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3 09:50:1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農村合作醫療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不同收入階層的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存
在差異從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方面來看，我國農村不同收入階層的覆蓋率存在差異，可以將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情況分為五個階層，分別為高收入階層、中高收入階層、中收入階層、中低收入階層以及低收入階層。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農村低收入階層的居民在農村合作醫療的參合率方面普遍較低，而且低收入階層居民參與其他保險的比例也相對較低。相反，中高收入階層以及中收入階層農村居民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相對較高，參與其他保險的比例也相對較高，這就說明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受益在不同收入階層存在不公平性，低收入階層的受益性較低。
（二）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在補償公平性方面存在問題
從農村合作醫療補償公平性方面探究受益公平性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論述，主要包括農村居民的職業情況和流動性情況、農村居民的融資能力、農村居民的住院天數以及農村地區的不同區域補償政策等。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農村居民的職業情況以及流動性情況。可以體現在農村非農務工的數量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國農村居民在醫療需求上的釋放，一個家庭中非農務工的數量越多，得到農村合作醫療補償的實際金額就越少，補償比從某種程度上呈現出“U”型。第二，農村居民的融資能力。如果農村居民的實際融資能力較強，說明農村居民的社會關系較好，反之，若融資能力較差，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村居民的社會關系較差。農村居民中融資能力較強者，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家庭儲蓄以及通過別人幫助進行資金的籌集，而農村居民中融資能力一般的居民社會關系一般，資金的籌集能力不穩定，融資能力較差的居民則資金籌集能力較差。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居民中融資能力較差者通常是身體健康情況較差者，在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均補償實際金額以及補償率方面，與融資能力強的居民相比相對較低。第三，農村居民的住院天數。農村居民生病住院天數越多，所承擔的住院費用也會越高，從而獲得的農村合作醫療補償金額也相對較高，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農村合作醫療的實際補償率卻較低。第四，農村地區的不同區域補償政策存在差異。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農村合作醫療補償政策，比如實行農村合作醫療低起付線并且高補償比政策的農村地區，農村合作醫療的受益性較高。
二、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受益公平性的改進措施
（一）提高農村居民低收入人群的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
對于我國農村合作醫療來說，沒有參與合作醫療的農村居民，一方面喪失了享受到我國政府對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助機會，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失去了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給農村居民帶來的保障性權益。從調查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低收入人群的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相對較低，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農村合作醫療是一種低參保費用的保障性制度，農村居民每年的參合費用很少，但是對于家庭情況相對困難的收入人群來說仍然是一項經濟負擔。國家政府要針對這一情況，采用有效措施，確保家庭情況困難者參與農村合作醫療，從根本上提高我國農村居民的整體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
（二）從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利用率上提高受益公平性
從農村合作醫療的利用率上來看，農村居民中的低收入人群在農村合作醫療的門診利用率以及農村合作醫療住院利用率都比其他收入人群的利用率高，農村合作醫療的利用程度與政府的補貼成正比，說明低收入人群的農村合作醫療受益公平性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也要在此基礎上，提高其他收入人群的農村合作醫療利用率，實現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受益公平性，充分發揮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實際價值。
（三）從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償政策上提高受益公平性
要想確保農村合作醫療受益公平性，可以從農村區域補償政策上進行改善，最大限度實現城鄉合作醫療制度的有效銜接，完善不同區域農村合作醫療規章制度的科學化轉移接續，使農村居民中外出務工者享受到穩定的合作醫療保障。嚴格控制寬松報銷制度下農村合作醫療的不公平性，盡量提高農村合作醫療的補償比，不斷強化監管。提高農村合作醫療補償報銷制度的透明度，從而實現農村合作醫療的受益公平性。
三、結語
少數民族地區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溝通障礙是少數民族農民就醫的又一大特殊性問題。使用普通話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良好運行的基礎。全國55個少數民族當中，有43個少數民族能夠使用漢語部分少數民族農民到縣以上的定點醫療機構就醫時，因無法溝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時常因語言障礙引起錯誤的診斷，也有部分少數民族農民因語言障礙放棄就醫。
2改善民族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水平的路徑選擇
（一）加大政策傾斜力度，有力支持新農合持續運行
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國家必須著力提高新農合補助及救助資金在民族地區的傾斜力度，改善中央財政對新農合的財政支持結構。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于2014年4月25日的《關于提高2014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籌資標準的通知》，對補助標準和繳費標準按照東、中、西三個區域進行了劃分。但民族地區的新農合基金還是相對缺乏，政府可爭取為少數民族農民提供免費醫療，而在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和地區，可以適當提高農民自費額度，降低政府補貼額度，既可以合理籌劃國家有限的財政支出，又可以兼顧經濟發展不同的民族地區的公平。
（二）爭取社會支持，提高醫療水平
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動員社會力量幫助民族地區醫療體制的建設是不二的選擇。可號召中華慈善總會和各級慈善協會、紅十字會、貧困基金會、志愿者協會等社團組織和各類企事業單位支持民族地區醫療、衛生事業。具體途徑主要有：
（1）通過募捐，籌集社會資金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等社會公益組織可以通過經常性的慈善募捐活動，迅速籌集社會閑散資金，鼓勵企業和富裕階層提倡人道精神，為弱勢少數民族群體奉獻愛心。
（2）改善醫療硬環境社會公益組織通過愛心捐助可以有效改善民族地區鄉鎮的醫療設備和場所環境，醫療房屋和醫療設備購置需要花費大量資金，僅靠當地衛生院自我積累與政府有限的補助遠遠不夠。
（3）改善醫療人力質量社會公益組織可以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為民族地區基層衛生院提供高質量的培訓，大力提高基層衛生院醫療人員的整體素質和業務水平。
（三）著力提高民族地區醫療人員素質
（1）鼓勵醫護專業優秀大學畢業生到民族地區服務。國家要積極鼓勵、大力支持各院校醫護專業畢業生到民族地區去服務，并給予較為優厚的待遇，使其成為適合民族地區的、能在民族地區長期服務的有一定專業素質的農村醫療衛生人員。
（2）對口培養醫學人才。我國有眾多的醫學院校，可以分片對口支援民族地區，為他們舉辦"三定"性質(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定向分配)的農醫專、本科班，承擔人才培訓義務，擬建一個龐大的人才培訓網絡，促進當地衛生事業的發展。
1．1一般資料
本次調研活動圍繞“河北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問卷調研為主，所有問卷由專門的調研員深入到河北省農村居民家中進行發放并且當場回收，針對農民關心的問題予以解釋。這樣保證了問卷施測的有效性。本次調研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86份，回收率為96．5%，有效問卷為386份，有效率為100%。
1．2研究方法
本次實踐調研研究方法主要有:問卷調查法、數理統計法和訪談法。
2河北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行狀況分析
2．1樣本基本情況
問卷顯示，關于性別，男性占49．5%，女性占50．5%。關于年齡，30歲以下占21．2%，30～39歲占24．1%，40～49歲占31．1%，50～59歲占16．3%，60歲以上占7．3%。關于職業，農民占66．6%，工人(含公司職員)占9．8%，個體經營占5．7%，醫生占2．6%，教師占2．1%，學生占11．7%，公務員及退休干部占1．6%。關于文化程度，小學以下占9．8%，小學占18．7%，初中占38．9%，高中或中專占21．5%，大專及以上占11．1%。關于家庭年收入，1萬元以下占25．9%，1～2萬元占33．7%，2～3萬元占25．9%，3～5萬元占7．5%，5萬元以上占7．0%。關于自我健康評價，18．7%認為很好，47．7%認為較好，28．2%認為一般，5．4%認為較差。由此可以得出，農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較低，多數以務農為生，收入較少，健康狀況一般。
2．2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可以有效減輕農民因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提高農民健康水平。
2．2．1對新農合醫療的了解情況。對于在當前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31．3%的村民對此了解，有55．2%的村民對此了解的不多，仍有13．5%的村民對此不了解。由此可見，農村居民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主要是由于所在村尚未推行該項制度。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監督新型農村醫療合作制度的實施，同時，村委會及有關部門應加強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宣傳力度，提高村民對與自身利益相關的醫療制度的認識。村民中有75．1%的已經加入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13．5%的村民沒有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部分村民都已加入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說明大多數村民通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現了自身就醫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醫療費用高的壓力，也方便了村民就近就醫、分層醫療。但仍有少部分村民沒有加入，仍需加強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宣傳。總體上來看，絕大多數河北省農村居民已經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面較廣，覆蓋人數較多。但仍有少部分農民表示不愿意加入或不知道自己是否加入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絕大多數農村居民對該項有大致的了解，但不夠深入，僅有少部分農村居民對此明確表示不知道。為此，相關機構應加強宣傳力度，擴大宣傳范圍，盡可能使每一位農村居民都全面地了解這一項惠民政策，并加入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隊伍中。
2．2．2醫藥費報銷和醫療保險。對于醫藥費用的報銷情況，50．3%的村民中有過報銷經歷，認為報銷制度幫助他們減輕了負擔，但也有18．7%的村民因為麻煩而沒有報銷，有31．1%的村民對報銷程序不了解。由此可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減輕了農村居民的醫療負擔。但通過村民的反饋，我們發現現有報銷程序繁瑣，個別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因此，相關機構應簡化報銷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引導村民對醫療費用進行報銷，充分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惠民的作用。了解醫療保險報銷范圍的村民占28．5%，了解一些的占53．6%，不知道的占17．9%。說明大部分農村居民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報銷范圍了解的不夠全面，部分村民了解極少，這會給村民報銷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相關機構及村委會應加強宣傳力度，以普及村民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認識。村民中每人每年能承受的醫療保險費在20元以下的比例為34．2%，20～100元之間的比例為46．9%，100～300元之間的比例為14．5%，300元以上的比例為4．4%，可見大多數村民可承受的醫療保險費用偏低。訪談中我們得知，多數村民迫切希望政府出臺相關政策，使村民能夠以投保較低的保險費用獲得盡可能高額度的醫療保險。調查中發現，過半數參保的農村居民都有過通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報銷醫藥費的經歷，并認為該制度有效減輕了農村居民的醫藥負擔。但報銷制度仍存在手續繁瑣，村民了解不夠詳細等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報銷醫藥費的積極性。同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基層的宣傳覆蓋面較廣，但深度不足。因此相關部門應加強宣傳的深度，使農村居民盡量對新農合有全面透徹的了解，簡化報銷手續，從而進一步提高農村居民的參保率。調查結果顯示，農民每年能承受的醫療保險費用絕大部分集中在100元以內，承受能力偏低。2012年起，各級財政對新農合醫療的補助標準從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其中，中央財政給予補助200元，新增40元，中央財政按一定比例補助。農民個人繳費原則上每人每年60元，大多數家庭能夠承受。石家莊、唐山等河北省內城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規定，五保戶、貧困農民家庭個人應繳納的參合資金全部由民政部門進行資助，這就保證了最需要參加合作醫療的五保戶、特困戶達到100%參合，進一步減輕了農村居民醫保費用負擔。
2．2．3醫療衛生機構監管情況。村民中參保商業保險的比例為20．7%，沒有參保的比例為63．7%，對自己參保不太清楚的比例為14．8%。可見大部分村民由于經濟條件所限未參加其他商業醫療保險，即這部分村民一旦罹患重大疾病，便僅可通過新農合醫療制度獲得有限的報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患重大疾病后承受巨大經濟負擔的風險。村民認為所在鄉鎮的干部和衛生機構對合作醫療開展很重視的比例是21．0%，重視程度一般的比例是64．2%，不重視的比例為14．8%。說明目前衛生機構對醫療開展的重視程度處于中等水平，鄉鎮干部和衛生機構仍需加強對合作醫療的重視程度。村民所在地區的政府采取新聞媒體的方式來宣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比例為44．8%，采取集中學習的方式的比例為26．7%，采取進行動員的方式的比例為23．6%，其他方式占4．9%。應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積極宣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應積極進行動員，組織村民進行集中學習。村民認為目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監管情況很好的比例為14．8%，認為一般的比例為68．4%，認為監管情況較差的比例為16．6%。目前河北農村居民對相關部門監管作用發揮的認可程度仍然不高，相關部門應當加強監管力度。村民中認為現在就醫還是“看病難，看病貴”的比例為40．9%，不認可的比例為26．7%，認為“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現在大有改善的比例為32．4%。說明現階段河北省多數農村居民仍然認為“看病難、看病貴”，醫療費用高的現象較過去相比有所改善。大部分村民由于經濟條件所限尚未參加其他商業醫療保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患重大疾病后承受巨大經濟負擔的風險。關于衛生機構重視程度及監管情況的調查統計中，過半數農村居民表示滿意度一般，農村居民對衛生機構及監管機構的工作認可度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關機構在工作上仍存在不足，應加大管理、監督和宣傳力度，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真正地惠民。新聞媒體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主要宣傳途徑，在充分發揮媒體的主流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采取更多途徑來積極宣傳動員農村居民參保，如集中學習、動員等形式。
2．2．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整體評價。整體而言，雖然仍有四成農村居民認為現階段還存在“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但農村居民也普遍表示這種情況已經大有改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效減輕了農民的醫療負擔，是一項切實有效的惠民政策，在多年的農村醫療制度改革之路上已大有進步。
3討論
關鍵詞：市場經濟；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新合醫”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須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模化經營。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2．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積極探索建立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形式之一，是新時期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支付能力，又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還能維護農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以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為號召發展合作經濟，容易產生吸引力和號召力，也許這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3．政府應把發展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列為非營利性組織，利用各級政府的扶貧資金給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國國情，衛生資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營利性醫療組織應該在我國醫療服務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非營利性醫療組織的發展，政府應通過引導、調控和支持等方式，為其發展積極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這種合作經濟組織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標承包經營的方式進行。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困縣為例，一方面，這些地區七溝八梁一面坡，生存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等資源。一般來說，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大多為這種情況。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非貨幣收入都是相當重要的。據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非貨幣收入平均占收入總量的25％左右。根據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特點，要在這些地區推行貨幣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貨幣化的以實物合作為主的醫療制度，充分利用當地優勢特點，從而使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可能的發展路徑有：
1．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土地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廣大農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為保障手段對窮人尤其重要。我國土地資源分布很不均勻，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海拔高，自然環境復雜，分散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農戶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力度與利用效度，從而導致土地等自然資源對缺乏勞動力的個體農戶的保障作用失靈。在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如果土地資源豐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不僅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推進農業規模經營，而且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促進農民增收。諸如建立體弱年老農民“以部分承包地換醫療保障”的機制，在公正公平、農民自愿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書面簽約，以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按時支付補償金。政府采取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社會融資，攜手合作，聯動發展，利用土地使用權抵押、土地合作信托、土地儲備等方式，對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共同投入，形成合力，高效盤活土地，實現土地產出的最大化。同時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退出和約束機制，有效地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共贏共利局面。實踐表明，在一些保留了部分集體經濟或鄉村工業發展得較好的農村地區，農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積極性非常高，有的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甚至還代替農民個人繳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因此，這些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與率都是100％，合作醫療制度運行得非常好。如陜西洛川縣永鄉鄉郭家村利用部分村集體土地發展蘋果產業，自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每年都為全村所有村民繳納合作醫療的籌集資金，村民的參合率每年都是100％，村民們都比較滿意。這些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代替農民個人成了最大的籌資主體，既解除了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又緩解了基層地方推行合作醫療的籌資壓力，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醫療的出資額度，從而增強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能力。
2．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勞務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現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國部分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勞動力素質很低。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自然條件差、飲水不衛生、醫療衛生條件落后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落后地區部分農民的身體素質差方面；還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這樣的“貧困——人口多+素質低一貧困”的惡性循環地區，現行的合作醫療制度僅起著外因作用，難以通過內因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創的“推拉理論”告訴人們，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長、低生活水準、缺乏經濟機會等；拉力包括勞動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優惠的勞動力政策等。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在勞務市場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較各種信息，做出流動與否的決策，對當事雙方都有好處，勞動力富裕國家輸出勞動力，可以減少潛在的社會經濟壓力；勞動力接受國似乎也從中找到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辦法。因此，在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擔當起自己的服務角色，加強對國際勞務市場的調研，建立境外勞務信息網絡，搶占先機，對外承包勞務市場，對內給予一定支持，建立勞務綜合培訓基地，每年甚至每個季度都挑選出一批勞動力進行對口的職業技能強化培訓。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勞務輸出，就可以為國家賺得外匯，政府按其賺回外匯的多少，給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醫療支付補償金，其標準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在國內流動，流^地政府也可依據合理的標準，對其家人進行—定的醫療支付補償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解決“民工荒”的困境。這樣，政府的外部力量不僅有利于通過內因長效激勵流出地勞動力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素質和技術層次，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3．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那么在這樣的地區，只能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外援方式在當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國外來看，非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國家中有相當部分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社會資源也不豐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增進了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外部援助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0世紀末，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肯尼亞婦女的總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個降至1993年的514個。贊比亞利用外部援助，解決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農村人口的飲水問題，僅1985—1993年，由援助而興建的水井高達108眼，使2115萬人從中受益。從國內來看，寧夏在總體上是一個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都相對貧乏的省區，但寧夏是在全國較早利用外援的省區之一，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須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模化經營。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論文關鍵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籌資機制,對策分析
一、大連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現狀
我市新型農合最低籌資標準將提高到120元/年人，擬定國家級財政補助年人均10元，市本級財政補助年人均70元，區市縣級財政補助年人均25元以上，鄉鎮級財政補助年人均5元以上，經濟發達地區可適當提高補助標準。甘井子區、旅順口區、金州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長興島臨港工業區參合農民年人均繳費20元以上，普蘭店市、瓦房店市、莊河市、長海縣參合農民年人均繳費10元以上（2009年起20元以上）。農村五保戶、低保戶和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要全部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個人繳費部分由區市縣財政全額補助。逐步規范統籌模式，采取以住院統籌為主，兼顧門診統籌和大病統籌的模式，取消門診家庭賬戶，盡管如此，在實施的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
二、大連市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存在的問題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廣大農民群眾也確實從中得到了一些實惠，我市更加堅定地繼續全面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醫療衛生市場信息不對稱
根據信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就必然存在道德風險。而醫療衛生市場這種特殊的信息不對稱將導致醫患雙重道德風險，醫患信息不對稱導致醫療服務提供方的道德風險，患保信息不對稱導致醫療服務需求方的道德風險，大連市同樣存在此問題。
（二）籌資難度大，資金投入不足
資金問題是當前制約大連市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2003年下半年開始實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采取農民自愿參加的原則，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的醫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參加的預期效用與預期成本的對比，再考慮與否參與的問題上，農民的預期效用是參與其中能夠減輕患病時的經濟負擔，而產生此效用的前提是患病風險，所以這種公共事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這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我國仍處于發展階段，尚需要大量資金，因此籌資難度比較大。
（三）報銷程序繁瑣、比例低，農民收益少
目前的報銷制度規定鼓勵就近入醫，即農民在鄉鎮一級衛生院就醫相應報銷比例是最高的。在這種情況下，報銷采取“隨就診隨報銷”模式還是很簡便快捷的事。但是如果病情較嚴重，農民沒有在鄉鎮一級衛生院就醫而選擇了市內的定點醫院，則需經過往來奔走、層層認證蓋章最后才能返回戶籍所在地報賬。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政府責任與市場失靈
市場經濟條件下會產生分配不公的問題，大連市當前最大的分配不公主要是城鄉之間分配的不公。城鄉之間分配的不平等，不僅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上，而且在醫療資源和保障資源等方面的分配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不公平。政府在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下形成城市偏好慣性，造成城鄉醫療資源和社會保障呈現出“馬太效應”，市內醫療資源集中、保障條件好，貧窮落后且需要醫療保障的鄉鎮衛生院醫療條件和保障條件反而越差。
三、大連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問題的解決對策
（一）強化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適應新農和全面推廣需要
現階段的大連市各村，新農合定點醫院少，外加定點醫院醫療水平也較低，從而無形中限制了新農合的順利推廣。所以，從大連市各鄉、鎮的“更快、更好、更健康”的目標方面來看，加強其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包括醫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醫療工作人員專業素質的提高，是“迫不及待”的。
（二）創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機制
針對我市的新農合籌資機制完善，應著力抓好以下五個方面工作：第一，豐富宣傳方式，營造良好氛圍。立足我市實際，采取科學有效的宣傳方式，是提升參合率的關鍵。第二，拓寬融資渠道，多方全力籌資。第三，創新籌資機制，積極引導參合。第四，強化運作監管，確保基金安全。第五，健全服務網絡，提高工作水平
（三）強化供需雙方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中的責任與義務
1.需求方的責任與義務
要想保證新型合作醫療的長久發展，必須完全站在需方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采取的“籌資中的自愿原則、補償中的大病統籌以及管理上的透明化”均有利于群眾的接受。加大宣傳力度，增加群眾的可接受性，同時籌資與補償方案也要考慮民眾的意見，而且要加強群眾的監督，將財務列入村務公開欄目，把合作醫療機制建立起來，政府做好規范工作，循序漸進，逐漸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覆蓋率。
2.供給方的責任與義務
作為醫療供給方，一方面爭取各機構能夠配備一些必須的設備，擴展服務能力，另一方面加強衛生人力的培養。針對機構缺乏活力等特點，應該進行衛生機構配套改革，尤其是鄉鎮衛生院的產權改革。在支持衛生服務提供方發展的同時，通過控制醫療費用、改變供方補償方式形成一定的制約，另外要加強價格的管理，尤其是藥品的管理，減少農村醫療機構的購藥渠道，降低藥品的價格，并嚴厲打擊假藥在農村的泛濫。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中強化政府責任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政府實施的長期惠民政策，要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可持續發展和效用最大化，政府必須充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公益人、監管人、調控人和守夜人的角色。當前，政府應主要在設計和創新制度、提供法律公共品、基金籌集與監管、人才培養等方面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發展提供積極支持。通過加強農村醫療保障立法明確各方責任和保證制度發展穩定性。完善以財政資助為主體的多方籌資的長效機制。
參考文獻：
[1]顧昕,方黎明.公共財政體系與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籌資水平研究——促進公共服務橫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J].財經研究,2006.
[2]成昌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需方公平性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08.
[3]魏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可持續發展與政府角色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8.
論文摘要：近幾年來，城鎮非就業人員“失保”成為我國實現“全民醫保”的瓶頸。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在2007年啟動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當前任何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都不應受城鄉身份的限制，而應保持一種開放的體系，賦予社會保障主體自由選擇的權利，為早日實現“全民醫保”提供基礎條件。
一、城鎮非就業人員“失保”:實現“全民醫保”的瓶頸
據統計，截至2006年年底，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近1.57億，而全部城鎮人口為5.77億;同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覆蓋全部農村人口8億中的4.1億。可見，當前在基本醫療保障的覆蓋率上，農村已超過城鎮。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合作醫療完全按照地域標準展開，在試點地區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農村居民;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則在地域的基礎上加人了職域的因素，即只為就業人員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忽視了大量城鎮非就業人員的醫療保障，造成了城鎮醫療保障體系中的巨大空白。城鎮非就業人員包括職工老年遺屬、高齡無保障老人、中小學生和嬰幼兒、大學生、城鎮重殘人員及低保人員等;在城鄉人口流動的前提下，還應當包括未就業的進城務工人員家屬。這部分人沒有自主收人，但本身卻處于弱勢地位，健康風險較高，一旦發生重大疾病，將會給其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使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障的目的落空。城/鎮非就業人員“失保”，已經成為我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成為實現“全民醫保”的瓶頸。
近幾年來，隨著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完善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快速發展，城鎮非就業人員這個“醫保真空”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特別是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醫療費用高昂，城鎮居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嚴重，很多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障已落后于農村居民。在這種情況下，由中央財政給予支持、自上而下地建立城鎮非就業人員的醫療保障制度，已是勢在必行。200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著眼于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啟動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這就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政策契機。
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國家選擇了若干城市進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首批試點工作已于2007年3月開始啟動，同時成立的“國務院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部際聯席會議”在其第一次會議上出臺了《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規定，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所針對的人群是不屬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的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包括職業高中、中專、技校學生)、少年兒童和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該制度堅持自愿參加的原則，以家庭繳費為主，政府給予適當補助，其基金重點用于參保居民的住院和門診大病醫療支出，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逐步試行門診醫療費用統籌。《指導意見》要求充分考慮地方差異性，發揮地方主動性，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醫療消費需求，并考慮當地居民家庭和財政的負擔能力，堅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確定籌資水平和保障標準。根據《指導意見》所確立的原則，各試點城市均出臺了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施辦法，制定了適合地方實際情況的繳費標準、保險待遇及管理機制。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試點與逐步推廣標志著我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正在向“全民醫保”的目標邁進，它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農民工獨立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共同構成了我國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多元體系。這種多元體系要求各種制度能夠和諧共存、有效銜接、相互配合，共同提高國民醫療保障水平。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背景下，這些醫療保障制度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共同的保障對象，如流動人口的主力軍—農民工群體。當同一個主體有可能成為多種保障體系的保障對象時，如何進行制度設計，使各種保障體系不致發生矛盾，從而實現平衡過渡與銜接，這不僅會影響到該主體社會保障權益的充分實現，更對我國城鄉社會保障的對接及未來的一體化整合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二、突破身份限制:實現:“全民醫保”的基礎條件
多元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對接機制，首先要涉及到社會保障領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即“合并原則”。“合并原則”是產生于歐盟社會保障立法的一項社會保障的受益原則，即受益主體只能從一個國家獲得保障。我國當前的多元社會保障與歐盟內部各國社會保障共存的情況非常近似，并且大多數的保障都有來自國家或社會(用人單位或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這決定了“合并原則”應該是多元保障制度對接中必須遵循的原則。在“合并原則”之下，任何一個主體原則上只能參加某一種醫療保障并從中受益，而不能同時參加多種保障。當然這一原則的適用也可以有例外，這點在我國的社會保障實踐中已有所表現，如上海市就允許一個主體同時參加小城鎮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合并原則”要求各種保障必須分工配合，并明確規定一個主體可以在各種不同保障之間進行自由選擇。在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農民工獨立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將共同為農民工就業人員提供基本醫療保障;而在非就業人員醫療保障的領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可能存在如下過渡與銜接:
第一，兩種制度在小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領域的對接。在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逐步推廣的前提下，過去幾年中各地自發的城鎮居民合作醫療以及城鎮居民就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方式應該有所改變。雙軌模式下獨立的城鎮居民合作醫療，實際上與當前試點推行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在功能及目的上完全一致。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缺乏中央財政投人，只是地方性政策措施，不能形成全國性的醫療保險制度，因此應并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中，不再獨立發展。而對于小城鎮非就業居民直接納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并軌模式來講，當前的情況則相對要復雜一些。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都有國家的財政投入，基于社會保障的“合并原則”，一個主體不能同時從這兩種保障模式中受益，因此這兩種制度不能同時為一個主體提供保障。但在這里值得探討的是，當一個主體面對多種醫療保障而只能參加其中之一時，他是被動地由相關法律、政策按照一定的標準(在我國目前主要是戶籍地的標準)固定在某一種保障之內，還是可以在兩種保障之間進行選擇。由于我國目前各種醫療保障均未達到全民統籌，而是地方統籌、分散建立，同一地區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可能各有其優勢與弊端;同時在城鎮化進程中，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界限也將日益模糊，很難進行明確的劃分。基于這些原因，我們認為，應該賦予城鎮非就業居民在就近參加合作醫療與參加當地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之間進行選擇的權利，以實現其社會保障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兩種制度在“農民工非就業人員，醫療保障領域的對接。近幾年來，城鄉人口流動中出現了以家庭為單位流動的新趨勢，這使得農民工這個群體更加復雜化。因此，對農民工群體應進行擴大理解，即不僅包括就業人員，同時也包括與就業農民工一同進城生活的非就業人員，如婦女、老人和兒童。在這種形勢下，針對城鎮非就業人員設置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是否應將后一種人員包括在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農村流動人口中，主力軍是青壯年勞動力，這部分人員在城市的醫療保障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農民工獨立醫療保險分工承擔。
但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進城農民工就業越來越穩定，這些青壯年勞動力的家屬隨其進城生活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但其家屬沒有自主收人，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弱勢群體的地位，特別需要基本的醫療保障。雖然當前我國農村地區新型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已經相當高，但以地域為中心的特點，使其在短時期內很難實現全國范圍的“便攜式”保障，異地就醫繁復的程序、較低的報銷比率以及定點醫療機構的稀少都使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農村中的進城非就業人員的醫療保障上顯得“鞭長莫及”。因此，我們認為，應將農村中的進城非就業人員納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中進行保障，以真正實現“全民醫保”的目標。對于已經以家庭為單位遷人城市定居的農村戶籍人口，其與城市居民的區別僅存在于傳統的戶籍制度之中，理應將其納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中，不再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行保障;對于那些游走于城鄉邊緣的農民群體，應賦予其選擇權，使其根據自身利益在兩種制度之間進行選擇。當然這需要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網絡管理制度來進行配合，以避免可能發生的重復保障。但這種技術性問題不能成為陳舊保障理念的借口，現實中很多地方依然在強調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身份性”，對這種頑固的城鄉二元思維定式，我們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養老保險水平,合作醫療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1中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評估
參照穆懷中教授測算社會保障水平的模型，得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計算公式，以代表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代表農村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代表農業GDP的值，代表一次分配中農民勞動所得。則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計算公式為:（1-1）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Hr取0.75。其中為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農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稱為農民社會保障負擔系數；為農村居民收入占農業GDP比例，稱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系數。以農村現有的社會保障項目：社會養老保險、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之和來確定農村社會保障適度水平。以分別代表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支出、合作醫療支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社會福利支出各自占農民勞動收入的比例。則由可以得到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適度水平值為:（1-2）
1.1養老保險水平評估
給付確定型（DB）養老保險通過事先確定年老后的每月養老金待遇水平，在根據享受待遇人員的年齡，服務年限等因素，逐年計算參保人的繳費額，即先推導未來給付的精算現值，利用給付分配繳費方法，建立養老保險的繳費模型。
價格P
S
PA
PE
BD
QQ需求量
圖1-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供求均衡情況
由圖1-1可以看出，目前，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已經遠遠大于供給，由市場決定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供求均衡點為E點，均衡供給量為Q,均衡價格為PO。而實際上政府的供給水平只有Q，由此確定的價格為P，高于均衡價格P。其結果導致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價格高于均衡價格，農民為了獲得相同的養老保險水平，不得不多支付(P-P)Q的代價，從而削弱了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以代表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代表每位老年人口每年領取的養老金與其具有勞動能力時每年可獲得的勞動收入的比值(即養老金替代率)，則
（1-3）
為計算方便，取值為老人年人均領取的養老金額與具有勞動能力的農民的人均年純收入的比值。根據統計資料，到2007年底，中國共有5171萬人參加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392萬農村老人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支出40億元。同年，農村總人口為72750萬人，則可以得到2007年的的值為:=392/72750=0.54%
由統計資料可得2007年農村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人均年的勞動收入(即不含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內的農村家庭人均收入)為3790元，由此可以得
出:
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水平為。
1.2合作醫療水平評估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一般分為家庭保險賬戶，大病醫療統籌基金和醫療救助基金三部分，而大病醫療統籌又可以分為醫藥補償費、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1-4）其中：表示基金支出，表示醫藥補償費，表示管理費，表示醫療保健賬戶，表示醫療救助資金。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都以基金支出為基礎分別按不同比例計提，即：（1-5）
其中：分別是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的計提比例，是常數。由此，公式可變為（1-6）
可見，醫藥補償費，醫療保健賬戶和醫療救助資金的測算是計算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關鍵。
1.2.1醫藥補償費的測算（采用粗估法）
預測年醫藥費補償費=(門診費用門診補償比+住院費用住院補償比)保險因子增加系數其中：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通過對上一年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醫療費用支出統計數據得到，門診補償比和住院補償比根據往年的時間數據和政策規定進行綜合測算，保險因子反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開展對醫療需求的影響，增加系數反映了醫藥價格水平的變動。增加系數=1+醫藥價格增長率。
1.2.2醫療保健賬戶的測算
醫療保健賬戶主要用于一年內沒有使用合作醫療基金的農民進行一次性常規性的常規性健康體檢，其做法是按照向年內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農民的醫療保健賬戶中劃撥體檢費用資金。其算法是：醫療保健賬戶=一年內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人數體檢費用其中：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人數根據歷史數據估算，體檢費用則按照實際價格和相應的待遇確定。
1.2.3醫療救助資金的測算
醫療救助資金主要用于對補償額已經超過封頂線但仍會造成“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的救助。
醫療救助資金=封頂線以上“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數人均救助資金。其中：封頂線以上“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數和人均救助資金同樣可以根據歷史數據和實際待遇進行估算和確定。
表1-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比較
年份
覆蓋農業人口萬人
實際參加新農合萬人
參合率%
新農合支出億元
參加醫療保險人數萬人
2003
22500
16300
72.6
50.38
7974.9
2004
1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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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型合作醫療 醫保制度 問題 對策
論文摘要：文章主要以當前農村醫療的發展狀況為出發點，提出新型合作醫療背景下農村醫保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對建立健全農村醫保制度的有效對策進行分析與闡述。
自我國2003年提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在政府部門的領導與作用下，加大建設試點力度。經過新農合制度的運轉，緩解了農村的就醫壓力，但是農村醫保制度仍存在缺陷亟待解決。
一、農村醫保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農村參保意識差
在新型合作醫療體系下，政府發揮組織、支持、引導作用，提倡農民自愿參加與集體籌資相結合的方式，主要以“大病統籌”為主，構建農村醫療的互助共濟體系。但是農村醫保并不像社會保險一樣明確規定投保時間，對農民的連續投保沒有限制，農民沒有參保意識。雖然以自愿參加為原則，但是政府卻每年下發參合任務，鄉干部以行政手段干預農戶參加，但是由于大多數農民的參保意識差，為了完成任務，只好由鄉村墊付參保費用，而農民也只有在生病時才會核報，否則只好由鄉村承擔全部費用。另外，由于農村醫保的限制條件較多，看病時需指定醫院，對農民十分不便，弱化了農民的投保動機。
（二）醫療保障模式過于單一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農民已不再滿足于過去“掏小錢、保小病”的簡單合作醫療模式，這種“溫飽式”的合作醫療已經失去了對農民的吸引力。而對于由于突發、大額的患病風險而給家庭帶來的經濟損失，又很難得到醫療保障與醫療救治。這種情況與農民的看病需要嚴重不符，弱化了農村醫保制度對農民的保障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另外，隨著人們對健康需求及醫療水平要求的不斷提高，合作醫療提供的低水平服務也不再受用。
（三）缺乏法律法規的有效保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尚處于初級探索階段，保障制度仍有待進一步完善，而由于理論欠缺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因此國家保障法律尚未形成，造成農村醫保制度的建設與落實不能得到法律后盾的有力保障。而由于法律配合的欠缺，造成一些農民不認可醫保制度，由于怕承擔經濟風險，因此不愿意加入到醫保中，增加了農村社會保障普及工作的難度。
二、建立健全農村醫保制度
（一）充分發揮政府職能
以當前新型合作醫療的發展來看，需要我國政府建立長期、穩定的農村醫保政策，以法律法規形式明確提出各級財政部門應負擔的比例，落實政府責任，并將農村醫保的覆蓋率情況，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中，加大政府對農村醫保的支持力度。一是各級政府將新型合作醫療的資金與社會醫療救助資金整合，共同設立“農村醫療保險基金”，并結合上半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狀況，制定負擔比例，實現長效性增長機制，減少農民的繳費負擔。二是促進醫保制度的嚴格落實，惠及當地所有農民，以政府監督職能，督促當地的個體雇主或者企業繳納職工醫保，并將勞務輸出人員納入當地醫保制度中，確保所有企業盡到社會責任。三是加大新型合作醫療的宣傳力度，只有讓農民群眾認識到醫保的重要性、優惠性，才能真正得到他們的支持與擁護，促進農民積極參與。因此，各級政府可通過下發文件、廣播、報紙、電視、宣傳欄等多種方式向農民介紹參加醫保的好處，讓農民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了解相關醫保費用籌集、醫藥費使用和報銷等內容，提高健康風險防范意識，提高參保自覺性。
（二）實現多元化醫療保障體系
由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而統一的合作醫療保障模式無法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因此，農村醫保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必須加快構建政府、農民共同參與的多元化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以滿足不同農村發展情況對農村醫療服務的不同需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加快推廣并宣傳新型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這主要由于在落后的農村地區，人均收入與治療支出能力普遍偏低，而實現“廣覆蓋、低水平”的初級合作醫療，是滿足農民就醫的根本保障；在中等發達農村地區，重點推廣“大病醫療保險”制度，因為在中等發達地區的農民，具備少量的醫療支付能力，但是“大病致貧”現象仍存在，這將是醫療改革的重點；在東部沿海等發達農村地區，基本建立完備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因此，接下來應全力構建新型合作醫療的各項制度與服務網絡，由于經濟條件良好，當地農民提高了對商業保險的認識與需求，通過制度的完善，可滿足不同層次的醫保需要。
（三）建立健全農村醫保的法律法規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通過立法實現的一項強制性制度，其具體落實必須有完備的法律法規保駕護航。近年來，雖然我國新型合作醫療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農村醫保中尚缺乏有效的法律體系保障。因此，加快法律法規建設勢在必行：一是建立與農村社保基金相關的監督法律。社會保障資金作為農民看病的根本保障，任何單位及個人不得私自挪用，做到專款專用。二是由國家統一制定《農村合作醫療法》，提出農村醫保制度的具體落實方法。另外，應該認識到，除了提出基本的立法之外，強化執法力度才是實現農村醫保法制建設的根本，否則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將失去立法的真正意義。因此，只有加大法律的落實力度，才能讓法律成為保證農民合法權益的有力武器。
參考文獻：
1、牛妍.以構建農村醫保制度推進“新農村建設”[J].內蒙古農業科技，2006(4).
2、許海虹，姜巖.發達國家農村醫保制度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啟示[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0(11).
3、顧昕.當代中國農村醫療體制的改革與發展趨向[J].河北學刊，2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