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9 09:21:3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公共財政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行政管理 課程體系 教學改革
一、引言
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從注重管理轉向注重公共服務和協作，起初的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對象和范圍、管理與服務的內容和方式也理應加以轉變，以適應市場經濟、知識經濟和民主價值訴求的發展需要。為實現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專門人才的目標，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構建體現理論和實踐強有力結合的教學體系，把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注重對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編制培養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的人才培養方案，科學地構建實踐教學體系，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當前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
1、政治學類和管理學類的課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這種課程設置實際上反映了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教育主要存在著兩種取向，即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行政管理學界的這種取向上的爭議實際上反映了目前中國行政管理學在學科基本范疇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課程設置上就表現為，政治學類課程和管理學類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分別占有幾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學類的課程除了公共財政學和行政法學之外都是屬于管理學范疇的課程）。
2、課程之間的設置缺乏聯系和必需的銜接性
這尤其反映在公共財政學和公共政策分析這兩門課的設置上。公共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必須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但是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基本上都沒有開設這兩門基礎課。如果沒有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學生是不可能學懂公共財政學的。當然，目前國內大多數行政管理學專業所用的財政學教材是建構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沒有現代經濟學的知識也可以被學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課程比重過小，并且缺少相應的基礎課程
如果將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動分為內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專業的課程體系主要偏重于內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課程極其少。
4、經濟學類的課程相對較少
由于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界對于行政管理學的基本范疇之爭主要集中在政治學取向和管理學取向之上，因此對于經濟學類課程的重視就顯得不夠。當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為缺乏經濟學類的師資。所以，目前只有極少數院校的行政管理學專業開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三、行政管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改革分析
1、重視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訓
為適應社會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應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因此，在理論教學體系、實踐教學體系之外，還要重視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內涵不僅包括有利于提高學生專業技能、技術創新的專業素養，還應包括社會綜合能力的擴充訓練、精神氣質的陶冶和人格品質的塑造。
行政管理專業以培養行政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為目標，針對管理者素質的要求，開設人文素養方面的課程，從管理者的觀念、品格、知識、方法、能力等方面強化訓練。如開展務實、敬業、拼搏、創新精神的訓練，倫理道德、毅力、人格修養等方面的培養，加強人際溝通、表達能力、創業策劃、情商訓練和社交禮儀等素質的培養。現代政府存在與活動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立足于為少數人或行政官員自身利益服務的基礎之上。這是對政府及所屬行政工作人員的基本倫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學專業對學生的培養和教育，只有在這種專業意識的指引下，才能培養他們的服務意識、公仆意識和公共責任意識。
2、同等重視理論課程與實踐環節的安排
行政管理專業是一門應用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教學計劃除設置大量的理論課程外，還應包括更多的實踐環節。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應使學生能真正勝任公共服務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學之中，通過專題研討會、課程論文等形式，要求學生獨立研究公共服務領域里存在的問題，培養其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對公共服務領域活動深層次的現象進行觀察、分析、歸納、整合的能力。通過這些實踐環節的有效實施，提高專業人才應用行政管理專業知識與理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轉貼于
3、同等重視定性與定量課程
對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加強高等數學、公共管理統計學等定量課程的教育與學習，有助于為該專業的學生學習定量課程打下堅實基礎，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術分析的能力，從而準確地將在實踐中統計的資料應用于政府公共服務中，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4、改革單一的政治學取向和單一的管理學取向
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及其管理對象的廣泛性與復雜性，決定了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設計應體現諸多學科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和相互發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微觀管理職能的逐漸削弱，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逐漸強化，社會對行政管理的技術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為了使學生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學科綜合走向上創新。因此，行政管理學在學術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應更多地與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緊密聯接起來，達到互相借鑒與滲透，相互促進與發展。尤其是現代信息化、知識經濟社會日益發展，多學科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為行政管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陸鋒明.淺談高職教育中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體系的構建[J].社科縱橫，2009(8)
論文摘要：農村基礎教育發展和政府存在密切關系，和政府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和各級政府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實強化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才會改變目前的弱勢局面，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Keywords:Basic education Rural economy Government Finance investment
Abstract:The decelopment of the rural basic education is combined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finance closely.The government must take some measures，improve the polices and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the support and the finance investment.If the government can do these things，China’s rural basic education will change the vulnerable situation into the vigorous situation.
教育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育為農民及其子女離開農業，在非農部門就業創造了條件；二是農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后，有助于他們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提高經濟效益。亦即教育能增強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能動性，提高農民的變革能力和經營決策能力。我國將教育分成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兩大類。義務教育亦稱基礎教育，指小學和初中階段；非義務教育包括高中、中等、高等及職業教育等。我國的一些學者就基礎教育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結論：如果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使得農業勞動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提高1%，那么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提高2%；如果文盲比重降低1%，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可增加1.2%。關于基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世界銀行曾得出以下結論：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就會增加9%，這里指頭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與不受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后三年的收益減少使GDP年增加4%，即其后三年的教育可使GDP增加12%。由此可見基礎教育的重要性，所以為了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加強農村的義務教育是關系到農村乃至全國的重中之重。
1.教育產品的定位
按現代公共財政學理論，按照社會產品是否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可將全社會產品分為三類：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的特征。對于私人產品，購買者支付了價格就取得了該產品的所有權并可輕易排斥他人消費該產品。同時，一人消費了這一產品，別人就無法再消費了。例如衣服、食物等大部分社會產品都具有這兩種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具有公共產品部分特征的混合產品，也稱為準公共品。就教育而言，它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正效應的準公共產品。人們通過教育投資可以獲得個人的種種直接收益，如個人終身收入的提高，工作選擇機會的擴大等，這一部分利益是可分的。而教育的另一部分利益對每個受教育者個人而言卻是不可分的，整個社會都能從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獲益，包括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全社會進行科技開發和產品更新能力的提高，即生產力的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因此教育的收益可以分為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
教育從整體上講是準公共產品并不意味著教育是同質均勻分布的鐵板一塊，實際上各級各類教育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差異，它們在受益外在性和排他性上表現各異。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它們在受益外在性方面逐漸減小，在消費的排他性方面則逐漸增大。從低層次教育到高層次教育，從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人們受教育的目的性逐漸加強，受教育越來越與未來的職業和預期收入相關，受教育的機會則越來越小，競爭日趨激烈。所以，按照這樣的順序排列，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逐漸減小，私人產品屬性逐漸增強。也就是說，教育的級次越低，其公共產品的屬性越強。
因此根據政府公共支出理論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我國教育產品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具有純公共產品性質的，如義務教育。維持和接受這些教育的全部費用應由政府的財政部門承擔。二是提供準公共產品的教育單位或教育服務部門，如高等院校、中等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這些教育服務雖然具有公共產品的某些性質，但與義務教育不同，這些教育服務不是完全沒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說，一些人享受了這些教育服務之后，至少就減少了另一些人對這些教育服務的享用。例如，受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額限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進入本科或研究生層次進行深造。三是基本具有私人產品性質的教育服務，如職業培訓、家政服務等。這些教育服務具有私人產品性質，有嚴格的排他性，因此這種教育服務的費用應該由享有這種教育服務的人提供。由此可見，基礎教育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由政府提供。高等教育則是個人發展和實現的需要，屬于個人決策和個人選擇，應由自己負責。而我國卻發生了嚴重的錯位。目前的基本情況是，大學教育中央管，中學教育省市管，小學教育縣鄉管。
2.義務教育供給的財政分析
按成本——收益理論分析，教育產品，尤其是基礎教育，具有大量的外部收益。由于外溢性的存在，成本與收益不對稱，這就會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因為私人投資者進行決策的時候，只可能將其實際承擔的成本與得到的收益進行比較，在外溢收益得不到報酬的情況下，就會較少的選擇以至擯棄從事該類活動，這就是市場失靈和缺陷。
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最具效率。公共財政是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主要特征是彌補市場失效和市場缺陷。而市場失效的原因就在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存在。公共財政的目標是為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增進社會福利。效率和公平是社會經濟福利的兩大準則。政府既要保證社會公平，讓全體公民不分貧富、種族、性別享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又要利用市場機制，發揮效率作用，促進基礎教育發展。
轉貼于
中國農村教育特有的規律“經濟與教育的反比原理”：一個村的大學生所占比例越高，這個村的經濟排名便越靠后；一戶人家的孩子書讀得越“高”，這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也就越不濟。農村培養大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的絕大多數教育成本是由農村承擔。而最后學生大學畢業留在城市工作，是由城市來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收獲智力資源的專業技能。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大學生缺少返鄉的利益驅動機制——十年寒窗，為的就是能夠脫離黃土地，脫離貧窮和落后；城市又缺少對農村制度化的反哺機制——對農村的教育成本付出缺少補償。農村教育竭盡全力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賠了人才又賠錢。農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資金和智力支持，但在教育系統集中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城市為中心的制度化過程中，資金又以教育投資的形勢流向城市，最優秀的智力資源也通過高等教育這條路徑走出農村。如果農村經濟不能從教育中獲得益處，這樣的教育能夠維持長久嗎？如果教育只能造成反比向的窮困潦倒，誰還會把錢再投入到教育消費中。要讓農村從這個過程中獲益，必須有政府部門的介入與干預。
義務教育從法律角度看，也應該是公共品，因為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是一種強制性教育，每一個適齡兒童都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學生家庭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礙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既然政府承認公民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那么為了保證基礎教育的可靠性，政府有義務為每一名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義務教育的供給和需求不應該通過市場，而應該由政府調節。義務教育的資源應該由政府來進行配置，經費投入須納入財政供給范圍之內。否則，義務教育就不稱其為公共產品，基礎教育發展就缺乏必要的資金保障。
上述分析表明，基礎教育不同于其他級次的教育，基礎教育屬于純公共品，而屬于純公共品的經費問題應該納入國家財政預算。這是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規定。
3.重新認識、劃分政府間在農村基礎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權和責任
基礎教育是一個社會文明存在和延續的基礎，在任何一個健全的社會形態中，政府都應該為公民接受基礎教育提供充分必要條件。
3.1 從國際經驗看，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礎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國家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義務教育的全部費用支出均由政府公共經費承擔。雖然各國中央政府支持基礎教育的力度不同，但中央重視并加強基礎教育投入卻是共同性特征，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3.2 中國的現實情況表明，級次較低的政府，其財力規模小，難以有效承擔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而級次較高的政府，其財力相對雄厚，必須適當承擔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職責。
而當前我國政府間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級財政財力規模較大，在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占有絕對支配地位，超過60%，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極少用于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基本上甩給基層政府，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主要由縣鄉政府承擔。而縣鄉基層政府財政收入比重一般為20%左右。這種“小馬拉大車”的狀況與我國當前的整體財力分配格局極不適應，這種格局必須改變。
3.3 理論表明，中央政府在調節區域間財力差距、促進地方公共品均等化方面，都擔負著重要使命。從世界范圍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區域之間，從經濟發展到財力分配乃至公共產品的提供，無不存在著一些差異，而發展中國家尤甚。這就客觀上要求中央政府代表整個社會利益，通過財政分配手段的運用，減少區域差異，提供大致均等化的公共產品，這是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基礎教育是最為典型的公共產品，如果缺乏中央政府的必要財力支持，那么勢必會造成基礎教育發展嚴重失衡的狀況：即在發達地區，財力雄厚，基礎教育發展有保障；而在不發達地區，財力薄弱，基礎教育發展就沒有保障。這說明，中央政府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承擔著支持基礎教育的職責，而且越是在不發達地區，中央的相關職責越重。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到的基本結論是：農村基礎教育發展和政府存在密切關系，和政府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和各級政府財政存在密切關系。只有采取措施，完善政策，切實強化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才會改變目前的弱勢局面，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 胡慶康、杜莉.《現代公共財政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論文關鍵詞：經濟增長，財政支出，回歸模型
一、引言
安徽省GDP近年來一直保持近的增長率，其中年安徽省GDP增長高達，增幅比全國高個百分點，居全國第位。比年前移位。安徽省財政收入和支出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年安徽省地區生產總值首次實現“超萬億”，達到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回歸模型，增長。年，安徽省財政支出1623億，比年增長。年財政收入突破1500億元，達億元，增長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億元，增長，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個百分點。財政支出突破億元大關，達到億元，實現年翻一番，同比增長，增幅位居全國第六，中部第一。年安徽省財政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回歸模型，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資源配置系統由市場資源配置系統和政府資源配置系統組成。而政府正是利用財政支出手段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穩定和發展經濟的目標。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可以有效利用財政杠桿加速經濟的增長。
對安徽省的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安徽省的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規模的大小，投入規模是否合理以及對安徽省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通過實證研究有利于找出安徽省財政支出中存在的問題，以便適時有針對性的進行調整，從而達到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益的目的。
二、理論模型及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選取的樣本區間為1995~2008年。部分指標由于統計標準的改變，本文作了調整。同時為方便處理，解釋變量的單位為萬元，被解釋變量GDP的單位為億元。
2．指標的選取
本文選取安徽省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基礎設施支出、科技三項及企業挖潛改造支出、農業支出、科教文衛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五項支出作為被解釋變量回歸模型，分別用 表示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
表1 歷年統計數據單位：x1~x5(萬元)；gdp(億元)
變量
年份
x1
x2
x3
x4
x5
gdp
1990
34213
19997
31724
170850
61930
685.02
1995
83416
66542
68456
406060
177261
2003.58
1996
121416
121902
90851
482920
210821
2339.25
1997
149498
142834
115791
544659
237065
2669.95
1998
237498
173126
109114
567910
233633
2712.34
1999
350633
155567
114787
662757
299491
2805.45
2000
400853
158813
106375
750095
347527
2902.09
2001
435524
254284
108724
904815
424417
3246.71
2002
538225
170267
101731
1039490
485954
3519.72
2003
474481
175933
169118
1153342
512911
3923.1
2004
508578
239367
253414
1444599
645081
4759.3
2005
641160
270646
289279
1616977
737823
5375.12
2006
976248
373833
339334
2118082
933113
6131.1
2007
1176332
420000
351752
3205928
1128403
7364.18
2008
1410167
430000
481900
4466252
1323693
8874.17
2.加大農業支出，積極執行“三農”政策
在農村地區，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有失靈的現象，部分農村基礎公共產品投入產出效益不夠明顯。這些基礎設施的投入周期較長回歸模型，私人部門大多不愿投資這些領域，而這些設施的建設有利于農村的長遠發展，這就需要政府的引導和支持。在公共財政支出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入，對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提升農業產業競爭力，改善農民生活質量，增加農民收入有重要作用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且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拉動消費，開發農村潛在的巨大市場，進而從整體上提高安徽省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業對安徽省積極增長的貢獻率僅次于科教文衛，可見其在安徽省經濟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業的增長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強的物質基礎。加大對農業補貼的力度，使全體農民的收入有一個較快速的發展；加大對安徽特色區域特色產品的補貼回歸模型，同時積極引導其向產業化，集約化方向發展，形成特色地區品牌產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促進農村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提高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農業損失的補貼力度，降低農業生產的威脅。
3.加大對企業的挖潛改造支出，引導企業創新
企業發展的好壞直接關系經濟增長狀況，企業是納稅大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來自企業。安徽省企業的規模在全國范圍來看還不夠高。政府應加大對企業的資金支持和政策引導。為重點企業的發展提供政策上指引，促進重點企業的快速發展，從而調動企業研究開發的積極性，鼓勵企業進行體制改革回歸模型，引導企業自主創新，為安徽省的經濟與財政的和諧發展提高堅強基礎。
4.保證重點支出，提高資金運用效率
財政支出中應保證重點項目支出，壓縮一般支出。把支出放在老百姓迫切需要的重點工程及重大民生工程上面，對于重點投資項目，做好可行性研究，減少行政決策失誤。項目結束時，做好相關的資金結轉工作。嚴禁挪用項目資金，確保專款專用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而行政管理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弱，不利于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率。政府應精簡行政管理機構和人員，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回歸模型，減輕財政負擔。同時，施行績效考核指標，及時糾正不合理的低效率支出。
5.健全制度，加強財政資金管理
政府部門應加強管理，促進財政支出能夠更加合理。各部門要密切的配合，加強合作，控制不合理的支出，杜絕鋪張浪費。監察、審計部門尤其要發揮好其職能作用，從而促進財政資金的合理有效運用。同時明確界定財政支出范圍，采用科學的預算編制方法，更加細化預算項目，提高預算的準確度與精確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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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代彥、趙海.我國財政支農的影響因素分析[J].技術經濟，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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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道變革以來,國內學者對于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各種研究視角進行綜述,總結為公共物品經濟學、新公共管理與科學發展觀三大視角進行分析。
關鍵詞:公共物品;研究視角;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29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00903
1公共物品經濟學視角
1.1以公共物品的定義出發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是由被稱為經濟學界是愛因斯坦的薩繆爾森提出的,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區別于私人物品的特性,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條件被稱為薩繆爾森規則。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問題是指,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機制及兩者的組合等均不能實現公共物品的薩繆爾森規則。趙寶廷博士從公共物品的定義的角度,分析了基于排他性、競爭性等物品性質視角的離散型公共物品和基于連續性物品譜系視角的公共物品,探索公共物品供給效率問題的解決思路。他認為公共物品的定義應該堅持一元標準和連續性物品的思路,并以解決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為導向,定義不僅要體現物品自身的性質,而且要體現產權、組織、與供給方式等人類制度性因素。
1.2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
在公共物品供給的討論中,學者們的論點大多集中于供給的效率問題,雖然在如何合理優化配置資源、創新供給效率手段與技術等方面,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劉起博士通過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效率依據和無效率解的論證,提出政府供給、市場參與和第三部門提供這三種模式相互結合的供給制度,各種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彌補才能達到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水平。總之,“三個供給模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和領域,三者應當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展現出任何一個單純提供模式所不能達到的效率來”。山東財政學院的岳軍教授通過對公共物品的各種供給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給制度選擇和安排的依據是制度效率的命題。其他學者的論述一般都是在分析西方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提高供給效率的對策,曾春水和張玲的《公共產品的效率分析及改進對策》、陳文煌的《淺析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和尹鴻雁的《提高我國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思考》等等。
1.3產權視角
向玉瓊對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產權機制進行了比較,具體論述了公共產權和私人產權、社團產權各自的優缺點,并針對我國的現狀,提出了對于不同的公共物品應采取不同的供給路徑,“應根據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規模經濟的大小,明確各類公共物品提供的產權劃分,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劃分”。南開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用產權經濟學來分析公共物品,提出了公共物品特征的新概括,并認為一種產品之所以成為公共產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由薩繆爾森所概括的公共產品的兩個先天特征決定的。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制度績效函數模型,用以判別一個物品應該當作公共產品提供還是當作私人產品提供。該模型假設消費者之間的效用變化是均勻的,用消費者剩余的平均值來做簡明的推算,很多情況下僅僅靠對相關數據的估算,就可以根據制度績效函數模型對產品的性質進行判別。
1.4交易成本視角
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是經濟運行中的摩擦力。政府通過供給公共物品彌補市場失靈可以減少市場交易中的交易成本。福利經濟學家往往把政府制度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問題。而實際上政府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如同市場制度一樣,同樣是內生變量,其自身的運行以及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問題。政府再供給公共物品過程中,因為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尋租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因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這種交易費用影響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某種程度是一個政治過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場制度昂貴”。在現實中表現為政府的種種“政策失敗”。諾斯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一種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在以交易成本為視角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主要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實踐經驗來探討如何解決我國的存在的問題。如張軍教授的論文――《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視角審視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論述了交易費用如何影響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分析了我國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并就如何通過公共財政體制改革降低交易費用,保證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提出相關建議。
2新公共管理視角
2.1政府與公共產品的視角
公共物品的存在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公共需求,最終實現公共利益。一般認為,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提供的。因而圍繞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組織以及公共組織的權力(公共權力)分配,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題。隨著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務的復雜化,政府不可能對所有公共事務進行具體管理,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政府失靈”造成了政府在許多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力不從心,引入多元化供給模式已在學界達成廣泛共識。崔運武分析了私人參與公共產品提供中政府的責任主要有三個:第一,政府要為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者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勵;第二,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可能出現的某些負外部性問題進行規范制約;第三,在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公共產品的消費者給予必要的保護。楊豪論述了政府行為擴張的五方面理由: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的內在擴張;利益集團存在的政府擴張;官僚機構與政府擴張;財政幻覺與政府擴張;納稅人與決策者的分離等。政府行為擴張的存在,容易導致政府失效,所以應該把政府干預置于制度的約束之下。這樣一來,政府行為就有了一個遵循的標準,避免了政府無限的過度擴張。藏旭恒從公共產品的區域性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夫關系出發,認為“集體的規模對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有著重要影響,相對于中央政府而言,規模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地區間差異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決定了強化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給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給效率的一個可行途徑”。中央政府在經濟職能方面可以考慮對各級地方政府進一步放權,以保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符合各地區的實際需求,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之后他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論述了物品“公共性”的區域差異與政府職能的區域差異,他認為作為公共物品供給者的政府,其職能應與公共物品需求的區域差異相對應,并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來加以改善。
2.2公共財政的視角
我國目前的供給結構扭曲現象較為嚴重,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和“過度供給”的現象并存,尤其是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是公共財政建設不能回避的問題。很多學者以公共財政的視角來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學者認為公共支出的決策過程充滿了政治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復雜多變的公共選擇過程。公共產品的數量,提供哪些公共產品以及如何提供等問題,是在既定的財政制度下,政治家、官僚、公眾和利益集團間博弈的結果。江秀平指出,公共財政的顯著特征,就是公共性。提高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果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出發,規范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兩者都需要體現其公共性。劉瑞華從財政供給環節上對公共產品分類,分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選擇機制和端供給機制。“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是一個系統過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供給方式的變革,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改革的一個主攻方向應該是建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選擇機制和終端供給機制”。遼寧省財政廳和東北大學聯合課題組在建立財政支出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同時,提出要實現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提高財政支出效益,還需要構建財政支出效益評控機制,建立財政支出獎優罰劣機制。(1)要對決策程序進行規范,推行重大財政出決策獎懲機制。(2)對決策實施過程控制。(3)明確監督評價制度。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財力資源不是約束我國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原因,我國公共產品的短缺現象存在著直接動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進行政府經濟學分析。通俗的說,政府不是沒錢,而是不會花錢。
2.3治道變革視角
復旦大學的胡火研究了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給。提出打破傳統的統治理念中,地方政府扮演著地方公共產品供給的唯一主體角色,供給手段單一,忽視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面。在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應呈現出一種主體多元、方式多樣、制度多中心的狀態。治理視野下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逐漸呈現出如下的一種狀態: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合作;供給主體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給方式上多種方式并存;重視成本―效益分析;資金來源上不再局限于地方財政,而是強調通過各種渠道去融資,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重視公民對地方公共產品的偏好。
2.4供給模式視角
在供給模式的研究上,我國學者注重對西方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同時也注重聯系本國實際,探索適合我國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給模式。周燕博士對國外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做了綜述,主要包括雙主體參與供給論、三元主體合作供給論三和多元主體互動供給論三個部分。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給模式是國際潮流。涂曉芳文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權威型供給、商業型供給和自主型供給三種模式作了詳細的分析。馬恩濤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給出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分析了我國公共產品私人供給的現實性。北京大學的句華在借鑒S•薩瓦斯的理論基礎上,對公共服務中市場機制的原理、技術和方法進行了研究,填補了國內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缺陷,但研究也有待進一步深入。張洪武專門對公共物品中的非營利選擇進行了研究,他認為NPO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公共物品的生產方面,相比政府部門和市場組織,則表現出人性化,回應性及成本效益優勢,但要充分發揮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須強調政府的賦權,推進非營利組織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席恒博士認為,由于人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場和志愿事業機制聯合供給,只有建立復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給機制,才能夠實現其充分有效供給與可持續發展。李宏在研究英國公共領域改革做法的基礎上,對我國城市改革物品供給的現狀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提出我國城市公共物品供給思路和對策。韓兆柱則在分析國外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研究了我國轉型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模式。他認為,公共物品供給的政府、市場和志愿組織等三種模式,每一種都有一定的缺陷,應選擇一種復合的制度安排,通過政府改革,構建由這三種模式合力實行公共物品供給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物品供給模式有一個和諧共生,共同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轉型時期公共物品供給模式的有效性。
2.5風險分析視角
在公共事務治理變革的視野下,民營化一直是一種國際潮流。我國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在公共物品供給領域逐步推行民營化治理變革,并在實踐中取得了相應的成效,但也存在著很多顯性和隱性的問題。李建華教授認為,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在改革過程中由于制度與法律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民營化中資本的逐利性與準公共物品公共性及公益性的內在矛盾,導致我國在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過程中存在諸多風險。這些風險具體表現為準公共物品民營化中的新壟斷、政府與企業的合謀、公共安全、公民與顧客的角色沖突等。這些風險的存在阻礙了我國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的有序推進,扭曲了準公共物品民營化改革之目的。王樂夫教授從公共性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的民營化改革抓藥存在的問題是民營化帶來的經濟性損失,公平性損失,壟斷和私人壟斷問題,公共責任缺失,新的社會穩定問題及可能引發的政府危機管理等六個方面。對此如果不及時進行科學分析并采取有效的對策,則難免產生不良影響。以上學者的風險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國當前政府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積極措施,防治各種危害的發生及惡化,特別是要消除來自體制上的障礙,加大立法步伐,加大執法力度,強化監督機制,杜絕腐敗,關注弱勢群體,將我國現階段所存在的準公共物品民營化風險的危害性控制在最低程度。
3科學發展觀的視角
3.1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視角
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屬于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個特殊領域,天津商學院的劉雙良和史瑞杰指出,在探討特殊領域的效率與公平的時候,必須將其放到社會效率與公平的一般背景中進行分析,才能厘清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效率與公平,及其與社會效率與公平的相互關系。他們還認為,在進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給時,我們的供給主體 (這里特指城市政府)應將其供給的效率與公平自覺置于整個城市社會的效率與公平之中來通盤考慮。只有這樣才能不至于使供給投資決策失范,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從而提高供給配置效率,使我們的每一位城市居民(納稅人)能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的機會公平中真正享受到其供給的結果公平,也只有最大化發揮了應有效用的城市公共物品,才能充分滿足城市社會的公共需要,才不失為一種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
3.2統籌城鄉發展的視角
馮海波指出,在“城鄉分割”狀態下公共物品供給是非均衡的,公共物品非均衡供給。一方面與城鄉二元社會相適應,另一方面違背了效率原則。在“城鄉統籌發展”目標模式下,公共物品供給應堅持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的策略。公共物品均等化服務有兩種選擇:一是初始條件下的均等化服務,二是增量調整下的漸進性均等化服務,而后者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在實踐中,統籌城鄉發展的財政措施產生了積極效應。“在統籌城鄉發展的背景下,對城鄉居民實行均等化服務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國最大而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要解決農民享受公共產品國民待遇的問題。劉瑞華研究了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指出它加劇了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所以優化公共產品供給結構,把公共財政覆蓋到農村和農民應該是公共財政建設的核心內容。
3.3矛盾與協調的視角
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與社會公共需求不斷增長是我國當前公共事務治理中的重要矛盾。羅忠桓認為,矛盾的產生有歷史和社會環境變遷,公共需要存在與質量的增長及提高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務治理的低效性等因素。除了引導公眾有確定理性、合理預期和理性消費外,提升政府能力,改善公共產品的品質,謀求政府與社會私人部門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合作,調整公共產品的供求結構,不失為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績效,實現矛盾治理的基本出路。
3.4建設和諧社會的視角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也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為黨的重要執政目標,并把和諧社會的構建放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并列的突出位置。在這個大背景下,不少學者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來探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莊永海認為構建和諧社會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公共物品的提供問題。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建立一種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共同提供社會物品的模式。郭風旗指出,農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重要性突顯,政府力量應成為是農村公共物品治理的主要力量,加快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增加對于落后農村地區公共物品的轉移支付,調整財政和國債投入結構,加大對農業、農村的基礎實施建設的投入。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縣級行政管理研究分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為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提供法治保障。首先,必須樹立“社會公正”的理念;其次,要加快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相關的法律法規的配套建設。
4總結
上述國內學者的研究工作,在各自的學科上從不同視角分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有助于我們對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得深入理解,使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的多元互動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以成為學界共識。但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特別是直接對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中方法和技術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分析國內研究現狀,現有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微觀機制研究不夠;二是對公共物品供給的技術性問題缺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三是對如何建立保證第三部門在公共物品供給中作用有效發揮的體制問題可操作性成果少;四是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實證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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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地方政府發債 自主發債權 財政分權 監管機制
2011年10月，財政部印發《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允許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地方政府發債權再次成為學界乃至全社會熱議的話題。支持、肯定的聲音不絕于耳，懷疑、反對的意見也不在少數。本文從此次試點的內容出發，對建立我國地方政府發債制度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四地政府自行發債試點的分析
依據《試點辦法》，自行發債是指試點省（市）在國務院批準的發債規模限額內，自行組織發行本省（市）政府債券的發債機制，2011年試點省（市）政府債券由財政部代辦還本付息。
（一）與我國以往地方政府債券的比較
1993年，國務院叫停我國地方債券的發行，并在第二年的《預算法》中明確規定，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但事實上的地方債券并未徹底消失。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央發行10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并通過商業銀行以高于國債的利率貸給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逐年歸還。2009年，為減小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中資金不足的問題，國務院允許地方政府發行2000億元地方債券，冠以“2009年XX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政府債券”的名稱，而由財政部發行并代辦還本付息。2010年財政部繼續地方政府發行2000億元地方債券。
1.相似點分析
制度變遷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危機導向；一種是利益導向。從國債轉貸、中央到自行發債，制度變遷更大程度上都是危機導向而引發的。過去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此次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則直接源于大規模地方債務集中到期，債務違約風險凸顯的現實背景。
2.不同點分析
較之于1998年、2009年的辦法，此次試點最大的變化在于地方政府在債券發行這一環節得以自主，而中央政府則扮演“額度管理”的角色。因此，地方政府需要直接面對資本市場，需要遵循債券市場的運作規則。地方政府要想成功發債，就要充分披露其信用信息，增強財政透明度。自行發債試點實際是將地方政府納入到金融生態環境中，削弱了融資的行政化色彩，以市場化的方式規范其行為，將地方政府融資陽光化，從微觀層面完善金融生態環境。
（二）與其他國家地方債券發行制度的比較
在財政聯邦制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地方政府債券（也稱“市政債券”）與國債、企業債券、股票、投資基金等共同構成完整統一的證券市場。以美國為例，地方政府融資的主要平臺就是市政債券市場。美國的市政債券分為一般責任債券和收益債券，一般責任債券，政府使用稅收收入向投資者還本付息。收益債券由特定的地方政府機構發行，以項目收益償還。美國是典型的財政聯邦制國家，地方財政獨立于中央財政。更有地方政府破產制度保證中央政府不會援助處于財政危機的地方政府，避免了中央政府對地方債的擔保責任。
而我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并非真正獨立，地方發債所引發的一切財政風險最終都將由中央政府承擔。
二、確立地方政府自主發債權的理論依據
從此次自行發債的試點內容看，地方政府并未擁有完整意義上的自主發債權。但不少學者認為此乃轉向自主發債的一種過渡、一種準備。正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制度為許多發達國家所確立，在財政學、法學等領域可尋得其背后的理論支持。
（一）事權與財權相統一原則
依據公共產品理論，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不能依靠逐利的市場主體來提供，政府必須負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而收益范圍的區域性使得地方性公共產品更適合由地方政府提供，從而產生了財政分權的要求。財政分權即要求國家財政決策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有一定的劃分，各自享有相對獨立的財權，同時獨立承擔一定的支出職責。地方政府擔負著提供公共物品、進行公共管理的廣泛職責，產生了巨額的資金需求，因此應當根據事權賦予地方政府相應財權。發債權理應屬于地方政府享有的一項財權，通過發行債券籌集資金正是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
基于此，審視我國的分稅制改革便可見其事權財權不相匹配的實質性缺陷。一方面，在財政收入的分配上，稅權明顯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僅享有零星小稅種；另一方面，在財政支出的責任劃分上具有較大的模糊性，實際中，地方政府肩負著提供各類公共物品的硬性責任。地方政府在財政資金上存在巨大缺口是現實而必然的。
（二）預算統一化、財政透明化要求
為確保政府預算內容的完整性和同一性，政府預算必須覆蓋其全部公共收支，反映它的全部財政活動，而不允許有預算外的公共收支，不允許有在預算管轄之外的政府財政活動。而在法律關于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明文禁止下，地方融資平臺成為我國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資渠道，由融資平臺公司發行的企業債券或向商業銀行貸得的款項便成為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游離于預算監管體系之外。
事實上，在地方政府發債問題上，禁或不禁都無法改變其對資金的大量需求，但其形成的影響卻截然不同。唯有將地方政府舉債權合法化，將其各項收支完全納入預算管轄之內，才能有效確保公共財政的透明化、規范化。
三、我國確立地方自主發債權的現實障礙
（一）法律制度障礙
1.《憲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空白
地方政府自主發債權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本應在憲法層面予以明確。然我國《憲法》未對地方政府債券作出規定。此外，當前也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地方債的發行作出具體規范。實踐中，由國務院財政部決定地方債券的發行事項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法無據之嫌。
2.《預算法》禁止性規定
現行《預算法》規定：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對此，多數觀點認為這是為政策調整留有一定的空間，在國務院批準下的地方發債并非違法之舉。然而，要真正承認地方政府的自主發債權，這一原則上的禁止性規定明顯與其相悖。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著手于《預算法》的修改和相應法律的制定。回顧《預算法》的修訂歷程可謂漫長而曲折，目前修正案草案已進入人大審議階段，在地方發債問題上是否能有所突破還需拭目以待。
（二）地方政府“道德風險”之憂
此次試點實施之際，反對意見更多來自于社會公眾。出于對政府信用和政府自我約束力的懷疑，地方政府發債被視為危險重重。
首先，地方政府信用評級無可得知。由于地方政府信用評級體系的缺失、信用評級機構獨立性的缺失加之政府信息披露的缺失，地方政府與投資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事實上，根據國家審計署的統計結果，至2010年底，除54個縣區沒有政府性債務外，全國其他地方政府均有政府性債務，而其所負債務的真實規模究竟多大仍不得而知。其次，由于缺少嚴格的約束機制，地方政府極易出現過度舉債、濫用資金等現象。因此，對地方政府發債行為的有效監督是最為緊要的一環。此外，債務是否能按期償還也是投資者關注的問題，但基于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中央政府實際上承擔著最終的保證責任，因此不足以引起投資者的過度擔憂。但償債責任的明確落實同樣是建立地方政府發債制度的重要議題。
四、建立地方政府發債制度的配套措施
在上文已經提及的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之外，地方政府發債制度的確立更需要配套機制的同步構建。以下試從控制地方政府發債的啟動與強化發債過程的監管兩方面提出建議。
（一）適當擴大地方政府稅源
稅權與發債權構成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兩大主要來源。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稅源的限縮使得財政收入更是捉襟見肘。鑒于此，一方面可以適當增加地方政府在共享稅種中的分享比例，另一方面，賦予地方政府獨立的稅收征收權，允許其在法律的范圍內調整征稅稅種和稅率。地方政府財源的適度增加，不僅有利于協調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同時也減少了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以實現融資的需要。
（二）地方政府發債與清償的監管與約束
1.確立全方位的監管體系
首先，作為“風險的最后承擔者”，中央政府應當履行好監管職責，可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負責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申請的審核、地方政府的信用評級情況的等工作，在地方發債的統籌協調中發揮主要作用。其次，地方人大需加強對本級政府發債行為的監督，審查地方發債計劃，跟蹤資金使用方向，督促債務償還情況等等。此外，還應當充分發揮社會中介機構的專業優勢，通過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的介入，有助于在地方政府發債過程中規范操作、提高效率。
2.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債券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目標的實現，是投資者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僅僅是政府收支信息的公開是遠遠不夠的，地方債的債權方更關心的是地方政府的現金流，因此，加快構建地方政府定財務報告體系勢在必行。信息披露更要加強及時性、完整性，以確保投資者能在第一時間內獲取準確信息。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民生稅收; 稅收收入 ;瓦格納定律 ;實證
一、問題的提出
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是公共經濟與公共管理等相關領域永恒的主題。黨的十以來，該命題在國家治理理念下依托財稅機制被科學重申，“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健全現代財稅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要求，反映了執政理念和執政水平的不斷優化。具體到稅收領域，依托瓦格納定律模型對近年來樣本國家及中國稅收收入變化趨勢進行實證分析，對進一步科學厘定政府和市場關系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具有深遠意義。瓦格納定律由德國財政學家瓦格納在1882年提出，歷來被解釋為財政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呈正比關系。新公共管理理念源自國際經驗，從合理限定政府邊界的視角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重構，重在矯正政府越位。民生稅收理念則立足于中國國情，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從政府責任出發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反思，重在矯正政府缺位。從新公共管理理念出發，實證分析我國不同稅種稅收收入是否具有瓦格納特性，并從實踐中總結稅收結構變遷規律，同時結合中國國情所強調的民生稅收的價值追求，對中國稅制結構提出針對性優化建議，這是對十理念的有機結合與緊密呼應。瓦格納定律數學模型是本研究的路徑依托。瓦格納定律的核心觀點概括如下：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以及人均所得不斷提高，社會需求也在不斷增多；為了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公共部門的活動也會不斷增多，進而要求財政規模不斷增大。事實上該觀點成立必須要有一個假定前提，即不斷增多的社會需求只能由公共部門來滿足。這一前提否定了社會需求還存在其他滿足方式這一客觀事實。而濫觴于19世紀70年代末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用事實證明了市場機制也能夠有效滿足某些社會需求。面對這樣的事實，瓦格納定律對于當前財政管理實踐的指導明顯暴露出力不從心的局限。而除了財政支出規模外，財政規模的另一對稱外延乃是財政收入規模。立足于新公共管理運動背景，將財政收入指標納入瓦格納定律的經典模型進行印證，結果是否能夠與支出視角的實證結論相吻合，成為本研究的邏輯起點和目標指向。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世界各國不同稅種稅收收入的瓦格納特性分析，不僅在實踐上有利于從國際視野的高度為中國結構性減稅提供外部經驗支持，而且在破除“瓦格納定律”迷信的基礎上探討中國稅收結構優化，有利于豐富與深化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
二、中國稅收收入的瓦格納特性檢驗
立足于中國國情，對照新公共管理運動價值取向，我國的結構性減稅改革事實上與新公共管理運動“小政府”的價值理念高度吻合，按照新公共管理的價值邏輯，可以推知財政收入規模變化趨勢應該呈收斂或平穩態勢，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中國近年來的財政收入增速以超越GDP增速的狀態持續上漲，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在這種宏觀背景下，對中國稅收收入進行瓦格納檢驗，有利于反思中國稅制改革問題及尋求未來調整的方向。本文將新公共管理運動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使用中國1994-2015年的統計數據，依托瓦格納定律的經典數學模型依次進行ADF檢驗、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的具體計算過程均通過專業軟件Eviews6.0完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瓦格納定律有六個數學表達式（詳見表1），但都是以財政支出指標為自變量，本研究以稅收收入指標替代財政收入指標，第二個數學表達式沒有對應指標，需要剔除，因此稅收收入的瓦格納數學表達式只有五個。就選用數據的起止時間而言，之所以選擇1994年作為起點，是因為中國財政體制在該年正式施行了分稅制，經濟上的民主和分權在制度層面得以實現，而瓦格納定律的內在假定條件之一即民主體制；除此之外，這一階段還是中國開始關注并效仿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時期，以1994年為起點亦與新公共管理背景相吻合。選用的所有數據均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財政年鑒》，并換算為以1994年為基期的真實值。指標說明如表2。為節省篇幅，以下正文僅列出對指標總稅收T的實證檢驗結果①。根據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首先對指標LGDP、指標LT、指標LAT、指標LRT以及指標LAGDP各自數據進行ADF檢驗（相關結果詳見表3）。表3結果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稅收T各指標的對數與GDP的對數不能同階平穩，不可直接進行回歸，否則得出的結果將不可靠。下一步須對其一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如表4顯示，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I(1)]。同階單整序列滿足了協整分析的前提條件。運用Engle-Granger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5。表5數據顯示，協整分析的殘差序列平穩，證明相關被解釋變量與GDP指標之間具有長期協整關系。依托瓦格納定律五個數學表達式，對中國總稅收與GDP這兩個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詳見表6）。考慮4期滯后，相伴概率P值小于0.1即可認為拒絕兩個指標不具有特定方向因果關系的原假設。根據表6數據，被檢驗的五個表達式在不同滯后期內由GDP至T方向的單向因果關系都成立，其經濟含義即中國稅收總收入在規模的趨勢變化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增大，中國總稅收規模具有瓦格納特性。由表7可看出，中國稅收各指標中，僅有4個不具有瓦格納特性，分別是營業稅（T2）、消費稅（T3）、個人所得稅（T5）與房產稅（T7）。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稅種都具有瓦格納特性。
三、新公共管理及民生稅收視角下中國結構性減稅的深化
（一）中國結構性減稅存在的問題。由上文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在新公共管理運動背景下，中國分稅種指標絕大多數呈現出了不應該出現的瓦格納特性。進一步進行規范分析，具體問題涉及兩大方面：一是中國稅收規模增長出現了剛性趨勢，二是中國稅收結構出現了價值偏差。從稅收規模角度來看，1994年稅制改革后到2007年，稅收總量保持了10余年的高增長（圖1）。在此時期，稅收增長保持了18.4%的高速度，超出相應時期GDP增速。究其原因，除了經濟發展和征管技術優化之外，稅制體系中存在的重復課稅也是重要原因。就流轉稅而言，2009年之前的生產型增值稅制度，由于對設備的重復征稅導致法定稅基遠遠大于理論增值額，加之營改增前增值稅與營業稅并行導致的增值稅抵扣鏈條中斷，造成流轉稅的重復征稅；同時，2016年5月1日之前增值稅與營業稅長期并存的局面，不僅由于營業稅自身制度缺陷導致重復征稅，還因導致增值稅抵扣鏈條中斷加劇了重復征稅的程度。就所得稅而言，對投資產生的資本利得存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雙重課稅。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導致稅收增速超過GDP增速。圖1還顯示，2008年到2016年，中國稅收增長明顯呈現為先降后升再降的波浪型。2008年，稅收增長速度為18.9%，2009年迅速跌至9.8%形成谷底，2010年則又迅速回升至23%的水平，2011年保持平穩，2012-2016年則持續下降。究其原因，2008年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下行通道；與此同時，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推出結構性減稅政策。兩方面原因共同作用，導致稅收增速在2009年出現驟跌。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推行，中國的經濟增長獲得有效推動，加之稅收征管的強化，使得稅收增速又于2010年回升并于次年保持了基本穩定。2012-2016年稅收增速出現下降，其制度原因是結構性減稅尤其是營改增大力推進，導致減稅效應明顯。從稅收結構角度來看，中國雖然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強調科學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大力提倡市場作用的有效發揮，但由于稅制改革過于關注對經濟增長的刺激，而相對忽略了對民生、公平等的踐行，導致稅收結構出現價值偏差。主要問題表現為：一方面，稅制改革的公平性有待進一步加強。新公共管理運動典型國家的稅制改革證明，對于公平的追求應作為稅制優化的基本原則，各國實踐也證明了改革的效果。而我國稅制改革更多是從刺激經濟的角度出發，偏重于效率。另一方面，具體稅種的調節作用發揮不夠理想，比較突出的有消費稅征稅范圍過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雜亂、個人所得稅收入分配調節效應較弱、房產稅調節能力薄弱等問題。另外，現行分稅制下營改增后地方稅體系缺失問題也非常突出。綜上所述，中國結構性減稅進入深水區，如何使其更有效促進財稅體制作為國家治理基石的核心作用，須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與思考。（二）中國深化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建議。針對以上問題，綜合考慮新公共管理運動及民生稅收的要求，將國際稅收改革經驗與中國現實情況有機結合，中國深化結構性減稅可從以下三大方面進行努力：第一，優化增值稅制度。營改增作為最大的結構性減稅，實現了稅制完善效應、減稅減負效應、經濟優化效應和改革促發效應。截至目前，營改增全面推開一年有余，實踐中尚存在制度優化的余地。另外增值稅制度原生的缺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效率，為了避免這種后果，應對增值稅制度優化進行深入思考。第二，優化所得稅制度。新公共管理的價值理念要求政府盡可能少干預市場，反應在稅收制度上，企業所得稅制度應注意向“寬稅基、低稅率、少優惠”方向轉變，盡可能減少稅收制度對企業運營直接誘導，保證稅制的中性。民生價值理念對個人所得稅制度影響直接，應盡快落實個人所得稅由“分類”向“綜合”模式過渡，以高效發揮個稅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第三，其他稅種優化。新公共管理理念要求政府科學適度地發揮應有職能，落實到政府不同層級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優化是其應有之意，將之與稅收制度優化結合，地方稅體系的優化是其著力點。另外，民生稅收的價值理念涵蓋對資源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稅、消費稅、資源稅等相關稅種之間的配合優化，也應成為當前重點。
綜上所述，在新公共管理與民生稅收二維視角下，我國新一輪結構性減稅可以通過具體稅種的制度完善，有機整合不同稅種的不同優勢，使稅制結構進一步完善，調節作用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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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郝曉薇，段義德.基于宏觀視角的“營改增”效應分析[J].稅務研究，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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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曉薇，廖勇.綠色發展理念與消費稅的完善[J].稅務研究，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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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駱祖春.美國稅制改革歷程、動因及未來發展趨勢[J].涉外稅務，2006(11).
[7]馬海濤，肖鵬.中國稅制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J].稅務研究，2008(7).
論文摘要:我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市場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相應地,在稅收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通過對海峽兩岸在稅收管理體制、納稅申報制度、稅務制度、稅務處罰制度、稅務教育制度及納稅人服務制度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找出海峽兩岸在稅收管理制度方面的具體差異并進行總結,對于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進而提高稅收管理水平,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稅收管理是一國籌集財政收入的根本保證,由于其涉及經濟學(財政學、稅收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領域,各國政府以及學術界都非常重視如何改革和完善本國的稅收管理制度。以往,在稅收管理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我國的理論界主要將目光關注于美、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而對我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臺灣地區則關注有限。為此,筆者將對我國海峽兩岸的稅收管理制度進行簡要比較并進行總結,為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提供思路參考。
1稅收管理體制的比較
稅收管理體制是稅收管理制度的核心問題,其實質上就是解決中央與地方在稅收管理權限分配等方面的矛盾關系。稅收管理體制如果不完善,稅收管理制度就難以完善。
從實踐來看,我國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在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臺灣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稅收管理權限高度集中于臺灣省政府,而市、縣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非常有限。這種高度統一的稅收管理體制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后來經過多次改革和調整(主要于1951年、1967年和1992年進行),使得臺灣省的市、縣政府逐漸具有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限,擁有一定稅種的征管權和收入權,但是比較有限。目前,凡收入彈性大和征收范圍廣的稅種,比如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礦區稅和證券交易稅等均為臺灣省政府掌握,其取得的稅收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六成,而市、縣地方政府僅為四成。由于稅收管理權限被臺灣省政府較多掌握,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限的呼聲一直存在。
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后來經過幾次下放和集中,反復多次,但總體還是以集權為主要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適應經濟改革需要,中央開始較大幅度下放稅收管理權(主要收入分享權),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雖然擁有了幾個地方稅種的征管權,但是主要稅種的收入基本由中央分享。由于地方稅種收入相對較少,難以滿足大多數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需要,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稅外收費”的問題比較嚴重。可見,大陸地區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其結果使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稅收財力,在增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轉。所以,目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時期,應該按照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
由上可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稅收管理體制改革就總體方向而言是一致的,都是逐步向基層政府“放權讓利”,以不斷完善“分稅制”(其實這也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比較典型的做法)。不過,從改革的實踐來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分稅制改革還都不徹底,稅收管理權限都過多集中于高層政府,基層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還難以得到有效保證,這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就成為今后海峽兩岸稅收管理制度改革的一個共性問題。
2納稅申報制度的比較
納稅申報制度是稅收管理制度的起始環節。我國臺灣省的納稅申報制度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對所得稅收實行“藍色申報”制度。所得稅收的征管比較復雜,難度相對較大,因此如何有效預防所得稅收的偷逃稅問題,也是現代稅收管理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課題。臺灣省在所得稅方面實行“藍色申報”制度,通過將納稅人分類管理,較好地激勵和約束了納稅人依法納稅。
臺灣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相當于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以及個人所得稅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等),凡能夠按照會計制度和稅收管理制度的規定,有健全的財務制度(設置專門財務部門、人員,據實登記賬簿、保留憑證等),并且能夠依法申報納稅的,可以申請使用“藍色申報表”。使用藍色申報表的納稅人,在申報納稅時可以享受很多便利和優惠。比如簡化審核程序、允許延期申報、延長虧損抵補、提高業務招待費列支標準等。可見,使用藍色報表進行納稅申報的納稅人,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便利和優惠。對于稅務機關而言,也可以減輕對這部分納稅人報稅資料的審核與稽查壓力,從而將稽查的主要精力轉向使用其他報表的納稅人。可見,“藍色申報”制度對于提高我國臺灣地區的稅收征管水平有著重要作用。
我國大陸地區從2001年開始,借鑒臺灣省等地的經驗,開始對納稅人試行“A、B、C、D”評級和分類管理制度,就是將納稅人按照納稅信用程度從高到低劃分為4個等級,A、B級的納稅人可以享受較多稅收優惠,而C、D級納稅人將是稅務機關稽查的重點。這一稅收管理制度對于預防偷逃稅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過,由于經驗不足,現行的納稅人分類評級制度還難以做到像我國臺灣地區那樣完善,特別是對納稅人等級的評定工作,目前主要由基層稅務機關進行,有的稅務機關在評定時甚至存在“矮子中選高個子”的問題,這顯然不利于這一制度的有效實施。基于此,可以借鑒臺灣省的“藍色申報”制度,將納稅人的信用評定工作進行科學量化和動態跟蹤調整,并與具體重點稅種(比如先從所得稅開始)的征管相聯系,從而讓這一制度對納稅人真正起到激勵和約束作用。
3稅務制度的比較 稅務是指稅務人(稅務師及其事務所)在法定范圍內,受納稅人或其他單位委托代為辦理各項涉稅事宜的總稱。建立和健全稅務制度對降低征稅成本、提高征稅效率以及維護征納雙方的合法稅收權益,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臺灣地區的稅務制度建立較早,至今已有40余年的歷史。目前從業的稅務人員有5萬余人,遍及整個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稅務人的主要任務有:接受委托,納稅申報事宜;建制建賬,包括記賬、撰寫涉稅文書等;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事宜;協助政府開展稅務教育;接受稅務咨詢;進行稅收籌劃以及其他維護征納雙方合法權益的事宜。為保證稅務制度的全面實施,臺灣地區有關部門對稅務人賦予了較多的權利和義務,并且在有的稅法中規定,納稅人需委托有執業資格的稅務師辦理相關涉稅事宜。由于制度較為完備再加上稅務市場發育健全,臺灣的稅務已經成為稅收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輔助力量。
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區的稅務機關借鑒國際上的做法,在征管領域對稅務進行了有益探索。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稅務初具規模,國家稅務總局曾一度要把稅務全面引入稅收征管流程,后來由于“非中介”、“強制”等問題比較嚴重,使得稅務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為此,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又進行了稅務行業的清理整頓,要求稅務機構徹底與隸屬單位在編制、人員、財務、職能和名稱等方面徹底脫鉤,改制為由注冊稅務師作為出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制或合伙制的稅務師事務所,以還原其“獨立中介”的市場地位。截止到2003年2月底,全國有稅務機構(稅務師事務所)2307個,其中有限責任所1909個,合伙所398個。從業人員近5萬人,其中注冊稅務師有1.4萬人。不難看出,相對于我國大陸地區的市場經濟總量及發展態勢,現有的稅務規模明顯偏弱。
2000年初,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于在稅收工作中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通知》,要求各級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當地稅務開展的實際情況,制定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具體辦法。對一些政策性強、技術難度高、涉稅事項較為復雜、納稅人自己做起來有困難的納稅事項,堅持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建議納稅人委托稅務,以保證國家稅收政策正確執行,提高納稅申報質量。但是,由于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發展時間還不長,納稅人還沒有“付費”委托稅務師辦理涉稅事宜的習慣,再加上相關扶持制度不完善,使得稅務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很多稅務機構長期處于業務不足的尷尬境地。基于此,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稅務制度經驗,不斷完備旨在促進稅務行業健康發展的制度體系,逐步培育稅務的需求市場,進而促使稅務在稅收管理工作中的效用最大化。
論文摘要：我國大陸地區和 臺灣 省的市場 經濟 處于不同的 發展 階段，相應地，在稅收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通過對海峽兩岸在稅收管理體制、納稅申報制度、稅務制度、稅務處罰制度、稅務 教育 制度及納稅人服務制度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找出海峽兩岸在稅收管理制度方面的具體差異并進行 總結 ，對于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進而提高稅收管理水平，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稅收管理是一國籌集財政收入的根本保證，由于其涉及經濟學(財政學、稅收學)和管 理學 兩大學科領域，各國政府以及學術界都非常重視如何改革和完善本國的稅收管理制度。以往，在稅收管理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我國的理論界主要將目光關注于美、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而對我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臺灣地區則關注有限。為此，筆者將對我國海峽兩岸的稅收管理制度進行簡要比較并進行總結，為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提供思路 參考 。
1稅收管理體制的比較
稅收管理體制是稅收管理制度的核心問題，其實質上就是解決中央與地方在稅收管理權限分配等方面的矛盾關系。稅收管理體制如果不完善，稅收管理制度就難以完善。
從實踐來看，我國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在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臺灣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稅收管理權限高度集中于臺灣省政府，而市、縣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非常有限。這種高度統一的稅收管理體制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后來經過多次改革和調整(主要于1951年、1967年和1992年進行)，使得臺灣省的市、縣政府逐漸具有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限，擁有一定稅種的征管權和收入權，但是比較有限。目前，凡收入彈性大和征收范圍廣的稅種，比如所得稅、關稅、貨物稅、礦區稅和證券交易稅等均為臺灣省政府掌握，其取得的稅收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六成，而市、縣地方政府僅為四成。由于稅收管理權限被臺灣省政府較多掌握，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限的呼聲一直存在。
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后來經過幾次下放和集中，反復多次，但總體還是以集權為主要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適應經濟改革需要，中央開始較大幅度下放稅收管理權(主要收入分享權)，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雖然擁有了幾個地方稅種的征管權，但是主要稅種的收入基本由中央分享。由于地方稅種收入相對較少，難以滿足大多數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需要，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稅外收費”的問題比較嚴重。可見，大陸地區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其結果使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稅收財力，在增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轉。所以，目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時期，應該按照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體制。
由上可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稅收管理體制改革就總體方向而言是一致的，都是逐步向基層政府“放權讓利”，以不斷完善“分稅制”(其實這也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比較典型的做法)。不過，從改革的實踐來看，大陸地區和臺灣省的分稅制改革還都不徹底，稅收管理權限都過多集中于高層政府，基層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還難以得到有效保證，這顯然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進一步下放稅收管理權，就成為今后海峽兩岸稅收管理制度改革的一個共性問題。
2納稅申報制度的比較
納稅申報制度是稅收管理制度的起始環節。我國臺灣省的納稅申報制度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對所得稅收實行“藍色申報”制度。所得稅收的征管比較復雜，難度相對較大，因此如何有效預防所得稅收的偷逃稅問題，也是 現代 稅收管理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課題。臺灣省在所得稅方面實行“藍色申報”制度，通過將納稅人分類管理，較好地激勵和約束了納稅人依法納稅。
臺灣地區的稅收管理制度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相當于我國 企業 所得稅的納稅人以及個人所得稅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戶等)，凡能夠按照 會計 制度和稅收管理制度的規定，有健全的財務制度(設置專門財務部門、人員，據實登記賬簿、保留憑證等)，并且能夠依法申報納稅的，可以申請使用“藍色申報表”。使用藍色申報表的納稅人，在申報納稅時可以享受很多便利和優惠。比如簡化審核程序、允許延期申報、延長虧損抵補、提高業務招待費列支標準等。可見，使用藍色報表進行納稅申報的納稅人，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便利和優惠。對于稅務機關而言，也可以減輕對這部分納稅人報稅資料的審核與稽查壓力，從而將稽查的主要精力轉向使用其他報表的納稅人。可見，“藍色申報”制度對于提高我國臺灣地區的稅收征管水平有著重要作用。
我國大陸地區從2001年開始，借鑒臺灣省等地的經驗，開始對納稅人試行“a、b、c、d”評級和分類管理制度，就是將納稅人按照納稅信用程度從高到低劃分為4個等級，a、b級的納稅人可以享受較多稅收優惠，而c、d級納稅人將是稅務機關稽查的重點。這一稅收管理制度對于預防偷逃稅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不過，由于經驗不足，現行的納稅人分類評級制度還難以做到像我國臺灣地區那樣完善，特別是對納稅人等級的評定工作，目前主要由基層稅務機關進行，有的稅務機關在評定時甚至存在“矮子中選高個子”的問題，這顯然不利于這一制度的有效實施。基于此，可以借鑒臺灣省的“藍色申報”制度，將納稅人的信用評定工作進行 科學 量化和動態跟蹤調整，并與具體重點稅種(比如先從所得稅開始)的征管相聯系，從而讓這一制度對納稅人真正起到激勵和約束作用。
3稅務制度的比較
稅務是指稅務人(稅務師及其事務所)在法定范圍內，受納稅人或其他單位委托代為辦理各項涉稅事宜的總稱。建立和健全稅務制度對降低征稅成本、提高征稅效率以及維護征納雙方的合法稅收權益，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臺灣地區的稅務制度建立較早，至今已有40余年的 歷史 。目前從業的稅務人員有5萬余人，遍及整個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稅務人的主要任務有：接受委托，納稅申報事宜；建制建賬，包括記賬、撰寫涉稅文書等；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事宜；協助政府開展稅務教育；接受稅務咨詢；進行稅收籌劃以及其他維護征納雙方合法權益的事宜。為保證稅務制度的全面實施，臺灣地區有關部門對稅務人賦予了較多的權利和義務，并且在有的稅法中規定，納稅人需委托有執業資格的稅務師辦理相關涉稅事宜。由于制度較為完備再加上稅務市場發育健全，臺灣的稅務已經成為稅收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輔助力量。
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區的稅務機關借鑒國際上的做法，在征管領域對稅務進行了有益探索。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稅務初具規模，國家稅務總局曾一度要把稅務全面引入稅收征管流程，后來由于“非中介”、“強制”等問題比較嚴重，使得稅務的 發展 受到很大影響。為此，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又進行了稅務行業的清理整頓，要求稅務機構徹底與隸屬單位在編制、人員、財務、職能和名稱等方面徹底脫鉤，改制為由注冊稅務師作為出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制或合伙制的稅務師事務所，以還原其“獨立中介”的市場地位。截止到2003年2月底，全國有稅務機構(稅務師事務所)2307個，其中有限責任所1909個，合伙所398個。從業人員近5萬人，其中注冊稅務師有1．4萬人。不難看出，相對于我國大陸地區的市場 經濟 總量及發展態勢，現有的稅務規模明顯偏弱。
2000年初，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于在稅收工作中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通知》，要求各級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當地稅務開展的實際情況，制定發揮注冊稅務師作用的具體辦法。對一些政策性強、技術難度高、涉稅事項較為復雜、納稅人自己做起來有困難的納稅事項，堅持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建議納稅人委托稅務，以保證國家稅收政策正確執行，提高納稅申報質量。但是，由于我國大陸地區的稅務發展時間還不長，納稅人還沒有“付費”委托稅務師辦理涉稅事宜的習慣，再加上相關扶持制度不完善，使得稅務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很多稅務機構長期處于業務不足的尷尬境地。基于此，可以借鑒我國 臺灣 地區的稅務制度經驗，不斷完備旨在促進稅務行業健康發展的制度體系，逐步培育稅務的需求市場，進而促使稅務在稅收管理工作中的效用最大化。
4稅務處罰制度的比較
稅務處罰是稅收管理制度的事后懲戒措施，是稅法剛性和尊嚴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震懾稅收違法犯罪行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證。人們之所以懼怕稅法的尊嚴，能夠主動依法納稅，在相當程度上是源于稅務處罰制度的存在。我國臺灣省的稅務處罰制度與大陸地區相比，主要有以下區別：①臺灣省的稅務處罰規定(以行政處罰為例)既包含在稅收程序法(《捐稅稽征法》)中，也分散規定于稅收實體法中，如《所得稅法》、《遺贈稅法》、《證券交易法》等都包含稅務處罰內容；我國大陸地區關于稅務處罰的規定，一般違法行為由程序法《稅收征管法》界定，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由《刑法》界定，而一般性的稅收實體法(如《個人所得稅法》、《增值稅暫行條例》等)則不再進行具體界定。關于這一不同，很難界定二者誰更為 科學 ，大陸地區的做法比較符合處罰統一原則，臺灣省的規定則更為符合“因稅制宜”的原則。②從稅務處罰的嚴厲程度來看，臺灣省對稅務違法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相對大陸地區要輕一些。比如臺灣省對稅務違法行為主要采取行政處罰為主，刑事處罰只是一種補充，很少使用。并且，就刑事處罰而言，稅收犯罪行為的當事人，其最高刑期為5年，沒有死刑的規定。大陸地區則大不一樣，稅務處罰不斷向刑事處罰延伸。單從涉稅刑罰規定來看：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都有涉及。嚴厲的涉稅刑罰規定固然有震懾稅收犯罪的積極作用，但是稅收管理更應該重在“預防”，刑罰畢竟是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一味依賴嚴厲的刑罰來震懾稅收犯罪，久而久之，容易出現刑罰震懾效應遞減的問題，從長遠來看，反而不利于震懾涉稅犯罪行為。因此，不斷完善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管理預防制度，逐步糾正稅務處罰刑罰化的傾向，也是今后完善大陸地區稅收管理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
5稅收 教育 及納稅人服務制度的比較
從以上探討中可以看出，完善的稅收管理制度應該主要體現在制度的“預防”效果上，而預防稅收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既要有稅務違法處罰的震懾和嚴密科學的稅收征管體系，也必須有完善的稅收教育制度及納稅人服務制度。只有依法納稅的觀念真正深入人心，讓納稅人從依法納稅的過程中切實享受到更好的服務，才可能對廣大納稅人形成觀念上的約束與激勵，進而調動其依法納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我國臺灣省的稅收教育工作由來已久，真正從“娃娃”抓起。臺灣省的財政部門每年都要在全省范圍內推廣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全民稅收知識教育活動，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和渠道，發動全民特別是學生參與。利用電視傳媒對稅收知識競賽進行現場直播，決賽優勝者由臺灣財政部門的主要負責人親自頒獎，獲獎名單在主要報紙上公布。這一活動使全臺灣省的公民特別是在校學生，普遍受到了直觀的稅收教育。另外，臺灣的稅務部門也經常性地向中小學生發放帶有稅收知識的漫畫、書籍以及紀念品，使得中小學生在不經意問就逐步樹立了誠信依法納稅的觀念卜引。
相比較而言，我國大陸地區的稅收教育工作開展的時間還不長，一般都是在每年4月份即“稅收宣傳月”時集中在全國開展。經常性、有重點、有計劃的稅收教育制度還未能建立起來。這也需要今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