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1 17:09:1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財政政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通過相關措施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
農民的行政費用占據農民經濟生活費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減輕農民的負擔，首要前提是減少農民的行政費用支出。其次，民主選舉也很重要，農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好的領導者，民主決策問題得不到解決，所以政府應該在每個農村實行民主選舉的制度，通過民主選舉推薦一個合適的領導者，為農民的經濟問題出謀劃策。另外，農村的稅費征收問題也是一個關鍵點，一些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加上稅費的征收，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生活的經濟壓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應該加強稅費改革，實行減免征收稅費，為農民減輕一點生活負擔。
（二）政府要加強對農業的支持
加強農業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應該提倡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通過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不但可以提高農民的勞動收入，還可以保護環境，保持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調整農業的生產結構來促進農業的發展，通過協調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來促進農業生產結構的完善。培養農業方面的優秀人才也很重要，國家欠缺的就是農業方面的優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養農業方面的技術人才，讓更多對農業感興趣的人參與到農業發展中來，從而促進農業的穩定增長。
（三）實施財政補貼政策
政府要加強對糧食價格的控制，實施財政補貼政策來鞏固農民的收入，目前，我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須建立糧食保護制度控制糧食的價格。也可以通過財政方面的補貼，穩定農產品的價格，提高農民日益發展的生活水平，將越來越多的農產品銷售到市場，來增加農民的收入。政府還可以實施合作醫療、社保等財政補貼政策，幫助農民盡快的脫離貧困生活。
二、經濟轉軌時期財政政策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首先，促進了農業的增長。據統計，近年來我國的農業發展狀況還是比較樂觀的，國家和政府對農業發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國的農業領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使得農田的灌溉面積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生態環境得到了保護，政府實施有效地財政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促進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推動了農業的綜合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農業發展還處于初步階段，經過財政政策的實施，解決了我國農業方面的很多問題。農業的發展，保護了我國的生態環境，推動了農業的綜合發展。農業的綜合發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決于耕地面積的增加，耕地面積的增加使越來越多的人才投身于農業研究中，通過技術方面的培養和研發不斷擴大的糧食的產值，增加糧食的種植面積，促進農業的綜合發展。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新的農業發展制度取代了傳統的農業發展制度，讓更多的農民走進市場，優化了農業的產業結構，使農民的收入不斷增長，給農民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最后，實現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貧困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還是很大的，國家實行一系列的財政補貼制度，縮小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緩解了農民的生活壓力。為了實現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國家還實行了退耕還林政策，通過收購農民的土地，給予農民以經濟上的扶持，既保護了環境，也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財政政策的實施縮小了貧富之間的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另一部分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樣不僅節省了很多的財力資源，也讓更多的農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過對農業不斷地探索總結，實現了致富的夢想。
筆者以Branson等的模型為基礎，在貿易品的生產中引入進口中間品變量，并沿襲Han的模型引入財政政策變量，同時考慮多邊貿易流和宏觀經濟政策，貨幣當局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目標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從而構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假設本國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生產2種商品:出口品X與非貿易品O。出口品的生產用到勞動L以及來自各個國家的進口中間品投入Fi(i=1，2，……，N)，非貿易品的生產只用到勞動L。本國從外國進口的商品包括中間品投入以及最終商品。本國進口中間品的價格、外國非貿易品的價格以及任意兩外國間的雙邊名義匯率對于本國而言都是外生的。勞動力數量標準化為1，且勞動力市場是充分就業的。參數定義見表1。
(一)出口品市場出口品的供給取決于本國出口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其中，第i國對本國出口品的需求是本國出口到第i國的貿易品(以第i國貨幣計價)與第i國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函數。為了簡便，假定所有國家對本國出口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都等于dx，并且本國出口品在所有國家的(本幣)價格是相等的。式(4)表明出口品數量的變動是第三國實際匯率的變動、進口中間品價格有關項的變動以及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的函數。式(3)、式(4)與Branson等的差異在于:進口中間品的存在使得均衡價格及產出中多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這一項，這是因為本國生產需要從各國進口中間品投入，其通過生產成本影響出口品的價格及數量。其他條件不變，本國從第i國進口的中間品投入價格增加會導致出口品成本上升，從而使得出口品供給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最終導致出口品均衡價格上升、數量減少。
(二)進口市場本國從外國進口的商品分為兩類:中間品投入以及最終商品。中間品投入用于本國出口品的生產，而最終商品用于國內消費。遵循Han的方法，引入財政政策變量，假定政府支出完全用于購買進口最終消費品和非貿易品。1．進口最終商品市場在此市場上，假設本國政府花費uG用于購買進口最終商品，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u表示政府花在進口最終商品上的比例。第i國提供的最終商品供給為即進口最終商品均衡價格的變動是本國非貿易品價格的變動、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第三國實際匯率變動、實際收入變動以及名義利率變動和政府支出變動的函數。將式(7)代入式(5)，可得進口最終商品的數量變動M^是本國實際匯率變動、第三國實際匯率變動以及其他彈性參數的函數。2．進口中間品市場進口中間品價格是外生給定的，數量則由出口品需求決定，二者的變化分別為
(三)非貿易品市場本國非貿易品的需求設定與進口最終商品類似，即其與非貿易品均衡價格的變動影響因素相同。若其他條件不變，進口中間品價格增加則會降低非貿易品均衡價格、增加非貿易品均衡數量。原因在于，進口中間品價格增加導致出口部門意愿勞動的需求減少、而非貿易品部門意愿勞動的需求不變，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最終導致實際工資降低、非貿易品部門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非貿易品部門的產出增加，進而降低了非貿易品均衡價格。
(四)貨幣市場實際貨幣需求是實際收入與名義利率的函數。
二、一籃子貨幣最優權重的計算
在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均衡的條件下，假定政府的目標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據此求解最優權重。式(21)表明在垂直貿易方式下，本國實際匯率變動不僅與外國實際匯率變動以及本國財政支出變動有關，而且與進口中間品項(J^i+q^Ii－q^N)有關。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本國從第i國進口的中間品價格發生單位變化，則會改變貿易余額，其變動為Γ3i單位。為了保持貿易余額不變，e的變動應為wTBIi單位。而第i國貨幣貶值1單位，將會惡化貿易余額(Γ2i+Γ3i)單位。為了彌補第i國貨幣貶值影響，保持貿易余額不變，e應升值(或貶值)(wTBi+wTBIi)單位。當政府增加1單位支出購買進口最終商品時，貿易余額同樣會惡化，此時本國貨幣應升值(或貶值)Z1單位。式(22)右邊比式(21)少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以及G^項，而式(23)右邊比式(21)少了進口中間品有關項。這是因為Branson等是在最終商品貿易模式下求解最優貨幣籃子權重，且未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與Han模型的差異在于:在出口品生產中引入進口中間品變量，考慮垂直貿易對一籃子貨幣權重的影響，貿易品生產函數式(1)、非貿易品生產函數式(11)均出現了pfi。在這些假設下得到式(21)，表明在垂直貿易模式下，進口中間品會通過貿易品成本的變化影響生產要素(勞動)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的配置，從而影響貿易品、非貿易品的均衡價格及數量，進而影響到本國實際收入，最終對最優貨幣權重產生影響。因此，當pfi發生變化時，為了維持貿易余額不變，本國實際匯率應相應改變wTBIi，盡管第i國實際匯率與政府支出未發生任何變化。式(21)中wTBi是保持貿易余額不變的一籃子貨幣最優權重。Z1則是e針對政府購買變動的最佳反應。
三、實證分析
以中國經濟為例，實證分析垂直貿易、財政政策對籃子貨幣的影響。
(一)模型建立與數據選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資料，2006年～2012年中國的三大貿易伙伴分別是歐盟、美國和日本。依據方程式(21)提供的實際匯率、進口中間品和政府購買之間的內在關系，將美國設定為基準國，實證分析模型設定。表示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的非貿易品價格，qIEU、qIJP表示中國從歐盟、日本進口的中間品投入價格(對應國貨幣計價)，JEU、JJP表示歐盟與美國、日本與美國的雙邊匯率(間接標價法)，e表示1單位美元等于多少單位人民幣。因此RCN表示中國實際匯率，REU、RJP分別表示歐盟、日本的實際匯率，RIEU、RIJP分別表示歐盟、日本的中間品有關項。由于各國的非貿易品價格沒有現成的數據，本文根據Engel的方法，將消費者價格指數中的服務價格指數作為非貿易品價格。由于未找到日本的服務價格指數，故用日本服務業的生產者價格指數(serivesproducerpriceindices，SPPI)作為替代。中間品價格使用出口價格指數替代。筆者選取2005年7月至2014年3月為樣本期，數據為月度數據。中國的名義政府購買支出、服務價格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美國、歐盟(18國)的服務價格指數分別來自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日本的服務業生產者價格指數(2010=100)來源于日本央行。服務價格指數的原始數據除中國外，都是以2010年為基期。中國的服務價格指數是以上月為基期。歐盟(18國)、日本的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來源于歐洲統計局與日本央行，二者均以2010為基期。美國的出口價格指數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以2000年為基期。美國的出口價格指數和中國的服務價格指數均換算成2010為基期。中國的實質政府購買支出通過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得到，使用X12進行季節性調整。數據處理采用Eview6．0軟件。
(二)單位根檢驗首先對各個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即進行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均為非平穩序列，但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形式在該顯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即為I(1)。
(三)協整檢驗和誤差糾正模型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所有變量均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均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上述6個變量之間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說明經濟變量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
(四)基于VECM的分析1．模型簡介Granger定理提出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一定具有誤差修正模型的表達形成存在。根據這個定理得出VECM的一般表達式。其中，αECMt－1為向量誤差修正項，即分量之間的協整方程反映了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而整個VEC模型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及變量滯后期的短期波動對當前變量的短期波動Δyt的影響。VECM的系數α則反映變量之間的均衡關系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將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調整力度。因此，VCEM用于考量經濟系統中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及短期關系。式(27)及式(28)中［］均表示t值。協整方程表明:中國實際匯率、歐盟實際匯率、日本實際匯率、歐盟中間品有關項、日本中間品有關項以及中國政府購買這6個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在這種長期均衡關系中，lnREU、lnRJP的系數符號相反，說明歐盟實際匯率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減少，而日本實際匯率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增加。lnRIEU、LnRIJP的系數符號也相反。政府購買支出(lnG)增加會導致中國實際匯率減少。協整方程反映了6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通過誤差修正模型(ECM)，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些變量之間的短期相互影響和協整經濟變量之間由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調整的動態過程。得到的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負，且統計是顯著的，表明在每個時期內lnRCN的實際值與其長期均衡值的差距約有6．01%得到修正，lnRCN在受到短期干擾后能調整到長期均衡路徑上，但是調整的速度較慢。從自身和其他變量的t統計量來看，在5%的置信水平滯后1期的自身、歐盟實際匯率、歐盟中間品有關項lnRIEU以及政府購買支出的影響顯著，其他變量影響較弱。3．方差分解表3提供了中國實際匯率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中國實際匯率自身影響很大。在前5期，日本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要大于歐盟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但以后各期，歐盟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反而大于日本實際匯率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這可能是因為初期日本距離中國較近，便于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但后期歐盟市場的廣闊容量，使得距離的影響變得次要。隨著預測長度的增加，中國實際匯率對歐盟實際匯率的變動更加敏感，這表明歐洲市場和亞洲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lnRIJP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非常小。政府購買對中國實際匯率的貢獻率也隨著預測長度的增加而變大。
四、結論
民經濟進行反周期調節。輿論普遍認為，這筆巨額國債將對拉動經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人們對財政政策在此番啟動經濟過程中還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財政政策還有潛力可挖嗎？就這個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著名財政專家、財政部財科所付所長賈康。賈康認為，在千億元國債出臺后，財政政策在當前經濟背景下，仍然大有可為。
貼息杠桿“四兩撥千斤”
說到財政政策，人們總會想到，我國中央財政手頭拮據，地方財政也不堪重負。因此，靠財政直接出錢不現實，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經濟。那么能不能運用杠桿作用和市場經濟下的趨利規律，尋找一個靠財政政策四兩
撥千斤的辦法呢？賈康提出，財政貼息在引導社會投資上便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所謂財政貼息，即財政只代為支付部分（特別情況下也可是全部）貸款利息，由項目本身負責貸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償付。這樣可以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和協調引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行為。賈康舉例說：如果金融機構年貸款利率水平為10％，某一基礎設施項目需要資金100億元，卻只能承擔5％的年利率，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原理，它無法從商業性貸款渠道得到所需資金。但若由財政承擔另外5％的年利息，對于貸款方來說，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從而愿意向項目提供資金。這樣財政不僅有效地支持了該項目的建設，而且用5％的貼息資金引導了相當于100％的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杠桿效應高達20倍。在同一個例子中，即使財政作全額貼息，也是以10億元預算內資金拉動引致了100億元的社會資金流入重點建設項目。這樣事半功倍的措施，財政何樂而不為呢？據估計，當前我國約有近10萬億元的社會資金。投資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資金來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導機制。財政運用貼息方式進行政策性融資，第一，并未對原已十分緊張的預算內財力施加更大的壓力，只是將原有資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變為財政貼息，可行性強；第二，時滯期限短，項目確立后可立刻付諸實施，對社會投資需求的拉動作用近乎立竿見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桿作用明顯，其效用放大倍數等于1/貼息率。貼息資金通過政策性優惠、彌補項目直接經濟效益方面的缺陷，體現國家產業政策，是政策性融資的有效工具。
減稅不行可以減負
在當前企業效益滑坡、庫存增加的情況下，一些人提出“減稅”的主張，賈康認為，在我國目前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仍應注意財政收入的增長，減稅總體上操作余地不大。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財政不斷減稅讓利，財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不斷下降。1994年以來的新體制雖然阻止了“兩個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顯上升。因而中央財政的困境沒有緩解。從財政收入按項目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出，各項稅收仍是財政收入的主體，但近年來預算外收入增長很快，從1993年相當于財政總收入的32．9％發展為1996年的52．6％，當年甚至超過了中央財政收入。這些預算外收入分布面廣，數額巨大，擠占并侵蝕了稅基，其中相當一部分處于財政監控范圍之外，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宏觀調控需要必要的財力作為后盾，從目前財政實力和宏觀稅負看，并沒有什么減稅的余地。并且我們仍應努力加強稅收征管，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保證財力增長。同時，我們應進一步規范預算外收支，使“費”、“稅”合理歸位，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項目，降低某些收費標準，減輕企業、居民（特別是農民）的負擔。
國債發行尚有余力
繼1000億元國債之后，財政在發行國債上還有沒有潛力可挖？
賈康認為如果妥善解決債務依存度與債務負擔率之間的矛盾，國債規律仍又以擴大。
他說，目前我國實施國債政策的最大矛盾是兩個銜量指標間存在嚴重的沖突。一是債務依存度，它反映一國的財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舉債支持的，即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財政支出額。根據各國實際經驗，這一指標應控制在15％－20％之間為宜。而我國卻已大大超過了這一范圍，特別是在舉債還債完全由中央負擔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已高達50％以上，似乎已沒有繼續發債的余地。二是債務負擔率，它衡量一個國家承受債
務的潛力，等于當期國債余額/當年GDP。國際上通常認為這一指標不應超過45％－50％。而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僅遠遠未達到這一警戒線，也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水平低得多，目前僅為7％左右。就此看，似乎國債規?？梢赃M一步擴大并有巨大的潛力可挖。
分析這一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GDP中財政收入的比重過低，而且國債平均期限太短?，F實的經濟情況要求我國的國債規模只能擴大，不能縮小，因此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是，適度擴增國債規模必須納入“提高兩個比重、振興國家財政”的統一部署之中，并相應優化國債的期限結構和品種結構。財政應抓住目前金融機構連續降息的有利時機，增加中長期國債的發行，降低國債籌資成本，充分挖掘社會資金為國家建設所用。財政可以面
對不同的應債人發行專門用于國家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特種國債、金融債券，同時積極穩妥地增發外債。
推動外貿，財政大有可為
賈康建議，我國外貿出口速度不斷滑落，財政政策應考慮采取必要的短期應變措施，并將其與長期財稅對策銜接起來：進一步適當而較平緩地提高出口退稅率。
提高出口退稅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國家財力的制約，也要面臨將來是否可以繼續的困擾。因此，提高出口退稅率必須全面考慮，審慎決策。在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具體選擇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幾個因素：第一，
出口產品在我國
歷年對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較大發展空間。第二，出口產品的主要銷售地區為歐美國家。東南亞和日本由于本幣貶值，需求大幅萎縮，即使將出口這一地區的產品提高退稅率，意義也不會很大。第三，出口產品具有產業關聯度高，對出口退稅依賴性大的特點。這類產品倘若不提高退稅率，便有失去市場并發生較大連續反應的危險。
加快退稅的進度，簡化退稅程序。近年來，拖欠出口企業應退稅款的規模不斷擴大，由于退稅不能足額及時到位，加大企業利息負擔，造成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退稅時滯成為導致出口企業虧損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籌集退稅
資金仍不能及時退稅的情況下，應對國家確需重點支持的外貿企業貸款實行貼息。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梢姾暧^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洜I。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洜I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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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自身規?？矗幠２粩嘣龃?，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的具體情況見圖1（本文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7）》，《中國財政年鑒（2007）》，相關數據由此計算而得）。195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總共投入23691.35億元，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大，特別是近幾年規模激增。2006年的財政支農規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財政支農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億元用了10年時間，1988才達到214.1億元；又用了五年達到400億元，1993年為440.5億元；突破1000億元大關從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達1154.8億元；而突破2000億元大關用了6年，2004年達2337.6億元；突破3000億元大關只用2年，2006年達3173億元。同時，從2000年的1232.5億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億元，2004年凈增值為583.1億元，比1995年574.9億元的規模還大；2006年凈增值為722.7億元，比1996年700.4億元的規模還大。
2、從穩定性來看，增長速度經常大幅波動，財政支農穩定性比較差
從圖2可知，總體上我國財政支農增長速度常有大幅波動，穩定性有待進一步提高進。依據波動幅度的大小，我國財政支農的變化趨勢可大致分為三階段：1978—1982年的急劇波動時期，與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政策多變有關；1982—1995年的相對穩定時期，與該期間農村經濟平穩發展和經濟政策相對穩定有關；1996—2006年的較大波動時期，該期間農村經濟發展面臨各種困難和壓力，改革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就某年具體的波動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動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為39.3%、1997年為37.98%、2004年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為29.45%。波動幅度為10%～20%的有10年，幅度絕對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為4.82%）。其中有2年是負增長：1981年竟為-26.53%，1999年為-5.98%。最大的波動幅度差距為65.8%（1978年39.7%與1981年-26.53%的差額）。
3、占財政總支出比例呈下降趨勢且波動較大，近幾年有止跌上升趨勢
從圖3可以看出，財政支農占財政總支出比例的變化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5年急劇下降階段，從1979年的13.6%降到1985年的7.7%。這一時期由于農村普遍實現，農業持續大發展，國家減少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第二階段：1985—1991年緩慢上升階段，1991年達到10.26%。第三階段：1991—2006年緩慢下降階段，除1998年和2004年的小幅增加外，大致呈下降趨勢。1998年的上升是由于1997年以來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大洪水泛濫，國家發行國債加大對長江和淮河的投資。2004年的上升是由于農業連續多年滑坡，國家重視“三農問題”。
4、從合法合規性來看，相關支農要求常得不到有效落實
從國內的法律來看，《農業法》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地落實。1993年《農業法》施行以來的有關情況見圖1和圖4。從圖4可知，實施《農業法》以來，國家逐步提高農業投入總體水平的法律要求基本實現，只有1999年例外。1993—2006年的14年中，有9年是財政支農的增長幅度低于經常性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沒有達到法定要求，特別是1999年財政支農增長幅度為負，所占比例竟高達64.3%；只有5年達到法定要求，所占比例僅為35.7%。1996—1998年3年是在非正常狀態下實現財政支農的增長幅度的：由于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長江與淮河流域洪水泛濫的特殊情況，國家通過發行大量國債大幅提高對農業的投入，特別是對長江和淮河治理的投資；2004年國家提出建設新農村；2006年是2005年超低反彈，且財政支農增長幅度的穩定性也差一些?？傮w來看，《農業法》的一部分要求落實較好，而另外一部分要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
從國際慣例來看，我國的財政支農措施遠遠沒有達到WTO協議的規定。在WTO協議框架下，“黃箱”的支持比例可以達到農業總產值的8.5%，而我們國家不到1%，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沒有很好利用“黃箱政策”的條款，更沒有充分有效利用“綠箱政策”。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如對農業科技、農田水利、農業生態環保等方面的投資，由于其不會對農產品的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協議根本不限制“綠箱政策”。因此，我國的財政支農政策完全不用擔心與國際規則相矛盾，應大膽根據我國的農業實際需要和財力來安排支農資金。
二、結構：明顯不盡合理，亟需較大改善
1、從內部結構來看，一級結構及二級結構明顯不合理
目前財政支農一級結構及二級結構都明顯不合理，2000—2006年我國財政支農結構的基本情況見圖5。
財政支農最大的一項是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為68%，所占比例太高。而其兩個部分結構也極不合理，由于機構膨脹、行政經費支出剛性等原因，用于農林水氣等部門事業單位人員機構經費比重大，增長速度很快；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如農業事業專項經費及為農業事業發展提供保護和服務的專項經費等支出比重較小，增長緩慢。
財政支農第二大項是農業建設基本支出，占24%，所占比例不高，其中大型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又占絕大多數，而用于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投資非常少，所占財政支農比例大致為10%?！捌呶濉睍r期大型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59.6%，“八五”時期為63.1%，“九五”時期為63.4%，實際上這些投資是全社會都收益，與農業直接生產關系不大。
農業科技三項費用絕對數額很小，所占比例過低。2000—2006年是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增長最快的七年，只有99.30億元，此期間農村人均每年科技三項費用僅為0.26元，剔除物價上漲的因素會更少。據有關資料，我國目前每年對農業的科研投入約占農業總產值的0.25%，而發達國家平均為2.37%，發展中國家平均為0.7%～1%?，F在發達國家科技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一般是60%～80%，而我國目前不足40%。要促進農業的迅速發展，我國必須加大對農業科技進步及其成果的推廣支持力度。
2、從變化趨勢來看，財政支農結構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完善
我國財政支農的結構變化見表1。從表1可知，我國支援農村支出及事業費規模急劇擴大，但其比例增加更為迅速，從50年代的35%一直增加到80年代的68%，增加了近一倍，之后如此高比例繼續穩定，1950—2006年的平均值高達66%。但農業建設基本支出比例卻從50年代的49%減少到80年代的23%，之后基本保持此低比例，1950—2006年的平均值僅為26%。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的比例卻逐步上升，從“六五”時期的53.8%上升到“九五”時期的63.4%，上升幅度驚人。而與農業直接相關的投入比例以更大的幅度下降，與公共財政的要求和農村實際的需要背道而馳。農業科技三項費用的基本演變是：1950—1962年沒有，1963—1967年有一點，而1968—1970年又取消，之后逐漸增多，1950—2006年總共才171.49億元，所占比例僅為1%。1950—1980年期間，由于我國的貧困人口數目較大、比例較高，農村救濟費用規模增大但是比例減少，1984—2005年則沒有，2006年突增330.88億元。總之，從縱向的各個時期相比，財政支農結構并未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三、政策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知，雖然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大，但是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財政支農的結構性問題容易被規模不斷增大所掩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引起人們和國家的足夠重視，這恰恰是嚴重影響財政支農作用充分發揮的重要因素。
1、繼續擴大財政支農規模，充分發揮其積極推動作用
一方面，依照《農業法》的要求，應逐步提高農業投入的總體水平，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應結合國際慣例，借鑒他國先進經驗，在國家財力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大幅提高支農幅度并保證支農資金穩定增長。另一方面，應依據市場原則創新財政支農方式，采用補助、貼息、擔保、稅收減免等手段，充分發揮財政支農資金的引導效應、杠桿效應、放大效應；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業，形成支農資金多元化、多渠道的新格局。
2、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優化財政支農結構
首先，扭轉支援農村生產中農林水利等部門的事業費過高現象。如果扣除這些部門的行政事業費，直接用于支農支出資金所占財政支農支出總額比例是很低的，這些部門的事業費過高導致支農支出資金嚴重不足，嚴重阻礙了農業較快發展。建議把這些部門的行政事業費從財政支農支出中劃出去，使項目含義名副其實，更為科學合理。其次，加大與農業直接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切實改變帶有全社會普遍受益性質的水利工程、林業生態等建設占比重較大而直接用于農業的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占比重較小的局面。最后，盡快增加農業科技的投入。財政長期對農業科技投入不足，嚴重制約了農業科技的進步和農業的穩定快速發展。
【摘要】國際糧價的飛漲引發了對我國農業發展等問題的廣泛討論，而財政支農是國家對農業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對財政支農的情況進行研究。本文認為，近年來我國財政支農規模不斷增加，但是財政支農結構不盡合理，從多方面來看仍有很大的改進余地，本文對此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支農規模結構對策建議
2006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糧價的持續攀升引發了全球性通貨膨脹，導致30多個國家出現糧食危機，并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對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來養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國，糧食問題始終倍受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國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產的糧食養活自己？中國的糧食安全有保障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空前關注的重大問題。我國歷來重視農業問題，近年來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思路，并不斷增加財政支農力度。本文認為，非常有必要對財政支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以發現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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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到2020年中國經濟將比2000年翻兩番。十六屆三中全會又及時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戰略思想。剛剛結束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在“十一五”末實現單位GDP的能耗水平比“十五”末下降20%。在這樣的戰略部署下，能源問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即中國的能源基礎能否支撐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目標？中國能否保證能源可持續供應及國家整體的能源安全？公共財政政策在促進能源可持續發展中處于什么地位，應發揮什么作用？這是我們應當深入思考、認真回答的重要問題。我們認為：
1、能源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現實中的能源短缺問題也越來越嚴峻。能源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環境保護和大眾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國民經濟的生命線。中國近年來已出現能源供需緊張、資源約束加強的現象；從長遠看，如不采取適當措施，能源約束問題將會更加突出。中央適時提出科學的發展觀以及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重大決策，為我國未來確立了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2、落實中央重大戰略決策，需要我們制訂科學的能源發展戰略。已有的研究表明，無論是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還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需要中國在新的發展時期實施“保證供應、節能優先、環境友好、市場推動”的可持續能源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是節能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重，同時要發展可再生能源，以此實現“以能源消費增長翻一番，支持國民經濟增長翻兩番”的中國2020年能源戰略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3、可持續能源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動。能源是國家戰略性物資，保障能源安全是一項重要的公共產品，單純依靠市場力量解決不了中國的能源問題。為此，需要政府按照市場經濟通行的經濟管理和公共管理方式，制訂適當的正向激勵政策與逆向的限制措施，促使中國能源發展戰略目標落到實處。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方面是能源出現了局部的供應緊張，另一方面卻表現為能源開采、使用、管理上的損失浪費和低效，突出表現是在我國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現實下，存在著嚴重的能源浪費現象，使得整體的能源效率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能源效率低下與我國現實的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較低有關，同時也與我國能源節約意識淡薄、政府公共管理缺乏有效引導與制約有關。能源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動、引導與制約。
4、財稅政策對實現能源發展戰略極其重要。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政府的各種政策組合中，財稅政策始終處于重要的位置。有效地發揮財政預算、國債投入、財政貼息、擔保、政府采購、稅收優惠、限制性稅收政策等多種政策工具的杠桿作用，將其作用范圍延伸到能源的生產、轉換、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發揮其最佳的政策效應，以此解決具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能源問題，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5、新的能源形勢需要公共財政體制與財稅政策不斷更新、調整、完善，做到“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先后出臺過一些關于能源方面的財稅政策。隨著1992年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1994年進行財稅體制改革以來，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和轉型經濟環境下制訂的財稅政策不是不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條件，就是被取消或“名存實亡”，沒有在解決能源問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F行的一些政策，相當部分已經明顯不能適用形勢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與完善。在總結、評價以往財稅政策的基礎上，在新的政策制度環境下，如何圍繞著上述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研究出臺一些新的財稅政策，已迫在眉睫。
（一）財政支農投入不足
1.財政支出中支農投入的比例趨于下降
2.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遠低于農業GDP在整個GDP中的比重
3.國家財政性支農支出中農業、農民的直接受益份額偏少
從總量上看，國家財政支農投入不足；進一步對國家財政支農投入的結構進行分析，僅有的這些財政支農資金也并未全部用于農業、農村和農民。首先，當前預算內財政支農支出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農業基本建設、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等項，其中的“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占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這些資金主要用于各級農口行政事業單位事業經費開支，名義上屬于支農支出但實際上大部分卻流向了城市。其次，一些財政支農項目支出，如：江海堤防、南水北調、防洪防汛等，其受益對象包括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但支出卻全部列在支農資金中。再次，目前我國財政支農支出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扶持農業科技推廣、產業化、鄉鎮企業、農產品流通等來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雖然有針對性強、效率高、便于管理等優點，但實際操作中，大量資金卻因此流向了科研院所、工業企業、農業管理部門（七站八所）等，農業、農民直接收益的份額很少。另外，財政支農補貼對象和環節也存在錯位。我國長期以來對農業實施財政支持的重點是糧棉大宗農產品的生產與流通，基本的政策措施是通過價格手段和財政補貼方式來調節農產品供求關系，并保障農民收入增長。但現有的政策執行機制一方面使政府陷入永無止境財政補貼“黑洞”，每年僅糧食企業的虧損就有上千億元，另一方面使政府的農業政策效應難以實現，大量財政補貼的受益者是龐大臃腫的農產品（糧棉）流通部門，農民的受益非常有限。
（二）農村公共產品提供不足
從微觀上講，國家財政對農民的分配就是農民享受到的公共產品。從這個角度看，農民承受的非國民待遇更為明顯。實際上，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一直未將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完全納入制度內考慮?，F行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仍然是人民公社時期制度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延續。這種極不完善的制度外供給體制造成了我國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格局的三大問題：一般的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最基本的社會保障缺失及農民為享受僅有的公共產品付出的代價極不合理。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
2.農村社會保障缺失
在社會保障方面，城市里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三條保障線”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農村，長期以來一直施行的是以土地代社保的政策，但一方面由于我國人多地少的特點，決定了這一制度的保障程度極低，僅僅是基本解決了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另一方面，這一制度在設計上并未將農村人口的生、老、病、死等考慮進去。而就是這樣一種低水平、不完全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實際執行中仍然難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由于現行農村土地名義上屬集體所有，但由于集體利益的實際代表者的缺位，所有權歸屬不清，侵占農民土地的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近年來國家通過減持部分國有資產來彌補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而我國強大的工業化體系的建立是通過長期掠取農業剩余來完成的，這部分國有資產的積累僅僅用于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對農民也是極不公平的。
3.農民為公共產品付出的代價不合理
二、調整財政分配格局，促進“三農”問題解決
黨的十六大確立了新世紀前二十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實現這個目標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為此，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正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公共財政更加突出的是財政的公共性，即財政活動是為了滿足全社會每個公民的公共需要，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調節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使之符合社會公平或公正的目標[5].在這樣的背景下，及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支持顯然是勢在必行。
（一）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財政分配是國民收入分配的集中體現，財政支持是對“三農”最直接的支持。要扭轉國民收入和財政資金分配中輕視農業、農村、農民的局面，最關鍵的是要盡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穩定增加財政支農投入。
1.確保財政支農投入的穩定增長
必須充分認識到，農業生產的根本特點和農產品的特殊性質決定了農業是存在市場失靈的經濟領域。而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財政支出的界定就是以市場是否失靈為依據，財政支農支出應該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財力的增強而穩定增長。不僅如此，為了體現“三農”的優先位置，還必須使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其它支出的增長速度。
2.拓展支農資金來源渠道
除了直接投入，財政還要積極發揮資金的引導作用，以拓寬農業投資渠道，增辟新的農業投資來源。政府可以通過貼息、擔保、政策優惠等方式以及按照“誰投資、誰經營、誰收益”的原則，引導并刺激銀行信貸資金、外資、民資、工商資本投入農業，提高農業投資的吸引力。政府要制造一個政策環境，明確政府鼓勵投資的領域，如生產經營性領域、應用科學領域中的競爭性項目，列出具體目錄和補貼、優惠、獎勵的辦法等，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
3.明確支農投入的重點
在財政支農資金有限的情況下，資金投向應該是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具體來說，支農的重點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大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因為它是農業穩定發展、高效運轉的重要物質保證；二是加大農業科研的投入，因為它是增加農業科技含量、提高農業競爭力的手段，也是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三是支持涉農服務體系的建設，因為它是實現農業生產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信息化的基礎和平臺。
4.改革支農資金投入方式
為了使農民能夠真正享受到政府的支持，財政支農資金要盡量減少間接的和對中間環節的補貼，積極探索對農民直接支持的各種有效補貼辦法，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以收入補貼、生產補貼、救補貼為主要方式的財政支農資金直接補貼模式。
（二）改變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中的農村歧視，追求社會公平
公共財政制度的目標之一就是追求社會公平，而我國目前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恰恰沒有給農民及其子女與城鎮居民一樣的國民待遇。因此，實現公平，關鍵是建設農村的公共財政體系，使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公民可享受到大體相同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1.通過改革現行的財政體制，從制度上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無論是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還是農民支付的成本過高，都與政府財權事權不對稱有關。因此，必須改革現行的財政體制，全面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改變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村歧視，這其實也是為工農協調發展奠定財政基礎。一要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根據中央與地方收入的變化情況，適當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范圍，在提高中央財政收入比重、增強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同時，兼顧縣、鄉級財政收入狀況；改革省以下的財政體制，逐步將地方稅種進行分類，合理劃分地方各級財政收入的范圍，確保鄉鎮一級有穩定的財政收入。二是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要相互適應。凡屬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供給；凡屬地方性的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承擔，地方各級政府間的財權與事權也要明確劃分，并保證相應的經費來源。三是建立規范透明的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的作用就是使財政體制具有平衡地區間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能力。目前我國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建立在基數法分配的基礎上的，不利于有效調節地區間財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另外，專項補助透明度不高，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必須在重新劃分收入的基礎上，建立起以因素法為基礎的科學、規范的，以平衡各地人均財力為重點的轉移支付制度。
2.建立起與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相適應的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
應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原則，通過財政分配的適當傾斜，加快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城鎮居民、進城打工的農民以及離土不離鄉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其社會保障資金由國家、單位、個人三方面共同負擔；純農戶的社會保障資金可以采取國家、個人共同負擔的模式，但國家負擔的比例應該比城市要適當高一點。考慮到農村生活水平與城市的差距，對農村人口的保障的標準可以比城市低一些，但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醫療保險必須盡快建立起來。
3.統一城鄉稅制
改變農民享受公共產品的不公平，另一個應該采取的舉措是統一城鄉稅制，取消農業稅，建立一個全國范圍內公平一致的稅制體系。統一城鄉稅制可以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征收農產品增值稅。農產品增值稅對農業生產者來說，可以通過價格將稅收的實際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并將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生產資料所含的增值額得到部分抵扣，提高初級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對農產品加工企業來說，可以以17%的稅率抵扣進項稅額，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提高農業加工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對農產品征收增值稅，只對進入流通環節的農產品征收，不進入流通環節的農產品一律免收。由于當前農村主要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主，對這些小農戶征收增值稅數量較小、稅源分散、征收成本很大，因此對面廣量大的小農經營免于征收，同時對他們購買的農用生產資料也不實行抵扣。而種養大戶或農業企業，賬目規范的，應當征收增值稅，同時也允許他們對所購買的農用生產資料進行抵扣。二是征收農民個人所得稅。對農民承包經營所得扣除一定的費用標準后，征收個人所得稅。由于目前農業承包經營的所得相當低下，所以絕大多數承包經營的農民將不負擔個人所得稅，不會因此增加負擔。只有少數特種種植、養殖，收入高出費用扣除標準的農民才繳納個人所得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調節農村行業差別和農產收入懸殊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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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保平，秦國民。試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現狀、問題與改革[J].甘肅社會科學，2003，（2）。
財政政策是國家通過調整財政支出和稅收來影響國民經濟，使其達到理想狀態的宏觀經濟政策基于政策力度和實施效果的差異，財政政策主要可以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也稱抑制總需求的財政政策，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通貨膨脹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少財政支出和增加稅收。積極財政政策也稱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是刺激總需求財政政策。當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時，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時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增加財政支出和減少稅收。中性的財政政策就是穩健的財政政策，不緊縮也不擴張，是指通過保持財政收支平衡以實現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從理論上分析主要包括財政政策的需求效應、供給效應和制度約束三個方面，其中需求效應包括一般的乘數效應和擠出效應，供給效應則體現于稅收和支出對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影響以及企業生產成本的短期和長期性影響上，財政政策的制度約束是指政策時滯、政治因素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財政政策的制度性效應。
二、本次實施積極財政的特點
(一)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之巨大超出意料
2008年中國第一至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9%，比上年同期同比回落2.3個百分點，這是中國GDP增幅近十年來首次降至個位數，其中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跌至9.O%，GDP呈現回落趨勢[3]。由于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急劇變化，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這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2008年11月份，全國財政收入3792.4億元，比去年同月下降3.1%。其中，中央本級財政收人2040.94億元，同比下降8.4%。這是數年來從未有過的下滑數字。事實上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下降是從2008年7月份就開始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顯現，甚至還有繼續下滑的趨勢對此中央政府果斷決策，由穩健的財政政策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
(二)2008年始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特點
1.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結構
中央決定從2008年11月末啟動1000個億資金，提出在2010年末投人40000資金，拉動經濟增長。1000億元投資主要投放到六個領域：一是用于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億元；二是用于加快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安排了340億元，占到了1000億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安排了250億元；四是用于加快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建設，安排了130億元；五是用于加快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工程，安排了120億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安排了60億元，這些投資都在2008年年底全部下達。本次中央政府增加的投資，首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教育、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災區恢復重建。支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加快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安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加快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相信我國有能力渡過這次危機，保證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因為我國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比如，外匯儲備現在是19000億，支付能力應該說是世界最強，2007年中國GDP到了25萬億；中國完全有能力做這些事情。政府在擴大需求方面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基礎設施投人，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加快災后恢復重建各項工作，支持地震災區盡快恢復重建城鄉居民住房，加快電力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恢復重建，搞好生態恢復和環境整治等。
2.擴大內需的組合拳
本次加大投入是一個組合拳。這次中央提出十大措施，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擴大國內需求，通過擴大需求來保持整個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既有基礎設施投資，又有民生投資，比如保障性的安居工程、廉租房。要完善加快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體系的建設，要完善我們基層的醫療衛生體系，可以使農民小病不出鄉，使我們城市的每一個人都能有方便就醫的機會，改善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同時又能解決現在的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還有將會加大教育上的投資，比如說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初中學校校舍的投資，對鄉村文化設施也會加大投人。所以大家的生活質量將會得到一個較大的提高，同時又能解決大家未來一個支出預期。
3.減稅讓利給企業與個人
本次積極財政政策提出，加快推進稅制改革，實行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①國家決定從2009年1月1日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允許新購進機器設備所含增值稅進項稅金在銷項稅額中抵扣。②相應調整小規模納稅人標準及其征收率，對小規模納稅人上繳的增值稅，由現行的6%降到3%。③促進企業投資和擴大內需。繼續執行好2008年下半年先后出臺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稅減除費用標準，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及單邊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稅費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費需求。④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⑤完善并落實出口退稅率調整政策，在下半年兩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基礎上，自2008年l2月113起，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取消了部分鋼材、化工品和糧食的出口關稅，降低部分化肥出口關稅并調整征稅方式，對個別產品開征或提高出口關稅，大力支持出口增長。
4.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財政補助規模
促進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和城鄉低收人群體收人，較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等補貼標準，提高明年糧食最低收購價，增加農民收入。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繼續支持做實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試點工作。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實施促進就業的財稅政策。逐步提高并落實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促進企業全面落實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制度。
5.增收節支以及加大投入資金的監管
①增收節支。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以減稅和增支為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勢必加大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對此，要抓好增收節支工作，依法加強稅收征管，堅決制止和嚴厲打擊偷騙稅等違法活動。強化“收支兩條線”管理，推進非稅收入收繳管理，對各項稅收和非稅收入，努力做到依法征管、應收盡收。要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嚴格控制一般性開支，嚴格控制“人、車、會和網絡、招待”等支出增長，嚴格控制黨政機關樓堂館所建設，堅決制止各種鋪張浪費。②對投入的資金加大監管。2008年11月已經投出1000億資金，加強監管增加檢查力量勢在必行。加大檢查力度，切實搞好項目建設的監督檢查工作。對中央新增投資稽察的重點，包括工作落實，審批投向，項目進度，資金使用，建設程序，工程質量等，以確保財政資金取得良好效果。
三、對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預測
在當今世界金融動蕩中，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降至2%以下，我國依然保持9%的經濟增長率。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始終有強勁的增長慣性。本次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上次經驗的基礎上出臺的，并且在政策的系統性和著力點方面，比之前更寬泛，力度也更大。并且這次政策的重點比上一次更豐富，開始就把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民生事項等通盤做了考慮，且我們的市場條件比那個時候更有所完善和發展，因此，可以預見我國此次積極財政政策將會在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國經濟在未來兩年內將會穩定發展，并產生以下積極效應：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的支持將會有效地推動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從而加快了新農村建設的步伐。②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對廉租住房建設的支持將有力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唇民在住房方面的壓力將大大減輕。③關于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的各項政策和工作安排將會加快災后重建工程，有助干受災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災區人民正常生活的恢復。④通過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具體措施，不僅有利于提升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啟動內需，刺激消費，扶根本上引導國民經濟逐漸步入內需推動的內源型良性循環軌道，而且還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從而逐步實現社會平衡發展。⑤通過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將不僅有助于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壓力，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而且有利于推進經濟結構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