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開放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在研究中我們常常將貨幣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貨幣政策協調(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稱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貨幣決策機構或決策當局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對國際貨幣合作的基礎和有效性問題，從來都存在廣泛的爭議，支持者麥金農和威廉姆森宣稱，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無節制的匯率浮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管理和物價穩定非常不利，而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恰恰是宏觀經濟和通貨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不是目標本身而僅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對開放經濟體而言，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值得優先追求。而反對者則陣容更強大，國內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條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則將支持者的論點反轉過來，聲稱應該優先考慮國內的貨幣穩定，唯其如此這些國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種更穩定和更富有預見性的匯率政策，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才有起碼的基礎。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國際經濟學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論。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

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 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 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主權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 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

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

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 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

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 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 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 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基于博弈論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濱田宏一和克萊恩(B.Klein)和萊福勒(F.Leffler)等。從博弈論角度觀察，貨幣合作成為逆效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搭便車行為。為防止政策溢出，各國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國的福利函數，但是貨幣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體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監督機制，那么合作帶來的福利增進就成為類似公共物品的東西，那么貨幣合作將可能因搭便車行為缺乏制約而失敗，即合作為逆效合作。

第2篇

(一)有關概念的界定

所謂開放經濟是與經濟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經濟概念,是與封閉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其主要特點是:其一,一國經濟納入了國際經濟的運行范圍;其二,宏觀經濟政策既要實現內部均衡目標,又要實現外部均衡目標。所謂貨幣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主要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

(二)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和貨幣政策是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但兩者之間卻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相對封閉經濟而言,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慮國際經濟的影響。這是因為一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必須依賴于具體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換句話說,如果客觀經濟金融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貨幣政策也應該相應地做出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世界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變化趨勢共同改變了貨幣政策實施所依賴的整個金融環境。盡管市場的開放、資本的國際流動可以在微觀層面上改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但是在宏觀層面上卻給政府當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帶來了困惑: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獨立性受到沖擊,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顯得不能適應新的金融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包括中介目標)以及傳導機制也受到了影響。也就是說,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比如,貨幣當局不僅要考慮內部均衡還要考慮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上,不得不放棄總量指標(貨幣供應量)而轉向價格性指標(利率);在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當然,更為重要的變化體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各國將重新獲得利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國內實際產出水平和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能力。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貨幣政策實踐證明,即使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很大的,差異性貨幣政策所誘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同樣嚴重地干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

既然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一系列影響是如此之大,那么,這種影響有解決之道嗎?可以說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國際貨幣理論及實踐都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也即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種影響,盡管國際經濟學界對協調的收益大小尚無定論。

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定義及前提條件借鑒30國集團1988年對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所給出的概念,對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含義做出以下界定: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就是“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貨幣政策”的過程。這種協調通常分為兩種,即以規則為基礎的協調和隨機協調,前者是以各種制度為基礎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歐洲貨幣體系;而后者主要是指為應付某一具體事件,有關國家進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續時間有限的特殊協議,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腦會議、1985年的廣場協定以及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等。

那么,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協調一定是在利益主體(國家或經濟地區)之間發生了利益沖突的條件下才會發生的合作行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是一種常態,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難免有沖突,那么協調就有必要。但是,這里依然存在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主體之間才需要協調呢?回答當然是大國與大國之間才需要協調,因為對小國來說存在一個談判地位與力量問題,這里隱含的意思就是有一個協調的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同樣地,當所有的國家都是小國的時候,一個國家實行的政策措施,對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都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其次,只有在通過沖突雙方的協定或者說妥協可以使雙方都獲利,亦或說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況而另一方不受到損害的條件下,協調才會發生,如果說只有一方獲利,那么這種協調不會進行下去。

(二)為什么要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

1.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實要求———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國際經濟學界廣泛認為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是進行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一個外在動因。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解,這種相互依存主要體現在結構上的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國家之間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個國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實現,更多地取決于其他國家的行動。當然我

并不否認其他方面的依存,因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結構上和經濟目標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對外開放和相互依存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好處,比如,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加深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從而優化了世界資源的配置。但是,不爭的事實也有力地說明,國際間經濟依存度的加大極大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國的溢出效應。盡管理論分析表明,一個國家的政府可通過國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其經濟的內外均衡。但實際上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中,一國貨幣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國家的政策、行動和做出的反應。由于自的減少,其政策的作用與效力便難以預測。所以說,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是世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必然要求。

2.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在動因。如果說開放經濟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當一國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就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政策運行施加顯著的影響,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通常地將這種效應稱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應很早以來就被國際經濟學界所認識,許多學者如哈馬達(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應。溢出效應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傳遞,一般認為主要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以貿易渠道為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的需求緊縮。溢出效應產生于各種原因,包括那些將國外政策誘發干擾的影響傳遞給國內經濟關鍵宏觀經濟變量的各種貿易與金融聯系。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大量的研究證明這種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貨幣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協調可以降低這種溢出效應(這已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的溢出效應就是國際協調存在的一個內在動因。但是,國際協調是怎樣減少這種外部性影響的呢?下面將更進一步地談到。

(三)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法———博弈論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運用各種方法對各國間貨幣政策的沖突與協作進行了分析,并產生了運用博弈分析的戰略決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論依據。

博弈論(Game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理性的決策主體之間在其行為發生沖突時的決策方法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也是研究理性決策主體之間的沖突與合作的理論。其主要特征是決策主體之間的行為是直接相互影響的,因此,決策主體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其他決策主體的反應。在相互依存性很強的開放經濟中,各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性越來越明顯,作為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主體,一國的貨幣政策會影響到他國的社會福利函數,反過來,又受其他國家政策的影響。因此,各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選擇過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國在制定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經濟行為時,不得不考慮它國的反應以及將會采取的措施,以盡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而這種決策取決于雙方博弈的結果。博弈理論研究的結果顯示:國際間經濟政策不協調是無效率的,而通過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內,協調收益的分配取決于博弈雙方的談判力量。而在長期內,隨著博弈雙方地位的此消彼長,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勢必被打破,雙方又開始一輪新的談判與協調。

三、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否有效

從理論上講,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可以實現帕累托效率,使各國的福利均接近最佳點,整體經濟福利也高于非協調狀態。但世界經濟的現實卻與此大相徑庭,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往往不能順利實施,“以鄰為壑”的自利行為經常發生。為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出現現實失靈呢?

首先,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不確定性。要進行國際協調,首先要了解相關國家的經濟現狀,一般是根據各國所用的模型來判斷各國的產業結構,在此基礎上協調各國的利益。近年來,許多學者對外國貨幣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國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種多樣,在某些具體數值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由此導致協調利益的不確定性,使合作協調很難形成。

其次,違約沖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即使知道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能夠獲利,也不能保證協調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如果采取協調以外的政策的獲利大于協調政策時的獲利,就會出現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如果很難監督貨幣政策的話,那么每個國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辭地證明它堅持了協議政策的同時違約,由此,出現不協調的結果將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協調是在多個國家之間進行,那么違約的動機會更強。要消除免費搭車或違約行為,可以采取兩項措施:一是使協調經常化,即博弈不僅僅限于一次,這樣參與國就必須在背棄協議政策的預期收益與下一期對方國不合作行為的可能成本之間做出比較選擇;二是引

進客觀指標,完善協調政策的監督體制。

最后,政策協調中分配利益和分攤協調成本的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經濟學者的研究結果還不能計算出成功的政策協調所帶來的收益,而且對成功協調的收益分配與協調成本分攤的研究也還很少,對協調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決定仍未達成一致意見。這樣一來,即使關于協調的論證再詳細,也很難為實踐所接受。在這種局面下,要說服任何獨立自主的一國政府,為了一些不完全歸自己所有且數量不確定的國際協調收益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更多地流向其他參與國,而不是本國。盡管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由于上述不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現了失靈,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靜態的一次性博弈的最優化假設下建立的協調模型存在著潛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動態結構模型中也存在著政策協調障礙(比如說政策協調的連續性問題或者說可維持性問題),但是,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權威貨幣當局之間彼此協調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許比政策協調的本身更為重要。這是因為信息交換不需要規范的政策協調,并且交換也不會使貨幣蒙受伴生性的損失,它可能是一個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實現的目的,即使大多數實證經驗顯示政策協調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結果依然非常顯著。根據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設下的估計,政策協調收益對美國和歐佩克其他國家來說,大約相當于每年額外GDP增長的3%～5%和4%～6%。在這里之所以要列舉這樣一個數據,只是想表明一種觀點: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目標的奮斗軌跡與合作協定本身應該是同樣重要的,也許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會更充分地證明政策協調在經濟福利方面所產生的顯著收益。四、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以及對策研究

依據中國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以及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證明,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開放經濟的特點。但是,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顯示,從封閉經濟過渡到開放經濟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與執行也會同樣地受到其他經濟體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體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國也應充分重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現狀。中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體現在中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性組織在資金貸款、政策對話、技術援助、法律協調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當然,中國與IMF的合作與協調更為重要的表現還在于與IMF的積極配合方面。比如在東南亞危機風波中,中國對危機所采取的“同舟共濟”的態度,特別是中國政府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做出的“人民幣不貶值”的慎重承諾,這種承諾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緩解以及國際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次,體現在中國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合作與協調上,比如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合作與協調。中國還積極參與區域性貨幣合作,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各國或地區中央銀行的合作,進一步鞏固“10+3”(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三國,簡稱“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時根據“清邁倡議”,加快了成員國之間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進程。目前,中國已與日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涉及金額共計85億美元,與其它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正在談判與磋商之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加強各國貨幣合作的機制。

2.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匯率協調問題。匯率和匯率政策的協調一直是各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核心。中國自1994年實行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官方一再說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央銀行的任務就是穩定人民幣匯率。但IMF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屬于固定匯率制。那么中國目前的這種匯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說在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中,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是為了顧全大局(因為如果中國也實行貶值政策的話,那么只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報復性反應,這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只會使景況變得更糟,按照國際協調理論,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機過后,是否一定還要履行這種承諾呢?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要以匯率穩定作為唯一目標呢?筆者同意何澤榮教授的觀點:穩定匯率是匯率政策的一個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當然,這里不是說中國貨幣一定要貶值,只是想表明這樣一種觀點:中國至少應該尋求一種在國際社會能夠承受的合理限度內調整匯率的機制。

(2)利率協調問題。國與國之間的實際利率差異會引起國際間的套利行為,從而導致國際資本的流動,并進而會直接影響到匯率的運動。也就是說,在國際間(特別是經濟大國之間)存在利率協調問題。這里有一個問題,即是不是國外(特別是美國)利率調整了中國也應該相應的調整呢?當然不是,中國連續8次下調利率,事實上對內需的刺激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也許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里要說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動的環境、條件、因素及其范圍,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相比較是有質的區別的。由于中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因匯率變動幅度過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我國歸到固定匯率制),因此對未來匯率變動是一種靜態預期;另外,中

國還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資本是不完全流動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目前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沒有形成一種利率的市場反應機制;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利率政策從短期來說應該自主性地決定。但這絕對不是說中國不需要進行利率協調,只是說存在一個自我決策問題。

(3)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問題。由于獲得協調利益的大小取決于協調雙方的談判力量,而這種力量從根本上來說又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政治、經濟實力的強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這樣一個10多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頓森林體制崩潰以來,在國際貨幣領域沒有一個專門負責貨幣國際協調的機構(在崩潰以前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在這種背景下,由于“八國集團”在經濟實力和能力上對世界經濟的重大影響,因此它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是當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盡管這種協調機制只是一種隨機協調行為,但在新的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這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為一種最佳選擇。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被吸納為該組織成員,這對中國在國際協調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響的。

(二)中國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對策

1.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由于中國匯率市場不完善,不是有效的匯率市場,存在封閉性和壟斷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無法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實現。針對目前經濟現狀,可以采取人民幣適度貶值,刺激出口,擴大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緩解失業壓力,與此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協調,注意國際社會的反應。

2.有步驟地開放金融領域,有效管理國際資本流動,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加入WTO,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不可避免,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速度取決于諸多因素,比如經濟發展水平、金融體制改革進程、金融法規的完善程度、國家對金融業的監管水平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因此,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應該是一個有步驟的、漸進的過程。隨著經濟金融開放的深入,國際資本流動將加快,由此必須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國際資本流動沖擊的機制。隨著國際資本流動加大,必然會對資本項目可兌換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不能急于求成,應該是一個漸進的歷程。

3.探索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目前貨幣供應量與產出、物價之間仍然具有很大的相關性,而且可以通過利率、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對其加以調節。因此,中國目前仍需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也要認真探討其他參照指標,研究新形勢下中介目標的選擇問題。今后幾年中國應該穩步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以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奠定基礎。

4.加強國內金融監管,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貨幣政策國際協調也體現在對國際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為此,中國要加強國內監管,規范銀行業務,實現與國際接軌;還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建立強大的信息網。同時,面對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要建立危機防范與預警機制。

5.采用多種政策工具,實行政策的相機抉擇,保證經濟目標的實現。我們知道,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并不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應該同時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財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說可以尋求通過財政政策來控制經常性帳戶,從而調整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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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結構裂變帶來戰略性重構

結構裂變帶來的是新的組合與新的發展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結構內部的單一改變，而將這樣的改變放置在了與外部結構相互關聯的轉變之中，這將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形。縱觀企業創新的多個側面，真正的將創新演繹為內外突變，從而帶來結構性的改變，這是企業創新足以影響開放式經濟整體性格局的重要方面。這樣的裂變是戰略性的重組，是結構的整體性調整。在相關的分析中，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需要從至少兩個方面去加以理解。這種調整一方面是企業創新本身的調整，另一方面是企業調整后的相關創新所帶來的開放式經濟的整體的結構性調整，從而切實實現企業創新對于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促進。“結構”一直是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概念，作為模型論中的專有術語，“結構”表達著一種特有的組織方式。企業創新需要突破原有的技術創新、人才創新等表層的單一創新模式與結構，不再孤立的采取某特定方面的創新，而是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并舉，直面全球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劇的現狀。在這樣的帶有根本性的結構裂變中，企業創新需要為開放式經濟帶來的結構的深沉裂變，而這樣的結構性調整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重要保障。而對于戰略性的重構，這也是企業創新所需要思考的，這樣的戰略性意義上的重構，不只是針對企業，同時也是開放性經濟所應該做出的調整。企業創新只有站在戰略性調整的高度，才能夠最終影響并促進開放性經濟走向科學發展之路。

從宏觀出發，在大的指導思想上做好了定位，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的創新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將有利于整體的全面而科學的發展。這是切實有效的方法，也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科學發展所應該有的表現，是科學發展之路的先導。在這樣的新的方式中，產業演化與管理創新得以推行。產業演化需要進行創作性的改變，這是整個開放性經濟發展進程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企業創新中所具有的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的新的技術圖景與路徑、結構裂變與戰略性重構等為開放性經濟產業演變式的科學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證，正是這一系列的創新式改革，促使了產業演變的實現。產業演變是一種影響重大的轉變方式，要想真正的進入到產業演變的步驟之中，需要充分借助企業創新之力，企業創新的有效途徑的探取為開放性經濟產業演變提供充足保障，而產業演變的成功與合理進行又將在極大程度上調節開放性經濟的整體格局，并最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的向前推進。除了有利于開放性經濟的產業演變的科學發展，同時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中所需要的管理創新也得到了強有力推行。在之前的企業創新的可行性路徑的相關分析中，企業創新需要尋找新的方式，而一些新方式所帶來的正好是管理創新在開放式經濟中所獲取的重要地位，管理創新是對以往開放式經濟中過分追求技術性創新的一種修正，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新時代下人文觀念對于后工業時代技術先行所帶來相應弊端的補充性修正。

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

在企業創新中，采取新的技術路徑，即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將帶來嶄新的技術圖景的構建。漸進式創新，就是按照產品路線圖上規劃好的需求進行創新，因此我們也叫它路線圖式的創新或可預見的創新，例如Intel公司把迅馳升級到迅馳2，以及新一代Nehalem微架構，實際上都屬于漸進式創新，這類創新將產品性能不斷加強，為用戶體驗帶來漸進式的提升。真正能給企業發展和用戶體驗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技術創新，我們稱它為突破式創新，這種創新比較“稀有”，它雖有明確目標，但人們卻很難預測它能否獲得成功及何時成功。漸進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或者說在原有的知識構成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相應的革新，而突破式創新帶有突變與破壞的因子，是一種毀滅式的方法與手段。如何在這樣的兩種方式中進行相應的取舍，是當下需要面對的重大抉擇。在以往的企業創新要么是單一的選取漸進式的創新之路，要么就是對過去與現有的幾乎徹底式的拋棄，這樣的方式也使得開放式經濟帶有了相應的色彩，并在非此即彼的狀態之下徘徊。開放式經濟受到不科學與不穩定的發展方式的沖擊，對其科學的發展之路造成了極大影響。雖然突破式創新的意義非凡，但在開放型經濟下的企業創新戰略中，它與漸進式創新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認為，只有把這兩種創新結合起來，讓它們相輔相成，才能充分挖掘出它們的價值，以獲取企業發展的持續性競爭力。

繪制新的技術圖景與采取新的技術路線，是企業創新自我完善的途徑，同時也是企業促進開放式經濟科學發展的有效方式。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為新圖景的繪制帶來了切實可行的希望。這樣的結合并舉，要求在借鑒原有模式的基礎上，不僅有限創新，而且可以在較為恰當時候選取破壞性的創造手段。回到企業創新而言，如果在充分參考企業的相關規模、所處地位、行業特征等基礎上，保證了信息來源和知識密度的有效性，那么企業創新是可以采取突破性的方式進行革新。這樣的企業創新是具有適度的科學性的，而通過這樣的企業創新所影響到的開放式經濟，也可以朝向更加科學的路徑得以發展。漸進式創新與突破式創新并舉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命題，在創新意識研究與經濟學科的交叉研究之中，著名經濟學家漢德生曾就這一命題進行過深入的討論，當然他的討論更多的是將關注點放置在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兩者分別對企業的整體性影響之上。而我們當下倡導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并存，是對原有討論的突破，是對新的技術場景繪制的需要。漸進式與突破式創新將帶來企業的新發展，而這樣的新發展又將直接影響到整個的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模式與格局。兩種方式的恰當的結合性使用，將會成為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的科學發展的又一有效手段。這樣的創新使得開放性經濟一體化結構得以構建與企業創新的雙贏。“一體化”是當下經濟所追求的共贏性格局，而媒體時代的到來為開放經濟中的“一體化”的實現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開放經濟科學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企業創新，便是需要借助媒體化時代的大背景，通過傳播媒介的多元與密集引發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新型創新，來幫助開放性經濟走向科學的發展道路。

當下的“一體化”是全球性的“一體化”，區域經濟需要在各地區、各行業的交互中獲取新的發展空間。企業創新正是在創新中選取了與傳媒化時代密切相關的創新方式，使得原本就以尋求融合為基點的開放式經濟更快的邁進了“一體化”的進程之中。當然，在推動開放式經濟一體化，并促使其健康、穩步的走向科學發展的同時，企業在自我創新中也獲取了相應的收獲，企業探尋出了一系列新的自我創新之路，同時以這樣的自我創新去改變著整個大的經濟格局。這樣的互動與演化是一種良性的互動，開放式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演變之中確立了更加合理與健康的框架，企業作為開放式經濟體系中的一部分也轉變得更加完善。創新之路在企業發展與開放式經濟發展中科學演進，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性經濟的科學發展注定是一條雙贏之路。#p#分頁標題#e#

傳播媒介的多元與密集引發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新型創新

企業創新實際上也一種社會交往，是通過社會交往尋找和判斷最適合于特定企業、特定運作和特定市場的新觀念。為什么必須通過社會交往呢？因為我們所說的創新是熊比特意義上的“創新”（innovation），而不是科學家關在實驗室里從事的“發明創造”。而現代傳播媒介的引入，使得企業直接單向的促進向經由媒介影響的路徑發生轉變，媒介時代的到來帶來了全面革新的必須。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新近微博對企業營銷創新的巨大影響。微博的高覆蓋及高滲透是很多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而恰恰是這種天然的媒體屬性及低成本特點讓越來越多的地板企業也加入到了微博中，并開始嘗試運用這種新形式的媒體進行品牌宣傳。歷經幾年的飛速發展，如今的微博已然成為企業品牌營銷的另一大戰場。正如傳播之父麥克盧漢所言，世界終將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地球村，這樣的緊密性正好切合了開放性經濟的特質，開放性經濟正是這樣的一種根生于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與貨幣自由兌換全面加速的經濟形式，市場經濟一體化與經濟生活國際化使得開放式經濟中的各個經濟實體必然關聯，而這樣的關聯正是一個傳媒世界所帶來和必然面對的。在傳播媒介大量介入、世界日益媒體化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企業創新也以自我的新變化促進著開放式經濟的科學發展，同時這樣的新變化也是以企業創新促進開放式經濟發展的新的有效方式與具體表現所在。

具體而言，這樣的新方式的一個重要的形態在于傳播媒介的多元與密集引發跨越企業組織邊界的新型創新。在原有的企業創新的基礎中，不僅打破同行業之間，同時打破不同行業間的企業聯動，跨越企業組織邊界，將帶來整個開放性經濟的革新。企業組織的邊界一直是企業革新中所不愿意去觸碰的部分，因為在一般的經濟學觀念中，組織是區分開不同行業，使得整個經濟領域得以秩序化的基礎，企業的革新一般都避免去打破相關的行業邊界。但在媒介時代，媒介的密集和多元使得企業革新很多時候需要借助媒介這一載體，企業革新因此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相互緊密依存的狀態之中。因此，現在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刊物、報紙、簡訊。通過國內和國際相應的媒體發電子文檔，傳真以外，有的企業上門去送，這些形式無非是求得媒體對各方面的需求和報道和認可。無論是何種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紙、網絡，都是為企業，為大眾服務。例如大眾公司就充分利用新媒體進行企業創新，在2011年4月21日第十四屆上海車展上，大眾汽車品牌面向中國公眾啟動了一個探索未來汽車設計與制造的對話平臺———“大眾自造”項目“，大眾自造”是一個可以由消費者自己創意、設計、分享和討論心中夢想之車的交互平臺。在這場充滿創意和激情的造車之旅中，互聯網不僅擔當了主要的傳播渠道，更擔當了消費者與大眾汽車品牌雙向溝通的創新平臺。實際上，媒體不只是對大品牌、大企業才適用，其實小型企業也需要，這可以提高客戶的忠誠度、企業的推廣工作以及企業信譽，而且幾乎每行每業都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