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3-26 17: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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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會調查制度 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在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該報告將會成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作出決定或者裁決的重要參考因素。
目前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進行了規定，各地也在實踐中探索著這一制度。但是，從這些規定也可以看出，我國并沒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制度。各個部門都針對本部門的具體情況作出了規定，但整體上沒有銜接，缺乏完整的梳理與清晰地系統。社會調查主體規定得比較籠統，而且缺少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統一規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和作用在我國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中規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規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導致了實踐中司法部門在實施社會調查時的不統一。
目前，結合我國實際建立統一、規范的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其核心問題主要有：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關聯性，而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幫教的條件，并沒有證明犯罪事實本身。因此我們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控辯雙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對其加以質證。但如果公檢法機關發現律師和委托的社會調查員提交的社會調查報告有比較大的分歧，則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會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報告。社會調查報告是經過調查后作出的書面報告，是司法機關作出決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其應該具有準法律文書的性質。隨著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應該制定出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統一格式和必備內容。
二、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
1．社會調查主體應具備的條件。社會調查主體是通過走訪相關人員、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學習、社區以及其他關系所在地等進行實地調查，從而掌握該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的人。因此其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應當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況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應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工作；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專業知識。
2．社會調查主體的范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師無論是從自身條件還是從為未成年人辯護需要的角度看都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并向司法機關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為避免律師只是從對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報告而出現報告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情況，公檢法部門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訴方和裁判者，也應當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況。依照我國目前司法解釋的規定，控辯雙方都可以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在公檢法部門形成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系統性制度。以我國實踐看來，各級共青團的權益部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未成年人保護辦公室中具有一定條件的工作人員可以擔任社會調查的工作，他們有相關專業知識，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與青少年工作密切相關的工作經驗，同時又能保證中立性，公檢法部門可以委托其進行調查。還要特別指出的是，2004年社會工作者被載入中國職業標準目錄并逐步專業化。社區的一項主要工作職責就是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管理和監督。隨著這個職業走向正軌，社工也就比較適合進行社會調查工作，而且社區在法庭作出判決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情況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社區矯正。
3．社會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分參加訴訟，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
三、社會調查開始的時間
雖然目前在理論和實務界比較熱衷于討論審前社會調查，但是筆者認為，律師和公安機關委托的調查員應當自偵查階段就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該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可以作為偵查機關決定是否取保候審以及檢察機關作出是否批準逮捕以及是否起訴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未成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個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據此提出的建議。個人背景資料包括基本情況和背景情況。個人基本情況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況、性格特點、是否在校讀書等情況，背景情況包括走訪未成年人的家庭學校、社區以及關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況、在校表現情況、社區對其的評價以及社會交往等情況，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情況；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實施犯罪行為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受害人遭受犯罪影響的程度、對犯罪人的態度以及是否與犯罪人達成了刑事和解等。社會調查報告中應當盡量附有證明這些客觀事實情況的相關文件。社會調查報告中的建議部分是指進行社會調查的律師和社會團體中的調查員依據調查的情況向司法機關提出處理該未成年人的建議，主要包括是否應當取保候審，是否應當被不予批準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起訴，是否可以對未成年人從輕、減輕、免除刑罰或者適用緩刑等。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
在偵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公安機關訊問未成年人和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強制措施以及檢察機關不予批準逮捕的重要依據。在審查起訴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成為檢察院是否酌定不起訴的依據。在審判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法院決定對未成年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判處緩刑等輕刑的重要參考依據。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提供的信息對未成年人進行幫教。在執行階段，執行機關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采取針對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矯正方法，盡快消除其危險性，使其成為正常健康的公民。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實踐意義
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訴訟中，判決宣告前由有關部門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進行調查，并形成書面社會調查報告提交到法庭，為司法機關正確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據。從上述定義不難看出，社會調查制度的實質是一種人格調查制度。因為人格調查制度是在刑事訴訟中，特別是在法院的判決前，對行為人的性格愛好、身心狀況、家庭狀況、生活環境、成長經歷、社會交往等情況進行調查，綜合判別被告人的人格狀況、測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作出恰當處置時參考因素的活動，其本質是強調對犯罪人個體的尊重與關注，強調刑法的實質公正，這與社會調查制度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關人格調查制度的法律規定，可以看出，人格調查制度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調查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人格調查需要調查的項目有很多，包括行為人的性格特點、身體狀況、成長經歷、家庭情況、社會交往、平日及實施指控行為前后的表現等，這些項目繁多的調查，看起來非常分散與雜亂，實際上，這些調查都是緊緊以行為人為核心展開的，對行為人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背景情況的調查以及對被告身體、性格等自身狀況的調查，并不是最終的目的，目的在于從各個方面收集和行為人相關的信息和資料，全面掌握行為人的個體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判定行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調查通常由專業人員或專業機構來完成。對行為人的人格狀況的測定與評估，不是把各個項目簡單羅列，而是通過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實質的調查分析，來綜合判斷行為人的個性特征、心理活動、發展趨勢，其調查程序的嚴謹性和調查結論的法律屬性，決定了調查主體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調查是對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參考因素。犯罪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而近年來輕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強調對被告人刑罰個別化的前提下，還要綜合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這個意義上，人格調查制度就成為量刑、尤其是判處非監禁刑的重要參考因素。首先，該報告是影響合議庭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擬判處管制、緩刑和免處的被告人。其次，該報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進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據。只有詳細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才能發現教育、感化、挽救該未成年被告人的“閃光點”、“感化點”，以便有針對性地對該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第三，該報告也為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在宣判后對未成年人回訪跟蹤幫教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材料。
二、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實踐
自河南省蘭考縣法院首創社會調查員制度以來，各地法院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并已制度化、規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鑒長寧、海淀等法院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工作特點，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我們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會調查員制度實施辦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實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實行庭前調查、參與訴訟、跟蹤幫教的“三段式”服務。該《辦法》對調查員的職責、義務、工作規程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最明顯有別和優于全國其他法院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調查員的準入設置了目前全國最高的門檻，只有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滿二十三周歲，從事教育、共青團工作，關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致力于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具備一定法律知識，誠信記錄優良的同志才能夠初步進入遴選范圍；二是調查員由法院和共青團聯合選任和考核，經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開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辯、審任何一方，不得從事兼職的法律工作；三是對當庭宣判緩刑的案件，調查員直接參與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時間內實現與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會（村委會）主任、學校老師的對接，共同制定跟蹤幫教措施；四是實行社會調查員有償服務，除報銷實際支出外，根據工作量發給相當于其日工資標準的合理報酬，對表現突出的調查員，每年由共青團組織給予表彰。
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制度的核心貴在客觀、公正。因此，我們在設計這一制度和選擇調查員的時候不僅規定了較高的標準，而且把從事律師、陪審、法律援助、法官、檢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與案件或案件的偵察、、辯護、、審理有關的人員排除在外，而且規定了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確保調查報告客觀、公正。
（一）選拔聘任的基本情況
我們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為共青團，由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團市委聯合在全市范圍內開展選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自2005年6月以來共選聘兩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選任條件為年滿二十三周歲以上，具備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風嚴謹、認真，具有一定法律專業基礎知識，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從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團組織中負責青少年維權工作的人士。首批選任的48名社會調查員有11名來源于各縣（市）區團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學校教師，有7名來自其他機關。其中有30名為我市心理陽光協會成員。社會調查員平均年齡為31歲，其中市區24名，各縣（市）區24名，每個縣市至少3名。已經擔任人民陪審員的不再聘任為社會調查員，以上人員均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從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經驗。完成選聘工作后，由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市中院與團市委共同下發了文件，對各有關部門支持和配合開展社會調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組織對社會調查員開展了培訓，頒發了工作證件。
（二）開展社會調查的情況
我們要求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則上對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開展社會調查，全部由聘任制社會調查員負責。開展社會調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開展社會調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據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開展調查。對被告人委托的辯護人開展的調查，不作為社會調查報告使用，僅作為其提供的證據進行質證。對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開展社會調查的，由法庭決定是否繼續委托開展調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兩級法院共判處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對365名被告人開展了社會調查，沒有開展社會調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異地犯罪的46名，適用簡易程序的14名。社會調查員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學校、家庭、社區、村委會、工作單位等地，走訪家長、教師、親友、鄰居
、同事。經與公安機關的協調，社會調查員可以持證到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員調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多方面、深層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變過程。對調查的內容均形成了調查筆錄。在此基礎上形成書面調查報告，全面、客觀、真實地反映被調查人的性格、成長經歷、成長環境等，對其犯罪原因進行分析，對落實監管和矯治措施提出建議。調查報告不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發表意見。
（三）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情況
法律對于社會調查員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訴訟地位未做規定，我們的做法是要求社會調查員參加庭審，在證人席處設置社會調查員標牌，由社會調查員在法庭調查后，法庭辯論之前作為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的訴訟參與人，出庭宣讀調查報告，接受公訴人、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對調查報告形成過程的詢問。此舉主要是將社會調查報告作為“人格證據”使用，避免將社會調查員歸于公訴人或辯護人一方，體現其開展社會調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審結的案件中，有的訴訟參與人對社會調查形成過程提出問題，但未就報告提出不同意見。在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后，由審判長對報告給予評價，對可以確認的內容予以確認。在庭審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以引用經確認的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支持自己的控辯意見。在最后陳述后，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參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開展社會調查程序及其在文書、卷宗中的體現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訴機關書后，根據案情確定社會調查員人選，一般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不聘任社會調查員。轄區各縣（市）法院原則上委托本地社會調查員開展調查，市區各基層法院及中級法院在市區范圍內委托社會調查員，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兩名社會調查員共同開展調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會調查員共同對多名被告開展調查。在送達書副本時，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簽訂委托書，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地址、主要社會關系及聯系方式。社會調查員根據案件情況確定調查提綱并經合議庭審核后開展調查，調查一般在十日內完成并形成社會調查報告。法律文書不在訴訟參與人中開列社會調查員，但在案件審理過程表述時，簡明敘述社會調查員開展社會調查情況。在事實部分的最后一段，敘述被告人的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平常表現等同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關的情況，以及實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論述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發生的主觀、客觀原因及應當汲取教訓的內容，一般主要采納社會調查結論。在對有罪被告人量刑時，可以引用社會調查結論作為參考和依據。開展社會調查的委托書、調查筆錄、社會調查報告、幫教意見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會調查制度在立法和實踐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社會調查員制度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項卓有成效的舉措，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會各方的積極評價，但由于我國沒有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的專門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意見又十分原則，社會調查員制度還存在著諸多法律和實踐操作方面的問題和障礙。
（一）社會調查報告是否是刑事證據的問題
多數人認為，社會調查報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產生，而且作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準備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規定，應該是具備證據效力的，且與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鑒定結論”相似，同時該報告作為一種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證人證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和質證，并經過查實以后，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但筆者認為，調查報告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稱之為刑事證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證據的證明力大小是指證據與案情存在的客觀聯系的程度，而調查報告的內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發前的日常生活學習表現等非涉案情況，對案情本身沒有證明意義，只能作為法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時的一種參考。因此，不能屬于法定的刑事證據。
雖然社會調查是個新生事物，是我國法制建設進步的表現，但是仍不應有悖于現有的刑法原則和法律規定，調查報告既然不是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也不是司法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證據，僅是案外的一些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將調查報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二）社會調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問題
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狈缸锸且环N危害社會的行為，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進行刑事處罰的輕重。由于社會調查員的調查報告中存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說明，且是人民法院據以認定犯罪社會危害性的依據之一和量刑的參考，同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為受到或重或輕的傷害，希望法院可以為其討回公道、重懲被告的因素會影響其對調查報告的認識偏頗，因此，保證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客觀真實才能保障社會調查制度實施的公正性。
筆者認為要從三個方面保證調查報告的真實性：第一，確定調查主體是保證調查報告真實性的前提。社會調查員一般由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定的解決未成年人問題經驗的品質高尚的人擔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護機構選定，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為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出現，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第二，在調查方法上，一般由社會調查員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學習、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關系地進行調查。實踐中，可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及不同的調查對象分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調查，如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時可以各種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調查筆錄，最終制成社會調查報告。第三，法院在開庭前，合議庭必須先對報告的內容進行審查，并在庭審時允許其他訴訟參與人對此發表意見，這樣就進一步保證了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三）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問題
我國法律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進行社會調查，但是對于社會調查員的法律地位并沒有明確說明，到底社會調查員屬于何種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爭論。筆者認為：首先，社會調查員不是證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人是在訴訟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實情況的人，社會調查員是參加了訴訟以后才了解案件情況的，而且不是客觀的真實情況而是法律證據反映的情況，屬于法律事實，它和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有本質的不同。有人認為社會調查員屬于品格證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證的證人，但筆者認為，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作證的范圍是案件事實，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內容不屬于證人作證的范圍。雖然國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證人的出現，但是基于法律的規定不同，比如法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實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證”，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內容作證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證人，屬于證人的范疇。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沒有相應得規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據調查的內容將社會調查員認為是品格證人。其次，社會調查員也不是鑒定人。鑒定人是接受司法機關的依法委托或訴訟參加人的委托聘請的專門人員，是針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而社會調查員調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說是案件背景情況，兩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一種等腰三角形關系，控方與辯方居于等腰對角，法院居于頂角居中獨立裁判，社會調查員在刑事案件中當然沒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因此，筆者認為由于社會調查員是接受司法機關的委托進行的調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給其獨立的訴訟地位，他可以是屬于輔助或者說是服務審判的人員。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建議
建立社會調查員制度，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如何實現司法公正的原則，筆者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完善社會調查制度。
（一）通過立法明確社會調查員地位和身份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程序法并沒有對社會調查員的出庭問題做出具體規定。當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做法主要依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我國是成文法的國家，司法實踐應嚴格依法辦事。第一，應從立法上明確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選任、職權、責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體應當細化，委托關系如何確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關的責任要確定下來。第三，保證內容的真實性。第四，設立出一套比較完整的程序，脫離科
學方法和程序，內容的真實性無法保證。第五，要經過質證?？傊?，明確社會調查員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在將社會調查制度推廣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盡快制定和修改相應的立法。
（二）規范社會調查工作的程序
社會調查雖然有其獨立性，但仍應制定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指導規范社會調查員的調查行為，從程序上保證調查工作的公正、客觀、真實。筆者建議可以考慮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調查函前應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會調查員前往羈押場所會見未成年罪犯時應由法院人員陪同；3、對調查內容應當制作成筆錄，或者用音像資料保存，作為調查報告的依據；4、一個案件應設立至少兩名社會調查員，在調查時應由二人同往。
（三）強化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
1、由于目前社會調查員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監督應當是人民法院，包括對社會調查報告在開庭前的審查，聽取被告人、監護人、辯護人的意見并要求調查員作出解釋或補充、核實；在開庭時聽取訴訟參加人的質詢，雖然調查報告不具備刑事證據的性質，但由于其直接關系著量刑，應比照刑事證據在庭審中接受訴訟參加人的質詢，但該意見應向法庭發表，社會調查員沒有義務回答；如果在庭審中訴訟參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對調查報告發生較大爭議或提出實質異議，法庭不宜將調查報告作為量刑參考。
2、聘任單位對社會調查員的監督措施要加強。如規定社會
調查員定期向聘任單位報告社會調查工作的開展情況；對于調查員的不良行為聘任單位有權依取消其調查員身份等。另外，社會調查員還應接受被調查單位的監督。
作為國際公認的刑事司法準則之一的審前調查制度，在考評犯罪并予以刑罰借鑒中的地位日趨明顯，其有利于促進刑罰效益的最優實現，被認為是量刑科學化、合理化的體現，是犯罪人處遇個別化的出發點[1]。我們雖不應盲目追崇所謂國際領域先進的司法制度，但理當遵循法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國際司法的一般趨向，來審視審前調查制度的合理性，并為我國司法實踐借鑒推廣。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處理中，審前調查制度已成為當今各國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義。盡管我國對這種制度沒有實現立法化，不過在相關的司法解釋中對這方面內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指出：“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敝档藐P注的是，用司法解釋這樣的規范法律文件形式來確立審前調查制度在我國尚屬首次。當前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不同形式的審前調查報告、審前調查筆錄等，已在客觀上對刑罰裁量有一定影響作用，而對于審前調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體現，無疑還要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審前調查制度的一般解釋
審前調查制度，被我國許多學者稱作社會調查制度或者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或者個人對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的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一種制度。審前調查報告，即為審判前的調查報告，鑒于我國定罪量刑的程序沒有分開，那么審前調查報告自然應當包括足以影響犯罪事實認定和影響量刑適用的因素；當然，審前調查以刑罰個別化原則為理論基礎，既有利于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也有利于保護犯罪人人權，其實質歸宿與量刑調查無異。從應然角度看，審前調查涵蓋入罪認定和量刑適用兩方面的內容；從實然角度看，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模式將犯罪和刑罰緊密結合，以品格證據質疑犯罪構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審前調查則與量刑前的調查無異。從美國的量刑前調查制度來看，審前調查報告包括犯罪人情況報告和犯罪行為情況報告兩方面的內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違法情況、犯罪行為的描述、被告人職業和工作歷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關資料，被害人是否對其有傷害、可能適用的量刑指南條款等。可以說，現代的量刑前調查，既是緩刑的重要依據，更是整個量刑考慮的重要依據；我國的審前調查本身就被廣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對未成年人刑罰處置的輕緩化上發揮特殊的功效。
審前調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罰原則的理論中也呈現了其必要的價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為主”的處遇理念已被各國法律制度認同，隨之引發的未成年犯再社會化的命題也是針對未成年人社會化進程的謬誤而來，而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活動的刑罰個別化原則更是教育和再社會化理念演繹的結果，同時也是實現教育刑及再社會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審前調查制度正是配合實現刑罰個別化原則的重要支撐?，F代犯罪和刑罰的新觀念認為：犯罪原因既有社會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罰責任上有社會的責任也有個人的責任，各國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現為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并重。其中，刑罰的個別預防要求刑罰的個別化，要求刑罰應當與罪犯的個人情況相一致，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僅要充分考慮行為人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也要適當考慮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從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運作來看實際上已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的意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處遇，正是刑罰個別化原則的具體展開。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審前調查制度，存在的價值可見一斑。
二、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前形成
2006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公、檢、司四家單位出臺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審前調查的主體、職責、調查的內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詳細規定。2010年4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還專門會同江蘇省司法廳就《辦法》的修訂進行了座談，對主要問題深層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對調查機構的選擇確定問題
《辦法》對調查主體明確為未成年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社區矯正機構。此規定對本地籍貫的未成年被告人開展審前調查沒有絲毫影響，但對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調查問題，矛盾比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動作案的人員，多為隨父母來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隨父母來本地的租住地容易變化難以確定經常居住地，選擇社區矯正機構來調查就形成了困擾；屬流動人員的又要其戶籍所在地出具調查證明。調查機構是否健全、調查人員是否專業、調查結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憂患。
（二）審前調查評價結論的客觀性問題
《辦法》要求審前調查由縣（市、區）的社區矯正機構統一扎口，鄉鎮街道社區矯正工作機構負責具體調查，并形成書面調查評價報告和兩級量刑建議。這些結論意見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的具體工作。因而這些人員的政治素質、政策水平、社會經驗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識水平等方面的情況對其所作出的調查結論影響甚大。然而，基層司法所及其所屬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政治素質、法律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在精力上、時間上、業務能力、敬業精神上往往不能適應《辦法》要求的相對專業化的需要。有的調查機構和人員根本未經認真、全面的調查而簡單、草率地作出結論；有的為減輕其今后需承擔對矯正人員進行矯治的工作負擔，不加區分，故意作出不宜適用非監禁刑的結論；更有甚者，某些地區極個別調查人員還可能與被調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在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的評價上存在金錢交易的嫌疑。審前調查結論的客觀性受到質疑，將直接影響到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恰當量刑。
（三）委托審前調查制約法院正常審理節奏的問題
一般而言，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簡易程序審限為20日，普通程序為45日。按照《辦法》的規定，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法院應當在案件受理后3日內向相關社區矯正機構發出委托調查函，對適用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區矯正機構應分別在接到委托調查函的5個和7個工作日內完成調查評價報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調查報告回復的漫長過程中，案件審理的期限卻日日縮短，從業績考核以及對未成年人全面負責的層面說，都是回避不了的難題。
（四）審前調查報告結論當庭接受質詢的問題
《辦法》規定，人民法院要對調查評價報告當庭質詢的，應在開庭前三日將開庭時間、地點通知縣（市、區）社區矯正工作機構。社區矯正工作機構收到開庭通知后，應當指定調查人員出庭并做好出庭準備工作。同時《辦法》也對調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詢的程序作出了規定。作為法院量刑參考依據的調查評價報告，雖不屬于證據的范疇，但法院應當對其客觀性進行審查，而作出結論的人員當庭接受訴訟參與人的質詢，無疑是一種最好的審查方式。但調查人員當庭接受質詢卻很難進行實際操作。一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受官本位觀念影響，一般不愿當庭接受質詢；二是外地調查人員因路途遙遠等客觀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質詢；三是受審理期限的限制，有時開庭審理時審前調查評價報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調查人員出于對自己人身安全的考慮，不同意當庭接受質詢。再因《辦法》規定可以當庭對調查評價報告進行質詢，在當事人或其人、辯護人向法院申請后，法院通知后調查人員實際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動。
（五）法院判決結果與調查報告結論不一致的問題
法院基于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審理，根據案件事實、對照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依法定罪量刑，這是對案件審理的職權和職責。但作為量刑參考的審前調查報告結論有時與法院擬作出的量刑結果不盡一致，由此可能帶來的一些現實后果以及對法官的無形風險也不可避免。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監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結論適用非監禁刑的，在刑罰執行時社區矯正機構的態度暫且不論，一旦該未成年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重新犯罪或有其他違法行為，社區矯正機構可能將責任轉嫁于法官。如調查報告結論建議適用非監禁刑，法官依法判處監禁刑的，則可能會引發被告人親屬無理糾纏的現象，給承辦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壓力。
綜上，從我省的實踐情況及我們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況看，我國目前的審前調查報告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報告名稱不統一，如審前調查報告、社會調查報告、社會調查情況等；二是調查對象不完全，一般只適用于未成年人，如豐臺區法院等個別法院才有對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調查目的不寬泛，更多是為了考慮適用緩刑的效果，便于非監禁刑犯進入社區矯正，對可能判處實刑的調視程度不夠；四是調查的主體不確定，有檢察、審判機關直接調查的，有基層司法所調查的，也有社區矯正機構或者委托社會調查員進行調查；五是調查內容不規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個性特點、案件情況、自我認識，除了北京門頭溝法院引入社區評價、蘇州平江法院考慮幫教條件外，對于沒有明文規定的酒精史、藥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診斷等影響量刑的因素極少評判。為使審前調查報告更具有實踐操作性，就以上幾個方面，進行統一的論述。
1．調查報告的名稱
在我國有著各種名稱的審前調查報告。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對于法官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進行規范化。[1]按照我國目前的狀況，應當說，有什么樣的制度名稱，就應該有什么樣的報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實，又要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教育，讓其認識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平時表現、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及其在訴訟中的表現。[2]如此看來，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調查報告”名稱是能夠被借鑒和貼近實際的。
2．調查報告的對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別保護和關注的對象，雖然我國的審前調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強制，但司法解釋對審前調查已作出授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廣泛運用審前調查報告，就符合了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也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待審前調查制度已經日臻完善時，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廣，現有形勢下的審前調查，應當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適用，對成年被告人鼓勵適用。
3.調查報告的調查主體
依據現有規定和做法，調查報告來源于司法機關、社區矯正機構、有關社會團體、社會調查員等多種渠道，究竟由誰來承擔審前調查的主體，也存在一定爭議。如有學者主張，調查報告的主體應該是法官。從法理上來說，調查結論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法官作為刑罰裁量的主體，為保證量刑適當，應當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親自調查，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結果的過程。[3]但司法機關直接擔任社會調查主體有不少弊端：如在偵查環節的警官同時承擔社會調查任務的，其對犯罪主觀的判斷容易誤導調查報告的內容；如檢察官，社會調查制度要求其積極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甚至內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夠影響法官定罪量刑的情節，這些要求似乎與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職責不相協調。[4]調查過程的“先入為主”、“先定后審”的弊端，則有可能對法官公正判決產生影響。而由辯方擔當社會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可能有失偏頗，調查報告極易淪為脫罪的工具。由社會團體組織進行未成年被告人個體情況的調查,是各國審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見形式。[5]社工等社會團體組織人員，不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具有親和力，且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所做社會調查報告更具客觀性，還可彌補司法資源緊張等缺陷，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表現。[6]所以，我們建議從立案起，調查工作就應伴隨刑事訴訟的展開而啟動，這樣可以減少批捕、的案件數量，也有利于提高審判的效率。
我們不妨參照一些法院嘗試的由未成年人保護組織聘請的社會調查員（審前調查員）來進行審前調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審理前已經先行形成調查報告，而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時再根據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現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點，也反映出對審前調查報告科學、客觀性的認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發進入刑事訴訟階段，調查活動就能伴隨辯護權的行使，無疑也是對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體現和尊重。社會調查員全面直接參與調查，選拔時應要求其具有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審前調查技能，如面談與溝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調查量表、撰寫分析透徹的調查與評估報告等，再適當地對其進行培訓。為保證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在必要時，還應委托專業機構及人員對涉案未成年人進行醫學、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這樣做既解決了困惑我們的審限問題，也解決了調查員的出庭問題，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調查報告的質量。在逐漸建立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后，調查報告的正確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說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擺脫外界的干擾、專心辦案。
4.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
目前，審前調查報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個人特點（包括個人經歷、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況、自我認識、社區評價、幫教條件六個內容：
（1）個人情況和性格特征。
個人情況包括具體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生活經歷，以及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òň癫。?、是否有吸毒、酗酒、賭博、網癮等不良表現，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現的人進行交往等。
（2）犯罪情節和個人表現。
犯罪情節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關系、被害人是否有過錯，以及犯罪的目的、動機、手段，等等。個人表現包括平時的一貫表現、有無違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為、犯罪后的認罪、悔罪態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員的基本情況、父母的個性與和睦情況、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情況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況和對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當等情況。教育環境包括學習成績、學習態度，學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況等。
（4）生活環境和幫教條件。
生活環境包括家庭遷移的情況、所在社區的治安秩序、鄰里關系等。幫教條件包括社區矯正機構的完善、矯正人員的配備、矯正措施的得當等。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審判運用
長期以來，定罪量刑捆綁在一起成為習慣的方式，在立法沒有修改、現行訴訟程序不改變的前提下，審前調查報告在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罰處罰上，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如何較好地把握審前調查報告，是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謙抑刑罰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實現量刑均衡的重要環節。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1條第二款規定:“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61條的規定，并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蓖瑫r，隨著近年來非監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擴大適用以及社區矯正等非監禁處遇方式的發展，是否選擇非監禁刑，以及選擇何種非監禁處遇方式，均依賴于審前調查對涉罪未成年人個體情況的調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階段突出審前調查報告的作用，對于對涉罪未成年人實施個性化矯治具有積極的作用。
（一）調查報告僅作為量刑的參考
在審判實踐中,審前調查報告主要反映導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觀與客觀因素，是少年法庭據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動機的重要依據。有人認為，根據調查報告本身的內容及其作用，從理論上而言，調查報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證據規則中品格證據的屬性。[1]傳統觀念認為，證據必須與犯罪事實聯系在一起，也就意味著證據只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部分，從庭審程序上說屬于犯罪事實的調查，只限于根據犯罪構成來判斷定罪與否。在這樣一個程序中，牽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這些品格事實是在定罪即判斷被告人犯罪事實是否成立時所禁止的。例如有關被告人平時自私、愛占便宜的品格證據，不應作為被告人犯盜竊罪的根據。是否構成犯罪或者構成何種犯罪，都應嚴格按照犯罪構成要件來加以判斷，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樣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當被告人的品格證據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能夠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實，相關證據涉及品格問題，或者使用品格證據對污點證人證言的可靠性進行質證等情況下才能使用品格證據。[2]由于審前調查報告中涉及的內容有很多是與犯罪無關的，但是又影響量刑的，而這些量刑情節如被告人的品格和習慣，容易在事實問題的判斷上造成事實認定者的偏見。有學者提出將量刑程序從定罪程序中分離出來，保障法官既不會因為與犯罪無關的事實影響自由心證，又能適當量刑的前提。進入量刑程序、量刑聽證時，應當提交包括了與犯罪無關的信息的量刑調查報告。[1]伴隨時間的推移，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相分離的模式正被試行并有逐漸推廣的趨勢，審前調查制度將更大程度地為世人關注。
（二）審前調查報告在庭審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規定》第二十一條中指出了調查報告的提交者為控辯雙方、必要時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調查。為此，在司法實踐中出現各類的調查報告，有關其認識和在法庭審理時的出示時間、方式、效果，都不盡一致。更有呼吁社會調查報告從理論上應當視為證據的觀點，[2]但同時又提出調查報告只能作為量刑的依據，不能作為定罪的根據。如果從證據角度來說，只能在法庭對犯罪事實調查時出示，且一般均為與訴訟程序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提供，這種方式的市場比較廣闊，值得深思。
根據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綱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對獨立，由此，審前調查報告作為影響刑罰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審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為。我們通過對當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離的庭審觀摩，清晰知曉庭審調查的事實部分已經由單純整體的犯罪事實轉變至定罪部分的事實和量刑部分的事實。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調查的僅限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樣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都納入量刑事實部分加以調查，列舉證據，在這里審前調查報告便可以自然作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從幕后走向臺前，在法庭調查階段作為量刑事實出示，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詢，對審前調查報告的判斷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證轉變為審判程序的合法環節。出示審前調查報告時，可以參照個別法院引入“適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勵社會調查員參與庭審，作為一個類似專家證人的社會工作者，其僅對其調查報告所載未成年被告人成長經歷和生長環境的客觀、真實負責。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據此作為從重、從輕的量刑辯論，從程序和實體上都能達到一種平衡。從效果上看，既闡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應注意的問題，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結事了、息訴罷訪的訴訟要求。
（三）審前調查報告的量刑評析
由于通過審前調查所獲得的有關該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險性的表征，因此，審前調查是獲知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進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重要途徑。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和人格為基礎的”，[3]對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個人情況不同適用不同的刑罰，要實現立法上的制刑個別化、量刑個別化和行刑個別化。
審前調查能夠影響量刑的具體因素非常多，在此無法用所謂量刑基準來簡單說明。我們這樣認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從寬或者從嚴處罰的理由。這些原因在犯罪學上整體概括為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的原因及在個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適合何種處罰進行教育改造的條件，才能達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的，而與此相關的條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現、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社會評價和容忍度。以上內容有些既是從寬或者從重處罰時需要考慮的理由，也是是否適合某種刑罰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兩者同時要考慮的因素。
在審前調查制度被落實、具有相當經驗的社會調查員公正獲取客觀資料，經法庭質證后由高素養的開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夠借助法庭審理教在場者信服，還可以借助文書制作讓公眾者認可的。
四、結語
關鍵詞：區別保護；法定人出席；社會調查；審前羈押；緩刑適用
一、 權利缺失：區別保護
本文選擇的翔安區法院因區劃調整，成立于2003年，下轄四鎮一街，戶籍總人口32萬人。翔安區成立9年以來，借助明顯的區位優勢和優越的地理環境，經濟迅猛騰飛，逐步由經濟落后的島外農村地區成長為廈門市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新城區。伴隨著城區的發展，外來人口也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外來未成年人數量急劇上升。著名的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犯罪是社會變遷的代價。他認為在社會變遷明顯時，很容易出現“社會失范”的現象，從而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增多。特別是青少年，正處于身心尚未發展成熟階段，面對這種變化，極易產生心理上的迷茫。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導致翔安區未成年人犯罪數也逐年上升，研究該區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下表為2011年—2012年該區法院在本地與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適用司法保護措施的對比圖：
戶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來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會調查報告詳盡基本無審前羈押率45%87%緩刑適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們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來未成年人明顯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親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點分散，給通知到場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其次，有些辦案人員缺乏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意識，使通知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針對此，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0條明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須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場的例外情形，規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場的替代“合適成年人到場”。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會調查報告，而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卻很少有。這是因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的條件比較便利，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法官全面認清案情、公正審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幫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積極、主動幫助法院獲取社會調查報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理期限相對比較緊張。親臨其地去深入調查其成長背景、家庭狀況時間長、成本大，不具有現實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成長地相關部門填寫的社會調查報告常常因為有關部門的相互推諉而得不到回復。第三，目前我國法律沒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調查機構種類繁多、調查人員專業素質不高。
3、在審前階段，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請逮捕的人數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審前羈押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從替代措施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羈押的替代措施。因“監視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鮮有使用，故本質上只留下取保候審一條。而外來未成年人流動性強，居無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審替代羈押可能會影響訴訟的正常進行；二是從經濟條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來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經濟困難，且其本身又沒有固定的收入，根本無力交納幾千元的保證金；三是從執法角度上看，由于執法環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機關有效配合難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師參差不齊等原因，對一些無逮捕必要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強制逮捕措施常常成為無奈之舉[1]。
4、本異地戶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來未成年罪犯在緩刑適用率上明顯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緩刑執行機構職責不清，難以形成監管合力。對于被遣送回家鄉的外來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難保證緩刑監督、幫教和考察的落實，對其是否會重新犯罪，是否會對社會再產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慮[2]；第二，法律無明文規定，難以很好執行。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如何遣送、如何進行監督、幫教和考察，法院與公安機關如何協調等問題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確規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過于保守，難以貫徹挽救、教育為主的審判宗旨。由于自身對緩刑認識不到位，思想過于保守，擔心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適用的效果不明顯，因而在審判實踐中有意減少緩刑的適用。
二、權利的救濟：平等保護的意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又作“救濟先于權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這一為英美法國家家喻戶曉的法律格言所強調的是，救濟對于權利實現的重要作用。如果人們關注權利的實現，就必須關注權利的救濟。
（一）法理學角度
先賢亞里士多德將平等視為正義的尺度，提出了正義的平等觀。他認為“正義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觀念”，即正義寓于某種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內容。平等，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樣的基本權利不應當因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來”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的經典表述：“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在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護措施的適用上，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現狀成為亟需解決的一道難題。
（二）經濟學角度
傳統觀點認為，刑罰是犯罪“易感觸”的力量，無論是自由刑還是罰金刑，都能夠抗衡犯罪人頭腦里的強烈私欲。犯罪經濟學卻認為，刑罰可作為調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經濟學家們看來，犯罪與刑罰只是一個成本/收益或者說風險/收益的對比而已。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是一個“理性”的計算者，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他會將犯罪的預期成本與預期犯罪收益進行比較，從而決定是否從事具有風險的犯罪行為[3]。著名的刑法經濟學家波斯納將犯罪成本歸納為“機會成本、查獲幾率、懲罰的嚴厲性和其他相關變量”。對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實踐中，由于在審前羈押與緩刑適用等方面相較于外來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這是否會變相鼓勵本地未成年罪犯繼續犯罪？如果對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對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護，本地未成年犯罪就會不在乎，滋生僥幸心理，認為犯罪有利可圖，即使受到刑罰處罰，也還有賺頭。相反地，外來未成年罪犯的相關合法權益被輕視了，他們可能就會產生橫豎橫的心理，服刑時百般抵觸，釋放后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
（三）社會學角度
刑事司法保護措施適用的區別對待，尤其是對外來未成年人審前羈押率高、緩刑適用率低，都嚴重影響外來未成年罪犯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是指用補償教育或強制方式對個人實行與其原有的社會化過程不同的再教化過程。未成年時期最大的特點是身體的成長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會化、再社會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在某種情況下，未成年罪犯通過再社會化，可以幫助他們忘掉舊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階段。如果僅僅是因為戶籍制度的差異就抹殺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的權利，那么實際上就是對于他們行為的消極反應，這非常不利于他們的再社會化改造，更嚴重的是，他們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護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護措施的適用在外來未成年人與本地未成年人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根本意義在于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故如何平等保護外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眾多，在當前的模式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恰好是醫治此癥結的良方。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是英國1972年創設的，后經引申發展其基本含義為：在審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時，由合適成年人參與開庭審理，協助未成年被告人與司法機關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溝通，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懼、不安、緊張等情緒，促進實施程序正當化，提升審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并增進社會安寧。我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有關于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的立法。
關于合適成年人的選任，筆者建議：在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適成年人選任上可以考慮律師到場制度。一方面，律師作為國家認可的法律從業人員，同時具備法律專業者和合適成年人身份，其在場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從而更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而其自身權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師法》的保障；另一方面，與一般的合適成年人不同，律師作為法律執業者不僅需要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還受到律師法等法律、律師協會、司法行政機構等規章的約束，這從反方向確保了律師能夠忠實、勤勉履行其職能[4]。
（二）社會調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國著名刑法學家安賽爾認為：為了正確處理案件，法官必須了解他負責審理的犯罪人，為此，必須對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調查應從“社會、醫學和心理”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體現了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實施全面的社會調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況，有利于貫徹刑罰個別化的要求，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筆者仔細分析各國社會調查制度，發覺德國少年法院的社會調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學習的模板[5]。在我國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報告制作中，筆者認為可效仿德國制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地位，明確其必要性。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絕為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會調查報告，這是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其次要賦予調查報告證據效力，規范其證明程序。社會調查的價值目標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法律條文規定不明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地朝著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筆者認為調查員應當在法庭上接受詢問、客觀說明調查報告的制作過程以保證其證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議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機關下屬設立獨立的調查機構來負責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二是建議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通過對未成年被告人個人的家庭、學習、工作情況做細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訪問被告人的家長或是學校的老師等）并形成一個有固定格式內容的表格，再由調查員根據表格的資料撰寫調查報告的主文；三是嚴格限定報告制作的期限。對于委托出具社會調查報告的時間要有明確的規定，建議在扣除報告在途時間外給予10天進行調查及報告撰寫工作，規定超期或是違規出具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考慮賦予法院一定的監督權。
（三）審前羈押適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審前羈押是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嚴厲的強制措施?，F代法治社會奉行羈押是例外的原則，這是無罪推定和人權保障原則的內在要求。對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應當盡量適用能達到羈押的預期目的，又更為輕緩、對其侵犯更小的非羈押強制措施，即審前羈押的替代措施。美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值得學習與借鑒。但是盲目抄襲發達國家的做法不見得有效果，必須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首先，確定執行主體。由從事社會調查的專門調查機構在偵查終結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關背景信息與個人具結等非財產性保釋條件的危險評估報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該專門機構的調查員還要對那些附加不同釋放條件而予以釋放在外的被追訴人根據其釋放條件情況制定相應的報告與執行計劃，以便監督確保被追訴人履行由法院決定的釋放條件；其次，明確決策主體。偵查機關將調查員制作的危險評估報告附在相關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審查，由法官根據危險評估報告做出是否審前釋放的決定。對于法官的決定不服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開聽證會或是向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提出抗議；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偵查機關加強監控、以社會調查官觀護的方式代替羈押，讓社會調查機構發揮樞紐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監控網絡與合力機制，從而盡量避免出現審前釋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風險。
（四）緩刑適用難——不可不變之題
對于未成年罪犯，適用緩刑具有特殊的意義：（1）有利于調動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積極性；（2）有利于預防和減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標簽化”，便于社會各方接納未成年罪犯，培養其社會性，創造條件使之重返社會[6]。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規范未成年人緩刑適用制度：一是規范相關法律規定，做到緩刑執行有法可依。針對現行制度的不足，法律應當對未成年緩刑犯的考察主體、考察內容、考察方式做出具體的規定，可以考慮建立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幫教辦公室，專門負責緩刑考察機關在外地的緩刑犯交接問題；二是統一緩刑執行場所，避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執行難。探索建立集中、統一的未成年緩刑犯監督、幫教和考察基地，選擇具有一定規模、發展相對穩定的企業為依托，為未成年緩刑犯提供一些對技術和專業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崗位；三是增加緩刑聽證程序，減少法官自主裁量權。法院在法庭審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另行安排一次聽證會，組織相關人員作為聽證參加人，對于外來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適用緩刑進行廣泛地交流、核實和論證并允許外來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律師對聽證結果提出異議；四是擴充緩刑制度的類型，增強緩刑適用力度。 對于罪刑較輕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考慮暫緩，同時配合使用緩刑保證金制度，若他們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則可要求他們定期向社會調查機構的調查員匯報生活、工作情況，以保證執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憲法制定中，先賢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雖然我國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沒有直接歧視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規定，但是必須看到，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事實上的不平等，使得對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平等保護難以真正得到落實。筆者希望通過本文的寫作，能夠讓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權益得到重視，滴水穿石，當全社會都形成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權益平等保護的風氣，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釋：
[1]張臻.重慶沙坪壩：外來未成年“非監禁化改革”[J].檢察風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試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緩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獅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數據為例[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4：21.
[3]徐愛國.評析波斯納的《刑法經濟學理論》[J].政法論壇，2007-9（5）：173.
[4]汪建成.論未成年人犯罪訴訟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學）專題研究，2012-1.
[5]黃河.少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初論——以德國少年司法實踐為視角[J].研究生法學，2011-2月（1）：180.
盡職調查貫穿并購交易始終，它的結果往往將成為談判桌上雙方討價還價的焦點，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決定了并購方案的設計和交易法律文件的起草，在并購完成后，盡職調查報告也將直接成為買方整合和運營目標公司的基礎和依據。
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在《布萊克法律詞典》中的定義是“通常一個人在其調查過程中尋找合適的法律要求或解除義務時應保持的合理謹慎”，通過盡職調查，買方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握他們所要購買的股份或資產的全部情況，發現有關瑕疵和風險的重要事實，平衡其信息不對稱的不利地位，并根據專業結論和建議，綜合確定企業買賣的價格，或在價格談判中取得優勢。不過，盡職調查的“謹慎”或“盡職”的合理程度應如何界定，也是一個值得權衡的問題。美國案例法中有一個一般原則：在交易中越謹慎，此后面臨的風險越低。由此，我們應該采用英國法律解釋“盡職”時所述“羅馬法律的高度謹慎”的標準。然而，經驗和常識也告訴我們，買方其實也不會希望發現可能存在的每一個風險，因此，要求絕對到位的盡職調查只會無謂地增加買方的交易成本，甚至導致并購交易最終流產。
盡職調查流程
雖然每一個盡職調查項目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在國際并購活動中，一個較為規范、完備的盡職調查通常應遵循如下基本工作程序。
一、雙方組建盡職調查團隊
通常在規模較小的交易中，賣方只需要自行協助買方獲得和審查相關文件資料即可。但如果面臨一項大型的涉及多家潛在買方的并購活動，賣方則有必要先指定一家投資銀行或委托律師來負責整個并購過程的協調和談判工作。
在大型的盡職調查中，買方通常應指定一個由律師、會計師和財務分析師等專家組成的盡職調查小組。如果是跨國并購，那么調查小組里通常還會加入來自目標公司所在地和買方所在地的執業律師。作為支持，賣方應委派其自己的雇員和調查小組一起實施調查，更要維持一個有序的系統，以確保整個盡職調查過程協調一致并始終專注于買方訂立的目標。
二、簽署并購意向書和保密協議
在盡職調查前約定保密義務，是對賣方利益最基本的保障。并購交易中的盡職調查有時會將賣方推入一個兩難境地：潛在的買方往往都是同行，甚至是直接的競爭對手，在通過盡職調查全面、細致、整體地了解賣方的情況后，雙方還是有最終達不成協議的風險。而且，對方有可能借并購之名竊取商業秘密，在盡職調查之后直接或間接地利用這些信息，造成對賣方不利的結果。
簽署并購意向書和保密協議是進行盡職調查前的必要程序。實踐中更實際的做法是，賣方向買方提交企業情況說明，并就其真實完整性做出擔保。在此基礎上，雙方訂立并購意向書，約定自意向書簽署后至并購交易履行完畢前，買方可進行盡職調查，以核實企業的實際情況是否與賣方所陳述一致，倘若有重大不符，則可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標準調整交易價格。
并購意向書主要用于約定交易的基本條件和原則、交易的基本內容、為促成交易參與各方應做工作具體安排、排他性安排以及保密條款（或另行單獨簽署保密協議）等，這在追究對方的締約過失責任和侵權責任時具有證據作用。雙方可以約定，意向書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通常會保留約定排他性條款、保密條款等具有法律約束力。
在保密協議中雙方需要承諾，為促成交易將相互提供相關資料和信息，約定保密信息的范圍和種類、保密責任的具體內容和免責情形、泄密或不正當使用保密信息的違約責任等。應當承擔保密義務的人，不僅有律師、會計師等具體執行盡職調查的專業人員，更主要的是接觸這些信息的買受人。如果買受人也是一個企業的話，那么該企業的董事會成員、經理等成員，都應簽署保密協議。
三、約定盡職調查的內容
當開始一項盡職調查時，買方必須明確其盡職調查的目標，并向調查小組清楚地解釋盡職調查中的關鍵點，雙方律師再根據這些明確盡職調查過程中什么層次的資料和信息是重要的，確定盡職調查的過程應著重于買方所要達到的目標，從中找出相關法律事項。這一過程將明確可能影響交易價格的各種因素。在此之上，雙方再約定具體對哪些事項進行調查，共同起草有關的調查項目的目錄或盡職調查清單，以便賣方提供有關材料。
四、設置資料提供的程序規則
雙方指定一間用來放置相關資料的“數據室”，由賣方（或由目標企業在賣方的指導下）把所有相關資料收集在一起并準備資料索引。同時，雙方協商建立一套程序，讓買方能夠有機會提出有關目標企業的其他問題，并能獲得數據室中可披露文件的復印件。如今，國際并購交易中盡職調查工作的數據化、網絡化的程度正在日益提高，一些企業也已開始將其文件資料建成數據庫并上傳至互聯網，授權盡職調查人員使用。
五、制作盡職調查清單和問卷表
設計制作盡職調查清單和問卷表，是律師要求提供目標企業信息資料最常用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些規模較小的交易中，賣方可能不會設立數據室并建立相關程序和規則，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按照買方的要求提供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律師通過詳細的盡職調查清單和問卷表索要有關資料了解相關信息，就成為調查最主要的手段。
盡職調查清單是律師根據調查的需要設計制作的，并應根據具體并購目的、交易內容和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但一般來說，最基本的盡職調查清單應要求目標企業提供多方面的文件資料。
律師還應將需了解的情況設計成盡職調查問卷表，由目標公司予以回答。詢問調查有助于了解目標公司的整體情況或發現意想不到的有用線索。在具體工作中，如果律師對有關事項有疑問，應當以書面形式提出，同時也應當要求對方以書面形式作出有關回答。
盡職調查清單的結尾部分應注明，可能根據業務的進展隨時向目標企業發出補充的文件清單或要求。經委托方確認后，律師將設計制作好的法律盡職調查清單和問卷表發至目標企業，在收回目標企業提供的資料后，核對復印件與原件，由雙方代表簽字確認，并應取得目標企業及其管理層出具的說明書，表明其提供文件和資料內容屬實且無重大遺漏。
六、對收集的信息進行研究判斷、核查驗證
除了通過調查清單和問卷表系統了解目標企業的情況外，買方還可以通過對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存貨等進行現場勘查，以及收集、整理并分析公開披露信息等方式對目標企業進行調查。 更縝密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是，根據目標企業的審計報告或財務報表中所列示的項目逐一核實。律師對盡職調查所獲取的全部資料和信息，應反復地研究判斷，進行相應核查驗證。在核查驗證過程中，應當制作工作筆錄，并盡可能地取得目標企業對工作筆錄的書面確認，如果遇到對方不愿簽字確認的情況，則應在筆錄上予以特別說明，注明具體日期；對資料不全、情況不詳的情況，應要求對方作出聲明和保證。
律師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應及時向委托方報告與溝通，而不能一味地等到最后才在報告書中一并書面提出，以免延誤解決問題的時機。對收到的資料，律師經過研究判斷，如果認為需進一步了解，應再次起草《盡職調查清單》或問卷表，如此循環，直至查明情況為止。律師應該對所有文件資料進行整理和歸檔，并制作工作底稿，作為日后重要的工作依據。
七、對目標企業進行外部調查
目標企業的配合是律師盡職調查是否迅速、高效的關鍵。而法律盡職調查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結合上述的系統內部調查，對目標企業進行詳盡的外部調查。從外資并購中國企業的實踐來看，通常從目標企業當地登記或管理機關可以獲取目標企業的工商、規劃、土地使用權、房產產權、環保、稅務、勞動保障等信息；而當地政府（包括相關職能部門）是極為重要的信息來源，可以了解到有無可以影響目標公司資產和經營的遠近期政府計劃、管理政策的調整等情況；向目標企業債權人和債務人調查，不僅可以使買方直接、完整地掌握目標公司重大債權、債務狀況，還能了解目標公司最真實的社會信用情況。一個訓練有素、具備良好分析力和判斷力的律師，往往能夠將各種調查方法同時靈活運用，在對比分析中從不同的渠道發現問題和并找到線索，直至徹底了解目標企業的情況。
八、撰寫法律盡職調查報告
此前所有的調查工作形成的結論，將被匯集成提交給委托方的一份準確、完整、翔實的法律盡職調查報告。法律盡職調查報告應準確和完整地反映盡職調查中發現的實質性法律事項及其所依據的信息，并將調查中發現的主要問題一一列明，說明問題的性質、可能造成的影響與可行的解決方案，尤其要對此次并購可能形成障礙的問題進行特別分析，并提出周詳的解決方案。最后，在上述基礎之上，對目標企業作出整體法律評價，對該并購交易方案和文件架構設計提出總體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量刑調查刑罰個別化品格證據矯正機構量刑調查表
媒體曾報道，2007年4月19日，豐臺區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故意傷害案。與以往不同的是，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所長來到法庭，坐到公訴人邊上宣讀了一份“社會調查報告”，證明了被告人的一貫表現?！皳私?，在刑事案件當中以“社會調查報告”的形式證實被告人的平時情況，并作為法官量刑參考依據，在本市尚屬首次?！雹偈聦嵣希@并不“首次”，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鑒域外經驗，進行了審前調查制度（有的地方稱“人格調查”或“品行調查”）的探索和嘗試。
所謂“社會調查報告”、“量刑引入社會評價”、“人格調查制度”，其標準的名稱是“量刑前調查報告”制度（Pre-SentenceInvestigationsReport，英文縮寫為“PSI”），為簡便起見，我們通常也可以稱其為“量刑調查”。如今天美國的量刑前調查報告由兩大部分組成，一部分為“犯罪人情況報告”，一部分為“犯罪行為情況報告”，其信息來自于被告人本人、被告人的家庭成員、被害人、其他與被告人經歷有關的重要的個人。兩個報告的具體內容包括：以前的犯罪和少年違法情況、犯罪行為的描述、被告人職業和工作歷史，被告人的從軍經歷、經濟狀況、社區居住期限、教育背景、和其他相關資料，吸毒史、濫用藥物史、心理和精神病史，被害人是否對其有傷害、被害人陳述一、被告人本人陳述、可能適用的量刑指南條款、被告人是否能夠適應社區生活，量刑建議。②以上兩部分情況，都將作為量刑時的參考。
量刑調查制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
一、量刑調查制度的理論基礎
正如評論者指出，“法律講究的是以事實為依據，丁就是丁，卯就是卯，犯多大事就該承擔多大的責任。”③那為什么在西方國家會產生一種包括了很多與犯罪事實無關的因素的“量刑前調查報告”作為量刑的依據之一呢？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刑罰個別化理論
在資產階級思想啟蒙時期，作為刑事古典學派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原則：罪刑相適應，在報應刑理念的支持下，要求刑罰應當與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相適應，要求有罪必罰，無罪不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而此處的罪，是指犯罪行為。報應刑建立在每個人的犯罪都是因為自己的自由選擇的前提下，認為犯罪是道德惡劣的表現；犯罪人個人應當承擔責任；應當承擔與自己行為相當的責任。這就是所謂刑事古典學派在犯罪行為哲學哲學觀念上的自由意志論、犯罪原因觀念上的道德原因論、犯罪概念觀上的行為論、刑罰責任上的個人責任論、刑罰根據和目的上的報應論。
但是，這一觀念的問題是，只認識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每個人的犯罪都有社會的原因；個人不是完全有選擇自由的；犯罪也不一定是道德惡劣的表現，社會也應當承擔責任；犯罪概念只考慮行為而不考慮行為人的情況是不妥當的；刑罰的根據除了報應，還應當考慮預防。于是，19世紀中后期，刑事古典學派日漸衰落，刑事社會學派在批判古典學派之基礎上逐漸壯大起來?！皯芴幜P的是罪犯，而不是犯罪?！薄俺C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雹茈S著李斯特這一著名的口號的提出，出現了刑事社會學派關于犯罪和刑罰的新觀念：犯罪行為哲學哲學觀念上的社會決定論（意志不自由）、犯罪原因觀念上社會原因論（而不是道德原因）、犯罪概念觀上的行為人論（而不是行為論）、刑罰責任上的社會原因論（而不是個人責任）、刑罰根據和目的上的預防論（而不是報應論）。
進入20世紀，無論是古典學派還是實證學派都意識到各自的理論不能很好的遏制犯罪、預防犯罪，所以都取對方之長。因此，現代各國在刑事政策上表現為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并重，報應主義與功利（預防）主義兼有，客觀行為與主觀惡性統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結合。在此基礎上體現刑罰的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其中，刑罰的個別預防要求刑罰的個別化，要求刑罰應當與罪犯的個人情況相一致。
行為的社會原因決定論認為：“犯罪并非意志力的驅使，而是個人長期或暫時處于自然環境、道德條件下，內部、外部的因果鏈條使他們傾向于犯罪”，“任何足以使人類社會不誠實、不完全滿意的社會條件，都是引起犯罪的社會因素”，因此，社會和其他非個人意志因素對犯罪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各種人格的罪犯，則需要實施不同的處遇方案”。⑤
1898年法國學者雷蒙?薩雷伊在他的《刑罰個別化》一書中正式提出刑罰個別化理論。薩雷伊對刑罰個別化作了如下表述：刑罰個別化包括法律上的個別化、裁判上的個別化和行政上的個別化。所謂法律上的個別化是指法律預先著重以行為作為標準，細分其構成要件，規定其構成要件，規定加重或減輕情節等。所謂裁判上的個別化是指法官根據犯罪分子的主觀情況適用不同的制裁方式。所謂行政上的個別化指刑罰執行機關根據罪犯具體情況執行刑罰。刑罰個別化思想為近代實證學派所倡導，經過他們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明確了以下兩個觀點：第一，適用刑罰應當以犯罪的個別預防為出發點；第二，刑罰個別化是根據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險性決定刑罰的適用。⑥
在我國，雖然在立法上沒有明確規定刑罰個別化原則，但立法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的精神。例如，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里所說的“刑事責任”，就包括了行為人的個人情況的內容。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痹谶@里，“情節”與“犯罪事實”是并列的，且“情節”前并沒有犯罪二字的限定，“情節”包含著反映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大小的有關內容，如作案動機、一貫表現、悔罪態度等。因此，立法精神體現了刑罰個別化的意蘊。
刑罰個別化要求對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個人情況不同適用不同的刑罰，要實現立法上的制刑個別化、量刑個別化和行刑個別化，所以要對可能判處刑罰人進行量刑調查，以確定適當的刑罰。
（二）教育刑理論
刑事近代學派的犯罪與刑罰理念同樣包括了教育刑理論。
意大利憲法第27條第3款規定：刑罰不能有與人道相悖的處遇，必須以對被判刑人的再教育為目的?！敖逃秊橹鳌钡奶幱隼砟?，自然引申出審前調查制度的必要性。因為教育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在每一個具體的犯罪案件中，行為人的人格特征、所處環境、平時表現、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過細致而周密的調查，查明上述各種因素，才能幫助法官選擇最具有針對性的處遇措施，進而使矯正機構實施有效的教育和矯正活動。
自19世紀末的刑事近代學派提出教育刑理論后，便形成了20世紀50年代在歐美轟轟烈烈展開的重返社會或再社會化思潮。罪犯再社會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順利地重返社會為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對于犯罪未成年人而言，強調再社會化理念尤為重要。未成年人之所以涉足犯罪，就是因為基本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通過審前調查活動，弄清問題的癥結，對癥下藥，實施有效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幫助其順利完成社會化進程，成長為健全而負責任的社會成員，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及人類的可持續性發展。
但是，再社會化原則即指刑罰權的界限與行使，應以犯人再社會化的需要為依據，刑罰的宣告與執行應能作為犯人再社會化的手段。因此，唯有符合再社會化原則的刑罰，才是有意義而必要的刑罰，一切足以阻撓犯人再社會化之目的的構想的刑罰，應盡量避免。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刑法典或監獄法典中，明文規定了罪犯再社會化的原則。
罪犯再社會化是人的社會化的一種特殊形式。人的社會化是指個體在與社會相互作用中，將社會所期望的價值觀、行為規范內化，獲得社會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以適應社會、認識社會，從而達到改造社會，不斷完善自己人格之目的的過程。罪犯再社會化這一命題是在教育刑理論的基礎上引發出來的。行刑社會化要求針對不同人格和自身情況的犯罪人適用不同的刑罰和行刑方式，需要進行社會調查，以確定其需要獲得何種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人格完善。
（三）罪犯人權理論
聯合國《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第5條規定：“除了監禁顯然所需的那些限制以外，所有囚犯應保有《世界人權宣言》和——如果有關國家為締約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所規定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其他公約所規定的其他權利?！比藱嗍聞瘴瘑T會要求成員國在他們的報告中提供他們執行聯合國罪犯待遇標準的情況，參照聯合國制定和通過的一系列有關監獄管理和罪犯待遇方面的標準和規則，例如1955年在第一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上通過的《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就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囚犯待遇基本原則》、《執法人員行為守則》、《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關于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等。
刑罰人道化思想體現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是指要把罪犯當做人看待，充分尊重其人格尊嚴，不體罰虐待罪犯，實行文明管理，保證其享有各項法定權利，切實關心日常生活并給予相應的物質保障。當代西方監獄學理論強調犯人的法律地位，認為應將犯人視為具有權利義務和責任的人，應保障犯人生活、學習條件和探視權、申訴權以及信仰自由的權利等。
實現這些權利要根據罪犯的不同情況對罪犯作不同的權利保障，而這也需要以量刑調查為基礎。所以，在美國，量刑調查是被告人應當知道的重要權利。關于量刑前調查報告的介紹，出現在有些社會組織網站“知道你的權利”（KNOWYOURRIGHTS）的欄目中?？梢?，量刑調查制度，對于選擇適當的刑罰以使罪犯在行刑過程中的基本人權得到保障，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量刑調查制度的起源和發展
量刑調查報告并非中國法官的創造，而是在西方國家早已有之。
早期“量刑前調查報告”的雛形起源于美國的1820年代，最初目的是為法院提供被告人個人的歷史和犯罪行為的信息以便于提高量刑的個別化?，F代量刑報告制度開始于1840年代，它首先由波斯頓鞋匠約翰?奧古斯圖（JohnAugustus，1841-1859)提出。奧古斯圖生于1785年，1859年7月21日于波斯頓去世，是一個著名的慈善家。他將他一生的智慧和勞動奉獻給了窮人和犯罪人。1840年代，他的是風行美國的戒酒運動的參加者。作為華盛頓戒酒總會的成員，他曾經致力于使男人戒酒，在他的家鄉波斯頓，他的主要的工作則是到法院要求暫停或者延遲給予刑罰，他說服法庭和警察局允許他支付罰金和提供友善的監管。在1841-1858年的20多年中，他不斷地來往于警察局和法院，保釋了近2000名犯罪人。⑦
他相信：“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改造和阻止犯罪，而不是惡意復仇和報應”，他常出現在法庭的量刑聽證程序中。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確定哪些人是可以假釋的，為法官提供祥細的被告人“個人行為報告”。⑧今天，奧古斯圖被稱為“現代緩刑之父”，也被認為是現代刑罰個別化措施中假釋制度、量刑前調查報告制度、量刑建議制度、社區矯正制度的創始人。
奧古斯圖的努力導致了麻省于1878年頒布了美國第一部緩刑法，該法授權波斯頓市長指定警察作為緩刑監督官，當然這在1894年的紐約州法院和1916年的最高法院都曾經受到挑戰，兩個法院都認為法律并沒有授權法院延緩量刑。但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擋，到1925年美國聯邦緩刑法出臺之日，美國大多數州已經頒布了緩刑法，而與之相配套的量刑建議、量刑調查、社區矯正制度，也已經在美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體系。
這些制度中的前提性制度是量刑前調查報告制度，因為對被告人的信息是運行其他量刑措施的前提。到1930年代，當年的緩刑監督警察的任務發生了變化，他們的調查任務不再僅僅為了調查是否應當處緩刑，而且要為整個量刑提供“量刑前調查報告”（Pre-SentenceInvestigations，英文縮寫為“PSI”）。經過多次改革，到1980年代，量刑報告在美國已經成了量刑的標準形式，有固定的表格。⑨
在美國紐約南區的一份量刑調查報告表格中，對量刑調查的具體內容作了祥細的要求⑩。根據這一表格，一個量刑調查表必須具備以下內容：A．犯罪行為：描述行為與法律規定中典型案件的差異。B．對被害人的影響：如果被害人是確定的，緩刑監督官舍以給機會讓被害人說明犯罪對其影響。C．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如果是共同犯罪，必須描述每一個其他共同犯罪人在案件中的作用從而確立本案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位。D．被告人對司法判決的妨礙：如果被告人曾經企圖影響政府的調查，或者有其他妨害司法公正行為，緩刑監督官將建議對該被告人課以更重的刑罰。E．認罪后的刑罰調整：因為認罪給國家的調查和審判節約了時間，作為一種獎勵，國家可以對其減輕處罰。F．犯罪檔次計算：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以《美國量刑指南》為依據，確定犯罪應當適用的量刑檔次。G．犯罪歷史：即在過去是否犯罪，過去犯罪對量刑的影響，根據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第四章解釋。H．犯罪人性格：這部分要求描述犯罪人的家庭情況和在社區的社會關系。I．藥物濫用：即在犯罪前有無藥物濫用的歷史及其具體情況，這個內容對量刑影響很大，美國國會曾經制授權聯邦監獄局，對于在聯邦監獄局接受過500小時戒毒治療的罪犯，可以減刑一年。J．身體狀況：包括罪犯是否有病、身體是否健康、醫療條件如何等。K．教育與技能訓練：緩刑監督官將與罪犯過去的教師談話，調查其是獲得某種文憑，緩刑監督官還將對其實際文化水平進行檢驗，不能證明受過高教育的人將接受一馬當先40個小時的培訓而且在監獄勞動中的報酬也相應減低。L．從業記錄：了解其職業和工作習慣，這對刑期的決定影響較小，但是其經歷中顯示其是否是一個敬業的公民，將會對量刑法官的印象產生影響。M．經濟狀況：即罪犯的債權債務情況，大多數犯罪將會導致罰金處罰，所有有罪的人都涉及到犯罪評估費和關押費，量刑法官了解這些情況以確定是處以一定的罰金還是一定期限的監禁。N．量刑選擇：根據情況，能否適用小時拘禁、社區矯正或者監獄關押。
英國緩刑制度與美國緩刑制度的形成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一般認為，英國的緩刑始于1876年，一名叫德赫福德的印刷工人向英格蘭禁酒協會教堂的主席埃利森建議，將該協會的活動擴大到警察法庭，向因酒精致罪的犯罪人提供幫助。這個建議很快被采納，警察法庭開始任命牧師監護因酒精致罪的緩刑犯，向他們提供幫助，并以慈善之心拯救他們的靈魂，從而使緩刑具有了社區矯正的意義。英國《2003年刑事司法法》規定：“法庭在判處監禁刑、社區刑時必須獲得判刑前報告，法庭有責任獲得并考慮判刑前報告，如果法庭認為沒有必要，也可以在沒有報告的情況下量刑。”在英美國家創設這一制度后，德、法、日等大陸法系國家也設立了這一制度。11
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9條規定：家庭法院調查少年事件時，“務須就少年、保護人或關系人之現狀、經歷、素質、環境等，運用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及其他專門知識，努力為之。”
2005年1月18日，作為韓國總統咨詢機構的“司法制度改革推進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司推委”)成立。司推委是一個為期兩年的臨時性機構。其2005年工作重點主要集中在法學院制度的引進與否和刑事司法改革的領域。一年來，司推委經8次委員會會議形成了諸多決議，其中與刑事訴訟相關的內容最終形成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目前正在國會審議中。法務部檢察方面主張使用現有的保護觀察官。而法院方面則認為，量刑是法院的固有業務，量刑調查官為法官的輔助者，因此量刑調查官應隸屬法院。司推委最終選擇了折中的方案，即量刑調查官原則上屬于法院，但在偵查程序中，保護觀察官可以進行量刑調查。12
在我國香港地區，為了對未成年犯罪人適用最適合他本人的矯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決時要充分考慮青少年犯罪人的個性、體能、精神狀態等情況。在開庭之前，一般由社會福利署的工作人員先對違法青少年的有關個人情況進行調查，調查內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發育狀況、情感類型、興趣愛好、成長環境、學業情況等，并起草調查報告向法庭提供。另外，香港還建立了青少年罪犯評估專案小組，該小組由懲教署及社會福利署的專業人員所組成，專責就年齡介乎14至不足25歲的男性罪犯及14至不足21歲的女性罪犯的個案，向裁判官或法官提供關于判刑的綜合專業意見。專案小組成員通過研究法庭轉介的個案，在其后遞交法庭的報告中，推薦最適合的自新計劃供法庭參考，以協助對定罪的青少年罪犯作出判刑。13
在我國臺灣地區，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定，在少年法院專設少年調查官，其主要職責是調查、搜集關于少年保護事件之資料。少年法院在接受移送、請求或報告少年事件后，應先由少年調查官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其人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必要之事項，提出報告，并附具建議。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參酌事件之性質與少年之身心、環境狀態，作出最合適的處分措施。14
1955年8月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第一屆防止犯罪及罪犯處遇會議上，各國代表及專家均認為：“實行個別處遇，應從人格之調查分類著手，必先根據精密的調查，由是進而決定個別處遇之方法，始便于分類收容?！边@是規定量刑調查的第一個國際文件。
三、我國量刑調查制度的立法化設想
盡管量刑調查制度在我國尚未實現立法化，但有關的司法解釋涉及一些這方面的內容。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边@被認為是我國第一次用司法解釋這樣的規范法律文件的形式確立量刑調查制度。
我國在1989年蘇州市平江區的“少年刑事案社會調查制度”15以后，后來實行這一制度的有：青島市法院系統的“人格調查制度”16、合肥市中院的“量刑前人格調查制度”17、北京門頭溝法院的“社會評價報告”制度18、連云港市連云區法院“刑事案件審前調查制度”19、北京市豐臺區法院的社會調查報告”20
根據以上各地的實踐，我們可以列下表加以比較：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我國的量刑調查制度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從名稱來看，很不規范，表述不一。第二，從調查的適用對象來看，除了豐臺區法院以外，其他地方都只適用于未成年人。第三，從可能判處的刑罰來看，大多數法院沒有要求只針對輕刑，只有蘇州市平江區法院要求只對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具有管制、緩刑的被告人適用量刑調查。其目的很明顯，是為了“由社區矯正機構根據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綜合調查情況及再犯可能性大小，提出是否對其判處非監禁刑罰進入社區矯正的建議?！?1第四，調查的主體來看，有社區矯正機構指定工作人員、社區矯正工作機構、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各地沒有統一的機構和人員進行量刑調查。第五，調查的內容來看。家庭背景、個性特點、案件情況、自我認識這四個方面都是調查對象。但只有一個地區要求考慮“社區評價”（北京門頭溝法院），只有一個地我法院要求考慮“幫教條件”（蘇州市平江區法院），都沒有考慮酒精史、藥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診斷。而以上所有內容，恰恰都是量刑中要考慮的因素。
在我國實行的、有著各種名稱的“量刑前調查報告”是既符合現代刑法理念，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判決前調查報告，對于法官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進行規范化。
（一）量刑調查制度的前提
在我國，量刑與定罪程序是沒有分開的。從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章“第一審程序”的第一節“公訴案件”中，我們找不到一個“量刑”的字眼。在權威的教科書對法庭審判的闡釋中，也極少單獨提及量刑。實際情況正是這樣，我國的刑事訴訟在程序上對定罪和量刑根本就沒有作什么劃分。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對證據的審查在形式上并不明確的區分哪些是定罪的證據哪些是量刑的證據。其次，在合議庭評議和隨后的宣判中，定罪和量刑也是被捆綁在一起的；而且合議庭評議是處在外人不知的秘密狀態下的，即使先前法庭質證和辯論中即使存在過受關注的量刑問題，也很難知曉它們對量刑的影響力。關于英美法國家為什么要將量刑與定罪程序分開，我沒有看到有相關的國內文獻進行論證，英文文獻對此也未見論述：因為定罪與量刑完成不同的任務，牽涉到不同的人的參與，所以被認為自然而然的。
在這樣一個程序中，牽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這些品格事實是在定罪即判斷被告人犯罪事實是否成立時所禁止的。例如有關被告人平時自私、愛占便宜的品格證據，不應作為被告人犯盜竊罪的根據。22
在英美法中，可采性是指是否被允許在開庭或者審判中作為證據進入的性質或者狀態，指證據能否在事實的審理者面前暴露或者出現。也就是說可采性是指一項證據是否具有在法庭上提出并讓認定事實的法官知道的資格。如果一項證據根據證據法規定不具有可采性，則不能在法庭上提出，不能被事實的審理者看見和聽見，如果被事實審理者看見或者聽見，則相當于該證據具有了可采性。事實的審理者不僅僅指陪審團，也指庭審中的法官。因此，證據可采性規則產生的原因和陪審團有關，但是并不僅僅適用于陪審團審判，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各州證據法典適用于一切在法院進行的訴訟。
由于量刑調查報告中涉及的內容有很多是與犯罪無關的，但是又影響量刑的，而這些量刑情節如被告人的品格和習慣，容易在事實問題的判斷上造成事實認定者的偏見，所以，將量刑程序從定罪程序中分離出來，是保障法官既不會因為與犯罪無關的事實影響自由心證，又能適當量刑的前提。為此，我們應當將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分開。在定罪程序中，確立品格證據制度，不允許品格證據進入定罪程序影響法官心證；在確定之后，進入量刑程序，量刑聽證時，應當提交包括了與犯罪無關的信息的量刑調查報告。
（二）名稱可以確定為“量刑調查”。
我國現有的多種名稱，有的只強調“社會評價”、“社會調查”，但實際上，這是不確切的，因為量刑調查報告雖然包括社會評價，但還要考慮的是家庭情況、性格特征、教育情況等內容，而這些情況不僅包括社會評價，還有一些與社會評價相反的，只有專業調查人士才能理解的情節。如家庭環境和吸毒史，這些是自身道德品質以外的因素，就吸毒而言，如果對此規定為犯罪，很多吸毒者最初是因為被欺騙、引誘甚至于被強廹吸毒，后來無法戒掉毒癮的人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理。在生活中真正自己主動希望吸毒的是少數。所以對于吸毒者，各國法律往往把他作為治療對象而不是犯罪主體。而一旦吸毒后引起犯罪，不僅不是重點打擊的對象，恰恰應當通過治療其毒癮，才能真正防止各種可能由吸毒者從嚴的犯罪。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社會評價卻可能是相反的，認為吸毒者品質很差，應當加重打擊。也有的叫做“人格調查制度”，但是除了考慮本人人格以外，家庭情況、文化水平、職業技能等是否有利于于選擇社區矯正，也是量刑要考慮的因素，“人格調查”只是這個調查的一項重要內容。
所以，“量刑調查報告”這個名稱比較合適，因為這一名稱能夠概括所有需要調查的內容，抽象的叫做“量刑前調查報告”或者“量刑調查報告”，不會出現以偏概全或者遺漏的情況。這也符合國際上的做法，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都是叫做，Pre-SentenceInvestigationsReport，即“量刑前調查報告”，英文縮寫為“PSI”，但考慮到這個調查報告目的是為量刑，當然是發生在量刑之前，不必加上時間定語，就可以直接叫做“量刑調查報告”。
（三）調查對象應適用于可能判處所有刑罰的被告人
我國各地的量刑調查，除了豐臺區法院以外，其他地方都只適用于未成年人。量刑調查到底適用于什么人，要看調查的目的是什么。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讓犯罪人得到適當改造，重新回歸社會。針對未成年人的量刑調查特別重要，但是，從理論基礎來看，成年人，同樣需要回歸社會，其存在的依據并無不同。因此，要在對未成年人實施量刑調查制度的基礎上，推廣到所以成年被告人。
如前所述，我國有的法院規定，量刑調查只適用于輕刑。其目的很明顯，是為了“由社區矯正機構根據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綜合調查情況及再犯可能性大小，提出是否對其判處非監禁刑罰進入社區矯正的建議?！?3但問題是，量刑調查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考慮是否適用社區矯正。刑罰個別化在外延上包含：制刑個別化、量刑個別化和行刑個別化三個方面，而行刑個別化則是其中之一。在行刑方式上，矯正刑的執行，以受刑人的不同特點為根據，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執行，以適應矯正犯罪人的需要，即實現行刑個別化。如：將成年犯與未成年犯、累犯、慣犯與初犯、偶犯分別行刑，以免其互相感染，對少年犯予以高于成年犯的待遇，并予以特殊的教育、感化等等”24?！俺C正刑又對人身危險性不同的受刑人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教育、感化與矯正，從而實現行刑方式的個別化”25“科學界定分級處遇等級、規范分級處遇設置，完善分級處遇制度，增強分級處遇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26。
以上個別化措施說明，量刑調查報告不光是為是否進行社區改造提供依據，其任務要廣泛得多。另外，量刑調查的除了“提出是否對其判處非監禁刑罰進入社區矯正的建議”外，還要從量刑公正的角度，考慮對被告人刑罰的輕與重，這些因素可能根本就與“如何改造的”問題無關。
因此，量刑調查針對的對象應當是已經被定罪、可能判處任何刑罰人，而不能僅限于可能處輕刑的被告人。
（四）應當由社區矯正機構進行量刑調查
委托社會上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退休老干部、團市委、街道司法所等民間機構擔任社會調查員進行調查，雖然有利于發動社會力量參與，體現司法民主化理念，但這種由一般公民進行的調查顯然專業性不夠，難以保障調查結論的科學性，也很難保證其公正性。比較而言，社區矯正工作機構進行調查更為合理。
從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做法看，審前調查大都是由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而這一機構一般就是社區刑罰執行機構，因該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植根于社區，在調查的開展上有著其他機構不具備的諸多便利。如英美的緩刑官的職責之一就是為法官提供判決前的報告，就對犯罪人適用監禁還是社區方案提出意見。英美國家的緩刑官雖然也是警察的一種，但是并不進行刑事偵查，而我公安機關的警察則是打擊違法犯罪為已任，不能與他們相提并論。
其實，從其具體職能來看，由公安機關進行調查也是不可取的。審前調查主要是一種人格調查、社會調查，同公安機關進行的刑事偵查在性質和內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從實踐看，公安機關著力于對案件的偵破和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因而對行為人人格狀況的考察普遍重視不夠，即便是考察人格狀況，也往往只重視考察那些法定情節，尤其是從重處罰情節，如是否累犯等，而對被告人的成長背景、一貫表現、犯罪原因等很少涉及。盡管有時為了偵破的需要，公安機關也會考察行為人的作案動機，但這種考察仍是淺層次的，并不會系統、深入地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層次原因。另外，公安機關作為偵查機關，是刑事訴訟中的的控方，由它進行調查，容易出現偏見和不公正。因此，公安機關難以代行審前調查的職責。
在我國目前正在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基層司法行政機構是實際上的工作主體，當然，由于立法不健全等原因，當前的社區矯正工作存在執法主體與工作主體相脫節的不正?，F象。我們可以以現有的司法行政機構為基礎，構建專門的社區行刑機構。將來可通過立法形式，賦予基層司法行政機構審前調查的職能，由該機構的專業人員進行調查。
（五）量刑調查報告包括的具體內容
在我國已經有的、不同地區的量刑調查報告中涉及到了家庭背景、個人特點（包括個人經歷、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況、自我認識、社區評價、幫教條件6個方面的的某些內容，其實，這些內容都應當是量刑中要考慮的因素，因為以上情況都會影響刑罰的輕重、刑罰個別化的具體措施，也會影響教育的方式，還會影響人道對待罪犯的具體方式，至于幫教條件，則影響社區中能否使某一種刑罰方式變成現實可行問題。所以，以上內容，都應當是量刑調查報告的內容。在美國紐約南區的一份量刑調查報告表格中，其內容實際上也涉及到了上述6個方面27。
參考以上內容，量刑調查的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從寬或者從嚴處罰的理由。這些原因在犯罪學上整體概括為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的原因及在個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查清楚適合何種處罰進行教育改造的條件，才能達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權的雙重目的，而與此相關的條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現、家庭環境、社區環境、社會評價和容忍度。以上內容有些既是從寬或者從重處罰時框考慮的理由，也是是否適合某種刑罰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兩者同時要考慮的因素。綜合起來看，應包括以下方面：
1、個人情況。包括具體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生活經歷，以及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如是在校學習還是務工、務農，是否有輟學、流浪等情況。
2、犯罪情節。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關系、被害人是否有過錯，以及犯罪的目的、動機、手段，等等。
3、犯罪前后表現。包括平時的一貫表現、有無違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為、犯罪后的認罪、悔罪態度等。
不良表現，是否接觸不良的閱讀物、光碟、網站等，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現的人進行交往，等等。
5、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員的構成，監護人的職業、收入、健康情況，父母的個性與和睦情況，父母對孩子的管教情況，等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父親或母親去世、父親或母親被判刑入獄以及父母離異等情況；父母是否存在對孩子虐待、體罰或管教不當等情況；父母是否具有賭博、酗酒等不良行為；父母之間是否因感情不和而經常發生吵罵、廝打現象；等等。
6、教育環境。包括學習成績如何，對學習、對老師的態度，是否有退學、逃學等情況，學校管理秩序如何，學校是否重視品行教育、法制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是否存在歧視差生、體罰學生等現象，學校周邊環境如何等等。
7、社區環境。包括家庭遷移的情況、所在社區的治安秩序好壞、鄰里是否和睦、社區評價等等。
8、幫教條件。這是一種現實的考慮，由于緩刑的適用還要在具體的地區具有可行性，所以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判決前調查報告的內容要求簡明扼要，它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讓法官捕捉到重要的信息，所以，調查報告的簡短化和表格化是它的一個趨向，目前，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通行格式化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不再是敘述性的文字，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標準化的表格，法官無須解讀冗長的文字就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信息。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①北京法院首將道德表現納入量刑參考，北京晨報，2007-04-20，。
②ThePre-sentenceInvestigationandReport(PSI)，H.Michael.，/thepresentencereport.htm，2007.
③婁獻忠：“一貫表現”不宜作量刑參考，揚子晚報，2007年04月22日。
④轉引自陳興良：《刑法的啟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頁。
⑤［意］菲利：《實證派犯罪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關鍵詞】 資源整合； 規避風險； 企業利益； 可持續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煤炭工業的科學發展問題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煤炭資源整合對煤炭工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是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布局，提高產業集中度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礦井安全保障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是煤炭工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各地貫徹國家有關政策，按照煤炭工業生產集約、經營專業、管理科學、安全長效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一般都傾向于引進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發揮集團管理、技術、裝備、隊伍、銷售等優勢，提高生產技術裝備水平，改善經營管理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合理配置優化礦井布局、提升資源整體開發水平。
在國有大型企業整合小煤礦的過程中，如何規避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是整個整合工作的核心問題。整合過程中，企業的法律、財會、工程技術等專業人員必須全程參與，以其專業知識和經驗為企業提供最佳整合方案，做好資源整合的法律結構設計、盡職調查、價格及支付方式的確定等安排，最終形成資源整合法律意見書和一套完整的資源整合合同和相關協議。對大企業而言，一項完整的整合項目包括前期的盡職調查、中期的合作談判、后期目標公司的控制三個方面，工作重點主要是風險防范和政策法規的把握和運用。
一、整合前期的盡職調查工作
煤炭資源整合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作，牽扯到目標企業經濟、法律、人力資源等各方面的問題，必須對這些方面進行完善、準確的盡職調查，規避各種現存和潛在的風險，為領導提供正確的決策依據，最大限度地維護企業的利益。在整個盡職調查過程中，首先要收集目標企業的各種資料，再由專業人員對目標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和核實，提供詳盡的盡職調查清單，最終匯集各方面信息，聽取其他中介機構的意見，出具總結性的調查報告。
（一）收集相關資料
資料的收集既包括雙方往來的文字資料，也包括雙方談話的紀要，最主要的形式還是由大企業提供詳盡的盡職調查清單，由目標企業按照要求提供資料。完善的盡職調查清單應當包括管理人員的背景調查、市場評估、銷售和采購訂單的完成情況、環境評估、生產運作系統、管理信息系統（匯報體系）、財務報表、銷售和采購票據的核實、當前的現金、應收應付及債務狀況、貸款的可能性、資產核查、庫存和設備清單的核實、工資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安排、租賃、銷售、采購、雇傭等方面的合同潛在的法律糾紛等方面，盡職調查越詳盡，企業承擔的風險就越小。
在煤炭資源整合過程中，必須根據現實情況確定盡職調查的項目，使盡職調查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流于形式。很多目標企業管理混亂，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并沒有進行改制，很多目標企業出于縮短整合時間和保護本企業商業機密等因素的考慮對盡職調查工作有抵觸情緒，這種情況下不能奢求其提供完善的各種資料。既要整合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又要收集目標企業資料得出客觀、真實的調查結論，這就要求調查者必須采取多樣化的調查方法，靈活運用問卷調查法、分析法、審核法、訪談法等不同形式的方法，在目標企業能夠接受的前提下完成資料的收集。
（二）出具詳實的調查報告
通過盡職調查，企業可以發現收購項目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障礙，為確定整合成本和設計交易方案提供依據，盡職調查報告將構成企業是否采取收購或兼并行動的決策依據之一。在盡職調查報告中，應詳盡地陳述在調查中所了解到的情況，并充分揭示被調查客戶可能遭受的風險。但是，并不是簡單地羅列所審閱文件的內容，而是從法律工作者角度歸納文件的要求、存在的問題，以及可能對交易發生的影響。
在煤炭資源整合過程中，盡職調查報告主要關注的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目標企業的主體資格問題，主要是指目標企業的設立和存續是否合法有效；二是重要的固定資產情況，主要是指礦井機械設備等資產的權屬、使用性能等；三是礦業權（探礦權、采礦權）問題，這也是煤炭資源整合的一個核心問題，包括取得的方式、時間、期限、是否合法持有，煤炭資源的種類、質量、儲量，是否存在瑕疵，是否存在轉讓限制或禁止性規定等；四是目標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對外有無重大債務、擔保；五是目標企業對外有無重大法律糾紛或者產生重大法律糾紛的可能。上述五個問題構成了煤炭資源整合盡職調查報告的核心部分，對確定合理的整合價格、規避企業重大的法律風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具體的合作談判
前期的盡職調查是為了讓企業對目標企業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在具體的合作談判過程中處于主動地位，能更好地做好經濟、法律方面的風險防控。煤炭資源整合由于涉及的金額較大，談判的過程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終結果是雙方博弈后利益平衡的結果。
在具體談判過程中，企業的談判人員既要有談判技巧，又要懂得法律、經濟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才能盡可能降低企業整合后的風險。煤炭資源整合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行為，政府在整合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由于整合牽扯到地方利益，很多地方政府制定了明確詳盡的整合政策。在與目標企業談判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和當地政府的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以免違背了當地政府的相關政策，使得整合無法完成。山西省政府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晉政發[2008]23號）、《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晉政發[2009]10號）和《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實做強煤炭主體企業有關事項的通知》（晉政辦發[2010]5號）明確了整合必須在政府的指導下進行，只有政府確定的整合主體才有資格對當地的小煤礦進行整合，整合雙方私下達成的協議是無效的，這就意味著企業必須首先取得政府認可才能開展整合工作，以免在政府最終不同意的情況下造成前期投入的浪費。合作談判最終的意思表示要體現在協議和相關文件中，在這一過程中要從法律角度嚴格把關，保證所簽署的各項文件合法、嚴密、真實體現雙方的意思表示，避免為將來合作留下隱患。雙方協議的簽訂主要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一）雙方達成初步意向
在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之前，雙方應該就合作的框架性事宜簽訂合作意向書，使整合工作開始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意向書的核心事項一般包括確定交易雙方、整合的方式、目標企業的運行狀況、交易價款及支付方式、雙方承擔的締約過失責任等。
（二）起草具體的合作協議
就煤炭資源整合而言，不論是股權收購還是資產收購，合作協議中最重要的不外乎煤炭資源相關事項、價款事項及目標企業事項，這三項構成了整個協議的核心事項。煤炭資源事項包括煤炭的儲量、品種、質量，礦業權（探礦權、采礦權）的取得、存續合法有效，轉讓方必須保證其不存在瑕疵；價款事項主要包括轉讓價款、支付方式、稅費的承擔等；目標企業事項包括目標企業的債權債務承擔、整合后的人員安排、現有及潛在的法律糾紛解決、整合后目標企業已簽署的合同的處理等問題。當然，完整的合作協議還包括違約責任及救濟、協議的變更與解除、適用法律與爭議的解決、協議的附件等部分。協議書是雙方談判的結晶，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也是雙方合作的行為準則，具有嚴格的法律效力。詳盡的合作協議是維護企業利益最有力的法律保證。
三、對目標企業的實際控制
在實際操作中，企業主要是通過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兩種方式來完成整合。資產收購是指收購者只依自己需要而購買目標公司部分或是全部的資產，屬于一般的資產買賣行為，因此不需要概括承受被收購公司的債務。股權收購是指主并公司直接或是間接購買目標公司部分或者全部的股權，以主導該公司的經營權。
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各有不同的特點，因此企業在設計收購方案前，應對資產收購和股權收購之間的特點差異以及我國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分析，降低收購經濟成本，減少收購法律風險。就煤炭資源整合而言，資產收購涉及的稅負比股權收購種類多、稅額大，經濟成本高，股權收購是對企業最有利的方式。股權收購后，收購公司成為目標公司股東，收購公司僅在出資范圍內承擔責任，目標公司的原有債務仍然由目標公司承擔。由于目標公司與收購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收購方有可能在未查清目標公司的負債特別是或有負債的情況下簽訂收購協議，而目標公司的債務又是影響目標公司股權價格的重要因素，因此，股權收購對收購公司而言，存在一定的負債風險，在盡職調查時必須對目標公司的債務進行詳細調查，并在股權收購協議中對現有和潛在的負債風險進行明確約定。
四、整合后企業文化的融合問題
盡管股票估值逐步修復，股民的投資信心也持續看漲，但進入2011年的紫金礦業的日子仍不好過。繼去年相繼捐贈100萬元和5000萬元進行善后，因“潰壩事件”導致的危機仍未完全化解。
隱藏的“石花地”
事情的緣起，皆因去年9月21日的“凡比亞”臺風。根據后來廣東省紀委通報，9月21日的“凡比亞”臺風帶來的罕見特大暴雨影響，致使茂名市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簡稱信宜紫金)銀巖錫礦高旗嶺尾礦庫發生潰壩事件，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潰壩共造成22人死亡，房屋全倒戶523戶、受損戶815戶。受潰壩影響，下游流域范圍內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礎設施以及農田、農作物等嚴重損毀。去年10月，信宜市政府已向信宜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將擁有銀巖錫礦經營權的紫金礦業兩家子公司――信宜市寶源礦業有限公司和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根據紫金礦業2010年年底的公告，紫金礦業于2005年1月收購原信宜市寶源礦業有限公司(銀巖錫礦原為該公司資產)、廣東信宜市東坑金礦有限責任公司股權，2007年1月由兩公司合并設立了“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數年中，紫金礦業對子公司信宜紫金累計投入資金近5億。
一個公開的信息顯示，“9.21”事件導致錢排河流域死亡22人，其中位于高旗嶺尾礦庫之下錢排河支流的達垌村5人，位于高旗嶺尾礦庫下游約5公里以外，錢排河干流的石花地水電站大壩下游雙合村死亡17人。
數據上看，下游的石花地水電站似乎更應承擔主要責任，然而不論是廣東省紀委的調查報告還是信宜市政府的名單中，石花地都非主要對象。紫金礦業方認為，位于下游的石花地水電站處死亡的人數更多，理所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在信宜市政府的訴訟中，主要問責的是紫金礦業。根據近期紫金礦業的公告，法院已經同意信宜紫金和寶源礦業申請，追加水電站等13名合伙人為被告。
焦點之外
紫金礦業遭遇的最近一次訴訟，發生在今年的3月。根據3月15日紫金礦業的公告，信宜市人民法院已受理錢排鎮達垌村、雙合村等850名村民信宜紫金、寶源礦業、紫金礦業等7名被告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因原告2010年9月21日潰壩造成原告財產損失，請求信宜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共同連帶賠償合計7505萬元。加上今年此前兩次被訴，紫金礦業在2011年的被訴訟涉及金額已經接近3億。
當關注的焦點皆聚集在索賠的數額上時，媒體與專家也在探尋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對于紫金礦業的子公司的責任認定源于廣東省紀委的調查報告，對此部分專業人士稱，由政府單方出具的調查報告，并未反映全部內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旭東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政府（廣東省紀委）通過專門調查團對事故進行認定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如果當做案件認定的全部證據則欠缺全面。趙旭東教授認為，對于類似的案件，應該由法院委托專門的調查機構來進行取證、出具結果，只有由法院認定的機構出具的結果，才能當作時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
亦有業內人士認為，信宜紫金是紫金礦業的全資子公司，因此紫金礦業一般情況下不必應訴，但是如果信宜紫金難以承擔索賠的費用，紫金礦業也需要給信宜紫金提供資金用來賠償，否則信宜紫金將面臨通過破產賠償債權人的風險。
相關訴訟的另一個爭論焦點，集中于管轄權異議方面。信宜紫金的母公司紫金礦業是一家兩地（香港、內地）上市公司，理應由更高一級法院審理相關案件的要求被駁回，但相關申請被駁回。
趙旭東教授認為，案件由市一級法院審判，在程序上并沒有問題。但考慮到紫金礦業本身作為一個上市公司，相關訴訟涉及的原告、被告人數之多、社會影響之大，被告方申請更高一級法院審理具有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