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日文化交流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論文摘要：以嘉禾(嘉興)地域為例，試探歷代古籍和地方文獻中有關竹枝詞、掉歌體詩的史料價值:歲時風俗、民間藝術、船漁文化、稻作文化、傳統農桑、歷史陳跡、文化交流。可補方志所未備者。

1引言

明中葉以來，秀水(嘉興)社會生產力，尤其是農業和手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鄉格局基本形成，城鎮擴展，望族崛起，清門碩彥、文人雅士傳承不絕，成為經濟和文化重鎮。明清之際，朱彝尊(字錫粵，號竹詫，嘉興人，詞人，學者)以七言絕句首作《鴛鴦湖掉歌》，題詠家鄉與土風，融地名、人物、出產、典故于一體，被譽為“方志詩”。之后，和、補和、續和《鴛鴦湖掉歌》的作者延綿不絕，直至今天。據記載，明確題為和、續和的有16家，其中有確切數量的14家，計有1374首。

另外，竹枝詞、掉歌體詩集有清嘉興沈宗良《鴛鴦湖竹枝詞》、吳萃恩的(南湖百詠》、嘉善錢云帆《魏塘竹枝詞》、平湖沈綺《乍浦雜詠》、桐鄉岑除嬉《雙溪掉歌》、海寧張鳳綸《谷湖百詠》等，共計有80多種，數量約在5000-8000首。

除《鴛鴦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國印本、鈔本傳世的詩集外，清代史料筆記里也有大量的嘉興竹枝詞、掉歌的記載。如《冷廬雜識》中桐鄉張夢廬的掉歌:“漁燈三兩照漁磯，網得魚蝦夜未歸。柔槽晰呀何處去，過橋驚起鷺鴛飛”，把杭嘉湖一帶農村秀水環繞，柔稽咯呀，秋天菱花連天的水鄉情味，渲染得淋漓盡致，令人回味無窮。

竹枝詞、掉歌體詩，多歌詠故鄉遺聞逸事、風情古跡，且流風遺韻綿延數百年，是研究社會狀況、歷史沿革、民俗風情極好的背景資料。這些詩作切近民間、傳唱時事、繪摹民間生活細節和場景，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2竹枝詞、掉歌體詩的史料價值

竹枝詞、掉歌體詩“內容則以詠風土為主，無論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舉凡山川勝跡，人物風流，百業民情，歲時風俗，皆可抒寫。非僅詩境得以開拓，且保存豐富之社會史料”。它們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風俗習慣、歲時年節、出產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觀。

（1）歲時風俗嘉興竹枝詞、掉歌洋洋大觀，寫盡嘉禾一帶的風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詞清新亮麗，其味綿長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圖”。約其要者，竹枝詞、掉歌反映嘉興地域的歲時風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除夕及其它節令。略舉幾例。

“江樓人日酒初濃，一一紅妝水面逢。不待上元燈火夜，徐王廟下鼓冬冬。”(《鴛鴦湖掉歌》五十二)上元節也稱元宵節，燒香祭賽，有臺閣歌舞，大街小巷花燈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觀，喧鬧達旦。農村則有調馬燈、持火把奔跑習俗，祈求豐年。

嘉善農家對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節尤為重視，常請神賽會，以不失古時春祈秋報之義，非常熱鬧。清道光間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詞》有:“春秋耕稼老農為，報賽祈年飲滿危。愿谷盈倉酒滿聾，人榮人辱我無之。”又，“中元佳節興偏濃，勝會蘭盆到處逢。一簇游人齊人寺，笑聽佛殿鼓冬冬”。

(2)民間藝術2004年，嘉興開展了民族民間藝術資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報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有湖州和嘉興合作的“浙北軋蠶花廟會”。軋蠶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傳統。清咸豐年間，海鹽朱恒《武原竹枝詞》有“小年朝過便焚香，禮拜觀音渡海航。剪得紙花雙鬢插，滿頭春色壓蠶娘”一詩，記述了軋蠶花廟會上蠶婦們或自制蠶花，或購買，插在頭上，蠶花成了蠶娘的一種特有服飾。此外，各地軋蠶花廟會還有豐富多彩的水戲節目，如桐鄉、海寧等地的抬閣船、標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無文字記載。清嘉善柯萬源《斜塘竹枝詞》其一:“偏隅名勝苦無，難向前人掘舊科。只待東皋農事起，付他牧豎當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鄉播種時，農人每以歌節勞，謂之落秧山歌。”可見，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農村已盛唱山歌。這與現在該地農民說過去唱田歌是為了“解疲勞”，以及種田插秧時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漁)文化嘉興是傳統的江南水鄉，河網交織，船是水鄉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儂家住秦溪頭，日長愛掉橫湖舟”(朱彝尊《鴛鴦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時，杭嘉湖地域漁船在農業生產、漁業生產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來似織，“遠若浮鷗，近如山涌”。主要種類有:

是船，是漁船中最大者，也稱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載量為石。孫子度詩云:“寬如數畝宮，曲房不見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詞》亦載:“村外連村灘外灘，舟居翻比陸居安，平江漁艇瓜皮小，誰信是船萬解寬。”每當風起浪涌，諸船驚困，是船則乘風牽網，縱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槳，專賴風力，但無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處。作業時聯四船為“一帶”，兩船牽大繩前導，另兩船牽網隨行，相機作業。船戶“以船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載”，尾部系有三板小燦，以利陸往，“漁家處處舟為業”。是船也有5桅至2桅較小者。

另有江邊船、廠稍船、小鮮船、剪網船、鴻鵝船、劃船等，在竹枝詞里也有記載。

(4)稻作文化嘉興是稻米的發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燦爛令世人矚目。兩漢至三國時期已產糧食，“嘉禾之區，一歲或穩則數郡忘饑”。隋朝開鑿大運河，給嘉禾大地帶來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興農業發達，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稻作文化歷史悠久，稻米生產舉足輕重，成為富饒的江南糧倉，明清時更為著名的魚米之鄉。《鴛鴦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興舊館前，香粳熟后話豐年。樓頭沽酒樓外泊，半是江淮販米船。”描繪的就是嘉禾平原農業大豐收的景象。

(5)傳統農桑清初，農村、城鎮緊密相連，農、商、手工業得到空前發展，嘉禾地域蠶桑業進人鼎盛時期，農村處處養蠶織綢，市鎮貿易繁盛。《鴛鴦湖掉歌》(七十七)有:“輕船三板過南亭，蠶女提籠兩岸經。曲罷殘陽人不見，陰陰桑拓石門青。”記錄了運河兩岸桑拓陰陰，無邊青色掩映石 (即崇德)的南方水鄉風光。

在傳統農村，農家初夏收繭后即開車縹絲，“村南村北響繳車”。淮院為江南五大名鎮之一，織造興盛，絲綢日出萬匹，衣被天下，產品遠銷琉球、蒙古、廣州、山東、北京。各幫客戶在此設莊采購，成為專業市鎮，時有“宋錦人傳出秀州，清歌無復用纏頭。如今花樣新翻出，海內爭夸淮院綢”(《嘉禾雜詠》)之譽。

(6)史陳跡清嘉善柯萬源著有《斜塘竹枝詞》百首，其一有:“夏公勝跡在河干，片石經時覓已難。前歲陽侯狂鼓浪，更從何處覓優患!”記述的是明永樂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書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導施工，役工十余萬，采取“掣淞人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順暢入海，消除大面積積澇的事跡。夏氏在嘉善西塘鎮設置測量水位的石標，就是“憂歡石”，以水位正常為歡，以水位上漲為憂，是水文測量具有歷史意義的設施。

清中晚期詩人昊曹麟有《語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語溪是崇福鎮的古稱，有時也泛指崇德一縣。《語溪掉歌》記載最多的是名勝古跡，數量占一半左右，現大多已佚，少數連名字也湮滅不彰。但從詩中可以看出，在約200年前的清中晚期，這些古跡還較完整地保留著。《語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獻價值，為我們研究以前、特別是給江浙一地帶來深刻影響的洪楊運動以前桐鄉的歷史陳跡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史料。

竹枝詞、掉歌大都為嘉興籍人士所作，一人寫幾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貴的是許多和詩、續詩均步朱彝尊原韻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為嘉興獨特的文化現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幾百年嘉興的歷史陳跡。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海禁解除，乍浦作為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建有會館、公所、書院。人文薈萃，名人學者紛至踏來，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駿、宋景鐮、阮元、吳賽、鮑文博、沈衡、李善蘭等，并留下不少詩篇。一些詩作記述了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詞》:“城中幾日送梅雨，海上連朝舶趣風。報說洋船齊進口，便開官局看稱銅。”林大椿的《為楊西亭(嗣雄)寫東海歸帆圖系之以詩》:“海外長留五載余，帆回雪浪慰離居。相逢漫問歸裝物，可有新來日本書”。

清時嘉興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傳輸無疑是占主導地位的。日本史學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戶時代唐船舶載書籍之研究》一文中，統計從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豐五年(1855)經長崎港進口日本的漢籍達6118種，總計57240余冊。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間，從乍浦港購置進口的書籍有742箱，計15129冊。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主要港口。中國商人把大量典籍運往日本，同時也把日本編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國失傳書籍運回國內。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了江戶時期日本編撰的說經類書約400余種，其他翻刻和校點的書籍則更多。正因如此，許多文人學者云集乍浦，訪書，買書，打聽“可有新來日本書”。

1846年，平湖沈綺輯刊的《乍浦集詠》十六卷流傳到日本。伊藤圭介把其中譴責英軍侵占乍浦的詩作編為《乍川紀事詠》，小野湖山也選錄為《乍浦集詠鈔》。兩書選人“英吉利夷船”暴行的詩各有80余首，作為“警世之書”于1848年出版。后來日本學界認為，日本當時正面臨西方列強“叩關”，國勢堪危，《乍浦集詠》“起到顯著的啟蒙作用”。

第2篇

關鍵詞：日語；拒絕表達；意思公式；綜合日語

中圖分類號：H3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引言

近年來，在日語教育及社會語言學領域，對語言行為的研究越來越多。關于拒絕表達的研究也方興未艾。關于拒絕表達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拒絕表達的功能元素、拒絕表達的策略以及關于拒絕表達的比較研究等。尾崎（2006）在研究中，根據內容可分為道歉、理由說明、拒絕陳述三種不同的功能要素對拒絕表達進行單位劃分，如“すみません/ので/できません”。而森山卓郎（1900）則以日本人的拒絕言語行為的策略為出發點進行分析。在“斷りの方略―人整とコミュニケション”中，以親疏以及上下關系為中心，將拒絕表達策略分為謊言型（噓型）、直截了當型（嫌型）、延期型（延期型）、搪塞型（ごまかし型）四類。

在日語教學中，如果沒有專門指導，日語學習者很難靈活掌握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現在在國內的日語教科書當中，關于拒絕表達的內容比較零散，而且也沒有系統介紹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本論文以當前國內日語教學所使用的教材為分析資料，對教材中的拒絕表達進行分類整理，希望能為日語學習者梳理出一條類別清晰、解釋規范的拒絕別表達的研究報告。

1.拒絕表達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拒絕言語行為是一種涉及“面子”問題的行為。Brown&Levinson指出，有些言語行為，如請求與拒絕，在本質上和交際者的面子相悖，被稱為“威脅面子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簡稱FTA）。Brown&Levinson 的理論認為“一個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有兩種面子，一種是積極的面子即希望得到對方同意、認可或贊許，一類是消極面子，不愿被對方反駁或阻止的希望。

日本人在面對對方的邀請時，必須考慮禮儀、面子、人際關系等因素。拒絕對方的請求可能會有損對方的面子，所以拒絕者會針對減輕對對方的面子上的侵害進行補救策略。所以應該慎重考慮拒絕表達的方式，才能很好地為對方考慮，維持雙方良好的交際關系。

另一方面，除了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掌握好拒絕表達方式，也是從一個側面去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如上所述，語言與其國民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有著天然的聯系。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的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被視為人際交往的基礎，拒絕行為對于被拒絕者而言是有損顏面的行為，因此日本人基本上不會用諸如“だめだ”“いけない”“いかない”等這樣直接的語言來表達拒絕的意思，而是采取間接的方式。如說明理由，或者用“いやあ”“ちょっと”等委婉的語言。因此通過學習拒絕表達，我們可以多少理解日本人為了維持人際關系的順利發展，會對自己的言行舉止采取慎重的態度的心理。

2.研究方法

分析外語學習者的言語行為的數據時，有問卷調查式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角色設定、實際會話。以下簡單總結了此三種調查方法的利弊。

①D.C.T的優點是可以高效率地從眾多的調查者中收集必要的資料。但這種方法得出的數據不能準確的反映實際的語言使用頻率，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檢測學習者學習語用論的能力的證據，仍然值得思考。

②角色設定的優點是對學習者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需調查行為的會話能力提供了相關信息。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會體現出不自然的言語行為，與實際的言語行為有差距。

③實際會話可能是最理想的調查方式，但是要收集一定的信息的話有一定難度，因此采用這種調查方式進行研究的比較少。

《綜合日語》中的會話采用角色設定的方法進行編寫，因此，通過分析其中的對話研究該教材的拒絕表達方式就等于是采取角色設定的方法來考察拒絕表達。角色設定的不足是某種程度上會出現不自然的言語行為，與實際的言語行為有差距。那么其中的拒絕表達的分析也存在類似問題，所以今后希望可以結合D.C.T和實際會話的研究方式來考察日語的拒絕表達。

3.《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研究

3.1 分析對象

《綜合日語》是由中日兩國從事日語教學與日語研究的一批專家、學者合作，共同編寫的全新教材。此外，《綜合日語》編寫過程中，以《高等院校日語專業基礎階段教學大綱》（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日語組編，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為依據，為了提高日語學習著的中日文化交流能力，不僅強調日語基礎知識的掌握與運用，而且注重融入中日文化的內涵。本教材共分為四冊，中國北方大多數大學的日語專業選用該教材作為精讀教材。綜合日語也稱精讀，該課程在大學日語教學中處于核心地位。精讀課程是大學日語教育基礎階段的主干課程，教學課時也最多。此外，精讀作為日語學習者的入門課程，在日語學習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可以說精讀是聽力、作文、會話、翻譯等科目的基礎。所以，以精讀教材作為分析對象，可以更好地把握日語拒絕表達方式在基礎階段的學習狀況。

3.2 分析方法

Beebe（1990）認為拒絕表達的意思公式主要可以分為直接拒絕表達和間接拒絕表達。兩者都無法滿足請求者的意愿，但是采取的拒絕表達策略有所不同。直接拒絕表達很明確地傳達給對方自己無法滿足對方的請求；而間接拒絕表達即間接地傳達自己不能回應對方的期待或好意，當中又可以分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責任轉移”（任嫁）。

3.2.1 直接拒絕表達

直接拒絕表達可以最大效果傳達說話者的意思，但是由于會傷害到對方，給人的印象不好。此外，單刀直入地拒絕對方的請求，會認為是不禮貌，甚至會招來厭惡。因此直接拒絕表達的方式被認為會影響雙方的人際關系。

例1

李：あの、一つお伺いしたいんですが、外國人でも督のプロジェクトに參加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

王：（小さい聲で）李さん、そんなことはちょっと...。（ 第三 第8 ）

3.2.2 間接拒絕表達

藤森（1995）認為，拒絕表達的言語行為在無法順從對方的意愿這點上很可能侵犯了對方的領域。因此，需要采取適當的言語行為來彌補對人際關系產生的負面影響。本文將間接拒絕表分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責任轉移”（任嫁）三大類。

A理由借口

所謂的理由借口是指在拒絕對方時，雖然不能滿足對方的請求，但是將其緣由明確地傳達給對方。因此，理由借口發揮著傳達拒絕意圖的重要功能。

例2

マイク：ああ、そうかな。王さんはカンフができるの？

王：いいえ。中國人だからといって、みんなカンフができる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わたしは太拳なら少しや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第三 第2 ）

B、回避

所謂的回避就是為了維持與對方的交流，避免采取直接的拒絕表達的策略。雖然沒有說明其理由，但是仍然可以維持或彌補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

例3

店：申しございません、こちら、在を切らしておりまして...。

王：ええっ。じゃあ、どれぐらいま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店：それが、メカさんにといあわせてみたんですが、あいにくもう生中止だということでして...。（第四 第19）

C 責任轉移

藤森（1994）認為責任轉移就是將自己無法回應對方的期待或好意的責任歸咎于他人，而非自己。

例4

李：それで、ちょっとおいなんだけど、知り合いの留學生にインタビュを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あ。

高：ええっ、それはちょっと...。遣唐使の會の人にもいてみた？

李：うん。でも、みんな中國の勉で忙しいからできない、って。（第三 第10）

3.3 意思公式組合的使用率

人類的行為總是在體現著其感情。而拒絕表達中的一系列言語行為則體現出說話者的心理、教養及說法技巧等。在拒絕對方的請求時，并非使用單一的拒絕策略，而是多種拒絕策略的組合。組合的先行模式就是優先使用某種語言作為前綴。比如說直接先行模式就是如“直接+直接”“直接+間接”“直接+回避”“直接+責任轉移”的等意思公式的組合，其前綴都是直接拒絕表達，所以稱為直接先行模式。根據統計：各先行模式的使用率順序依次是“直接先行模式”18例（33%），“理由先行模式”16例（29%），“回避先行模式”15例（27%），“責任先行模式”6例（11%）。通過對以上組合使用率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在各個意思公式的先行模式當中，組合使用率最高的是后綴“～のみ”，而各先行模式的共同點是其使用率最少的組合即后綴為“～+直接”的組合。

4.《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分析結果

4.1 存在問題

Kanokwan Laohaburanakit分析了日本的日語教學的10本教材，得出下結論：教材中關于委托的拒絕基本上沒有，相比對于邀請的拒絕卻占大多數。此外，拒絕表達的結構純理由型的較多。教科書中基本沒有說明與對方的關系，針對上司的拒絕表達只有一例。可見，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使用和說明較少，對話中也很少考慮拒絕策略。日本的教材都是如此，那么中國的日語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使用如何呢？

從統計可以看出，《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例句也很少，僅有55例，且沒有任何有關拒絕表達策略的說明。此外，《綜合日語》中，直接拒絕表達占了大部分。因此對于不了解日本人心理的中國的日語學習者而言，容易誤用拒絕表達的方式。日本民族是以心傳心的民族，對話中經常使用省略和曖昧的表達方式。拒絕表達是日語曖昧性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因此，中國的日語學習者首先應了解拒絕表達背后映射的日本人的謙卑和委婉、曖昧文化。

4.2 拒絕表達教學建議

綜上所述，以《綜合日語》為代表的國內日語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內容很少，且沒有系統全面的拒絕策略的說明。因此，日語學習者靈活掌握拒絕表達方式并非易事。甚至很可能在和日本人交流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日語的教學當中，應該盡量系統地介紹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的相關知識。

此外除了從理論上系統的介紹外，更應該注重實踐的運用。當然和日本人直接的交流是最有效的方式，所以盡量與身邊的日本人以及留學生進行日常交流，并在會話交流中自然而然得掌握如何準確得使用日語拒絕表達方式。此外，閱讀日本的小說，觀看日本動漫電影等都是理解日本人心理的很好的方法。

5.今后的課題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論文以《綜合日語》中出現的的拒絕表達為分析對象，并未涉及其他教材。此外，教材中的會話由于是角色設定進行編寫的，與實際的會話有差距，并且關于拒絕表達的例句也不多，因此結論欠缺說服力。拒絕表達根據上下等級關系，親疏關系的不同其言語行為表現也不同，而因教材內容的限制，本文并沒有涉及此方面的分析。今后希望在研究拒絕表達方式中，可以結合D.C.T和實際會話等的研究方法更為全面、系統地進行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華北科技學院人文社科基金的資助。

參考文獻

[1]藤森弘子，《日本學者にられるプラグマティックトランスファ“斷り”行の合》[J]，日本語教育論集，1994年

[2]藤森弘子，《日本學者にられる“弁明”意味公式の形式と使用中國人國人學者の合》[J]，日語教育，1995年

第3篇

[關鍵詞]中國文藝學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 中間人

歷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并發展著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來，這種狀況卻發生了逆轉。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會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為東西方思想的交匯點。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包括文藝學領域內，日本對于中國學術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傳播西方思想和學說之“中間人”的重要作用。

“文藝學”作為一種現代形態的學科，在我國雖然是在20世紀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發展，但20世紀初的“西學東漸”以及將西方一些近現代的學術思想、觀念、體系、方法譯介到中國，對中國文藝學科的創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西方耶穌會士東來及其“學術傳教”活動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學術界稱之為第一次西學東漸。這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契機，但兩國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導致了此后兩國文化發展的不同進程。

在日本，西學的傳入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640年以前的南蠻文化和此后的“蘭學”。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現在、社會思想和倫理觀念方面。南蠻文化時期大量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如天文歷法、地理學、航海術等經過曲折的發展，為日本近代文化的產生作了準備，并在此基礎上興起了“蘭學”。蘭學時期，大部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學基本持肯定、歡迎態度，而且不遺余力地進行翻譯和宣傳，對蘭學在日本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幕府統治者對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長期的反對甚至鎮壓政策之后，也逐漸認識到蘭學對于發展生產和鞏固統治的積極作用。因此，19世紀初，蘭學成為被統治階級所承認、為政權服務的“公學”，得到幕府的保護和支持。這些積極的外部條件使得蘭學能夠在日本得以長期穩步地發展并不斷得到普及。蘭學通過近百年的科學研究活動，加深了對西方科學內涵以至社會原理的體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個獨立從事西方科學研究的社會群體。由此，“蘭學”成為日本社會與西方先進文化聯系的紐帶，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學上以及思想上的堅實基礎。

而在一衣帶水的中國，十九世紀后半葉，中國社會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日漸衰敗，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在科學技術層面、社會制度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中國都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1840年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不僅僅以科技層面的聲光電化之知識、堅船利炮之技藝為滿足，還要求進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和學說。可以說直到這時，中國人才開始真正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以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學說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開始廣泛傳入中國，在中國知識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學東漸”的熱潮。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學東漸帶來了近代形態的西方文化，對于中國古典形態的文藝學來說，也同樣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啟蒙。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的文藝學從古典向現代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其性質、內容、形式、方法、體例及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從而使中國文藝學的近代化成為可能。

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近代以來，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狀況達到了空前的。明治維新之后的“文明開化”運動使得日本僅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便取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愿望。但當時從中國直接去歐美以及翻譯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譯日文書籍相對困難得多，而且日本已經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經過了篩選和消化。因此向去蕪存菁的臨國日本學習，比直接向西方國家學習要簡便有利得多。當時的一些開明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1](《游學第二》)“我取徑東洋，力省效速”[1](《廣譯第五》)。可以說，中國人把通過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來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條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徑。而向日本學習的主要途徑就是派遣留學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多達五萬余人。大批的留日學生為傳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并通過翻譯日文書籍將這些新文化介紹到國內。

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同樣大多是由留日學生根據日文書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譯本翻譯介紹到中國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文藝學由古代到近代的轉型已經基本完成，在學科體系、范疇、觀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說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化學科的性質。文藝學領域內日文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廣泛傳播，對中國古典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促使中國的文藝學開始向近代化學科轉變。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翻譯日本文藝學著作的數量不斷增加，水平也不斷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評論中日文藝學關系時認為：“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就因為這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2](P33)可以說，中國文藝學近代轉型的過程。主要是一個向日本學習的過程，中國近代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響。

日本文藝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近代文藝學美學概念和范疇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學說時，除了用日語直接音譯西方外來語之外。還利用漢語的意譯法創造了大量新詞匯。文藝學領域內的許多重要概念 或范疇如“哲學”、“美學”、“文學”、“美術”等，最初都是日本學者借用漢語翻譯西方著作時確定下來的。由于這些用漢語表達的概念或范疇大都比較準確地把握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內容與特征，因此中國學者在翻譯日文書時也都普遍沿用了這些表達方式。關于這種情況，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創者王國維曾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作過較為公允的評價。他說：“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于新奇之語也，至于講一學，治一藝，則非新增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于此者矣。”[3](P387)這些新學語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進的文藝思想已經進入中國文藝學的視野之中，成為近代文藝學所表達的內容。

由日本傳入的新學語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許多基本范疇和概念在中國文藝學中確定下來，為中國近代文藝學體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美學和文藝觀念的更新，促進了中國文藝學在表達方式上的變革。

表達方式的變革在話語特征上體現為對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表述更加準確和規范。中國古典文藝學的話語表述特征是詩意化，思想家們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學語的引入，使中國古典文藝學向近代形態的轉換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這對于近代文藝學所要求的清晰、精確的邏輯分析話語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表達方式的變革在外在形式上體現為文體表現形態的轉換。中國古典文藝學以“詩話”、“詞話”為主的文體形態受到沖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體”逐漸被接受和運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留日學者借鑒日本經驗，主張沖破中國傳統的文體規范，變革舊的文體形式，開展了一場具有近代意義的“文體解放”運動。

由日本傳人的“新學語”帶來了大量的新知識和新見解。對于正處于啟蒙時期的中國文藝學來說，新知識意味著新的思想內容，新見解則代表著新的文藝觀念，而這些都遠非中國舊有的“詞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達新的思想內容和新的文藝觀念的需要帶來了文學體裁的變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啟超“文體改革”的主張直接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他在《夏威夷游記》一文中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靈感就是來自于對日本明治時期的政論家德富蘇峰作品的閱讀感覺。“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4](P191)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進“歐西文思”，即要在詩文中表現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達到這一目的，新文體的語言就應該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暢達，并“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4](P191)，以便徹底沖破古文規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情感。作為文體改革的主要倡導者，梁啟超不僅提出理論上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廣泛借鑒并學習日本新文體的風格。他在作文章時“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5](P220)，努力嘗試各種新的表達方式。這種日本化的新文體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幾使一時之學術，浸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此稍稍變矣。”[6](P95)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的大規模引進與吸收，不僅使中國文藝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現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文藝學具體的學術存在形態也在日本近代文藝學的強勁影響下自然而然地開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轉換。這種轉換以方法的更新為依據，以體系的建構為目標，以各種新的文藝思潮、流派的引介為具體內容，在文藝學原理、藝術史學、文藝理論和批評等方面都有所體現。

中國文藝學中關于美學和藝術原理的基本體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藝術理論家黑田鵬信的影響。他的《藝術概論》一書是一部系統講述藝術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內容包括從藝術的本質特征到藝術的創作欣賞、從藝術分類、藝術起源到藝術內容形式和風格流派等，包含了藝術理論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有關藝術理論的書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問題不僅在當時為中國藝術理論體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國藝術概論的教學過程中。此外，黑田鵬信的另外兩部著作《美學綱要》和《藝術學概論》也被譯成中文。這三本譯作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基本原理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響。

在藝術史論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日本美術史家木村莊八和板垣鷹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術史著作的譯介，是當時重要的理論成果。其中魯迅翻譯的日本學者板垣鷹穗所著《近代美術史潮論》對中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本書將近代美術如何演進到現代美術作了全面的闡述，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美術思潮發生的根源和必然性。這本介紹西方近現代美術史的演變過程的著作，不僅為中國美術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藝術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為中國的美術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法，使中國近現代美術思潮的產生有了必要的理論準備。當時，學習和借鑒日本的成果成為開展近代意義上的藝術史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許多后來很有成就的藝術史論家都曾翻譯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并借鑒其內容、方法及體例等進行近代藝術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更為顯著。“五四”以后，中國文學界徹底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制約。開始全面吸收近現代新的文藝思想并應用到文藝創作和評論當中去。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當時中國新文學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都是留日學生，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他們在倡導新文學的同時還翻譯了很多日本書籍，其中以廚川白村的影響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在引言中，魯迅先生給予這部作品如下的評價：“……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于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作，而對于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7](P296)廚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達十四種之多，他的文藝思想一度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的準繩，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藝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許多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文藝批評家也都是留日學生，他們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學和藝術思潮，寫作了大量理論文章，內容涉及藝術本體論、藝術創作欣賞及批評理論、藝術思潮與當代藝術評論等諸多方面。他們對近代文藝理論中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從國外學到的思想和理論真正融入到中國文藝學之中，為中國近代文藝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學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是在日本這個“中間人”的作用下發端、開展并逐步完成的，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因此，在繪制中國現代文藝學發展史的構圖中。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添加“日本”這個板塊，對于更全面地認識中國文藝學的歷史和現實，以及更好地進行東西方文藝學領域的交流，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之洞，勸學篇?勸學篇書后，馮天瑜、尚川評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論新學語之輸入，王國維論學集，傅杰編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啟超，夏威夷游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2，中華書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文集3》，歐理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諸宗元，譯書經眼錄序例，見《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張靜廬輯注，中華書局，1957年版。

［7］葉渭渠，日本文化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