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播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摘 要：文章選取《社會學研究》和《中國人口科學》2003～2014年間每年第1期刊載的論文為樣本，對其數據引用行為進行

>> 19877―20166年我國檔案法規研究期刊論文統計分析 期刊論文評價研究 體育期刊論文參考文獻中網絡文獻引用情況研究 從高被引期刊論文看我國圖書館讀者工作研究 從代表性期刊論文看我國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學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國內物理學期刊arXiv自存檔論文的引用優勢研究 我國學習型城市研究期刊論文的文獻計量和內容分析 基于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的期刊論文被引用率分析 陜西理工大學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期刊論文統計分析 我國新聞傳播學期刊集群分布及其親疏關系研究 我國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期刊評價歷程研究 單篇期刊論文h指數的實證研究 期刊論文與專利文獻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戲期刊論文內容的分析研究 英語學術期刊論文轉述動詞研究 國內實證類英語碩博論文與國外期刊論文結果與分析討論部分的引用對比 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引用網絡的構建與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視角下期刊論文數據生命周期管護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8]《中國人口科學》編輯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簡介：丁楠，女，浙江大學圖書館館員;楊柳，女，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本科生;丁瑩，女，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第2篇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研究場域;科學系譜

中圖分類號:G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聞傳播學處于何種研究場域

一直以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定位問題是學界經久不衰的討論熱點。從時空發展來看,傳播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又是一門顯學,難以與主流學科平等對話;從學科發展程度看,新聞傳播學學科成熟度低,鮮有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核心理論,對人文科學的貢獻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識的研究方法,沒有屬于自有領域的研究方法。

筆者以為既然將傳播學定位為一門社會科學,那么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也不能以社會科學的話語霸權排斥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判斷一個學科發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應包括:該學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該研究方法是否具備了科學意義上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 lity)?這些可證偽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復性驗證?這些研究路徑(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學科的普遍認可?這門學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論(體系),并且這些理論能夠為其他學科所廣泛接受并加以應用?該學科的學術評價機制是否相對完善?顯然,現階段的新聞傳播學科尚未具備成熟學科的條件,甚至仍處于學科起步階段。因此,與其他主流學科的對話更無從談起。

新聞傳播學必須立志于創立適合于本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但方法的創新不應機械地套搬社會學、心理學等實證科學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術主義陷阱。技術至上卻又缺乏應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撐,容易導致社會科學的偽科學化,筆者以為應當發揮新聞傳播學的“想象力”,即對準當下鮮活、生動的富于時代意蘊的現實問題,對接中國與世界的傳播話語,少以“言必稱希臘”的所謂量化方法研究一些“邊角料”問題,這不僅是對學術資源的浪費,其癥結更是關乎新聞傳播學科能否找到本學科足夠的合法性依據及發展壯大問題。

二、學科系譜與本土化路徑愿景

作為一門顯學或熱學,這樣的學術背景、學術地位與其獲得的資源現狀是不相符合的。筆者認為,要改變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瓶頸應要著重解決以下問題:

第3篇

一般來說，音樂社會學的研究課題總是離不開音樂家、作曲家（音樂人）、音樂作品（藝術作品）、聽眾與社會間的相互關系（見下圖）。以下我們將列舉幾個具體的問題來加以說明。

（一）音樂社會學對音樂傳播的外部環境及受眾的研究

1、社會與傳播媒體

在有聲的世界里，我們可以研究的課題包括噪聲污染問題、噪聲污染環境中音樂的參與程度問題、噪聲對人類生理、心理所造成的傷害問題等。又如，音樂如何幫助醫學界進行治療或其他工作，幾年前，美國醫學界讓音樂進入手術室，以化解和減輕手術房內的緊張氣氛。把音樂當做心理治療，甚至生理治療的一個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聞。近年來則將它歸屬于音樂治療的研究范圍。有關傳媒方面，除了對傳播媒體發展的研究外，還可以從傳播媒體的經營模式談起，通過它，社會各階層的人隨時隨地可以接觸到不同的音樂。傳播媒體如何影響、改變人（聽眾）的生活，它對作曲家有何影響，它又如何改變人（聽眾）聽的習性，如廣告音樂的研究與探討等，都屬于這方面的重要課題。

2、工作與休閑活動

這里的休閑活動當然指的是與音樂有關的接觸，其中工作性質與休閑時所接觸音樂類別的探討，就是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據音樂社會學家研究結果顯示，流行音樂之所以會流行，與大多數人單調的工作環境、工作性質密切相關，現代社會工業生產線上分工極細的生產結構，是單調流行音樂廣受喜愛的主要原因。當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對單調的工作環境都有同樣的反應，另外有一種反應，就是對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1964年，英國新聞媒體出現的字眼“披頭熱”（Beatlemania），就是形容當時英國年輕人在披頭士演唱會上的瘋狂行為，它暗示著英國年輕人對當時社會不滿的一種反抗心理。

3、公共機關與社會階層

這里的公共機關是指音樂演奏廳、歌劇院、演唱場所等。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包括：歌劇院、演奏廳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歌劇院（如國家歌劇院）硬件規劃研究，文化中心音樂活動軟件（節目）規劃研究等。與社會階層有關的研究問題，如對歌劇院、演奏廳的觀眾、聽眾加以研究調查，亦與其他類型觀眾、聽眾作比較分析。集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社會學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國音樂學者阿多諾曾根據德國聽眾的個人背景、反應與聽音樂的態度，將它們分為八種類型①（音樂社會學導論）：

專家型：這類聽眾對他們所聽到的曲目，都可以用專業的知識加以分析、判斷，他們是屬于完全能自覺的聽眾。

好聽眾型：這類聽眾對他們要聽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們，但沒有專家型聽眾的專業知識。就如同一般人說母語的情況類似，使用母語說話易如反掌，但若要說明母語的文法與句子結構時一定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使用時不是完全自覺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覺的，這一類音樂聽眾與音樂的關系就是如此。

有教養的聽眾或有教養的音樂消費者：這類聽眾喜歡聽很多音樂，甚至可以無止境地聽。他們對音樂家、詮釋者、音樂曲目都會主動地進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錄音帶。他們把音樂當成一種精神文明的產物，而且非常尊重它。這種類型的音樂聽眾往往會把聽音樂、了解音樂、收集音樂作為他們社會地位的一種標志，認為是他們的一種義務，從而顯示出故弄風雅、庸俗的形態。

感性的聽眾：該類型聽眾與音樂的關系不像上一種文化消費者那么生硬。不過，音樂變成他們生活中的避風港、欲望的發泄與非理產生的來源。阿多諾認為，這類聽眾尤其喜好強調感情的音樂，如俄國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滿挑剔的聽眾：這類聽眾屬于西方音樂史上巴洛克時期音樂巨人巴赫音樂的熱愛者。他們對現今社會音樂生活非常不滿，認為它很虛偽，對這種不滿環境的反應，就是消極地在前人音樂里找慰藉，而他們所強調的，正是對前人音樂作品忠實的詮釋態度。

爵士樂專家與爵士樂狂：這兩者是很難劃分的。該類型的音樂聽眾，有如爵士樂的基本特色“即興”一般，喜好自主自發性，與“不滿的聽眾”同樣排斥社會上以古典浪漫為音樂理想的趨勢。

把音樂當成消費的聽眾：該類型的聽眾在所有類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們的產生與“文化工業”現象息息相關。由于缺乏音樂的專業知識，他們通常只是文化消費者，音樂對他們除了當成興奮劑外，是不具備任何意義的。

無所謂、非音樂與反音樂聽眾：據阿多諾解釋，此類型的聽眾所以會有聽音樂的態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樂性或音樂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環境背景與極度的灌輸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樂社會學對音樂分類、價值評價與非自主性學習的研究

1、嚴肅音樂與娛樂音樂

一般認為，傳統的西洋古典音樂是嚴肅音樂，流行音樂則屬于娛樂性音樂，或稱為輕音樂。但真可以這樣區分嗎？若問，莫扎特的《嬉游曲》屬于嚴肅或娛樂性音樂？或許一般人會馬上回答，它們應該屬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種在十八世紀末提供娛樂的室內樂時，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樂的種類，也有同樣的情況，可見嚴肅音樂與娛樂性音樂這兩個名詞雖然常被使用，但無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類？這些都是音樂社會學研究學者試圖解決的問題。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專門介紹（系統音樂學）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論著的捷克音樂學者，德國漢堡大學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經驗社會學》（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國威斯巴登），從定義、名詞與美學角度來探討娛樂性，也就是輕音樂與嚴肅音樂的不同，再就特性與功能的觀點來區分它們。

2、價值與評價

社會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若應用到音樂社會學上，所涉及的研究課題有：什么樣的音樂作品在一個社會中會被賦予一個較高的評價呢？原因為何？它與社會的架構、形式有何關系？又如音樂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樂學家的社會地位如何？以及音樂研究學者的研究興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國巴黎的音樂學、東方學學者丹尼耶陸（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東方國家音樂與音樂家的處境》一書中，針對亞洲國家音樂家的情況，做了詳細的剖析。他指出，亞洲音樂之所以會被藐視，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傳所導致的結果。又說，西方國家在亞洲地區開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體洗腦與滅絕種族文化的后果。這也是亞洲傳統音樂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顯丹尼耶陸的這種研究，就是把社會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價值與評價，應用到音樂社會學領域的最好例證。

3、非自主性的音樂學習

這也是音樂社會學探討一個人在無意識、無法抗拒的情況下，所接受的音樂教育，如廣告音樂常常無形中進入我們的腦海中。非自主性音樂學習是音樂教育，尤其是兒童音樂教育的重要研究課題。兒童，特別是幼兒時期，受大人的影響既大而深，一個從小就被灌輸古典音樂的小孩，會無理由地排斥其他音樂。所以，一個人對某種類型音樂喜好的原因，是否與非自主性音樂學習有關呢？另外除了廣告、音樂教育，非自主性音樂學習還可以來自哪個方面？這些都是屬于音樂社會學的關心范疇。

（三）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

自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音樂理性基礎和社會學基礎》于1921年出版后，音樂社會學學科就成為一個新興的音樂理論研究領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音樂制作、創作的提高和音樂創造力的發展。其次,為滿足不同社會階層對音樂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現了許多新的音樂內容與樣式，音樂新事物的出現大大地提高了音樂的社會性，擴大了音樂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和范圍。如曾經被廣為忽視的各類流行音樂也成了音樂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雖然音樂社會學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與傳統的音樂學理論相比，它還屬于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對它的研究方法、定義、范疇還有很大分歧和差別。這些研究理論方法中比較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有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論方法，這種方法的主要觀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論來闡釋為什么在歐洲音樂歷史中，由復調音樂發展而來的主調音樂得到蓬勃的發展，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的發展則合理化地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聲、平均律的調音、記譜法以及樂器制造都看作是歐洲音樂文化內代表性的、合理的標志。韋伯還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會科學研究理論，這種方法側重于理解、分析現實社會現象。認為把現實社會中許多零散的現象中有意義的本質提煉出來進行分析研究，把音樂作為社會現象來研究。①建立在美學基礎上的阿多諾的社會批判理論認為,西方音樂史和社會史水融。他認為音樂作品象征著社會，陳述事實，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會的矛盾。對他來說，音樂作品是音樂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出發點。②阿多諾還提出了文化工業的著名論述：文化工業已滲入到絕大多數的人口中，通過大批量生產文化產品，人們的感覺和行為模式符合工業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論充滿著的批判精神，為他的流行音樂批判增色不少。他還理解西方藝術音樂，力圖把握西方社會整個音樂領域的歷史與社會意義。③西爾伯曼經驗主義音樂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認為，研究和音樂有關的個別人的行為方式和音樂經歷在音樂社會學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這種音樂社會經歷也是一種社會現象，闡釋這種音樂現象必須要以經驗主義理論為依據。西爾伯曼從客觀化的角度出發,把作為審美對象的音樂作品、音樂內容排除在考察范疇以外。他注重經驗理論的重要性,擺脫美學標準，用經驗主義的方式來思考、解決問題。④

二、音樂社會學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從開始，我國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論著中有關于音樂與社會關系的論述。如：曾志忞在《音樂教育論》中專章論述“音樂之功用”；沈心工在學堂樂歌的推廣過程中倡導的音樂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運動以后,在音樂的社會功能的音樂與社會關系的認識方面，又有一批知識分子和音樂家們的論著涉及，如：我國20世紀著名的音樂學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論著《歐洲音樂進化論》中最早提出了對我國古代與民間音樂進行搜集與整理，然后借鑒西洋音樂的方法把這些古代與民間音樂重新進行包裝，使之更易為廣大民眾所理解接受，并成為一種體現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符號的新國樂。最早指出了音樂社會學的概念與內涵，首次較全面地勾畫出了中國音樂社會學學科的整體構架，他提出：“音樂所及于人群之影響,則關乎社會學與文化史者也”。這一時期可看成是音樂社會學在我國的啟蒙階段。我國的音樂社會學理論的獨立系統研究階段始于20世紀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國對音樂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此時，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國內外音樂文化交流日趨頻繁，音樂商品化的氛圍日益濃郁，這些是音樂社會學學科系統研究的重要的客觀條件，也為我國的音樂社會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課題。1985年，由前蘇聯音樂美學家、音樂社會學家A.索霍爾著述的《音樂社會學》（楊洸教授譯）在我國首次面世，這本譯著在我國音樂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后，1990年5月，《音樂社會學:音樂詞典詞條匯輯》在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本專著共收錄了四篇有關音樂社會學的譯文和六條音樂社會學詞條。它們是：金經言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認識對象》（德國克奈夫著）、《音樂社會學的目的》（德國西爾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的對象、結構和方法》和孫國榮先生翻譯的《音樂社會學》(西班牙羅莎著)。

這本書參考了諸多外國的音樂社會學書目，這些文獻包括《音樂大辭典》（德）、《哈佛音樂辭典》（美）、《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英）、《音樂百科全書》（蘇）、《音樂大事典》（日）等。這些譯著為音樂社會學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是我國音樂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譯國外音樂社會學論著的同時，我國的一批音樂學學者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通過調查研究，也發表了大量的音樂社會學論文，其中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的論文有：曾遂今的《試論民間歌曲的走向》、《試論民歌概念內涵的發展與轉化》、《現代民歌:時代的一面鏡子》、《口頭性、集體性不是永恒的真理:關于民歌問題與彭國華同志商榷》、《港臺流行歌曲沖擊后的回顧》、《中國現代城市民歌的復蘇及其特點———音樂社會學實踐思考筆記》等；葉林的《音樂社會學的導向和誤區》；于潤洋的《對一種社會學派音樂哲學的考察》；余蘭森的《荀子〈樂論〉與音樂社會學》。音樂社會學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準為我國的“‘八五計劃’青年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1996年年底結項。其研究成果《音樂社會學概論:當代社會音樂生產體系運行研究》一書于1997年正式出版，該書35萬字（曾遂今著）。全書九章，分別為“音樂社會學學科認識論”、“中國音樂社會學學科建設論”、“社會音樂生產論”、“社會音樂聽眾論”、“社會音樂傳播論”、“社會音樂流行論”、“社會音樂商品論”、“音樂職業論”、“社會音樂批評論”等，涵蓋了音樂社會學作為中國音樂學新學科建設所面臨的理論和實踐的基本問題。

第4篇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第5篇

    論文摘要:通過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樣分析等方法，時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來如何發展提出了相應時策。

    從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開始涉獵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算起，我國體育社會學經歷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本文旨在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進行回顧，理清目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我國體育社會學未來研究發展將如何走向?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能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發現問題，以利于開展我國新時期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中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概況為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本課題研究。

2結果與分析

2.1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歷程回顧

    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大陸地區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涉獵這一領域。除臺灣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寫的《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在小范圍內向國內體育理論界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框架。1983年，由厲鼎禹先生組織江蘇省省內的體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國最早的省級體育社會學學術團體—江蘇省體育社會學研究會;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同年，《中國體育的社會學研究》課題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這也是我國體育科學研究第一次被納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理論學會中隨之設立了體育社會學學組。然而，國內的研究尚處在摸索階段，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我國的地位和影響相對較小。1990年我國第一本《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人了獨立發展階段。此后陸續有5部《體育社會學》專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1997年體育學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學科。一時間，體育社會學的學術活動頻頻舉行，各體育類刊物發表眾多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學科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國際上，自1995年起至今，劉德佩教授一直擔任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執委會委員，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溝通、交流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2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趨勢分析

2.2.1體育社會學學術隊伍趨于不斷發展壯大

    任何一門學科，學術人才梯隊是該學科發展的有效人力資源。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啟蒙由一些學者如林啟武、蔡俊五、劉德佩、牛興華等發起。隨之，北京體育學院率先在體育理論專業中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培養階段。2001年北京體育大學開始招收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博士。這些先后培養出來的高層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為各院校或單位的學術帶頭人。目前，各體育院校(系)都已將《體育社會學》這一課程納人了教學計劃。《體育社會學》課程在各體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該學科的意義和價值。一支有理論、有能力、勇于獻身的體育社會學專業隊伍和一批有興趣、有熱情、不斷壯大的業余力量正在形成，預示著體育社會學的隊伍在不斷發展興旺，這股強大的力量將持續推動我國體育社會學向前發展。

2.2.2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城趨于逐步拓寬

    20世紀80年代，我國體育社會學主要是引進翻譯國外資料，同時兼有借鑒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對國內體育現象展開研究雙重特質。在1980-1986年期間，我國主要以引進、翻譯國外資料為主。進人20世紀90年代，研究領域已包括體育價值觀念、體育產業和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問題(其中興奮劑問題占22.9%，競技體育職業化問題占25.0% ,體育商業化問題占17.1%，球迷騷亂占11.4%)等。盧元鎮教授在《中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展報告》中總結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將其概括為11個方面，包括體育社會功能、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理論、體育休閑娛樂、體育大眾傳播媒介、地域性體育、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社會問題、體育與生活方式、婦女體育和競技體育異化。這些成果中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既有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又有欠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

    綜上所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由引進翻譯國外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實證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社會學，其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并向縱深發展。

2.2.3體育社會學學科體現了從分化趨向整合發展的趨勢

    社會科學包括體育社會學，擁有眾多系列分支的大學專業學科，如體育經濟學、體育政策法規、體育人口學、體育產業學、體育社會學經過一定階段的分化發展之后，也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以下特點:1)一些重大前沿課題將吸引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2)社會體育學與其同族學科(如社會學、體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體育社會學跨學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紀90年代以后，它與體育管理學、體育哲學、體育文化學等學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頻繁，尤其與體育經濟學相結合來討論中國體育社會現象更是一個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來從事其它領域研究的學者轉而研究體育社會學，還常常帶有原來學科的痕跡，跨學科研究的現象也十分突出。4)社會體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

2.2.4體育社會學研究特點趨向于注重以定性與定量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的特點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化程度的加強與發展，學科體系與學術研究僅賴定性研究則顯乏力，因此廣大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在學科理論建設的基礎上，開始從事體育社會學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來，中國學者呂樹庭等人的《體育社會測量方法》出版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定量化研究的開端。隨后出現了較多有關群眾體育、社會體育方面的調研，社會體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論文。隨著20世紀90年代體育運動的不斷發展，社會調查廣泛運用于體育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成為收集體育社會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會調查網絡的意識已經形成。

    未來體育社會學將呈現理論與應用并重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2)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社會體育中產生的各種真實問題的切人，逐步糾正長期以來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如老齡化社會、網絡化社會帶來的新的健康問題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問題研究以及近年來體育社會學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熱點:體育產業問題、體育與經濟發問題、體育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體育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人文奧林匹克問題等。3)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級重大工程(如奧林匹克運動)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2.5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重視本土化問題

    本土化主要是指學科發展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來體育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由于我國的傳統體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也深得廣大人民的喜愛，因此努力挖掘我國傳統體育，使之展現于世界體育之林，這不僅對豐富全世界的體育文化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傳統體育的繼承與發展，使之不被西方競技體育所淹沒與淘汰更具有重大意義。

    在本土化的建設中，體育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i)應努力學習、吸收國外體育社會學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中得到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捷徑，少走彎路。2)在借鑒與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應加強與本國國情的聯系，尋找出一套適合于我國國情的體育社會學發展的道路。3)加強我國傳統體育的挖掘與繼承方面的研究。

3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對策

3.1注重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應用

    社會學為描繪和理解人類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行為和社會互動提供了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在體育社會學萌芽階段，就是通過一些社會學者運用社會學理論觀察體育現象而奠定了學科發展的基礎，其后的發展中又運用各種社會學理論范式對體育社會現象進行深人研究和闡釋，不斷積累，形成體育社會學理論。在中國，體育社會學是一門引進的年輕學科，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體育科學體系的重建，推動了體育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被引進到中國。而且，由于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大多是從體育教育專業或體育管理從業者轉行而來，社會學理論較為薄弱，因此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加強社會學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學習與研討，進一步明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學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第6篇

關鍵詞：高等教育;人文素養;素質教育;專業核心課程;專業拓展課程;綜合素質培育課程;課程規劃模式

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標不應與社會實際需求脫節。在追求職業需求、滿足個人的興趣愛好、職業志向的同時，高等教育還應該為國家培養服務型人才、促進學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發展。擔任耶魯大學二十年校長的里察•拉維因(RichardCharlesLevin)認為，擁有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他倡導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負責任的公民，具有遠大的志向，和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長和耶大校長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強調，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應該為社會的需要服務。當今美國的高等教育，不論是理工科或文科專業均特別重視人文教育與專業技能的平衡發展。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大眾傳播學術界已經開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新聞人才的問題。曾經開創大學培養職業技能性新聞記者的密蘇里大學，也終于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培養具備高人文素質、廣博知識，但仍具備專業技能的新聞傳播人才。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國家迫切需要大量的應用型專業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眾化也迫使當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隨著社會的發展進程進行相應的調整。那么作為一所應用型的高等學府，我們培養出的學生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和技能，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本論文是以目前美國與臺灣地區的新聞傳播學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教育理念為參考基礎，以新聞傳播學專業為例，提出一個課程規劃模式方案，并為大陸培養應用型新聞學專業人才，規劃一個為期四年的本科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養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具備高綜合素質、敬業精神、判斷能力和國際視野的“人”，培養具備專業知識的“才”。高等教育擔負的職責不僅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應該是為國家培養社會建設與改革需要的人才。這種人才不僅必須具備扎實、全面的專業基礎知識，具備專業實踐經驗與技能，并且能夠充分掌握和運用其專業知識。但同時也必須具備廣博的人文素養與深厚的知識積累，以及具備獨立思考與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與職業院校教育人才的培養有基本理念上的差異：高等教育是以培養高層次的人才為目標，是培養為社會各行業提供未來的領導階層的人才；而職業學院教育則為各行業培養基層的技術性專業人才，這種人才發展的潛力主要是在其專業領域成為未來的“工程師”。那么目前海峽兩岸培養的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具有何種發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峽兩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實用性、職業化的方向發展。為了培養應用技能型人才，現今兩岸許多大學校都不約而同地開設大量專業性、實踐性的課程，傳授狹窄的專業理論知識，兩岸的高等教育機構已逐漸成為職業培訓的場所[1]。在課程規劃方面也呈現出缺乏培養人才理念的辦學現象。開設課程往往不是以培養現代專業人才的目標為導向，而是以任課教師的個人能力或興趣開設課程，其結果是規劃出的大學四年課程如同一個“大雜盤”，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聞傳播學課程規劃的理念應以什么為建構的依據？我們應該培養具備哪些方面素質的新聞傳播人才？當今社會的發展對于現代人的素質提出了什么樣的要求？我們應該依據什么標準來確定新聞傳播學教育的課程內容？

（二）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規劃

教育的核心是課程，而課程的規劃與設置應該考慮到社會的需要。為適應二十一世紀社會發展與改革的要求，課程設置的理念必須同時代的發展步調相一致。當今我們需要培養的不僅是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專業人才。智慧是人的綜合知識和判斷事物的集中體現。自然科學向我們提供知識，但是它無法為我們提供智慧，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為我們提供了智慧的養分。因此我們需要從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中獲取智慧。人文素質的養分主要取自于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眾多領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識不僅可以培養我們全方位的、廣博的知識基礎，也為培養我們獨立判斷與批判能力提供條件。素質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具備較為寬廣的視野，培育廣博的文化素養和深厚的知識基礎，也為培養學生好學善思的素質提供養份。通過人文素質的養成教育、通過廣博的知識文化積累，和高雅的文化環境氛圍的熏陶，學生不僅可以拓寬其知識面，還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審美、身體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為培養人的自主創新的能力提供條件。創新能力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后天訓練開發出來的。創新人才的培養依賴有針對性的教育，是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和鍛煉獲得的[2]。要想培育學生的創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學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識面廣，融會貫通的能力就強。其次要培養學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們能夠在自己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上，在頭腦中構成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事情的新形象[3]。豐富的想象力是創新的基礎。人文學科中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政治學、社會學等課程為培養人的文化素質，及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打下基礎。素質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學習專業化和學習職業化的教育目標。素質教育與技能教育兩者間應該是一種有機的結合。素質教育是學生技能培養的延伸和提升，它不應局限于教授學生如何解決問題，而是需要幫助學生如何思考問題，如何看待問題。對素質教育與實踐性課程的授課比例需要進行合理的配置與均衡的發展。在規劃課程時需要了解專業課程與實踐課程之間的內在聯系，并考慮課程與課程間相互滲透的設計。開設每一課程應明確認識該課程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每門課程的安排必須能充分體現出應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寫教學計劃時需要明確說明開設每一門課程預計達到的目標，并根據這個目標設計每一門課的具體內容和撰寫課程大綱。此外，需要具體說明學生學習某一專業課程后應該“掌握”、“具備”何種能力。例如，具備獨立進行創作的能力等，并且說明在技能的訓練上要達到何種程度。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要把握處理好技能訓練與文化素質、人文素質、審美素質間關系的問題。基于上述理念，本論文以莆田學院新聞學專業四年本科修讀172總學分，設計以修讀83學分的專業課程為案例，提出一份“新聞學專業四年學習課程規劃表”（見表—）。此表根據學生對不同傳播媒體的興趣，區分為A、B兩個專業軌，供學生選讀。不論選擇A軌或B軌作為未來發展方向的學生均須修讀至少47學分的專業核心課程，以及必須修讀至少36學分A、B兩專業軌共同選修的專業性課程。此項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的規劃可大致歸納為“專業核心課程”、“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和“綜合素質培育課程”三類。

二、專業核心課程

專業教育是一種系統性、專門化的知識培養。專業核心課程是指在專業范圍內要求學生學習的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掌握該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和最新的專業發展動態，同時也在培養學生分析運用專業知識的能力。[4]為滿足傳播業界對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學生需要系統地學習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和原理等知識，并掌握對該專業應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類課程包含所有專業所需修讀的基礎理論，或專業技術原理性課程。為滿足新聞傳播業界對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課程規劃方案要求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在四年內必須修讀一定學分的專業理論與技能性訓練課程：專業必修學分：47學分（包括實習學分）專業選修學分：36學分（可選擇修讀的學分為68學分）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必修學分：32學分專業拓展（延伸）課程：必修學分：32學分綜合素質培育課程：必修學分57學分新聞專業本科四年必須修讀總學分：172學分1.專業素質培養課程：此方向著重傳授傳播學理論性與原理性、傳播史、傳播法規等課程。此課程也包含專業實踐性的基礎課程。此類課程均為必修課程。2.專業技能性課程：此類課程以實踐為導向，主要是培養學生操作影視媒體器材與相關設備的能力。

三、專業拓展(延伸)課程

新聞媒體報導所呈現出內容的質量與媒體工作者自身的知識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關系。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除了必須修讀上述83個專業核心課程學分外，我們進一步要求本專業學生需要自行選擇修讀拓展其志趣的“專業拓展課程”。這是屬于專業知識培養性質的課程。它是培養學生能夠掌握某一科學、或某一個領域，并且具備該領域一定深度的專業知識，在進行采訪時能夠提出具有專業性、深入性的采訪問題，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聞報導。例如，對未來有意在體育方面發展的新聞專業學生可到體育學院修讀相關的課程，以培育學生在此領域的專長。學生亦可在其他領域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醫療、自然科學、環境科學、藝術、地質學、海洋學、生理學、人類學、生物學、信息科學等領域，拓展其專業知識。此課程要求學生在其興趣拓展的領域至少修讀兩個專業領域，且每一領域修讀不得少于12個學分的課程，修讀拓展性課程的總學分不得少于32學分。

四、綜合素質培育課程

此課程設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學生的基本素質，開拓其視野，使其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課程內容也應包括培養學生健康的人生觀，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并培養他們分析事物和創新的能力。此類課程包含工具性知識的培養，如外語、基礎研究方法等。這一模塊要求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在四年內必須修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課程至少57學分，其中修讀文學、歷史、哲學，每一類不得少于12學分的課程。根據上述理念，本論文更進一步提出由三個模塊組成的“新聞學專業四年課程規劃模式”（見表二）。

五、結語

以應用型高等教育新聞傳播學培養專業人才的理念為基礎，本論文提出一個“新聞學專業四年課程規劃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運用到其他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專業領域。此模式的有效執行，除了需要學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達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歷史及目前開設的公共課程等，并須重新規劃設置如目前臺灣各院校普遍設置的“通識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設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學生提供各類綜合素質培育課程，供不同專業學生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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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第8篇

一、拓寬了對音樂傳播特征性研究的新視野

對音樂傳播特性的思考成為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亮點，備受關注。這一點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曾遂今教授的《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及薛藝兵教授的《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兩篇論文中，曾遂今的論文中對于音樂傳播中的時空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歸納出了音樂傳播的四種模式：音樂的“零信道”傳播、“信道”傳播、“盲信道”傳播和“網絡信道”傳播四種模式，并揭示出音樂傳播的“時空同向效應”和“時空反向效應”及兩種時空效應觀念。薛藝兵教授從“聲音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景觀”這個新視角來思考，突破了以往靜態研究的局限，以時間和空間雙維度動態變化的角度審視在歷史過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動變化著的“聲音景觀”（sound scape）。他提出的“聲音景觀”這一概念在音樂的傳播空間與歷史流變中，對于音樂傳播學和音樂地理學的研究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此外，中國傳媒大學青年教師張謙的《論音樂傳播中的現場互動行為》及博士生陳鎮華的《論流氓學視野中的音樂傳播》等論文對音樂傳播在傳播途徑中的特征提出了新觀察與新思考，拓寬出較新的觀察視野。

二、豐富并呈現出對音樂傳播思考多元化的新景象

在當代社會的音樂文化生活中，音樂傳播作為一項重要的人為活動貫穿整個過程。音樂傳播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會涉及到更多的內容。在這次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發言和分組討論上就可以聽到來自各方面關于音樂傳播各領域的諸多表述，表達出更為多元化的理論思考。比如，在第一分組討論會場，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趙志安和中央音樂學院宗曉軍兩位老師的主持下，沿續第二屆音樂傳播論壇中關于藝術院校中“藝術管理專業教育與音樂傳播和諧關系”的議題，會議代表們對幾年來的藝術管理專業教學進行了總結和思考。來自天津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麗老師和廣州星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美娟老師對藝術管理教學模式和專業人才培養提出了議題。蔡麗老師指出目前我國的藝術管理教學仍存在局限性，無奈的“拿來主義”只是單純地借用經濟、工商管理以及音樂、美術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拿來講授，缺乏二者的良好結合，使得目前沒有一套系統的、具有針對性的藝術管理教學模式應用于實際教學當中；其次是藝術管理師資力量的缺乏，依靠外聘專家來校開設講座是不足以滿足學生需要的。除此之外，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青年教師周燁通過《由南廣模式引發的思考》一文對音樂編輯、音樂傳播等專業的具體教學活動進行了生動的講解。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及中國傳媒大學的兩位音樂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姚慧和韋杰分別表述了她們對國外關于音樂傳播的相關譯著的見解，強調了外文學術著作翻譯及閱讀的重要性。比較應時的論文比如天津音樂學院潘海嘯的《3G音樂手機傳媒――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音樂媒介詮釋》、天津音樂學院傳媒與文化產業碩士生姜萌的《唱片封面設計的視覺構成要素》一文、武漢大學程曉婷的《Web2.0時代的網絡音樂傳播》、天津音樂學院教師趙良云的《淺析中國婚慶演出市場》等文章從音樂傳播的實踐應用層面進行了多元化思考，立題新穎，具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