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3 09:50:3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際關系安全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安全困境” 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新自由主義 化解
作為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焦點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關系、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于國際關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理論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有所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爾后，許多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在描述國際政治現狀和解釋國際政治關系時，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了國家學說，他認為政治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以此論證了統治者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從而把政治和道德分離開來。霍布斯繼承了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的傳統，認為強大的權威是終止人類無休的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斯·韋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國家理論，他把對權力的追求當做政治理論的核心?？梢哉f，現實主義先驅們的國際安全理論為后來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來源，并且使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首先對“安全困境”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巴特菲爾在他的《歷史與人類關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認為戰爭往往發生在那些刻意避免沖突的國家之間，正是刻意的避免行為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即使是在均無有意傷害對方的雙方之間，戰爭的悲劇依然會上演。“即使沒有任何一個蓄意出來危害世界的大惡人的干涉，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也可能爆發。它最有可能在兩個急于避免任何沖突的大國之間爆發。”2
赫茲則在學術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術語。在1950年發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赫茲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隨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一書中更為系統的闡述了“安全困境”對國際政治發展演變的影響。赫茨認為，“‘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情勢(狀態)中，權力的單元發現他們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把行為的標準強加給它們，從而使它們互不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懼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驅使這些單元去爭奪更多的權力以獲得更大的安全。但這種努力證明有違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個獨立主權國家都是獨立的權力單元，每個單元相當于獨立平等的單子。但是，這些單子之間沒有像萊布尼茲般的來自上帝的前定和諧，它們是渾然無序的，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中。誰也不相信誰，誰也不聽誰，沒有強大的權威作為它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存在于它們之間的卻只有猜疑和恐懼。為了求得生存，只得時時防備，并提升自己的實力。殊不知，越是防備，獲得的安全感卻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爾和赫茲提出以后，它越來越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研究者諸如羅伯特－杰維斯、杰克－史奈德、阿蘭－柯林斯等都發表了相關論文闡述了“安全困境”觀念。
現實主義以人性惡的前提假設出發，對倫理道德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堅持政治與道德的劃分，否定倫理在國際關系上的作用。它“對人性和政治權力采用現實的態度，以一種現實和歷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盡量克服理想主義和道德倫理主義的干擾”4。現實主義把道德從政治理論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導致對建立國際間合作和信任機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由于國家之間缺乏一個超越各主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所以處于無法治的混亂狀態。并且，它們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對于自身的威脅。為了避免對方的威脅，尋求安全，求得生存，雙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則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弱肉強食”是重要的競爭法則，來自他國的威脅無處不在，自衛與威脅形成強烈的緊張關系。因此，各國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一方面加強國內實力，另一方面擴軍備戰，與其他國家形成對峙。但是，一國所采取的這一行動，又引起了他國的關注，被看成是對他國的威脅，他國也被迫采取應對措施，以達到力量的抗衡?？梢哉f軍備競賽不斷，力量對抗不斷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而戰爭的發生將會給雙方造成兩敗俱傷，最終不利于各國的生存與安全，反而對于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的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樣就使得各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約瑟夫·奈總結道，“安全困境的產生，同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即無政府狀態，或國家之上缺少一個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獨立行為可能導致所有的國家更不安全。如果一個國家增強其勢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害，那么第二個國家在看見第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后，可能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以防備第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每一方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的獨立行為，都會使得雙方更不安全?！?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國際關系窘境，一國的安全追求卻成為他國的安全威脅而必引起他國的安全追求，他國的安全追求又引起新的威脅，如此循環，便出現“越是追求安全便越不安全”的兩難境地。
因此，國家之間處于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國際上缺少強大的權威，加上國家之間信任體系的缺失，導致了“安全困境”。對于“安全困境”的超越，現實主義持十分悲觀的態度，認為它是不能夠在根本上被改變的，而只能被改良。在他們看來，均勢政策是化解“安全困境”最有效的辦法。均勢就是對手之間的力量的平衡，或力量在大體上的平均分配，是霸權或統治的對立面，而霸權必然導致他國政治獨立性的喪失，更加不利于維護和平的局面?，F實主義者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大家庭里，均勢和旨在維持均勢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6。摩根索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國家的本性與人的本性一樣，也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追逐權力，這是國際關系中“政治的鐵律”。均勢政策是對外關系的萬能工具，通過均勢可以限制國際利益的爭斗，確保國家的獨立和穩定。沃爾澤也主張均勢政策，他說“如果說有什么獨特的、關于國際政治的政治理論的話，均勢理論就是”7。這樣，他們把維護均勢當做國家擺脫“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徑。但是，均勢并不能完全保證戰爭不再發生，戰爭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國際政治關系依然走不出“安全困境”的癥結，最后他們只好得出“一千年來，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并未發生變化。國際關系不斷在無政府狀態下有各獨立實體間為財富和權利而作戰不已。修昔底德的歷史本寫于公元前五世紀，然而其對國家行為的指導意義在今天仍然別無二致”8的悲觀結論。
“安全困境”的化解
縱觀歷史，人類確實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戰爭，它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消耗。在戰爭中，人性的邪惡往往泛濫成災，燒殺搶掠經常伴隨發生，人類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在人類歷史上重演，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給人類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歷史似乎果真驗證了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悲觀結論，人類永遠逃脫不了“安全困境”的魔咒。
然而，自文明開始，人類一直就沒有放棄過和平的希望，和平是從未間斷過的敏感話題。從柏拉圖至今，許許多多政治哲學家們都把和平當成人類追求的目標，他們都曾思考過人類和平可能性問題，并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見解。對于人類如何擺脫“安全困境”的問題，理想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像現實主義那樣悲觀，而給予了積極的答案，確信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一、理想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對立面，與現實主義長期論戰。如果說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看法持有悲觀的態度，那么理想主義則是持樂觀的態度，它相信人類是不斷進步的，國際關系狀況會是不斷改善的。理想主義大多從人性善或人性可以改善的本體論預設出發，強調通過道德或教育喚起人們的良知就能形成良好國際信任和互動機制，從而實現世界的和平。
理想主義反對現實主義關于國際無政府狀態會導致“安全困境”甚至戰爭的結論。雖然理想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但認為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無政府狀態不是先驗給定的，而是國家之間互動的、由國家構造而成的結果。國家之間不同初始行為導致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比如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推演到國家國際上就是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而康德式的朋友是維護國際安全的最好手段。只要對無政府文化加以改造，就可以建立友好的國際合作關系。再說了，各國并非總是處于利益沖突之中，而是說各國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觀念的交叉點正為國際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在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共同的道德價值和規范是維系良好的國際狀態的重要保障，道德在國際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也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所在。理想主義認為，權力是惡的，它是導致戰爭的根源，只有遵守國際道德和國際法才能引導人類走向永久和平和正義。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為了私自的利益不顧道德的規范和約束而采取欺詐和拐騙的惡劣行為會造成無休止的角逐和爭斗。而理想主義認為可以在國際上建立普遍的國際關系規范，并使之成為衡量國際行為的權威標準，在國際合作中發揮協調作用，這樣，國際關系體系在國際交往全球化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國之間就能相互包容，和諧相處。理想主義代表人物伍德羅·威爾遜，艾爾弗雷德·齊默恩、大衛·戴維斯和美國的約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等，他們推崇民主，主張推行國際間合作，加強國際法規范效力，建立世界聯盟等措施，以此達到世界的和平和繁榮。
因此說，理想主義試圖通過發揮道德的規范作用，構建國際良好的規范合作體系而使社會進入良性的不斷完善的系統，“安全困境”就不會出現。
二、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強調道德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構建出良好的新國際秩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得理想主義政治哲學的缺陷暴露出來，即政治家們往往企圖通過道德的政治化，打著道德的旗子實現他們的統治陰謀。在國際政治理論上，人們開始對道德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懼怕理想主義所導致的社會悲劇。因此，理想主義被貼上了“烏托邦主義”的標簽，而“烏托邦”也一度受到過眾多理論的激烈批判。烏托邦主義不再受人們歡迎，理想主義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它對如何建立國際政治關系的理解同樣受到人們的質疑。理想主義理論本身的缺陷使得人們不再相信它，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新的出路。 轉貼于
與理想主義一樣，現實主義也是走到理論的另一端，過分強調國家權力、利益的作用和對抗的力量，最終導向了“安全困境”這一死胡同。但是，正如理想主義所指出的，在國際關系中并非僅存在一種對抗力量，而道德在國際關系中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國際間的不信任和欺詐并不是“安全困境”產生的條件，這種不信任機制并非先天的，人們可以對之加以改造。如果國與國之間加強信息流通，建立國際合作關系和信任機制，就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基于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處理國際關系中的不足和缺陷，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權利、利益和道德之外，國際制度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秩序。
現實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際利益的存在，承認國家是自私的行為體，利益是國際追求的目標。但是，國家并非只是一個無理性地一味追求權力和利益的狂徒，而可以是一個理性的行為主體，它們堅持博弈學理論，所以必然考慮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國家如果通過無限制的對抗和軍備升級來尋求國家安全的方式，那么它所付出的代價就太大，這種以獲取較小的相對利益代替較高的絕對利益的行為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從長遠來考慮，國家必然追求絕對利益的增長，而對于絕對利益的追求必定促成彼此間的互惠合作，因為這種合作會帶來更大的利益。由此一來，“國家可以通過合作，來避免出現這樣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說，它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雙方都不增強國防力量，這對大家都有好處”9，那么國際合作就能夠擺脫國際關系上的“安全困境”。
但是，暫時的和約或合作并不能保證國際和平關系的永久性，永久的和平要求來自持久的合作的保證，而國際制度正是合作的持久性保障，它成為國際合作的標準，并且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和懲治力，對國家的交往行為起規約作用，從而保持國際合作的持久性。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就主張依照萬民法的理念建立正義合理的基本制度來實現“現實的烏托邦”，他說“如若政治非正義的最嚴重方式，可由遵循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社會政策，由建立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基本制度而排除，到頭來這些巨大的罪惡也將消失”10，以建立國際政治正義制度的方式來消除國際間的非正義行為。在《萬民法》中，羅爾斯分析了國際的權利與義務，提出國際政治正義原則，要求各國按照國際正義政治制度發展與他國的關系，任何國家一旦愿意接受國際制度，將受到國際法規的約束，并承擔其相應的責任。
因此，根據新自由主義觀點，國家作為理性的主體，按照國際制度，在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國際行為中長期參與國際間的合作。這樣，各國就能和睦相處，國際間的“安全困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結束語
“安全困境”是國際關系學說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作為現實主義思想的一部分，完全排斥了國際關系中的良性競爭和合作因素，具有簡單化和非道德性傾向的兩大弊病，存在一些局限性，因而也招致了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理想主義在尋求“安全困境”出路過程中，求助于道德的社會作用，這顯得過于理想化，并且也極易產生正如現實主義所痛斥的“打著道德的幌子”的弊端。新自由主義修正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觀點的不足，分析了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提出了通過發展各國間的良性合作關系并用制度來約束國際政治行為來化解“安全困境”的觀點，這種觀點確實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形勢，對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它所主張的國際制度如何建立、如何能保證各國平等參與以及如何發揮聯合國的作用等問題還有待商榷，這就要求政治理論家們的進一步努力。
參考文獻
1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9頁。
2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Collins，1951，p.29.
3 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4 李小兵:《現實主義:西方行為的根源》，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頁。
5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6 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
7 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8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
論文摘要：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擴張戰略，再到確保其獨特歐亞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因素已經滲透到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領域中。地緣政治理論有助于我們了解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脈絡，對于我國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國家安全戰略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地緣政治因素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
地緣政治因素來源于地緣政治理論，它強調地理環境對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認為國家的政治、軍事活動受制于地理環境的影響。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制定政治、軍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據。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安全戰略制定的理論依據。地緣政治強調地理環境因素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意義。由此可見，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也離不開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決定了該國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對外政策。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一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達爾文主義為國家間競爭提供了理論基礎。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だ蔂杽摿⒘苏蔚乩韺W，他把人類國家和世界當作有機體來研究，認為國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決于該國領土的大小，國家之間不斷進行著爭奪生存空間的斗爭。因此，他認為國界也應是經常變動的，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必須確立生存圈。地緣政治理論確立后，經過馬漢的“海權理論”、金麥德的“陸權理論”、皮克曼的“邊緣地區理論”的發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擴張和爭奪世界領導權的理論依據。
歷史上俄羅斯國家安全就與其獨特的地緣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為俄羅斯民族保障國家安全的獨特力量和手段。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擴張戰略，再到確保其獨特歐亞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因素已經滲透到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
在探討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在影響因素時，如下因素必不可少：歷史上俄羅斯民族的大規模遷徙浪潮開辟了俄羅斯國家擴張的道路，經濟利益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恒久不變的因素。大俄羅斯主義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堅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羅斯國家不斷擴張的重要因素，而更為恒久的則是地緣戰略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因為地緣戰略因素不僅賦予了俄羅斯國家對外擴張的內在需求，同時也為俄羅斯提供了對外擴張的客觀條件［1］。
二、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一）地理擴張時期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從地緣角度看，自基輔羅斯到伊凡三世統一俄羅斯的整個歷史時期，由于俄羅斯位居歐亞大陸腹地，周圍沒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擊。從公元11世紀到14世紀，南方的波羅維茨人、東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蘭人都曾襲擾過古羅斯，加之內部的混亂和彼此征戰，不安全思想一直影響著俄羅斯，并積淀到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進行領土擴張和控制周邊地區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俄羅斯的不安全感被人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他征服的第一塊波羅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羅斯置于一個不能保證安全，甚至不能保證不受屈辱的位置，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民族對外擴張的野心。論文范文qiqi8.cn
在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中，基于地緣考慮進行的地理擴張被認為是防御的，是自衛性的，隨之而來的是與西方意識形態對抗，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國家通過地理擴張來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的理由。
遼闊的東歐大平原幾乎沒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斷對外擴張領土往往被看做是確保俄國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動。從彼得一世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國的地緣戰略目標主要是：通過聯盟來掌控邊緣地帶，以向南部、西部擴張尋求暖洋出?？跒槭侄危瑢崿F對整個歐亞大陸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蘇聯地緣戰略空間一度收縮，面對嚴峻的形勢，蘇聯被迫提出了“空間換時間”戰略。經過二戰后的短暫恢復，蘇聯很快確定了把美國勢力逐出歐亞大陸，在實現對歐亞大陸掌控的基礎上，與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地緣戰略。
在總結俄羅斯歷史時，俄羅斯地緣政治學者阿爾巴托夫指出：“俄—蘇帝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19世紀的歐洲帝國。歐洲帝國是典型的經濟帝國，而俄—蘇帝國是軍事政治帝國。俄羅斯大國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國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軍事威力的集中經濟，旨在控制這種經濟和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依托的嚴格等級極權政體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國及無止境的領土和政治擴張，對抗以及為對抗體制找理由?！?［2］
（二）冷戰后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蘇聯解體后，兩極格局終結，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步下降。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俄羅斯處于兩難境地，這使得地緣戰略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俄羅斯國家周邊環境嚴重惡化，失去西線和南線戰略屏障，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了現實的挑戰。同時俄羅斯國內經濟、政治、軍事處于轉軌時期，各國內部及國家之間因領土、民族、宗教等問題引發的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對俄造成潛在的或現實的外部威脅，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俄羅斯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同時北約積極東擴，將東歐地區逐步納入北約戰略防御空間。這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威脅使得俄羅斯地緣戰略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影響逐步加強。
轉貼于
從橫跨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理位置出發，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歐亞主義傾向的地緣政治思想流派。這些地緣政治思想體現了歐亞主義關于俄羅斯文明獨特性和地緣政治正面臨挑戰的典型特征，主張俄周邊國家和國內民族及種族的融合、邊界穩定、對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對俄國家安全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俄羅斯的潛在勢力，尤其是雄踞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使得俄把構建一個有利于自身長遠利益的周邊地緣政治結構作為一個特定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加以追求和完善。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大大惡化，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緣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在地緣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獨聯體國家在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據著獨特的位置。俄羅斯把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文化、歷史傳統與俄有著密不可分聯系的獨聯體視為穩定周邊、抗衡北約東擴、重新樹立世界大國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動獨聯體范圍內的全面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作為俄對外政策的優先任務，把建立穩定的獨立國家聯合組織、使其在經濟和政治上實現一體化，并且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占據應有的地位作為俄對獨聯體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目標。俄把自己與近鄰國家之間的邊界稱為“內部邊界”，其特點是不設防，并在海關、居民出入境等方面執行較寬松的制度，而把近鄰國家與近鄰以外的國家間邊界稱為“外部邊界”，由俄羅斯與近鄰國家共同防御?！巴獠窟吔纭睂嶋H上就是俄羅斯的戰略邊界，因此，實施集體防御是確保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戰略選擇［3］。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面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冷戰后新的歷史時期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是，對內復興俄羅斯，鞏固俄羅斯的國家制度，維護現有的地緣政治疆界和領土的完整，保證公民和社會的安全與發展，對外創造有利于俄羅斯國內發展的外部條件，確立俄羅斯在多極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的頒布標志著俄羅斯歐亞大國安全戰略的最終確立。鑒于亞太地區在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羅斯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借此發展和穩定遠東，確立俄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維護亞太地區戰略平衡。
身處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羅斯擁有成功運用東西方平衡、突出俄羅斯地緣上歐亞中心位置的優勢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實力的同時，集體安全和地區穩定也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內容。冷戰結束后，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取代世界戰爭成為國際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俄羅斯主張在擴大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未來的集體安全體系，以全面的集體安全為核心構筑地區和國際安全機制。
三、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啟示
地緣政治因素既是理論因素又是現實因素，它本身具有雙重屬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未來》中認為地緣政治因素是從空間或地理的視角所作的國際關系研究。地緣政治的本質就是政治行為體通過對地理環境的控制和利用來實現以權力、利益、安全為核心的特定權利，并借助地理環境展開相互競爭與協作的過程及其形成的空間關系。
國家的地理位置制約著其政治行為，或者說，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狀態上，中國的海陸鄰國眾多，其歷史一直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國在對外戰略中運作的精力應放在亞太及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的存在有著明顯的邊際效應，近鄰國家比相距較遠的國家對本國的影響力會大得多。因此，對周邊國家和本地區的關注是地緣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機理，從戰略全局來看，亞太及周邊地區潛在的危機可能成為中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亞太地區是中國對外戰略必須首先予以考慮的區域大環境。立足亞太是指作為亞太國家的一員，中國的國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中國的對外戰略決策和實踐主要領域范圍也是亞太地區。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應以亞太地區為核心，應通過對外戰略活動促進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把自身的安全與亞太地區的穩定有機地結合起來。
亞太和周邊地區的穩定是中國作為亞太大國所必然擁有的地緣政治戰略。在客觀層面，中國面臨的亞太和周邊態勢的基本情況是，潛伏著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應的安全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亞太和周邊的動蕩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立足亞太和穩定周邊的對外戰略的優先考慮，就是進一步在亞太地區積極籌謀各種雙邊或多邊安全機制，推動亞太地區整體局勢的穩定。
隨著冷戰后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緣經濟考慮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凸顯出來。地緣經濟是指國家間、地區間或民族間從地理位置出發的聯合、經濟對立、設置壁壘等。冷戰結束后，各國都把發展經濟置于首要地位，從而提高了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國家間政治和安全關系。在亞太及中國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新興局面使各種層級的地緣及國際活動異?；钴S。中國在亞太與周邊地區開展的互惠性雙邊或多邊地緣經濟活動將會極大地推動和提升中國的對外戰略能力。
參考文獻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羅斯帝國主義：從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聯書店，1978：16.
【關鍵詞】系統論 國際區域 能源合作
1.多學科視角下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研究的評述
國內外學者對能源合作的研究由來已久。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和整理，筆者認為總體上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研究歸屬地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范疇，且不同的視角下的方法論的應用具有較強的學科屬性。
在地理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偏重將“區域”作為研究能源合作的前提和關鍵，認為合作的地理范圍是由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或組織所組成的區域空間。就像Melvin A. Conant和Fern Racine Gold認為的那樣，能源合作現象的產生以及合作領域的擴大應當最先在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產生。地理學研究者們通過對“區域”范圍內特定資源以及國家間的流動往來進行描述以解釋區域范圍內能源合作的合理性。在政治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大多站在國際關系的視角分析能源在國家交往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通過建立模型而實現的定量分析。在經濟學領域內，學者們對國際能源合作的研究較為豐富。無論是國際合作理論、競合理論還是成本收益理論，其實現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資源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其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為自然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的跨國界流動。在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中，一方面，單個國家總是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而背離合作軌跡，另一方面合作會因為各國收益函數的相左難以維持或付出成本，其上述行為主體的特質符合博弈論參與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博弈論也是解決經濟學問題最為常見的分析工具。
地理學研究者對特定“區域”的研究既實現了對區域內能源合作國各種復雜關系的分析，又描述了區域外國家以及各種勢力對合作的影響，這與區域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開放性相符?！皡^域”的劃定在地緣上為合作參與主體與外部環境劃清了界線，使合作具有空間上的整體性。但地理學的思維模式側重于對客觀事物特殊性的研究。由于地理差異具有絕對性，因此各地區的水文、地貌、氣象、資源儲量、方位和開發利用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國家間的交流方式對區域能源合作的影響差別很大。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將敏感的能源合作置身在復雜開放的國際關系系統內，因此站在國際關系學視角，無論是定性描述還是定量分析都對揭示國際能源合作的本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過多的突出國家“權力”的作用會弱化其他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的作用。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對能源合作問題上過多糾結于合作達成與否以及現實條件對合作影響的靜態描述，從而忽略了合作系統整體功能與部分功能差異性的比較，無法動態揭示能源合作系統在結構上的相互作用過程。此外，雖然在部分文獻中對復雜國際關系的研究實現了定量化的描述，但在定量模型設立的初始，對假設條件的過多設置以及對原本復雜變量的過度簡化限制了模型功能的發揮。經濟學視角的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為學者們研究能源合作相關問題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空間。但經濟學者們過多的重視在要素稟賦理論、優勢互不理論基礎上通過開展區域間的能源合作所實現的經濟收益。通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設定合作的假設、路徑和機制。這種微觀的分析思路難以解釋宏觀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問題。此外，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將國家間資源稟賦的差異作為開展貿易的條件。在該理論視角下，無論是定量的分析工具還是定性的描述都依賴于完全理性假設條件，從而偏離了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非線性特征。
學者們站在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視角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定量的分析，為后繼者對該問題的繼續研究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啟示。但是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構成該系統的不僅有區域內的參與國，還包括促進和阻礙合作的各類要素。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決定了國家的行為選擇。因此，作為宏觀系統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其整體性、結構性、層級性、功能性特征決定了我們應當用系統論的方法對該問題進行分析，以便有助于我們認清區域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2.系統論視角下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從“國際區域”的角度看，地緣位置鄰近或交通便利的國家或經濟體構成的區域空間在地理范疇上為能源合作系統的邊界進行了圈定；從“能源”的角度看，油氣一類不可再生資源集中體現了能源的多重屬性；從“合作”的角度看，“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國家為滿足各方實際的或預期的利益而相互調整政策和行為的過程”。因此“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可以看成是在地理位置鄰近、交通便利的特定區域內，能源消費國和能源供給國圍繞共同利益而在石油、天然氣能源領域中相互作用的宏觀系統。
與一般系統類似，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也具有整體性和相關性的特征。所謂“整體性”主要由系統的功能表現，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樣，“整體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系統內部，整體與部分是相對的。從宏觀層面，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環境系統、外交系統等子系統構成；從微觀層面看，由資源、技術、資本、人員等元素組成。對于總系統而言，各個子系統是部分，對于各子系統而言，組成系統的微觀元素則是部分。各部分有機的連接在一起，為了同一目標而實現某種功能。共同利益是合作系統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驅動力，而該動力的施力效果則要通過系統的功能，即合作的效果表現出來。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性”是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系統內部各元素之間以及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且這種相互關系以因果關系為主。根據上文提到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概念可知，能源合作系統的相互關系表現為地緣關系、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經濟往來、要素流動等。由于地里邊界和能源屬性的影響，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是開放的，其系統結構與環境的因果關系也是系統相關性的重要體現。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封閉系統內部，即使能量的分布是有序的，那么能量在做功的過程中也是經歷自身消耗的，其熵值會隨能量做功的完成而增加，并且這種熵值增加的過程是系統自發性的。同樣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要實現生命的維持就必須是開放的。外界條件不斷調整變化的閾值，為能源合作系統的能量分層提供動力，像“貝納德流”一樣實現系統與外部環境物質能量交換的循環往復。
根據唯物辯證法，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動事物的變化發展處于主導地位，矛盾的次要方面處于從屬地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的不同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效果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這體現為系統的等級性。資源的逐利性的存在，使得在理想條件下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元素能夠在參與主體之間流動。因此具有互補性的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的功能實現具有主要影響。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該“理想狀態”并非存在。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能源合作問題上，即使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也會存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固有文化的分歧，并且這種分歧屬于軟層面，在可預見的有限時間內難以改變。軟層面的分歧使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功能的影響效果降低，從而使系統的等級性發生變化。綜上所述，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具有整體性、相關性特征，因此通過剖析系統的構成、結構、功能可以更準確直觀的揭示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3.結論
運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是合理的。首先，系統論學科的研究內容不具有個別性，而是對某一類問題的本質進行揭示。因此，在系統論視角下，對復雜問題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步驟具有普遍適用性。雖然不同國際區域的能源合作規律存在差異，但是系統論對該類問題的研究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套完整性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其次，系統的構建雖然始于微觀元素的組成，但系統論能夠使研究者們站在宏觀的角度對問題進行研究。最后，通過系統結構上的反饋作用來實現其功能的表征，是動態的研究思路，規避了靜態分析復雜問題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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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玉辰（1988-），男，長春工業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
>> 如何看待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的“異動” 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與韓國安全戰略的錯位 東北亞格局的新歷史重構與美國 提升河北省在東北亞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探討 淺析東北亞戰略格局下的中蒙關系 東北亞走向新冷戰格局？ 東北亞地緣戰略環境下中國海洋安全發展的對策研究 “薩德”入韓與中國東北亞地緣“安全困境”的加劇及應對 全球金融危機與東北亞地緣政治 北極航道通航對東北亞的戰略意義 通往東北亞的東北 東北亞危機中的俄羅斯“意見” 東北亞區域合作中的美國因素 東北亞迷局中的朝俄關系 基于現代流通視角的東北亞戰略格局重構與路徑設計 “薩德”入韓：東北亞新冷戰格局的浮現？ 試論朝鮮半島問題對東北亞政治格局的影響 朝鮮半島與東北亞權力格局的變遷 東北亞：商機無限（中） 新安全觀仍將主導東北亞格局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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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利益分布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如何保障一國利益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并不斷發展，是大國所面臨的緊迫任務。
30年來，中國快速發展并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使得中國的國家利益迅速跨越了地域限制。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經濟與世界相互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經濟結構上也存在著明顯問題。表現在“發展所需資源和產品所需市場”兩頭均在外，這使得中國經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凸顯，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也越來越受到外部環境因素制約，因此維護海外利益成為當前中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方面，中國經濟在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不斷增大的同時，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大幅增強。197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為2.3%，到2007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上升到19.2%，超過世界所有國家。比美國高3.5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6.3個百分點，比日本高11.7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發生在中國人身上的海外安全事件明顯上升，海外投資與對外貿易活動等遭遇各種阻力，海上運輸安全威脅不斷加大。2011年初，中東北非局勢動蕩，其中利比亞局勢最為緊張。中國在利比亞有大量公民，為了維護公民的安全，中國政府共撤回35860名中國公民。
綜上所述，如何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議題。而中國學術界對海外利益進行討論的時間并不長，是伴隨著中國在海外的利益受到越來越多挑戰的過程慢慢興起的。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路徑
中國海外利益是在中國崛起及自身利益拓展過程中出現的，國家利益概念是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邏輯起點。中國國家利益的概念在1980年以前的意識形態色彩濃重，學術界鮮有研究成果。
冷戰結束以后，國家利益研究逐步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探討的重點。隨著全球性共同利益增多和國際合作增強，國家利益的相容性進一步得以發展。1990年代后期以來，國家利益研究逐漸成為熱點。1999年－2003年是中國國家利益研究的高峰，學者們主要關注點有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拓展，也有國家利益的戰略研究和文化層面的探索。
隨著對國家利益理論研究的深化，加之現實的發展，使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了中國國家利益海外部分不斷拓展的態勢，對中國海外利益問題的關注與研究逐漸增多。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海外利益逐步納入到學者們的研究視野，2004年、2005年集中出現了一些關于海外利益的論述，對海外利益的概念和中國海外利益的范疇進行了初步界定，但是并沒有達成共識。中國學者很早就認識到國家利益的范圍變化不受國土疆域限制，但學術界關于海外利益的論述，缺乏對海外利益各分支領域的深度分析，同時也缺乏對中國海外利益分布現狀的描述，以及維護海外利益手段的總結。隨著中國國家利益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展，深化對中國海外利益的認識，進一步分析中國國家利益的層次和內涵，對于拓展國家利益至關重要。關于中國海外利益的研究成果，散見于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國際金融、資源能源進口、國際制度能力等相關論述中。總體而言，將中國海外利益作為分析核心的文獻非常有限，缺乏定量評估，整體戰略設計亦極少著述。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文獻評述
國內關于海外利益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目前對海外利益的研究大都是以評論文章或學術文章的形式出現。
國內學術界目前對于海外利益的概念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通過整理可以發現，目前學術界對中國海外利益的概念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海外利益是國家利益突破國土界限而形成的，是境外的國家利益，區分為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經濟利益、海外安全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等；另一種觀點認為，海外利益不同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僅僅是國家層面的利益，而海外利益包括非國家行為體所持有的局部利益，海外利益這一概念的范疇要比國家利益中的海外部分寬廣。
在對海外利益以及中國海外利益進行分析時，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獨特的切入點和思考方式。
陳志武在《審視中國的海外利益》一文中指出：“我們以往關于英國海外擴張的歷史幾乎全是從其受害者的角度來講的……今天中國也面對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開發市場以及到海外找資源的問題，面對當年英國和后來美國、日本所面對的同樣的挑戰，因此我們有必要換個角度來看那些世界歷史，要從海外貿易、跨國公司的經營的角度來研究理解他們當時是怎么做的，以及為什么那樣做，這樣才可能更有建設性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在霸權主義為人詬病的新形勢下，陳志武認為中國政府需要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面對四大問題：首先，盡可能地維護并擴展海外投資利益；第二，保護中國在海外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第三，利用好現有國際貿易秩序來保證中國企業的資源供應；第四，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的時候，應該先明確中國海外利益的定義。門洪華與鐘飛騰則在《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歷程、現狀與前瞻》一文中，對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歷程和現狀進行了一個分析，梳理了海外利益概念的嬗變歷程，并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海外利益研究的狀況進行了梳理和介紹，提出了未來研究海外利益應重點關注的五大議題，構筑了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戰略框架，為今后的海外利益研究指明了方向。五大議題分別為：一、國家利益觀念的變革；二、英美日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的歷史經驗；三、中美日海外利益結構的比較分析；四、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定量研究；五、中國海外利益維護與拓展的戰略框架。
蘇長和《論中國的海外利益》一文，從國際合約的角度對中國海外利益進行了定義，闡述了海外利益當前面臨的威脅以及保護的途徑，并探討了國際制度建設和國家能力建設在中國海外利益維護中的意義。
陳偉恕的《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總體視野，文章認為，中國海外利益與國家海外利益不同，因前者包括國家層面、法人層面和個人層面的利益之分，所以比后者具有更寬的范疇。文章還對如何處理中國海外利益中出現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一些方法建議。
此外，還有3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對海外利益進行了分析。一是汪段永的《海外利益實現與保護的國家差異》，文章經過對國外官方文件、智庫報告的分析，得出了不同類型國家海外利益界定的層級差異。文章指出，國家實力、國際化程度和對國際事務參與的深度和廣度的級差影響著各國對自身國家利益、國際定位的認識。這類分析有助于國家準確找到自己的國際定位并確立自己的國家利益，通過實施與其國際地位相符合的手段來維護其海外利益，乃至國家利益。
二是甄炳禧的《新形勢下如何保護國家海外利益――西方國家保護海外利益的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一文，作者通過對美國保護海外利益所用手段及措施的研究，為中國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現實參考。
三是筆者的《中美兩國海外利益對比分析及啟示》，文章把海外利益區分為海外基礎利益和海外戰略利益，并從中美兩國海外利益的結構、內容、分布以及維護手段上進行了對比分析，從而對看清中國海外利益維護與拓展的不足。
同時，在碩博畢業論文中也有3篇關注中國海外利益研究的論文。暨南大學張志的博士論文《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與拓展研究》，該文主要關注了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的內容和面臨的風險，同時指出海外能源利益與中國能源安全密切相關，文中提出了從油源、油路、油價三個著眼點保護和拓展中國海外能源利益。
外交學院白云的碩士論文《當代中國海外利益拓展及維護初探》，文章對當前中國海外利益的現狀進行了現實評估，對建國后中國拓展及維護海外利益的歷程進行了回顧與審視，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中國拓展及維護海外利益的幾點戰略建議。
復旦大學武麗麗的《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威脅及其保護》，文章從正反兩個方面梳理了中國海外利益目前的基本情況，一方面總結概括了中國海外利益的主要內容以及發展成果；另一方面則指出了中國海外利益目前面臨的主要威脅。
目前國內還少有對海外利益進行研究的專著，僅有一本是由汪段永、蘇長和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海外利益研究年度報告（2008-2009）》。該書以2008年-2009年中國海外利益的狀況為研究內容，從海外利益保護的基本界定、核心內容、多邊機制和國際責任、國家形象與文化傳播等方面進行了描述和分析。
國外的中國海外利益研究
國外學者對中國海外利益的關注度，隨著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對國際社會影響越來越大而與日俱增。學者們研究中國的視角逐步從地區、雙邊關系進展到全球格局層面，對中國海外利益的關注尤其是中國海外投資的關注漸漸浮出水面。2006年以后，國外學者關于中國海外利益的研究漸增。他們對中國經濟崛起如何影響世界比較關注，對中國海外利益的研究剛剛起步，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對外貿易、對外投資、金融合作、能源資源供應、國際制度能力等方面。
在對外貿易領域，國外關心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由于中國對外投資觸及了許多國家在亞非拉的既得利益，國外關注中國對外投資流向及其對東道國的影響，進而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變化作為分析核心，提出中國實行“新殖民主義”的論調；過去西方國家海外開拓的核心在于原材料供應，因此中國能源資源供應迅速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重心，他們全面討論中國能源、資源需求如何重組世界經濟關系，并在此領域杜撰了“中國”的新版本；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能力早就是西方學者的關注點，國外研究在中國參與東亞地區的制度建設上著墨頗多。
縱觀目前研究的現狀，國內國外對中國海外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主要關注中國與海外利益相關的某個方面，事實性較強，數據性分析充分，但綜合性不足，整體研究仍需進一步加強。
資深的高級外交官
今年55歲的薛捍勤是山東人,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她不僅具有豐富的外交和國際法實踐經驗,而且學術造詣深厚。她在北京大學學的是國際法,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獲法學碩士、博士學位,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長期工作中,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出席過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主持過很多雙邊、多邊國際談判,是中國資深高級外交官和知名國際法學者。
薛捍勤于2002年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并于2010年5月當選為委員會第62屆會議主席,成為該委員會歷史上第一位女主席。2003年,薛捍勤出任中國駐荷蘭王國大使,兼常駐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代表。2008年起任中國駐東盟大使、中國外交部法律顧問。
學術上,薛捍勤長期擔任中國國際法學會的領導職務,在國內法律院校兼任教授,出版和發表了諸多中、英文國際法著作和論文,在國際法學界得到廣泛的贊譽。2005年,她當選為布魯塞爾國際法研究院院士,2009年被推選為亞洲國際法學會會長。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法官均為“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國具有最高司法職位之任命資格或公認為國際法之法學家”。
高票當選國際法院女法官
今年5月28日,國際法院中國籍法官史久鏞辭職,國際法院席位出現空缺。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于6月29日同時舉行法官補缺選舉,薛捍勤分別獲安理會15票和聯大150票支持,高票當選。
選舉結束后,薛捍勤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接受了新華社、央視、鳳凰衛視等媒體的采訪。她對記者說:各國對中國候選人的積極支持主要是因為看中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希望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進一步發揮積極影響力。她認為這是她當選的主要因素。薛捍勤說:“這不僅僅是一份榮譽、光榮,更重要的是一份責任,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在我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我將秉承《聯合國》和《國際法院規約》,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做出自己的貢獻。”
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人士普遍認為,薛捍勤此次順利當選國際法院法官,表明聯合國會員國高度重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認為,薛捍勤當選,將提升中國在國際司法事務中的話語權,同時向世界傳遞中國的司法理念。
不喜歡被稱作“女強人”
薛捍勤留給公眾的是“女強人”的印象,然而,她本人并不喜歡這個“稱呼”。
她表示,公眾對外交官的理解多少有些抽象。事實上,工作之外,大使們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這位鏡頭前形象高貴的大使,甚至舉出了家中裝修的例子。她說,夫妻倆在一些裝修細節的問題上,也會有爭執。
“哪天你看見我挎個籃子去買菜,不要有任何的奇怪?！毖辞谡f。此外,她還介紹說,因為工作的關系,盡管和女兒在一起的時間會相對較少,但在培養方面,她會去引導孩子積極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判斷。
國際法院、法官簡介
論文摘要：經濟的全球化作為客觀存在趨勢，對國家關系產生深遠影響．改變著二戰來形成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影響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士界經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1985年T萊維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這一詞，形容此前20年國際經濟的巨大變化。當前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比較多，但從全球化一詞提出開始就是指經濟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賈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人員交往等活動，使得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相互開放、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經濟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且對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關注，成為現實生活中最流行、最時筆的用語之一。
世界經濟的變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關系的改變。同樣，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對國際關系已經或正在產生著深遠影響。全球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有助于維護世界范圍的和平與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織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類型國家間關系有所調整。
一、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世界經濟全球化雖然反映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現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發展畢竟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體，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認為經濟壘球化的出現與發展，是作為目前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壘球范圍的擴展。無論是在貿易、投資、金融、生產方面都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而出現的，且在全球經濟規則中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所制定的疊融和貿易規則，更充分地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經濟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爭取更長時期，擁有更多的利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動。
經濟全球化開始的過程，也是兩極格局逐漸終結的過程，冷戰結束后，毆、美共同對抗的敵人消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別是西歐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經濟與政治聯合的步伐明顯加快但這種矛盾和分歧并未沖破西方業已形成的利益關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與制度規范環境和價值觀念，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經濟領域)，同時還通過有效的協商的方式，通過溝通、談判．通過各種組織，特別是西方富國俱樂部——西方七國(現在因俄羅斯加入而稱八國)首腦會議，來緩和矛盾，解決問題，共同雛護共同的利益雖然這其中也不乏西方國家因面對美國推行“單極”獨霸世界而帶來的困擾和苦惱，如美國實施赫爾姆斯——怕頓法靠和迭馬脫法靠．引起西歐、加拿大等國家的反對，但美國強太的經濟力量加上與西歐、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經濟聯系，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問關系的主調是協調、緩和。
二、經濟全球化協調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封閉對抗走向開放緩和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問由于政治制度對立，意識形態的分歧，造成經濟上相互隔絕互不鞋來．彤戌兩個平行的經濟體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魯主義國家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造一步發揮。隨著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認識世界，提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而開放性恰恪是經濟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體現：基于這種認識，杜會主義國家帶5足改革開放的政策，沖破封鎖，創造案件，抓住機遏，使社會主義刺度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從當前的客觀情況看，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戰勝資奉主義制度的國家都不是很現實，兩種制度將是長期并存的關系，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在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方面，在維護全球經濟安全方面，在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與資奉主義國家之間，有許多共同面對的問題。因此，使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在政治、軍事，特刺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對立趨于緩和．由冷戰時期“對抗”走向“既共處又競爭”的關系。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代表著人類社會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種必然，最蝽的革命性變革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種制度之間的共存也可以成為一種客觀現實。在當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叉需要稍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盡可能短的時間提高自已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而資本主殳國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國這樣大的具有更大潛力的市場．因此爭取與資本主叉國家和平共處，相互合作，進免對拉是有可能的。事實上，當夸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古、越等都認識到當前是一十難得的機遇，特別是隨著中國的開放、發展廈加入WTO，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彼此之間的依存度不斷加深。
當然，作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事上的包兩，政治上的“滲透、演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社會主義國家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干涉和影響，越是經濟站舍的緊密，這種防犯工作越是艱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經濟上相互結合與政治上對峙的結構將會持續下去。
三、經濟全球化加大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求學網為大家收集整理了公共投資主導的德國智庫，供大家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相比，德國智庫的優勢在于其政府直接資助的公共智庫比重高、影響力強，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機制好，激勵性強，政策研究方式的轉變也適應了形勢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學術型智庫成主力
學術型智庫是德國數量最多的智庫類型，占德國智庫的75%。其組織形式又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門指導原則之內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國際關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二是非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最有代表性的是萊布尼茨研究所。這些政策研究機構群更強調自身超黨派、超政治立場的性質。三是附屬于大學的政策研究中心。這類智庫在組織方面雖隸屬各大學，但其主要運行經費則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私人基金會。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學應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歐盟以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和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資助。
代言型智庫在德國不如在奉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的英美國家盛行，其規模也遠沒有那么大。較常見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業協會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德國貿易聯合會、雇主聯合會、納稅人聯合會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團體，都設有政策研究組織。近年來，德國一些大的利益集團對代言型智庫的興趣和資金投入較以往有明顯增加。
在德國，各主要政黨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張的政治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基金會有6個。這些基金會雖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黨派，但并沒有組織隸屬關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庫那樣對背后的利益集團具有那么強大的依附力。
公共資金保障智庫公益性
德國社會高度期望智庫能夠與企業特殊利益劃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的智庫比例非常高。據統計，德國有75%以上的智庫接受政府公共資金的資助。德國聯邦和州政府，一般對各州學術型智庫的資助按照1∶1的比例均攤。
德國政治基金會的資金同樣絕大部分來自德國聯邦和州的公共預算。根據阿登納基金會公布的2010年度預算，公共財政資金占全部資金總量的96.8%，僅有0.5%的資金來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億多歐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會。這些資金主要以三種形式劃撥給各基金會：行政資金，用于維持基金會各機構的正常運轉，約占年資金總額的30%;項目資金，如國際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養、留學生資助等項目資金，約占年預算總額的近70%;特別資金，主要用于分擔各基金會政治教育工作的費用。這種以公共財政資金對智庫進行直接支持的運作機制，保證了智庫免受利益集團的過多干預，更容易從全局角度開展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研究。
適應社會政治變遷的新趨勢
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德國智庫本身的構造、角色以及對公眾和決策過程的影響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
趨勢一：以項目資金主導智庫發展。近年來，德國政府對智庫的資助開始逐漸由過去以行政資金為主向以項目資金為主的方向轉變。尤其是幾大政治基金會的資金構成，主要以項目資金為主。德國學術型智庫目前平均只有45%的資金屬于項目資金，但項目資金正逐漸成為主導智庫發展運行的關鍵。這一方面有助于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真正用于有用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跟蹤資金使用情況，以及立法和審計部門對成果的問責。
趨勢二：成果面向公眾開放，將大眾作為目標群體影響政策制定。近年來，不少智庫意識到，人民與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的紐帶正在因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科技力量的發展而弱化。因此，智庫通過內部研究影響少數政治精英進而影響決策結果的可能性已是今非昔比。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德國智庫開始更多地將自己的政策研究通過電視、網絡等現代傳媒向公眾開放，將大眾而非少數政治精英作為自己的目標群體，以便通過影響更廣泛的輿論和民意的方式達到影響政策走向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