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8 15:00:5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聞輿論監督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輿論監督 新聞法 設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對傳媒人來說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得到凸顯，無論是改革還是新聞傳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聞輿論監督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完備的新聞法體系，是新聞輿論監督的實現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聞法作為一個體系，當然不僅是一個單項法，而是從根本大法憲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聞法以及其他單項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內容構成的一個完備的新聞法體系。這個體系賦予新聞媒體以基本權利，也相應規定了新聞媒體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就我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而言，新聞法律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但存在體系不夠完善、不夠具體的問題，可操作性自然較差。專家和業內人士呼吁：新聞輿論監督需要立法。因而，從我國國情出發，做好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對于推進新聞輿論監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知道，法治狀態下的新聞輿論監督，必須在憲法和其他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權利，不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新聞輿論監督也不是“辦案”。新聞媒體與司法監督、行政監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監督具有強制性，卻常常追懲于事后;新聞輿論監督雖然不具有強制性，卻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同是法治狀態下制約監督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個社會的新聞輿論監督是否能夠健康地發展，直接關系到這個社會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凈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關系到公民對委托出去的公權力的制約實現程度及一個國家民主與法治的命運。當新聞輿論監督被人們認定是與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相提并論的第四種權力時候，在公眾的意識里，媒體的輿論已經被視做一種力量――一種捍衛社會公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新聞輿論監督這種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賴于法律的保障。實踐證明，新聞輿論監督機制有效運行要有立法作基礎，新聞輿論監督行為要靠法律引導和規范。
美國社會學家、傳播學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爾德認為：“大眾媒介是一種既可以為善服務，又可以為惡服務的強大工具，而總的說來，如果不加適當的控制，它為惡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國法律既明確規定了大眾傳媒應享有的一些權利，又毫不掩飾地對這些權利予以限制。美國對報刊、電臺、電視臺節目內容的事后追懲，主要針對三個方面的言論，即煽動以非法手段政府的言論、誹謗性言論和性言論。②發表上述言論，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新聞出版業2000年及2010年發展規劃》，提出“到2010年新聞出版法制建設要建立以《出版法》《新聞法》和《著作權法》為主體及與其配套的新聞出版法規體系”。新聞學者鄭保衛近年來一直堅持認為，國家應當通過新聞立法來規范和管理新聞批評和輿論監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來改變無序和困難的狀況，進入規范化、法制化的運行軌道。③新聞學者孫旭培希望新聞法、出版法的頒布早一點。④因此，新聞立法工作應該首先選擇在兩至三個規模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礎上總結成功的經驗及其不足，然后進一步修改新聞法規，擴展到全省施行，在兩至三個省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醞釀制定一部成熟全國統一的新聞法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具體來說，新聞立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必要性。
新聞立法有利于我國新聞事業有法可依，規范運作，一方面確保新聞輿論監督，另一方面限制濫用新聞輿論監督，積極參與世界舞臺新聞事業的競爭。
一、《新聞法》應明確地確認新聞輿論監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類精神的特權，那么新聞輿論監督也就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和特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更應該而且有可能享受這一基本的政治權利與自由。由于憲法在我國目前的非訴訟性，使得長期以來人們更多的是把它當作治國的“根本大綱”，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應該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質。老百姓知道有憲法而不用憲法，憲法因而缺乏法律權威，在生活中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因此，我們需要采取積極措施逐步樹立起憲法的權威，形成依憲治國的根本理念，同時還需要一部特別法來貫徹實施憲法的這項基本權利。而人們呼吁制定的《新聞法》，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通過《新聞法》確認新聞輿論監督，既可從意識上樹立新聞輿論監督是一項確確實實的法律權利應該予以保護，還可從實踐中通過司法途徑對其進行有效的保護。
二、《新聞法》應強有力地保障新聞輿論監督。當列寧批判德意志共和國的“集會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謊，就是騙人的時候，他認為實際上這是富人收買和賄賂報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資產階級報紙謊言這樣的劣等燒酒來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權”的自由。⑤這是在從經濟的角度上分析廣大的勞動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這種自由，就是因為勞動人民已經被剝削得一窮二白，根本沒有能力去享受這種需要經濟基礎作為支撐的自由。此外，新聞輿論監督在社會中更大的障礙還來自非法的或不當的干預與破壞。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言，“應當為公眾服務的所謂公仆卻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這樣的保密觀念不僅與民主的價值背道而馳，也損害了民主過程;這樣的保密觀念的預設前提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彼此不信任，同時又進一步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聞法》在確認新聞輿論監督時，還必須制定強有力的法律措施來進行保障，需要明確規定一切破壞新聞輿論監督的行為都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聞法》應合理地限制新聞輿論監督。不管是馬克思認為，“一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一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⑦還是所講的，“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⑧總之，我們在《新聞法》中確認與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時，也必須明確享受權利的限制，即應承擔一定的義務。對“新聞輿論監督”已經做出的限制之外，我們還可以在《新聞法》中對新聞輿論監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規定享受新聞輿論監督的主體同時應承擔的法律義務。這種規定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一種合法的限制本身來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聞法》應通過其他輔助法律措施，對濫用新聞輿論監督者實行“事后追懲制”。預防制與追懲制是世界各國對新聞出版采取的兩種制度，而書報檢查制度往往與專制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我國當前，新聞出版領域除了報刊社的成立必須履行許可登記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對新聞的出版規定檢查制度，實踐中是由報刊社內部的總編、編輯進行具體把關的，是一種“自律”，只有在廣播電視領域才對進口影片等進行“發行許可”。因此，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國家法律體系的完善，通過一些輔助的法律措施，對濫用新聞輿論監督者實行“事后追懲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國入世以來，許多傳媒法規位階較低，有些法規帶有試驗性質，在執行時會帶有一定彈性，還會隨著實踐的發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聞法》應禁止非法剝奪新聞輿論監督，觸犯《刑法》的危害國家安全罪除外。言論、出版自由是一種政治自由，那么以此為根本內容的《新聞法》就應該明確禁止非法剝奪公民的新聞輿論監督，唯一的例外情況就只能是《刑法》分則第一章所調整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注釋：
①苑子熙：《美國新聞自由探析》，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②邱小平：《表達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379頁。
③鄭保衛：《新聞長思錄》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頁。
④孫旭培：《甘為新聞改革鋪路奠基》，參見王永亮主編：《傾聽傳媒論語》，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⑤《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頁。
⑥[美]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權和公共話語――透明化在生活中的作用》，《環球法律評論》，2002年秋季號。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頁。
新聞輿論監督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監督，內容廣泛、影響力大，其運作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記者招待會作為一種由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公開舉行，邀請有關新聞機構記者參加的新聞會，一般由主持人先新聞或介紹情況（包括書面材料），然后記者提出種種問題，由主持人一一作答。我國從1983年4月起設立新聞制度，國家機關各部門均有專職新聞發言人。
焦點問題的集中監督
對于參加記者招待會的媒體記者來說，大都想將當前有關的社會焦點問題集中提出來，聽取相關的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或個人的意見和看法，及其相應的舉措。他們不僅站在各自媒體的立場上，而且代表著廣大群眾的利益，就一些自己關心的、群眾關心的焦點問題，向主持人提問，聽其答復，這樣既履行了新聞媒體應有的環境監視的社會職責，也滿足了群眾的知情權。記者的提問，有著很強的“焦點”特性，有些甚至是針鋒相對的。
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或個人，也愿意借答記者問的機會，就各種相關問題，尤其是焦點問題，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澄清一些錯誤的認識與傳聞，以求積極、正確地引導社會輿論，營造對己有利的社會輿論環境。由于電視、廣播和網絡等媒體可以對記者招待會進行現場直播，它們的介入則大大增強了這種輿論監督的時效性。
2003年3月18日，在“兩會”結束后的記者招待會上，中外記者就集中針對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方針、對港政策、失業問題、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金融問題、、中國對外關系、農村稅費改革、美伊戰爭等焦點，向剛剛上任的總理提出各種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國內外諸多新聞媒體所關注的，也是廣大受眾所關注的內容；對于新一屆政府來說，他們也需要借此機會向社會傳達一些必要的信息，如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方針、解決失業問題的措施、對待的態度和立場等等，以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
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些問題比較敏感。在3月1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新華社記者向溫總理提問：“最近我們注意到，海外一些媒體有這樣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近年來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緩慢；另一種說法認為，我國反腐敗工作，越反腐敗案件越多，涉案的政府官員級別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我想問總理，您對這兩種說法有何評價？新一屆政府將采取哪些措施推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對建立清正廉潔高效的政府，您有何設想？”新華社記者的這一提問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關注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反腐敗問題尖銳地擺在了新一屆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面前。
再如，2003年春天，北京成為SARS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各類傳聞遍布京城，給廣大市民造成了相當的恐慌，對政府的SARS防治工作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最關心的是北京疫情及其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為此，北京市政府定期舉辦SARS防治新聞會，邀請北京市SARS防治領導小組的有關負責人出面介紹有關情況，讓廣大市民及時了解到政府的防治措施，要求大家予以積極配合，并認真回答中外媒體有關SARS防治的各種焦點問題和敏感問題，公開接受監督。廣大市民通過記者招待會這樣一種方式，讓各媒體記者作為自己的代言人，與政府建立了某種及時的、面對面的對話關系，進而消除了信息流通上某種障礙，穩定了民心，為SARS的防治贏得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現問現答的交互監督
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的提問，可以得到及時的回答，因而新聞媒體與記者招待會的主辦者之間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一次“對話”，實質上就是新聞輿論監督的一次“交鋒”。媒體關心的、群眾關心的問題，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回答，這種迅速及時的反饋方式，使新聞輿論監督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一般情況下，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監督，通常是先報道某些情況，后來才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進而才聽到他們的回音。而在記者招待會上，作為監督者的媒體與被監督者的有關部門同時走到了一個層面上，群眾可以同時聽到雙方的聲音；而且，彼此間也可以相互監督，媒體既可以對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或個人進行輿論監督，主辦者也可以對媒體進行監督，以澄清事實，防止訛傳。
2003年3月18日，總理在回答上文中所提及的新華社記者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和反腐敗工作的提問時，不僅講了新一屆政府將從三個方面入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提到準備從四個方面加強反腐敗斗爭。同時還代表新一屆政府向大家表示，從自己做起，以身作則，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可想而知，記者的提問和總理的回答，給關注這一問題的人們以一個確鑿的信息，從而加強了社會輿論的積極導向，增強了新聞輿論監督的效果。
在北京市政府多次舉辦的SARS防治新聞會上，中外媒體記者的提問涉及SARS防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促進了政府防治工作的進展，另一方面，政府對有關情況的現場通報，糾正了媒體通過各種非正常渠道所獲得的某些不實信息，對于穩定社會局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社會責任的角度講，新聞媒體和政府均十分需要這種交互式的輿論監督。
此外，在現問現答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的提問有些是預先準備好的，也有些是根據現場情況而臨時設計的，這種狀況更加體現了輿論監督及時、交互的特性。記者既可以就主持人在回答問題時沒有講明白的問題繼續提問，也可以就主持人的回答提出新的問題。媒體與記者招待會主辦者之間的深入交流當然也會大大增強輿論監督的效果。
2003年3月18日，在總理答記者問時，針對他在回答問題中提到“新一屆政府面臨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人民日報》記者進而向其提問“新一屆政府在五年任期當中，準備確定什么樣的目標，制定什么樣的施政綱領”；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則就有關金融方面的問題繼續提問“現在是否有計劃允許私營銀行成立”等等。
1.研究對象。武漢某高校大二和大三學生，共182人，收到有效問卷178份。其中，文科72人，理工科106人；大三94人，大二84人。（在所選學校的學生中，部分大三學生上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選修課；大二學生全部上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課。本研究選取了沒有上過心理健康課的大三學生和已經上過課的大二學生進行對照分析）。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自編的《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態度及需求調查表》，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這門課程的態度，根據重要性、有效性和受歡迎程度進行五級評分；②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這門課程形式的理解，進行單項選擇，統計各選項人數百分比；③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內容及方法的需求，根據需求程度進行五級評分。問卷集體測試，當場回收，所得數據采用spss17.0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
二、結果與討論
1.學生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這門課程的態度。調查發現，根據大學生對課程的重要性、有效性、受歡迎程度進行五級評分，結果所得均分都高于平均水平。這說明當代大學生對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認同度普遍較高。這與劉海燕等人（2010年）的研究是一致的。按照不同年級分類，結果發現大二學生在“課程有效性”和“課程受歡迎程度”上顯著高于大三學生。大三學生是沒上過心理健康課程的，可見上過心理健康課程的學生對其有著更高的認可和喜愛。按照不同專業分類，結果發現文科和理工科學生對心理健康課程的態度沒有顯著的差異。這一結果顯示，不同的專業背景對心理健康課程的態度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2.學生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形式的理解。①課程開設方式。學生對“心理健康課程以何種方式開設較為合適”進行單項選擇。結果顯示，93.8%的被調查者認為心理健康課程應該開設，其中37.4%的人認為應該以必修課的形式開設，16.4%的人認為應該以選修課的形式開設，40%的人認為應該以“必修課+選修課”的形式開設。②開課年級。根據調查結果發現，34.8%的學生認為應該在大一開設心理健康課程，12.4%的學生認為應該在大二開設，10.3%的支持在大三開設，希望各個年級都開設者占39%。這說明學生也意識到每個年級對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不同，所以每個階段都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幫助。③開課人數。根據調查結果發現，26.7%的學生希望心理健康課程的班級人數控制在30人以下，45.6%的人希望控制在30~60人之間，21.5%的人希望在60~90人之間，僅有6.2%的人希望在90人以上，可見學生多數傾向于小班教學。④開課形式。根據調查結果發現，73.4%的學生認為心理健康課程應該以傳統講授、團體活動、案例分析、心理測試、多媒體輔助等方式進行教學。
3.學生對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教學目標、內容及方法的需求。從對教學目標的認識和需求角度進行分析，結果見表2，“調節心態”和“探索自我”是大學生認為心理健康課程需要完成的首要目標。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健全人格”和“適應社會”為心理健康課程的教學目標，大三學生與大二學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解決問題”為心理健康課程的教學目標，差異具有顯著性。由此可見，大三學生在選修心理健康課程時更多的是帶著問題前來的，有一定的目的性，他們更希望通過這門課程解決自身的一些疑惑；而大二學生通過心理健康課程的學習，了解到心理健康課程不僅僅對他們當下的學習起作用，對于他們未來的發展也能夠起到指引性的作用，所以他們更愿意將“健全人格”和“適應社會”這類長遠性的作用作為心理健康課程的目標。理工科學生與文科學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掌握知識”和“解決問題”作為心理健康課程的教學目標，差異具有顯著性，而在其他的目標上二者沒有顯著差異。從對教學內容的需求來分析，大學生更傾向于選擇的教學內容前四位分別是“認識自我”、“戀愛指導”、“人際交往”、“情緒調節”。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學習能力”作為心理健康課程的內容，差異具有顯著性。這可能是由于大二學生已經上過心理健康課程，普遍認可教師對“學習能力”這一版塊內容的講解，也認同這一部分內容的重要性。而大三學生對“學習能力”這一版塊的內容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理解和猜測，認為可能很枯燥或者很理論化。文科生和理工科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認識自我”和“生涯規劃”作為心理健康課程的內容，理工科生和文科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心理知識”和“學習能力”作為心理健康課程的內容，差異具有顯著性。可見，針對不同專業、不同特點的學生，心理健康課程的內容應該有所區別，研究者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對此也深有體會。從對教學方法的需求來分析，結果見表4，學生更傾向于選擇的教學方法前四位分別是“心理測試”、“視聽教學”“、案例分析”和“團體輔導”。大三學生與大二學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心理測試；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相比，更傾向于團體輔導，差異具有顯著性。這說明，通過心理健康課程的切身體會，學生對于團體輔導的教學方法比較認可。而沒上過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學生出于自身的好奇，更希望通過心理測試這樣直接的方式來了解和幫助自己。文科生與理工科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角色扮演、團體輔導和情境體驗，而理工科生與文科生相比，更傾向于選擇案例分析和心理測試。這可能是由于文科生更喜歡探索和體驗的緣故，這也說明，針對不同專業、不同特點的學生，需要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才能更好地吸引學生。
三、結論
間接性所指的就是從“畫”(繪制)到“版”，再從“版”到“畫”(作品)的轉換過程。這個過程的核心是“版”，“版”在制版、印刷過程中承載了大量的技術、技法因素。“間接性”、“版”、“技法”三者密不可分，幾成一體。版畫需要畫家將所要表達的圖像制作在版上再將其印刷出來。版畫家要將自己的感覺最終反映在紙面上，中間有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制版和印刷，這就是版畫與其它畫種的根本不同。可以說，間接性是版畫與其它畫種區別的基礎。版畫家依靠印痕之美這種手段來傳達自己的情感并與讀者交流.其它畫種都是直接的，唯獨版畫是間接的。因此對于版畫家，他的創作生活很注重這種創作加勞作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能在紙面上留下版畫家的印痕并且體現他的精神指向。
間接性本身似乎只是指一種制作過程，它直接涉及的是制作工具、材料、制作手段以及制作成果。但必須明確，間接性又不僅是一個對質材(版)的選擇與處理(包括刀刻在內的各種制版)，以及獲取質材的印痕(印刷成作品)的“形而下，問題，更是一個以什么樣的思想觀念、情感意識去主導這一轉換過程的“形而上”問題。對間接性的重視不等同于單純對技術的重視。間接性是構成版畫本體內涵的基礎、前提，它是對思想、觀念、情感、意識與技術、技法、語言的全面要求。物質技術是轉換的墓礎，精神情感是轉換的主導，缺少精神、情感作依托的技術對作品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施展空間有限。同樣的技法在不同人手中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有了深厚的精神情感作依托的技術，不僅容易做出新突破，而且可以超越自身的某種局限而產生新的本體意義。133229.cOm
一些版畫家認為版畫的“間接性”帶來的大t技術性勞作令人生畏。他們認為制版、印制的一些技術勞動可以由一些專業的技術工人輔助完成，佐證是西方或日本的版畫家們往往擁有自己的作坊、先進的設備、經驗豐富的技師，或者借助干營業性的具有同等功能的版畫專業工作室，完成版畫創作繁重的制版、拓印工藝過程。這種觀點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持這種觀點者的出發點是將版畫的制版、印制過程簡單地看成了純技術層面的工作，是應由技師來完成的缺乏藝術含量的勞動。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知道，任何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都必須經過藝術家精心的、投人的制作過程，國畫家、油畫家是靠手中的畫筆、顏料繪制出來，版畫家則依靠刻刀刻制、油墨或顏料印制出來，具體工作內容、程序雖然不同，卻都是藝術創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版畫雖然在刻與印的間接過程是有別干國畫、油畫的二次創作，但只要承認這種間接過程仍然是藝術創作的有機構成部分，就同樣不應把制版、印制交由旁人代勞.事實上，制版、印制往往是版畫家最終體現創作初衷的繼續創作過程。版畫作品的稿、版、成品三者之間距離相當之大，很難從畫稿和版去推想成品的最終面貌，最初的畫稿和最終的作品之間因為創作活動的繼續延伸、創作因素的繼續補充而往往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一些原來的設想要改變，一些新的效果會發現，甚至因此而改稿、換版，重新構思.在刻、印中根據隨時出現的情況，敏銳、及時地把握，充分發揮藝術家瞬間的靈感與沖動，這些工作唯有藝術家本人在制作過程中才能進行最具體的推敲與最有效的把握，具有強烈的不可替代性。同時，版畫創作者應該都有深刻的體會:版畫制作過程既是一種再創造過程，也是版畫家的一種享受藝術成果漸顯的過程。當我們解下“復數性”附加給版畫“間接性”的重負之后，“間接性”不但不再是一種負擔，更應是版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所具有的特性和一種優勢，被大家所垢病的局限性也可能正是版畫的特長性。
二、版畫的復數性
版畫作為間接性繪畫，使版畫原作的產生具有可重復性，所以從它一誕生起就肩負著可重復的功能，一直沿襲至今。
復數性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也是較傳統的觀念認為，版畫的復數性就是可重復性，第二層面則超越傳統的可重復論，開拓了新的復數意識觀。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說:“我所強調的是作為繪畫的具有美學意義的復數性。”因此，他在創作中“極力發揮版畫印刷中印痕及復數性所能產生的效果，使用重復印刷、由淺至深印刷、局部益印、錯位、補充印刷、正拓反印等手段使整幅作品構成特有的節奏和強烈的視覺效果.”如安迪·沃霍爾的版畫，形象不變而色彩變化，各級放大縮小形象重復展現，復數的意義已不是以往限定概念中一種工具化機械重復的結果，“復數性的魅力是變化中的深厚感和重復中的豐富感。”
論文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創新；問題；建議
妥善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事關各地經濟發展和穩定大局的重要課題。從得到的信息來看，全國許多地方都在市、縣一級層面上進行了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方面的探索。浙江省作為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很快，失地農民問題尤為突出，有關失地農民社會保障(主要是養老保障)的探索與實踐開展的也較早。臺州作為浙江省經濟較為發達的新興地級市，自1994年撤地建市以來城市化進程很快，農民失地多，矛盾突出，妥善安置失地農民的要求迫切。從2003年開始該市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廣泛考察和論證，探索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障體系，其制度設計較其他地區有獨創性，但實行三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亟待理清思路，進一步完善。本文旨在介紹臺州市的制度創新，并把重點放在實證數據測算上，通過總結現行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一些問題，提出針對性建議。
一、臺州市土地征用、補償及失地后的現實問題
(一)土地征用的基本情況
該市自1994年底撤地建市以來，城市化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土地征用的數量也日益加大。按照現有趨勢，測算出2003～2012年，市區新增建設用地將在28萬畝左右，平均每年新增建設用地2．8萬畝左右，除去國有農場、河道、灘涂以及產權未界定等無須征用的土地(以占總建設用地數的15％～20％計)，20032012年征地面積將高達21萬22．4萬畝，按市區人均耕地面積0．4畝計算，涉及被征地人口47．25萬50．4萬人，平均每年新增被征地人口約5．4萬人。
(二)土地征用后的現實問題
土地被征用以后，農民面臨征地補償費用的分配、使用，以及今后如何生計的現實問題。
1．征地補償費的分配與使用。對于征地補償費的分配問題，各村各不相同，有的全部留村，有的部分到戶，有的人地對應到戶，有的平分到戶，等等。大多數農民對“此費不能全額到戶，留一部分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用于今后村級公益福利事業”的做法都能予以理解，但也普遍擔心村級集體資金的管理缺乏嚴格而有效的措施。對于加強征地補償資金集中管理與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雖然個別地方有好的經驗，但普遍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2．失地農民的收入來源。據調查，在失地農民中除了一部分從事他業或出租房屋等有穩定收入外，其他相當一部分無穩定的經濟來源，而且失地農民的就業渠道也較為單一，企業務工成為首選。據估算，在已就業人員中，企業務工的約占65％左右，從事第三產業如個體運輸、建筑裝潢、小商小販等，約占25％左右，其他約占10％。這其中又受到區域位置、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相對來說靠近市區的近郊村從事第三產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失業人員相對較少。另外，失業人員存在結構性差異，主要集中于40周歲以上的人口及女性，尤其是30～40周歲的女性。
3．集體保障水平存在差異。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受到該村區位、投資環境、村集體經營能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得各地集體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異，導致失地農民享受到的集體保障水平存在差異。
二、臺州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創新與問題
(一)臺州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創新
臺州保障制度覆蓋的對象主要是臺州市區土地全部或部分被征用的人員以及經批準“村改居”的行政村18周歲以上居民。參保人員的繳費基數為上年度全省職工平均工資的60％或100％，可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行選擇。參保人員的年繳費額按照以下公式計算：年繳費額=年繳費基數×繳費比例。繳費比例將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進行調整，2003年的繳費比例定為24％，其中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17％，個人負擔7％。參保人員的繳費年限由補繳年限和續繳年限兩部分構成。補繳年限由各村委會在10年以上的年限中選定，不同年齡段的人員適用不同的補繳標準，補繳費用原則上在參保時一次性繳清，有特殊困難的，允許分次繳付。續繳年限是指從參保后的次年起，未達到養老年齡的人員，要持續逐年繳納到養老年齡。所有參保人員都將建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個人賬戶按照繳費基數的11％計人。參保人員養老保險基金按照個人、集體、政府三方共同負擔的原則籌集。集體和個人負擔的資金尉于參保人員規定繳納的保險費，政府負擔的資金用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不敷使用時的養老金支付。村集體資金來源為村建設留用土地開發增值、土地補償費和集體經濟積累等。個人支付來源為安置補助費、青苗補償費和個人積累等。市、區兩級政府將建立“村改居”養老保險風險資金。該資金來源為：在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和新增建設用地土地行政劃撥時，按每平方米10元標準提取的資金；每年土地使用權出讓收益中按10％比例提取的資金；市、區兩級財政每年在預算中安排的資金。養老風險資金主要用于繳費資金不足時養老金的支付。
采用保守估計，繳費基數按照上年全省職工平均工資的60％確定，假定全省職工平均工資年均遞增5％，補繳年限選擇10年。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的失地農民采用一次補繳，不再續繳，以補繳10年為基數，每超過1年遞減7％，一直到男滿79周歲、女滿65周歲。經測算，各年齡段補繳情況如表1、表2所示。
到達養老年齡時，參保人員的養老金一般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基礎養老金月標準為參保人員辦理享受養老待遇時上一年度全省職工月平均工資的20％。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標準為個人賬戶儲存額的1／120。參保人員在繳費期內死亡，其個人賬戶儲存總額可全額退還法定繼承人。已開始領取養老金人員死亡的，其個人賬戶按結存余額退還法定繼承人。經測算各年齡段續繳金額和到期養老金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個人續繳年金呈遞增趨勢，這既考慮到了通貨膨脹的因素，又符合個人收入增長的規律。年齡越小、續繳越多，到期養老金也就越高，這也符合未來生活水平的需要，促進了青年農民積極參保。相比其他地區實行的“土地換保障”政策，臺州市的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無疑更加靈活，更具有前瞻性。其他地區的“土地換保障”政策普遍采用一次繳納、不再續繳封閉式的運作模式，無論年齡大小，投保金額都相同，只要達到最低參保年齡的(16周歲以上)，到享受年齡后其待遇也一樣。這樣規定，其結果是年紀輕的農民積極性就很不高，缺乏激勵機制，沒有體現年齡差別化的設計原則。被保障人員年滿后的養老金都只有區區幾百元，從目前來看這些養老金還勉強可以維持生計，但對于目前正處于青壯年的失地農民來說，未來十幾、幾十年后的幾百元能否保障老有所養就顯得不可預知。
現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有個通病，偏愛于根據不同的弱勢群體或生活風險要求建立不同的獨立的社會保障項目，而脫離原有的社會保障的制度框架。這不僅沒必要，也會造成社會保障項目林立，破壞體系的完整性和協調性，也給運行操作帶來不便。在筆者看來，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與當前城市的社會保障制度銜接起來，保留一定的相通性或兼容性，而不宜完全獨立于現行制度。因此，在設計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時，必須為將來可能的對接預留端口。我國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實行的是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面合理分擔的籌資原則，因此臺州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也采取了這個原則，以便兩者之間的銜接。該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參保人員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制度，并且個人賬戶是開放式的，個人賬戶資金隨著每年續繳金額的流人不斷擴充。這一辦法不但極大加強了對參保人員的保障能力，更為與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對接提供了保證。
(二)制度本身的問題
臺州保障制度規定，參保人員養老保險基金按照個人、集體、政府三方共同負擔的原則籌集。集體和個人負擔的資金用于參保人員規定繳納的保險費，政府負擔的資金用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不敷使用時的養老金支付，這也就意味著政府暫時不準備拿出現錢來參保，政府希望先以農民和村集體繳納補繳和續繳的資金進行運作，實現保障資金平衡，等若干年后保障資金無法平衡時再進行注資。為了測算在政府不注資的情況下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及延續時間，我們以市經濟開發區日山份村的1106名人口為樣本，按照臺州制度所提出的方案，測算封閉條件下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狀況。對于其中的18周歲以下人口，按照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等部門聯合頒發的《關于建立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指導意見》的精神，應當作為城鎮新生勞動力納入相關的社會保障體系，因而不在本次測算的范圍之內。測算采用保守估計，繳費基數按照上年全省職工平均工資的6o％確定，補繳年限選擇l0年。測算結果如下表：
通過以上測算我們可以看到，在完全靠失地農民補繳和續繳的情況下，在養老基金運作23年后出現赤字，需要政府注資，僅日山份村一個村到2030年就需要政府一年近300萬元的出資。這么一個巨額的直接顯性債務，會給未來的政府留下巨大的財務隱患。
(三)實行三年來發現的問題
自2003年實行該制度以來，對推進臺州的城市化進程、緩解由征地引發的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1．零星征地以戶為單位參保政策尚需完善。目前不少村土地只有部分被征用，未能符合整村參保條件。雖然臺州市區規定可以以戶為單位參保，但實際操作可行性較小。按照制度設計，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資金按照“政府出一點，集體出一點，個人出一點”的原則籌集，按戶為單位參保，就意味著村集體要為一部分農民繳納養老資金，對于未參保的農民來說有失公平。實際操作中參保村傾向于年齡較大的村民先參保，致使參保對象也難于確定。利益的博弈，致使無法確定參保范圍和參保對象，參保手續難于操作，從而，未能實現征地后失地農民即參保的制度設計。
2．參保人員的保險關系轉移規定不夠明確。失地農民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后，尚未達到養老年齡的人員，必然要流動轉移。實施細則規定，已經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的，就業后按規定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其繳納的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金按繳費當年城鎮個體工商戶繳費標準折算成繳費年限與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合并計算(推算至不小于16周歲)，個人賬戶按城鎮個體工商戶養老保險記入的比例劃入，并終止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關系。這里雖對參保人員的轉移有一定的規定，但不夠詳細，具體的操作依據也不夠合理。其中養老保障金按繳費當年城鎮個體工商戶繳費標準折算成繳費年限與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合并計算，對于被征地首次繳費按15年補繳的參保人員，折算成繳費年限可達到25年左右，明顯不合理；對轉移人員也沒有作出具體的限制。由于被征地參保人員符合享受養老待遇年齡女性為55周歲，而城鎮職工法定退休年齡女性為50周歲，按此政策規定，可能造成被征地參保人員的女性參保人員將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關系轉至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關系后，享受了比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提前5年領取養老金的待遇。
3．部分村民“續保”困難。臺州制度規定，未到退休年齡的失地農民除了“補繳”以外還要“續繳”。調研中筆者發現，部分偏遠地區以及年紀偏大的失地農民由于所處的區位遠離市區以及文化、技能、年齡上的原因，失地后在創業、就業方面處于劣勢，很難找到穩定的收入來源，在首次繳費后，無力長期持續的“續繳”，影響了退休時養老金的領取，引起了一些矛盾。
三、完善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針對臺州市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本身以及實行三年來出現的問題，筆者在對臺州市部分失地農民以及相關主管部門進行訪談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建議：
(一)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政府出資到位
目前浙江省各級政府債務已相當可觀，要讓各級政府一次性地認繳，估計每個地方都有一定的難度，也是每個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的。但為了不給未來政府支付帶來壓力，應該規定政府出資分期分批緩繳到位的時間，且對緩繳的資金(遲于農民繳納資金截止時間的即視同為緩繳)要繳納滯納金，并要對此進行專項檢查，從而確保各地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真正落實到位。對于政府出資的來源，可以考慮省政府出臺硬性政策要求各級基層政府從土地出讓金中按一定比例列支。在目前我國失地補償明顯不合理，土地出讓金與征地補償金存在巨大差異而《土地法》對于失地補償標準沒有變更的情況下，讓政府從土地出讓金中列支一部分用于失地農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對于失地農民不失為公平合理的補償。
(二)引導失地農民成立互助合作組織
失地農民本質上還是農民，分散而弱勢，在農村征地制度安排上處于不利的地位。而且農民失地后如何實現可持續收入是任何保障體系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引導失地農民成立互助合作組織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以上問題：一是通過“組織”可以實現土地征用中農民與政府的直接對話，提升土地征用中農民自身的談判能力，使農民在土地征用中能夠直接發出與他們人口比例相對稱的聲音，最大限度地爭取自身利益。二是通過“組織”來協調失地農民在創業和就業過程中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第一，“組織”要具有金融服務功能，可以進行資金互助合作，給失地農民創業進行融資和提供擔保，緩解失地農民創業遇到的信貸“歧視”。第二，要發揮“組織”的行業合作或社區合作功能，來引導、組織、協調失地農民創業，實現資源、信息共享。另外，還可以根據崗位需要，對失地農民進行“訂單式”的就業培訓，這樣比政府組織的大眾化普及培訓更能激發失地農民的興趣，效果更好。第三，通過互助合作組織，對轉變原有村集體經濟職能，發展集體經濟，實現留村補償款的保值增值，具有一定意義。
(三)完善參保人員的轉移政策
參保人員轉移，不應按當年城鎮個體工商戶繳費標準折算成繳費年限。參保的失地農民應按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年限以繳費比例、繳費系數折算實際繳費年限轉至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同時轉移個人賬戶及保險關系。在被征地參保人員轉移時，可借鑒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異地轉移的方法，設置一個轉移門檻，對于轉至城鎮基本養老保險關系后，必須繼續按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規定繳足一定的繳費年限，具體可為5～10年，方可享受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否則按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待遇辦理。這樣可防止被征地的參保人員特別是女性參保人員，在將要到達50周歲時，將保險關系轉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從而享受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
輿論監督是新聞傳媒的特有品質和神圣使命，是維持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一種社會機制，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輿論監督是輿論監督的一種特殊形式，屬于社會監督范疇，以其特有的形式而與其他監督形式迥然有別，在現代監督體系中獨樹一幟，新聞輿論監督“反映了大眾傳媒在政治發展體系中具有相對獨立性和不可替代性”，①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社會責任，成為頗具時代特點的文化傳播現象。
輿論監督的“責權論”思考
輿論的“輿”，在古代本指車輿，即車或車廂，后由此演化為“功木之工”即制造車輿的工人，漸而演化為眾人、眾多的意思；“論”即議論、意見等。輿論，自古以來，有不同的稱謂：春秋戰國時代稱做“輿誦”，隋唐時則稱為“輿頌”，三國以后始作“輿論”。（輿論一詞最早見于《三國志?魏?王朗傳》：“……殊無人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并懷伊邑。”） 在傳統社會里，輿論是“集木工子民之風與尚”的社會控制機制的一種表現形式，發展至今，輿論已有自己獨特的內涵所指，陳力丹教授這樣定義“輿論”：“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②
輿論是具有主體性的意見表達。在現代社會，輿論的本質在于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愿望、情緒等，新聞輿論是通過新聞傳播活動而表達出來的輿論。從輿論到新聞輿論，是一個質的飛躍，其傳播主體亦由先前的廣大民眾轉變為大眾傳媒。新聞輿論植根于社會輿論，正是這種“根植關系”決定了在“責任層面”，新聞輿論的傳播主體新聞傳媒要服從和服務于社會輿論的傳播主體即廣大人民。黨報是報刊傳播領域的主流媒體，以人為本，服務人民，責無旁貸。黨報在輿論傳播領域，應秉承革故鼎新、激濁揚清的傳媒風格，客觀公正地表達社會輿論，為促進社會發展而伸張正義，滿足社會公眾對與新聞媒介的傳播期待。
媒介是社會信息資源的傳播載體。傳播是建立在信息之上、以信息為中心的過程。從“權力層面”上來看,媒介的“把關職能”決定了媒介在意見表達上擁有與生俱來的“傳播話語權”。這種話語權逐步形成社會控制的權力關系，通過“議程設置”將分散的個人意見和觀點整合為公眾意識和群體意識，使社會公共行為趨于一致。
輿論監督的“守望原則”和“銅鏡思想”
19世紀30年代的大眾報刊的出現，標志著現代大眾傳播事業的誕生。西方學界對于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早有論述：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拉斯韋爾在其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曾提出了大眾傳播的三大功能論，后經著名傳播學家賴特的補充，大眾傳播有了四大功能：環境監測功能、解釋與規定功能、社會化功能與娛樂功能。如今，“大眾傳媒的四大功能學說”已經成為國際傳播學界的共識。作為社會的公器的大眾傳媒是社會環境的監測者和守望者，是由大眾傳媒的信息傳播這一本質特征所決定的。
與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社會中的這種守望功能似乎更早就存在了。中國古代曾有過燦爛的文明，社會的守望功能亦比較完備。例如，在政治方面我國曾有過御史制度，以其監督行政、典正法度、明察監舉等，目的是防止官吏腐敗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與西方社會重視大眾傳播不同，中國社會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人際傳播，重視以人為鑒。《舊唐書》就記載有“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雋語。這其中“以古為鏡”、“以人為鏡”的思想對于我國新時期新聞事業特別是黨報在輿論監督方面的得失分析和社會鏡鑒具有積極的意義。
西學東漸，當西方傳統的“守望原則”日趨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接受的時候，新時期的我們，似乎應該發掘“守望”的真實內涵和終極指向。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轉軌使生活節奏急速加快，人們步履匆匆地追逐著物質文明，我們不難發現，浮躁而盲目的社會心理依然存在；道德的淪落、心理的冷落依然不絕于世；政治文明與社會價值體系依然不能深入人心，“冷眼洞察社會，靜觀人生百態”，對于“新聞守望”，我們“守”的應該是什么，“望”的又該是什么？主流黨報應給出新時期響亮的回答：“關注民生，執筆為民”。“新聞守望”：“守”的是新聞的責任和良知；“望”的是政治的開化和清明。
輿論監督的思維嬗變
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思想新思潮不斷涌現的時代。傳統的新聞思維觀念已不再適應時展對于新聞傳播的新的要求。在輿論監督領域，當受眾對新聞媒介上的歌功頌德式政治宣傳類稿件感到索然無味、甚至厭煩時，處于傳者地位的新聞從業者卻慣性思維，不思變更。傳者與受者的鴻溝是如此巨大，不能不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舉世稱奇的新聞傳播現象。黨報的新聞輿論監督尚待一場深層意義上的實踐性變革，實現黨報輿論傳播的觀念更新。
1.實現從“精英輿論”向“草根輿論”的轉變。精英輿論就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占有主流地位的一個階層所表達的輿論，精英是相對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的少數人的群體。草根，直譯于英文grass roots，這個詞起源于19世紀美國淘金熱時期，在那里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有些山脈土壤表層，只要有草根生長的地方，就蘊藏黃金。后來“草根”一詞被引入社會學領域，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含義，指同主流的精英階層相對應的階層。新聞輿論傳播應當“弘揚人文精神，彰顯平民情結，滿腔熱情地關注下崗職工、失地農民、貧困家庭、殘疾人權、弱智兒童、流浪人員等困難群眾。”③
2.實現從“功德輿論”向“民本輿論”的轉變。輿論傳播媒介不應只關注“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一味報喜、從不報憂，從而在社會危機面前缺位和失語，因為這種做法比社會危機本身更危險，只會給公眾利益帶來更大的損害。新聞媒介在非典這一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上的前車之覆應引以為鑒。“民本輿論”并非指眼下傳播媒介熱鬧非凡的“民生新聞”輿論思想，關注的也不僅僅是老百姓的柴米油鹽醬醋糖。“民本思想”植根于人類源遠流長的人本主義，從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思索到近代歐洲文藝復興，從孟子的民本思想到當代中國人道主義思潮都是這種精神的彰顯；從“人是萬物的尺度”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都是其文本表現；真切關注人的生存狀態，捍衛人的尊嚴、權利和責任，則是其在行為領域的表現形式。
時代期待著新聞日益從高閣走下，擺脫抽象空洞的政治說教，放平全知全能的高貴姿態，努力恢復新聞“社會公器”的原始本能，并忠實地履行“環境監測”和“社會守望”的職責，真正地做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和貼近群眾。
以民為本、飽含人文關懷的“民本新聞輿論傳播”突破了傳統的新聞輿論傳播觀念，其關于新聞終極旨歸的主張正是響應了時代最新的要求，是對我國當前新聞輿論傳播領域前瞻性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吁求，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新聞改革特別是黨報新聞改革和傳播思維的新變革不無裨益，值得探索。
注釋：
①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46頁
②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論文關鍵詞 社會輿論 法律適用 良性互動
2013年，我國的法治進程取得了較大進展，法律適用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輿論實現了良性互動，社會輿論不僅發揮監督司法公正的作用，同時也成為了一個公眾知情的一個窗口。隨著微博、微信等迅疾的傳播媒體的出現，社會輿論的作用愈加明顯。如2013年濟南中院對案的庭審過程與判決進行微博直播；2013年媒體對李天一案的全程報道，使得該案成為社會熱點新聞，全民都在關注該案的走向與最后結果；2013年7月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湘西非法集資案曾成杰案的死刑執行中，出現的微博事件導致的社會影響；以及2013年網絡上沸沸揚揚的對微博大V的“打擊”事件。這些案例無一不顯示了社會輿論、網絡輿論對我國法律適用的巨大影響力。在這些案例中，社會輿論也體現出了其對法律適用極大的影響力。這些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輿論對法律適用實現公平正義的目的的推動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輿論與法律適用之間所存在的沖突，也使我國存在的社會問題以及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得到了凸顯。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兩種調控手段，二者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熱點。適當的處理社會輿論與法律適用之間的關系使二者的作用都得到充分、良好的發揮也一直是我國輿論界與司法界不斷追尋的目標。筆者試圖從以下兩個角度來探尋二者實現良性互動的途徑。
一、尋求二者價值平衡點
（一）尊重與寬容社會輿論
“如果禁止報刊報道他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要問一問每個官員到大臣到憲兵，他們的榮譽或尊嚴是否會由于所引起的實施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于二選一的位置：或是歪曲事實，或是避而不談，那么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說這話的是恩格斯。在表達自由的理想狀態中，各家思想自稱一派，都不會具有殺傷力，但是如果只有“唯一”的聲音，就會導致可怕的后果。在我國戰國時代，各學派并存，“百家爭鳴”，卻沒有一個學派具有絕對的主導影響力，那個時期的文化蓬勃發展。到了秦朝，全國高度集權，思想嚴格控制，全國上下“焚書坑儒”，只能信奉法家思想。壓制思想、控制言論只會招來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后果。暴秦最終的結局是暴民造反，社會動蕩，國家更迭。美國大法官曾在法庭意見表述中反映“強制公眾保持沉默，不管是多么的有限，或僅僅是以保護司法尊嚴的名義，也可能招致憎恨、懷疑和蔑視，而不是使尊敬得到加強。”我國一直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是需要各種不同的聲音的，不同聲音的爭鳴，更有利于我們發現問題，得到進步。
（二）充分遵循程序正義
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并行才是完整的司法公正。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相輔相成，共同建構懲惡揚善的公共秩序。正當的程序設計才能得出正確的結果，不正當的程序難以保證實體正義的實現。我們同時需要兩種正義，程序正義保障的是個人的權利，實質正義建構的是揚善除惡的公共秩序。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是兩個正義分別追求的目標所在。人們的善良構成實體正義，而如果沒有程序公正的約束，可能會導致的后果有兩個：好心辦壞事；或者實體正義被統治者操控，法律淪為控制人們的工具。正當的程序是實體正義得到實現的保證。
輿論的道德評價通常是傾向實體正義，那么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民意仍然不能成為放棄正當程序的理由。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在公元前339年被判處了死刑，他的死刑也是通過了一個人民法庭281票對220票的一種民主公正的程序決定的。他的死因為通過了正當的程序，就可以說不是少數的幾個當權者判處的。《圣經》故事中，耶穌的死是在民眾的一片喊殺之聲中決定。當時審判耶穌的羅馬總督擔心“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判處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由此看來，盡管輿論民意多數時候代表著實體正義，但也不可避免發生偏差。因此，遵循法定程序，不可忽視案件在經過司法程序之前可能存在的各種變數。多數壓倒少數的規則可能正是沒有看到司法程序存在的復雜性。多數人的意見并不具有天然正確性，因此需要程序正當來把好這道關。
對于司法機關來說，遵循程序公正也是保護自身不受輿論力量侵犯的盾牌。基于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與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司法機關并不能限制輿論的評論。只有嚴格按程序行使審判權，才能堵住輿論的攸攸之口。法院應當充分遵循比如法官回避制度，審判期限制度，公開審判制度，司法獨立制度等等。各種程序性的正義得到保障了之后不僅有利于實體正義的實現，也有利于維護司法機關自身。司法機關嚴格按程序司法，自覺接受來自輿論的監督。
二、構建二者良性互動的機制
（一）著力踐行新聞法治化
我國規制網絡輿論與傳媒的法律規范都不夠健全。我國的《新聞法》仍然還在醞釀之中。通過立法來規范輿論與司法的關系，不僅有利于輿論與司法的關系有章可循，也有利于傳媒業與網絡輿論的發展，輿論監督權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實現。健全輿論監督司法的法規，筆者認為可以從輿論主體資格，輿論監督內容、范圍以及責任追究機制幾個方面考量。
第一，輿論監督的主體資格應當設定限制標準。司法審判相對來說需要相當強的專業能力。如果傳媒的從業人員沒有法律的專業背景，沒有一定的非法律素養，就難以保證其可以正確理解司法審判的工作，因此對司法活動的監督也無法保證高質量。因此要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傳媒應當配備專業人員，具有了足夠的法律上的實力才允許其對司法審判進行監督。對于網絡平臺的輿論，由于參與者數量巨大，層次不一，要限制主體資格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對于一些專業網站，要配備一些專業的管理人員。其次，有關輿論監督的內容與范圍也應當立法予以明確規范。傳媒監督內容應當做到真實客觀，對案件進行報道評論事，要盡全力去了解案件的全貌和抓住問題的本質。對于審判終于用法律法規有不同意見不可輕率發表批評，需經多方協商，意見成熟后才可發表。不可以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進行侮辱或者人身攻擊，不可以歪曲或者編造事實。對于尚未審結或尚未作出終審判決的案件，傳媒不可以先行對審判結果妄加評判或發表激烈言辭。對于傳媒自身來說，可以在內部建立審查制度，通過審查委員會的成立對輿論的內容進行嚴格審查。最后，通過立法建立一個明確的責任追究機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對于一些違背了規制輿論的法律法規的行為，例如，輿論不當介入司法程序，不負責任不符事實的傳媒報道、有償交易的新聞等行為，建立一個責任追究機制。懲罰不法行為，保護合法權益，追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規制輿論監督司法法律法規的出臺對于加強傳媒管理與網絡輿論管理，提高傳媒的綜合素質與網絡輿論的監督水平都有重大的作用。
（二）法官獨立與精英化
法官的裁判工作需要法官處于一種中立的第三者狀態。法官不受權力的影響的時候才可能做到真正的獨立。而我國司法權一直處于都與行政權脫離不了關系的狀態。地方法院與地方行政機關一樣都由權力機關產生并且對其負責。一般情況下，同級的行政機關甚至級別比法院的級別高半級。法院的人事任免，編制、經費都控制在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的手里。法院沒有任何的獨立條件，在這個體制下的法官自然也無法真正意義上的做到獨立裁判。在輿論的力量上升到權力部門的時候，權力機關的介入不可避免的會使法官的獨立裁判受到影響。要消除輿論對司法的負面影響，變革目前的法院、法官所處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和法官實現獨立，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更加充分的得到發揮。
因而法官的素質亟待提高，“一位訓練有素的，稱職的，有理性的法官是不會受到他在報紙、電視或網絡上看到的東西影響的。”一位合格的法官在面對被輿論熱烈關注的案件時，他應當清楚應如何處理輿論與法律的關系，應當清楚自己判案的依據是法庭審理查明的“事實”，他應當遵從法律，遵從自己內心對正義的判斷，而不是遵從傳媒的報道。社會承擔著改革舊體制的責任，我們可以寄希望于現行的司法考試制度來提高我國未來的法官的素質。
（三）完善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的溝通機制
要保證輿論監督司法的效果，應當完善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互動機制。筆者認為主要是從司法機關的角度出發完善審判公開制度。審判公開制度的主要內容有，司法機關要建立起新聞發言制度，設立相關的機構與傳媒輿論形成良好互動，及時出面糾正輿論的不實報道。完善社會輿論與司法互動機制還需要司法機關主動傾聽社會輿論的聲音，主動傾聽民意，實現輿論與司法良好溝通。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公眾輿論、新聞輿論等概念界定的基礎上，對網絡輿論形成及特點進行了分析，以此提出了網絡時代中傳播媒體應如何傳播與引導公眾輿論。
一、公眾輿論、新聞輿論及‘輿論滾雪球’效應
(一)公眾輿論
又稱輿論。中國古代稱之為“輿人之論”，即眾人的議論，如《晉書·王沉傳》：“自古賢圣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英文public opmion的意思即公共的意見。喻國明老師認為：“輿論是社會或社會群體中對近期發生的、為人們普遍關心的某一爭議的社會問題的共同意見”：而劉建明老師認為“輿論，是顯示社會整體知覺和集合意識、具有權威性的多數人共同意見”。筆者認為，公眾輿論是指相當數量的公民對某一問題具有共同傾向性的看法或意見，并通過言談或文字等形式表現出來；它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特殊表現形式，往往反映一定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二)新聞輿論
新聞輿論的定義學界頗多，如“通過新聞活動表達出來的輿論”：“通過新聞媒介所傳播的新聞信息而形成的輿論”。筆者認為，新聞輿論是指新聞傳播者模擬公眾對新聞事實的評價及體現的一致性意見。新聞輿論的主體應該歸于新聞媒體，而非普通的社會公眾。新聞輿論更多是記者及媒體部門的意見而非社會公眾意見，用媒體的宣傳意圖去構造的一個輿論環境。
(三)“輿論滾雪球”效應
公眾所欲認識的世界來源于媒體的呈現，公眾所認知的世界是媒體為其構造的“擬態世界”。筆者認為，媒體在信息傳播中不僅決定公眾的視野內容，同時亦左右公眾對于事物及問題所持的態度，媒體的輿論引導不僅體現在認知層面，同時還影響到公眾輿論的態度層面，例如對“日本國的問題”，媒體通過對日本國信息報道與不報道、報道得多與報道得少的問題來主導人們對日本國家的關注，同時通過去日本國負面報道和正面報道來決定公眾對于日本國的態度。誠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體影響公眾輿論態度情況與公眾對于議題的相關聯程度有一定關系，顯然上述情況是針對超出公眾親身感知以外的事情，若對曾經受日本帝國主義迫害的公眾群體，新聞媒體這種影響的情況可能不太明顯。
由于在網絡媒體出現之前，公眾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取源于傳統新聞媒體，而新聞媒體力圖將公眾的關注點引入到媒體所構建成的“擬態輿論環境”上。媒體無論是構建“擬態環境”去左右公眾輿論方向，還是以媒體本身意圖去控制公眾態度方面的力量都是巨大的，所以經由新聞媒體傳播的輿論在媒體不斷重復傳播過程中，輿論力度及規模將會越來越大，出現“輿論滾雪球”效應。
二、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F的公眾輿論特點
(一)新聞媒體不再主導輿論
網絡新媒體時代，公眾的主體意識空前高漲，表達欲望得到充分激發，特別是對于公共事務，網民的參與意識極高；另外，網民群體呈現多元化“細眾”特點。所以，傳統新聞媒體在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新聞輿論的主導作用不再那么絕對與強大，由新聞媒體所產生的巨大的輿論雪球亦不太可能出現，更不會出現雪球越滾動越強大的情況，所以，在新媒體時代，傳統新聞媒體不再主導輿論。
(二)輿論環境趨于復雜化
語言暴力、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等現象在網絡中時有發生，錯誤網絡輿論也將引起不良的后果。由網絡主導形成的輿論雪球，即便是信息傳播的源頭也很難保證網絡輿論雪球的發展方向及規模，這樣的案例并不少見。所以，網絡在給普通民眾提供了表達真實想法或尋找共同語言的平臺的同時，也給不當行為及輿論提供了發展的機會。所以，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發展讓公眾輿論的環境更加復雜化。
三、在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新聞媒體如何傳播與引導公眾輿論
進入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的情況下，新聞輿論不再主導公眾輿論，在傳統環境中的輿論滾動雪球效應亦能發生，那么新聞媒體將如何面對新媒體中的公眾輿論?媒體又將如何發揮其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并受到公眾認可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一)充分認識新媒體時代下的輿論特點
由“抵制家樂福”事件可以看出其輿論主體主動利用新技術的動機極強，熟悉網絡技術，消息源不再局限于國內媒體，不再是傳統上“單向式宣傳”中被動接受灌輸的一方等。所以，在網絡中，個體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不再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信息傳播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利用網絡等新媒體制造輿論并力求個體意見能夠得到共鳴產生實際的影響。
(二)堅持信息透明公開化，還公眾一個更加客觀的世界
無論是“抵制家樂福”事件，還是其他由網絡等新媒體引發的輿論風暴都有一共同點，就是更多的公眾信息接受渠道受到限制而變得狹窄導致輿論升級。所以，我們的新聞媒體應該堅持和完善信息的公開化、透明化，還公眾一個更加客觀的世界。壓制輿論不能解決輿論問題，反而進一步惡化事態、導致輿論矛頭轉向的危險。
(三)積極呼應輿論，實現與輿論的互動
對于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暴。媒體不僅要直面輿論，而且要積極呼應輿論、引導輿論，搶占輿論的主動權。新聞媒體及時報道，引導輿論的發展，所以在汶川地震中，新聞節目主持人在播報新聞時留下淚水時公眾給予更多的理解、共鳴與贊美，我們也給予媒體一種崇高的敬意，這正表明了媒體積極引導輿論，積極呼應輿論，積極與公眾輿論進行互動，能夠完美地實現媒體引導輿論的功能與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