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1 1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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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陜西；居民消費；經濟增長；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123-02
一、研究數據與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的1997—2007年間的原始數據選自于1998—2008年的《陜西省統計年鑒》，而2008—2009年的原始數據，由于陜西統計口徑和方法的變化，考慮到數據的連續性，則選自于2009—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通過對陜西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及居民消費構成等原始數據的分析，整理出GDP增長率、居民消費貢獻率以及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以反映自1997年以來陜西省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程度及發展變化趨勢。
為測度陜西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本文采用居民消費貢獻率指標，并通過陜西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指標來反映經濟增長率中有多少是由于消費需求增加而帶動的，其計算公式為：
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濟增長率
各貢獻率計算公式為：
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城鎮居民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額/GDP增長額
二、陜西居民消費對陜西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結果及特征分析
1.陜西居民消費對陜西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結果。根據以上指標和計算公式，陜西城鄉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測度結果（如下表所示）。
2.陜西居民消費對陜西經濟增長貢獻的特征。根據上表可得到1997—2009年居民消費貢獻率、城鎮居民消費貢獻率和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的變動趨勢（如下頁圖所示）。
從下頁圖可以看出，這十三年間陜西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變動趨勢有如下特點：（1）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28.81%。其中，城鎮居民消費的貢獻率平均為24.19%，占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的83.96%；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62%，占居民總消費對GDP貢獻率的16.04%。這十三年間的城鎮居民消費貢獻率幾乎都高于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即城鎮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要高于農村居民；而從2008—2009年兩年間顯示出城鎮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卻低于農村居民，這說明近幾年促進農村消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村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2）城鎮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和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變動軌跡基本一致，而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直都偏低，最高的一年2001年的貢獻率也僅為16.08%，1998年、2000年和2007年貢獻率都為負值，即消費水平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只是從2008年開始略有上升。因此，可以看出，在這十三年間農村居民消費沒有充分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3）1997—2009年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百分比，即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呈上升趨勢，但是上升趨勢不是很明顯，只是在2007年突然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說明居民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雖然一直不斷增強，可是并沒有充分發揮其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三、提升陜西居民消費對陜西經濟增長貢獻的對策
1.以特色產業發展，奠定增加消費的物質基礎。2009年，陜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關中率先發展，陜北跨越式發展，陜南突破發展”的區域發展戰略。而這一戰略的落實在于相應地區的特色產業的培育與發展：關中地區要以高新技術、裝備制造、現代服務等優勢產業為依托，以建設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為契機，形成競爭優勢明顯的產業集群和城市群；陜北按照“珍惜資源，深度轉化”的原則，以煤炭、電力、油氣、化工等產業為主線，深入推進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陜南有效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以綠色支柱產業為主攻方向，在綠色食品、現代中藥、生態旅游等方面及早突破發展。
2.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強化社會公共服務。一要優化和調整政府的支出結構，建立和完善公共產品穩定增長機制，確保教育、社保、醫療和就業等的“民生”支出增長高于政府的“三公”支出增長，提高公共產品支出在政府中的比重，強化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能力和力度。二要盡快健全教育保障機制，實現城鄉教育資源均等化和城鎮、農村區域內部的教育資源均等化，著力解決中小學教育的“擇校”問題。三要加快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全覆蓋，并伴隨經濟增長不斷提高保障水平，完善醫療衛生投入機制，不斷健全農業生產保險體系和加大農民工權益保障體系的財政支持力度。
3.擴大農村居民消費，提高農村消費貢獻度。擴大農村居民消費，是促進陜西經濟增長的重中之重。一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拓展農村就業增收空間。以解決農業資金投入為重點，進一步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繼續廣辟和拓寬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加快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二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200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的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大舉措中第二大舉措就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統籌城鄉發展。三要積極支持和擴大農民建房、改善居住條件等大類消費，探索商業銀行向農民建房提供按揭貸款的做法，并適當延長貸款年限。清理和規范農民生活用電、裝修生活用房材料、交通通訊、教育、醫療等消費資費及相關價格、收費項目。進一步加大“家電下鄉”的支持范圍并簡化補貼手續，在“農機具下鄉”的同時，加快推進科技下鄉。
4.拓寬消費領域，增加消費渠道。一是積極利用國家的政策和西安地區在中國高等教育方面的資源優勢，大力推動陜西的義務和非義務教育，提高教育消費水平。二是應加強政府引導和輿論宣傳，充分發揮旅游產品豐富，旅游景點多的旅游消費獨特優勢，使旅游消費成為一種基礎性消費。三是建立統一的社會服務管理機構，制定有關的管理法規，鼓勵社會各界投資服務產業，促進服務業規范化、市場化，最終增加居民的服務消費。四是培育社會誠信意識，改善信用環境，完善消費信貸體系，創新信貸產品，這對拉動以住房、轎車、現代通訊設施為主體的消費升級是現實而必要的。
參考文獻：
[1] 馬紅光，李銀秀.居民消費對陜西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1997—2009[J].理論導刊，2011，(10).
[2] 馬紅光，李銀秀，涂潁清.陜西省居民自主消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消費導刊，2009，(5)：50.
[3] 金三林.變動趨勢、結構差異與消費需求不足扭轉[J].改革，2009，(6)：67-72.
論文關鍵詞 公共利益 行政公益訴訟 原告資格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概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在行使行政權力的過程中導致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受到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同時，時代在進步，公民的權利也得到了不斷的發展。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必須受到嚴格的監督，公民的合法權益也必須受到全面的保障。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時，會出現沒有直接的受害人，但致使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或與此行政權力有密切聯系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利益受到損害情況，基于我國目前的司法現狀無法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在我國長久以來輕程序重實體的法律觀念影響下，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和行政訴訟制度發展滯后。當行政權力的行使侵害不特定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國家利益，以及行政機關面對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為時的不作為時，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這是公民參與法治國家建設的新實踐。既可以制約、規范和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又可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更好的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同時又是完備我國法律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行政訴訟也是告訴才受理的訴訟，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難點和重點便是原告資格問題，就是由哪些適格主體來開啟這個程序，探討資格這個問題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總體來講，既要保證行政訴訟制度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同時又要兼顧司法效率，保證行政訴訟制度能夠現實的運作。
通說認為，行政公益訴訟是指有權主體就行政機關或者有權行使行政權力的組織已經侵害或者有可能侵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法院依法審理，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訴訟制度。 本文認為，從法律的發展變遷的角度思考，在此概念中還應當加入非直接侵害但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等利益受損的情況。
行政權力的行使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行政公益訴訟可能發生于行政權力行使的各個方面，從社會現實角度講，制度設計所要解決的糾紛主要包括行政規劃、行政決定、三公消費、環境污染的治理、資源能源的合理利用等領域。
二、行政公益訴訟的適格原告探討
公益訴訟涉及的是集體利益、公共利益而非直接個人的私利，這是公益訴訟區別于其他訴訟之處。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公益訴訟理論，結合我國當前行政訴訟發展的情況，從我國的社會現實來看，行政公益訴訟的適格程序啟動主體應當從國家機關、特定的社會團體以及公民個人這三類中擇其一或多。
（一）檢察機關的原告資格問題探討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司法活動中一個重要的參與者，是與行使審判權的人民法院關系最為密切的國家機關，對于公共利益、國家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權益的維護責無旁貸。憲法也賦予了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權，其有義務對行政權力的依法實施和行政訴訟活動進行必要的監督。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直接對權力機關負責由權力機關監督，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干涉，其地位是獨立的。人民檢察院行使檢察權，代表國家對危害社會的違法犯罪活動提起公訴。此外，人民檢察院的主要工作人員都是司法工作者，以其專業的技術以及合理的團隊可以輕松駕馭行政公益訴訟活動。以人民檢察院作為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是具有上位法依據的，有利于其充分發揮自身職能保障國家利益公民權利；有利于其更好的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監督憲法、法律的實施；有利于其更好的樹立自身權威，維護法律的尊嚴。同時，可以使行政公益訴訟活動更具權威性操作也更具操作性和便捷性，保證訴訟能夠順利進行，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集體利益得到及時的、全方位的保障。
人民檢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以人民檢察院作為形式原告，設立專門的機關受理公民個人以及社會團體對于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侵害集體、公共、國家利益的申訴，由人民檢察院收集整理相關的資料和證據后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另外一種是以人民檢察院作為實質原告，直接對行政機關侵害國家利益的行政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本文認為，對于兩種方式的選擇，不必太拘泥于制度化的框架，在保證訴訟活動高效便利的情況下可以同時適用。
（二）社會團體的原告資格探討
社會團體是指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國家機關以外的組織，可以作為單位會員加入社會團體。 社會團體是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的重要組織形式，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在保護消費者、婦女、殘疾人、兒童以及環境等領域的的特定的非政府社會組織，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社會團體大都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較好的組織性而又不拘泥與體制，有自己獨立的法人地位和一定的資金，且其成員大都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權利保護意識以及相對專業的理論知識。賦予社會團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可以使其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更加及時保護公共利益。同時也有利于各社會團體自身的組織發展，提高社會團體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社會團體可以以團隊的形式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調查取證，以自身的主體法人資格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三）公民個人的原告資格探討
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在損害公共利益的事件中，公民往往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他們是最終結果的承擔者，也就是實質的受害人。公民有權監督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這是我國外部監督的一種的形式。此外，一旦發生危害公共安全、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民往往都是直接的受害者和最初的察覺者。公民個人龐大的數量基礎可以在最大范圍內更加及時迅速的發現侵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也要求更加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要求社會治理中更加廣泛的公民參與。賦予公民個人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可以更加及時的化解社會矛盾，更加廣泛及時保護公共利益。
但是，如果人人都可以作為原告對行政機關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提起公益訴訟，這必將導致濫訴局面的出現，不但使各級法院不堪重負，也會使得行政機關在日常工作中變的舉步維艱。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參與度還比較低，公民個人對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公共安全的關注程度還有待提高。公民個人自身政治素質法律素養以及相關知識能夠撐起行政公益訴訟這一重擔還是未知。況且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承擔提起訴訟的相關費用。所以，本文認為，就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現狀來看，賦予公民個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并不存在現實可行性。
三、結語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 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這標志著我國行政公益訴訟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關鍵詞：公共政策學；課堂教學；四步案例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5-0077-02
公共政策學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要求開設的所有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的四大平臺課程之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在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開設，現有行政管理、土地資源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城市管理等四個專業，且公共政策課程均已在上述四個專業開設。因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是我校唯一擁有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交叉優勢的學院，教學研究覆蓋區域經濟和公共管理兩大學科，因此本文擬在此學科交叉背景下，針對《公共政策學》的課堂教學思路進行探討，以期為公共政策課程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提供參考。
19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還只是附屬于經濟科學。以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Woddrow Wilson）提交關于行政研究的論文開始，美國公共行政學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學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還屬于新興學科，也是一門正在不斷發展的學科。1951年美國政治學家勒納和拉斯維爾共同主編《政策科學：視野與方法的近期發展》一書，該書第一次對政策科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等進行了論述，被人們認為是公共政策學誕生的標志。中國公共政策學科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引進西方政策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已成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一個極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在我國發展較晚，還屬于一門新興學科。總的來看，公共政策教學的專業人才缺口較大，高校教師在公共政策學教學過程中偏重理論，在關注社會公共政策現實、提出政策解決方案等方面較為欠缺，從而使這門課一定程度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在課堂教學上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案例教學和社會現實的結合不夠緊密。由于選擇合適的案例開展教學，有助于學生從“課堂學習”到“政策實踐”的轉變與體驗，因此案例教學也是公共政策學發源地美國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特別是，社會科學類課程需要把紙面研究和實踐軌跡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便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實，案例教學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一門應用性、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公共政策概論課程中的很多政策熱點與問題均與實踐緊密相關，其理論是基于實踐基礎之上而又廣泛應用于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選擇合適的案例開展教學，有助于學生從“課堂學習”到“政策實踐”的轉變與體驗。案例教學也是公共政策學發源地美國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一、《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創新原則
結合自己的公共政策學教學實踐，筆者總結提出“摸底—點題—仿真—實踐”的案例教學思路，經過課堂教學驗證，效果良好。現敘述如下。
1.創新原則：以交叉學科為基礎，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實行大類招生，學生入校后按照公共管理大類進行培養，第3學期實行專業分流，第4學期開始專業學習。公共政策學既是大類平臺課，也是專業必修課，在授課時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學習層次和知識結構。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發生的諸多公共政策事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根據我國“穩增長、促發展”的指導思想，軍事外交均為國家發展服務，總的來看近期出臺的公共政策均可以歸納為經濟管理領域。所以，以經濟、管理兩大交叉學科的背景知識為切入點，既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學知識，也要具備相應的管理學原理，還要會基礎的數據分析方法，從而做好課堂組織和教學環節的頂層設計，充分突出理論知識和社會現實的無縫對接，就顯得非常重要。
2.創新流程：構建“摸底—點題—仿真—實踐”四步案例教學法。基于上述考慮，在教學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了“摸底—點題—仿真—實踐”四步教學法，凸顯政策實踐中的理論脈絡，注重理論講解中的實踐能力，力圖通過“實時新聞、現場分析、政策把關、實踐驗證”的教學思路來切實提高學生對于公共政策學理論的把握能力和現實問題的解決能力。
二、《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創新分析
1.摸底學生情況，準備實施案例教學。公共政策具有強烈的個人理解傾向。不同的學生，對于同一政策理解的角度都大相徑庭。為此，在公共政策學第一節課，應摸底學生情況。這里是課程摸底問題清單。
通過摸底，可以了解大家對于這門課程的熟悉情況、希望得到的知識和能力以及與學生交流的方式和應該注意的問題等。從摸底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學生不接受照本宣科式的講解方法，而希望代之以新鮮的案例分析。這就為順利實施案例教學打下了堅實基礎。鑒于公共政策學的社會屬性，為啟發鍛煉公共政策課程必需的思辨能力、協調能力和團隊精神，在摸底之后即對全班進行分組，要求同學們自由組隊。如2012級行政管理班自由組合為“蘿卜開會”、“未來組”、“請門安東回答”和“群英薈萃”四組，每組7人左右，增強了團隊歸屬感，也融洽了班級氣氛。
2.點題政策案例，進行理論分析講解。課堂教學和社會現實結合，是吸引學生興趣的第一步。在進行公共政策學授課時，應在總結上次授課和課后學生預習的基礎上，簡單講授當天要講述的內容，隨即通過筆記本電腦上網，打開當天的新聞網頁，瀏覽實時新聞，并要求學生各自選取熱點問題進行小組討論，準備發言。如2013年3月26日“公共政策導論”課程，2010級城市管理學生分別選取了中國當前三公經費消費、出訪身穿中國造、農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垃圾遍布、養老金并軌等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國際方面的公共政策問題，由教師給出問題，小組討論后解答，其他小組質疑或評點，教師最后點評，結合西方和我國的公共政策發展進程講解了公共政策學的發展階段、發展特征等內容。下一步，隨著課程深入，教師應逐步將題目選擇集中在單一焦點上，以便于學生深入對比分析理論知識和現實案例。
3.仿真現實場景，模擬政策實施情況。在學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知識的情況下，可以進行課堂仿真模擬教學，通過當前我國現實政策問題的模擬和解決，充分發揮學生的創造力和主動性，模擬現場情況，進行實時點評。如2013年4月1日，2010級城市管理學生模擬“勝利村分地”的政策解決場景。全班同學分為勝利村五個組，由村長和書記主持分地。模擬了初次分地、村民鬧事、重新投票等流程。雖然過程相對簡單，但對于土地分配這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分地過程中體現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權威性、價值性、動態性等特征，加深了理解。通過教師點評，學生即對“三農”這一現實重大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簡單分地過程的公共政策學含義。現實場景模擬極大地調動了課堂氣氛，有利于鍛煉學生的開拓性和解決臨時問題的能力，對于政策實施的情況和流程也有很大幫助作用。
摘要：論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上述發現對于中國未來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儲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來，中國保持著非常高的國民儲蓄率，2008年的數據已達到523%，較1992年增加1201%。從變化趨勢來看，國民儲蓄率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開始呈現較為明顯的遞增走勢，從2000年到2008年，國民儲蓄率年均增長39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長408%；企業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長476%；政府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長587%。從部門的截面貢獻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帶動起來，政府儲蓄雖然近幾年增長迅猛，但所占比例較小。持續高位運行的儲蓄率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責難，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強勁增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學者拋出了“中國經濟責任論”和“儲蓄國責任論”，由此引發了又一輪討論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熱潮。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這么高？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給予了不同視角的解釋，如人口結構因素［1］［2］［3］［4］［5］、經濟增長因素［6］［7］、預防性儲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門貢獻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未來收入增長率與食品占家庭消費支出之比均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人口撫養比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卻未對其構成影響。［1］Modigliani和Cao（2004）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表明，人口撫養比、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這些變量均對居民儲蓄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由此看來，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影響的結論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兩篇文獻的基礎上重新對中國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1）收入增長率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且系數較為顯著。（2）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3］
在較近的國內文獻中，楊繼軍（2009）和汪偉（2009）的研究較具代表性。楊繼軍（2009）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顯著；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且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 個百分點，儲蓄率就增加0124 個百分點；由于人口撫養比的彈性遠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彈性，故人口撫養比是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偉（2009）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兩個急劇轉變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的改革開放，以1978年為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的變動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儲蓄率的積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轉變使得中國迅速實現了人口轉型，并通過“人口紅利”的集中釋放帶來高儲蓄。經濟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響，又進一步提高了儲蓄率。［5］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高儲蓄率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圖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間國民儲蓄率與總人口撫養比的變動關系，根據該圖可知，2000年是這一變化的轉折年份，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與他們的數據區間不同有關，同時根據該圖可知，楊繼軍（2009）對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呈現了負向關系。另外，由圖2和圖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特別是在城鎮地區，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在這里被分解為，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卻有著正向影響。為了更為全面的考察這二者的關系，本文借鑒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時考察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關系，特別關注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另外，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財政手段的影響舉足輕重，例如稅收與財政支出會影響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因此居民儲蓄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波動，從這個角度講，財政政策特別是稅收規模或支出規模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財政政策這一變量，來進一步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圖2城鎮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圖3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二、變量、數據與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時納入財政政策，故被解釋變量分別選擇城鎮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農村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在解釋變量里面，我們首先選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衡量指標，依據Horioka和Wan（2007）具體選用少兒撫養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撫養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差別，這里少兒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少年兒童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老年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撫養比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其次，我們選擇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財政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以上解釋變量為核心變量，在此基礎上引入其他控制變量X，計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首先，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必要的儲蓄率保證，因此這里引入GDP增長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故應該納入表征轉型特點的指標，故引入第三產業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產業比（trans_rate）以控制轉型國家數據模型的穩健性；再次，從微觀角度來看，居民儲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著一定的關系，故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長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這里將納入城市化指標（urban_rate），具體使用地區城市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來測度。
以上變量所需數據均來源于CEIC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財政政策影響，受個別省份的財政收支數據的限制，省際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從1999年開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從而保證了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獻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這里為了對比其結論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為主。（3）根據圖2和圖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高儲蓄率的真實相關性。
本文使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在這個影響機制中，特別引入了財政收支比重，以分析當財政政策發生變化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儲蓄效應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具體而言，根據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這個由圖1就可看出，但再觀察圖2和圖3就會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儲蓄效應是截然相反的，并且這個特點在城鎮地區極為明顯，那么這個差異是否與財政政策的變化有關聯？不同地區的地方財政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際財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財政手段是否構成對“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城鄉儲蓄效應”這一傳導機制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使用省際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儲蓄率的關系，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只報告固定效應，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為基本回歸方程，意在分別考察忽略財政政策時的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然后引入控制變量：GDP增長率、第三產業比重、二三產業比、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個指標，同時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兩種撫養比，以及財政政策調整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針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計算財政收支規模的最優門限值，為后面的財政收支區間分析作準備。
根據模型（1）和（2）可知，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均非常顯著，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兩種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形成巨大反差，這與圖2所顯示的特點是一致的；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這個情況剛好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反，這說明人口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為了穩健性起見，模型（3）和（4）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同時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602減小至0575；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559減少至-0781。數據雖有少許變化，但總體上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與原來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是穩健的，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結果相反。當引入控制變量后，在影響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幾個因素中，最為突出的是二三產業比，它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881和685，前者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其次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這說明影響城鄉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產業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區的轉型特點對儲蓄率的積累特性，其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系數較為顯著，但在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并不顯著，由此可知二三產業比更適合控制轉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長率在城鎮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農村方面卻未通過檢驗，為此我們對模型（3）和（4）做了GLS回歸，結果表明，該系數的t值概率分別為0509和0031，城鎮居民方面未通過檢驗，而農村居民方面卻較為顯著，這個城鄉差異不足以說明GDP增長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結論相反。城市化水平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較為顯著，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卻不顯著，這說明，城市化的儲蓄效應只在城鎮地區較為明顯，而在農村地區不明顯，這個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
考慮財政政策影響的情況，城鎮儲蓄率方面，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644，財政支出系數為-0706，兩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易見收入規模的擴張有利于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規模的擴張卻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較大。農村儲蓄率方面，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系數也較為顯著，系數正負與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個控制變量中，只有二三產業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415，而財政支出系數為0748，容易發現這與城鎮儲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據模型（3）和（4）可知，引入財政收支比重后，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解釋力度仍較強，同時財政收支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
下面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由此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根據我們計算的財政收支規模門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過分析不同的財政收支區間來反映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表2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不斷增加，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稅收規模為465%，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713%，城鄉儲蓄率存在著相反的特點。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少兒撫養比只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支出規模為399%，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剔除數據后，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標準差為757，最小值為851，最大值為5576，平均來看，財政收入比重沒有超過465%，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負向影響。類似的，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最優稅收規模為399%，而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也未超過這個門限值，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省際財政支出比重的均值為1601，標準差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來看，財政支出比重遠超過門限值86%，故驗證了表1中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儲蓄率的系數值-0559。
根據表3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84%，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也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支出規模為86%，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無影響。
從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受到財政收支規模的制約，不同的稅收規模與支出規模可能對應著相反的儲蓄率效應。另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
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儲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經濟領域，老齡化會對消費、儲蓄、投資、稅收等發生沖擊，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僅僅依靠調節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門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應對老齡化問題。［17］在這個宏觀系統的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平衡著儲蓄與消費的互動，比如財政支出尤其是消費性支出（如中國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增加通過擠出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減少，從而改變了居民的儲蓄水平。（2）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隨著年齡的增大，居民在年輕時會多儲蓄而到年老時就會拿出儲蓄部分來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應使得居民儲蓄率不斷下降。（3）人口老齡化過程導致了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中位數大幅增加，勞動力供給減少，收入就會隨之減少，因而儲蓄也相應減少。［18］
但是，根據中國數據的測算，結合表1可知，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城鎮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大，而使農村居民儲蓄率不斷減小，可能的解釋如下：（1）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設計是以城鎮職工為主，對城鎮職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障，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責任共擔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指導性文件，各地區改革在制度和標準上都不統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碎片化”趨勢較為嚴重。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村養老保險共有1900多個縣級統籌單位，標準大多是“一地一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僅正在試點的新農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同時存在多種制度。另外，沒有納入試點的農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個人養老方式。從這個角度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遠不如城鎮養老保障制度完善，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保障制度使得城鎮老齡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老年人的收入不減，近年來政府又提高了養老金的支付額度，使得城鎮老年人的腰包越來越鼓，故其儲蓄份額有所增加，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故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遠遠不如城鎮居民。（2）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老齡化促使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這在城鄉都是一致的，但城鄉就業崗位性質的差別在于，城鎮地區的崗位多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農村地區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對而言），這就使得城鎮老年人仍可以有機會或有時間繼續工作，以獲得薪金收入。而農村老年人就會因身體的原因而走下崗位，收入也隨之減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城鎮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儲蓄起來，而農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儲蓄的重要來源，因而農村儲蓄率必然下降。（3）財政政策的影響。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為城市偏向性的財政政策，［19］因而較容易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例如社會保障支出較多地使城鎮老年人受益，而使農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卻明確說明了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只在農村地區受到財政政策的影響，在城市地區卻無影響，可見財政壓力對農村老年人的影響更大，財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點，農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減少，這就影響到其儲蓄水平。
關于少兒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可能的解釋是，少兒年齡人口不具備勞動能力，因而沒有收入來源，少兒撫養比的增加使得社會負儲蓄增加，以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少兒年齡人口。然而，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撫養小孩成本的城鄉差異。一般認為，小孩需要撫養的階段是指從一個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撫養一個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產前費用、生產費用、衣食住行、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期的費用，而我國城鄉地區在這些成本支出項目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據研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線為594286元，而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線為196801元，后者僅相當于前者的3312%。［20］這說明農村整體上的消費水平都遠低于城鎮，城鎮的高消費水平使得城鎮家庭撫養小孩的開銷大大增加，從而可儲蓄的部分就會相應地減少。而農村因其較低的消費水平而較小地影響其儲蓄能力，但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儲蓄效應系數為正數，也就是說，小孩數量的增加反而會提高農村家庭儲蓄水平。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在農村一直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所以農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會進行預防性儲蓄，以保證自己老了有人所養。（2）財政政策影響。一方面，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稅或消費稅的調整，很容易使城鎮勞動者的收入發生改變，而這卻較小地影響到農村勞動者，因而撫養小孩數量明顯會造成城鄉家庭儲蓄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所具有的擠出效應（主要是消費性支出的擠出效應）會影響到城鎮居民而不會影響農村居民，因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受到財政支出擠出效應比較大，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則不會產生影響。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政策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改變了拉動經濟的投資消費比例，從而傳遞到居民部門，影響其儲蓄行為。（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體的運行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征，這個特征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而且也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加之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轉型調整所帶來的儲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通過宏觀層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使得城鄉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進一步影響到儲蓄能力。從以上原因來講，我國高儲蓄率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經濟的發展將伴隨著儲蓄的減少，但就現狀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單憑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總量快速的增長而忽視中國發展階段的實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釋放直至消失，在此過程中國家調控的方向應是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等途徑為主，這些措施雖然看似較為傳統，但考慮到中國高儲蓄這個發展特點，它們的實施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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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