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39: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本土化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管理并非是一項孤立的活動，而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著內在的關聯。不同的文化體系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夠運作自如。美國管理史學家雷恩認為“管理是文化的產兒”，指出管理人員是在特定的文化價值準則和體制所支配的管理組織內作出決定的。李亦園先生也曾講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與企業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管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方式”[1](P119)。不僅是企業管理，實際上任何組織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當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國本土文化基因的影響下，產生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倫理型管理是以倫理為基礎的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動力機制與調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則、對象和目標等各個要素都以倫理為根本指向。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廣泛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體系之一，屬于一級文化體系的范疇。一級文化體系是人類歷史中所形成的最廣泛的文明實體，是人類群體認同的最基礎領域，有著“最高層次的文化組合和最廣范圍的文化認同”。中華文明有著與眾不同的產生源頭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獨特的經濟生產方式、家庭及社會構造、社會制度、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民族性格及思維與行為方式等所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內的有機體系。中國本土文化體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專屬性，包含著湯因比所講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探討中國本土的倫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對其生成所依憑的獨特文化基因進行針對性分析。首先，以家庭為主體的社會構造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組織前提。從文化發生學的視角來看，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處地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因而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分析，應從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入手。中華文明發端于黃河流域，屬于濕潤、半濕潤的溫帶氣候，這里幅員遼闊、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個巨大且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自然就成為人們謀生的首選，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將農耕作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強調“以農立國”。受自然地理狀況與生產技術水平的影響，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耕細作需要持久穩定的小團體通過長期合作來共同完成。血緣關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為人們之間團結合作最強有力的紐帶，并最終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中國是一個家族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國家，“家庭和血緣關系有一切理由構成研究前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一主題”[2](P147)。西方傳統社會的海洋文明重視個人與團體兩級，而湮滅了家庭一級，中國社會則恰恰特別倚重于家庭，對于個人和團體則隱而不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東西方的社會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較，他認為“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虛位。中國人卻從中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對家庭的倚重，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組織前提。其次，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則。對家的重視使中國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中國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生存系統，與這個文化傳統相適應，孕育了倫理類型的中國傳統文化。”[4](P32)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強調的契約和法律，而是情理與禮俗，人們倚重于彼此之間的倫理關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間的義務而非權利。“在西洋，個人主張自己權利而互以義務課于對方；在中國，個人以自盡其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予。是其一趨于讓，一趨于爭，固已顯然不同。”[3](P192)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倫理本位的價值取向表現出如下特征。一是，對倫理的倚重使人們在社會生活別強調彼此間的情感對待。倫理本位的社會重倫理關系，而任何倫理關系都始自血緣親情，因此每個人都對自身所處的家庭和家族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將這種感情依序向外擴散。“倫理的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3](P86)。二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注重人際間的角色規范與等級秩序，并以此為基礎，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中形成的禮俗作為彼此行動的依據。“倫”字在古代漢語之中本義為“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就講到“倫，輩也”。清代段玉裁注釋曰：“軍發車百兩為輩。引伸之，同類之次曰輩”。可見“倫”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倫理正是體現人倫關系之中這些差序和等級的規則和道理。中國傳統社會特別強調對人倫等級的區分，每個人必須明確自己在倫理關系網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倫。對倫理等級的強調需要通過禮加以保障，以禮來正名，以此規范彼此之間的關系地位。倫理本來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間的風俗慣例和習常規則等為基礎所形成的生活法則，禮長時間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間密切的倫理關聯，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成為地道的禮俗社會。倫理與道德具有內在關聯性，這又使得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以道德代宗教”，極為重視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義又是治家理國的現實法則。最后，中國本土文化中獨特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持一種向里用力的態度，注重各種關系的持中調和。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為萬物主宰去控制進而征服自然，中國文化體系將人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秩序，將“與天地萬物同體”作為理想境界。于內對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國人注重德性修養，將修身看作是個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講究“反求諸己”，要求人們將內心固有的善端通過持續修養發用于外，這就使中國國民個性中極具自律精神和內省傾向。在人倫交往中，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關系取向的文化個性。關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際間的互依性，認為個人利益只有在關系網絡中才能實現。倫理本位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秩序情結，注重調和人倫關系以形成和諧的倫理秩序，個人必須明確其在關系網中所處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過對具體情境與關系的識別以做出合宜的行為。對關系取向的重視使中國人具有高度的群體意識，將群體的價值目標置于優先位置。中國傳統文化生態注重倫理關聯，一方面在社會中構建起錯綜交織的關系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相應的道德規約指明關系互動的基本法則，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秩序。這些中國文化基因中獨具特色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
二、管理模式依憑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會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管理模式。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個別組織在有限環境中所形成的組織管理方式，它們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屬于廣義的管理模式。筆者以文化體系與管理模式的關聯為前提，以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理論和行為主義學派的人際關系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持，總結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管理精神氣質，其作為管理模式的內在精神支撐，成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氣質來源于人們在自身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國民精神與國民性格在管理領域的集中展現。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了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即工具理性類型、價值理性類型、傳統類型以及情感類型，他認為這些行動類型都離不開主觀動機和主觀意義，而這些行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層精神氣質上的支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氣質導致了理性的經濟行動，從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類型。它是整個管理模式中最深層的支撐性假定，作為深層的思維理念居于管理體系的內核，它生根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經常表現為一種無意識，決定著群體成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管理的精神氣質對管理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須有自身內在的文化支撐，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為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撐。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氣質雖作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內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靈的玄想之中，它必須落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應用上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管理實踐的開展首先依賴于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存在，會催生出多種管理方法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但每一種管理模式受自身所處文化的影響，會形成一種管理活動賴以維系的根本方法。這種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穩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礎，組織的正常運轉與成長發展都離不開對基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實體性要素，保證了管理的正常進行。通過馬克斯•韋伯對統治的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韋伯指出統治與管理具有內在契合性，他將統治界定為“在一個特定的群體里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讓成員聽命于組織，依管理的需要進行活動。韋伯將合理———合法型統治、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作為統治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以法律規則、傳統習俗、超凡魅力作為統治的根本方法，這些各自所蘊含的統治方法正是區分此三種類型的內在依據。由此可見，每一種理想的統治類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權力的實現及統治的合法性，與之相應，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進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與文化的關聯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樣是當地組織管理中成員交往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自行為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對成員關系的溝通協調已被認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須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必須使成員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體。組織是群體性的存在，而群體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必然存在著復雜的交往關系，那么對成員關系的考量就成為組織管理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實際上人既是管理的主體，同時又是管理的對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不僅是對個體成員的規約，更有對彼此關系的協調。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體系的影響，會產生出對彼此關系的不同假設，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理念與法則，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管理的不同風格與方式。最后，成員管理所要達成的理想目標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動所期望的結果，成員結成群體參與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一書中將目標看作是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指出“企業的使命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人作為管理活動中唯一具有創造性與能動性的存在主體，對人進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員聽命于組織是管理活動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員依照組織的需求展開活動，即是管理實踐順利開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應有之義。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對于成員在接受管理后呈現出何種狀態才算作管理的成功與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問題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風格與方式。由此可見，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以及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是管理模式賴以依憑的四重要素。這四個方面深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是文化與管理相互影響和滲透之后的共同產物。精神氣質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層，確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與內在風格，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調；管理的根本方法則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現實運行的基本方式；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來源于文化傳統中對人際交往關系的根本看法，它確立了組織成員之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法則；而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作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決定了經過管理活動后組織成員所應達到的理想狀態。這四重依據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關聯，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機體系。
三、倫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樣態
受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影響，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倫理與管理本來就存在著共通之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倫理的本意是通過對人倫關系的協調與規范以實現秩序和諧。管理在本質上也是處理各種關系的活動，是為了實現預期目標而以人為中心的協調活動。由此可見，倫理和管理在協調關系以實現秩序目標上具有共通性。倫理型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根本依據，將倫理滲透到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倫理不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還成為整個管理活動的精神支撐與價值歸宿。依據上述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以中國文化體系為基礎的倫理型管理模式有著自身鮮明的存在樣態。首先，倫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們之間密切的倫理關聯，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體現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將各種人倫關系都賦予了溫情脈脈的情感內涵。梁漱溟先生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人要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實踐此情義”[3](P131)。情理是人倫關系中規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將情與理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交織在一起，共同指導人們的行動。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組織成員重視內在感情的自然表達，將成員間的情感關聯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價值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倫理型管理模式所強調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維中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關乎人情的道理，是處理人倫關系的規范與法則。西方管理思維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計算，需要盡可能排除管理活動中的個人感情，避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管理成為純粹的技術化和程序化活動。而倫理型管理所強調的恰恰是最能表達人們彼此親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過人際間的溫情與關愛來協調成員秩序，實現成員對組織的自覺忠誠。其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將道德作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倫理型管理下的組織成員內在蘊含著情理精神，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倫理關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對這種人性化組織的管理更適宜運用道理的力量來規約，而非要求成員對組織規范強制服從。倫理本來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衍生而來，是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則，因而道德就成為了倫理型管理模式運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內在的個我修養還是外在的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道德的引導與規約。對道德的重視表現在人倫交往之中則是中國人重彼此義務而輕自身權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將嚴格規范的法律規則作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與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僅作為管理的輔手段存在，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甚至在中國傳統法律規范中也處處顯露出對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將其父攘羊后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作為一種合乎直道的正義行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審判主張“哀敬折獄”，要求法官以悲憐審慎之心來斷獄，也充分體現出倫理型管理的道德傾向。有學者就指出“重親情倫理”是中國法律精神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維系中國兩千年“平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是“相當有效”的。[6](P65)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貫穿于組織管理的始終，不僅成員個體具有內在的德性自覺，組織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不僅組織運作的動機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結果也不能與道德價值相背離。再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尤為重視組織成員間的倫理關聯。在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中，倫理已然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要素。有學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實現的，而中國人的不朽則是在倫理中實現的”[7]。西方社會個體與團體之間涇渭分明，有著明確的界限，而倫理本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絕不存在原子式的個體，人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諸多倫理關系的包圍中，無法脫離倫理關聯而獨立自存。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網，每個人都作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而存在，在關系網絡中認定自我并實現自我。對倫理關系的重視使得中國文化基因下的個體成員大都具有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將集體目標的實現放在優先位置。倫理型管理的關系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一是成員之間橫向的情感關系，其于內發自成員的自然感情，是主體善良意志的充分表達；于外表現為對他者盡心竭力的無私關愛。組織成員橫向的情感關聯既非單向度的義務，亦無等級權威的特征，情感關愛是互相給予的，關系雙方具有對等性，成員之間都不計算個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營造出恩愛和睦的組織氛圍。二是組織成員之間縱向的等級關聯，等級差別是倫理的應有之義，倫理型管理需要人們明確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據與自身相對應的角色要求進行活動，以確保組織的穩定秩序。橫向的情感關聯與縱向的等級秩序相耦合，在組織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關系網絡，共同構建起有機的倫理共同體，極大地增強了組織的聚合力。最后，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為歸宿。西方管理模式強調個人主義理念下成員對組織的工具性承諾，它以個體與組織訂立的契約為基礎，依賴明確的規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強制性的確保成員對組織的機械服從。而倫理型管理模式強調個人的情感參與，重視成員主體性的發揮，在此基礎上通過盡心盡力的推己及人，將主體內在的仁心仁性推擴到組織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與力量都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組織。倫理型管理模式所要達成的忠誠目標以親密的人倫關系與深厚的情感關愛為基礎，本質上是組織成員對所依存關系的承諾與依賴。可以說，倫理型管理的忠誠是一種主動忠誠，是主體內在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擔當，這種忠誠由內而發指向外在他者，是人們對組織其他成員以及組織整體的情感對待和真誠奉獻。基于組織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系與深厚情感，成員個體對組織的忠誠不再需要外在契約的約束，而是內化為組織深層的價值觀念，與組織融為一體，表現出自愿自覺的忠誠態度和忠誠行為。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組織成員在長期交往中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穩定的等級序列，組織已成為保障個體存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共同體，成員在組織生活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歸屬感，將組織整體利益放在首位，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向度。
綜上所述，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生成的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為管理的內在精神氣質，以道德調控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過程中注重成員間的情感關聯與倫理團結，將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作為管理的終極目標。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倫理型管理模式對中國社會的組織管理均產生了持久效力和深遠影響。
作者:王潤稼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1］李亦園.文化與修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2］［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5］［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論文摘要]傳統法律文化是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和文化資源。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的邏輯進程和自身延續性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律文化必須對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揚棄。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觀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系統中體現出來的有關法的普遍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其表現為人們對法律性質的認識,對法律價值的評斷,以及對法律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邏輯進程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夏、商、西周的“禮治”時期,此時法作為“禮治”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時期,此為“禮治”衰敗而“法治”興起的時期;3.漢以后的禮法結合時期,此為以法為制,以“禮”為魂的時期。在“禮治”時期,法僅為“禮治”體系的一個部分。在“法治”時期,法作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法從“禮治”的體系中獨立出來,與“禮治”分庭抗禮,形成了“法治”與“禮治”、“法治”與德治、“法治”與人治之爭。漢中期以后的“禮治”復興,并非對三代“禮治”的復辟,而是在總結了三代“禮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礎上找到了“禮”與法的最佳結合點,即以“禮”作為法的精神或靈魂,以法體現“禮”所提倡的人倫道德,就是所謂的“禮”法融合。[1](P110)從法律制度層面上看,傳統中國法以國家利益為本位,以君權為核心;從法律情感層面上看,懼法、“無訟”是其鮮明特點。
現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權、贏得民心、制約權力和司法職能獨立為核心內涵。其要求社會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眾意志的法律制度來處理社會關系,以及法律應注意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如:(1)“人治”傳統與“法治”要求的沖突;(2)特權觀念與“平等”原則的沖突;(3)“德主刑輔”與“法律至上”的沖突;(4)重“信”輕法與契約意識的沖突;(5)重“刑”輕“民”與“刑民”并重的沖突;(6)消極避罪觀念與積極守法精神的沖突;(7)“義務為本”與“權利本位”法律觀的沖突;(8)“非訟”觀念與公斷意識的沖突。[2](P59-62)
二、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
現代法治與法律文化的聯結點來自于法律文化對法律制度的社會,它塑造著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從而對附著在社會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進和發展發揮主導性、支配性的影響。現代法治要求“法”必須既能滿足人的主體需要、權利、尊嚴、自由,又能契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法律是文明的產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經濟決定,受政治影響外,還來自文化的遺傳。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續性,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為制度的現代法治并非是從變法或移植中得來的,而是從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來的。”[3](P17)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是從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開始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其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續性與繼承性,其“不僅是歷史地存在的過去,而且是歷史存在的現在,它在一定歷史時代可以達到高峰,也影響著后世的制度模式、風格和習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滅的頑強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絕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實踐意義罷了。早在公元前12世紀,古希臘人由于多利亞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遷徙。“跨海遷徙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的血族關系。”[5](P130)因而在跨海遷徙的航行中,古希臘人幸運地把人身依附關系拋進了大海,而散布在愛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則為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機。一方面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生產者地位,一方面則開辟了廣闊的商品市場,古希臘社會開始步入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政治結構。平民依靠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向貴族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與貴族的斗爭與妥協中逐步建立起來。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變成了實際上的民主制,把少數公民的民主制變成全體公民的民主制。這就是精神的最初體現。[6](P383)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相容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缺乏世代相傳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與認同,無論現行社會秩序受到現行法律規則的怎樣強化,也是脆弱的不穩固的。”[7](P355)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8](P603),“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9](P220)。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通向現代化的途徑卻會因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國民性等種種條件的不同而相異,“西方法制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趨向,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法現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獨占品,它在每個國家總會有自己民族的特點。法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變革過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這一進程的動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現代化進程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性的定在,在這種多樣性的背后,凝結著各個國度法律文化發展的固有邏輯。”[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說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進的西方法律文化與日本的法律傳統找到了契合點。單純的法律移植若不能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扎根于本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狀態。“中國法治之路必須利用本土的資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11](P6)“法律條文與制度的滲透類似于貿易商品的進口。進口可能損害民族經濟,但是,在評價這種不平衡時還要與閉關自守很可能帶來的匱乏相比照,況且這種不平衡可能是臨時性的。”[12](P14)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能夠降低法現代化進程的成本。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禮治”主義的法律原則
“禮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13]。“禮”的實施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14]國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禮”為核心。“禮”起著“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圍卻比“法”廣泛得多。“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16]“禮”與法的統一,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兩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國方略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用政治來教化人民,用刑罰來管理人民,這樣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罰,不會想到是不是可恥;用德行來教化人民,用禮來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恥而且能改過向善。現代法治建設應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禮治”主義精神中吸取營養,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補,法、德結合,規范社會,維護秩序。
2.“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國出現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強調法的重要作用;主張有法必依、賞罰分明;倡導富國強兵。在“法治”精神指導下,統治者極端重視法制建設,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法,出現了律、程、課、式等相對穩定的法律規范和“制”、“詔”、法律答問、廷行事等相對靈活的法律規范。盡管理論界普遍認為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去甚遠,充其量不過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卻是難能可貴的。“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18]雖然,這里的“刑無等級”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這是由于當時君主專制政體決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這一進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認為法具有普適性,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權勢的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0]。除體現為“刑”的法律,還有大量制度化的“禮”,從“周公制禮”到唐律的“一準乎禮”,這種“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思想是極具現代價值的。
3.以“和”為貴的法律價值選擇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2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解決糾紛以“和”為最高價值選擇。禮的運用,貴在能和。先王傳下來的道,以禮為最美好,不論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價值追求即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反映在糾紛的解決上,就是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互作讓步求得糾紛妥善解決的一種機制。這種解決糾紛的“和”的思想是當今法治實踐中不可多得的歷史智慧。今天的調解制度正是傳統法律文化解決糾紛“和”的思想的積淀,其既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則。從我國司法體制的架構來看,調解在基層法院承擔著絕大多數民間糾紛解決的職能。
因而,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必須對人類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挖掘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倫理精神,辯證地詮釋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內核,并對其進行充實與超越,最終確立我國現代法治的倫理精神。
【參考文獻】
[1]于敏,馬小紅.中國傳統法在法的現代化進程中的幾個問題的研究[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4).
[2]汪俊英.淺析傳統法律文化與法治現代化的沖突[J].中州學刊,1998,(1).
[3]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4]湯唯.法律西方化與本土化的理性思考——也論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A].何勤華.法的移植與法的現代化[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英】AJ·湯因比.歷史的研究(上)[M].曹未風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6]里贊,趙娓妮.西方文化淺議[J].比較法研究,1994,(Z1):383.
[7]公丕祥.法律現代化的理論邏輯[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莊金鋒,崔惠平.跨世紀法理學回顧與展望[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1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12]【美】HW·埃爾曼.比較法律文化[M].賀衛方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0.
[13]禮記·中庸[M].
[14]后漢書·陳寵傳[M].
[15]孝經·廣要道章[M].
[16]禮記·曲禮上[M].
[17]論語·為政[M].
[18]商君書·賞刑[M].
[19]韓非子·五蠹[M].
順應知識經濟潮流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定位，構建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理論框架，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與模式，使培養出的應用型會計人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并不斷由低級向中、高級過渡已成為會計界和會計領域及會計教學過程中研究、探討和解決的主要問題要之一。應用型會計人才是一個具有立體感的時間性概念，其職能和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不斷變更著。建立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要圍繞經濟建設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經濟建設服務，即培養目標的建立要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培養模式的形成要以培養目標為導向，良好的培養模式下所形成的應用型會計人才是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人力資源群，即巨大的無形資產，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提出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新的目標，從而形成由“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培養行為——推動社會經濟進步——構建新的培養目標”的良性循環系統。
一、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與模式研究的背景。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市場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各方面要求在發生逐步的轉變和提高，而形成應用型會計人才主要途徑的會計教育必須進行改革才能使培養出的應用型會計人才適應會計人才市場的需求，會計教育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確定正確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與模式。現行會計教育存在著培養出的學生與會計人才市場對會計人才的需求嚴重脫節的問題，很多大、中專甚至本科會計專業畢業的學生在學校接受了的會計教育，畢業時卻與會計工作失之交臂，沒有或不能從事會計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們在學校學習的東西在參加工作時根本就派不上用場；而在這時會計行業又在呼吁急需會計人才，原因是他們所擁有的會計人才知識結構陳舊，這就出現了會計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會計教育部門因為學生不能就業而簡單的判斷會計專業面臨“萎縮”局面，要減少對會計專業學生的招生；而市場中卻呈現會計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那么市場需求的會計人才究竟應當是什么樣的？學校培養出的會計人才為什么不能在市場中就業？這里就突出一個應用型的問題，也是我們討論和思考的主要問題，改變會計教育所面臨的這種局面是我們所必須研究和探討和解決的問題，為了適應市場對應用型會計人才需求的這種趨勢，我們在這里專門針對會計教育培養應用型會計人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
二、重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實施應用型會計人才教育的前提。
（一）影響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確立的因素
1、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
知識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它是建立在知識與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將知識轉化為資本，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知識經濟的到來，為各行各業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也為會計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1）知識經濟時代要建立起應用型會計人才是資本市場支配者和企業生命主導者的新型理念。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遷，改革開放的深化，會計的職能和作用在潛移默化的變更著。僅僅核算、反映、監督經濟業務運行的全過程并反映經營成果的會計已不再適應知識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知識經濟要求應用型會計人才轉變工作理念，樹立全局觀念，擴展企業理財思路，從微觀的具體的會計核算工作中解脫出來擴展到宏觀的全面的企業管理工作中去，支配資金運作，增強企業活力，成為企業利潤的創造者，資本市場的支配者。
（2）知識經濟時代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現代信息技術的形成要求應用型會計人才熟練掌握會計電算化和運用會計網絡傳遞會計信息。會計電算化使會計由手工記帳的“原始社會”進入計算機會計處理的“文明時代”。會計電算化實現了會計信息瞬間無誤處理，擺脫了繁瑣的手工記帳程序，提高了會計數據處理速度，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突破人工計算對計算復雜問題產生的限制，使原來為追求簡便而簡單化了的計算得到完善，使之能更準確地模擬和反映企業的經濟運行過程。實施會計網絡化使會計信息共享是會計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重大變革。會計網絡化是在會計電算化基礎上的高科技結晶，它會使全世界投資者通過網絡了解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可以使企業足不出戶而將其財務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地。
（3）知識經濟條件下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大大減少了會計核算的工作量，使會計工作重點由核算轉變為對會計信息的分析和財務管理，實現了會計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轉變。由核算型會計轉變為管理型會計，就是將會計工作的重心由傳統的對會計信息的加工轉變為對會計信息的分析、運用。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管理是以財務管理為中心，會計的功能不僅僅是反映經營成果，更多的是參與企業管理。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美國大企業只有29％的會計人員從事會計報表及相關反映企業經營成果的工作，71％的會計人員從事資本運作、財務管理和預算管理等管理工作，而且美國約有70％的公司總裁是來自于財經方面的專家，而且是以會計行業的專家為主。知識經濟時代是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是知識創造利潤的時代，運用客觀、真實的會計信息進行財務分析、財務預測、財務決策，并將其運用于企業管理，不同層次的應用型會計人才為企業創造出不同的利潤。
2、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資源配置的市場環境，人力資源的地位和作用開始顯現，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與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經濟體制改革改善了市場環境，建立和優化了經濟行為在市場活動中的“游戲規則”，調整了人力資源的配置比例和人力資源的知識結構，會計理論、會計方法和對會計行為規范的要求等也隨之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要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去，應用型會計人才是直接的傳遞者。
（1）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應充分考慮市場對人力資源需求的現狀。“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就是人，人是科學技術的創造者，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應用型會計人才，其一是經濟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其二，是實施會計教育行為的結晶。考慮和研究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現狀，首先可以使社會得到所需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其次，可使學校實施的教育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任何一種行為，只要使社會效益最大化，即使沒有眼前的經濟效益，也會實現一種良性循環，最終實現經濟效益和其他效益的最大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人力資源是相對于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等物質資源的一個概念，同屬于無形資產的范疇，但人力資源的價值是不可估計的，人力資源能創造出巨大的財富。
（2）經濟體制改革使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成為學校和用人部門共同確定和研究解決的問題。A、高中教育之后進入社會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培養目標的確定要著眼與如何將培養出的人才推向社會。推向社會是基本的定位，要想推向社會，其方式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會用人單位和部門對人才的需求，要把學校的培養行為轉變為學校和用人單位的共同行為，例如由學校招生實施教育，接受教育結束，把學生推向社會這一行為轉變為企業定人才類型、人才規格、數量，委托學校招生和教育的“定單式”教育行為或過程。B、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后續教育，其培養的目標的確立要著眼于如何提高被教育者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開拓被教育者的專業思路。經濟體制改革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發展和完善是終身教育成為必然，后續教育是終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終身教育有被動接受者和主動接受者兩種類型，然而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是由于用人部門或單位所需的人才和正在擁有的人才產生差距而急需改善人才狀況所造成的。
（3）只有完全摒棄僅依靠學校的力量培養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思路，才能真正找到培養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需求的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途徑。學校依托企業辦學或干脆轉變為企業辦學校，成為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主思路，應用型會計人才作為經濟活動、經濟信息提供的主體，其培養行為的市場依賴性將會更強，例如，現有經濟發展條件所需的“收銀員”與計算機技術普及前需要的“收銀員”在知識結構、理論水平、操作能力上的要求就有許多不同之處。
經濟體制改革了市場環境中的“游戲規則”。改變了市場對人才需求的層次及人才素質的要求，改變了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
3、全球經濟一體化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了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1）全球經濟一體化擴展了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活動平臺。加入WTO后，會計作為一種商業通用語言參與國際間的經濟交流；會計人才作為經濟信息的提供者，市場將由有限的國內發展空間引向國際發展空間，這對應用型會計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語言能力的要求，適應環境變化的要求，從而對作為生產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會計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如何去適應環境的變化等問題擺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2）隨著國際辦學機構進入我國市場，對我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競爭愈加激烈。加入WTO后，我國的教育市場逐漸開放，大量國外的辦學機構涌入我國，都來爭先恐后地分吃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無形中對我國教育事業形成了壓力。國外的辦學機構有著與我國培養目標與模式不同的辦學思路，有著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學體系，有著與中國教育機構不同的吸引力。還有些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他們有著先進的會計理論體系和會計實務知識，都會為我國本土化的會計教育帶來沖擊。
（3）全球經濟一體化使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工作實現跨國界的轉變。外國的辦學機構可以進入中國辦學，中國的學校也可以走出去；同時，外國的學生也可以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學生也可以到國外去，從而實現會計人才培養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真正的全球化和國際一體化。
（二）構建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總體框架
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要使所培養的會計人才既通曉會計理論又善于會計實踐，不僅能較好地利用會計理論指導會計實踐，又能將會計實踐過程中的經驗提升為理論。只不過層次不同其理論升華和實踐運用水平不同而已。
1、將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成一個集理論與實踐于一身的全才。會計行業的特點是實踐性、操作性較強，但實踐經驗和操作技能直接接受理論的指導。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彼此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將此種思想與人才培養問題相結合，便會得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一體化的目標通過接受教育（學歷教育、后續教育）最終要實現應用型會計人才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并能將理論付諸于時間；同時又能將實踐轉化為理論。通過相互促進，實現人才規格的不斷提升。
2、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既是教育目標，又是經濟目標，還是市場目標。教育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專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必須進行市場調查，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按市場需求確定培養目標，應用型會計人才的的培養目標是隨著市場需求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要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
3、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是個動態概念
應用型會計人才是具備一定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全才基礎上的專才，主要圍繞寬口徑，即知識面寬；厚基礎，即基礎扎實，根基牢固；廣用途，即不僅僅能從事會計核算、會計管理工作，還能介入到其它經濟工作中去；多層次，即能適應不同的社會需求這四個角度為出發點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而無論是口徑、基礎、用途、層次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使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成為一個動態概念。
（三）按人才類型確定各層次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
學者們根據一定的標準將人才分為四大類，即學術性、工程型、技術型、技能型。我們將從會計職業的特點和會計從業人員的特點結合人才的分類也提出了應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均為應用型人才，將應用型會計人才分為三類：即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技能類應用型人才。他們應該分別具備不同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知識結構和實踐技巧。下面的內容中，我們試圖將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分別描述：
人才類型
特點
職稱層次
會計教育層次
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具有將各種理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高級會計師
碩士研究生
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應用智力技能來完成工作
中級會計師
本科教育、高職高專教育
技能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依賴操作技能來完成工作
初級會計師
中專教育，短期培訓
1、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以開展財務管理活動為主，親自指導會計實踐，集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為一身的應用型會計人才。這類會計人才要全面掌握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知識；要具備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的能力；要能依據已搜集到的各種經濟資料，設定某些經濟參數，采用一定的管理會計方法，對企業某一方面的經濟活動趨勢作出事前預測或規劃。能融理論和實踐于一身；能指導全局性、整體性財務工作；能為企業財務管理進行整體規劃；能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突發事件；能為企業管理提供意見和建議。
2、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以從事會計核算工作為主，并進行適當財務管理和財務分析的應用型會計人才。該類會計人才，其工作的側重點仍然是進行會計核算，但在會計核算的過程中注重智能運用，能根據所產生的會計信息進行財務分析、財務預測、財務決策，要有較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技能性應用型會計人才。以從事會計核算工作為主的應用型會計人才。該類應用型會計人才工作的重點是進行會計的核算、反映和監督，具備一定會計基礎知識，較好地掌握會計核算能力和熟練的計算技術，能夠操作計算機和使用會計軟件，并最終能編報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報告。這類會計人才主要依賴操作技能來完成工作任務，從事執行性會計工作，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支中堅力量。因此，大量具有一定會計基礎知識和會計專業操作技能的應用型會計人才是我國經濟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三、研究和探討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模式。
“模式”詞義來源于“模型”。“模型”最初本意是用實物做模的方法。后來，模型由實物模型發展為非實物的形式模型，例如數學模型。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非實物的形式模型向更多的領域擴展，并使用“模式”這一詞。例如方法模式、教育模式、經濟模式、社會模式等。在這個時候，“模”包括了實物模型的意義，“式”包括了形式、樣式的意義。“模式”一詞兼容了實物與形式兩大類。本課題研究和探討的是一個人才培養模式問題，這個模式不但兼容實物與形式，而且將實物和形式動態化，是一個與人才成長息息相關的問題。人才培養模式為培養目標服務，培養目標決定培養模式的選擇，同時培養模式實現培養目標是實現目標的指定路徑。
（一）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理性分析
1、培養模式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培養模式是根據培養目標的提出來并為實現培養目標服務的，是指導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活動的依據。良好運行的培養模式能將培養目標滲透到人才培養活動中去，并通過培養活動實現培養目標。如圖所示：
構建
培養目標
培養模式
運用
培養活動
（教學活動）
實現
2、培養模式根據人才成長規律使培養活動（教學活動）系統化、秩序化。目標是岸，模式是航線，培養活動（教學活動）是舵手，三者缺一不可。在培養模式的規范下，培養活動在系統化和秩序化的前提下發揮自由空間，通過各種渠道，如中專教育、高職高專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形成達到的不同目標。
3、培養模式是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精髓。只有培養目標和培養活動的教育行為就猶如只有軀殼沒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培養模式是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中樞環節，連接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1）培養模式體現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目的是社會對所要造就的社會個體質量的總體要求，對教學方向、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管理起著決定作用。教育的目的性與宏觀經濟環境相關聯并產生相互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將促進宏觀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的發展調整教育目的。而培養模式中完全滲透著教育的目的。
（2）培養模式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要體現主體多元化特性。社會、學校、學生都將成為培養模式中的主體，強調多元化，堅持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及用人單位共同商定的原則，同時也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3）培養模式的內涵中要體現層次性。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是圍繞“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這兩個基本問題而展開的。據此，人才培養模式應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層次，目標體系，主要指培養目標及規格；第二層次，內容方式體系主要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培養途徑等；第三層次，保障體系，主要指教學隊伍、實踐基地、教學管理和教學評價等。
（4）模式的實踐性和可行性。人才培養模式是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結晶，尤其應當強調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經過實踐證明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的模式，才有生命力，才有借鑒作用。
（二）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出發點
1、實現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相結合。從一般意義上講，通才教育是當代人才培養的大勢所趨。但現實的問題是我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教育仍然處在"專才教育"階段，學校的專業特性不可能改變，社會各行各業所迫切需要的仍是數以百萬計的各級各類專門人才。所以，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實施通才教育在理論上雖然具有無可辯駁的合理性，但在實踐上（無論是社會的現實需要還是教育的現實條件）尚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確立與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并為我國現階段教育力所能及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必須將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有機結合。
2、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我國高中后教育在"專才教育"模式下，突出的弊端就是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分離，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學生認識、適應、掌握發展了的世界，并著力于教會學生知識和本領，教學的內容也是一些以知識、技術為主的純科學的東西，忽視了讓學生從人生意義、生存價值等根本問題上去認識和改變自己，以致有許多人雖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術，卻沒有健全的人格。現代社會的發展強烈地呼喚著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統一，把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成為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良好的科學素養的一代新人，既會做事、又會做學問、更會做人。因此，在應用型會計人才中不僅要進行科學教育，還要進行人文教育，使人文精神與科學素養得到統一。
3、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是教育教學的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全面系統地掌握各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是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基本要求。那種迎合空談理論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利于培養懂理論、能運用、具有創新能力專門人才的。同時，空談理論，不談理論產生的實踐根源，也不談理論如何應用于實際，或者不以適當的實際材料幫助學生獲得完全的知識，使理論脫離實際，也是不行的。社會實踐是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的基本途徑之一，它不僅可以使學生鞏固和加深理論知識，學會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實踐中工作能力和專業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強勞動觀念和事業心、責任感，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的重要途徑。因此，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應以理論知識傳授為主導，把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培養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應用性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構建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實際上是為受教育者構建為達到一定的知識體系、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應當接受什么樣的教育的問題，它與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緊密相關。構建應用性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并不是全盤否認過去的做法和成功的經驗，而是在更新教育觀念的基礎上，力求站在經濟發展的最前沿，重新審視過去的人才培養模式，有摒棄、有創新地構建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
1、培養目標：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依據。
研究培養模式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培養目標問題。如前所述，培養目標則是由社會需求的人才類型、人才層次決定的。這里不再重復論述。
2、素質教育：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基礎。
知識經濟時代的人才特征，不僅在于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更在于基礎素質，其中，創新素質、人文素質居其他素質之首。知識經濟的核心是知識的不斷創新，知識創新的基礎是創新人才的培養，而創新人才是決定一個民族競爭力強弱的關鍵要素。由此可見，培養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應用型會計人才，是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根本任務。人文素質體現了一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反映了人才的質量。加強人文素質教育，需要從知識經濟發展需求的高度，把知識的傳授與道德精神的熏陶融為一體，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素質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會學生做人。為此，要在教育思想上變過去單純地以培養學生“做事”為目標的模式為既培養學生“做事”，又培養學生“做人”的模式上來。就人才素質的整體而言，“做人”比“做事”處在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位置上。21世紀的教育，不僅要使學生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要促使其學會做事，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學會做人，學會合作，要把學生培養成為有社會責任感和事業心的人，培養成為具有科學文化知識和創新能力，會與人共事的人。從這個意義上去認識素質教育是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基礎。
3、拓寬專業：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方向。
一個學校的專業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校對社會的服務方向。一個學校能否建立主動適應的市場機制，關鍵在于能否根據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適時地調整專業設置和專業結構，不斷拓寬專業口徑，為社會培養適銷對路的人才，為學生創造更寬闊的就業渠道。因此，必須根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要求，按照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優勢，在拓寬專業口徑上下功夫。橫向上，拓寬專業口徑，淡化專業界限，按大類專業招生；縱向上，延伸專業內涵，改革傳統專業，擴大專業服務范圍。
4、課程整合：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核心。
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其重要一環就是課程的整合與重組。因此，我們要用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課程進行分析，從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高度重新審視原有課程體系問題，該整合的必須整合，該重組的必須重組。
5、“產、學、研”結合：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關鍵。
“產、學、研”結合是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中的重要特色，是培養學生把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素質的有效途徑。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經濟的發展，生產勞動的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因此，“產、學、研”結合在新的發展時期，應有新的內涵。學生如果不經過產業實踐這一環節的鍛煉，就不可能有很強的實踐動手能力，也就不可能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因為創新能力、實踐能力都是在大量產業實踐中培養的，而產學結合是其實現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