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外藝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技術壁壘;產品認證制度;質量管理標準化工作

技術壁壘(TechnicalBarriertoTrade)簡稱TBT,由于它具有隱蔽性較強､透明度較低､不易監督和預測等特點,給我國及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造成很大障礙,同時也成為阻擋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屏障,是當今國際貿易中最隱蔽､最難對付的一種貿易壁壘｡

1技術壁壘及特點

技術壁壘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的歐共體｡70年代,GATT(關貿總協定)通過技術壁壘協定,90年代經修訂而成為WTO協定之一,由全體成員執行｡它是非關稅壁壘的一種,法規是其核心,標準是法規的支撐｡

技術壁壘是商品進口國在實施貿易進口管制時,通過頒布法律､法令､條例､規定､建立技術標準､認證制度､衛生檢驗檢疫制度､檢驗程序以及包裝､規格和標簽標準等,提高對進口產品的技術要求,增加進口難度,最終達到保障國家安全､保護消費者利益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

1.1技術壁壘的主要形式

(1)制定苛刻的技術標準｡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許多國家紛紛制訂和修訂環境標志技術法規,由于各國環境與技術標準的依據和指標水平､檢測和評價方法等不同,有可能對外國商品的市場準入構成貿易壁壘或被新貿易保護主義所利用,沖擊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

(2)嚴格的產品認證制度｡產品認證是政策相關部門頒發相當于質量證書的證明｡僅以電子､電器､機械類產品為例,強制性的頒發產品認證書的認證項目有諸如美國的UL､加拿大的CSA､歐盟的CE等｡這些認證標志已成為電子產品､機械產品輸往美､加和歐盟的通行證｡

(3)繁瑣的檢驗程序｡一是許多發達國家通過頒布繁瑣的技術調查､取證､辯護､裁定等程序并強制出口商執行,結果費時､費力､增加出口難度;二是很多國家不認可同等效力的出口國的檢驗方法和檢驗程序,另搞一套做法,讓出口商執行;三是將檢驗要求延伸至生產領域,如不少國家對進口植物產品要求有一定的隔離種植期,對木質包裝物的生產要求特殊的熏蒸處理等｡

1.2技術壁壘的特點

(1)隱蔽性｡技術壁壘間接作用于國際貿易領域中,它的保護性更為隱蔽,影響更難預測｡它在看似公平的法律法規中,摻進了國與國之間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人為的因素,有意把一些標準或規定復雜化,使外國進口商品難以符合這些規定的要求,成為一些國家限制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的借口｡

(2)廣泛性｡技術性壁壘涉及面非常廣｡從產品看,不僅包括初級產品,還涉及所有的中間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從過程看,其涵蓋了研究開發､生產加工､包裝運輸､銷售和消費等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從領域來看,從有形商品擴展到金融､信息等服務貿易及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

(3)法規標準日趨嚴格｡各國為有效保護本國市場,阻礙外國商品的進入,不斷在標準和法規上下功夫,使原有的標準和法規日趨嚴格｡如1990年美國國會批準《營養標準和教育法》,加強了對食品標簽的管理職能,要求FDA對營養的正確標志加以管理｡其后,又制定了與FDA相關的法律《嬰兒藥法》､《茶葉進口法》等｡

(4)爭議性｡WTO原則允許各國根據自身特點(如地理及消費習慣等),制定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因此,許多國家可以利用各國標準的不一致性,靈活機動地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標準｡這樣就導致不同國家之間相互協調的難度加大,更多的引發國際貿易糾紛｡2技術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

(1)嚴重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商品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以

及東盟､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80%左右｡這些國家更愿意采用技術壁壘這種隱蔽性高的貿易保護措施來限制我國的產品出口｡我國出口的產品如果達不到他們制定的標準,就會遭淘汰,失去一大片市場｡有數據表明,2005年,浙江共有33.6%的出口企業遭遇國際技術壁壘,造成的經濟損失從2004年的25.5億美元上升到58.5億美元,增幅超過一倍｡

(2)使我國出口企業的產品成本增加｡我國的出口商品受阻,很多情況下是由于信息系統不發達,對進口國的各種技術限制知之不多｡企業只得通過貿易商社索取標準,即使得到標準,又往往缺乏最新修訂版本｡這樣幾經周折,廠家的成本自然也就提高了｡一些國家制訂的技術標準很苛刻,我國的許多出口企業由于生產技術水平的限制和缺乏嚴格的質量管理,往往達不到相應的要求｡企業倘若要滿足對方要求,勢必修改設計､改變工藝,這會相應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此外,由于我國的認證體制尚不健全,同一種產品為適應不同的市場,需進行多次的重復檢驗和昂貴的檢驗費用,提高了出口產品的成本｡另外,對方要求使用的材料､零部件也要認證,國內采購比較困難,大多要從國外進口,成本也將提高｡

3跨越技術壁壘的對策思考

要沖破技術壁壘的限制,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1)企業應切實加強質量管理標準化工作｡目前國家通行的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都是管理體系認證的組成部分｡我國標準要全面向國際技術標準靠攏,在繼續采用國際標準的同時,組織更多的標準化專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把我國的一些意見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國際標準中去,為我國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條件｡

(2)企業要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對于由于技術水平差異造成的貿易壁壘,企業要提高自身的素質,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對國際間已達成的協議,我們要承擔應盡的責任,同時,利用TBT協議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根據我國國情來對待｡對具有明顯的歧視性措施,我們要堅決予以反擊,采取雙邊磋商或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

(3)建立咨詢與信息服務機構,積極參與國際交流｡盡快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技術咨詢機構,及時收集有關國家和有關國際標準化機構的各種信息,將這些信息及時反饋給國內各級技術標準化機構及有關單位,直接為我國企業､部門提供技術信息服務｡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機構的各種活動,包括技術法規､標準的制定,本國法規､標準的解釋與認可以及對有關國家技術法規的評論等｡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應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的制定工作,而且對我國有特殊利益的產品,如紡織品､大米等,應設法請求磋商,制定相應的國際標準｡掌握標準的制定權,就意味著占領競爭的制高點｡

(4)適時調整產品的出口經營策略｡區域化集團貿易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大趨勢,在區域經濟集團內部,包括技術壁壘在內的各種貿易障礙較小,但對區外產品的技術壁壘越來越嚴｡對此,很多國家實施了經營戰略大調整,從沿襲已久的“貿易立國”逐步轉向“海外投資立國”｡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出口企業借鑒｡我國出口企業要想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比較穩定的份額,必須轉變經營思想,確立正確的營銷觀念,由出口貿易為主轉向貿易與投資并重,力爭在海外直接設廠,建立一批跨國公司､企業,把投資的重點定位在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和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將技術壁壘的不利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第2篇

[關鍵詞]稅收政策；跨國公司；外國直接投資；區位決策；文獻述評

來自聯合國貿發委(unctad)的資料顯示，為了增強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吸引力，各國不斷采取稅收激勵政策以改善其投資環境。那么，稅收政策對fdi區位決策的影響到底如何呢?圍繞這一問題，國外學者做了大量有益探索。

一、稅收政策在fdi區位決策中的重要性

在其他區位因素相同的情況下，稅收政策會影響投資凈收益，進而影響fdi的區位決策。然而，現實中各國的區位因素往往不同。鑒于此，早期的文獻借助調查和計量分析手段，試圖確定稅收在fdi區位決策中的重要性。

(一)對利益相關者的調查結果

barlow和wendert通過對美國247家海外投資公司的調查發現，僅有10％的公司把東道國稅收優惠政策作為其對外投資的條件之一，另有11％的公司提到東道國的稅收激勵政策對fdi有一定影響，但其重要性在貨幣的可兌換性、保證免于國有化征收、政治穩定性之后。robinson對205家跨國公司的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該結論。同時還發現，針對fdi區位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企業界和政府部門的看法有很大差別。政府部門認為，稅收減讓是fdi區位決策的首要影響因素。但私人投資者卻認為稅收減讓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aharoni的調查結果顯示，東道國的稅收減讓對公司的投資區位決策沒有影響，收入稅減免的投資激勵作用十分微弱。不過，受訪的東道國政府官員卻認為，稅收減免是吸引fdi的一個強有力的激勵措施。此后，對外國投資者的調查研究仍在繼續。simmons對600家世界最大跨國公司經理的調查發現，在眾多fdi區位決策的影響因素中，公司稅的重要性位于政治穩定性和市場規模等之后居第八位。這些研究進一步說明，盡管稅收可能是fdi區位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調查研究方法的缺點在于，被調查的投資者可能為了得到減稅的好處，或擔心政府取消稅收優惠而夸大稅收激勵的作用。

(二)計量經濟分析結果

為了更為精確地揭示fdi對稅率變化的敏感程度，早期的一些學者還嘗試借助計量分析手段展開研究。其中，root和ahmed利用41個發展

(三)跨國公司投資方式差異

hartman估計了跨國公司不同投資方式對稅收激勵政策的反應后發現，利潤再投資更容易受到東道國稅率變化的影響，母子公司內部借貸融資方式對稅率的反應則不敏感。由于股權加債務的外部融資方式同時受到母國稅收體制影響，東道國稅收激勵效果將被削弱。也就是說，fdi的構成不同，其對稅率的反應也會不同。rolfe等的研究發現，新建企業更偏好于減少初始投資費用的稅收激勵政策，比如購 置設備和原料的稅收減免政策，擴建企業則更偏好于提高目標利潤的稅收激勵政策。swenson把fdi分為6個組成部分，即新建投資、擴建投資、并購、合資、增加股權和其他fdi，數據涉及46個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美國50個州的不同投資項目。研究結果表明，對大多數fdi而言，稅收對新建投資和擴建投資的影響顯著為負。即美國公司稅率越高，實際投資將下降。然而，并購投資在所有案例中都具有顯著的積極效應。因此，使用加總fdi數據很難解釋其影響。

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低稅率可能是實施多元化市場戰略而非特定市場戰略類跨國公司投資區位決策的一個關鍵因素，比如一些因特網業務相關的公司、保險公司和銀行等。在低稅率國家設立子公司可為其母公司實施稅收規避戰略提供機會。因為，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要對這類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的母公司征稅都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高稅率國家進行征稅時，跨國公司就會通過內部轉移定價的方式，把利潤轉移到低稅率國家，以達到國際避稅目的。另外，跨國公司還可以根據東道國稅收激勵政策的變化調整其海外子公司利潤匯回母國的時機。實際上，這一結論可以部分地解釋稅收天堂國家和地區成功吸引fdi的原因。

三、東道國不同稅收政策工具的激勵效果

實踐中，各國用于影響fdi的稅收政策工具五花八門，常用工具包括減少公司稅、免稅期、加速折舊、投資補貼、進口稅減免、免稅等。傳統研究主要考察與公司收入稅相關的政策工具，比如稅收優惠期、稅收補貼等，但這類政策工具對非贏利企業來說沒有任何幫助。關稅和本地間接稅減免(主要針對特定產業部門)在許多國家一直存在，但使用時會受到國際或雙邊貿易協議約束。因此，已有研究多數是對公司稅及稅收體制效應的分析。

(一)普遍性地降低公司稅率

高稅率國家和地區降低公司稅率的余地較大，比如香港、黎巴嫩和毛里求斯等。降低所有企業的公司稅率可使投資者保持更大利潤，其本身就是一種激勵。由于稅率較低，投資者沒有必要逃稅，政府也就能保持一定的稅收收入。同時也大大簡化了稅收體制，減少征稅成本。這對投資者來說無疑是一個信號，即該國政府傾向于通過市場機制來調控最優投資水平，從而避免了政府非正當行為的干擾。因此，外國投資者會偏好于公司稅較低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公司稅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然而，普遍性的低稅率政策也有一定局限性，可能削弱該國的稅收中性體制。盡管普遍性地降低稅率簡化了稅收體制，有利于進一步吸引fdi，從長遠來看還可以提高稅基以補償初始的稅收損失，但在經濟轉型期，突然普遍性地降低公司稅率可能減少東道國的稅收收入。

(二)選擇性的稅收激勵政策

選擇性的稅收激勵政策可以降低減稅初期導致的東道國財政收入損失，并有助于激勵特定產業的投資，政府也可以有更多自由決定權。選擇性的稅收激勵政策一般通過免稅期、臨時性的稅收折扣、投資津貼等形式間接地降低公司稅率，往往被新興市場國家采用。免稅期的最大好處在于，一旦公司開始盈利就可以獲得免稅帶來的更大利益，其對于自然資源部門或者其他會產生租金的部門、市場導向型企業、短期投資者(如貿易部門)，尤其是流動性較大的投資有一定刺激作用，但對已有企業追加投資，以及需要長期資本投入的投資者不利，同時還可能產生一些虛假投資現象。此外，上述稅收激勵政策還可能隨著納稅人逃避稅技術的不斷成熟而嚴重侵蝕稅基。比如，投資者通過各種逃稅手段把大量利潤轉移到符合稅收免稅期的企業，就可能導致東道國稅收收入的損失。一些企業也可能在免稅期結束時迅速撤離或注銷，或者重新組建新企業以繼續享受免稅期待遇。許多工業化國家允許外資企業通過加速折舊、稅收津貼或課稅扣除等方式抵銷其投資支出，以盡快收回投資。投資稅收津貼具有明顯的優點，可以鼓勵跨國公司進行長遠投資規劃。由于能準確地對目標投資活動實施鼓勵，投資稅收津貼不僅能減少東道國的稅收損失，而且能夠鼓勵企業再投資。如果投資稅收津貼是可補償的，東道國政府和外國企業將共同承擔投資的成本和風險。同樣，投資稅收津貼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缺點。如果投資稅收津貼是不可返還的，已有企業可以獲得所有的津貼，而新建企業只有達到一定的收入門檻才能享受稅收津貼，那些投資周期較長項目可能比那些獲利較快項目享受的稅收津貼要少。當通貨膨脹嚴重的時候，稅收津貼會加劇稅收體制對fdi企業行為的非均衡影響。高通貨膨脹率國家的外國企業通過借貸融資將會受益更多，因為投資支出的稅收扣除會更加實惠，這一點與免稅期和低公司稅率政策恰好相反。

(三)公司稅收體制的綜合效應

通常而言，東道國的公司稅收體制包括多方面的內容，不僅涉及各種具體的稅收政策工具，而且還包括征稅體制等方面的內容。最近，simmons把東道國稅收體制分解為13類變量，其中直接與稅收負擔水平相關的有6個，包括稅率、稅基、預提稅率、雙重稅減免及其水平、特殊稅收激勵等，另有4個與稅收管理相關的變量(包括稅收征繳、反避稅法律、爭端解決和遵守成本)和3個與稅收制度優劣相關的變量(包括稅收體制的透明度、穩定性、可預見性)，各變量被賦予不同的權重，然后根據調查結果加權計算出稅收激勵指數，以此反應東道國的稅收總體水平。研究結果發現，稅收激勵指數與fdi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四、國際稅收競爭和協調

東道國的稅收激勵政策會影響跨國公司在區域性市場(比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等)中的投資區位決策。devereux和griffith的研究發現，平均有效稅率對美國企業在歐盟具體國家的投資區位決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影響美國企業選擇是否到歐盟投資。該發現驗證了forsyth的觀點，即一旦區位決策被局限于少數某個地區或國家時，稅收激勵政策就可能扮演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除稅收激勵政策之外，這些地區或國家的其他區位因素大致是相似的。由此，稅收競爭就成為可能。

(一)國際稅收競爭

既然稅收激勵政策對區域性市場的fdi區位決策會有重要的影響，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稅收競爭將不可避免，并可能出現“競爭到底線”的問題。最大的擔憂還在于各國互相攀比，不斷開展稅收競賽，并導致“囚徒困境”的結局，這是一種以犧牲東道國福利為代價而使外國企業獲益的零和博弈。haaparanta的研究表明，如果東道國的主要動機是創造就業或者獲取研發型投資，那么這些國家將致力于通過稅收競爭來吸引fdi。hauffer和wooton l18j認為，稅收競爭與東道國市場規模大小也有關系。理論上，國內市場較大的東道國更傾向于稅收競爭，因為這些國家可以從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中受益。根據新經濟地理學文獻，由于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的存在，“競爭到底線”現象將會非常普遍。富有吸引力的國家可能會利用它們的區位優勢來保持較高的稅收租金(源于集聚經濟，而不是資本的利潤)，并且不會導致fdi流出。即便起初實施了較大的激勵政策，隨后再提高稅率，也不會喪失吸引力。mooij de和ederveen認為，稅 收差異對于fdi的區位決策確實重要，但不一定會導致競爭到底線，因為市場潛力和公共投資也很重要。simmons最近考察了稅率和稅收收入之間關系，并對國際稅收競爭的存在性提出了質疑，認為盡管從全球來看，總的趨勢是各國法定稅率和有效公司稅率在持續下降，并逐步收斂，甚至為零，比如，歐盟近來的稅制改革的趨勢仍是降低公司稅稅率，部分北歐國家公司稅率近乎為零，但近年來，oecd國家不斷增加的稅收收入或負擔卻不能完全證實存在稅收競爭。可能的解釋是，國家間的公司稅收差距仍然很大，或是稅收負擔由資本所有者轉向了一些流動性稍差的要素所有者，比如勞動力。總體看來，是否存在稅收競爭還依賴于其他諸多因素，比如政府之間是合作還是非合作競爭?跨國公司面臨的是競爭性市場還是非競爭性市場?等等。

第3篇

【關鍵詞】許秦豪電影劇作模式人情關系

近日，由駐華韓國文化院、北京電影學院聯合舉辦的韓國著名導演“許秦豪”邀請電影展在北京電影學院劇場拉開帷幕，其中展映的四部影片是《八月照相館》(1998)《春逝》(2001)《外出》(2005)、《幸福》(2007)。導演對于轉瞬即逝的愛惜的把握和生命無常的追問延續其中，影片的敘事節奏舒緩細膩。影像風格唯美清新，不疾不徐地講述著一個個都市年輕人的愛情故事。國內、國外均取得不俗票房成績，其中影片《八月照相館》(1998)獲得韓國大鐘獎優秀新人獎《春逝》獲得動京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外出》(2005)《幸福》(2007)分別入圍多倫多電影節競賽單元等多個海外電影節。

美國學者羅伯特?科恩在《戲劇》一書中提到：“在某個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一個模式，通常在本科生的論文中不會有類似的發現，而專著似的博士論文中才會更多一點。雖然如此，這仍是評論戲劇或任何藝術論文寫作的最終極目標。在個別戲劇作品中發現審美或編劇法意義上的模式，不僅會使被討論的作品的性質更明確，更是對整個藝術來說都有所啟示的亮光。”從劇作模式的角度看，情感大師許秦豪這四部影片在敘事上有異曲同工之處――即都同屬于“人情關系”模式之“異性模式”。作為電影劇作模式之一種，人情關系模式的電影劇具有相似的特征：重細節不重因果的敘事論證手段，劇作聚焦于人與人之間相對溫和、復雜、微妙的人際情感關系。如《水中刀》、《我們倆》、《美術館旁邊的動物園》等等。

作為一種敘事類型，人情關系模式影片在兩個基本人物的設置上，根據人的自然生理屬性，可還原為集中配對模式：長幼模式、異性模式與同性模式。就總體而言，“電影模式是‘類’化而不是個化的，電影劇作模式具有持續性，也是人類重復性文化策略在劇作中的應用。有些電影模式由于其表意對象屬于人類永恒性母題的范疇，就將會跨越時空的局限，在整個電影發展進程中綿延不斷。”比如，表現人類忠貞不渝的愛情故事的影片本文會構成一個持續性特強的電影模式，只要人類忠貞之心不滅。電影這一媒體形式不亡，這種電影形式就將永恒地持續下去。從敘事策略關照許秦豪電影劇作，會發現他的影片無疑是將“人情關系模式”這一范例反復應用的成功典倒。

從影片《八月照相館》、《春逝》，到后來的《外出》、《幸福》，這些影片在人物關系設置上非常簡單，自始至終，導演采用的是一對一的異性配對模式。通常，在人情關系模式的影片中，異性模式基本構成為一男一女。按照“二人從陌生――相識――相知相愛――分離(或重合)”的人物關系發展過程”來組織情節，展示關系，折射出該類劇作的“／慰籍”主題。在這類劇作當中，具體情節之間重細節而不重因果，推動影片劇情進展的是兩個人的關系的發展、變化，或者是人物之間相互發現的過程。與常見的“沖突支撐劇作”的劇作不同，其中，情節之間的細節積累支撐劇作，層層聚集，漸變式的積累直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來臨時打動觀眾。幾部影片著重展示的階段。是二人在相知相識相處的過程，和二人的愉快時光、對一段段純美的愛情的描繪。無論是《八月照相館》的攝影師利用影像保存生命終結前的美好時光，還是《春逝》白勺錄音師透過錄音嘗試捕捉來去無蹤的愛情，或者《外出》中以時間的外部流程為框架，展示兩個人物問難以言傳的復雜狀態，《幸福》中關注兩個主人公由相愛到分離過程分離的論證，都是這種細節支撐劇作的漸變過程。

通過表格，考察這～模式下四部影片的影片的情節動力、結局、主題等，不難發現：

人。隋關系劇作在整體結構上有穩定的敘事模式，即“相斥――相愛――分離(或面臨威脅)――重臺”的人物關系發展過程。在這個敘事規范式中，“分離”的母題恒定地存在于每一個人情關系式的劇作中，有其內在的審美心理依據。“死生事大”，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生命與死亡都是反復被講述的主題。愛本能與死本能的主題是一直貫穿于人類藝術史的亙古命題，死本能的能量釋放使得人在體驗悲劇性情感時能帶有某種意義上的。通過列表，可以看出。許秦豪的這四部劇作，完全遵循“人情關系劇作”模式“相斥――相愛――分離(或面臨威脅卜重臺”的設計套路，其中“重合”的部分被省略掉，四部電影的劇作設置嚴格按照這一模式建構故事。

在考察影片看似淡化情節的敘述方式時，會發現傳統的戲劇元素“突轉事件”依然存在，而這些事件往往并非來自外部的突發事件或者生硬的“機械降神”，情節的驅動力來自之前鋪陳交待過的人物內在，具備相當分量的情節邏輯，這也使得劇作設置較為合理自然。考察每部影片結尾：影片均符合“離開”(離開戀人的設置出現3次、撒手人寰的設計出現1次)這一原則，從而使劇情充滿悲劇色彩，增加了敘事張力。在愛情劇中。追求悲劇美常常會使用類似手法，主角的死常常喚起觀眾的悲劇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任何藝術都是依賴于人內心情感一這一人類特殊的精神活動來創造和傳播的。電影劇作的情感本性決定電影藝術的創作與互動就是人類的情感互動。“情感傳遞”是所有藝術的共同特征，“情感傳遞”在藝術創作的不同狀態中呈現出流動與阻遏的現象，這都來自于藝術創造主體――作者對情感的把握程度。在許秦豪四部電影所有視聽段落的點之后，是人物內在細膩深刻的情感較量。以人物內在情感關系的流變為潛藏的敘事脈絡――這也是人情關系劇作模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