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39: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行政處罰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行政處罰機關作出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相應的權利，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符合聽證條件的還要舉行聽證，這是我國行政處罰法確定的一項全新的處罰制度。我國行政處罰法第31條、第32條、第42條對這方面作了明確、詳細的規定。
行政處罰機關的告知義務有兩層含義：一、告知的內容是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二、告知的時間必須是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
陳述和申辯是當事人的法定權利，當事人在被告知受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后，有權就有關的事實問題、適用法律問題進行陳述或辯解；行政處罰機關有義務聽取當事人的陳述或辯解，并且要對當事人的意見進行復核，對于合理的內容應當采納，不得因被處罰人的辯解或陳述理由而加重處罰，即行政處罰機關不能把被處罰人行使陳述和申辯權視為態度不好，不老實而給予不應當給予的處罰。
在海事行政處罰中，通常將船舶也認定為單位，因此，在海事行政處罰中，法人、其他組織主要認定為船公司、船舶和浮動設施。也就是，只要以船公司、船舶和浮動設施為處罰對象，只要違法事實確鑿并有法定依據且罰款額度在1000元及以下，便可適用簡易程序。
筆者對內河航運常見的海事行政違法行為及其法定處罰額度進行了梳理，發現在不改變現有處罰標準的情況下，僅有不遵守航行、避讓和信號顯示規則的海事行政違法行為的罰款起點是1000元，可能適用簡易程序的，其他均是2000、5000元的起點。依據《內河海事行政處罰規定》第三十六條之規定，違反《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船舶在內河航行、停泊或者作業，不遵守航行、避讓和信號顯示規則的情形可能適用到簡易程序。
在《內河海事行政處罰規定》中規定的十大類近百種海事行政違法行為中，僅有不遵守航行、避讓和信號顯示規則這一種違法行為，如果按最低線處罰才可能適用簡易程序。這與《道路交通安全法》低額度處罰，普遍適用簡易程序的格局大相徑庭，一般程序的普遍適用，不能適用適應船舶營運需要，也不符合當事人離岸工作的特點。如上所述，這是交通行政執法行政相對人的特點所致，違法行為發生時相對人正處在營運過程中或者旅途中，如果采用一般程序，那么勢必需要當事人停下來配合，整個流程走下來，可能需要幾天，甚至幾個月，這不符合社會經濟生產和發展需要。
為此，建議在無法改變現有法定處罰標準的情況下，至少保障不遵守航行、避讓和信號顯示規則的這十六類情形的違法行為可以按下限1000元進行處罰并適用簡易程序。
二、內河海事行政處罰模式的構思
海事執法工作，應當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眾的原則，保障內河航運有序、安全、暢通。各級海事管理機構應當保障航運安全管理工作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在內河航行的船舶差異巨大，有航行于黃金水道的上萬噸的大型船舶，也有航行在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幾百噸甚至幾十噸的小型船舶，其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同，那么能承受的違法成本也必然不同。首先，降低內河海事行政處罰處罰標準的起點，滿足了內河航運全面平衡發展的需要，也避免了罰而不到的執法困境；普遍適用簡易程序，當場作出處罰決定，滿足了船舶營運的需要和當事人離岸工作的需要，同時也提高了執法效率。當然，對于違法行為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的違法行為，比如未按規定辦理船舶簽證、違規排放污染物的海事行政違法行為，必須嚴格依據法定標準進行處罰，才能起到應有的威懾力。
我國現行的環境行政處罰種類大多規定在環境法律法規的“法律責任”或“罰則”章節中，并根據是否與《行政處罰法》設定的處罰種類相同將其劃分為一般環境行政處罰和特殊環境行政處罰。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目前環境法律法規中至少設置有下列環境行政處罰種類(不含名稱相同者)：警告；罰款；停止生產和使用；責令重新安裝和使用；限期治理；責令停業和關閉；沒收違法所得；責令拆除；沒收設施；沒收銷毀；取消生產和進口配額；責令限期建設配套設施；責令退運該危險廢物；責令進口者消除污染；責令搬遷、停業、關閉；責令停業治理；排除妨礙；收回海域使用；產品和包裝物的強制回收；補種牧草，恢復植被；吊銷采礦許可證；沒收漁獲物和違法所得；沒收漁具；吊銷捕撈許可證；責令停止破壞行為；限期恢復原狀；取消批準文件；采取補救措施；責令停止建設；責令停止開墾；指定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代為處置；征收滯納金；交納滯納金；行政拘留等等。
上述當然并未窮盡所有由環境法律和行政法規設定的所謂“環境行政處罰”種類，但上述行為是否從性質上真的全都屬于行政處罰？是否符合我國的《行政處罰法》設置的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這樣大量的環境行政處罰種類和方式的設置是否都符合環境管理的科學規律？是否達到了處罰設置的功能和目的？改變目前環境立法處罰種類設置的混亂和無效率，將對準確認定環境行政違法行為，保證環境行政處罰的準確適用，提高環境管理效率和效果有著重要意義。
2界定環境行政處罰種類與其他行政行為
由于大量的環境立法并沒能從行政法理上準確把握住行政處罰的內在特性，而一概在“罰則”或“法律責任”章目之下給予籠統規定，致使理論認識和環境執法都對環境行政處罰和其他行政行為的邊界存在一定模糊性。如果環境行政機關作出的行為屬于環境行政處罰，那么行政機關就必須遵循《行政處罰法》所規定的處罰法定、事先告知、舉行聽證等要求，如果進入行政訴訟，人民法院同樣將按《行政處罰法》的標準來作合法性審查。如果行政機關作出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而屬于其他行政行為，那么它就受其他法的調整，如《行政許可法》或未來制定的《行政強制法》調整。因此首先界定環境行政處罰與非行政處罰之界限，不僅為行政法理問題，更關乎環境行政執法實踐。
2.1環境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措施
行政強制措施系指國家行政機關為了維護和實施行政管理秩序，預防與制止社會危害事件與違法行為的發生與存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針對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行為及財產進行臨時約束或處置的限權性強制行為。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措施的主要區別在于：行政處罰是一種制裁，而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保障；行政處罰是一種最終處理的行為，而行政強制措施是臨時性的程序行為。
根據這一界線，我們就會發現，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初列的“環境行政處罰”形式中，有些則不屬于“環境行政處罰”，而是“環境行政強制措施”。如《清潔生產促進法》第27條“產品和包裝物的強制回收制度”；《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第46條“指定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代為處置”；《水污染防治法》第21條規定“在生活飲用水源受到嚴重污染，威脅供水安全等緊急情況下，環境保護部門應當報經同級人民政府批準，采取強制性的應急措施”等。
2.2環境行政處罰與環境行政執行罰
行政執行罰系指因當事人拒不履行已經生效的行政處理決定(包括行政處罰決定)，行政機關依法對其實施另一個處罰，以迫使當事人自覺履行，直到達到前一處理決定被履行時為止。從目的上說，行政處罰是旨在直接制裁一種違法，而行政執行罰是為了迫使當事人履行前一個處理決定而實施的保障性措施；從行為持續性上看，行政處罰是一次性的，而行政執行罰是持續性的；從行為性質上說，行政處罰屬于“基礎行為”，行政執行罰則屬于“執行行為”，兩種行為所處的行為范圍領域是不同的；從被規制的法律上看，行政處罰受《行政處罰法》的調整，而行政執行罰則受將要制定的《行政強制法》的調整。
由此可以分析，本文第一題所列“征收滯納金”“交納滯納金”從本質上屬于行政執行罰，因為它們都是當事人因不履行前一行政法上義務而引起的后果。
2.3環境行政處罰與責令糾正違法
當發現當事人有違法情景時，行政機關在對他依法實施行政處罰時，同時有權利和責任責令當事人糾正違法，這是《行政處罰法》第23條所明文要求的。但是，實施行政處罰與責令糾正環境違法完全是兩類不同的行為，彼此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行政處罰是對違法行為人的一種制裁，而責令糾正違法是對違法狀態的一種處理；行政處罰是對違法行為人的一種懲罰，而責令糾正違法是對違法現狀的一種修復；從行為屬性上講，責令糾正違法是一種行政命令行為，不屬于行政處罰行為。
鑒上，在本文中所列的“采取補救措施”“責令停止建設”“責令停止使用”“責令停止開墾”“排除妨礙”等均不屬于環境行政處罰，而屬“責令糾正違法”之行為范疇。在實踐中，有的環境行政機關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將責令糾正違法作為一種處罰的種類表達，則是錯誤的。
3矯正環境行政處罰中罰款設置的泛化
我國每一部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中幾乎都有“罰款”這一行政處罰方式的規定。當然，罰款較之停產、停業和吊銷許可證處罰對行為人的影響相對較小；但環境行政處罰中罰款設置泛化原因之一則是非正當化的立法取向(如增加部門收入)，加上有些罰款設置本身也不符合環境管理的科學規律，導致罰款設定低效益或者無效益，威懾功能受到限制，有必要給予矯正。
3.1矯正罰款設置中的非公正性
環境法律法規中雖設置了大量的“罰款”處罰方式，但細究之下，部分內容設置有待補充和完善。不妨舉例說明：《排污費使用和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排污者未按照規定繳納排污費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依據職權責令限期繳納；逾期拒不繳納的，應處繳納排污費數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并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停產、停業整頓。但在實踐過程中，違反排污收費行為的罰款數量是各不相同的，小到幾百元錢，多至上萬元，如果一概以罰款1～3倍而論，有時罰款數額差距則很大，易造成處罰不公正等現象的出現。這種情況下，應進一步明確罰款范圍，可借鑒《刑法》的立法，將罰款范圍分為幾個層次，即對于逾期拒不繳納排污費的，排污費數額在10萬元以下的，處以應繳納排污費數額2～3倍的罰款；排污費數額在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處以應繳納排污費數額1～2倍的罰款；排污費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處以應繳納排污費數額1倍的罰款，
3.2增強罰款設置的威懾性和代價性
環境立法中罰款設置的泛化和缺陷已經降低了罰款設置的威懾性和代價性，甚至罰款憑證成為行為人繼續從事違法行為的合法通行證。如罰款設置存在的普遍現象是部分處罰的額度太低，一般罰款額在20萬元以下。有的大型造紙企業治污設施每日運行費用在10萬元左右，而法律規定的處罰額度僅10萬元，企業寧愿受罰也不愿正常運轉治理設施，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更高，嚴重影響了執法力度。
對嚴重的環境違法行為和連續的環境違法行為應盡量避免輕易設置罰款，轉而使用能力罰，可以選擇適用責令停產停業或者暫扣許可證、執照的處罰，直接督促行為人改正違法行為，直至違法行為消除，這對于提高行政執法的實際效果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行為人適時恢復原來的行為或者資格、能力留有一定的余地，避免簡單處以罰款所產生的罰款憑證成為行為人繼續從事違法行為的合法通行證的情形。
4完善行政處罰之間及與非行政處罰的關系
科學合理的行政處罰種類應當是讓每一種處罰方式都能承擔最符合其設置目的之職能而使環境行政處罰方式和非行政處罰方式形成系統性和協調性，這也是保證環境行政處罰有效運行的前置條件，從該角度出發，應對下列兩個方面給予完善。
4.1設置“通報批評”這一申誡罰種類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8條將行政處罰的種類列為七種，即：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或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拘留、其他行政處罰，而“其他行政處罰”這一特殊的種類必須由法律和行政法規直接規定，顯然“通報批評”未被列入《行政處罰法》第8條，也沒有被環境法律、行政法規創設。但問題在于，在現實中卻有不少行政法規以下的規范，如地方性法規，直接規定了“通報批評”或“在媒體上公開”等，如《河北省環境保護條例》第12條。
本文以為，從以下原因考慮可通過環境法律和行政法規設置這一申誡罰形式：(1)“警告”的處罰方式《行政處罰法》已將其列為第一種處罰種類，作為申誡罰與“通報批評”具有相同或雷同的處罰功能；(2)對當前部分地方立法對“通報批評”的“違法”創設也可通過上位環境法律法規的設置給予解決；(3)“通報批評”作為精神罰或者影響聲譽罰，是環境行政機關向違法者發出警戒，申明其有違法行為，從而對違法者名譽、榮譽、信譽等施加影響。這種處罰方式對于糾正環境污染危害較小，或者初次環境違法行為具有適用價值。
4.2體現行政處罰現差別及與非行政處罰的連續
目前環境行政處罰種類之間地設置缺乏差別性，沒有區分不同環境違法行為的個性，如幾乎凡環境違法行為均不加以區別的設置了罰款。此外，一些非行政處罰方式，特別是責令停止違法行為，缺乏后續監督和處罰或設置連續性的處罰方式不當，如根據《環境保護法》第39條的規定，對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單位，可以罰款，或者責令停業關閉。該條設置的罰款方式并不科學，對于限期治理沒有達標者給予罰款的后續處罰設置，顯然又陷入為罰款而罰款的誤區，難以體現出行政處罰的功能和效用。
5保證環境行政處罰的權威和種類的統一
在防雷行政執法中，《氣象災害防御條例》第四十五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氣象主管機構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按照權限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一)無資質或者超越資質許可范圍從事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的;(二)在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中弄虛作假的。該法條將沒收違法所得這一行政處罰授權給縣級以上氣象主管機構，改變了氣象主管機構行政處罰權只有警告、罰款兩個種類的現狀，氣象主管機構行政執法手段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和完善。但是，違法所得對于氣象行政執法人員來說是全新的概念，如何理解違法所得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如何操作沒收違法所得，有必要予以厘清。
由于《行政處罰法》沒有對違法所得的內涵與外延作出直接界定，而目前我國其它法規、規章、執法解釋等也沒有解釋，當前把它作為先見概念;雖然有的對這一概念有所界定，但是概念不夠清晰，標準還不統一;有的雖予界定，但由于該法律規范本身的層級較低，不具有普適性。下面有幾種解釋：
從目的性上看。沒收違法所得在于否定以違法的手段或方式取得財產，實現其剝奪違法行為人違法所得之利，以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體現公平和正義。一般要求違法所得具有可沒收、追繳和退賠特征，對于非財產性的違法所得目前立法上沒有涉及，因其不具有可沒收、追繳或退賠等特征而不符合立法的目的性。
從統一性上看。違法所得屬于法律概念，不單是行政法的概念。在民法、刑法中關于違法所得一般稱違法所得數額，也就是獲利數額。基于法律的統一性，行政法應與民法、刑法等領域的違法所得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保持一致。
基于上述特性，認為防雷行政處罰中違法所得一般是指違法行為人(無資質或者超越資質許可范圍從事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的單位和個人，在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中弄虛作假的單位和個人)通過非法手段(無資質或者超越資質許可范圍從事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在雷電防護裝置設計、施工、檢測中弄虛作假)取得的扣除物化成本后的獲利數額，以及其他應以違法所得論處的財物，是一種比罰款相對程度重的行政處罰，在數額上應當高于應處罰款。
沒收違法所得認定是各級氣象主管機構對防雷違法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的一個重要環節，采用什么原則認定違法所得、如何認定違法所得關系到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能否受到應有的處罰，關系到法律能否實現懲處違法行為，關系到行政處罰能否順利進行并有效保護合法的作用。而現行行政處罰立法中，沒有對違法所得作出直接的界定，客觀上也給防雷行政執法留下太多的想象和理解空間，具體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立案標準的規定》中將違法所得數額解釋為銷售收入，而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形式案件如何認定違法所得數額的批復中》解釋為獲利的數額。由于違法主體、違法行為種類太多，同時違法的動機也不盡相同，相關法律法規對違法所得難以界定，使防雷行政處罰沒收違法所得界定也不夠準確。
關鍵詞：聽證范圍；聽證主持人；通知內容；聽證筆錄
聽證制度在我國發展非常晚，1996年《行政處罰法》率先確立了行政處罰的聽證制度，這是我國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進步，但是由于起步較晚，加上我國行政法領域的不成熟，我國的行政聽證制度相當簡陋，本文就從分析行政處罰的聽證程序的角度，比較研究我國聽證制度的不足及可借鑒之處。
一、對我國行政處罰聽證程序的比較考察
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聽證程序撇開執行該程序過程中所遇到的其他阻力，單就該程序本身而言也是存在許多可能導致該程序被虛置的漏洞的。
1、適用范圍過于狹窄。比較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關于適用聽證范圍的規定可以發現：
（1）大陸法系規定負擔處分可以適用聽證。
（2）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是通過確定受自然公正原則或正當法律程序保護的權利的范圍來確定聽證的范圍。在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雖然成文法沒有規定行政機關要聽取當事人意見，但根據自然公正原則的要求，行政機關作出對公民權利有不利影響的決定時，公民享有公平受審權。根據美國憲法修正案的規定，聽證是公民基于憲法所享有的權利。行政機關在作出不利于當事人的決定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3）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都只規定不適用聽證的事項，其他的行政處罰行為都一般的可以申請聽證。
以上比較可知，我國適用聽證程序的行政處罰的范圍過窄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立法時采用的是列舉式的立法，這使得聽證程序只能歸于特殊適用之中。而不同于我國的，美國和德日，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采用的都是概括式立法，只是對禁止聽證的情況作出例外規定，這樣一來，基本上所有對行政相對人產生實質性影響的行政處罰都可以由行政聽證調控行為過程，由行政聽證確定義務設定和權力行使。
2、聽證主持人的法律地位不夠獨立。由于行政聽證制度具有準司法的屬性，那么聽證主持人具不具備獨立的地位，是決定著聽證能否有效發揮作用、保障行政處罰公正性的關鍵因素之一。而我國行政處罰法中對聽證主持人的規定十分簡單模糊，只有原則性的規定。
而考察美國關于行政主持人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從有專門名稱的“審查官”到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確定的“聽證審查官”到1972年文官事務委員會改稱、1978年國會予以承認的“行政法官”，聽證主持人名稱的演變反映了其地位日漸獨立、日漸脫離行政機關控制的過程。主持人地位的獨立贏得了公眾對聽證程序公正性的信心。1同時，美國對于聽證主持人的權力也規定的十分明確細致。《聯邦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法官在主持聽證過程中，具有多方面的權力。如：主持宣誓；依據法律的授權簽發傳票；就證明的提供作出裁決，接受有關證據；為司法的目的，接受證據或主持證人作證；掌握聽證的進程；經當事人同意，主持召開解決或簡化爭端的會議；處理程序上的請求或類似問題；依法作出裁決或提出建議性的裁決以及采取符合本法要求的機關規章授權的其他行動。如此一來，行政法官的獨立地位和明確的權力就為其作出公正的裁決提供了制度條件。 比較聽證主持人制度可知，我國并沒有將聽證提高到準司法的高度，可以說聽證主持人的不獨立性、不權威性是我國公民對聽證制度失去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大部分聽證淪為“聽證秀”的主要原因。 --!>
3、對當事人受通知的權利規定的過于簡單。我國行政處罰法雖然有通知的規定，可是聽證的主要問題、主要證據是什么，都沒有規定要通知利害關系人，于是只有到聽證的時候，當事人才知道行政機關的主要證據、爭議的主要事實和法律問題，自然也就很難拿出確鑿、充分的證據和理由來反駁行政機關，行政程序也就只能流于形式。
4、聽證記錄的法律意義被弱化。從聽證的目的來看，聽證是為了獲得行政決定的證據，因此，應堅持“案卷排他性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是指行政機關經正式聽證程序作出的決定只能以案卷為根據，不能在案卷以外以當事人所未知悉和未論證的事實作為根據，比如就聽證中的事實詢問聽證以外的其他證人獲得的證詞，行政機關利用其工作人員的秘密調查報告等。案卷排他性原則的形式是行政機關必須根據案卷記錄作出行政裁決，其實質則是保障當事人陳述意見和反駁不利于己的證據的權利的一種手段，是防止和減少行政機關，實現聽證程序公正的一種手段。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范德比爾在馬扎訴坎維奇亞一案中對這一原則作了精辟的闡述：“在依法舉行的聽證中，行政法庭作裁決時，不得考慮聽證記錄以外的任何材料。… …若不遵守這一原則，要求聽證的權利就毫無價值了。如果作裁決的人在裁決時可以隨意拋開記錄不顧，如果聽從了他人對事實和法律的裁決結論和建議，… …那在聽證中提交的證據，論證其意義的權利又有什么實際價值呢？”2
案卷排他性原則是美國正式聽證程序中指導約束行政機關作出裁決的一項重要原則。在世界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已廣為其他國家采用，然而我國的聽證程序中，卻沒有吸納這一核心原則。我國只規定在聽證程序結束后，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行政處罰法》第38條之規定作出決定，而對于聽證筆錄與行政處罰決定有何關系，并未明確。這就留下了一個極大的隱患：由于這一核心原則的缺位，本來就面臨著“異體排斥”的重重阻力的聽證制度最終可能淪為某種意義上的裝飾品，重演法律移植史上多次出現的淮橘成枳的悲劇。3
二、對我國行政處罰聽證程序漏洞的反思
我國行政處罰聽證程序之所以存在以上及本文尚未列明的諸多漏洞，究其本質原因還在于我國對聽證程序的定位存在問題。行政聽證程序是行政程序范疇的問題，這是沒有爭議的。不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似乎都是這樣看待行政聽證的。但是，行政聽證的程序定位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則有所不同。所謂行政聽證的程序定位是指行政聽證在行政程序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從各國對其定位的進路看，大體有下列諸種：
（1）將行政聽證行為作為行政程序中的一項基本制度。
（2）將行政聽證作為行政程序的一個分支，其與其他程序相對應，而不是一個制度范疇的東西。
（3）將行政聽證作為行政程序中的一個行為規則，其最多只是行政程序中的一個構成元素。我國的行政聽證程序到目前為止還只是一些行為規則。所謂行為規則是指其是某一行政行為作出時遵行的規范，而不是對某一行為進行約束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國兩部重要的行政行為法典中規定的行政聽證條款其條文總數不超過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關于行政聽證的規定有兩個條文，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亦只有三個條文規定了行政聽證程序，這樣單薄的條文內容很難使聽證成為一個程序制度.而且上列兩個法律都沒有行政聽證的原則、法律效力等制度化色彩濃烈的條款。
正因為我國行政聽證程序的定位尚處于行為規則的范疇，未形成一項基本制度，其存在以上漏洞便是在所難免。所以在完善我國聽證制度的過程中應重視將聽證程序制度化。（作者單位：江西省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張樹義：《行政程序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 羅豪才，應松年：《行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3］ 楊凱杰：《行政聽證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境遇分析》，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注解
① 張樹義：《行政程序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頁。
1.1證據確鑿,違法事實清楚本案衛生執法人員
通過細致的現場檢查、問詢和調查,取得了充分的證據:《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復印件(診療科目為中醫);《醫師資格證書》、《醫師執業證書》復印件(執業范圍為中醫);現場檢查筆錄、詢問筆錄、門診處方、門(急)診病員登記表;藥品等。調查發現,雎某中醫診所內無中草藥,只有部分中成藥,治療多采用輸液、打針、服用中成藥及西藥等方法;該診所從2013年12月10日到2014年1月25日治療的88名患者中,中醫治療率僅為40%,違反了《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試行)》的相關規定。綜合以上情況,認定雎某中醫診所超出核準登記的診療科目從事診療活動的違法事實成立。
1.2法律適用恰當,處罰裁量合理雎某中醫診所
超出登記范圍開展診療活動的行為違反了《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醫療機構必須按照核準登記的診療科目開展診療活動。因無收費票據、財務記錄,無法計算其違法所得,考慮其超診療科目范圍從事診療活動的行為未給患者造成重大傷害,情節較輕微,經合議,依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七條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八十條第(一)款的規定予以警告、罰款人民幣2500元處罰。雎某某中醫診所于2014年3月3日向工商銀行儀征支行營業部繳納了2500元的罰款,履行了處罰決定。
功能測試主要通過單元測試和集成測試來完成系統的功能測試。單元測試的目的是測試源碼中最小單元的代碼是否正確處理它該處理的任務。單元測試重點測試了代碼中分支比較多的地方,以驗證程序是否能根據條件執行相應的分支;并重點測試了代碼對于異常情況的處理,以驗證代碼是否能對于發生的異常情況進行相應的處理;再就是對源碼中與數據庫相關的代碼和涉及用戶輸入輸出的代碼進行了重點測試。集成測試是在單元測試的基礎上,將已經通過單元測試的軟件單元組合起來,組成可以執行的功能單元,然后進行測試。通過測試的子功能單元再通過組合,組成更大一級的功能模塊進行測試。集成測試重點測試軟件單元的組合能否正常工作,模塊之間的組合能否集成起來工作,還要測試構成系統的所有模塊組合能否正常工作。集成測試主要有三種測試方案:自底向上進行測試,自頂向下進行測試,以及自底向上和自頂向下結合的方式進行測試。自底向上的集成測試方式是最常使用的方法,這種方式從程序模塊結構中最底層的單元模塊開始組裝和測試。自頂向下的集成測試方式正好與自底向上的方式相反,需要編寫樁模塊以支撐上層的測試。最理想的方案是能將這兩種集成方式結合起來,這樣在早期的時候,既能發現重大的問題,又能及早展開人力。但是這種方式實施起來有難度,需要軟件開發者一開始要做好合理的策劃和設計。由于系統在需求和設計階段做的工作比較扎實,本系統主要采用了自底向上的集成測試方式:先把最底層的軟件單元組合,組成高一級的功能單元進行測試;測試通過的功能單元再進行組合,組成更高一級的模塊單元,并對模塊單元進行測試;最后,模塊單元再集成到系統中進行測試。測試重點集中在各單元與各單元之間的接口和信息交互。
2.用戶界面測試
通過用戶界面測試來驗證用戶與系統的交互情況。界面測試的目標是確保系統向用戶提供適當的訪問和瀏覽被測對象功能的操作。測試方法,為每個窗口創建或修改測試,以核實各個應用程序窗口和對象都可正確進行瀏覽,并處于正常狀態。完成標準,證實各個窗口與基準版本保持一致,或符合接受標準;需考慮的特殊事項,并不是所有定制或第三方對象的特征都可訪問。
3.性能測試
性能測試采用了主觀評測和軟件評測相結合的方法,先部署上系統,在環保局內部試運行,通過工作人員的使用來了解系統的反應速度是否滿足客戶的需求。系統的性能需求主要是對系統web訪問的response時間和系統負載能力的要求。在性能測試過程中,我們利用Loadrunner模擬用戶向系統發送請求,并監控系統的CPU,Memory等參數。
4.安全性測試
本系統采用先登錄,后操作的方式。因此,必須測試有效和無效的用戶名和密碼,并注意到是否大小寫敏感。本系統是有超時的限制,也就是說,用戶登錄后在一定時間內(20分鐘)沒有點擊任何頁面,需要重新登錄才能正常使用。所以,也必須對其進行測試。
5.測試結果
論文摘要 對行政執法實踐中的3個問題，即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罰金3種處罰是否屬于行政處罰種類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期能為行政執法尺度的確定和執法工作實踐提供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第8條規定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共7項，前6項明確規定了行政處罰常用的處罰種類，而第7項只是籠統地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在行政法學上規結出行政處罰種類共四大類，即申誡罰、財產罰、行為罰、自由罰。申誡罰是指行政機關向違反行政法律規范的行政相對人提出警戒或者譴責，申明其行為違法，教育行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種形式。它區別于其他種類處罰的特點在于對違法行為者實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譽、信譽等方面的懲戒，而不是對行政相對人的其他實體權利的剝奪或者限制，因此申誡罰更能體現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財產罰是指強迫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交納一定數額的金錢或者剝奪其原有財產的行政處罰。這種處罰的特點是對違法的相對人在經濟上給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對人履行金錢給付義務。財產罰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一種行政處罰，如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沒收指對非法收入應采取沒收措施，而罰款是處罰違法相對人的合法收入，這是罰款與沒收的主要區別。行為罰（能力罰）是對行政相對人的行為權進行限制或者剝奪的一種制裁措施。這里所說的行為主要是指經行政機關批準同意從事某項活動的權利和資格。沒有這種資格就意味著違法。如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責令停產停業。自由罰（人身罰）是限制或者剝奪違法行為人的人身自由的處罰。自由罰的實施使行政相對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對人在短時期內將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常用處罰種類外，許多單行法律、法規規定了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等，下面將就這些規定是否行政處罰進行探討。
1責令改正是否為行政處罰的種類
許多學者們和執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責令改正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因為《行政處罰法》中沒有規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強制，而有的人認為，它是一種行政處罰，因為它是行政機關向行政相對人書面文書送達的，并且對行政相對人具有約束力，要求相對人必須執行的。《行政處罰法》除了規定6種基本行政處罰種類外，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應當責令當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違法行為。另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第10章法律責任第62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責令改正，處以1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罰款：①經營的種子應當包裝而沒包裝的。②經營的種子沒有標簽或者標簽內容不符合本法規定的。③偽造、涂改標簽或者試驗、檢驗數據的。④未按規定制作、保存種子生產、經營檔案的。⑤種子經營者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未按規定備案的。
這些規定中的“責令改正”是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呢？筆者認為如果由行政處罰機關沒對行政相對人下達處罰決定之前，單獨口頭或者以文書下達的“責令改正通知書”就不是行政處罰，只是起要求違法的行政相對人糾正其違法行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義；如果單行法條款中規定了責令改正，行政處罰機關對行政相對人以行政處罰決定形式書面下達的，那就是行政處罰。地方法規中規定的“責令改正”是不是行政處罰呢？如《江蘇省種子條例》第6章法律責任第42條規定，違法本條例第6條第2款規定，未經批準采集或者采伐省重點保護的天然種質資源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農業或林業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種子和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1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的罰款。按理《江蘇省種子條例》只是地方法規，只能規定6種基本的處罰種類，但是該條例的第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行政處罰法》第11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該條例的這條規定，實際上是對《種子法》第61條第3項作出的具體規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法律責任或者罰則中規定類似于責令改正的，應一并如上理解。
2通報批評是否為行政處罰的種類
對于通報批評，在法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通報批評不是行政處罰的一種，而是一種機關內部指出錯誤的方法，不具有處罰性，有的人認為通報批評是一種行政處罰，一旦作出將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名譽、信譽等產生影響。筆者認為，通報批評用于單位內部上級處理違紀的下級，或者黨和行政機關內部監察部門或者紀委處理違反紀律的人，這時只是一種行政處分，不是行政處罰。當行政機關對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使用通報批評時，是否是行政處罰呢？按照《行政處罰法》的第8條第（7）項規定，先看一個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第6章法律責任第43條規定，被審計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拒絕或者拖延提供與審計事項有關的資料的，或者提供的資料不真實、不完整的，或者拒絕、阻礙檢查的，由審計機關責令改正，可以通報批評，給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責任。這條規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處罰的一種，筆者認為，單獨對違法行政相對人以書面形式通報批評時，不是行政處罰，只是行政機關利用責權對違法的行政相對人一種警示，利用其聲譽對其施加壓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違法行為。但是如果行政機關將通報批評寫入行政處罰決定中，并在一定范圍內書面通報批評的，就是行政處罰。因此，通常有人把通報批評同警告一起，作為申誡罰的2種最重要的形式。其實，警告通常僅限于直接告知違法行為人，而通報批評告知的范圍較廣泛，不僅限于告知行為人自己，還包括告知與行為相關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