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9 09: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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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循環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強調最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區域經濟要健康、協調發展就必須發展循環經濟，從而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保持其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增強經濟競爭力。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分析
在迄今已經發表的關于循環經濟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討論了循環經濟的定義。然而，現有關于循環經濟的內涵，主要是從人與自然關系、技術范式、經濟形態等方面表述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循環經濟的文章并不多。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為“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從而使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減少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為來源，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并舉，把人類生產活動納入自然循環過程中，所有的資源都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
循環經濟的本質是以生態學規律為指導，通過生態經濟的綜合規劃和設計規范社會經濟活動，使不同企業間形成資源共享和副產品互換的產業共生組合，使上游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成為下游生產過程的原材料，實現廢棄物的綜合利用，達到產業之間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使區域的物質和能源在經濟的循環中得到永續利用，從而實現產品清潔生產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環境和諧型經濟發展模式。它不同于傳統經濟的“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資源消耗的線型增長，而是通過系統內部相互關聯、彼此疊加的物質流轉換和能量流循環，最大限度的利用進入系統的物質和能量，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循環經濟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傳統經濟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性生產流程的線性經濟，循環經濟則實行“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生產流程，通過開采資源，生產產品，回收廢舊物品，重新利用，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可見，循環經濟不僅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
二、循環經濟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
（一）發展循環經濟是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
循環經濟強調節約資源、有效利用資源，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革命，是解決目前可持續發展中資源和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主要表現在：一是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利用。循環經濟認為“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強調資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環，延長產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復使用率，使產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提高各類緊缺資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減少污染排放。減量化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準則，它從經濟活動的源頭節約資源核降低污染，并在產品制造、消費、回收等各個環節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復環境的自凈能力和生態平衡，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共贏。三是有利于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的加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不穩定因素。而資源型貧困、污染型貧困是三大差別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發達的地區，產生的污染和廢棄物越多。越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為強烈。西部地區資源的粗放利用不僅沒能擺脫貧困，反而帶來資源的浪費和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通過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功能互補，提高資源、環境的運行效率，降低發展成本。
（二）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
自然資源是區域生產發展的自然基礎，某種自然資源的數量越多，利用該自然資源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的規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種資源優勢就可能發展起以開發利用這種資源為主的產業部門，不同種類自然資源的組合就有可能導致以這些資源為利用對象的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資源結構對產業結構產生了影響，區域資源分布圖與產業分布圖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在同樣的投入和工藝管理條件下，產出的數量和質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資源的制約，區域自然資源的狀況是決定區域經濟部門分布與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資源數量越少，對區域生產的制約作用就越大。發展循環經濟可將有限的資源用在最合適的位置，使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的作用，促進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循環經濟能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有利于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力。
（三）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閉環流動型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表現為“兩低兩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環率，實現污染排放最小化，廢棄物資源化和無害化。追求的是速度與效益并重，當前發展與長遠發展的兼顧，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使物質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降低到盡可能小的一種生態經濟，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創新性經濟發展模式，是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四）發展循環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
循環經濟不僅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也體現了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循環經濟是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最佳方式，是促進經濟、生態、社會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基本手段。循環經濟是運用知識流、技術流和信息流來整合和提高物質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見，發展循環經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
三、區域發展循環經濟的對策
（一）在區域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大力推進循環經濟
在區域經濟結構調整中，要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優化產業結構，繼續淘汰和關閉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設備和企業。用清潔生產技術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傳統產業，加快發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嚴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費資源的產業，以及開發區的盲目發展。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區域發展、產業轉型和老工業基地改造，促進區域產業布局合理調整。開發區要按循環經濟模式規劃、建設和改造，充分發揮產業集聚和工業生態效應，圍繞核心資源發展相關產業，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建立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農藥、化肥使用量。綠色消費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綠色消費推動循環經濟發展。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綠色消費意識。要積極引導綠色消費，優先采購經過生態設計或通過環境標志認證的產品，以及經過清潔生產審計或通過ISO14000認證的企業的產品，鼓勵節約使用和重復利用辦公用品，要逐步制訂鼓勵綠色消費的經濟政策。
（二）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
生態工業園區是循環經濟在區域層面上的典型實現形式。依據循環經濟理念和工業生態學的原理，模擬自然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途徑，設計建立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多級利用的新型工業組織形態，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業間的代謝共生關系。在產品、原輔材料和廢棄物的交換中構建生態產業鏈，以達到工業集中布局，基礎設施共同使用，資源節約利用，財富高效產出，廢棄物循環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進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特別是新建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或工業園區，從規劃、設計到整個實施過程中，都要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以推動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
用循環經濟規律指導經濟發展活動，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實現區域間功能互補，統籌發展。考慮資源的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場調節為手段、法律保障為前提、國家宏觀調控為主導的，經濟發達地區從收益中按適當比例支付經濟欠發達地區因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是承認生態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價值性質，是在經濟建設和市場交換中體現生態價值、連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紐帶，也是突出功能互補，降低發展成本，解決相鄰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關鍵。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推進，長期要求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無償奉獻、安于貧困、抑制經濟發展，既不公平，也難以奏效，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已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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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坤，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
[3]盧振軍，推進循環經濟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J]，理論前沿，2003，(22)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
消費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在客觀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數量上有很大的依存關系，這種依存關系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于或低于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當消費的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正常比例就會遭到破壞，生產正常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成為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消費需求不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積累，低消費”時，消費與生產的比例同樣會遭到破壞。這時候消費需求相應減少，消費品市場供過于求，消費對生產的促進作用弱化。由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協調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資本運動受阻，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被迫緊縮。
其次，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在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區間，當消費旺盛，經濟增長率就高，消費不足，經濟增長率就會滑落。當然，消費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長期過高，會擠掉投資，使經濟增長不能持久，但消費率也不能長期過低，長期過低就會使高速擴張的生產能力與低消費水平不相適應，出現“過剩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消費率總的變動趨勢是下降的，雖然在1978－1982年消費明顯上長，從61.8%上升到68.7%，但從此以后，我國的消費率卻是持續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個百分點。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個百分點。③由于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呈下降趨勢。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各指標貢獻率
年份經濟增長速度總消費貢獻率總投資貢獻率凈出口貢獻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資料來源：引自許永兵《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從表一可知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內需的增長，但從1993年以后，我國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93-9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為42.9%而投資貢獻率卻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近幾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勢頭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約，再加上居民對房改，醫療保險，就業制度等改革的預期熱情不高，再加上服務消費、住房消費等絕大部分還未完全市場化，所以造成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長，我國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為3588.1億元，1994年上升43798.8億元，年平均增長9.5%(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了7.3%,而全國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價格因素，居民消費水平實際年平均增長9%，④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消費水平是階段性波動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元）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費的波動呢？通過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幾點因素：
1，個人收入增長的波動，居民消費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約。當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費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時，消費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這一趨勢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現出來。
表（三）
指標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費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費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費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費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資料來源：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50頁，中國計劃出版社。
2、居民消費傾向的變動。
居民消費傾向是指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費傾向及邊際消費傾向的統稱。平均消費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費在收入中的比率(APC)，邊際消費傾向就是增加的1單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費部分的比率(MPC)。
在經濟的短期波動中，人們的消費變動不會和收入的變動成比例，具體而言，在經濟趨向繁榮過程中，收入增加，這時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會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在經濟走向衰退過程中，收入下降，這時人們消費會減少，但減少的幅度會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這也說明，邊際消費傾向要比平均消費傾向小。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邊際消費傾向小于平均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是下降的。
消費傾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費意愿的大小。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政策，居民個人所得少，消費傾向普遍很高，改革開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費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78年以后，我國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基本上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而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不太明顯。
3、農業波動對消費波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農業的波動必然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從而引起消費的波動。首先，農業的增長必然導致消費的增長，1979年到1982年，農業分別增長1.81％，0.31％，1.5％和0.87％，消費分別增長2.8％，3.1％，1.0％，2.2％，其次，農業的減產或低增長導致消費的下降或低增長，1991年農業國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費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農業國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費也大幅下降。
(三)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的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動。下面就從幾方面來闡述這一問題。
1、人均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我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于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于改革前我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于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系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于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占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我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如表(四)所示。從中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消費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費基金的多少，而消費基金又來自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總額大，增長速度快，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就高，收入總額小，增長速度慢，則消費水平就低。
在國民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任何社會要擴大再生產，都必須有一定的積累，在積累效果不變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積累的增長就意味著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增強。人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質保證，反過來，消費的增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又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積累的增加。目前我國存在積累過度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儲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長率為6.5%。1993－1991年增長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長為37.1%。在儲蓄存款猛增的同時，居民消費的增長卻相對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都低于同期儲蓄增長速度。其年平均增長僅為16.1%,比儲蓄存款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了14.1%個百分點。⑦
造成居民儲蓄率上長，甚至實際利率下降也選擇儲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項改革的推進，人們存款以備將來購買住房、養老、子女教育，醫療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支出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當前市場高收入階層想要的已經有了，邊際需求欲望下降，消費結構或支出結構升級。而低收入層受購買力限制，商品購買量增加緩慢。由此導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斷的增加，消費市場需求不旺。
在消費基金確定的情況下，人口的數量與消費水平成反比，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人均消費水平就低，人口數量小，增長速度慢，消費水平就會高，我國人口基數大，且人口增長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億人口，所用的時間越來越短，據粗步估算，我國現有人口達14億左右。每年新增的社會財富，新生產的各種消費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將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環境所進行的各種努力，如醫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普及，住宅條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質量的提高等都將因為人口總數的較快增長而受到影響。因此目前我國的消費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費水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控制人口增長，充分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高低與物價水平成比例關系，我國近些年來，居民的貨幣收入提高了但物價也上漲了，某些物價上漲程度還高于平均工資的提高速度，因而影響了消費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實際消費水而下降了，我國目前物價已由低谷逐漸緩慢的向上攀升，這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比較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自然條件不同，生產力布局不同以及對某些地區采取“傾斜”政策和勞動差別和非勞動因素造成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報酬不同，從而形成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邊標消費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爾系數0.530.510.540.540.500.490.46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爾系數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資料來源：引自各卷本《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
表(四)中顯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一直在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上。城市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都較高，這表明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都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對較平穩，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尋找新的消費熱點，農村的MPC變化相對較大，表明農村居民目前還處在一個消費熱點之中，但消費支出變化不大。
這主要是近年來，由于多數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不斷增強，將收入較多地轉向了儲蓄，投資等其他渠道，加上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項改革情況下，居民為應付改革的被動儲蓄傾向在明顯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而導致農村消費增長率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率的原因除了農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農村的消費環境滯后，配套設施不齊全,如有些農村沒有通電，或有電的地方供電極不正常而且電費極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其實，農民每消費1000億元將對農業部門產生427億元的直接需求，對工業，運輸，郵電，商業飲食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分別產生395億元，36億元，85億元，57億元的直接需求，綜合推算，農民每增加消費1000億元將對整個國民經濟新增2008億元的消費需求，⑧可見，今后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市場的拉動力。
四、提高我國消費水平的建議及其對策
我國目前存在在消費率過低，儲蓄過高的傾向。因此我國今后的消費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費率，而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為此提出以下的建議。
1、積極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城鎮新的消費熱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層次正處于對彩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階段，據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7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7.81臺，摩托車10.89臺，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國商品庫存彩電97.3萬臺，電風扇344.1萬臺，電冰箱91.9萬臺，⑨所以無論是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開拓農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好幾點金融問題。
A、把消費信貸引入農村，這是以農民日益增加的儲蓄為基礎的，由于農村存在著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市場，且農民的消費熱點產品貨源充足，所以在農村開展消費信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
B、建立農業保險機構，以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我國是自然災害較多的國家，僅1998年的洪澇災害，僅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3.2億畝，使得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左右，自然災害一方面使得農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也使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的不確定，增加儲蓄，因此，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就要完善和發展我國的農業保險。
城鎮居民面臨著消費斷層問題，即原有的主要以彩電，冰箱，VCD等家用電器為代表的消費層次已經得到滿足，消費已經飽和，處于一種儲幣待購的狀態。因此，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顯得格外重要，對于我國城鎮居民而言，住宅消費及住宅裝飾業應成為培育重頭戲。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進入住房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提高階段。隨著福利分房的結束，個人對商品房的消費，已經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價過高，無法使百姓安居樂業，也無法使住宅建設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發揮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銀行商品房抵押貸款的規模擴大的商品住房及裝飾業必然成為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家庭轎車將成為我國消費領域發展的熱點。目前我國汽車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公務用車改革方案已經出臺，長期以來，靠公款買車的局面已經改變，目前，1400萬輛汽車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車為個人所有，雖然目前從消費領域談轎車進入家庭領域還為時過早，但私人買車那部分先富起來的高收入階層，如律師，三企白領等購車數量不小，且據調查，我國約有三十萬個家庭在近兩年內有購車意向。約三百萬個家庭將購車列入了自己的消費計劃，所以家庭轎車必然成為我國將來的消費熱點。
教育消費將成為消費熱點，教育消費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為提高自身業務競爭能力的培訓支出，它屬于服務性消費，知識經濟時代，人人都要學習新知識，新技能，很多人還要不斷變換工作崗位，這就產生了再學習的強大需求。教育成為一種產業就要滿足群眾對非全日制教育的種種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熱已標志著教育消費已成為一個消費熱點。
2、發展消費信貸。發展消費信貸是促進內需擴大的必然選擇.，發展消費信貸，可以聯通生產與消費，疏導巨額儲蓄適當向消費領域分流，解決現實購買力與消費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發展消費信貸首先要轉變消費觀念，由過去的“積蓄－消費－積蓄”的單一的消費方式轉化為“貸款－消費－積蓄還債”的新型消費方式。提倡適度的超前消費。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降低消費信貸成本拓寬個人消費信貸能力，針對不同的消費信貸品種上和貸款對象，在利率，期限，還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多種選擇。第三是建立擔保機制和個人資信調查機構，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決擔保問題。第四是積極發展信用卡業務。如加強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住房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又一次消費品按勞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員有基本的消費金。醫療保險制度則可以為廣大職工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提高職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險制度中，住房公積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資中的住宅消費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費的能力，對保證住房投資和住宅消費達到較高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失業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對于保障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消費有著重要意義。
注釋：
①引自孫鶴、楊咸月《儲蓄、消費與經濟增長》《統計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論消費率》《消費經濟》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鈞等著《我國居民消費問題研究》第43頁
⑤引自景體華等著《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第51頁、第224頁
⑥引自郭克莎《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第165頁
⑦引自《理論經濟學》第77頁
⑧⑨引自鄒東海、萬舉《農村消費市場開拓與農村金融創新》《消費經濟》99年第5期
參考書目：
1、《消費經濟學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經濟科學出版社
2、《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景體華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費統計學》易丹輝中國人大出版社
4、《中國經濟波動與增長》栗樹和、梁文征陜西師范出版社
5、《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郭克莎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
金融發展對居民收入影響的研究逐漸成為近年來學者們爭相研究的一個熱點。這個方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直接研究金融的發展對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包括對不同人群的提升作用；二是研究金融發展對我國收入差距的影響作用。在前一類研究中，BeckT,Demirgue-Kunt和RossLevine（2004）的研究發現，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金融的發展有利于促進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提高。郭志儀，趙小克，景文宏（2012）等人通過建立VAR模型，采用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對甘肅省1978～201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長期內甘肅農村居民收入和金融發展及經濟增長顯著相關。然而，溫濤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在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時存在，由于農村金融資金未能為農村發展服務，金融發展抑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有相似結論的還有劉開華等（2013）的研究，他們運用SYS-GMM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金融發展對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在第二類研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人們利用金融工具具有一定的成本和門檻，一些收入較低的居民因此對金融工具的使用遠遠低于高收入者，因此金融的這種發展事實上會拉大收入差距。這個觀點得到了一些學者的驗證，例如DeGregorioandKim（2000）和孫永強，萬玉琳（2011）等。
二、建立模型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建立民營經濟通過帶動就業和再就業，優化勞動者工資和勞動效率之間的關系來提升我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過其資產保值和增值來影響居民的收入水平。為了能進行對比分析，我們把經濟增長這一對居民收入增長更為根本的影響因素也納入模型里。同時，由于我國各項經濟指標近十幾年來一直表現為正向增長，直接對絕對量進行時序數列回歸難以撇開共同趨勢項的干擾，因此我們使用各項因素的增長速度作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并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二）變量定義及數據說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INri）。由于在統計口徑上我國對農村和城鎮居民分別采用不同的處理方法統計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過城鄉居民各自人口總數分別乘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獲得我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額，進而推算出可支配總收入額的增長率。2.民營經濟增長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營經濟的主體是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因此本文采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的注冊資本總額來表示民營經濟，并直接通過這一總額推算出其增長率來表示民營經濟增長率。3.金融行業增長率（FINri）。考慮到我國金融行業里銀行、保險公司、股票證券三者鼎立的現實情況，本文選用銀行儲蓄余額總額、保險費總額以及我國股市總市值三者之和與我國總人數的比值作為衡量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指標，并用該指標直接推算出其增長率來表示金融行業增長率。4.GDP增長率（GPDri）。GDP一般由國家進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指數來表示GDP的增長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關經濟年度時間序列數據，數據來源為對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私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回歸軟件采用Eviews6.0。
三、統計檢驗及回歸結果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檢驗方法為ADF檢驗，檢驗結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長率以外的其它指標均是非平穩的，沒能通過單位根檢驗。而對各指標一階差分后，均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且顯著性較強。因此，對模型中的各個指標進行一階差分。
（二）異方差檢驗我們對模型先進行一次嘗試性回歸，以方便我們對模型的異方差進行檢驗。殘差的white檢驗結果顯示異方差的確存在， 檢驗結果如表2：我們采用加權最小二乘回歸對異方差進行消除，根據通常做法權重系數設定殘差絕對值的倒數，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關性、協整檢驗及方程的擬合度等檢驗。加權回歸后殘差做white的檢驗較顯著的獲得了通過。下表是方程回歸結果。表3顯示，兩組數據其方程的擬合度均比較顯著分別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檢驗也獲得了顯著通過。從D.W統計值來看，兩個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樣本容量為22和自變量為3（差分后的有效數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判斷在兩個方程中均幾乎不存在自相關。最后我們要對方程的協整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4的檢驗結果顯示，兩個方程分別在1%和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方程是協整的。
（四）回歸結果分析首先，民營經濟的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呈現高度正相關，從回歸系數來看民營經濟的增長率提高1%，將帶動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長0.15%。金融增長率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008，說明金融的發展的確能帶動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還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同時，盡管相關系數上顯示，GDP每加快增長1%將帶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提速0.0096%，是正相關，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相關關系是很微弱的，這說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確沒能跟上GDP增長速度。其次，雖然回歸系數顯示金融的發展抑制了農村居民的純收入的提升，二者相關系數為-0.0225，但是這種抑制作用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點，金融的發展的確還沒能給廣大的農民帶來財富的增值。GDP的增長雖然也提升了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加，二者相關系數為0.0068，但是這種提升效果和提升強度遠遠落后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同時，GDP的增長對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提升強度要弱于對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關系數顯示，當民營經濟增長提速1%，農村居民純收入將提速將近0.25%,這是相當可觀的。從模型的這兩組回歸結果上可以看出，相對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處于明顯弱勢。一是我國經濟資源的配置明顯偏向城市；二是農民可以用來提升其收入的途徑相對有限，這也意味著他們提升收入時更面臨更大的風險。總的來說，回歸結果再次印證了我國經濟發展與居民收入增長不相協調的問題。模型回歸較好的證實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富裕城鄉群眾”這一令人為之振奮的經濟現實。本文回歸結果中關于金融發展與居民收入增長關系的結論與郭志儀，趙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結果不一致，我們的結論跟個接近溫濤等人（2005）的結果即金融未能支持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孫永強，萬玉琳（2011）等的研究結果，即我國現有不合理的金融結構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四、結論及相關建議
【論文摘要】：計量工作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技術基礎，在我國經濟面臨結構調整、改革發展的時期，計量工作若僅僅以傳統的方式來支撐并服務于經濟的發展顯然是力不從心。我們要積極探索，“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推出有效的管理方法，促進量值溯源的正常進行，以達到更好為經濟發展服務的目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買方市場的到來，為適應新的形勢和要求，眾多企業紛紛通過體系認證來加強企業的管理和提高知名度。這些通過認證的企業無論在規模、產品質量、計量管理上，在當地都是位居前列的，通過對這些企業計量器具檢定情況的調查和分析有助于管理部門了解企業對計量工作的要求，切準技術機構為企業服務的重點和發展的方向，找到計量工作的突破口。
現在通過體系認證的企業已經為數不少，而在這些企業當中，計量器具的配備從數字上看起來也是非常讓人樂觀，而實際工作中，經檢定后使用的計量器具數量與顯示數據有很大差距。窺斑見豹，我們可以分析當前計量檢定存在的具體問題：
一是有很大一部分企業的認證是是受益方推動、受外界的壓力的結果，企業自己沒有加強企業管理的意愿，缺乏必要的自覺性。為獲得認證，企業常常突擊送檢計量器具，突擊培訓計量管理人員，突擊制訂規章制度，一旦通過認證，則對這些工作放任不管，等待下一次的突擊。在日常的檢定中，企業不送檢計量器具就想獲得檢定證書就是這類問題的表現。
二是企業的計量器具用來進行檢測的比較少，大量的是一些基本的工作計量器具（如卡尺、臺秤等），這從一方面說明企業不重視產品的檢驗工作，造成企業的檢測能力比較薄弱，制約了產品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高新技術的產品，不需要高精度的計量器具來進行檢測。這一點也可以從電磁類計量器具的數量上反映出來。
三是部分認證機構的不規范操作導致了一些認證企業對計量工作不重視，對計量器具管理不到位。有的企業計量器具沒有建臺帳，有的甚至分不清什么是計量器具，全由認證機構說了算，企業對計量器具不送檢或者少送檢的情況時有發生。對一些溯源困難或者送檢麻煩的計量器具，企業干脆就放棄檢定了。
四是部分企業的經營者素質偏低，沒有意識到計量工作對企業增效節支方面的作用，片面強調檢定費用等支出，不愿花人力、物力來支持計量器具的檢定工作。
五是溯源困難，檢定時間長，以及企業連續生產等也成為影響企業計量器具送檢積極性的因素。
一、抓好外部協調，促進檢定工作開展
首先，抓好計量器具的檢定工作，關鍵在企業。技術監督部門要幫助企業加強計量法律法規的學習，一方面要使他們認識到依法檢定的重要性，特別是強制檢定的計量器具，企業必須要落實好檢定所需的各種資源，從“要我檢定”轉變到“我要檢定”的思路上來；另一方面，幫助企業把計量工作的著眼點放在提高產品質量、節能降耗上來，使企業明白計量工作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將起到基礎保障作用，要把計“量”變為計“錢”，把計量工作為企業帶來的效益算在明處，提高計量在成本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計量檢定工作要注重實效。計量檢定工作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不能走過場，要幫助企業把計量工作融入本企業的工作目標方針中，使之符合自身發展的需要，對一些上規模上檔次的企業更要加強引導，要增強企業領導的計量意識，樹立正確的觀念，從而提高計量檢定工作的有效性。
第三，我國的量傳體系是國家根據經濟合理分工協作的原則、就近就地組織起來的按區域管理的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檢定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的現狀，主要表現在高資源不足而低資源卻簡單重復。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技術機構應該多加強橫向與縱向的聯系，從而使高準確度的計量器具和低準確度的計量器具都能得到量值傳遞，從這個意義上說，協調好省、市、縣三級技術機構的設置非常重要。
第四，有關部門要加強認證機構的管理，使認證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企業要端正認證的態度，要把認證作為提高管理水平的主要手段，克服為證書而認證的消極觀念，充分認識計量器具檢定作為企業基礎工作的重要性，促進企業計量器具檢定工作的健康發展。
第五、計量檢定工作的開展必須切入社會的熱點和百姓關心的主題，從而得到政府和社會的支持，為檢定工作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抓好內部建設，提高檢定深度廣度
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及其所屬的法定計量檢定機構，在創建“政府需要、企業歡迎、群眾信賴、社會贊譽”的部門形象時，要轉變職能，把服務的職能放在首要的位置。要服務企業，必須提升我們服務的能力、服務的手段和服務的水平。具體來說，以下幾方面應該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一是要提高人員的素質。簡單、低水平的重復性檢定工作阻礙著計量技術水平的提高，當前，技術機構要為始終站在科技前沿作好準備。我們前些年還在為取締古老的計量器具——木桿秤而奔走，轉眼間我們就必須面對技術含量超越了幾個數量級的高新技術產業、信息產業、新能源等一些新門類學科中的“新新”計量器具。現代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技術機構必須正視技術更新帶來的挑戰，要制訂人員的長期培訓計劃，完善人員的考核、評價制度。培養或者引進開發型的人才和高端科技發展方面的人才，使技術機構有能力解決新技術應用中碰到的問題，這樣，才能樹立技術機構在企業中、在社會上的技術形象。
二是必要的硬件設施。對一個技術機構來說，精密的檢測設備是必需的，一邊是新型、尖端的產品不斷涌現，一邊我們的技術機構卻可能還在使用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設備搞檢定，這就無法適應科技發展的要求。當前要增加現代化檢定手段，利用有限的經費購置專業性強且利用率高的通用設備，進行重點培育，同時對購置設備的更新換代要有好的計劃，使檢定設備能夠跟上技術的發展。
三是用良好的內部環境，營造單位文化。技術機構的內部環境是保證公正、科學、高效的必備條件，是體現一個單位的社會形象的本質要求。我們在用制度、用體系營造一個好的內部環境時，要體現自己的單位文化，技術機構也要有名牌思想，要打響自己的牌子。企業文化現象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技術機構追求的文化必須能體現單位內涵、產生強大凝聚力、有助于樹立良好形象。總之，著手培養自己特有的文化，對技術機構的長遠發展非常必要。
四是抓好校準市場的開發。由于檢定規程是按各類計量器具制訂的，使一部分與產品質量檢測關系不大的計量器具也納入強檢工作范圍，增加了管理工作量。減少強檢項目，開展校準工作，增強企業的自主性在目前非常重要。技術機構要充分利用已開展的校準項目，抓好校準市場的開發，使計量器具在量值溯源方面也能獲得發展。
五是有計劃地進行項目開發。在日常的工作中，企業往往要求技術機構下廠檢定的要求，卻往往受到某些條件的限制。針對企業連續生產和送檢不便的特點，技術機構要想企業所想，在開發檢定項目時應優先考慮能下廠的項目，減少企業檢定的成本。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法發展趨勢
經濟全球化,就是投資、貿易等經濟活動及其各生產經營要素流動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場的統一化,與其說這是一種靜態的結果,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經濟的全球化,客觀上要求各國市場在拆除貿易壁壘的基礎上實現統一。而市場的統一,要求市場規則的統一,這就涉及到法律層面的全球化問題。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從根本上來說,經濟全球化是將世界各國和人民更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綜合進程。在這一進程中,阻礙各國之間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的人為障礙將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運輸和通訊成本)將大大減少。新型的國際機構和國際民間組織將被創造和涌現,跨國公司是這一進程的強有力的推動者”。①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帶來了兩個顯著效果:一是市場的地理范圍及市場的統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擴展;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的統一化和市場規則統一化的客觀需要,國際經濟法不僅必將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國家的法律體系面臨著如何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情況的新挑戰。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濟的三大特點
(一)迅速回升的全球貿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在WTO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內,如果按照貨物出口總額進行統計,那么國際貨物貿易總額從1995年的51610億美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91240億美元,總計增幅近77%,年平均增長率達6154%。其中只有1998年和2001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別只有115%和319%。其余年份均有3%以上的增長幅度,其中上漲10%以上的年度有4個。在原油商品價格持續高漲和電子產品出口復蘇的帶動下,2003年和2004年的增幅更是創了歷史新高,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519%,2004年比2003年增長21%。即使扣除了物價和匯率因素,2004年世界貿易量的增長也達到了9%。自2000年至2004年,世界GDP從32萬億美元的水平增長到40萬億美元的水平,總計增幅為25%左右,年平均增長率低于國際貨物貿易的年增長率。②
(二)外國直接投資復蘇和持續高漲,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實際吸引外國投資金額來計算,1998年世界跨國直接投資額為690911億美元,1999年猛增到1086715億美元,比1998年增長近5713%,2000年在此基礎上又增加2717%,達到了1387915億的規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響,2001年至2003年世界各國對外投資總額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2004年開始,世界跨國直接投資又出現恢復性增長,比上一年上升了9%左右。③
不過近年來,跨國直接投資開始呈現出兩大變化,其中第一大變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成為資本輸出國;第二大變化則是第三產業成為跨國直接投資新的領域。上述兩大變化業已對傳統的國際經濟法提出新的課題。
(三)隨著自由貿易區的蓬勃發展,世界經濟的區域一體化和國家集團化進程呈現加速態勢在過去的十年間,跨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迅猛,雙邊和多邊的區域貿易安排和協定數量激增,并且重疊交錯,這已經成為國際經貿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年底,向GATTPWTO申報的區域貿易協定已接近300個,其中依然有效的200個左右。不僅如此,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勢頭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年5月1日,歐盟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占世界貿易總值的20%;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所覆蓋的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三國,區內貿易數額也很可觀。此外,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美國主導下,于1994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預計今年可完成談判,屆時將正式建成這一包括34個國家、8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④根據統計,目前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是在這些自由貿易區內發生的。到2007年底,全球貿易體系將被300多個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分割,出現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⑤
另外,伴隨著全球貿易規模的擴大,發展不平衡問題難以避免,貿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國際經濟法發展的新動向
(一)包括國際商法在內的國際經濟法的統一趨勢明顯加強
國際經濟法統一趨勢的表現之一,就是處理各種國際經貿關系的國際公約不僅數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強,而且各國規制市場方面的經濟立法出現趨同現象,在這方面,以WTO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是效果最為顯著的實體法統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現之二,就是作為相關國際經濟法(特別是國際商法)主要法律淵源的現存條約或公約的參加國的數目大幅增加。
各國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之所以會出現統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為代表的各類經貿國際公約和國際協定,在促進各國和各地區的實體法的統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為顯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經貿一體化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和發展,又把自由貿易區區內各國大量的經濟法和商法進一步推向統一;其三,在國際公約、WTO協定和NAFTA的約束下,各國的商法和經濟法出現趨同的跡象。此外,越來越多的國內商事立法和其它經濟立法正在向國際經貿慣例靠攏,也導致了各國法律的統一化運動日益向縱深方向發展。
(二)國際經濟立法與其它各領域立法的關系日益密切,出現了聯結和互動趨勢
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使得各個領域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與此同時,國際經濟法律制度與環境、外交、衛生、社會等領域法律制度的聯結日趨緊密。國內有學者將這一趨勢稱為“國際經濟立法的一體化”。⑥鑒于對這一說法仍有爭議,筆者暫時將上述趨勢稱為“國際經濟法的互動和聯結”趨勢。
根據美國學者達維德·W·利伯隆的劃分,國際經濟立法聯結主要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規范性掛鉤”;二是“策略性掛鉤”。
所謂的“規范性掛鉤”,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調整對象和法律原則本身的關聯性或適用結果的牽連性導致的不同領域的國際法律的互相掛鉤。例如,反傾銷、補貼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原產地規則、進出口許可證、技術壁壘、檢驗和檢疫措施、紡織品貿易、海關估價等協定本身所調整的對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們都是國際貨物貿易的法律規則,所以被納入WTO多邊貿易的第一層面的法律規則。以國際貿易自由化為主要宗旨的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基于這一點,運用諸如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則將其連接成國際貿易法的一個整體。又如,投資領域的國際法律制度發展比較慢,而且投資與貿易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行為,但是為了貿易自由化原則的充分貫徹,WTO將其連接起來,制定了《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這就是將投資法與貿易法掛鉤的生動實例之一。
所謂“策略性掛鉤”,是指一些國家或國家集團,出于談判策略的考慮,交換投票權而形成的各領域的國際經濟法掛鉤。例如,一些國家在A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某一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但是另一些國家在B領域具有優勢,希望在該領域簽訂一份對其有利的國際協定;如果單獨在AB領域談判,可能永遠不會有談判結果,因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對。在此種情形下,如果將AB兩個領域合在一起進行一攬子的談判,雙方妥協的可能性較大,于是AB兩個領域的協定或條款,就順理成章地出現在同一國際組織制定的協定體系中,甚至被寫進同一個協定之中,而且此種情形并不少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WTO《知識產權保護協定》與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紡織品協定》二者共存于WTO體制之內。
(三)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融合日趨加深,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眾所周知,作為國際經濟法主要淵源的國際條約,其制定一般是由幾個主要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談判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某一國家(地區)或集團的談判實力越強,談判技巧越高,其國內法律或域內法律對國際法的影響就越大,同時在另一方面,國際法一旦成型,它又會對成員的國內法或域內法產生反作用。
例如,無論是GATT的《反傾銷守則》還是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都是以歐美的反傾銷法(特別是歐共體的反傾銷基本條例)為藍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國和歐盟大量的國內立法經驗。最為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WTO反傾銷協定直接借鑒了歐盟推算價值計算中期間費用(SG&A)和利潤率的計算規則,使正常價值的計算更為詳細和合理。再比如,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就是在借鑒了美國貿易法中關于損害威脅確定因素規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了反傾銷調查中的關于產業損害調查規則。但是反過來,在1995年,美國和歐盟又根據WTO《1994年反傾銷協定》調整了其反傾銷法的內容,美國不僅改變了舊法中關于正常價值等一些獨特的術語,而且取消了舊法中關于推算正常價值的公式中期間費用和利潤率的比例;歐盟不僅仿效WTO反傾銷法與反補貼協定分開立法的體例,改變了1988年理事會基本條例將反傾銷與反補貼兩種調查合為一體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確限定了反傾銷調查的時限。經過上述作用與反作用之后,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現在如果再將歐美反傾銷法的條款與WTO反傾銷協定的條款拆開放在一起,已經很難分辨出哪些是歐美國內法的條款,哪些是國際反傾銷協定的條款。
從兩大法系國內貨物買賣法和合同法對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1994年《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影響,到《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馬德里條約》對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顯示了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軌跡,那就是:國際經濟法與國內經濟法的發展正呈現出日趨融合的跡象,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
(四)國際經濟法律規則越來越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權威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只有遵守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其基本的國家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維護、鞏固和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法的規則更具有了權威性和生命力。
(五)國際經濟法立法主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一些私人國際機構在全球規則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擴大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國際經濟立法的主體日漸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國家、國際組織之外,一些私人組織日益參與到國際經濟法規則的制定過程中。這一現象引起了一些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著名歐盟法專家施奈德(Snyder)教授就將這一趨勢視為國際經濟法和歐盟法的一個新動向。根據該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我們的觀察,至少三類私人組織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是跨國公司對國際經濟法規則制定的影響。眾所周知,跨國公司為實施全球經濟擴張戰略,在其全球生產、銷售、管理等各個環節均制定了統一的內部規則和標準。同一個跨國公司在其全球范圍內的分支機構建立的同一的產品質量標準、操作流程、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員工守則以及其在對外簽約時廣泛采用的標準合同,正在影響著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法的立法進程。這些規則雖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實際效果和執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國公司推動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會計標準化委員會(IASO)等。其中,IASO目前在世界上112個國家中設立了153個專業會計機構,其職能是制定和批準國際會計標準和準則。盡管IASO標準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盡管各公司名義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國的會計準則自主聘請會計師事物所編制各種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但是在實際上,如果公司財務報表不符合所謂的“公認會計原則(GAAP)”,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發行和籌資行為就會遇到困難。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的有力推動下,一些多國公司迅速行動起來,建立了旨在為保護國際環境生態協調服務的私人網絡組織,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國際社會環保鑒定和標簽聯盟,包含了七個國際環境網絡,贏得了廣泛的公眾社會支持,其制定的認證和簽證規則業已成為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
(六)國際經濟法的法律淵源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其中,作為新法律種類的“軟規則”的出現和發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經濟影響和文化滲透能力被稱為“軟實力”一樣,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內的一些國際法學者們將上述傳統國家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之外的私人組織制定的事實上在全球通行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準則稱之為“軟法律”。出于避免歧義的目的,我們覺得或許“軟規則”的提法可能更為適當。根據施奈德教授的觀點和我們的理解“,軟規則”原則上雖然不應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卻由于具有廣泛的實用有時也能產生切實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貫徹落實的效果甚至比硬規則還要有效。這些規則不僅為國際企業和律師所熟悉,而且以國際行為準則之形式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活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與硬性法律規則相比,軟性法律規則有著交易成本上的優勢,通常更加易于適用于一些不確定的情況和要求作出妥協的情形。⑦
(七)國際經濟法對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的縮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這一問題已經開始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正在沖擊著各個國家和地區,以WTO為中心的國際經濟法律體系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仍在加劇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人們在統計數字中驚訝地發現,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總和大于4116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總和。⑧另外,國際貿易法律領域內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據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貿易壁壘其實是針對包括最貧窮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設置的,貧窮國家向富國出口時所遇到的保護主義,平均要比富裕國家相互之間出口時遇到的壁壘高出好幾倍。
關鍵詞：就業技能結構，技能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
就業技能是就業人員參與社會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就業技能結構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就業人員中的分布比例。根據技能對勞動力分類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將勞動力分為“thecunninghand”(熟練的手工勞動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在當前的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技術改變而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發現職場上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廣大雇主卻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來越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前提是要分析各行業目前的就業技能結構和發展趨勢，為勞動者指明職業技能發展的方向。
就業技能的分類與度量方法
就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訓多少、工作時間長短、職業性質和特點等相關，可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來衡量。一些文獻對技能劃為四種：學術能力或者叫認知能力；一般能力；學習和運用技術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兩種是從經濟角度考察，后兩種是從社會角度考察。從經濟角度測量技能具體依據有如下四種：證書、資格證等；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我國主要從經濟角度考察勞動者技能。
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分析
(一)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存在的有關問題
我國在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各資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關部門的統計報表、行政紀錄和抽樣調查，沒采用過問卷調查方式。其次，統計資料存在時間斷層。比如《中國統計年鑒》上，“分地區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年末人數”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數據；按“行業、性別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在2002年后才出現。這反映了我國在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時候，卻未對就業人員技能及就業技能結構引起足夠重視。此外，統計指標在不斷調整過程中也存在斷層。例如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1984實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兩次修訂，2002版和1994版在門類和大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將1994版和2002版的相關行業進行歸并分析，會造成較大的誤差。如果要做就業技能結構時間序列上的數據比較，只能以2002年作為分界線。
(二)就業技能結構度量指標的確立
相對而言，我國關于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較為全面。因此，本文將受教育程度構成作為度量就業技能結構的第一個指標。此外，統計較完整的還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它主要根據職稱來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認定，而職稱基本反映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將專業技術人員即技能型勞動力的比率作為第二個度量指標。兩個指標中，第一個指標更細致，但二個指標考慮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積累的技能，更有實際意義。
(三)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狀況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業技能結構。迄今為止，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按行業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欄中僅有2002-2005年數據(見《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3年版53-55頁，2004年版58-60頁，2005年版66-68頁)，其就業技能結構特點如下：
各行業中各個學歷層次的就業人員比例分布趨勢都比較平穩，沒有突變情況出現。
在采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比率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行業能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很好的吸納效果。現實也如此：大量未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勞動力，都勞動在搬運、施工、運輸等門檻很低的行業。
除房地產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這些行業外，其余行業勞動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說是以低技能為主。
農林牧漁業屬于傳統產業，但2002-2004年的數據表明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和小學程度就業人員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專學歷人員逐年上升。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表明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運用和生物技術的推廣對勞動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初中學歷的逐年上升。這表明我國生產業從業人員的就業技能結構未滿足產業發展要求。特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大專、大學本科學歷就業人員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學生是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群體，這讓人非常擔心行業的創新能力和今后發展潛力。
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中，初中學歷從業人員逐年上升，其所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年均增長率竟達2.4%；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認為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但現實并非如此，所以這個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還有待改善，應當加大引進高學歷人員。
在制造業，初中學歷人員逐年提高，高中學歷人員逐年下降，大專和本科學歷人員逐年上升。當前中國的制造業需要大批具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類技師是社會急待解決的問題。相對初中生，高中生在學習和運用技術方面都有先天的優勢。而制造業中吸納了越來越多的非熟練工人，這也印證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企業普遍難招熟練技工。這對發展我國現代制造業是相當不利的，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中大專以上學歷層次人員逐年穩步上升。這和行業本身特性有關，進入此行業意味著穩定的職業生涯、較高的社會地位和體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許多高學歷者都將公務員、教師作為首選職業，同時也印證了近年公務員報考熱潮的高漲。
2.以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分析就業技能結構。依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除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專有專業技術人員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業技能結構在逐年提高。特別是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基本年均增長1%以上。
而從2002年以后的數據來分析，部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增加緩慢，甚至有下降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行業調整后，大行業中的細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變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房地產管理業、房地產與經紀業等細分行業。而2002年后，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等細分行業。一般情況，物業管理比房地產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比房地產與經紀業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現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數據。在社會服務業(1994版)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2002版)也有這種情況出現。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業分類，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藝術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按照1994年的標準，細分行業教育業的就業人員占到該行業就業人員的90%以上，導致了整個大行業呈現上升趨勢，而在2002年教育行業成為一個單獨國民經濟行業，從文化行業中分離出去了。
(四)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的比較
按照受教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來分別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發展的趨勢，一部分行業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業、教育行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住宿和餐飲業(2002版)、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1994版)，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2002版)、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2002版)。也就是說，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與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想改善這些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可以從調整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標度量出現不同結果的現象。如據1994版和2002版的分類，采掘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逐年上升。這表明，根據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這類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標，將大專以上學歷人員作為高技能人員，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提高的趨勢。為什么兩個指標度量的就業技能結構有不同呢？很大一個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標構成主要從顯性知識角度度量就業技能，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是從隱性知識角度來度量。隱性知識是在工作中積累的，以工作經驗、工作訣竅等形式呈現的知識。這些行業中顯性知識水平不高的就業人員可以通過長期工作積累，儲備較高的隱性知識，獲得相關專業技能認證。兩個指標度量的結果基本相反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服務業。
改善我國就業技能結構的對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業如制造業存在就業技能結構與行業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不但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易產生結構性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為此，筆者結合國情提出以下建議：
國民要樹立科學的技能觀。目前我國技能人才隊伍存在年齡偏高，技師、高級技師面臨斷檔的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重普教輕職教、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的傾向很嚴重，技工實際地位在不斷下降，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技能人才的培養。企業用人應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視技能。
在農村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交易現象，無論是最初以物與物的形式，還是進化到目前的資金量與農業國模化生產的模式，都存有一定的風險因素。而此時，金融機構的出現彌補了農村體制上的空白，令投資、生產、交易等過程轉變成規范的流程，便于資金的有效流轉與應用，且保證資金周轉的安全性與可靠性，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穩步增長。
2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整體增長有著極強的正比例關系
隨著我國經濟與金融發展步伐的加快，關于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探索在學術界掀起了極其激烈的浪潮，相關的討論聲音此消彼長，但大多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正比例的關系，即一個固定區域的經濟增長越迅速，其金融市場的發展環境越良好，反之亦然。經研究，也可以發現，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保持正相關。
2.1農村儲蓄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
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聯，早期國外的經濟學者就通過科學的理論分析對二者做以明確的論證，采用了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度與人均純收入作為農村居民儲蓄—收入關系的變量，從而得出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發展間正比例關系的結論。并且，基于這一點，對國家經濟環境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議。農村儲蓄量增長了，金融機構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將其資本投入到農村生產過程當中，促進農村相關基礎建設行業的發展，令農村資本得到有效利用。
2.2農村金融機構利率的調整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
水利工程多在邊遠山區，遠離城市，生產與生活存在許多實際困難。水利建設必須考慮和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逐步把水利工程所在地建設成為中小型城市或鄉鎮，改變邊遠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工程管理的財務分析和收支平衡問題在水利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及規劃設計中，不僅要做好國民經濟評價，還要做好財務評價。在財務分析中，要研究工程管理單位的經濟良性循環問題，使工程管理單位這個非營利性企業能夠做到財務收支平衡并略有節余。防洪工程當前難以向受益單位收取防洪費用，但工程需要設立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進行工程的管理運行和維修，它是社會經濟大循環模式中的一環。在工程規劃設計中，應充分考慮工程管理單位的財務收支平衡，由工程主管單位負責解決其工作條件，維持經濟良性循環。
水利經濟不是水與利的問題，而是一個全面的問題。所以說雖然我們研究的看似是一個經濟問題，其實經濟也是受全方位影響的，可能其中一環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全局的利益。所以我們在水利經濟的發展中，更要依托行業優勢為基礎動力，培養具備高科技知識的水利人才，調整固有結構，順因民意以及市場，這其中我們主要要注意四點相對關系。正確處理宏觀認識與具體落實的關系在宏觀認識上要正確把握水利經濟的內涵，在微觀上抓好具體工作的落實。對水利經濟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是水利經濟不同于水利多種經營，而是涉及水利系統各部門的全方位的經濟工作。水利系統所從事的注重投入產出，講求經濟效益的管理、生產、經營活動叫做水利經濟。這樣水利經濟的內涵就非常明確，其主體是水利系統所有的單位和個人;其經營策略是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投入產出，講求經濟效益其業務范圍不但包括經營活動，還包括管理、生產活動。
正確處理整體推進與發揮行業優勢的關系從長遠發展戰略上，要以市場經濟規律指導我們的水利經濟工作，樹立全方位、多行業、全社會的發展思路，細化到水利經濟當中，我們需要的是從水資源來考慮，首先注重的是質量而不是速度，所以我們還需要壹個細致的規劃去幫助水利經濟的改革，爭取走上一條萬無一失的道路。從目前發展戰術上，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于發揮行業優勢，捷足先登，突出工作重點，以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