筆記、查找資料，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終于，經過他和這些中外科學家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推出了《日躔歷指》等初步研究成果，接著又開始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歷書》的編纂工作。
二、魏文魁上呈《歷元》《歷測》，
志在否定徐光啟
使人想不到的是，此時遠在京師滿城縣的鄉下，竟有一個叫魏文魁的老百姓，也在為《大統歷》的誤差而苦惱著。他不顧天文歷法歷來是民間研究的，也不顧自己沒有高深的數學知識和先進的觀測設備，更顧不得自己生計的艱難，經年累月一直執拗地進行著自費天文歷法的研究。
此時，魏文魁一定知道，西方的天文歷法技術已經傳入中國。但他的思想不像徐光啟那樣開放，而是有點保守和固執，對外來的思想和技術采取了拒絕的態度，認為依靠中國人自己的知識和文化完全可以解決此類問題。把先進的科技知識拒之門外，這就犯了科研的大忌。
那么他依據什么來進行研究呢？說來很有意思，魏文魁所采納和依據的重要資料是宋朝人邵雍的那本《皇極經世》，而它依據的數學知識則是“周三徑一，方五斜七”等圓周和勾股之類。作為一個普通百姓，承擔如此艱巨的科研課題，依據的知識竟是這樣的初級和粗疏，再加上資料和設備又不具備，又沒有充裕的資金支持，可以想見，他的研究活動一定是異常艱難的。
比如，他所依據的《皇極經世》，是宋朝邵雍研究周易而自創的一門預測學，是不是科學一直被人大打問號。該書一個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把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根據易理象數的法則，規定出幾個簡單易記的字，這幾個字是：“元、會、運、世、分。”他將此作為層級次序，來表示和解釋天文、地理、人事發展變化，以此進行預測。
比如，從時間上來說，“元”可以認為是年，一“元”就是一年，一年之中有十二個月，每個月日月相會一次，因此便叫做“會”。所以一“元”之中，便包含了十二“會”。每個“會”之中，地球自轉三十次，所以一“會”又包含三十“運”，即三十天。因一天之中又有十二個時辰，因此一“運”又包含十二“世”，即十二時辰。每個時辰又分三十“分”。
如果廣而擴之，把最小的“分”代表年，便構成了“三十年為一世，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萬零八百年為一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邵雍認為，人類歷史、朝代興亡、世界分合、自然變化，都體現在這“元、會、運、世、分”之中了，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檢測，皆可未卜先知。魏文魁對邵雍這方法頂禮膜拜，深信不疑，把這作為他的整個研究思路。顯然這對需要十分精細的歷法來說，太粗糙了。
按著邵雍的思路和理論框架，魏文魁毅然展開了工作。經過多年的努力，居然完成了兩部洋洋灑灑的巨著：一部是天文理論著作《歷元》，一部是歷法知識著作《歷測》。
也就是在這時候，從北京傳來消息，由徐光啟制定的明顯西化遠離我中華傳統的新歷法已經有了雛形，對此魏文魁怎能接受？他認為自己站出來的時機到了，便不顧一家老小的安危，當即讓兒子魏象乾帶上他剛剛脫稿的兩部巨著，從滿城火速趕到京城，將書送給通政司并轉修歷局。他還加了一份上疏，歷數東方科技的優點和西方科技的缺點，以及徐光啟引入西方科技做法的謬誤。希望政府引起重視，并檢驗和采納他的方法，企圖以此阻止和取代徐光啟的新歷法。
三、徐光啟虛懷若谷，魏文魁據理力爭
徐光啟聞知大吃一驚，但以多年形成的對不同學派的廣納博蓄習慣，以及對科學的嚴謹態度，他馬上冷靜下來。他本著“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的一貫思想，決定對魏文魁的著作進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發現對手的價值所在。徐光啟還表示，在沒有通讀完對方著作前，堅決不表態誰對誰錯，也不發一句議論。別人問起，他總是說：“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讀，不敢言對錯。”
可見徐光啟很有風度，他對魏文魁的書看得非常認真仔細，將書中非常重要的七個問題一一摘錄，逐個進行研究。通過仔細翻閱研究，他發現其中的謬誤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陳舊粗陋。不要說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節氣的劃分都不準確。
但是，徐光啟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對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進行了肯定，稱他是“苦心力學之士”。徐光啟對他的謬誤一一進行記錄，然后指出魏文魁的錯誤都在什么地方。與此同時，徐光啟以寬廣的胸懷傳信給魏文魁，希望他進一步努力，爭取在天文學上真正有所建樹。還告訴他，若有疑義，可以當面討論。實際上，徐光啟對魏文魁的研究成果持了完全否定態度。
魏文魁當然不服輸，決心進京與徐光啟論難。他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歷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認為他的結果不準確是因為觀測地點不同而造成的。他舉例說，一樣的日月食，京師所觀測到的結果，與滿城觀測到的絕不會一樣，與瓊州觀測到的更不一樣，這怎么能說我的方法不準確呢？至于二十四節氣的劃分，中國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認為準確的，在南方就不一定準確，武斷地說哪種方法正確，哪種方法不正確，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學問題，徐光啟沒有讓步，他認為魏文魁的做法是“混推”，科學研究僅靠“混推”是站不住腳的。可是，這時的徐光啟仍然沒有以居高臨下的態度表現出對魏文魁這場爭論的不屑，而是非常重視，每次辯論他都積極參加，還將辯論雙方的觀點都記錄下來，最后形成了《歷局與魏文魁辯論文稿》，保存備案。
一個是國家頂尖級科學家，還是個國家的重要官員；另一個是民間業余科學愛好者，還是個平民百姓。他們竟能夠如此平起平坐地開展激辨，這在明末實在難能可貴，說明當時明政府有較濃的崇尚科學的氣氛，以及徐光啟的虛懷若谷。
四、崇禎提出用實踐檢驗，
各家觀象臺上比高低
其實，徐光啟在與魏文魁論戰之前，徐光啟的新歷還受到了其他天文歷法派別的猛烈攻擊。一是以欽天監官員為首的一直對徐光啟吸收西方科學不滿，希望“祖宗之制不可變”的舊《大統歷》派，二是從伊斯蘭傳來的《回回歷》派。這兩派都認為自己堅持的歷法無可挑剔，而認為徐光啟的歷法是不純正、不準確、不科學的。現在又增加了一個魏文魁派，四派混戰，轟動朝野，震驚中外。
消息傳到皇帝崇禎那兒，鑒于此時國家形勢不妙，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已不允許在這件事上這樣久拖不決，需要快點拿出成果。崇禎帝便提出可以“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的思想，希望大家不要再爭。然而，在各家都互不服氣的情況下，他的這一提議是無法實現的，激烈爭吵仍沒有平息。
事涉國家制度，崇禎帝又提出了另外一個辦法，既不看理論，不看設計，也不論“課題組學術帶頭人”的身份，只用實踐檢驗。指示尋找一個特殊天文現象，四家平等預測，誰家測準了，誰就正確，國家就采納誰的方案。
崇禎所希望的可以進行實踐檢驗的機會很快來了：據預測，崇禎五年（1632年）九月十五日，將有月食，至于幾時幾刻還不知道。崇禎帝提出，讓大統、回回、魏文魁、徐光啟四派分別提前提出各自預測結果，精確到時和分，然后等到那一天進行實際檢驗，看各家預測的準確性。
四家受命，遂摩拳擦掌，高速運轉，精心準備，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預測的結果大相徑庭，有的竟然相差達一、二個時辰。到底誰的正確呢？只等那一天見分曉。然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間，結果那天天空陰云四合，使整個檢驗計劃在大家的焦慮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禎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啟因為積勞成疾，已經無法再主持修歷工作而辭去歷務。但是龐大的《崇禎歷書》還沒有徹底完成，四家的爭論仍在膠著狀態，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他提議讓既懂天文、又不封閉保守、能夠接受西方科技的山東參政李天經接替他的職務。工作交接后只一個月徐光啟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老對手。
崇禎七年（1634年），魏文魁再次上書，直言徐光啟派歷官所推所有交時節氣全然不對，應該否掉，并采納他的方案。其他幾家也不示弱，天天爭吵不休。崇禎皇帝還是主張采取老辦法——實地檢驗，用事實說話。而且他此時變得更加開明，干脆由政府出資成立了四個天文局，分別為：大統局、回回局、西局和東局。這西局就是徐光啟這一派，而東局則是專為魏文魁所設。可見崇禎皇帝沒有因為魏文魁是一介布衣百姓而對他鄙夷不屑，相反也為他設一個局，作為封建皇帝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局成立之后，因為都受到了皇帝的平等對待，現在大家不分高下，爭論更加激烈了。那些天，“言人人殊，紛若聚訟”，欽天監里，觀象臺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辯論訐難，爭鬧不休。
崇禎聞之，迅速決定，再次用實踐檢驗，讓各家在觀象臺上定高低。恰好這年李天經按西洋方法預測，從閏八月開始將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現。崇禎皇帝很快下旨，讓各家預測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準確時間，到時進行驗證，然后定奪存廢。
各家接旨，迅速行動，都動用了各自當時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設備。觀象臺上，日晷、星晷、壺漏、開隙暗室、測高儀、窺筒、圖板、望遠鏡、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試驗場地，更是人來人往，忙忙碌碌，緊張異常。很顯然，四家都極度緊張焦慮，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各自理論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搏擊。
這次檢驗從八月中旬開始，至九月中旬結束，歷時一個月。皇帝所派官員，對照各家的預測，逐星進行檢驗。在這些時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經過了無盡的煎熬和焦慮，最終檢驗的結果是：西局的推算全部正確，其他各家均不準。至此崇禎無情宣布：大統、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廢絀。
摘 要：問卷調查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調查方式之一，在民族學和社會學兩門學科中均有涉及。這一研究工具的使用，所受的爭議不僅局限在學科內部，也在學科之間相互詬病。民族學對問卷調查的使用是在其學科以定性研究為主要方向為基礎的，而社會學研究中問卷的使用主要是在其定量研究的過程中。社會學研究者認為民族學研究對問卷的使用，缺乏數據的分析以及相關概念關系的分析等，民族學研究者認為社會學研究對問卷的使用缺少控制度，問卷的質量無法保障。
關鍵詞：問卷調查，社會學，民族學，田野調查
問卷調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筆者這里談到的問卷調查包含了問卷的設計、問卷的使用和問卷的分析三個主要過程，這個完整的過程貫穿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始終。
民族學和社會學是兩個致力于對社會研究的學科，兩者雖然關系緊密，但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區別，正是由于二者的差異，這在兩個學科之間也互有質疑。在整個調查研究過程中，問卷調查這一工具也同樣被質疑，這不僅在學科內部引起爭論，也由于在兩個學科對問卷調查方法使用上的差別，二者互相詬病。
一、社會學和民族學中的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調查方法之一，包括問卷設計、問卷使用和問卷數據分析的一系列過程。
社會學研究方法上的訪談分為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訪談，問卷和訪談提綱是分開的，問卷發放的方式有很多種，即使是研究者與被調查者有語言上的直接交流，也只是在問卷相關概念的解釋上，并且要少而精，“言多必失”。
在民族性調查中，問卷與訪談區分不明顯，問卷的填寫是研究者通過將問卷內容內化于心后，一一與被訪者交談，然后由研究者代為填寫，確定問卷更大的信度，這一過程類似于社會學方法中的結構式訪談，所不同的是社會學中的結構式訪談是根據訪談大綱進行問詢的，而民族學在具體問詢被調查對象時，則是精確到問卷中的具體問題。民族學中的訪談類似于社會學中的非結構式訪談，圍繞著調研目的與被調查者進行談話。
在社會學學科中對定性研究的誤解便是將其與個案研究混同，社會學學者潘綏銘先生的團隊在其課題――“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學方法研究”中界定定性研究的三個不同層次，即“求同法”、“求異法”與“求全法”。“求同法”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追求數量上的優勢，他們也質疑了這樣一種方式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夠全面和可信。
在民族學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一味認為只要有數量的出現就是定量研究，事實上，他們使用的更多是諸如平均數、百分比的分析等，這樣的方法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中“求同”的方式。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其實并不是涇渭分明、截然斷開的，而是一條光譜的兩極，中間的過渡地帶非常寬闊。
二、問卷設計中的“元假設”問題
元假設（metapostulate）是關于某門具體科學的支持性假定，定義就是“元假設”。不論是哪個學科，只要是需要使用到問卷，“元假設”是一定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問卷就是由不同層次的許多個元假設構建出來的，問卷里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子甚至每一個標點都是構成問卷問題中所體現的“定義”所必須的，定義就是元假設。
社會學的問卷多數情況下，是發放到被調查者手里，由他們自己在不受他人干擾的條件下進行填寫的，所以問卷本身就是研究者在跟被調查者交談，對問卷的要求也是極高的。
民族學問卷的填寫則是研究者自己填寫的，問題的答案是通過研究者對被調查者的提問而得到的，也就是說研究者在與被調查者談話過程中的每個字、每句話都是元假設的一種表達。與社會學中的訪談一樣，這對研究者的說話技巧要求很高，相比來說，問卷可能在后期呈文的過程中，被修改完善的可能性更大。這正是民族學研究者被質疑的地方，即他們是否在提問的過程中有導向等。
三、問卷設計中的前期田野調查和后期問卷內容的整理
問卷的設計，通常分為初期準備工作和后期修訂問卷過程。初期工作包括閱讀與所調查問題相關的理論和實地資料。
經過這一番理論性的準備工作后，初期工作還需要下到調研地點去，這一過程在民族學和社會學中都要用到。這一過程主要是輔助調研問卷的初期定稿工作，將一些模糊的概念明確化，把不合適的調研內容與提問方式刪除或修改等，增加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問題等。
問卷被填寫完整后，社會學研究中首先是進行數據的編碼錄入，利用SPSS軟件挑出不合格―缺乏信度的問卷，然后進行數據的分析。而民族學目前缺乏這樣的一個過程。
四、問卷被調查對象的選擇――同質性與異質性
（一）實地調研地點的選擇――分散或集中
調查對象是問卷所直接作用的人，而非分析對象。對于調查地點的選擇，民族學和社會學也有很大差別。民族學一般選擇的調研地點相對小而集中，小到一個自然村村落中的村民。社會學選擇的地點一般跨度大而相對分散，其研究的目的是需要得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
社會學在選擇問卷被調查對象時，一般采用的是抽樣的方法。對研究樣本的大小要求主要是為了實現代表性的問題，即用部分個體代表總體。統計學上有個界限，認為當樣本容量達到大于或等于30個就是大樣本了，但是在實際抽樣過程中，樣本容量的選擇一般會超過100個，這樣代表性才能有所保障。
民族性的問卷調查對象多是比較集中，特別是以村落或者城市社區為主，問卷的被調查對象直接是面對該村子或社區的與該課題相關的有認知能力的人，所以很少會存在抽樣選取的問題。田野工作的階段一般分為三個階段，即初步了解情況――全面了解情況――深入了解情況。問卷的使用主要在前兩個階段，這和社會學學科中的使用有相似之處，第一階段主要是問卷的試用工作，為修繕問卷做基本工作，第二階段是問卷的正式使用工作，第三個階段，民族學的田野工作主要是通過深度訪談，來更深入的了解所調查的情況，也會涉及對相關被調查對象問卷內容的理解與修改。
有些社會學研究者在進行定量研究中一味追求數量上的足夠大，一方面是被調查者確實異質性特別大，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個體才能更好地把握整體，另一方面，他們以為數量上的優勢更能佐證其理論的正確性和普遍性。民族學研究者對其問卷信度的質疑主要是針對其發放問卷的方式，在面對比較大的樣本容量時，不對問卷的填寫過程進行控制。
問卷調查的過程控制其實就是把定性調查的思路、視角與操作原則融入定量調查之中，走向兩種調查方法的整合，這是民族學和社會學兩門學科學科內部在方法論上都可以借鑒的地方。
（二）部分個體組成的群體的代表性與普遍性
民族學選擇被調查對象集中化的原因是所調查的村落通常相對封閉，所以村民的同質性比較高，如此逐個進行問卷調查，便更能得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這是沿襲民族學或人類學對小部落研究的特點，來對該地進行民族志的描述。而社會學選擇被調查對象則是相對分散，相對有效的避免同質性高的調查者被重復調查，可以最大化的代表高異質性的總體。
五、小結
通過對問卷調查在民族學和社會學中的使用差別的對比，筆者認為在兩個學科中，需要反思的問題都很多。在研究方法上，逐漸走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結合，是實現達到調查研究目的的方式之一，兩個學科應該在互相質疑中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有所新的嘗試。（作者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1] 潘綏銘，黃盈盈，王東，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9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 實踐教學 閩南文化資源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責任，是大學生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而實踐教學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閩南地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問題進行探討。
一、閩南文化蘊涵著豐富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資源
閩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兼容閩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文化。作為傳統文化,它是人類文明的產物,盡管其中尚存不足之處,但蘊含著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豐富資源。具體如下：
1.開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是閩南文化中最有價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時期，閩南人大規模出洋貿易；明清海禁時期，閩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紀80年代初期閩南人率先與我國臺灣商人進行海上貿易。即使在“”時期，全國各地正在大割“資本主義尾巴”,而閩南的晉江人卻敢于冒險犯禁,開設“地下工廠”做生意。如今，閩南商人勇于競爭的精神促使他們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形成一系列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僅以鞋業為例，晉江每年生產的運動鞋數量超過50億雙，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運動鞋生產基地。閩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優勢，甘冒風濤之險，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發展，錘煉出勇于競爭、敢于冒險的開拓精神。
2.拼搏精神“愛拼敢贏”是閩南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閩南民間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來無名聲”的說法，特別是閩南商人更是崇尚“寧做雞頭，不當鳳尾”的思想。而要做“雞頭”就不能隨大流，必須獨辟蹊徑，拼搏進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閩南人拼搏進取精神的現實寫照；“辦企業就要當老板”就成了閩南人的價值取向。自古到今，閩南人懷著“愛拼才會贏”的堅定信念，把封閉的邊海變為開放的窗口，把閩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揚的的拼搏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省外投資創業的福建人超過250萬人，其中，僅閩南的泉州一地就達70多萬人。
3.開放精神。閩南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一直與漫長的移民歷史和海外交流史結合在一起。閩南移民可以分為比較集中的兩個階段，一是自西晉開始，久經戰亂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舉南遷；二是自明朝以后數百年間，閩南人“過番”南下東南亞。長年闖蕩異域，艱難謀生和見多識廣，塑造了閩南人胸襟廣闊、自強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時，閩南背靠大陸，面向大洋，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各國、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這一地區和諧共處。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華夏文明為主體，以儒學為核心而帶有濃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統，塑造了閩南文化兼容、開放的精神。
4.務實理念。閩南地區地瘠民稠，生存空間狹小，再加移民環境，致使閩南人更加崇尚務實的創業理念。這也就是明清以來相當部分閩南人冒險漂洋過海到東南亞，以謀取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原因所在。精明務實的創業精神，培育了閩南人無所畏懼的性格，歷史上閩南人就以敢作敢為而著稱，締造了許多奇跡，以致巨賈輩出。若以世界華人富豪榜所列資產1億美元以上者統計，閩南籍和來自閩南文化圈范圍者（臺灣、廣東潮汕地區）約占2/3。改革開放以來，閩南人精明務實的創業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發，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僅以泉州為例，改革開放之前，泉州地區是福建經濟最落后的地區之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泉州現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經濟總量連續10年居福建省首位，約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3564.76億元，人均GDP已達6000美元。同時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國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達12699元。
5.“祖根”意識。閩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傳統。不管是西晉開始的中原人大舉南遷，還是明清時期閩南人遠渡重洋南下東南亞，閩南先民闖蕩異域，艱難謀生，思鄉念土，塑造出強烈的“祖根”意識。在共同的血緣、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礎上，能把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廣義的閩南人凝聚在一起，養成強烈的群體意識，這種強烈的“祖根”意識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是維系閩臺區域關系的“粘合劑”，是閩南文化向心力的大眾心理基礎，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基本形態
所謂課程資源，是指形成課程的要素來源以及實施課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條件。閩南文化是指閩南地區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結合體，包括一定的行為規范、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念、理想目標、地域心態等。它是我們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寶貴資源。這一資源具體可分為以下四類：
1.物質文化資源。所謂物質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現,主要包括閩南地區的自然景觀、人工環境和生產、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閩南大地分布著眾多的文物古跡，這些文物古跡即使是處于宏大歷史背景之中，也與閩南當地人民的生活和當地的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系，具有地方意義，它們是閩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實踐教學課程的重要資源。又如，閩南大地擁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態、文化生態資源，各風景區還伴有美妙動人的神話傳說，或名人軼事趣聞，這些都是開展愛國愛鄉實踐教學活動的重要資源。再如，閩南是一個歷史和文化積累非常深厚的地區,各種博物館星羅棋布，而博物館正是學校教育難得的寶貴資源，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穩定基地。還有，閩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進人閩南后逐漸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質的社區基層組織基本形態，具有血緣性、聚居性、穩定性的特點，并代代相傳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質載體，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實踐場所。
2.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所謂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民眾的生活習慣，如婚葬嫁娶、節日慶典、飲食起居、社交往來等地方傳統。這是當地人民在長期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種方式固定下來的生活經驗的凝結。例如，閩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傳統風俗。閩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們既受背井離鄉、顛沛流離之苦，又受國內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雙重侵害。當他們到達新墾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鄉而居的形式，以應付新的環境，穩固自己已經占有的生存空間，拓展本家族、鄉族的社會勢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一風俗促進了早期閩南文明的開發和進步。到明清時期，閩南人遠渡重洋到東南亞謀生，身在異國他鄉，他們又聚族而居，扎下根來，并將在海外的贏利回報故鄉的同時，為故鄉帶來了南洋文化。所以，閩南人歷來愛國愛鄉，涌現出許多動人典范，這些都是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寶貴資源。
3.精神文化資源。所謂精神文化資源，是指閩南地區民眾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心理傾向和道德標準，它是閩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現形式為民眾價值觀經過提煉高度概括出來的口號、歌曲、象征性符號等。例如，從某種意義上講，《愛拼才會贏》這首家喻戶曉的閩南歌曲，正是閩南人“愛拼敢贏”文化精神的寫照。縱觀歷史，閩南先民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開疆拓土，遠渡重洋；橫看當今，閩南人正是在這精神鼓舞下，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團結協作、開拓進取，開創閩南經濟發展的新紀元。
4.活動文化資源。所謂活動文化資源。是指閩南民眾在豐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體工作、生活、文娛、學習等行為活動中體現出來的文化。它是民眾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娛樂方式、生產方式和鍛煉方式。閩南活動文化方式種類繁多，其中很多不僅具有娛樂價值和生產價值，而且還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以泉州為例，作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著名僑鄉”、“木偶之鄉”、“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寶庫”之美譽。不僅富有星羅棋布的靜態文化，而且擁有豐富多彩的動態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歷史文化、宗教文化、“海絲”文化、華僑文化、泉臺文化、戲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諸多元素。這些都是我們開展實踐教學活動的豐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行為模式
1.完善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系統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是以不同的形態分散于社會各個角落，具有多重屬性，正常情況下,它們分屬于不同部門管理。因此，對其進行開發利用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做到：
首先，閩南地方政府應制定當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資源建設的指導性意見。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資源的需求分析為基礎,對閩南文化資源開發力量進行整體部署。在充分調動高校、教師等在該課程教學資源開發和利用中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擴大社會各界特別是閩南文化資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參與力量，激勵更多方面的積極因素，協同該課程實踐教學資源的開發。
其次，高校必須面向社會宣傳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的重要意義，以取得相關部門和單位的廣泛支持與合作。通過宣傳和溝通，使閩南文化資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門與學校形成共識，達成協議，共建實踐教學基地，明確各自的職責，為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正常開展奠定基礎。
再次，高校必須充分挖掘開發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謂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閩南地區那些在知識、技能、社會資源、人脈等方面有教育影響力的人士。其構成主要有：黨政機關相關人士、閩南文化專家、企業界人士、離退休干部和學生家長。他們身上聚集著各種不同的資源和潛力，是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開發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提升自身閩南文化素質。由于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最終是要落到課程執教者身上，所以，教師的閩南文化素質直接關系到實踐教學資源開發的質量。針對高校教師來自全國各地，相當一部分教師來自非閩南地區，由于地域文化的差異，其閩南文化積淀先天不足，這為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帶來了諸多不便，因此通過各種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閩南文化素質勢在必行。
2.探索閩南文化資源開發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實踐教學課程閩南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程，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創新思維，努力探索一條充分發揮大學生主動性和積極性，以最大限度實現閩南文化資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體模式如下：
第一，體驗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體驗式實踐教學模式，就是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參觀諸如中國閩臺緣博物館、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華僑博物館、鄭成功陵園、施瑯紀念館、李贄紀念館等閩南文化保護區的各種物質文化資源，讓學生去親身感知和體驗閩南文化精神，以獲得思想道德升華的模式。這種實踐教學模式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深受學生歡迎，能收到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探索式實踐教學模式，也就是引進來的教學模式。一是邀請閩南文化專家到校為學生作有關閩南文化的專題報告。二是將閩南物質文化資源、傳統風俗文化資源、活動文化資源引入課堂，引導學生探索所蘊涵的閩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這種實踐教學模式，一方面有助于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加深學生對閩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學資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作用，培養學生學術探索能力，挖掘閩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第三，創作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創作式實踐教學模式，特指引導音樂、美術、建筑、創意等相關專業學生，對閩南物質文化、傳統風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動文化進行傳承、創作和創意的模式。在創作過程中使學生深刻理解、領悟閩南文化精神的內涵，實現閩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這種實踐教學模式深受相關專業學生的歡迎，對學生的影響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這模式通常只適用于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和學業基礎的大學生，而且還應得到專業教師的支持。
第四，娛樂式實踐教學模式。所謂娛樂式實踐教學模式，指結合閩南文化進校園活動，引導學生欣賞閩南傳統風俗文化和活動文化，從中提升對閩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感悟，以達到寓教于樂目的的模式。如，引導學生觀看高甲戲、梨園戲等。又如，利用節日活動組織學生開展課本劇演出和南音欣賞會等，這種實踐模式的優點在于受眾面廣、參與性好、感染力強。但必須得到宣傳、藝術、演出等部門的協助和支持，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本文為2010年福建省教育廳思政課教學研究專項課題《挖掘閩南文化寶貴資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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