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3:1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危機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一般資料
隨機選擇2013年7月~2014年7月本院急診外科收治的患者120例作為本次研究的對象,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60例。對照組男26例,女34例,年齡21~75歲,平均年齡(34.5±5.6)歲。觀察組男27例,女33例,年齡20~76歲,平均年齡(34.6±5.7)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對照組患者在常規護理過程中不實施危機管理。觀察組患者在護理過程中實施危機管理。危機管理的內容包括環境管理、危機意識、危機預案、危機管理機制、危機處理、危機處理總結等。
1.3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觀察并比較兩組患者危機事件發生情況、危機搶救成功情況、患者護理滿意度、患者病歷書寫規范情況等。護理滿意度評價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分為25項,每項0~4分不等,總分為100分,如果患者在搶救治療中,出現搶救失敗、死亡,則直接記為0分?？偡?ge;95分為非常滿意,80~94分為滿意,<79分為不滿意。護理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總例數×100%。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1.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觀察組患者的危機事件發生率為3.33%(2/60),對照組危機事件發生率為20.00%(12/60),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的搶救成功率為96.67%(58/60),對照組為83.33%(50/60),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的病歷書寫正確率為100.00%(60/60),對照組為88.33%(50/60),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的護理滿意度為98.33%(59/60),對照組為81.67%(49/60),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在臨床護理中,危機管理是一種新型的管理模式,其主要是針對臨床護理中各種多發的危險事件進行評估、預防等制定處理預案和措施,進而提高患者的臨床護理滿意度,提高搶救成功率,降低危險事件的發生。針對本文急診外科患者臨床護理中的危機管理進行分析,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①為患者提供良好的診治環境。急診科接收的患者病情一般屬于危重癥,針對這類患者,醫院可以開展先診療再付費的服務模式,將服務流程優化,將搶救生命放在第一位,讓患者在第一時間內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療。為患者提供良好的診治環境,提高搶救質量和搶救成功率。②提高護理人員危機意識。定期對急診科的護理人員進行培訓、開展講座等,加強護理人員護理過程中的危機意識,加強與患者之間的溝通、了解患者的病情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險因素。③加強制度管理。在對患者進行護理的過程中,護理人員需要正確傳達患者的醫囑,并嚴格按照規定的要求進行患者病歷的書寫,其中針對危重癥患者,在搶救治療后,需要補充病歷。加強制度管理,保證護理人員在護理過程中的每一個動作必須符合要求和護理標準。④制定危機管理機制。在護理過程中,制定危機管理小組,針對急診外科以往遇到的危機因素和危機事件,制定危機預案,規范護理中危機事件的處理流程,對患者的危機管理、護理情況等進行安全檢查。⑤制定危機事件處理預案。在臨床護理的過程中,提前對患者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進行預測,然后制定危機預案,保證在患者發生危機事件時候,可以及時、妥善的處理。⑥危機處理。在護理過程中,患者發生危機事件,立刻根據患者的危機類型,按照危機預案進行處理,如果患者發生的危機事件不在危機預案范圍內,及時通知醫生,并同時實施搶救處理。在患者危機處理之后,對相關工作進行總結,將危機管理、臨床護理中存在的不足等進行總結,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再出現。在以上這些危機管理內容中,還需要建立危機公關,針對臨床診治、護理中發生的危機事件進行處理,將危機管理中的相關制度和體系進行完善,增強護理護理人員的危機預警意識,在臨床護理中,加強與患者的溝通、心理護理等。本文針對患者實施危機管理,危機事件發生率較低,搶救成功率非常高,患者的病歷全部書寫正確、規范、合格,而且護理滿意度也非常的高。
4結語
從專業角度來說，公共危機是社會生活中突然發生，對社會秩序產生嚴重影響，給社會造成嚴重損失的事件。政府與社會的常態化管理，并沒有將公共危機囊括在內，針對此，需要政府與社會采取相應措施進行應對。通常情況下，公共危機被分為兩類，即自然災害與人為因素引起的事件和人類社會生活產生的沖突和災難。公共危機有以下幾項特點：第一，突發性，在短時間內出其不意地發生；第二，危害性，直接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嚴重情況下還會影響社會發展；第三，不確定性，公共危機的發生并不是常態，且處于動態發展過程；第四，緊迫性，在公共危機發生時，政府需要立即采取應對措施，如果延遲，將會造成嚴重損失；第五，雙從性的結果，一旦發生公共危機，不僅會給社會發展帶來一定影響，還會增加不安定因素。在此過程中，逐步建立相應的體制，將有利于完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在我國，普遍將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看作在特定情況下，運用信息管理理論、技術、方法及手段，收集、分析、組織公共危機信息，為危機管理提供解決方案的過程。實行危機信息管理，必須在全過程獲取信息的基礎上，處理并利用好取得的信息，以提高危機管理效率與決策的準確性。危機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可以為社會公共管理部門提供準確、快速、經過科學分析的信息。因此，公共危機信息管理在社會和諧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危機信息管理要以信息管理支持危機管理為基本原則，從中可以看出，危機信息管理開始從危機管理與信息管理中分離出來，逐步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并逐步成為危機管理核心。
2加強政府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的措施
目前，政府公共危機信息管理還存在較多不足，如缺乏信息預警機制，政府信息法制建設落后等。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政府公共危機信息管理。
2.1完善信息預警機制
當前，我國各級信息機構危機信息監測、信息收集能力與預警能力相對而言較為薄弱。這主要是因為危機信息監測、預警與收集工作制度不完善，信息監測技術和方法相對落后。針對此種情況，需要采取相應解決措施。首先，要建立激勵機制。激勵機制的建立有利于強化政府部門服務人民的意識；其次，開發新技術和信息預警方法；最后，提高信息人員鑒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完善信息預警機制，有利于在危機信息處理過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關注危機信息源頭，做好調查與訪問工作。
2.2擴大政府信息公開途徑
政府是危機信息管理的主體，要加強危機信息管理，應當擴大信息公開途徑。首先，在應用傳統形式基礎上，結合現代技術手段，將兩者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把傳統公開方式與現代化技術手段，如互聯網、電子郵件等相結合，保證信息公開的及時性。其次，建立健全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部門要逐步建立新聞發言人與相關部門和地區的責任問責制度。如果新聞發言人在發言時公布不準確的信息，或故意隱瞞真實信息，相關部門要追究其法律責任，以保障信息公開透明化。最后，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從目前發展形勢來看，第三部門對政府部門與社會的影響逐步擴大。因此，在公共危機信息管理過程中，應當充分發揮第三部門的優勢。
2.3建立健全國際化信息溝通與合作機制
在社會形態不斷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國家化形式也發生改變。目前，任何一次大型公共危機都有可能演變為全球性災難。在社會關系越來越緊密的過程中，各方依賴性進一步加大。因此，政府部門要以全球化眼光看待公共危機，與國際組織在危機信息管理方面進行擴展合作。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積極爭取國際性與區域性組織在人員、教育與資金方面的支持，加強與國際組織間的溝通，通過協商建立合作機制。
3結語
臺灣歷史博物館充分認識到博物館存在危機，不能回避現實中的危機。正視博物館存在危機是進行危機管理的前提和基礎。否則，將難以樹立長遠的危機意識、形成科學的危機觀念，博物館的危機管理也自然成為天方夜譚。史博館認識到博物館存在的危機與其它公共場所的危機并無很大的區別，若無危機意識與危機管理機制，有朝一日大禍臨近，勢必造成無法彌補的慘痛局面。[4]因此，史博館認為有效開展危機管理，建立博物館危機管理機制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博物館危機的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對危機的認識首先是針對博物館危機的來源及危害對象，將本館面臨的危機分為文物類、人員類、館舍類、營運類和其他類等五種類型。每一類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情形如下表所示。史博館可能出現的危機情形中，因政治沖突或戰爭、地震、洪澇、火災等引發的危機發生的概率較小，但危機發生后對博物館造成的影響較大。展品損毀或遺失、參觀者發生意外傷病、館內發生的爭吵甚至肢體沖突、臨時停電、媒體負面報道等對博物館來說可能是較為常見的危機事件。但由于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特殊性，如果處置不當，極易成為對博物館帶來重大損失或災害的源頭，所以史博館將其列為常態性的危機項目在危機管理中予以重點關注。
（二）對博物館危機特征的認識史博館對博物館危機特征的認識源于本館危機管理工作的實際和其它領域危機的特征。對危機的特征作出以下定性描述：博物館危機具有多源性、突發性、不確定性、威脅性、階段性、緊迫性、雙效性的特征。[6]多源性是指博物館危機通常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突發性指博物館危機往往發生于突然之間，發生后常令人措手不及、疲于應對。不確定性一方面指無法準確預測博物館危機發生的具體時間、地點和危機類型，另一方面指危機發生后的發展演變趨勢和最終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威脅性意指危機可能會對博物館的館舍、藏品、形象、美譽度和其它資產產生破壞、造成威脅。階段性指博物館危機的發生按照危機演變的周期一般會出現潛伏期、爆發期、處理期、善后恢復期四個階段。緊迫性指危機一旦發生，形勢十分緊迫，博物館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進行處理與應對。雙效性是指博物館危機既可能是真正的危險或災害，也可能是轉機；處理不當可能會產生嚴重后果，處理得宜可能轉化為一次發展機會，給博物館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由于博物館危機具備以上特征，史博館認識到博物館危機的嚴重性和對危機進行管理的必要性。同時，也意識到對博物館危機的管理不能采取正常體制下的管理，而必須訴諸非常手段進行非常態的管理，即需要建立博物館危機管理機制。
二、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危機管理
史博館對博物館的危機管理從理論層面上形成了相對系統的認識，并在實際工作中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危機管理經驗。下面分別從博物館危機的預防與模擬訓練、博物館危機的等級設定、博物館危機的應對方法與處理程序三個方面對史博館危機管理的認識與經驗進行分析。
（一）博物館危機的預防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有“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钡奈C防范思想。史博館充分認識到危機防范的重要性，強調能夠在危機預防階段通過一定的防范措施將危機止于未發為危機管理的上策。為此，在危機預防階段通過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博物館危機的預防性管理。具體包括成立博物館危機管理小組、進行博物館危機的調查、預測博物館可能出現的危機、建立危機預警系統、擬定各項應變計劃、危機處理的模擬訓練。1.成立博物館危機管理小組：由一位副館長作為召集人組建危機管理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各業務部門主管和安全維護部門的負責人。根據實際需要，小組每年召開一到兩次專門會議，審定博物館危機事項及等級，討論博物館運作情形及面臨的風險因素。危機管理小組下設警戒組、疏散組、救災組、通訊組、醫護組、公關組幾個權責分明的任務編組。其中，警戒組負責安全、現場秩序維護、館內交通協調；疏散組負責觀眾及員工疏散等事宜；救災組負責搶救館內發生的災害、防止災害擴大及物品器材搬運與供應；通訊組負責通報及保障危機信息傳遞的暢通；醫護組負責醫療護理及館內傷病者的急救；公關組負責對社會公眾與媒體進行溝通和危機信息的，重新塑造博物館形象。2.進行博物館危機的調查：博物館各部門按照本部門職責范圍對館內風險因素進行調查，審慎考慮，列舉各種可能發生的危機，交危機管理小組進行整合。3.預測博物館可能出現的危機：危機管理小組就可能發生的危機事項運用頭腦風暴法定期分析并作出評估，根據史博館危機管理等級表預測危機發生的概率及影響程度。4.建立危機預警系統：危機管理小組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分類逐項擬出預警方法與預警標準，并作成危機預警系統。5.擬定各項應變計劃：危機管理小組就可能發生的危機事項逐項討論，應不厭其煩，依各種發生可能逐項研究，擬定應變方法與計劃，形成書面的危機預案。以博物館發生火災或爆炸危機為例，史博館的預案要點及處理程序如下：（1）立即通知相關人員（包括救災組、保安、現場值班人員）關閉電源，疏散參觀者，撥打火警電話，同時自行組織撲救。（2）立即通知博物館秘書室及相關組室主任，按相關程序向上級領導通報。（3）緊急召開危機處理會議，分組采取危機應變措施，全力展開危機處理。（4）由公關組危機信息，減少社會公眾與媒體的揣測和負面評價。各項應變計劃和應急預案被寫入博物館危機處理手冊中，發放到每一個館員手中，使一般館員也能清楚危機應變及處理的要點。此外，史博館對已擬定的危機應變措施每年評估一次，并進行不斷修正，力求周全。6.危機處理的模擬訓練：史博館認為在危機預防中僅有危機應變計劃與應急預案是遠遠不夠的。面對危機的突然發生，館員若缺乏實戰狀態下的模擬訓練，臨場必然會手忙腳亂、無所適從。若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只有靠平時的危機處理模擬訓練。史博館在這方面的做法是：（1）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博物館危機應變講座，加強館員的危機意識與應變處理能力，培養各部門共同參與處理危機的協同性與對相關器材的熟悉度。（2）危機管理小組每年就系統整體或具體某項危機舉行討論會一到兩次，討論內容包括博物館潛在風險、館內硬件設備、危機發生后的人員分工、處理程序及方法、溝通渠道等。討論后結合每年的實際選擇項目進行模擬演練，對演練過程進行全程記錄，以備改善。（3）由危機管理小組責成硬件總務組人員定期測試館內設備，對館內各項設備的運行狀況進行檢查，保持設備的機動性。（4）模擬演練后認真評估、檢討演練中的不足和出現的問題，逐步對照改進，不斷完善，并將成果作成簡報，適時報送上級主管部門。
（二）博物館危機的等級設定為明確每類具體危機對博物館的威脅與影響，以便采取妥善應對政策，博物館危機管理小組應將所有危機項目在危機壓力表上予以標示，制訂危機等級。危機壓力表是在臺灣諸多領域應用較多的評估危機影響值和發生率的方法。該表為以十字形坐標，縱軸代表危機影響值，橫軸表示危機發生率。決定危機影響值得因素包括：危機擴大的可能性；危機能否成為公共性問題；影響組織正常運作的情況；危及決策者及組織形象的程度；損害組織利益的程度等。危機發生率可根據發生的可能性分為沒有發生的可能性、不常發生到一定發生等幾種情況，可分別用數字1到10表示?？v橫相交的區域依次以紅色、橙色、黃色和綠色標識，以此區分危機的等級。[7]這是臺灣社會較為通用的評估壓力的方法。據此，史博館制定了符合本館實際的危機管理等級表（如下表所示）。以英文字母代表危機影響程度，其中A代表輕微影響，B代表有影響，C代表嚴重影響，D代表影響非常嚴重。危機發生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其中1表示很少發生，2表示偶爾發生，3表示常發生，4表示經常發生。[8]不同類型的具體危機按照屬性在表中標識其對應位置，并據危機的影響程度和發生率將危機等級標記于危機事件前，作為危機處理時的參考依據。
1.突發公共事件往往對社會穩定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突發公共事件的不確定性、嚴重性和多發性決定了危機就在我們身邊時刻潛伏著，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尤其在當今，環境越來越開放、信息資訊越來越發達、人們的活動范圍更廣，各個組織之間的聯系愈加頻繁，相互依存度愈加高，公共危機事件一旦發生，就可能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這就迫切需要對此予以重視，進行危機管理，最大可能阻止危機的發生，最大限度減少危機給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突發公共事件的公共性決定了危機管理的主體必須是政府。突發公共事件的公共性決定了此類危機和其他組織面臨的危機不同，它涉及的是社會公眾。維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的執掌國家行政權力的機構———政府，對此責無旁貸。雖然危機的最終解決需要社會諸多力量的參與，但政府必須是主導和核心。在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需要政府部署方案，組織協調各個機構，調動各方力量，實施各種措施，盡快盡可能降低危機的破壞力。
3.突發公共事件危機管理對政府而言是考驗，也是契機。我國公共事業管理體制還不健全，職能不清、多頭管理現象時有發生，針對突發公共事件缺乏有效的應急、預警和善后措施。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政府能否迅速做出反應，在最短時間內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危機擴散，對危機的負面影響進行有效遏制，這些都是對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驗。政府一旦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危機管理體系，就可以針對自身情況和外部環境，對危機的發生進行預測，了解其起因、特點、類型等基本要素，然后制定科學的應對措施。危機發生時，就可以有條不紊地將事件化解，從而彰顯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外，政府也可以從危機管理中找到現有管理制度和方法的不足，盡快加以彌補和完善，以獲得更好的發展契機。
二、政府加強突發公共事件危機管理的對策
1.樹立和強化危機意識。危機意識是危機管理的起點，培養危機意識是危機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人云:“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樹立和強化危機意識不僅可以增強政府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敏感度，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危機的發生和擴散。對政府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要進行危機意識教育，這種教育不僅是居安思危意識的強化，還應該包含應對危機事件的各種技能培訓。通過教育和培訓，加強隊伍的危機管理能力培養，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將政府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的危機意識、應對危機的知識和能力作為政府危機管理系統中一個重要環節來抓。除此之外，還應積極開展應急知識的宣傳教育和職業訓練，適時地組織“突發公共事件模擬”活動，通過緊急生動的情境教育來提高政府人員和社會公眾的危機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
2.完善危機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政府進行危機管理必須依法進行，將危機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和危機相關的公共事務，完備的法律制度也是政府實施危機管理的有力保障。雖然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一些針對突發公共事件危機管理的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防震減災法》和應對公共衛生問題的《傳染病防治法》等，但這些法律法規通常只針對某一危機事件，大多只明確了單一部門的職責，目前還未形成一套完備的危機管理法律體系。為使政府危機管理能夠有法可依，我國政府必須加快構建與危機管理相關的法律體系，確保政府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危機管理的法治化不僅可以提高政府危機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還可以讓社會公眾依照相關的法律程序對政府的危機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監督，以確保危機管理對公眾利益的保護。完善危機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可以體現在立法和執法兩個方面。在立法方面，應該針對所有可能出現的突發公共事件制定一套統一協調、具有可操作性的危機管理法律體系，使政府危機管理行為做到有法可依。在此基礎上，還要制定和完善應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專門法律法規，并在這一套法律法規中，對危機的等級劃分、危機管理的原則、應急預案的編制、政府職責、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機構的協調等問題都要予以明確。在執法方面，應該建立危機管理執法監督體系，對危機管理進行有效的監督評價。政府行為得到有效監督，從而實現對社會公眾利益的保護。
3.建立政府危機管理的預警機制?！胺彩骂A則立，不預則廢”，危機的預防比危機的解決更為重要。建立有效的危機預警機制可以使政府事先對潛在的各類突發危機事件有一個充分的估計，做好應急準備，并盡可能制定最佳的應對策略。如果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及時消除產生危機的根源，社會就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可以避免對人們精神上的傷害。從經濟性和有效性兩方面來說，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前的預警是解決危機的最佳選擇。政府應建立并不斷完善危機發生的預警與監控系統，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源頭和各種風險因素進行定期確認、分析、評估和監控，最大限度地預估突發公共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制定本地區各類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提醒相關組織機構做好積極的應對準備，提高危機處理能力，讓公眾對危機有正確的認識，減少對危機的恐慌，把對危機的被動回應轉變為對危機的主動管理。
4.構建危機管理的協調聯動機制。當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政府處于主導和核心地位，但政府力量不是萬能的，還需要聯合其他組織機構的力量來共同應對。為了更好地整合有限的資源，提供更有效的危機管理措施，要建立起“政府統一領導、各部門分工負責、其他組織積極參與”的危機管理協調聯動機制。在這一機制中，應該包括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指揮決策機構、職能組織、信息管理系統、綜合協調機構和輔助組織等。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具體運作中，以政府為主導和核心，對其他組織機構進行部署，明確各個組織的權責、對人員進行合理安排，對資源進行有效整合，確保各部門、各地區在危機來臨時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危機。
草根。新聞媒體在傳播危機信息時具有的草根性是相對于政府而言的，所謂的草根是大眾化的、平民化的，媒體的傳播對象不只是政府，更多的是普通受眾。一般而言，在傳統媒體傳播中，危機信息是單向的，是具有“后仰性質”的傳播方式。隨著新聞媒體發展，其傳播方式也逐漸轉變為“前傾性質”的傳播方式。此外，新聞媒體為廣大受眾提供了更廣闊的信息傳播與接收空間，將危機事件透明化。2008年汶川地震，新聞媒體在地震發生后的第一時間將災區信息傳遞給廣大受眾，不僅讓受眾了解到災區的現狀，并且也幫助災區在短時間內收到全國各地的賑災款項與賑災物品。
二、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體通過提供多種方式和多種層次的各種傳播形態來滿足受眾的需求，使得受眾獲得更及時、更多角度、更多聽覺和視覺滿足的媒體體驗。在法制社會中，新聞媒體成了社會政治因素與社會勢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監督工具。新聞媒體介入公共危機管理，在傳播信息、傳遞知識、反映社會輿情的同時，也成了大眾交流與討論的主要平臺，對公共危機管理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1.及時反映社會輿論，積極引導社會輿論
輿論在無形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了一種社會現象、社會力量，無論是對社會的發展還是政府的管理都產生相應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開始重視新聞媒體，并且在制定規章制度、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從新聞媒體報道的角度出發。但是，由于我國政府掌握的資源有限，面對的社會問題錯綜復雜，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利用資源則離不開新聞媒體。新聞媒體能夠將局部比較典型的事件及時轉移到公共問題中，經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反映社會輿論，讓政府將比較分散的、潛在的公眾意愿上傳，從而在短時間內轉化成比較明確的政策需求。
2.及時傳遞危機知識，促進對大眾的教育
新聞媒體能夠及時傳遞危機知識，加強教育，開闊視野。根據新聞媒體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聞媒體具有文化傳遞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機管理中將危機知識及時傳遞給大眾。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聞媒體在及時傳遞危機信息的同時，也在短時間內傳遞危機知識，部分新聞節目邀請權威專家，為大眾解答地震發生的原因，地震發生之后造成的影響，并講解地震來臨時的自我保護方法。因此，新聞媒體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樣，教育內容豐富，不僅可以提高大眾對學習的興趣，也從根本上增強了大眾對公共危機的認識與理解。
3.新聞媒體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從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機可能是災難，也可能是轉機，在發生危機之后，政府及時對危機處理政策、危機處理策略進行調整。新聞媒體的傳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眾利用新聞媒體能夠及時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機應對策略，并將自己的意見及時反饋給政府。因此，新聞媒體的積極介入能夠加深民眾對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聞媒體對危機事件的報道，為公共危機管理奠定物質基礎，引導受眾積極支持公共危機管理工作。
4.新聞媒體介入成為緩解公共危機的主要手段
新聞媒體的信息傳播速度非?？欤w信息量大，影響范圍廣，能夠在短時間內對公共危機事件進行剖析。從非典時期的全民行動引發的思考，再到總理為民工追工資等等，均體現出新聞媒體對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在經新聞媒體報道之后，能夠及時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廣大受眾，促進政府及時解決公共危機事件。因此，從整體角度分析，新聞媒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不僅是化解危機的實施者，并且也是促進我國傳媒發展的主要動力與載體。
三、結語
①潛伏期。處于此時期的圖書館在表面上絲毫看不出有任何問題，其運轉也正常，但是其內部卻隱匿著危機致因，這個時期圖書館的危機是隱性的，危機因子正在不斷積累、壯大。②危機征兆期。這個時期，危機已顯露出一些細小的征兆。絕大多數的圖書館危機事件發生之前或多或少的都有些許征兆，但人們也要意識到，有個別的危機在其發生之前是沒有什么較為顯現的預兆的，比如說地震等現在還很難預測到的自然災害。③全面爆發期。這個時期的危機表現為顯性。④恢復期。這個時期，圖書館各項工作慢慢走向正軌。上一次危機如果沒有得以妥善處理，將有殘存致因，與此同時，新的危機致因也在孕育，圖書館也相應地進入下一個危機的潛伏期。⑤轉機總結期。這一時期，圖書館的危機又從顯性變為隱性。總而言之，在危機處于可控時期，就應該迅速加以預控;在危機爆發之時，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對危機加以有效控制，將危機影響降至最低。
2圖書館危機管理動態分析
圖書館危機管理分為危機的事前管理、危機的事中管理和危機的事后管理三個階段。筆者認為，在圖書館危機管理中，最重要的是在危機發生之前對其實施有效管理，即圖書館危機事前管理，它是對圖書館內潛伏的危機致因和發展的趨勢所進行的一系列診斷、預控等管理活動。在這個時期，危機致因處在隱性階段，圖書館的運行還算正常，因此較難察覺。這需要圖書館在日常管理活動中具備危機意識，挖掘出潛在的危機致因，從而率先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把危機消滅在潛伏期中，否則，危機致因由量變達到質變，就會從危機潛伏期、征兆期轉為危機爆發期。當危機爆發后，一定要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應對危機。當危機得到一定的控制之后，就進入到了危機的恢復期、轉機期。圖書館應該從危機中總結經驗教訓，以利于日后圖書館危機管理工作的開展。
3圖書館危機管理機制構建
3．1圖書館危機事前管理
圖書館危機的事前管理主要是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即危機的預防和危機的管理準備。作為整個危機管理過程中的第一階段，其目的是為了有效地預防危機情況的產生。古人云:“智者見于未萌。”預防危機的發生比解決危機更重要。因為在危機產生破壞力之前消除其根源，可以節省大量因處理危機產生的人力、物力、財力損耗。從一定程度上說，危機的事前管理就是圖書館危機管理工作的全部。所以，人們要高度重視圖書館危機事前管理，從以下幾方面做好危機的預防和危機的管理準備工作。
3．1．1樹立危機管理意識，加強人文精神建設。
客觀存在是圖書館危機的自然屬性。人們只有在日常的圖書館管理工作中樹立起危機管理意識，不管是物質層面也好，精神層面也好，做足準備，才能更好地預防和應對危機事件。缺乏危機管理意識可能造成本該可以預防的危機事件因某個觸發機制而爆發，本該可以從容應對并將損失降至最低的危機事件處理糟糕，損毀自身形象，給圖書館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3．1．2成立危機管理小組。
由于經費短缺，我國的圖書館大都未能建立獨立的、專職的危機管理部門。一個退而求其次的解決辦法便是由圖書館里的某一位領導負責圖書館危機管理工作，賦予其相應的權力，即可以從圖書館中調取有危機管理方面經驗的人才組成危機管理小組，并做好人員分工工作與溝通交流工作。危機管理小組的建立有利于相關方面的機構、個人、群體加強交流與溝通，保證信息渠道的高度暢通，可以更好地應對圖書館危機事件。此外，圖書館還應制定危機小組的績效考核與評價制度，對于在危機管理中表現突出的工作人員進行相應的物質和精神獎勵，對于表現較差的甚至失責的人員進行相應的懲罰。
3．1．3調查潛在的危機致因。
圖書館危機的產生大都是潛匿的危機因子達到爆發臨界點，由某個觸發機制觸發而造成的。只有在平時的管理中，全面、主動地去調查并發現圖書館里潛在的危機致因，詳盡、細致地評價所有危機因素轉換成危機的可能性和對圖書館的影響等，才能更好地做到危機預防，避免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做好調查評估危機致因的工作，可以為接下來的建立危機應急及恢復預案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3．1．4建立危機預警系統。
危機預警系統是指組織為了能在危機來臨之前，盡可能第一時間發現危機苗頭，建立一套能感應危機來臨的信號，并判斷這些信號與危機之間關系的系統，通過不斷地對危機源、危機預兆監控，從而在各種信號顯示危機將要來臨時及時地向組織或個人發出警報，提醒組織或個人對危機采取行動。危機預警系統由危機監測子系統、危機評估子系統、危機預報子系統構成。此外，構建危機預警系統的過程中，要對其預警正確率進行監察，以便及時進行改善。
3．2圖書館危機事中管理
3．2．1做好危機控制工作。
毫無疑問，果斷的決策在危機控制過程中十分重要。在時間緊迫、千鈞一發的危機狀態下，危機管理者所面臨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危機管理者要想有效地控制危機，就必須按照“以人為本”和“有所取舍”的原則指導危機的控制工作。但在時間緊急的情形下，危機控制的首要任務就是保障危機發生時，在場所有人員的人身安全。同時，在過后也要優先彌補讀者的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失。此外，圖書館也要對危機管理小組進行實時監控。危機管理小組各成員在危機控制的過程中要保留好相關日志等信息，以便分析、核查，指導危機管理策略的動態調整。
3．2．2做好危機處理工作。
假如危機控制工作失敗，危機就很有可能迅速擴大，全面升級惡化，那么，圖書館就陷入了全面危機中。這時，危機管理工作也須適時作出調整，由危機管理小組的局部活動轉變為圖書館全員參與狀態。①進行危機的初步調查評估。可臨時成立調查評估小組，進行危機現場的勘察、詢問工作，弄清楚危機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等問題，對危機事件所釀成的后果進行準確、細致的評估，確定危機類型與破壞范圍的大小。②迅速啟動危機應急預案。若此類危機正好屬于之前編制的預案中的類型，就應第一時間按照預案的內容展開危機處理工作。
3．2．3做好危機跟蹤監控工作。
因某些危機具有持續性，所以它們有時不會完全消亡，很可能死灰復燃。這就要求人們做好危機跟蹤監控工作，當其有可能再度爆發或以新的形態出現時，能夠從容應對，妥善處理。
3．3圖書館危機事后管理
危機事后管理是圖書館危機管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危機處理階段的延伸。危機事后管理工作的成敗，決定著圖書館的形象。
3．3．1危機善后。
經過危機管理前兩個階段的共同努力，危機事態得以控制，圖書館危機最終被消除。然而，圖書館危機事件導致圖書館相關群體出現一種高度不穩定的失常狀態，這種失常狀態可能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所以，這段時間須對相關情況繼續跟蹤、反饋，以確保危機事件得到實質性的妥善解決。如果只是在表面做工作，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么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2002年巴金贈書流失事件在時隔三年之后的2005年11月又重新被媒體關注，這與當時國家圖書館僅僅從協調各方面關系入手進行表面的危機處理工作，沒有做好實質性善后工作有著密切關系。
3．3．2危機管理評估。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學科
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學科已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的體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學者們賴以界定自己學術活動范圍和限度，以及專業活動合法性的依據，另一方面在學科內部對從事于該學科的研究者起著自我規范、自我約束的作用，從而使同一學科的學術活動具有某種共同性，形成某種“研究傳統”或“學術共同體”，并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展開有效對話。[1]無論是高等院校的教學，還是通常的學術研究活動，都是以學科為基本的建制而展開的。可以說，學科已成為一幢幢分門別類的知識大廈的基石。
在近來的中國哲學界[2]，從《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開始至今所產生的汗牛充棟的“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豐富成果，都有失去學科保障，從而在該學科失去原有的價值和意義的危險。中國哲學學科基石是否穩固，成為學科內部令人擔憂的重大問題。于是，中國哲學界的許多研究者紛紛就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質疑，并試圖化解目前存在的學科合法性危機。“中國有無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或者從中國哲學學界自身的立場來看，將問題置換為“我們在做什么？”、“我們應該怎么做？”諸如此類的疑問困擾著中國哲學界。如果我們不能對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說服力的說明，我們就無法對我們所從事的學術活動的意義做出合理解釋，也無法說服我們自己繼續開展這種學術活動的根據。因而，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同時也是學術活動的意義危機和從業者的信心危機。由于“中國哲學”又和民族精神、文化傳統、中西文化的對話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義體系相關，所以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又是一個在人文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問題。
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相關的討論意見進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討合法性危機出現的特點、意義以及可能的回應方式。
一、追源――歷史性的錯誤
“中國哲學”的存在或許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中國本無“哲學”一詞，自古也無“哲學”這樣一個學科。中國人所使用的“哲學”一詞是晚清時期的學者黃遵憲從日本引入中國的，而日本人對該詞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西周用“哲學”這兩個漢字對應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說，在中國談論“哲學”，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一個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學術，與中國固有學術或中國當代學術進行會通，并不一定就發生類似“中國哲學”的歷史性“錯誤”。在黃遵憲的時代，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大家，他們常使用“學術”、“思想”等字眼，來進行中西哲學的會通。雖然他們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是“中國思想之痼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但大都走的是一條“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匯中西并發展中學的道路。中國人剛開始大規模接觸和移譯西學，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只好用中學來格西學之義，“緣附”之類的毛病是在所難免的。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并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后果。
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范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范式。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范。由于這個典范是眾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贅述。
所確立的這個經典范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后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么我們原本就有，要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么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并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這里，不再是過去的學者們所熟悉的“漢宋兼宗”，作為古論思維代表的義理之學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訓詁的漢學相對，而是“漢學”、“西洋哲學”的“兼治”，西洋哲學已取代“宋學”成為指導思想和方法，因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盵3]
雖然說所樹立的經典范式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但本人確實是大手筆，說得很是中肯，有著深厚的“漢學”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鑒和仿照西方哲學的學科規范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史的講述中，則更多地照顧到中國學術本身的特點和內容，較多地采用漢學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說明。我們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當然一些附會也是免不了的。在對中國哲學史料的解釋上，緊隨其后而且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馮友蘭先生[4]，則有顯著不同。馮友蘭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學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5]馮友蘭的哲學史實踐也是依照這個主張來操作的，例如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系”，用柏拉圖的“理念說”來解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這種解釋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哲學，是很值得懷疑的。在港臺學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會以儒學、佛學為主的中學與以康德哲學為主的西學時，也創造了一套相當有影響的儒學話語系統和中國哲學范式，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臺的一些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心目中，只有一種“西方哲學”，那就是康德的哲學，只有一種“中國哲學”，那就是經由牟宗三詮釋的“陸王心學”。當這代學人飽讀了西學，再把西學來格中學之義時，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一個新典范：以不斷變化著的西方哲學來演繹中國哲學史料，于是，學者們開始談論作為存在主義者的莊子，竟然討論朱熹的“理”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諸如此類的可怪之論?！巴ㄟ^哲學家們對傳統哲學的整理和詮釋，傳統不是愈來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來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學作為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部門，它使人們不是愈來愈親近傳統，而是愈來愈疏遠它?！盵7]在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我們面對和處理的無疑是中國的史料，然而對這些史料用西方的種種觀念詮釋時，我們所獲得的所謂中國哲學史，究竟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學科中的運用史，還是中國哲學自身的歷史，我們是靠近了中國哲學的精神，是遠離了她，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8]。
這些苦心經營中國哲學的前輩學者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所創立的范式的影響是深遠的。被譽為韓國東洋哲學第一人的學界前輩柳承國教授在回憶牟宗三、馮友蘭等人的學術影響時說：“他們的影響很大，是當時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不管現在人們對他們的學術如何評價，但可以說，當時比他們更好的沒有了。他們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很大，他們在介紹亞細亞學術文化時所說的，人們是絕對信從。其中，馮友蘭是名聲最高的。”[9]當然，我們并不能指責前輩學者們走錯了路，因為他們作為學科的領路人，同時也是探路者，在無現成的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們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這些前輩學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學術背景，他們從跨文化的視野出發，來探討所謂“中國哲學”問題，在今天看來，他們所苦心經營的“中國哲學”，可以說只是文化際的比較哲學而已。
二、辨惑――中國有無哲學
既然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那么就不免產生這樣的問題：在依傍西方哲學而建立起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10]如果問得再直接一點，可以說，這個問題也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史）呢？”對于這個問題，馮友蘭的態度是，“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盵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國有沒有哲學”為題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12]根據這樣的哲學定義，他認為“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史，當然有悠長的人性活動與創造，亦有理智及觀念的反省說明，豈可說沒有哲學？”[13]馮友蘭與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決這個問題的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或標尺，來“發現”中國的“哲學”；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當然是以“哲學”作為通名來使用為前提的[14]），強調中國哲學相對于西方哲學的特性。這兩種方式都屬于“中國有哲學”的論證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只是各有所側重而已。
在當前中國哲學史界，“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例如，張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來都明確地發問并作了解答。“中國有無哲學”這一涉及學科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界需要重新加以“證明”，加以“澄清”，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在當今的時代，雖然我們從傳統虛無主義的極端中逐漸走出（當然，這種虛無主義仍然很令人感到擔憂和可怕），但業已放松了“強國保種”的生存壓力而可能保有一種平和的文化心態的文化人，則不能不對事實上已經斷裂的文化傳統發自肺腑的悲鳴。如果我們把這種文化情緒稱作文化民族主義，那么它和中國哲學學科之所以發生關聯，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哲學學科在傳續中國文化傳統的功能上的表現令人失望。對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從業者們來說不無諷刺而又應當認真加以關注的是，這樣的批評不僅來自于學科內部，而且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學科的外部，尤其是來自于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人們已習慣將哲學作為文化的核心，習慣于通過對哲學的把握來理解整個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國哲學史未能提供給人們一種有效的通達傳統的路徑。
重提學科問題的第二個背景是中國哲學主體意識的覺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影響至深的一部分人對民族文化的斷裂表現出麻木不仁和幸災樂禍外，我們大多數人都深刻地經歷了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們并不乏“傳薪”之外還要“傳火”的自覺。傳薪，亦即傳學；傳火，亦即傳道。無論是馮友蘭的“闡舊邦以輔新命”[17]，還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飄零”心態下主張的“返本開新”，都有著傳道傳火的自覺。然而世事畢竟不盡如人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把哲學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來規范哲學創造與哲學活動的一元化。哲學的發展權成為政治權力的專利和特殊待遇。在當前的中國哲學界，自覺努力實現從哲學史家向哲學家轉變的，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界一種日益多見的理論訴求。和合學、心靈哲學、中國經典解釋學等，都已逐漸浮出水面。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論思維，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已開始得到中國哲學界的確認，而這一點卻對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重提中國哲學學科問題的第三個背景來自于西方哲學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變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黑格爾曾經武斷地斷定中國人的思維是主體“沉陷在客觀的實體里”，是主體與客體的直接合一，因而將中國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學史之外[18]?，F代的海德格爾把“哲學”理解為西方傳統上以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和“概念思維”為特征的“形而上學”，而將中國人以“非概念思維”或“詩性思維”為特征的論說系統稱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東方的“思想”，企圖借鑒東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維”的“形而上學”。2001年9月，德里達在他的中國之旅中與中國學者對話，明確地說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盵19]德里達的說法在許多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國學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如果說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表現，我們可稱之為“哲學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從海德格爾到德里達的這種類似黑格爾的把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的專名使用的方式，同樣激起了中國哲學界的哲學民族主義，雖然德里達聲明：他的說法“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20]。這種哲學民族主義的產生同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期望著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至于中國有沒有哲學，有哲學還是有思想，都需要從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來做出說明。中國哲學界已經厭煩了圍繞著西方哲學的“指揮棒”來轉。現代西方哲學具有活力的創造活動也給中國學人以很大的刺激，他們不僅想學習西方人的哲學或思想，還想進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國哲學或思想也獲得西方哲學或思想那樣的生機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哲學界又開始就“中國有無哲學”問題進行“辨惑”工作。人們大體上仍是結合著普遍性證明和特殊性證明兩種方式來證明中國有哲學的。從普遍性證明出發，人們或者力證中國哲學中有許多與西方哲學有許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給出一個哲學的普遍性定義（這個定義顯然是具有更寬泛的適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證明中國哲學也符合這個定義（這種證明實際上在給出定義時就已經暗含著了）。從特殊性出發，人們認為哲學具有不同的形態，中國哲學具有中國哲學的形態，不能用西方哲學的特殊形式來判定中國有無哲學[21]，而中國學人應當重視中國哲學的形態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學的語言和范式[22]。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就意味著中西哲學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不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統，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從事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張士英教授[23]和從事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們的回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能否化解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呢？我個人認為，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機――中國哲學是否可能
中國哲學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表象上看，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解答著眼于過去，即中國“哲學”的“史”。我們向更深層的方向考察，并著眼于現在和未來的話，這個危機可以歸結為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中國哲學能否發展、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三個相互聯結的問題。
首先，既然所謂的“中國哲學”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性錯誤”，我們本來有自己的傳統學術以及傳統的學科分類，那么我們現在還要不要延續這個“錯誤”？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對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馮友蘭先生對這個問題曾提出兩種方案供大家選擇：一是堅持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嚴格地篩選中國義理學史料，而獲得“中國哲學史”；一是不必理會西方哲學，中國義理學我行我素，而獲得“中國義理學史”。[25]當然，能否以義理之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或“思想”的統稱也是成問題的。對于第一種選擇，幾乎成了中國哲學界相當普遍的一種選擇；對于第二種選擇，現今也有人贊同，認為中國沒有“狹義的哲學”，不如稱作“中學”或“中國的古學”。[26]也有學者不贊同此種態度，認為這種“自我放棄、退出、拒絕”“哲學”的做法，“既不合現代學科分類的時宜，亦遷就了西方哲學中心主義”。[27]實際上，當我們按照西方哲學家的指引，以“思想”來定義中國的理論思維時，又不免入“中國有無思想”的窠臼?！八枷搿痹谶@里又有著特殊的含義，并非我們日常語言所說的“思想”一詞的含義。海德格爾等人“發現”了東方的“思想”對于克治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以及作為后果之一的“科學”或“科技主義”的弊病的意義，“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系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28]中國傳統的復雜性就象西方傳統的復雜性，而海德格爾將東方思想理想化，與我們慣常將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樣，都有著價值取向與解釋維度上的一廂情愿。海德格爾雖然略通老莊，然而對于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中國不僅有“思想”，而且有“哲學”。當然，張祥龍先生主張退出“哲學”，并不等于放棄“哲學”，因為在他看來，這里作為西方哲學專名使用的“哲學”，已經被置換為“思想”了。無論是主張“哲學”，還是主張“思想”，當然無損于中國理論思維的歷史存在，但卻能夠影響到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學科建制、范式和未來發展方向。
陳來教授認為，在馮友蘭提供的兩個選擇之外，事實上人們在實踐著第三個選擇：即理論上認定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而事實上是以中國義理之學為范圍。[29]俞宣孟則否定了馮友蘭給出的兩個選擇，認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哲學本身究竟是什么?！盵30]張立文先生主張“根據中國哲學的特點，給（中國）哲學作出自己的規定?！彼J為可以這樣來表述中國哲學：“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盵31]這個定義可能受到朱熹的啟發，《易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朱熹認為，“一陰一陽”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陰一陽者”才是“道”。這個定義與、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輩學人對于哲學的定義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學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學的特殊性，亦即“中國哲學”之為“哲學”的定義。
“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不可能是中國的理論思維，而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在這個學科下得到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面對這個問題，也許較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定于一尊，讓所有人走一條路。我們仍處于探索階段，不妨讓人們各抒己見和各持己見，按自己認定的路走下去，使我們在整體上擁有著開放性和豐富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世人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我們在探索中，逐漸形成新的學術傳統。這樣的傳統或許還不止一個。
其次，無論是用“哲學”還是用“思想”來界定中國人的理論思維，這種形上的思考傳統即使從先秦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其歷史也有將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個傳統，雖然我們對這個傳統有著許多不滿意。這二千余年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財富的形上傳統，能否流入現代之中，成為我們邁向未來的文化資源，取決于中國哲學是否能夠發展，能否展現生命活力。馮友蘭先生很發人深省地提出“照著講”和“接著講”，張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講”。由“照著講”和“接著講”，出現了承續宋明理學的程（二程）朱（熹）道學（也稱程朱理學）、陸（九淵）王（守仁）心學、張（載）王（夫之）氣學三系的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由“自己講”，出現了不限于承續諸子之一家的“和合學”，此外，“新仁學”、“境界哲學”、“心靈哲學”、“現代新墨學”等學派或新的哲學學說已在形成之中。
從中國哲學史學科內部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照著講”、“接著講”和“自己講”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三種“講法”。其中，“自己講”是“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講”，沒有依據傳統而又在回應當代的哲學課題中超越傳統的現代哲學理論作支撐，我們就無法很好地“接著講”和“照著講”。一味向西方尋找理論工具，“接著講”與“照著講”的結果，卻使我們陷于究竟是“接著誰講”和“照著誰講”的迷惑。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實質上說，是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發展力和自身創造性的危機。
再次，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在學科上著重體現為方法論危機。這里所說的“方法論”，是指落實中國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具體操作方法。解決的途徑可能有三條：一是向西方尋找，援西入東，“以夷治夏”。這是人們所慣用的一種方法。例如主張用現象學方法來會通中學的張祥龍很坦率地說出：“我自認還沒有那樣的能力，能夠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讓華夏的古文獻自己說出新話語，獲得當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嘗試讓“中國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條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響，而又復興自己的非形而上學思想的道路。”[33]二是從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中尋找方法，例如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繼承和發展了朱熹的弟子陳淳《北溪字義》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范疇解釋學方法，從范疇分析、范疇與范疇聯結而成的邏輯結構分析入手，來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義蘊。[34]現在“邏輯結構分析法”已成為中國哲學界常用的一種方法。最近張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學者也擅長用“漢學”的方法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走歷史學與文獻學的進路。只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史學研究應當與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否則達不到哲學史應有的深度。[36]湯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國經典解釋學，恢復經典解釋傳統，在“我注六經”中使“六經注我”，從而恢復經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鑒中西和會通中西中，可能出現的新的創新性的哲學方法。同樣，我們對此三條路也應抱有一種多元開放的態度，分頭探索。三種道路無疑都會各有短長，各有所蔽，但卻可以為我們提更多的選擇。
四、展望――中國哲學的生生之路
“危機”往往與“機遇”和“轉機”相連。中國哲學能否通過在化解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的機遇中，出現某種好的轉機呢？
首先，關于哲學還是思想。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究竟有無哲學，或者中國究竟是有哲學，還是有思想，不僅僅限于一個學術爭論的話題，還是一個話語權力的問題。在西方哲學和文化居于全球優勢地位或強勢地位時，中國學者的聲音往往湮沒在西方哲學家的斷言之中，西方哲學家的意見很快地全球化為普遍性的主張。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或許不必執著于哲學抑或思想的爭論。就學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學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與東方文化相遇而產生的一個“錯誤”，但“哲學”已成為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共名”，人們已經習慣于不僅用它來標示西方的哲學，而且來表示世界各文明體中的相應的內容。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現在東、西方哲學界所應做的，應該是自覺地從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實出發，來重新界定“哲學”的內涵，以使“哲學”這一共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宗教學界，“中國有無宗教”成了類似的學術訟案。一些西方學者堅持從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發，認定中國沒有宗教，而只有哲學（這回倒是承認中國有哲學了）。西方宗教學家依據于基督教經驗的宗教概念，無法涵蓋諸如佛教這樣的東方宗教，然而把諸如佛教等東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顯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學家積極修正他們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夠涵蓋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學界也應該積極地向西方宗教學界學習，改變自身的固執姿態，改變局限于西方文化經驗的狹隘性。就中國哲學學科而言，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來界定哲學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來確定中國哲學的概念。
其次，關于中學與西學。就學科范式、方法和話語系統方面來說，中國哲學學科先天地就與西方哲學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因而如何處理中西哲學的關系，就成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保持一種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們可以繼續用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文本，也可以“在參照西方哲學和相對獨立發展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38]，試圖“找到一條比較靠近中學，借鑒而不依傍西學的理解之路，從而架起傳統與現代的智慧橋梁”。[39]在這里，我們切忌范式的單一化。
同時，在我們著手以某種現成范式去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反思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反思這種范式能否兌現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前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可以完全拋開解答“中國有無哲學”的比較哲學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嘗試確立中國哲學作為世界多元哲學之一元的獨立性，使中國傳統哲學作為一種有特性從而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進入現代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史家們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語言和思維，去向現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因此，探索主要依據中國哲學自身的資源來建立中國哲學的學科范式和話語系統，是更為基礎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學之間，一些學者還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從目前學界的實踐來看，這種會通帶有強烈的單面性，即總體上是以西方哲學來輔助理解中國哲學，并且是讓中國學界通過西方哲學來理解中國哲學，而不是使西方學界通過這種會通來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也許一些學者的本意在于為中西哲學找到一個具有共同點的對話平臺，然而西方哲學界又有幾人能夠讀懂漢語哲學界的文本，又有幾個重視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的論說？令中國哲學界尷尬的是，似乎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出發反而無法理解中國哲學的意蘊，要想理解中國哲學，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學。在今后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會通中，我們可以繼續這種“以西解中”的事業，但不要輕易地、武斷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們的確是無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語言和語境中去，但我們仍然可以用現代的中文語言和中國語境去重新解讀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國哲學的世界化問題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來詮釋中國哲學只能是讓西方學者初步了解中國哲學的“便宜法門”，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那么他就必須學漢語，通古文，設身處地地試圖用中國傳統思維來進行思考，以圖理解中國的古典文本。
再次，關于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海德格爾并不是一個漢學家或中國哲學史專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像叔本華一樣對中國哲學進行解說以建立某種意義體系，也不妨礙他把中國哲學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發揮。關鍵之處在于無論是叔本華還是海德格爾，無論他們如何憧憬東方，都能“援東入西”，并能夠“化東為西”，在借鑒和融會中繼續西方哲學的傳統或形成新的哲學傳統。中國哲學界無疑有許多東西要向西方哲學界學習，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還是努力培養西方哲學界那種活躍的創造力，相較而言，近幾十年的中國哲學仿佛是犯了“貧血癥”，自我更新和自我調節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國哲學的繼續發展，曾經是許多中國哲學大師對于未來的期望。例如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的《結論》中都做過充滿期待的展望。張岱年說：“西洋哲學及其方法已輸入了中國，人們雖一時不免為西洋哲學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學的呼聲已可以聽到，我們可以期待著一個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學燦爛的情形之到來?！盵40]這些話雖寫于前一個世紀的上半葉，但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來說，仍具有著昭示作用。從最近的情況來看，中國哲學界的情況似乎有了好的轉機，一些主要依據于中國傳統哲學資源的新的“中國哲學”開始漸漸由潛入顯，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中國哲學界的努力，中國傳統哲學必將獲得她的當代形態，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告，一個中國本土哲學自主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41]或許哲學界將來從學科上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將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相同的學科?！爸袊軐W”指中國當代的哲學，它既包括當代的“中國的哲學”，也包括“哲學在中國”，而且是“哲學在當代中國”?！爸袊軐W史”則是關于從傳統到現當代的中國哲學的歷史?；蛟S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將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范式和傳統具有相當重要影響的，很可能就來自于當代的“中國哲學”。只有這樣，我們也才能把“哲學史”變成“當代史”，也只有在開發和利用中，使歷史上的中國哲學由可能的文化資源，成為現實的文化資源。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從當前的整個中國學界來看，人們無論是從研究傳統上還是從學術心態上都還未對中國傳統哲學獲得其當代形態而成為“中國哲學”做好準備。
注釋：
[1]本文參閱了知識社會學的相關成果，如（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利》，三聯書店，1999年3月版；（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魯旭東譯：《局外人看科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國傳統哲學以及中國傳統哲學在當代的繼續發展的意義使用“中國哲學”一詞。
[3]：《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同上。
[4]關于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學科的典范意義，請參閱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已有詳論。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頁。
[6]可參閱拙文：《理一分殊新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作者自序。
[8]參閱景海峰：《學科創制過程中的馮友蘭――兼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開放時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國教授訪談錄》，《原道》第7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見《東亞文化研究》第1輯，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審查報告二》，《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4頁。
[12]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頁。
[13]同上書，第4頁。
[14]同上書，第1頁。
[15]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16]李錦全、馮達文主編：《中國哲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馮友蘭先生于1988年2月寫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掛在書房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見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第十五章《〈中國哲學史新編〉與馮友蘭的終極關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頁。
[18][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99頁。
[19]《是哲學，還是思想――王元化談與德里達對話》，《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國哲學初步》導論。
[22]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三章“本體論與中國哲學的道”。
[23]張士英：《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書，跋。
[25]請參閱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附錄《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
[26]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第190頁。
[27]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譯文轉引自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526頁。
[29]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第355頁。
[30]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122頁。
[31]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32]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
[33]同上書，第307頁。
[34]一些學者誤以為范疇解釋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學，實質上是不了解中國的范疇解釋傳統。參見俞學孟：《本體論研究》，第123－124頁。
[35]張立文：《和合方法的詮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史學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1997年7月31日。
[37]請參見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波蘭）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沒有上帝》“寫作緣起”，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曉：《在借鑒中深化對中國哲學的認識》，《光明日報》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摘要】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席卷全球,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信貸業務是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信貸風險也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在當前形勢下,商業銀行必須強化信貸風險管理,保證信貸資產業務的健康發展。本文分析了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成因,并提出在金融危機下治理信貸風險的相關對策。
【關鍵詞】金融危機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主要是指銀行貸放出去的款項,借款人到期不能償還而形成逾期、呆滯或呆賬,使銀行蒙受損失的可能性。信貸風險管理是當前國有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核心。如何準確把握和有效防化信貸風險,確保金融安全,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和長期任務。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在強化信貸風險管理,防范和化解信貸風險上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取得了顯著的工作成效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信貸資產質量明顯提高。然而,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金融產權制度改革、經營管理的授權操作與內控自律制度建設的嚴重不協調,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信貸風險控制理念和行為偏差,以致信貸資產不良率還處于高位運行。在金融不斷對外開放的今天,如何加強信貸風險的管理便成了銀行能否提高競爭力的關鍵。
作者結合多年工作經驗,從分析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成因著手,提出了治理信貸風險的相關措施。
1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面臨的主要風險現況
分析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是加強信貸管理的前提和基礎。商業銀行信貸業務風險包括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其中內部風險起主導作用,并決定外部風險。
1.1內部風險
1.1.1素質風險。是指因信貸人員個人素質原因導致的信貸風險,信貸人員個人素質包括業務素質和品德素質兩個方面。業務素質偏低的信貸員一般很難對一筆貸款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使貸款的風險增大;品德素質較差的信貸人員則容易導致、以貸謀私的道德風險。
1.1.2程序風險。信貸審批程序復雜往往使得貸款風險變得不易控制,有時甚至加大風險。
1.1.3管理風險。貸后管理是信貸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貸后管理能否落實到位是貸款能否正常收回的關鍵。從現行管理機制看,貸后管理仍不同程度存在流于形式、走過場或不到位的現象,給貸款的安全回收帶來了一定的隱患。
1.1.4政策風險。每一種信貸業務的開辦和發展都以相應的信貸政策作為前提,但在現實中,信貸業務有時很難與信貸政策變化相適應。
1.2外部風險
1.2.1經營風險。對于借款人來說,一旦銀行貸款到手,主動權就轉移到借款人這邊,貸款使用和歸還主要由借款人把握,貸款銀行既不能參與借款人的經營管理,更不能干預其經營決策。借款人經營上的風險將直接影響銀行貸款的安全,從而導致銀行貸款的風險。
1.2.2中介風險。一些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公司等中介機構為了眼前利益或某些不正當收益,會為借款人出具不真實的報告,隱瞞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問題。這種做法使貸款銀行在不真實資料的誤導之下錯誤地發放貸款,造成較大的潛在風險。
1.2.3行政風險。作為國有商業銀行,雖然在人事、行政、業務上不受當地政府管理,但并不等于不受當地政府影響,有時受影響的程度還比較大。
1.2.4誠信風險。借款人還貸意愿與其法定代表的個人品德有關,還貸能力強的借款人還貸意愿不一定強;還貸能力弱的借款人,還貸意愿不一定差。
2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形成的原因
當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成因主要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2.1銀行自身原因
2.1.1信貸管理機制不健全。就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而言,貸款的審批和發放主要憑借個人主觀意愿,無論是貸前調查還是貸時審查,都缺少科學而完整的客觀評價以及完善的貸后檢查工作。貸款資金發放后,銀行極少就企業對貸款資金的使用狀況及企業的重大經營管理決策等進行必要的檢查、監督和參與。這種只“放”不“問”的做法必然導致逾期、呆滯、呆賬貸款的增多。另外,信貸員的責、權、利與貸款質量不掛鉤,缺乏明確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
2.1.2信貸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我國商業銀行在進行企業信用分析時,采用定性方法者較多,缺乏系統科學的定量分析。信用風險分析主要停留在傳統的比例分析階段,缺乏在統計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方法基礎上的信用風險量化測量工具,如缺乏對企業違約風險分析模型、企業破產失敗預警模型等科學定量模型的開發和使用。對企業信用等級的評定也主要是由各個銀行自己進行,評級的主觀性強。另外,我國商業銀行的電子化起步較晚,很多銀行缺乏關于企業完整信息的數據庫。
2.1.3缺乏高素質人才。當前,信貸管理工作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對于高素質人才的要求是:既懂銀行業務,又了解企業生產經營;既有深厚、淵博的經濟、金融、法律知識,又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既有較強的業務能力,又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質。
2.2外部環境因素——金融環境影響
2.2.1微觀經濟不景氣,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直接影響到銀行貸款資產的安全。據統計,去年某省國有、鄉鎮集體企業中的困難企業面達到55%,國有企業虧損面達到50.8%,其結果必然會相應地影響到銀行的貸款資產質量。近年來,企業經濟效益的下降也是銀行不良貸款不斷增加的一個直接原因。
2.2.2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是銀行信貸風險擴大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企業破產失業救濟制度沒有完善起來,因而銀行貸款風險無法直接分散和轉移。企業與社會的問題沒有解決,直接導致企業把生產所需資金的缺口留給銀行貸款解決,形成貸款風險壓力。企業保險制度不健全,使銀行無法保全貸款資產的安全性,增加了損失的概率。
2.2.3法律制度約束不力,同樣是銀行貸款風險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由于我國市場經濟和法制建設的時間尚短,不論是公民或企業的法律意識,還是國家的立法、執法,都不盡如人意。銀行常常在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時,受到挫折。
2.2.4社會信用監督機制不健全,企業逃廢債現象嚴重,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由于我國目前缺乏一套完善的社會信用監督機制,逃債者得不到法律和社會的制裁,廉價的逃債成本成為企業逃債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詐、逃債、賴債等現象層出不窮,使得我國金融市場的誠信資源遭到了非道德主義的侵襲,社會信用出現了嚴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為最稀缺的資源。
3商業銀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對策
3.1加強內控機制建設
努力實現從粗放管理向規范集約管理轉變,樹立風險與收益相平衡,風險與資本相匹配的理念。全面落實風險責任追究制度,強化管理層和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逐級簽訂風險責任書,從內部構筑有效的“信貸風險防火墻”。
3.2健全我國的信用體系
對于商業銀行,假如借貸者的信用意識增強,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就會減小,可以降低借款者違約的概率,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從根本上提高了商業銀行控制信貸風險的能力。
3.3規范信貸操作流程
規范的信貸業務操作制度一般包括貸前調查、貸款審批和貸后管理三個部分。將信貸業務“三查”制度細化升級,以客戶現金流量分析和客戶還貸能力的判斷、預測為信用風險度量尺度。保證信貸業務高速度、高效益、高質量發展。
3.4建立科學快速的信貸風險識別預警機制
建立科學的信貸風險預警體系,有助于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風險判斷表面化和風險反應滯后的狀況,加強信貸風險搜索的系統性和準確性,提高信貸風險分析的技術含量。
3.5開展科學的貸款組合管理
投資多樣化和分散化可以減少各種貸款的相關性,使風險貸款組合的總風險最小。最常用的方式是放款數量分散化和授信對象多樣化,即銀行應盡量避免大額貸款,增加小額貸款,從而把貸款給更多的人。依據概率分析的結果,分散貸款的平均值越接均值,風險的可能性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