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敘事學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戲劇文學；故事；理論構成

講故事作為一種文化行為，離不開講什么、誰在講、怎么講這三個問題。相應地，我們把敘事學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故事，即情節還原后的故事本身。二是敘事者，即講故事的人，他一般隱藏在敘事行為背后。三是話語形態，即經過敘事者調控后的文本呈現，它是敘事者敘事策略的具體體現，是具體化了的敘事策略。這三方面形成一個戲劇文學文本敘事學的理論框架。

一、情節還原，故事分析

戲劇文學文本中的“故事”，實際上是“情節”，是已經被敘事化了的故事，是一個藝術化了的文本，已經摻雜了敘事者的敘事行為，已經有了人為加工的痕跡。我們更愿意把故事與情節看作是一種“內容”與“完成內容”的關系。如果我們對情節進行“還原”，得到的就是故事。所謂“還原”，就是取消其中的敘事成份，恢復故事的本來面貌。“還原”工作的“操作平臺”就是故事發生的自然順序，任何情節都可以按照實際發生的順序重新進行梳理排序，情節就像是故事海洋中露出水面的冰山，它畢竟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實際上我們能夠對任何一部戲劇文學文本的情節進行“還原”工作。“還原”工作就是一種“完形”活動，我們總是能夠通過感知，把情節“完形”為故事。故事有時有一定的“本事”（生活的原生態）作依據，但歸根到底是一種虛構，當我們開始“講”故事時，由于使用了哪怕是最簡單的語言，實際上都已經參與了一定的創造活動。對情節進行還原，可以方便我們在故事與情節的比較中，尋找其中的敘事策略和創作技巧。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這是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常常聽到的例子是：“國王死了，王后也死了”，這不是故事，如果改成“國王死了，王后因為憂郁也死了”才是故事。為什么說后一種情況是故事呢？首先，故事是一種狀態的連續變化過程。第一個例子實際上是兩個靜止的狀態，也就是說，它只是兩個孤立的判斷句，缺少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變化過程。如果單獨說“國王死了”，它也是一種狀態的變化，從生的狀態向死的狀態變化，但死的狀態再也無法向其它狀態變化，變化在這里中斷了，這種變化由于缺少連續性，實際上成為一種靜止狀態。況且，當我們孤立地理解“國王死了”這句話時，它更多地表示一種屬性和狀態。這種變化過程暗示出故事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狀態，否則變化就無從談起。對一個復雜的故事來說，有些事件是功能性的，即角色面臨選擇，對整個故事進程起著決定性的那些事件，有些事件是非功能性的，它們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第二，這兩種變化之間要有一定的聯系，具有整體的連續性。如果這兩種狀態在各自不同的時空中發生，各吹各打，就難以結構成一個連續性的整體，它仍然不是故事。比如說，“國王死了”與“西邊的墻倒了”，這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因此，兩種狀態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聯系性。第一例子中，我們就看不到這兩種狀態之間的聯系性，這種聯系性更多的時候表現為因果關系；第三，促成這種變化的是故事主體的行動，沒有行動的作用，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變化就不太可能。在第二個例子中，行動就是憂郁。如果把故事看作是一個句子，那么，這個句子必定有一個謂語動詞。如《西廂記》的故事，如果把張生看作是行動的主體，就可以簡化為一句話：張生追求崔鶯鶯。第四，這種由行動而引起的狀態變化必定引起我們對行動主體的價值判斷，從而引起一定的情感反應。總之，過程性、聯系性、行動性、情感性就是我們所說的故事四要素。

二、研究故事內外關系，能夠使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故事自身的表述特征

無論是實有其事的歷史故事，還是經過初步虛構的故事，都有二重性，一方面，每個故事中的事物都是對現實世界中事物的轉喻，另一方面，每個故事與現實世界在物質意義上完全不同，它是現實世界的隱喻。轉喻和隱喻是語言學概念。雅各布遜曾經研究過“失語癥”這種現象，并指出失語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相似性錯亂”造成的，一種是“鄰近性錯亂”造成的。前者無法通過聯想把具有相似特征的兩個概念聯系起來，但他們對具有相鄰關系的概念卻能夠理解。比如他們可能不知道“香煙”和“煙囪”之間有什么相似，卻會用自己熟悉的“白色”或“高興”來說明“香煙”，這就是修辭學上講的“隱喻”。后者正好相反，他們無法用在句法上相鄰的概念組織句子，只能用隱喻性質的詞語來替換一個需要說明的概念。

如果說故事的指稱與指向涉及到的是故事內容的內外關系，那么，故事的母題研究就是故事內容的表里關系。世界上的故事千千萬萬，從表面上看是形態各異，異彩紛呈。

參考文獻：

第2篇

正如烏申斯基所說：“沒有興趣的強制性學習，將會扼殺學生追求真理的欲望。”探究活動并非只是單一的智力因素參與的過程，而是一個智力因素與非智力因素共同參與、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其中以興趣為主的非智力因素正是學習強大的動力源，是學生產生積極的學習動機與認知行為的源泉。沒有興趣的學習就是外加的沉重負擔，學生只是被動參與、機械應對、死記硬背，并沒有達到對知識的真正理解，與快樂學習也是背道而馳。實驗具有鮮明的實驗現象，這不失為激發學生物理學習興趣的重要手段。但在以往的教學中受實驗室條件、實驗器材等因素的制約，許多實驗不能完成；即使讓學生來做實驗，限于安全因素、時間等，也大多是機械地按照實驗步驟完成，并未真正發揮實驗的激趣導思效果。虛擬實驗室具有強烈的現代化氣息，計算機與網絡都是高中生所熟悉且喜歡的方式，這樣更能吸引學生的眼球，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起來，能夠同時帶動學生的視覺與聽覺等多種感官來參與到實驗中來，這使得學生參與實驗的興趣更濃、積極性更高，從而讓學生能夠全程參與到實驗過程中來。

二、模擬各種實驗現象，引導學生展開主動學習

物理基本的概念與定理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科學家在大量的實驗中總結出來的，是透過大量表象達到對事物的本質認知。只有將基礎知識的教學與實驗結合起來，再現真理發現全過程，這樣才能達到學生對知識的真正理解與掌握。而在現實條件中許多實驗是無法完成的。如微觀粒子的運動、存在安全隱患的實驗以及對實驗條件有嚴格要求的實驗等，在以往的教學中這些實驗都難以完成，就只能采用機械的灌輸，讓學生來記憶結論性認知。這樣的結果就是學生背得流利，但就是不懂、不會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網絡虛擬實驗室可以模擬各種實驗現象，可以完成以往教學中所難以完成的各類實驗，將這些抽象而枯燥的物理知識寓于直觀而形象的實驗現象中，讓學生通過操作與觀察來獲取感性認知，并由此上升為理性認知，這樣才能達到對抽象知識的深刻理解與靈活運用。

三、開辟師生互動學習平臺，實現探究性學習

新課改倡導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方式，明確提出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我們的教學要更加關注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要由以教師為中心轉為以學生為中心，要將重點由教師如何教轉向學生如何學上來，構建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雙主型教學模式，確立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引導學生展開主動探究，實現教學的雙向互動。網絡虛擬實驗室為師生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網絡互動學習平臺，在這里教師與學生可以一起來展開積極的實驗探究，通過師生之間的積極思維與主動操作來完成更多的實驗方案，并就實驗現象與結果在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展開積極的交流與討論，進行思想的交匯與思維的碰撞。這樣更加利于學生深刻掌握基本的概念與定理，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的實驗技能，讓學生學會實驗操作，這樣才能真正地學會物理學習。因此，在具體的教學中，遇到有分歧的問題，我們可以引導學生來制定不同的實驗方案，借助網絡虛擬實驗室這個平臺來將實驗方案付諸于實踐，實現理論與實踐同步，這樣學生通過這些實驗可以獲取更多的直觀認知，再通過師生之間的共同交流與討論，就可以達到對這些基本知識點的深刻理解。

四、結語

第3篇

    一、林則徐"禁煙運動"前的中國

    從十四世紀開始發展起來的西方現代文明,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新航線的開通,現代工業的興起,縮小了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相互的距離。古老的東方,特別是充滿神迷感的中國,西方各國早就意欲打開閉關鎖國的古老中國的大門。最早來華的是十六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當時海上的強國,葡萄牙是自西而東,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間(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間到達廣州沿海,在廣州附近的一些小島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條葡萄牙船來到廣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寧波,明朝官兵還與葡萄牙人發生武裝沖突,據西方人記載,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來華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貨物濕水,需要"借地晾曬",重金賄賂廣東地方官,租下了澳門,每年完納地租銀一千兩,一七四0年減少為五百兩,歷來均向山縣繳繳納。

    西班牙來華的方向則是自東而西,由南美洲到達菲律賓,一五七一年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幫助當時的明朝政府夾攻以林鳳為首的中國海盜,這樣便開始了與中國最初的關系,但是當時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進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達了中國大陸,要求與中國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許。

    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蘭也開始尋找與中國發生關系,荷蘭是一個后起的西方強國,明朝萬歷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蘭的商船首次來到了廣州,要求與中國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許,以后荷蘭人曾兩次占領澎湖列島,明天啟四年,明朝官兵奪回澎湖列島,接著荷蘭人又占領了中國臺灣,到了清朝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國民族英雄鄭成功從臺灣趕走了荷蘭人,荷蘭人的"武力通商"的辦法才告結束。

    英國是從十六世紀開始,英國女王伊利莎白曾兩次致書中國皇帝,要求建立關系,但都沒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國派了四只軍艦來華,駛入珠江和廣州,要求與中國建立關系,結果與中國發生了最初的沖突。一七九二年,英國又以補賀干隆皇帝八十壽辰為名,派遣馬嘎爾尼為首的使團啟程來華,九月在熱河覲見了皇帝,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設立商館等建議,均隆皇帝向英王頒發"敕諭"拒絕,馬嘎爾尼被迫掃興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國又派遣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來華,主要目的是謀求駐使北京,開放北方通商口岸及爭取廣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堅持不行跪叩之禮,同清延爭執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一個名叫禮士的船主,帶領廣東商館職員林塞,化名胡夏,及傳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對中國進行實地貿易考察。

第4篇

“在中醫學范疇里，病理狀態是一組癥狀和體征，中醫稱之為‘證候’”，“中醫的臨床證候是以臟腑(局部器官)病變為中心，同時注重全身狀態的辨識”。為使中醫學的表述比較符合現代的習慣，筆者曾將中醫學的辨證論治體系概括為“狀態醫學”［1］。“狀態”是中醫對“證”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醫對“病”的描述，兩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構成了人們對疾病認識和治療的兩種不同方法。兩者在方法論和臨床實踐上互相不能取代。作為中醫的狀態醫學理論及其診療方法的特殊規律，決定了它在臨床上的獨立地位。

1　中醫的狀態與西醫病因病理的關系

中醫的狀態與西醫的病因病理是整體綜合反應與局部病灶的關系，它們在臨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現：(1)狀態與理化指標不一致。在體溫正常的情況下，臨床上可以見到虛寒和虛熱兩種狀態［2］；持續高熱?1～2?周的病人，可以見到持續寒冷的狀態［3］。(2)器官組織的各種理化檢查未見異常，臨床上可見多種狀態失常。例如脾虛證、腎虛證、氣虛證、氣陰兩虛證、肝膽濕熱證、濕痰(二陳湯)證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償功能正常時，病人全身狀態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腎盂腎盞結石病人全身狀態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時期，全身反應狀態相差很大，必須使用不同療效的方藥［4］。中醫稱之為“同病異治”。(5)不同的疾病出現相同的狀態，使用同一方藥治療。如冠心病、癌癥、肺炎恢復期等3種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階段可以出現氣虛狀態：面少華色、乏力少氣、納差、四肢倦怠、舌淡、脈弱，可用四君子湯加味治療。這就是中醫的“異病同治”。由此可見，狀態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類問題。(6)孿生者在遺傳和童年生活條件方面，是不同個體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時間和臨床表現各不相同。這些事實說明，不同個體自身內部的協調狀態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個體內部協調狀態的不同，是人體疾病發生、發展千變萬化的第一內因，也是中醫學存在的基礎。

2　中醫狀態的診斷

人體機能狀態正常與否的第一個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癥狀是診斷狀態的第一要素，體征是客觀依據。由于人體機能狀態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簡單加減，因此，現代醫學的理化指標在診斷狀態時，只供參考［3］。

從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孿生者，遺傳和童年生活條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個體，其內部協調狀態不同。狀態不同必然反映在對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應。所以，用遺傳因素、外在條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釋或診斷狀態，是不符合狀態的多種多樣和千變萬化的客觀事實的。

同一疾病不同時期，狀態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現相同狀態。整體狀態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體狀態可以正常。體溫測量與人體寒熱狀態沒有必然聯系，等等。均證明狀態與病因病理是人體疾病的兩個不同方面，用于診斷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標是不能作為診斷狀態的依據。

中醫狀態的診斷，是一種以病人自身感受(癥狀)和臨床體征為依據的綜合判斷。不同狀態的區別，主要是依據臨床診療實踐中所見病象，進行深入細致分辨的結果。筆者?1999?年秋診治?1?例病人，屬中醫外感病秋燥中的溫燥，癥見：發熱，少許惡寒，咽干鼻燥，干咳無痰，口渴舌干稍紅，脈浮數等，更見滿面白色細小皮屑。可謂典型之至。如果從病因病理角度，只能歸為病毒為害，西醫沒有應治之法。

狀態的診斷，實質是以癥狀、體征為依據的綜合判斷與分類。分類的基點是寒熱、虛實；分類的目的是區分不同的狀態——證候，尋找有效的方藥。

中醫學認為，人體內部的平衡和人體與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體健康的基礎，一定強度的致病因 素導致了平衡失調，從而出現疾病。因此，中醫對人體機能狀態的判斷有兩個基點：(1)偏寒或偏熱；(2)太過或不及［2］。所以，寒證、熱證、虛證、實證是狀態分類的出發點，或者說是總綱。因為臨床上千變萬化，數之不盡的各種狀態，都是寒熱虛實的進一步的具體劃分。

中醫學中的基本狀態約20種，包括脾虛、腎虛［3］；常見狀態?200?多種［5］。假設人體分為九大器官系統，按排列組合的數字方法計算，人體狀態數以萬計。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狀態診斷的復雜性。

3　中醫對狀態的治療

狀態的治療是人類醫學的一個特殊內容。從表面來看，中醫藥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傳統醫學一樣，都是使用天然藥物。現實是：中醫藥的理論體系與眾不同，療效在眾傳統醫學之首；中醫藥不僅對現代臨床各科半數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療效，且很多西醫難治、不治之病癥是中醫的優勢。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醫學的本質是狀態醫學，其診斷、治療疾病的角度與西醫的病因病理角度是兩個不同范疇。

狀態治療的首要特點是：以方治病。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問題，也不是現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環節，它是全身各器官組織某一時間綜合協調的結果，是狀態異常，或者稱之為狀態病，中醫稱之為證候。這里的方，不是某類藥物的簡單相加，也不是針對細菌或某器官的現代病因病理意義上的藥物；而是針對人體不同狀態確定治療大法而擬定的處方，中醫稱之為方證對應，即以特別組成的方劑治療不同的狀態。

狀態治療的第二個特點是隨證加減。盡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醫治療狀態病的基本原則，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準確對應臨床上錯綜復雜的實際情況，必須根據具體病證，在某代表方的基礎上增減原方的藥量，或加減某幾種藥物。“隨證加減”反映了狀態的千變萬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藥制劑，在當今和今后的臨床實踐中，不會成為中醫的主流。

整體與局部并重是狀態治療的第三個特點，但必須強調狀態的治療貫穿始終。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時期使用銀翹散加減、麻杏石甘湯加味、清營湯加減、參附湯合生脈散加味、竹葉石膏湯加減等等［4］。這些方劑的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別，證明中醫治療是以狀態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療服從整體狀態治療。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治療，必須綜合狀態治療的原則”［2］。

4　關于中醫現代化

中醫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是對中醫學體系自然科學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在討論狀態與病因病理的關系、狀態的診斷、狀態的治療之后，我們對中醫學的本質——狀態醫學及其規律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筆者再次強調，狀態與病因病理是臨床醫學的兩個不同范疇，兩者必須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進行思維、診斷與治療。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狀態醫學的獨立性和中醫現代化的具體內容也就成為一個清晰的事物。中醫現代化應是以發掘、完善中醫學理論，以及相關診斷、治療方法為核心；全面引入現代病因病理學說，加強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針灸等治療；加強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診斷和預后判斷。

本世紀初，隨著西醫在中國的不斷普及，現代科學的各種方法和成果為西醫所利用，中醫相形之下變得弱小。西醫有理化指標，診斷明確，對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見可數；故不少中、青年中醫下意識地忽視了中醫理法方藥的主導地位，以至見到體溫升高就投清涼之劑，高血壓伴見氣血虛弱也不敢進補。

中醫學是一個獨立的臨床診療體系，現代病因病理學說的引入，不會沖擊或改變中醫的狀態醫學優勢，它將彌補中醫學對局部器官病認識的不足。

近40年來，中國的西醫大規模學習中醫、研究中醫。單味中藥的現代藥理研究、復方的臨床驗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這些現代成果，證明了中醫藥、針灸臨床運用的廣泛性和有效性，也為今天中醫現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針灸治療，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科學資料。

筆者認為中醫現代化的要點是：遵循中醫基礎理論體系，對狀態診斷、治療貫穿疾病的始終，而西醫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療必須綜合中醫治療的原則。

5　關于中西醫結合

中醫的狀 態醫學與西醫的病因病理醫學在理論上是可以融為一體的，但在臨床實踐上，由于兩者的診斷與治療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臨床醫學體系：西醫的病因病理學說是對器官病細致入微和多層次研究的理論，它的相關診斷、治療方法，對器官病是首選的，很多治療是特效的。因為不同個體，不同種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診斷相同，其有效藥物的作用點和過程也相同，相關治療就“經得起重復”，這就是所謂“特效”。中醫學在狀態診療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大量的有效方藥和相關理論。如何面對實際，接受狀態的客觀存在和相關的理論，是今后中、西醫結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樣用西藥體現狀態治療，在實際上成為中、西醫結合的難點。但筆者提請醫學同行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中醫的狀態是西醫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類事物，不論醫學怎樣高度發達，生物遺傳技術怎樣完備，或器官移植和人體復制成功，人體內部的協調總是存在差別，這種差別必然使中醫的狀態醫學與人類共存。

參考文獻：

［1］　張有和.狀態醫學——中醫學的現代概念［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1996，13(3-4)：1

［2］　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基礎［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張有和.狀態醫學——中醫學的現代概念［J］.醫學與哲學，1999(1)：7

第5篇

歷史學的學科自律性的問題，一直是史學理論最為密切關注的焦點之一。19世紀后期的新康德主義歷史哲學，為與實證主義思潮將歷史學納入嚴格科學的譜系的企圖相抗衡，將歷史學（或廣義上的文化科學或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對立起來。其間的主要分野在于，前者研究的是個別物，目的是達到對于個別物的理解。后者即使是在研究個別物，其目的也是為了得出普遍性的規律。對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有賴于研究者對于歷史對象的理解和體驗，這就要求他深入研究對象的內心，才能探驪得珠，得以索解歷史過程的奧秘。而自然科學則是純然從外部來對研究對象進行抽象和考察。

可以說，從新康德主義諸公到20世紀上半葉史學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克羅齊和柯林武德兩位大家，歷史學的學科特性、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與自然科學的對峙中得到界定和闡述的。歷史學是不是（自然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或者它哪些成分類似于、哪些成分又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學那種意義上的）科學，這樣的提問和思考方式一直延續到了當代史學理論的思考。與此同時，歷史學與藝術的關聯也日漸引起了史學理論的關注。德國傳統下的新康德主義和歷史主義所強調的“理解”和“體驗”，即已顯示出了歷史學與藝術和審美的親緣關系，克羅齊所一再重申的“重新復活（re-live）”和柯林武德當作其理論核心的“重演（re-enact）”，則更是使創造性想像和移情等藝術概念進入了史學理論的核心地帶。然而，盡管克羅齊和柯林武德二位都是在美學和藝術理論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但是如果我們像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場合下一樣，僅把對這樣一些概念的理解限定在歷史學方法論的層面，在此處我們仍然可以這樣申說：如果說歷史研究和歷史理解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層次在于確定史實，那么，“移情”、“重演”等等，就可以看作是確定史實這一工作環節在很多時候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例如，對于項羽在鴻門宴和希特勒在兵臨敦刻爾克時心理的推斷和想像，就是理解復雜歷史過程時確定史實并以此求得歷史理解的一道基本工序。準此而論，歷史學的藝術性的一面始終是在其科學性的統御之下才有了促狹的一席之地。1942年亨佩爾的名文《普遍規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更是通過論證歷史陳述背后離不開對于普遍規律的指涉，明確地否認歷史知識是與自然科學有著質的不同的知識類別。然而，主要從科學性的角度來探討歷史知識和歷史理解特性的努力，似乎在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之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窘境，似乎很難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性進展了。那么，從藝術性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走出一番柳暗花明的新境地呢？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海登·懷特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學》獨辟蹊徑，創造性地援引了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理論成果，給史學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對當代史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少人將《元史學》在20世紀后半葉的重要地位，比之于20世紀前半葉的《歷史的觀念》或亨佩爾的那篇名文。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領軍人物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甚至說，沒有海登·懷特在《元史學》中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史學理論很可能已經成為當代知識領域中被人淡忘的一個領域了。

《元史學》一書副標題為“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懷特在此書中逐個分析考察了19世紀歐洲最負盛名的幾位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米什萊、布克哈特、托克維爾、馬克思、尼采和克羅齊。但此書最引人矚目的，當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導論部分。概而言之，懷特在此提出了一整套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在敘述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時的情節化和戲劇化的基本模式，并據此進行了個案分析和論證。在他看來，正如我們每個個體在回顧自己的生活歷程時，不免要以各種情節化的模式將自己生活的各個部分按照故事方式來組織材料并賦予意義一樣，歷史學對于過往歷史過程，也是以帶有不同蘊涵的情節化模式來領會和組織歷史材料的。情節化賦予歷史過程以意義和可把握的脈絡。意義和脈絡是由歷史學家的創造性工作施加于歷史材料之上的，就此而論，歷史學家的工作和小說家、戲劇家的工作并無本質不同。懷特的這一思路，“所要或者所力圖要做到的，就是解構所謂的歷史科學的神話。”也許我們可以說，實證主義思潮直至亨佩爾等人所要作的，是使歷史學同化于自然科學，而懷特這一思路所表現出來的，則是要使歷史學同化于藝術和文學。《元史學》雖然被有的人（如安克斯密特）認為，相對于懷特本人后來的幾部著作，還帶有濃厚的康德和結構主義的色彩，從而更多現代主義的意味，但依然被公認為開了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的先河。 轉貼于

懷特所開創的這種“新歷史哲學”（這是安克斯密特和凱爾納所編輯的一本當代史學理論文選的書名），被認為是標志著歷史哲學的“敘事主義的轉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辭的轉向（rhetoric turn）”。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說這一轉向：習慣上，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史學理論家，都是把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視為不同的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的，歷史研究致力于確定史實，把史實置入一個凸顯意義的框架和脈絡，構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歷史寫作則是將歷史研究的成果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歷史著作的文學性或者說歷史學的修辭層面本身在歷史學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而懷特等人的研究表明，敘事是歷史學須臾不可離棄的本性之所在，歷史著作所表現出來的修辭風格和所借助的情節化模式，是歷史學家賴以組織歷史材料、賦予歷史事實以意義并借此傳達歷史理解的基本手段。用赫克斯特形象的比喻來說，如果說以前人們認為修辭不過是歷史學這塊蛋糕上的糖衣的話，那么現在人們則認識到，它已深入到蛋糕之中，它不僅以其文采和敘事脈絡影響到歷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給人們帶來的樂趣，而且影響到歷史著作的實質、影響到歷史學家傳達歷史知識的能力。歷史著作的形式和內容就這樣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形式本身就蘊涵了內容。懷特本人將自己后來一本重要著作題名為《形式之內容》，其要旨就在此。

第6篇

從網絡小說對傳統醫學文化的描述來看，網絡小說對傳統醫學文化的認識是復雜多樣的。總體來說，對傳統醫學的理論與實踐都作了充分肯定，基本態度是積極的，但也認識到了傳統醫學特別是古代傳統醫學實踐的局限性。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對傳統醫學理論與實踐的神秘化認識。這種認識的主要觀點是：傳統醫學有現代科學無法解釋的神奇手段與效果，而高手多在民間。他們不出手則已，一旦出手，即令現代醫學界大吃一驚、無法理解。《醫道官途》中的張揚 （實際是隋代名醫張一針），面對現代醫學束手 無策 的 下肢 癱瘓、肝癌晚期、腦瘤惡化、險惡槍傷、無名絕癥、非典病毒等各種頑癥惡疾，以針灸、氣功、古方等中醫手段，一一解決，其手段讓西醫名博士感到匪夷所思。即使是面癱、感冒等小病，也以其手段特別、一揮而就令人驚嘆。《天才醫生》中的秦洛，是一名現代中醫世家子弟，可以用失傳的一種針灸———太乙神針，以氣功行針，連續救活36個病危新生兒。從科學性上來看，除了非典病毒以中藥治療有實踐基礎之外，其他大部分描述都很難有科學實證或可能性，是對傳統醫學手段的拔高虛構。而且，這種認識并非玄幻或修仙小說中故為神化的虛構，而是作為一種現實的認知出現在小說的敘述中，是對現實中傳統醫學理論與實踐的神秘化認識，缺乏嚴格的科學態度。實際上，這是對傳統醫學理論與實踐缺乏真正的認知，僅僅了解一些理論概念或傳說故事，片面理解或想象，產生了這種神秘化認識。

二是對傳統醫學局限性的認識。這類認識，多數出現在涉及醫學敘事元素的歷史穿越與歷史架空等歷史小說中。小說的主人公因為靈魂是現代人，往往具有一定的現代醫學常識，或者就是現代的中醫或西醫醫生。《醫統江山》的主角是西醫醫生，在一個架空的古代環境中大顯身手，做了青光眼、斷肢再接等高難手術，令古代中醫醫生束手無策的病癥迎刃而解。《大唐小郎中》，主角身份是中醫，靈魂穿越到唐朝人身上后，充分利用現代整理完備的中醫學知識和技能，極大地提高了當時中醫學的水平，其水準令一代神醫孫思邈都大為驚嘆。《寒門狀元》 中的主角并不是醫生，靈魂穿越到明朝人身上，也利用現代中醫學的發展，以現代典籍齊全，某些方劑更加先進的優勢，彌補古代中醫學傳承的保守和抱殘守缺；以現代中成藥的生產工藝和企業制度，來生產定方、定量的中成藥產品，彌補了古代中藥方劑的缺項。《唐磚》中的主角也非醫生，卻將現代西醫的血型等知識、輸血等醫療手段、系統分科等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引入唐朝，使古代中醫個體行醫、師門私授等局限性得到改觀，建立了完整的醫學學科發展體系。這些小說的作者和讀者一般都不是專業的醫學工作者，卻通過寫作和點擊“投票”表達了他們對于傳統醫學局限性的認識和評價。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小說并沒有否定傳統醫學，而是在肯定傳統醫學的同時，看到了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三是對傳統醫學文化的游戲化認識。這些小說，一般都是玄幻小說或修仙小說，它們描述的并非傳統醫學，而是借用其理論框架，構建一個非現實、非科學的敘事體系。其中，利用中醫學的經絡學說，用來構建煉氣練功的升級敘事系統；利用傳統中藥學的配伍學說，加上道教的丹藥理論，用來構建煉丹升級的敘事系統；利用中醫學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構建氣功、武功、玄功、修仙等升級敘事系統……其想象力豐富，與網絡游戲一脈相承，而且很多熱門網絡小說，如造化之門》等，大多以此也改編同名網絡游戲。這類小說的作者和讀者，雖然并不關心傳統醫學的理論與實踐究竟如何，但在游戲化的寫作與閱讀中，也受到了傳統醫學理論觀念、思維方式等熏染，其對待傳統醫學文化的基本態度也是積極的、正面的。

四是對傳統醫學文化全面正確的科學認識。這類小說極少，其作者能夠以科學、歷史的態度看待傳統醫學，并能夠做出正確的描述。如《大國醫》，其主角并沒有穿越情節，而是一名古代國醫帶有傳奇色彩的成長經歷，雖然其中的敘事帶有傳奇性，卻在傳統醫學的合理范圍之內，符合傳統醫學古代的發展歷史。其敘述的中醫學內容也相當全面和豐富，能夠給讀者一個對傳統醫學相對全面、正確的認識。還有一些小說雖然沒有全面的描述，卻也表達了對待中西醫的正確態度，如《醫道官途》 中主角張揚表示：“這些藥方全都來自我家的祖傳，經過歷史上無數次驗證，中國的醫學和西醫不同，完全是兩種理論，西醫所謂的科學依據并不適用于我們的醫學。雙方各有長處，只有取長補短方能達到最佳的效果。”這樣對待中西醫的態度，無疑是科學和正確的。（本文由論文平臺網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陸官網咨詢客服。）

第7篇

[論文關鍵詞]方衛平；兒童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藝術化

批評和藝術，是兩個很難讓人聯系到一起的詞。前者指對文學理論的探討和對作家作品及相關文學現象的闡釋評價，它容易引起讀者深奧，甚至艱澀的感覺，是偏于理性的詞語；而藝術則往往為欣賞者帶來形象感，相較于批評，是一個帶有感性色彩的詞。不過，在讀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后，我不由得將這兩個詞聯系到了一起，原來，批評也可以很藝術。

其實，方衛平教授對批評方式的藝術化的傾心可以從他對“藝術”一詞的鐘愛中見出，在《文集》中，藝術一詞所用的頻率非常高，諸如藝術狀態…、藝術內容、藝術思維、藝術對象、藝術敏感、藝術召喚、藝術蹤跡、藝術秩序、藝術偏態、藝術回歸等詞語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頻繁地使用了藝術一詞，不管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在我看來，《文集》所達到的兒童文學批評的藝術化效果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兒童文學理論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匯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別是作者的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以下簡稱《批評史》)和《法國兒童文學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卷二是作者的單篇評論性文章和專著《兒童文學接受之維》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對中外兒童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進行的闡述，也是單篇評論性文章的結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論、評三部分，我以為，作者的批評的藝術化這一風格在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顯現。

批評的藝術化，通常是指批評主體批評思維的藝術化和批評呈現形式(批評文本)的藝術化。于《文集》，作者無論是對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發展史的探究，對文學現象的思考，還是對作家作品的體味和闡發，總是能以自己的學術激情和智慧對當時的文化語境進行獨到的研讀和體悟，進而以自己個性化的學術語言，為我們提供了既具理論深度又不失批評活力的學術文本。

文學史的書寫，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對史料進行藝術化處理顯得極為重要，這就需要書寫者對歷史的獨特悟性和對歷史尺度的準確把握，這種悟性和把握主要見諸書寫者以個人的史觀對史料進行篩選，并以此為基礎，完成文學史的文本敘事形態。

閱讀《文集》第一卷《批評史》和第四卷《導論》，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觀而辨證的史觀。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者，作者往往能對具體的文學批評作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肯定還是指出不足，他都不會以現今的標準去苛責前人。如在談到前蘇聯兒童文學理論對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影響時，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說，“雖然前蘇聯的理論模式在今天看來帶有許多消極因素和歷史局限，但它曾經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過促進的作用，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從中，作者對歷史把握的態度可窺一斑。此外，“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因果決定論所能決定得了的”、“理論的自信與理論的寬容同樣重要”、“當然，現代早期兒童文學研究中存在這些不足是難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評述在書中也時而出現。不僅是文學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滲透著作者的這一史觀，如“歷史的發展充滿了辯證法”，“歷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一種客觀現實，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學史觀決定著文學史書寫者親近歷史的方式，方衛平先生以自己對文學史持有的激情體悟著文學史。“作者一反傳統的史論述著中多見的述著者冷靜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場，以及隱蔽的‘幕后論理者’的角色慣例，頻頻在史論闡述的前臺‘亮相”，這既是作者對文學史懷有激情的一個注腳，也是作者親近文學史的具體方法——述評，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貫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評史》和《導論》都是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史實的理論闡發的結合，歷史描述顯得客觀而冷靜，理論闡發則透出作者的激情。兩者的結合可以為文本帶來活力和跳動感，而不見了文學史敘事中易于出現的沉悶之感。

文學史觀還決定著書寫者對史料進行收集、篩選和布局的方式。翔實、準確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這無疑得益于作者嚴謹的治史態度。作者在《批評史》的“后記”中提到，“由于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原因，更由于這一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蕪，人們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忽視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存在過的那些理論批評現實”，可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記中提到，為確定中國現代第一部《兒童文學概論》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還是“周侯于”，而翻閱了大量資料。正是作者治學的嚴謹，為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放心。雖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諸般努力，但，作者并沒有為此將自己收集的史料進行全盤羅列，而是以自己敏銳的眼光對史料進行解讀、篩選，這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導論》的工作即是“宏觀描述與微觀分析、總體把握和個案研究”的相互體認。《導論》主要是依照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敘述的，這即是“宏觀描述”、“總體把握”的一側。具體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對法國兒童文學進行了整體的把握，闡述了法國兒童文學歷史發展的主要特點，不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體論述部分述評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沿革。就“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時間為緯對法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分期，且他對每一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紀被概括為“法國的自覺”，18世紀被概括為“盧梭的世紀”，19世紀被概括為“黃金時代”，作者將法國兒童文學發展中的這一時期特征闡明為世紀特征，對此，他在前言中做了這樣的闡述：“法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發展節奏與世紀更迭的自然時序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也許只是一種巧合，但它確實構成了一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發展事實——對于本書來說，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敘述線索和邏輯框架”；不僅僅限于“世紀特征”，“微觀分析”和“個案研究”還體現在作者對各個歷史時期內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準確把握上，如19世紀的塞居爾夫人、喬治·桑、儒勒·凡爾納、埃克托·馬洛等，20世紀的圣·埃克蘇佩利、保爾·阿扎爾、馬塞爾·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當時一個時代的法國兒童文學發展水平的作家。史料與理論支撐的緊密融合，是《批評史》和《導論》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層次特色。人類學、文化學、闡釋學等中外文藝理論在作者的論評說時有涌現，但作者并不是為了搬用理論而用理論，他通常在這些理論的挪移中，與文學史料貼切結合，從而為自己的理論建構而用。

如果說史觀和親近文學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觀上的努力方向的話，那么對史料進行收藏、篩選和布局的方式則是讀者所見到的文本呈現方式，也是讀者借以對作者藝術化書寫文學史的風格進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觀上的內蘊同時也決定著他親近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論評中呈現出來的又是怎樣的藝術化方式呢?

理論探求是對思想深度展開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書名《思想的邊界》極富哲理性，但相信讀者讀后的強烈感覺是思想無邊界。“邊界”和“無邊界”看似矛盾，其實正是作者藝術化批評處理的結果。邊界是文本觸角延伸的限域，無邊界則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達到的空曠遨游狀態。在有邊界的文本格局里，飛翔著的思想卻沒有邊界。從有邊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論格局為“理論探索”、“批評縱橫”和《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三個版塊。雖然，三個版塊各有側重點，“理論探索”是對兒童文學中一個個具體理論點的探究，“批評縱橫”主要是對兒童文學現象的考察，包括對一些理論批評者和批評著作的考察，《兒童文學接受之維》是對兒童文學中的“接受”課題進行的闡發，但是，不同的豐富性正突現著作者的批評個性，他總是選取能觸動他的理論感動的批評點，這些批評點或者是在當時的兒童文學理論中尚且處于模糊狀態、有待探討的，或者是雖引起了諸多的理論關注，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的話題，如“理論探索”中的“兒童文學理論邏輯起點”話題、“兒童本體觀”話題、“經典”話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話題、“兒童文學的深度”話題和“少年讀者”話題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論儲備，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對這些話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將童年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觀點都給予了當時的探討以推動作用。“批評縱橫”中“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體系建設”的考察、對“浙江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近代兒童文學研究”的考察、對重要評論者的評論等。在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銳的理論眼光，通過對當時復雜的現實的透視，發出了自己的批評聲音；《兒童文學接受之維》選取的是兒童文學理論中受到普遍關注、并被加以諸多探討的“接受”問題展開的思考。作者在對中外文藝理論，如接受美學、解釋學、新批評等理論的信手拈來中，在對相鄰學科，如心理學、教育學甚至生物遺傳等學科知識的熟稔運用中，在將“接受”與現實兒童文學發展的聯系拷問中，將“接受”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層次。在作者營造的思想空間中，讀者體驗到的是思想上沒有邊界的展開和漫游。

作為一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方衛平教授既親身投入這一領域中出現的許多重大探索，也為其中某些固守的觀念而焦慮；既有對探索精神的積極肯定，也有對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問題進行的思考；既主動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樂意甚或期盼聽到其他批評者不同的理論聲音。

對文本的闡釋集中體現了闡釋者以自身的理論功底對文本進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與闡釋》，一則日文本，一則日闡釋，此卷正是對文本進行的闡釋，包括了“創作尋蹤”、“年度論評”、“作品解讀”、“域外偶拾”和“夢尋小記”五個模塊。文本在這里獲得了廣義上的涵義，它既是指記載了兒童文學創作者創作足跡的具體作品，如《灰顏色白影子》、《彭懿童話文集》、《六年級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兒童文學整體創作軌跡的文學記事，如1990年少年小說的發展，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兒童文學的發展等。進入作者理論批評視野的往往是當時兒童文學領域中的焦點文本，這顯示了他的學術敏感性，如“創作尋蹤”中對《中國少年文學書系》、對少年文學、對新的藝術常態及對《兒童文學選刊》等進行的思考，“作品解讀”中對常新港、梅子涵、張之路、班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關注，“域外偶拾”中對拉丁美洲的兒童小說、日本的“晴天下豬”等現象給予的注視。

作者在文本闡釋的批評角度的切人、批評尺度的拿捏、批評過程的推演、結論的得出及希望的表達等方面都具個性。盡管具體的評論文章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評擅長由描述切人論題，如《一份刊物和一個文學時代——論》、《青春的萌動——當代青少年文藝現象的描述和思考》、《論當代兒童文學形象塑造的演變過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論和材料的支撐下，他將批評層層推演、不斷深入，這種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將結論拋給讀者，而是使讀者在閱讀的帶動下完成自我意識中的推理過程，進而順應地獲得和接受結論的過程，藝術化的批評實現的是藝術化的接受。

第8篇

[摘要]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等學說，其實都是人們主觀建構的產物，并不具有客觀性。追問圖書館本質的努力，其實是制造圖書館學的“元敘事”。放棄對“元敘事”的制造，不再追問虛幻的圖書館“本質”，擺脫對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盲信，擯棄理性主義一元論的束縛，尊重價值觀之間的客觀差異性，從而走向多元價值觀之間的民主對話和博弈選擇，這是圖書館學理論應然的后現代走向。

[關鍵詞]圖書館本質　圖書館學理論體系　價值多元化　后現代

[分類號]G250

1　圖書館學“沒有”研究對象――不再追問本質

圖書館學有研究對象嗎?這一質問似乎很荒謬，也很幼稚，因為在現代性視野中不可能存在沒有研究對象的學科，某一學科之所以成立和存在，就是因為它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的研究對象。在現代性視野中，圖書館學理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就在于其能夠揭示和確認圖書館的本質，而這一本質就在于研究對象的準確認定上。長期以來，“界定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揭示圖書館的本質”的邏輯，頑固地支配著無數學者的思維路向。于是，在我們的教科書和論文中，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說”，不計其數。每一種“說”的提出者，幾乎都言之鑿鑿地論證和認定自己“說”的科學性、正確性、本質性……。然而，迄今為止，沒有一種“說”能夠得到學界大多數人的認同或贊許。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圖書館學本沒有研究對象，還是因為我們如此眾多的學者都只是“眾里尋他千百度”而未達到“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顯然都不是。問題出在思想方法上，即對現代性的基礎主義、本質主義思想方法的盲目崇信。按照基礎主義、本質主義的思想方法，圖書館現象如同自然現象――圖書館現象的產生必然基于某種“始基”、圖書館現象中必然存在某種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本質。然而，這種“始基”和“本質”是什么?誰能準確無誤地發現并界定這種“始基”和“本質”?顯然，誰也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圖書館現象并非自然現象，它的所謂“始基”或“本質”其實是人的主觀建構的產物，而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東西。既然是一種主觀建構，就不可能產生統一或同一的界定，而只能是“觀察視野”情境下的各種“一家之說”，甚至是不厭其煩的自言自說。包括當年聲名鵲起的宓浩、黃純元等以“知識交流論”來“追問圖書館的本質”的努力，也不能擺脫僅是“一家之說”的命運。

從后現代視野看，對圖書館現象的“始基”或“本質”的追問，實際上是人們總想做到“圖書館學的牛頓”的心態之表現，即欲求“一錘定音”、“一言九鼎”、“以一馭萬”、“惟我獨尊”的幼稚心態的表現。用利奧塔的觀點說，人們以界定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方式來追問圖書館的本質的努力，其實并不是在“發現”本質，而是在“制造”本質――即在制造烏托邦式的“元敘事”(meta-narrtives)。

事實表明，圖書館的本質是一個無法用“元敘事”方式確定的東西。這種永遠不可確定的東西，與其說它客觀存在，不如說它“沒有”!

2　圖書館學“沒有”理論體系――理論體系是“精神監獄”

圖書館學有理論體系嗎?這又是一個看似荒謬和幼稚的質問，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堅信：圖書館學既然是一門“學”或一種“理論”，必然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而且，正是這種理論體系的存在，才使圖書館學得以成立。于是，自從施萊廷格起，學者們紛紛提出“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如在王子舟先生的《圖書館學基礎教程》一書中就介紹有9種(包括他自己的)“理論體系說”。但是，這些所謂理論體系之間沒有兩種“說”是一致或相同的，有的“說”和其他“說”之間差異還很大。這說明了什么?還是思想方法問題――每個理論體系的提出者總想異想天開地提出一個比別人“科學的”、“優越的”理論體系。殊不知，所謂理論體系，仍然是提出者主觀建構的產物，是提出者以自己的“學科價值觀”為指導的“一家之說”而已。當然，對不同的“說”可以進行比較評價，但要知道，這種評價仍然無法擺脫時代的或價值觀取向的“前結構”的影響，從而不可能作出絕對客觀的、科學的評價。也就是說，各種理論體系之間不存在孰優孰劣的關系，永遠處于不可公度的分立狀態。因此，只有不同理論體系的提出者，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體系。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哈曼說過這樣一句話：“理論體系不過是一所精神監獄”。所謂學科理論體系，實際上就是學科內容的框架結構，這種框架結構不僅框定學科內容本身的結構，而且它還能框定認識者――尤其是初學者――的認識結構。這種認識結構一旦被認識者內化，就會變成長期支配認識者認知活動的一種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必然對認識者產生先驗性的、作繭自縛式的思想禁錮作用，這種思想禁錮無疑是一種“精神監獄”。尤其是把某種“理論體系”寫入教科書或出自某一“名家”的論著中的時候，其精神禁錮作用更是強大無比。

所以，熱衷于理論體系的營壘，無論營壘者的主觀動機如何，總是難免出現這樣兩種客觀后果：一是所提出的理論體系與其他已有理論體系無法相融，只是“又增加了一種理論體系說”而已，這實際上為原本不確定的理論體系又增添了不確定性；二是由于理論體系本身所具有的框架性結構特征，所以所提出的理論體系極易對他人或后人產生禁錮思想的“精神監獄”效應。

可見，初學者或后學者，若想避免陷入“精神監獄”的牢籠，其策略就是對已有理論體系進行“解構”(deconstruction)。其實，在后現代語境下，任何一種理論體系的營壘，都難免被解構的命運――任何一種理論體系的言說，終將落得“扶不起來的阿斗”的命運。面對這種命運，與其像西西福斯(Sisyphus)那樣徒勞無功地去營壘什么理論體系，不如像哈曼那樣視理論體系為“精神監獄”，把它當作“沒有”為宜!

3　放棄元敘事，尊重差異性――走向多元化

在上文中，筆者以圖書館學人砣砣追問圖書館本質和營壘理論體系的“西西福斯情結”為例證，批判了長期以來圖書館學人熱衷于制造“元敘事”的努力。在筆者看來，這種制造“元敘事”的努力該到終結的時候了。以往“元敘事”的泛濫，源于思想方法上的價值一元論，所以，“元敘事”的終結，意味著轉向價值多元論。這種趨勢的應然性在于：

――制造圖書館學“元敘事”，實際上是在制造圖

書館學的“真理”，而制造出來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真，乃最大的不真，也是最大的危害之源。社會意義上的“真理”，其實都是人的主觀意志制造和建構的產物，并不具有純粹的客觀性、必然性。或者說，所謂“真理”，其實都是由權力(包括學術權力)生產出來的。圖書館學中的“本質說”、“理論體系說”不斷被生產和泛濫，實際上是圖書館學領域中的真理話語權的不斷爭奪過程。所以，對圖書館學“元敘事”所追求的“真理”來說，重要的不在于這種“真理”的具體內容是什么，而在于“誰在說”、“誰在建構”。誰是真理的擁有者，誰有權力界定什么是真理?對這一問題能做出肯定的答案嗎?顯然不能。“我們渴望真理，但在我們身上找到的卻只有不確定”。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踐證明，輕易聲稱自己擁有或掌握真理是危險的，在這一點上，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希特勒當年發出的狂言：“我宣布我本人及我的繼承者在領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方面擁有政治上不會犯錯誤的權利”。圖書館學中的“真理”，可以輕易地被生產，但決不會輕易地被認可；與其生產“真理”，不如質疑“真理”。真理難尋，更難確定和壟斷(除了權力予以干預)。在這種情況下，真理話語必須保持多樣化和多元化(這句話不表明我本人是真理多元主義者)，任何人都不應該以真理的擁有者或發現者自居，而應該把是不是真理的判斷權交給他人、交給歷史――哪怕他人或歷史也永遠做不出“是不是”的判斷。

――制造圖書館學“元敘事”的努力，誘導著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興盛，抑制著方法論的多元化。圖書館學中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們認為，可以用某種邏輯方法準確無誤地概括和描述圖書館發展規律，這種邏輯方法可以簡而化之地準確解釋紛繁復雜的所有圖書館現象。邏輯實證主義者們還認為，實證方法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應受推崇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其他方法要么是虛幻要么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而應遭唾棄。于是，一些人開始沉迷于建構“邏輯圖書館學”、“抽象圖書館學”、“實證圖書館學”。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把圖書館的發展視為奔向某一事先確定好的目標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可以用邏輯的或數學的模型或公式加以精確描述，只要按照這種邏輯方法去思考、去實踐，圖書館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得到普遍的解決。顯然，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支撐的是“歷史決定論”或“歷史目的論”。然而，在后現代語境中，這種總體性、普遍性、精確性解決方案(即現代性解決方案)，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和解構。“自然并無計劃，歷史亦無劇本；原則上，并無任何單一鑰匙、任何公式能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并非解決，普遍的目的絕非真實目的”。還是哈曼說得好：“哲學家的任務，就是揭示生活中的全部矛盾、全部特殊性，而不是把它大而化之，或是用虛擬的抽象觀念、理想化的本體取而代之……上帝是詩人，不是數學家”。圖書館的發展決不可能按照某種抽象邏輯發展，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會事先顯露出來成為“已知條件”，可供邏輯推理或數學計算。因而，“邏輯圖書館學”、“抽象圖書館學”、“實證圖書館學”理論不可能給人們提供普遍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其有效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極其有限的。圖書館理論或實踐的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案，肯定不是單一的、確定的，反而肯定是多樣的和多元的，因而，多樣化研究方法和多元化解決方案及其博弈選擇，才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