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3 15:12: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鄉鎮醫保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2020年衛健局中醫藥管理局體會經驗做法特色亮點成效
以點帶面
促進中醫藥發展
x省x州x市衛生計生局堅持“以點帶面”方式，促進中醫事業和中藥產業發展，中醫服務體系不斷完善、中醫藥文化特色不斷彰顯。
以提升服務能力為“著力點”，強化中醫藥體系建設
x市按照“強龍頭、壯樞紐、固網底”的發展思路，強化市、鄉、村三級中醫藥服務網絡建設，形成了以市民族中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為樞紐、村衛生室為網底，涵蓋市級綜合醫院、專科醫院、私立醫院和私立診所的中醫藥服務網絡體系。
一是強化“龍頭”建設。將市民族中醫院作為全市中醫藥工作的“龍頭”打造，突出專科專病建設，醫院設有36個臨床醫技科室，其中國家級重點中醫建設專科1個、省級重點中醫專科5個、州級重點中醫專科4個，是x省中醫住培基地和x市中醫藥工作的醫、教、研中心。
二是強化“樞紐”建設。全市14個鄉鎮衛生院均規范設置中醫科、中藥房，并建立了14個古色古香的國醫堂，連接上下，作為中醫藥“樞紐”服務力量不斷強大。
三是強化“網底”建設。全市社區衛生服務站和村衛生室作為“網底”單位，完善硬件設備，均建立標準化的業務用房，中藥飲片配備在100種以上，中成藥配備在50種以上，基本滿足了農村群眾對中醫藥防病治病的需求。
以深化醫改為“關鍵點”，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
一是同步推進公立中醫院改革。將市民族中醫院納入醫改試點范圍，與綜合醫院改革同步推進，嚴格落實各項醫改政策，完善調整中醫醫療服務收費項目和價格，積極探索適合中醫院特點的支付方式和薪酬改革制度。
二是積極參與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建立中醫藥優勢資源上下貫通的考核和激勵機制，推動中醫優勢資源下沉。市民族中醫院牽頭3家鄉鎮衛生院組建了醫共體，鼓勵市民族中醫院的醫師到基層多點執業或對口幫扶，鼓勵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中醫全科醫生積極參與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提高基層中醫藥服務能力。
三是貫徹發展中醫藥的醫改政策。落實中醫醫療服務體系建設、中藥飲片加成銷售、醫院中藥制劑和中醫藥非藥物療法納入醫保報銷范圍、將中醫院中醫門診診療服務納入首診范圍等政策，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可持續發展。
以人才隊伍建設為“支撐點”，促進中醫藥學術進步
一是建立人才培養機制。采取師帶徒、進修學習、集中培訓、遠程培訓、自學考試、學歷教育等多種形式和渠道加速人才培養。實行優先落實基層中醫藥人員編制備案管理和職稱評聘；優先安排新進編基層衛生院的中醫藥大學生享受大學生補助等政策。
二是建立名醫評選機制。開展市級“名中醫”評選，推薦市級“名中醫”參加州級“名中醫”評選，成功申報了13個x省知名中醫工作室。
三是建立學術研究機制。加強中醫藥學術研究和交流，鼓勵撰寫學術論文及開展中醫科研項目，編撰完成國家級科研課題《x醫藥學概論》，填補了x州無國家級科研課題空白。
以發展中醫藥健康服務為“創新點”，實施供給側改革
一是大力開展“治未病”健康工程。市民族中醫院結合“中醫養生堂”建設，設立了“治未病中心”和“治未病科”，以“治未病”理念為核心，以慢性病管理為重點，積極開展體質辨識、健康教育、養生保健等中醫特色健康管理服務，深受群眾歡迎。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醫療保險；參保率
一、新生代農民工參保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現狀
農民工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新生代農民工是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80后”、“90后”（35歲以下）農民工。本地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4月29日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億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16～20歲占3.5%，21～30歲占30.2%，31～40歲占22.8%，41～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按照本文給出的新生代農民工概念，2014年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工總數中大概達到了45%，總量達到了1.2378億人。而這些人群主要從事的行業包括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居民服務等，其中從事制造業的比例達到31.3%，從事建筑業的比例達到22.3%，從事批發零售行業的比例達到11.4%，從事居民服務業的比例達到10.2%。[1]這些工作具有的共同特點是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工作環境差，容易患各種職業病，因而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問題引發了社會的關注。目前農民工可以選擇參加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模式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2014年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的比例僅為17.6%，比2013年提高0.5個百分點，在各個行業中，即使參保率最高的制造業，其參保率也只有22.1%，而建筑業的參保率僅有5.4%。以上數據說明，農民工對醫療保險的參與程度仍然不高。
二、農民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低下的原因
（一）農民工參保意識薄弱
《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初中及以下農民工占72.2%，高中及以上農民工占23.8%。其中，外出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本地農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因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他們對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賠付條件等認識不清，不了解醫療保險在其生活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很多時候只考慮到當前利益，缺乏風險意識，故而沒有動力購買醫療保險。
（二）農民工收入較低，負擔醫療保險壓力大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城市工作、學習，對農村或土地的依賴程度降低，目前正在追求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更加豐富化和多樣化。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不再把賺得的錢全部存起來或者交給家人，而是提高生活質量，比如購買較為昂貴的消費品，較為頻繁地更換手機，購買手提電腦；經常會參與K歌、泡溫泉、打牌等，進行各種娛樂活動，豐富業余文化生活；閑暇時間也會與朋友同事聚會，提高人際交往能力；也會去逛書店、看電影、參觀博物館、展覽會等，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生代農民工也會在網上獲取信息資料、購物、刷微博、玩微信，豐富業余生活。而農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有2864元，扣除平均生活消費支出944元，平均居住支出445元，再除去各項其他支出就所剩無幾，所以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都是“月光族”，讓他們再支出費用購買醫療保險，即使每個月需要交納的醫療保險費用不高，但也可能會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企業配合度低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保費應該由企業和農民工共同交納，農民工所應繳納的部分由企業代繳，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工參保意愿低的問題，但這種方式又導致了企業負擔加重，從而造成企業“陽奉陰違”，不給農民工繳納醫療保險，這在民營企業中最為常見。新生代農民工是弱勢群體，如果他們強迫企業為其繳納醫療保險，就很容易丟掉工作，結果還無法改變企業不交醫療保險的事實。即使有些企業愿意為新生代農民工繳納醫療保險，出于節省開支、降低企業成本的考慮，也只是選擇保費少、保額低的險種，從形式上踐行企業的責任和義務，但事實上對農民工的保障意義不大。
（四）轉移接續困難
2014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僅為38%，這意味著農民工即使在外工作，但由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所以隨時有可能失去工作，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性大、工作不穩定。另外，新生代農民工身具“農民”和“工人”、“農村”和“城市居住者”的雙重身份，那么他們在進行身份轉換時，已經交納的醫療保險如果不能實現在各個醫療保險模式之間的有效轉接，就會損失農民工的利益，“我走的時候醫療保險不能帶走，那我現在交這保費干嗎？”這就是農民工的真實想法。基于這種考慮，農民工選擇不投保醫療保險。這是我國醫療保險制度設置問題。
（五）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不夠健全
2014年7月，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明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這標志著戶籍制度改革已經開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也將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待遇。2016年1月，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將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兩項制度，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是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現城鄉居民公平但是具體如何加強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整合前后的銜接，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政策規定。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充分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我國也缺乏全國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立法，只是不系統的地方性法規及規范性文件，沒有形成有機體系，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工作的推進。
三、提高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的對策建議
新生代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關系到從社會到個人的方方面面，需要國家、社會、政府、企業的共同努力。
（一）加強參保意識
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憂患意識，積極主動爭取參與社會醫療保險，對于企業不繳納醫療保險或者不按規定繳納醫療保險等違規情況，農民工要學會正確使用行政、法律手段，通過正常渠道和平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農民工要通過各種媒介，如報紙、網絡、電視等的宣傳，了解國家保險的相關政策方針，普及保險知識。國家、地方政府可以在電視、網絡上開設“醫療保險講臺”或“醫療保險專題”，通過案例有針對性地向農民工普及醫療保險制度并對常見問題進行解答，讓農民工了解醫療保險，從而引發他們的需求，增加農民工的參保意識。
（二）強化職業技能
2014年，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個百分點。其中，接受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接受過農業技能培訓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都參加過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上農民工獲得了技能培訓的比例有所提高，但還是不夠，只有繼續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進行培訓，使其能夠很好地勝任各項工作，才能提高農民工的就業競爭力，充分贏得企業的認可，不會失去工作，甚至可能加薪升職，從根本上改變城鄉收入水平拉大的現象，并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商業醫療保險。
（三）規范企業行為
在社會醫療保險的落實方面，企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設法督促企業積極為農民工繳納保險，一方面對企業領導進行宣傳教育，向其傳輸企業與職工的雙贏策略：只有農民工員工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他們在工作時才會更有積極性和創造力，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的財富；而企業發展態勢良好，必然可以向農民工員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另一方面由勞動監察、社會保障、民政等相關部門加大查處力度，對拖欠、不繳、漏繳社會醫療保險的企業給予處罰，而對按時、足額繳納社會醫療保險的企業予以稅收優惠等獎勵，從而保障社會醫療保險的有效實施。通過嚴格執法，確保企業為農民工辦理社會醫療保險，從而更好地規范企業行為，最終維護農民工的合法利益。
（四）健全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
如果能夠做到任何行動都有相應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相匹配，那么就會少一些漏洞，多一些秩序。在《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出臺有關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政策措施，實現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整合前后的銜接。同時明確農民工在“農民”和“工人”的身份轉換時如何實現城鎮職業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對接。另外，與時俱進制定與新生代農民工相關的法律條文，及時頒布相關法律實施細則，增強法律可操作性；加強法律監督，使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逐步納入法制化軌道；加強法制教育，暢通維權渠道，提高法律援助力度，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機制等諸多方面，更好地推進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工作的深入開展。
四、小結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問題，既是一個社會難題，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離不開社會、企業、個人的共同努力。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為建立全民醫保體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雖然現階段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但筆者相信，在政府的支持引導下，隨著各地改革和實踐的不斷推進，一定能研究和探索出適合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醫保政策。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R]..
[2]國務院.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
[4]曾寧，苑曉杰.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困境及對策[J].理論界，2015（1）.
胡康振退休前是鞍鋼煉鐵總廠的配管工,同老英雄孟泰是一個工種,干的是一樣的活。他還是孟泰創建的“節約倉庫”的第四代“掌門人”、全國勞動模范。近40年的鐵廠生活,他聽慣了高爐的轟鳴,以至于退休后才知道自己“耳背”。現在退休了,人走對面打招呼他都聽不見……
海城鎂礦的張素蘭比胡康振更不能適應退休生活。39年的“兩點一線”戛然截止的時候,她躲在沒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場!這個七八千人大廠的總會計師、副總經理、市勞動模范,在崗位上,實打實地干到了55周歲生日的那一天。別人都有個“二線”什么的緩沖期適應一下,她卻55周歲生日一過,立馬就回家給兩個兒子家加上自己的家,當上了副高職稱的全職保姆,立馬從職業女性變“宅女”,她感覺天的顏色都變了!
全國紡織系統勞模、官至局長的郭國盛退休后“很瀟灑”,第一件事就是淘汰了舊電話號碼本和五六百張名片,他還謅了兩句自嘲的“詩”:“激情燃燒的歲月已過去,自抱殘陽度余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消失……
鞍山是個因鋼而生的城市,一直被稱為“鋼都”。這個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建國至今,共衍生了各級各類勞動模范8447人,其中健在的離退休勞模有2453人。
鞍山市總工會領導們的共識是:決不能讓他們退出時代、退出歷史舞臺,要拿出具體看得見的措施,幫助這些退休老勞模們精彩地完成人生的又一次“轉身”,使他們切切實實地感覺到,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他們。2006年秋天,市總工會和老干部大學聯合舉辦的全國第一個離退休老勞模進修班在鞍山誕生了,50多位勞模學生坐在了寬敞明亮的教室里!
重拾光榮、自信和快樂
退休了,還能“上大學”,還能與有共同經歷、共同語言的人歡聚在一起,老勞模們高興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而他們上學的那份認真、那份執著,則更讓人感動。
省級勞模郭萬秀,年齡早過70歲了,已經跟著兒子在沈陽定居了,可聽說有勞模班,堅決要求參加。一年的時間里,每周二上課的時候,“百里迢迢”坐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往鞍山趕,從來沒缺過課,連遲到都沒有過;那位讓兒女陪著來報名的曹英杰,81歲了,是1956年的市勞模,從家到學校要倒兩次車,但上學的一年中,風雨無阻,總是第一個到校的“學生”。旁人都說這些“老學生”,比小學生守紀律多了。
中醫保健、聲樂、太極拳……都是老勞模們歡迎的科目。在班里,出現了許多第一次:有的人有生以來第一次唱歌、第一次寫文章、第一次登臺……
勞模班到現在為止,已經辦了三期。每期開學和結業,老勞模們都會戴上原來壓在箱底的勞模獎章,披上市總工會給定做的紅彤彤的勞模授帶,意氣風發、驕傲無比地舉辦一個隆重的儀式,他們自編自演,載歌載舞,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他們自己寫的詩歌最能表明他們的心跡:“昔日的汗水已經散去,但祖國和人民依然記著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決心加大馬力,跟上祖國前進的步伐……”
2007年,第一期勞模班結業了,勞模同學們舍不得分開。于是,在市總工會支持下,以勞模班學員為基礎,成立了勞模協會離退休勞模分會。離退休的老勞模們,有“家”了!
老勞模們的生存狀態變了
如今,鞍山的離退休老勞模、特別是參加了老勞模分會的人,徹底改變了生存狀態。
市總工會和老勞模分會組織大家春游山、秋摘果,到鄉鎮領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風光,到工廠里看鞍鋼翻天覆地的變化;重陽節有文藝匯演,春節有茶話會,三八節、勞動節、國慶節、中秋節……節節有活動,他們不再郁悶地封閉在家里,而是樂呵呵地忙著呢!
改革科研經費分配體制
“多年來，許多有識之士一再批評我國各級科研管理機構存在的弊端，從科研課題立項、科研經費分配、科研項目管理、科研成果評審等一系列環節上均存在種種問題。”葛均波教授指出，這些阻礙科學發展的弊端，如果不能夠盡快解決，必將影響和損害科技創新和發展，特別是在最近5～10年的21世紀國際力量重組、變幻的關鍵歷史時期，解決科研發展問題乃關系國家未來的重中之重。
葛均波教授分析說，長期以來，我國科研經費分配的主要問題是“科技管理行政化，科技活動利益化”，課題立項中存在較嚴重的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易現象，科研管理機構的各級行政管理人員權力過大，他們對科技立項有實質性決定權。根據《中國科技體制與政策》項目咨詢組對中科院院士、科研單位的負責人和普通科研人員的調查顯示，我們的科研管理體制缺乏真正的學術評價，專家評審機制流于形式，從而培育出一系列的偽科學怪現象：托人情、跑關系、變相送禮，許多科研人員把主要精力用來搞公關，反而沒有足夠時間搞研究。流行的做法是，學術會議成為變相公關活動，提前做好評審專家工作，或者事后延期回報評審專家。有人評論說，更多的是基于關系，而非學術優劣來評審經費申請者。很多人因為太忙，根本沒有時間靜下來深入課題研究。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利益化”、“關系化”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個別管理人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主導了課題申請指南制定和科研經費評審的全過程，嚴重扭曲了科技界、學術界的道德規范，誤導科研人員，壓抑創新。
葛均波教授認為：我國科技管理體制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科技發展最大的問題。要根治我國科研管理體制的痼疾，必須從改革科研管理和經費分配體制的源頭入手。為此，他建議國務院委托中國科學院、社科院等成立專門小組，實事求是地全面調研我國科研體制，特別是科研經費分配機制的現狀和問題，研究世界各國管理科研的先進經驗和管理體系，經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廣泛征求意見，出臺針對我國科研管理體制弊端的改革方案，建立科學的科研管理體制。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根據科研項目的不同類型，實行多元化管理體制，建立科研經費的“評審”、“資金管理”、“結果監管”分離制約的三角體制。對一般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管理和科研經費分配監管，逐步做到“去行政化”、建立科學客觀的“同行評審”制度。對一般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的科研管理，改革“評審制”為“成果獎勵制”，根據成果申請獎金，改為“科研風險基金”制度支持科研風險。建設公平透明的國家科研管理的信息化平臺，同密級的科研項目同行能夠相互了解獲得國家支助的科研項目的情況，發揮群眾監督的民主管理作用，杜絕“暗箱操作、權力尋租”等科研腐敗現象滋生，并加強科技人員思維學術道德教育，加強學術和科研的制度化管理，研究和起草有關科研管理的相關法律文件，逐步建立健全我國科研管理的法制體系。
科學研究誠信立法
據葛均波教授介紹，2010年有一系列學術造假案件發生，這些學術造假案件的出現令人們對我國科研誠信領域的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而且，最近幾年我國不斷有學術腐敗行為曝光，葛均波教授將原因總結為三點：一是道德教育問題。葛均波教授認為：學術造假從根本上說是個人道德準則問題，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擅自偽造、篡改或剽竊他人的科學學術成果，這種做法和在學校期間抄襲其他同學的作業和試卷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所以，這些存在學術腐敗的科研人員在道德上是不誠實的。二是在我國學術腐敗的成本很低。目前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學術腐敗進行懲罰，一些存在學術腐敗行為的研究人員并不會因為自己的造假行為而受到嚴厲的懲罰。再有就是我國的科研體制問題。葛均波教授舉例說，很多國家、省部級的自然社會科學基金要求在短時間內基金項目的負責人完成基金項目所規定內容并且發表一定數量的科研文章，這樣的體制造成了很多科研工作人員沒有研究出理想的科研成果只好去編造成果，拼湊論文數量，以至于造成我國每年在國外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但是只見論文的數量而不見論文的質量。前幾年，我國大學間流行用發表SCI文章的數量來衡量大學的優劣，一時間各個學校互相攀比，很多學校博士畢業都需要發表SCI文章，以此來提高本校的SCI文章數量。但一個才讀了3年書的博士，缺乏科研經歷，對所研究的領域也很難做到了解透徹，又怎么會在這個領域中有創新性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呢？如果因畢業壓力而發表SCI文章，不可避免會出現粗制濫造和造假行為。
“我國科研誠信問題已經到了不可不理的地步，如果再一味任其發展，會嚴重影響到我國在國際科學學術界的聲譽。”葛均波教授指出，要從根本上根除學術腐敗和科研造假行為。首先需要建立與科研誠信相關的法律法規，讓廣大科研人員以及政府監督人員有法可依。法律法規應該體現這樣一種制度安排：讓那些想走捷徑的偽科研人員受嚴厲的懲罰，使其在剛有這種念頭時，就想到學術腐敗的下場。其次要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比如： 美國聯邦政府在“廉潔與效益總統委員會”下設了“科研不端行為工作組”來具體管理科研不端行為。我國可以考慮類似于行業監督協會的政府組織，由中央牽頭，在地方設立辦事機構，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聯合公安機關處理每個省市所發生的學術腐敗案件。最后，要加強基礎教育中的誠信教育，這樣可以從小在我國青少年心中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
合理利用醫療資源
“什么時候掛號不用排長隊？”“社區什么時候才能來好醫生？”“在大醫院看病什么時候才能便宜點？”這些“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一直困擾著老百姓。葛均波教授認為在現有醫療總投入和醫療總規模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和利用醫療資源是解決這一難題的不二方法。
葛均波教授說，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使得患者總是盡可能地向優質醫療資源匯聚，造成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羅雀的現象，甚至發生出于對小醫院的不信任，常見病慢性病患者也寧愿一大早去大醫院排隊，圖的就是個心里踏實。所以他認為是過于集中的醫療資源和不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造成了“看病難、看病貴”的痼疾。
葛均波教授指出，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配置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性，富裕地區和貧窮地區、農村和城市、大醫院和小醫院之間的兩極分化現象愈演愈烈，這與中國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有直接關系。
“醫療服務和其他行業不同，僅僅通過市場經濟的調控很難達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理想狀態，需要政府介入以合理配置醫療資源。”葛均波教授建議政府的醫療財政投入向欠發達地區、農村、基層社區傾斜，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將有限的“蛋糕”多分比例給上述地區。根據人口和現有醫療配置，增加醫療服務機構的數量，在村落和社區建立醫療服務機構，消除方圓百里找不到一家衛生所的現狀。對基層醫院給予硬件支持，以政府補貼的形式配備基本醫療檢查設備，滿足老百姓基本醫療需求。加強基層醫院醫技人員的職業培訓，增加大醫院醫技人員的技術支持，從現有醫技人員和應屆畢業生中培養合格的全科醫生和基層醫技人員。堅持公益性，由政府提供有吸引力的勞動報酬和福利保障，以吸引合格的全科醫生和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隨著福利性醫療保障制度解體，市場化醫療保障制度形成，患者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家醫院就診，但老百姓醫療專業知識的欠缺和對優質醫療資源的盲目追捧，使得至一些傷風感冒和慢性病開藥都要去大醫院，徒然增加了就醫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大醫院床位永遠緊張，而一些小醫院由于缺少病人瀕臨倒閉。
論文關鍵詞 中小企業 思想認識 發展
中小企業量大面廣，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絕對的優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拉動經濟增長、吸納社會就業、推動技術創新、縮小貧富差距等，都是大型企業無法替代的。可以說“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僅以浙江省為例，據上一次經濟普查，截止2004年底，浙江擁有各行業中小型企業30.41萬家，資產總量達到35683.81億元，2004年實現營業收入27703.85億元，吸納從業人員1130.71萬人；企業單位數為全省企業單位數的99.6%，資產總量達到82.6%，營業收入達到71.7%，從業人員占到82.7%。以該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例，200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上交的稅金總額為3773.83億元，其中，僅中小企業上交稅金總額就達到677.15億元，占了87.5%。但在本次金融危機及經濟蕭條過程中，中小企業受到的影響又最大。2012年上半年，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實現增加值4059.27億元，12.06%的同比增長，比大型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低0.21個百分點。全省中小企業發展總體運行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生產與銷售雖然穩定增長，但增速比去年略有回落；二是出口雖然保持較快增速，但占銷售產值的比重在持續削弱；三是經濟運行雖然質量良好，但企業效益提升遭遇“天花板”；四是產業機構雖然調整加速，但整體轉型仍難如人意。上半年主要經濟指標逐月有所回落，中小企業面臨較大經濟增長壓力。中小企業的困難雖然有多方面多層次原因，但認識問題上的缺陷，是影響當前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特別是一些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觀念改變還沒有完全到位，已成為影響廣大中小企業特別是當前特殊經濟情況下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前置性障礙，需要予以廓清和糾正。
一、中小企業認識問題的理論梳理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從某種程度和角度上將，其實質是中小企業思想認識問題。特別是在若干重要問題上的理論認識問題，極大地關系著中小企業的興衰成敗。
手工作坊可以說是最古老的“中小企業”。大工業由手工作坊演化發展而來，但迅速替代中小企業，在此過程中，英國出現“手工業淘汰論”，德國歷史學派提出“手工業或小工業沒落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分析到，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必然導致資本的集聚和集中，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也做了不容樂觀的估計。19、20世紀之交，大企業發展迅猛，但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中小企業破產現象頻出，但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在這種矛盾交織的情況下，許多理論學家從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互存互補”的角度，論證了中小企業存在的必然性。這些理論包括馬歇爾提出的大中小企業共同構成“生物鏈”、企業經歷“生存——發展——衰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學理論”；張伯倫、羅賓遜夫人則從“產品差別性”和“市場不完全性”論證了不同規模中小企業存在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喬治·施蒂格勒則指出，某行業“最佳經濟規模”是一個區間而非一個點，在這個區間帶內有中小企業存在的廣闊空間。后面的理論，除了“技術創新論”，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論基礎上的衍生。
我國中小企業的存在理論主要形成于改革開放以后。最開始是“補充論”，認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是大企業（國營企業）的有益和必要的補充。然后發展到“重要組成部分論”，認為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逐漸興起的是“統籌城鄉二元結構論”，認為大量的中小企業（鄉鎮中小企業）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中發揮了橋梁和紐帶作用。
那么，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到底發揮著什么樣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扶持重點應該扶持大企業大集團還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量大面廣均量小，怎么扶持？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困繞著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中小企業的準確認識。這些問題的形成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包括“抓大放小”的歷史慣性和中小企業自力更生的“印象后遺癥”，至今影響著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和推進。
二、中小企業認識問題的實踐梳理
兩大問題一直制約著中小企業在實踐中擁有更大舞臺，發揮更大作用。一是“抓大放小”的歷史慣性。改革開放初期改制，提倡“抓大放小”，抓大主要是抓國營大企業，放小也主要是放國營小企業，當時對民營企業還是比較慎重管理的，在相對程度上，民營企業處于“既不被扶持（抓）”，也不被放（放權）的尷尬境地，基本上是“自生自滅”。在本世紀頭十年，“物以稀為貴”，追求“世界500強”“中國500強”“省級500強”“市級上百億”“縣級上10億”等規模經濟的沖動，再一次提升了“抓大放小”的強度，這時，以規模而非所有制“論英雄”，中小企業很難得到扶持優惠；金融危機爆發后，社會各界逐漸統一了對中小企業存在必要性、發展重要性、突破可能性、扶持必然性等的認識，“抓大扶小”成為主旋律。但遺憾的是，一些地方對中小企業的“重視性”與“操作性”脫節。在文件描述中，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真正操作中，有的地方卻自覺或不自覺排斥中小企業，如在地鐵運營中主張因地鐵特殊性而剝奪小企業招標資格，優惠大型連鎖企業等。
二是抓中小企業“重點難突出”“成效出得慢”。中小企業量大面廣，容易使人感覺無從抓起，不像大企業一拿就是一重點，掰著手指頭就能“如數家珍”，因此許多官員感覺中小企業“不好抓”。而且抓大企業舉措明確，核心抓投入就行了，思路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照本宣科”“依葫蘆畫瓢”就行，抓中小企業更需要“結構性減稅”等復雜操作，很“傷腦筋”。加上單個中小企業的產值很小，見效慢，扶持起來不容易出業績，等成績出來說不定早已不在任上，等于是“前任栽樹，后任乘涼”，不像抓大企業見效快，“立竿見影”，政績兌現性強，因此“不愿抓”中小企業。還有部分人認為，大企業技術創新實力更強，以中小企業技術整體一般掩蓋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活力優勢；認為中小企業安全性、環保性、社保方面問題太多，很難治理，因此容易以“管制”的心態去面對中小企業。
目前，中小企業因自身獨有特點及認識誤區，在“船小好調頭”的同時，發展面臨七大風險：一是資金供給風險，包括資金鏈斷裂；互保鏈多米諾骨牌效應；高利貸高發；企業倒閉等；二是外需出口風險，包括人民幣匯率變化的不確定性、外需市場變化的不確定性、出口退稅政策的不確定性、時局變化和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三是資源漲跌風險，包括能源類、資源類、原材料、生活資料價格漲跌多變；四是產業投資風險，包括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技術創新等；五是粗放生產風險，包括高能耗企業節能降耗形勢不容樂觀、高排放企業經營成本快速上升、社會對高污染企業容忍度越來越低；六是法律風險不斷加大，隨著法治國家建設進程加快，法律法規規范化對中小企業的壓力明顯大于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甚至普遍得益于法治規范化）；七是中小企業創業動能越來越小，收益與付出不成比例的現象并沒有緩解，在新形勢下反而有所擴大，因此，愿意創辦中小企業的人數增長不快，發展中的中小企業愿意專注主業不動搖的也是非常多。這些都急需政府政府跳出理論束縛，打破條條框框，出手、出招幫助化解。三、必須重新認識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
目前，“抓大扶小”雖已成為廣泛共識，但重“大”輕“小”的現象依然存在，特別是引導和扶持小企業發展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沿用大企業的扶持手段來扶持中小企業日益行不通。這些都深度影響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提升。從國際上來看，人均生產總值在5000美元左右這一關口時，能順利實現加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其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實行“抓大扶小、兩頭并舉、差別扶持”的政策，在促進大企業繼續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初創型小企業的發展，為本國和地區經濟發展夯實基礎，增加創業活力和經濟增長源，消減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負面影響。但如果處理不好，將陷入“拉美陷進”。
在今年4月23日舉辦的“省際醫學倫理學交流研討會”上，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主任委員馬強從醫改的宏觀層面，分享了他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并闡述了“醫者”在當前醫療大背景下應有的倫理視角。 少數人員、個別單位和地區發生的有損醫德的事件，不能代表醫療衛生系統的主流和方向
在當今中國，隨著人類基因的破譯，醫學對生命體本身已經有了十分深刻的認知。如果說，我們社會有巨大進步的話，那就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對維護健康權利的尊重。
近來，“非法疫苗案”引起了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還有，剛剛發生的“常州外國語學校周邊土地污染以及部分學生出現環境異常反應”事件等，都需要醫療衛生部門和有關專家出來回應社會關切，解疑釋惑。我們還看到，城市公立醫院改革遇上了復雜的情況。譬如，大家非常關注醫生的編制、醫藥分開、兒科醫生荒等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錯綜復雜、互相交織。
與此同時，社會上對醫療衛生系統運行過程仍存在一些“非論”，對我們的醫務人員仍有很多“非議”。
“看病難”問題 醫院專家號“一號難求”，有人說這是因為公立醫院壟斷市場、醫療市場競爭不充分造成的，也有人歸咎于醫生沒有成為“社會人”、公立醫院醫生不能多點執業等。殊不知，大醫院的高級專家永遠是寶塔頂部的那部分人，他們已是在超負荷工作。如果讓大醫院的專家們無序地多點執業，在軟硬件條件都跟不上的基層醫院行醫，這不僅是對專家們時間的浪費，也難以保證醫療的質量和患者的安全，也并不能緩解看病難的問題。
“醫患糾紛”問題 很久以來，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造成今天醫患關系緊張局面的原因，醫院、醫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底是不是因為醫護人員技術水平低、責任心不強、醫療差錯多、溝通不充分而導致了醫患糾紛的頻發呢？我認為，有這方面的原因，但如果沒有其他宏觀因素、環境因素干擾的話，醫患矛盾不會形成今天的氣候。
“醫德”問題 多年來，常有部分媒體在報道醫療衛生界發生的不良個案的時候，給社會公眾造成一種誤導，似乎醫生收受紅包、回扣、過度治療已成為當下醫療界的一種常態。誠然，醫療界是有許多需要改革、需要提升和改善的工作要做，個別醫護人員也的確做了一些有悖醫德的行為，但是，醫療衛生系統的絕大多數醫護人員都是按照醫德規范行醫的，是具有治病救人的良好素質的。少數醫務人員、個別單位發生的有損醫德的事件，不能代表醫療衛生系統的主流和方向。 醫療行為的主體常常被社會的“有形”、“無形”之手左右
對醫務人員的這些“非議”，往往主導了一些思想認識，進而影響了一些制度、規范、“改革”方略的制定，形成一些強加在醫療衛生系統和醫護人員身上的繩索和負擔。醫療行為的主體，常常被“有形”和“無形”之手左右，醫療行為因此受到干擾和異化。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說過：我希望把治療權利還給醫生。因為他看到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因素使得醫生的行為出現異化。同樣，在我國也存在一些影響公立醫院、醫生行為的因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長期形成的公立醫院自我“發展”、自我“養活”政策。這是一種外在的壓力和機制，其本質是政府的管理和財政投入不到位，造成政府舉辦的公立醫院公益性下降和異化，醫護人員的醫德受到干擾，醫療行為被異化。而高風險、高投入的兒科、傳染科等被弱化，高附加值的科室卻“高速”發展，個別學科甚至“畸形”發展。
――削弱區縣、鄉鎮（街道）等基層公立醫療機構能力的“市場競爭”。對政府舉辦的公立醫療機構失去宏觀領導和有力管理的“市場競爭”，客觀上造成公立醫院資源無序流動和無序爭搶病人。不少公立醫院出現了熱衷于收治“含金量”高的患者，而推諉、應付“含金量”不高的患者。這就導致公立醫院提供均衡醫療資源和質量的公平正義受到質疑和挑戰。
――對醫療行為實行的“舉證倒置”。每個患者的病情都有“個體差異”，且病情都會發生變化，同樣的疾病發生在不同的患者身上，治療的方案也不一樣。但嚴重不符合醫療衛生特點的“舉證倒置”、某種非醫學專業的“鑒定”，帶來了“防衛醫療”、信任危機和資源浪費的嚴重后果。傳統醫學道德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醫療單位和醫護人員陷入道德兩難。
――公立醫院的評等達標、醫護人員的片面考核評價標準。對于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核心的評價指標應是診斷的及時性和準確性，治療的有效性和經濟成本的可承受性，絕對不能以“科研成果”、SCI論文、經濟收入等作為評價的核心指標。醫院以醫為主，科研、教學必須服從于、服務于臨床第一線的需要。
――醫藥器械公司異化的銷售行為和“自我保障”為基本的醫院財務需要。基本藥品（含疫苗）、器材、設備、試劑、材料等與我國13億人的健康密切相關，而它們的生產、供應方式，它們的銷售行為與企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它們的價格和利潤的“合法性”等，均嚴重影響和干擾著公立醫療衛生單位、醫護人員的醫療行為和醫療秩序。
此外，對醫療衛生單位和醫療行為實行簡單化的“滿意度”評價等，降低了醫護人員的社會地位，弱化了醫療行為者應有的尊嚴。類似的因素還有財政、醫保費用的支付方式等，無不影響著醫療的行為。不符合醫學規律和醫學道德要求的制度、規范等，均會導致公立醫療單位和醫護人員的行為異化。 我們不能等待外界環境的改善，而是要從醫療衛生系統內部的改善做起，盡我們自己的責任
對于這些影響“診療”和“就醫”行為的因素，我們必須充分思考和研究，從中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我們要從宏觀與微觀、正面和反面進行多維視角的觀察，要從橫向和縱向進行立體的思考，才能找到問題癥結及解決之道。
那么，在當前醫療衛生改革與發展的社會大背景下，作為公立醫院的醫生及醫療衛生的管理者，我們應該持有什么樣的立場和觀點，我們的倫理視角是什么？
堅持清者自清、大醫精誠的境界 我認為，醫生、醫院管理者的道德要求應該比其他行業的知識分子要更高，因為他面對的是生命。歷史上，有很多醫德高尚的醫生：有的出自中醫世家的老中醫，追求的是懸壺濟世、普救蒼生；有的是留洋歸來，追求的是報效國家和民族。在時期，有37位外國醫生志愿到我國來支援抗戰，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白求恩、柯棣華等。他們告別親人，砸錢買了藥品、醫療用品，來華救護抗日軍民。雖然，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不盡如人意，但既然我們選擇了醫生、醫學這份職業，就要為了我們心中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堅持往前走，而不是困于當下。我們不能局限于潔身自好，還要有這樣一種沖動和能力，敢于融入社會，去抵制外部的干擾，按醫療衛生規律去完善醫改政策，并堅定不移地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
研究、重視醫學倫理學，主動參與與醫療衛生相關的規則、制度、程序的制定 醫務人員中常常有這樣一種心態：只要把我的專業搞好了，把自己的科室搞好了，就很滿足了。這可能和醫師的職業帶有相對的獨立性有一定關系。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醫學涉及倫理、涉及管理、涉及整個衛生政策和規則的制定。我們絕對不能把這些東西拱手相讓，以至于最后讓這些東西制約了自己的行為。我們要走出本部門、本行業，積極參與法律法規的制定，發出我們的聲音。否則，我們有可能遇到某些政策、規則讓我們陷入左右為難的情況，并引起醫院領導行為的異化、科室主任責任和方向的偏離，以及醫務人員的行為異化，最后社會輿論的板子還是要打在醫療衛生行業和醫務人員身上。
營造員工自豪、自信、自尊、自律的內部氛圍 近些年來，有調查顯示，護理人員希望轉行的比例較高，兒科醫生的流失較高，醫生子女學醫的比例較低，不少年輕醫生動力較低。醫生職業的社會吸引力下降。要改變這樣一種現狀，作為醫院管理者，要努力營造一種良好的內部文化氛圍，讓醫護人員體會到，成功不僅僅體現在物質、金錢上，更在于對醫療衛生事業的追求和治病救人上。
努力培育一支崇尚醫學、具有博愛之心的隊伍 我們不可能希望全部的醫務工作者都達到這樣一個高度，畢竟，醫務工作者也是普通人群的一部分，但我們要培養一批崇尚醫學之高尚與圣潔的學科帶頭人。如果一個科室有1～2個帶頭人崇尚醫學，就會帶領整個科室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