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9: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興市場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國際碳金融市場。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新興的虛擬產權和金融產品，開啟了人類限制碳排放、減少碳排放的市場化路徑。英國排放交易體系、澳大利亞排放貿易體系、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開始碳排放權交易。歐盟（歐盟+挪威+冰島+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場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議定書》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法律約束下正式啟動交易。荷蘭CLIMEX交易所、歐洲氣候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歐電力交易所、紐約綠色交易所、蒙特利爾氣候交易所2009年以來，也先后開始進行核證減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場的基礎金融工具有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融資工具包括項目融資、運輸貸款、汽車貸款、房地產開發貸款、節能產品貸款、住房抵押貸款、綠色信用卡。風險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氣衍生商品、可交易災害期權、LeuPrima自然災害債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擔保、綠色建筑覆蓋保險。2013年，歐盟排放體系碳金融交易總量102.6億tCO2e，總交易金額為528.49億美元，其中歐盟配額（EUA）交易量為86.5億tCO2e，交易金額524億美元；CER7億tCO2e，交易金額4億美元；聯合履行項目減排單位（ERU）交易量9億tCO2e，交易金額1億美元。從2014年5月19-23日歐盟市場一周的情況看，一級市場有三次配額拍賣1048.6萬噸，價格分別為4.6、4.59、5.23歐元每噸。二級市場一周配額成交量50.5萬噸，最低價4.7元每噸，收盤價5.11元每噸；州際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貨價格下跌25%至0.09元每噸，五種CER期貨合約一周的成交量為857.6萬噸。2014年9月1日的交易價格EUA為6.44歐元，CER為0.16歐元。
2.中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現狀。我國的碳金融，是從參與國際市場開始的。2006年開始以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供給方的形式參與國際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國在聯合國CDM理事會（EB）注冊的CDM項目3804個，實際簽發減排量的CDM項目1400個，約占全世界CDM項目總數量的50%。中國區域性試點碳市場從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率先上線配額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慶碳排放權交易中心開市，全國七家區域性碳金融市場平臺全部開始配額和自愿減排量（CCCER）的市場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國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控排企業2000家，交易總量1225萬噸，交易總額35264.4萬元，平均每噸28.79元。深、滬、京、粵、津、鄂、渝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的累計交易量分別為1659554噸、1553460噸、961855噸、1293173噸、1059760噸、5284288噸、145000噸，累計交易額分別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盤價格分別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噸。其中深、滬、京、粵、津已經完成第一個履約年，履約率都在95%以上。
二、未來碳金融市場展望
1.國際市場展望。2014-2015年期間，我們將看到新西蘭、巴西、智利、韓國、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烏克蘭以及WCT體系的魁北克、美國RGGI以及東京都等國家和地區的碳金融市場或已建成、建設中、完成立法、計劃中、承諾中。國際碳金融市場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場總供給預測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國只包含電力市場需求，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將美國總體經濟運行納入，則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
2.中國碳金融市場路線圖。中國碳金融市場2006年以來，到2018年的12年發展路線圖可以劃分為：2006年以CDM項目供給方式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2008年奧運期間開始在國內進行零星的自愿減排（VER）交易；2011-2012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規劃、準備、制度安排階段；2013-2014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相繼啟動交易階段；2015-2016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調整、改革、整合階段和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籌劃及立法；2016-2018年，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國際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1.法律懸空問題。國際碳金融市場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議定書》只約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減排承諾。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諾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締約國先在國內完成程序和授權，簽署后才生效。至今還沒有達到生效的締約國簽字國數量。接近2年來，國際碳金融市場處于法律懸空期。有關各方應該在AR5明確了氣候變暖結論的2014年讓新的法律框架生效，運用碳金融平臺的市場張力，推動全球節能減排，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2.排放大國按照《京都議定書》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問題。美國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體絕對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國。卻一直沒有批準和簽署《京都議定書》，甚至影響了其盟友———日本這個另一排放大國曾打算退出《京都議定書》。使得本來供不應求的碳金融市場有時供需倒掛，加上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以及歐盟2007年、2012年不讓配額余額進入第二年的下一階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場價格曾出現高峰30歐元和低谷0.1歐元的“需求-價格悖論”。AR5的，應當引起各國的進一步高度關注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進一步推動碳金融的市場力量。美國聯邦政府應當順應民意，履行大國義務，鼓勵全美學習、推廣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場化措施，借鑒歐盟的碳金融市場經驗，與全球各國一道，共同應對“同一個地球”的氣候變化。當然，中國也是排放大國，已經承諾按照國際公約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應對氣候變化和限制碳排放責任。建立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和籌劃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并繼續CDM項目的注冊、產生CER，是中國通過碳金融市場途徑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行動。
（二）國內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1.有規無法問題。中國還沒有碳金融市場法律。七個碳金融市場平臺是在政策上建立起來的。有的市場平臺雖然取得了國務院及其政府部門的法規和特區等地方性法規的認可，但總體上屬于有規無法。不利于市場的長期發展、健康運行，不利于與國際碳金融市場接軌。全國性還有24個省市的碳排放權配額交易沒有明確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國統一碳金融市場也缺乏法律依據。建議全國性的統一碳金融市場機制、市場交易和國家立法，作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取得重大的實質性進展。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預期信心
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金融市場動蕩、交易規模下滑、失業率上升,原本寫在書本上的景象正呈現在我們面前,衰退背后是人們對于經濟前景的悲觀和無奈。走向復蘇需要信心,但信心無疑是今天市場上最稀缺的東西,歷史上有關危機過后經濟蕭條的描述讓悲觀預期成為此時行事的基礎,因為人們相信這種判斷是理性的。然而單單基于過去預測未來屬于適應性預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動才是理性預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極情緒的環境,分析經濟周期自身屬性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以期提升市場信心,實現中國經濟的盡早回暖。
一、市場悲觀預期蔓延加劇全球經濟衰退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經濟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挑戰,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以來,美國次貸危機逐漸完成由虛擬經濟領域到實體經濟領域、由發達經濟體到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蛻變,演化為一場世紀性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環境、市場概況以及面臨風險的看法,嚴重挫傷了人們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樂觀態度。悲觀預期,令經濟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場運行的流暢程度大大降低,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全球經濟快速惡化正是交易伙伴間信任關系的斷裂,市場體系內部信用崩潰的表現。
1.悲觀預期促使金融機構紛紛“去杠桿化”
全球金融危機讓金融機構脆弱性暴露無遺,此前已有一些機構由于過高的財務杠桿比率付出慘重代價(見圖1),為了降低財務風險,金融機構紛紛降低杠桿率,防止陷入破產的絕境。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歸入商業銀行體系,投資銀行傳統的約30-35倍的杠桿比率將逐漸向商業銀行十幾倍的杠桿比率轉化。與此同時,對沖機構破產與大幅度削減杠桿比率也將導致金融市場的杠桿率大幅降低。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行為不僅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流動性高度緊張,預計全球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累計損失將超過50萬億美元。同時“去杠桿化”行為會導致信貸萎縮,影響投資和消費,波及實體經濟,在更大“去杠桿化”規模發生之前,金融市場難以恢復正常,實體經濟穩定和復蘇遙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發投入要素價格大幅跳水
受預期需求和產出下行的影響,國際能源、金屬礦石、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經歷劇烈波動。國際原油價格大幅跳水,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農產品、黃金、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相似的調整。次貸危機顯現之后,各經濟體也紛紛下調了其國內利率水平。為了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力度,美聯儲多次降息,聯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歷史新低。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紛紛采取協調行動,推動數輪大幅聯合降息。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水平也呈現出下滑趨勢。由于預期消費水平降低,企業主正在壓縮產出、裁員或降薪,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時候,企業首先考慮的是謹慎行事。
3.市場悲觀態度弱化了政府干預的效果
市場信心與政府干預存在微妙的關系,此前美國政府對貝爾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機趨于平緩,但此后拒絕援助雷曼兄弟的戰略性失誤,令危機全面升級,此前暫時重建的信心最終隨雷曼兄弟的煙消云散。丟失信心的市場呼喚政府的介入。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出臺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的救市計劃,減息、注資、推出擴張性財政刺激計劃等等。政策效果地釋放離不開市場主體的積極配合,但在悲觀預期的環境中,市場對于刺激政策的冷漠會弱化干預效果。例如,之前美國政府向銀行系統注資來迫使銀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銀行本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僅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銀行間融資壓力并沒有得到緩解。又如,美國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營投資基金購買問題貸款和證券的計劃很可能也是一廂情愿,畢竟當前“現金為王”的投資理念很難激發私人資金介入這一領域。
二、客觀審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經濟走出困境的過程,伴隨著市場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經濟衰退時一味強調不利因素,無視經濟運行中的有利因素,就會讓悲觀預期拖延經濟復蘇的時間。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沒能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經濟增長放緩已經定局。正因如此,中國更加需要客觀審視此次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為市場主體重建信心奠定基礎。
1.經濟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內在合理性
當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盡管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但是不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治愈衰退,衰退總會在一輪繁榮過后不期而至。立足經濟周期視角,當前經濟衰退與8年前美國互聯網泡沫危機有極為深遠的聯系,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激活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令經濟很快復蘇并趨于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景象的背后并非經濟自我調整后健康機體,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一個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聯網泡沫更大。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實上,今日的嚴重衰退正是一場姍姍來遲的衰退。
2.外部與內部原因致使中國經濟增速下降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增長趨于放緩。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0.6%,此后四個季度漸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降至6.1%(見圖2)。全球金融危機首先沖擊了深度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經濟體,隨后波及了高度負債和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最后影響了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存在資本項目管制并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國經濟受到沖擊的程度遠遠低于歐盟、韓國、冰島等經濟體,但是隨著危機向實體經濟轉化,中國由于較高的對外依存度而成為危機損失的被轉嫁方之一。與此同時,在危機來臨前的一年多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趨于緊縮,為了醫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經濟過熱,多次提高利率、調高準備金率、加速貨幣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貸規模和流向,也給經濟增長不小的內在壓力,但是隨著政府轉向擴張性政策的出臺,來自政策方面的壓力轉變為增長的動力。
三、保持中國經濟發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溫總理指出,在經濟困難便面,信心與合作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信心是戰勝危機的力量源泉。從現在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來自于國內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同類型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實施。
1.中國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金磚四國另外三個國家
外部沖擊和此前緊縮性的政策冷卻了一度過熱的中國經濟,但是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繼陷入衰退,紛紛出現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金磚四國的另外三個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實現了6%-7%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同期增長速度達到9.9%。從投資和消費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趨于平穩,2009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0%,未來,消費依然是GDP中相對穩定的因素。
2.中國政府具備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點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捍衛經濟增長的決心與信心。去年11月份,國務院宣布高達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籌措1.2萬億,其余來自配套貸款和自籌資金。投資方向集中于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中國政府家底厚,國有經濟部門資產規模大、質量優的特點保證了中國政府有能力落實刺激計劃:第一,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增至19460億美元,過去的5年時間中,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為快速的增長,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銀行和社保基金的隱性債務大幅降低。第二,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43%左右,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量增至中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近60%,且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降至7%左右。隨著各項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實,刺激計劃已初見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并與2009年3月一舉突破標志著經濟擴張和收縮分界點的50點關口,達到52.4。
參考文獻:
[1]吉爾•福斯樂.2009:全球經濟預測與展望.國際金融研究,2009.2.
[2]黃益平.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國際金融研究,2009.1.
Krugman（1998）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提出了三元悖論理論，其核心內容是指：若一國資本完全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和固定匯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國政府在制定宏觀政策時，只能在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三個目標中任選其二，卻無法三者并存。圖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論三角形，三條邊分別代表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每個頂點代表相交的兩條邊的政策目標能得到同時滿足，但不可能同時滿足三條邊。如上方頂點表示一國同時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但必須實施資本管制；右下方頂點表示一國實施固定匯率制和資本項目完全開放，但無法實施獨立貨幣政策，該國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國的貨幣政策的制約；左下方頂點表示為滿足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完全流動，必須以犧牲固定匯率制為代價。
二、研究設計
從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來說，貨幣政策、外匯政策和資本市場開放是搭建有效的開放經濟的三大方面。
（一）獨立貨幣政策獨立貨幣政策表明一國政府可根據本國經濟增長現狀來實施寬松或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對利率的自由調節來穩定經濟，當經濟過熱時采用提高存貸款利率，當經濟增速變緩時則采用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來刺激經濟增長，以此來保證長期內一國經濟平穩增長，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國貨幣政策。Daly（1998）發現中央銀行獨立的國家采用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方法來使該國保持穩定持久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對外貿易以及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1：獨立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積極作用。
（二）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可以穩定本幣價值和國內物價，降低外匯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及風險擔保成本，從而保護和促進外部投資增加和國際貿易發展。但是，固定匯率制的弊端是當開放經濟受到外部市場沖擊時，政府無法通過匯率浮動來吸收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安輝和黃萬陽（2009）運用VAR方法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影響顯著，ML條件成立。鄒璇（2010）發現匯率剛性削弱了一國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且當該國資本流動性越強時，受到投機資本沖擊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2：固定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消極作用。
（三）資本完全流動資本完全流動是爭議很大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一方面，資本完全流動使開放經濟暴露在投機性熱錢流動中，增加銀行體系信用風險（談世中，2002），干擾正常的資本運轉，從而導致一國經濟不穩定。這一點在最近20年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但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資本流動性越強，表明一國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轉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對稱性越低，同時對國際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大。同時，一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參與程度越高越能通過組合多樣化來分散市場風險，并進一步降低離岸服務外包收入的波動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3：資本完全流動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積極作用。
（四）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相比發達國家來說，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體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場效率較發達國家仍然偏低。在貨幣政策方面，Ajzenman（2008）發現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由于貨幣政策維持穩定能夠降低經濟波動的預期，因此獨立貨幣政策與貿易收入波動性顯著負相關。在外匯政策方面，鄭重（2011）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新興市場國家最優外匯政策的選擇取決于外部沖擊的類型，在世界價格的沖擊下，固定匯率制平抑投資、產出和消費的波動的效果優于浮動匯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沖擊下則剛好相反。在資本市場開放政策方面，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運行效率遠遠不如發達國家，因此資本流動性越高，這些國家受到外部投機資本沖擊的風險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4：獨立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消極作用。H5：固定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消極作用。H6：資本完全流動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積極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變量體系1．因變量。本文研究的是離岸服務外包發展，因此選擇了兩個因變量指標：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性。（1）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OSO）。由于對離岸服務外包的統計數據缺乏，因此本文選取新興市場國家的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額②作為替代變量。（2）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性（Vol）。本文參考劉金全和劉志剛（2005）的度量方法，用樣本長度固定的滾動標準差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率中的條件波動性進行度量。滾動標準差是指在整個樣本觀測區間中給定一個滾動時窗長度m③，t時（其中t的變化范圍為從m到T）的滾動標準差為從t－m＋1時到t時的m個樣本標準差。2．自變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論理論中三大宏觀經濟政策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及其波動性的影響，主要涉及三個自變量：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Ajzenman（2008）對Krugman（1998）的三元悖論理論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進行實證分析的變量，建立了三元悖論指數。本文對該模型進行適當調整，并用于分析：（1）獨立貨幣政策（MI）。因為某些基準國的貨幣政策總是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不同國家貨幣政策制定的過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標新興市場國家與基準國實際利率的相關性來度量目標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受基準國影響的程度，再取相反數來反映貨幣政策的獨立程度。為使指標可比，將美國作為基準國，使用美國的年實際貸款利率來表示實際利率，并且使用相關系數本年與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動平均數來使指標平滑。對公式作運算處理來使指標的值保持在（0，1）之間。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目標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國貨幣政策干擾越少，即越趨于獨立。（2）固定匯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標新興市場國家月度對美元匯率的標準差來表示各新興市場國家年度匯率波動性，再取其相反數表示這些國家每年的固定匯率，并且對公式作運算處理以使得指標的值保持在（0，1）之間。但是，這樣直接使用該公式會存在缺陷，即月度匯率的細小波動將會引起標準差的較大波動，因而導致度量的指標值與維持固定匯率的國家政策目標相悖離。因此，在使用公式前應對月度匯率波動設置一個門檻，若某年12個月的月度匯率同上月相比波動幅度均在＋／－0．33％之內，或一年之中有10個月及以上月份的匯率沒有產生任何變化，那么我們就直接將ERS的值設為1，表示該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該方法參考了Shambaugh（2004）。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匯率波動性越小，外匯政策越趨于固定匯率制。（3）資本完全流動（KAOPEN）。金融研究領域的學者普遍認為，國家間資本完全流動的程度是極難度量的指標。本文沿用美國學者Chinn和Ito（2008）創造的KAOPEN指數，該指數來源于IMF的每年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報基礎上設置了k1到k4四類0－1變量來分別表示多重匯率、限制現金賬戶交易、限制資本賬戶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條件等資本流動限制政策。然后將k1、k2、SHAREk3和k4進行標準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對資本完全流動的限制程度，再對其取倒數表示資本完全流動的程度，這就是KAOPEN指數，其數值介于（0，1）之間。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目標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完全流動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匯率的dummy，不存在為0，存在為1；k2表示是否存在現金賬戶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開放為0，存在限制為1；k3表示是否存在資本賬戶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開放為0，存在限制為1，SHAREk3表示k3當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數。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條件，不存在為0，存在為1。F（x）表示對上述4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四個外生變量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分別是各新興市場國家以1999年為基期的每年實際GDP的對數（GDP），每年廣義貨幣M2數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國內總儲蓄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貨物貿易出口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實證模型為了驗證假設1－3，本文設定了以下線性回歸模型。
四、實證分析及結果
本文的數據來源是UNCTAD數據庫以及IMF的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AREAER），樣本來自于世界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最高的50個國家中的14個新興市場國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亞洲國家6個，歐洲國家2個，非洲國家1個，北美洲國家1個，拉丁美洲國家4個，并且完全涵蓋金磚五國⑦，因此樣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選取這些國家1999～2011年的年度數據作為樣本，總體樣本共計182個。
（一）描述性統計表2列出了本文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及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兩個細分樣本中各變量的基本統計量以及數據來源。如表2所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際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OSO）的平均值遠遠大于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平均值，而金磚五國的實際收入額平均值更是達到總體樣本的2倍多，其中，亞洲6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占14個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收入額的75．67％，貢獻率遠遠超過其他各洲國家。另外，金磚五國的收入額也占總體樣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分別占總體樣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離岸服務外包承接國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圖2是比較三種類型經濟體的三個自變量數值平均值直觀差別的雷達圖。從總體上看，三個自變量獨立貨幣政策（MI），固定匯率制（ERS）和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取值范圍大體介于0．3到0．7之間。其中，三種類型經濟體的獨立貨幣政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興市場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貨幣市場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導致各國制定貨幣政策時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國貨幣政策影響的程度大體一致。而金磚五國的固定匯率制（ERS）和資本完全流動（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磚五國的資本完全流動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最低，而且匯率越趨向于浮動匯率。圖3顯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及其細分市場在1999～2011年間獨立貨幣政策（MI）的變化趨勢。由圖3中可見，獨立貨幣政策（MI）經歷了S型的劇烈變動。自21世紀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點，表明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前期，由于美國正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繁榮時期，同時實行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引發新興市場國家將大規模外匯儲備投資美國國債，從而受到美國貨幣政策制約。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時，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正在為美國的債務買單，開始逐漸擺脫美國等大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因此獨立貨幣政策（ERS）在危機后逐步回升。圖4顯示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及其細分樣本的固定匯率制（ERS）的變化趨勢?？梢钥闯?，除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在2003年前后匯率穩定趨勢稍有加強之外，新興市場國家堅持固定匯率制的程度在十幾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其中，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和金磚五國來說，亞洲新興市場的匯率穩定性較高。值得注意的是，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固定匯率制（ERS）均顯著下降，跌至13年間的最低點，說明當一國經濟面臨外部沖擊時，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選擇浮動匯率制，以此來緩沖國際危機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沖擊仍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觀表明了浮動匯率制能有效降低對外貿易及離岸服務外包產出波動的功能。圖5顯示了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變化趨勢。該指數數值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數的變化異常平穩，甚至有些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在1999～2011年間從未變更過對資本完全流動管制的政策。如圖所示，三類新興市場國家的KAOPEN指數均表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其中，總體樣本的指數水平高于兩類細分樣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磚五國的資本完全流動水平最低，表明這些國家相對于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對外開放政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當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時，不同于一些歐洲國家，所有新興市場國家不但沒有限制資本流動，反而呈現出明顯的逆市開放趨勢。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為驗證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對模型（6）進行估計，對三類新興市場樣本數據作回歸，回歸結果呈現于表3。第（1）～（3）列是對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進行回歸的結果，由于三個指標存在完全共線性，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模型中，因此將三大指標兩兩放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其中調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論模型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具有較高的解釋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獨立貨幣政策（MI）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無顯著影響，H1未得到支持?？赡艿脑蚴切屡d市場國家的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尚不完善，貨幣政策刺激產出增長的傳導性還未能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匯率制（ERS）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呈現顯著負相關，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H2得到支持。這一結果與Daly（1998）將對外貿易收入額作為因變量的結論保持一致，說明離岸服務外包作為服務貿易的組成部分，延續了對外貿易總體收入額的實證分析結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資本完全流動（KAOPEN）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無顯著影響。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樣本的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相異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獨立貨幣政策（MI）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呈顯著正相關，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H1得到支持。這一結果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運行效果較好，對經濟產出以及離岸服務外包等對外貿易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匯率制（ERS）基本與總體樣本保持一致，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產生負面影響。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資本完全流動（KAOPEN）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沒有顯著影響，H3沒有得到支持。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體制不夠完善，效率較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來說比較低下，因此，資本完全流動程度高并不能給提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帶來顯著的正面影響。第（7）～（9）列是對金磚五國樣本的回歸結果。其中，獨立貨幣政策（MI）的系數為正，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金磚五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性不足。但是，固定匯率制（ERS）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浮動匯率制比固定匯率制能更好地適應國際市場波動，促進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平穩增長。令人吃驚的是，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系數顯著為負，且通過1％水平檢驗。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磚五國的資本市場體系尚有較大風險，盲目開放資本項目流動，不但不能提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劇國際市場上的投機性熱錢流動，從而引發經濟波動。為了驗證H4～6，本研究繼續采用PooledOLS估計了模型（8），回歸結果呈現于表4。PanelA顯示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性的回歸分析結果。由PanelA可見，貨幣獨立政策和固定匯率制的異常波動率均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無顯著影響，因此，H4和H5沒有得到支持。這也許是由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靈，因此貨幣政策獨立帶來的穩定經濟效應沒能降低離岸服務外包波動性。而資本完全流動的異常波動則對因變量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系數在1％水平上通過檢驗，H6得到支持。說明對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而言，資本流動性越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的風險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別顯示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性的回歸分析結果。兩個面板數據結果與總體樣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完全流動性的顯著性水平較總體樣本有所降低，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總體來說，資本流動性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的影響度較低。
五、研究結論及對中國的啟示
以經銷商為主體的間客式信貸模式及其風險
經銷商既是汽車的銷售者，也是信貸風險的管理者。銀行在與汽車經銷商建立合作關系的同時，也為經銷商的信貸風險控制帶來了新的問題。
1、銀行對經銷商的選擇風險。銀行在沒有切實了解經銷商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基礎上，僅憑經銷商存入一定數額的保險金便與其建立合作關系。經銷商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會美化借款人條件，使銀行難以掌握借款人的還款能力。
2、銀行與經銷商的利益沖突。汽車經銷商的經營目標是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銀行的經營目標是在確保信貸資金安全的基礎上獲取一定的收益，這是導致銀行與經銷商出現利益突出的根本性原因。經銷商為了獲取豐厚的售后服務利潤，便不會考慮銀行所承擔的風險。
以汽車金融公司為主體的間客式信貸模式及其風險
該汽車信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以上兩種模式中的不足，具備貸款售車程序簡單、服務到位、操作規范等優勢。但是，由于我國汽車金融公司起步較晚，尚不具備豐富的經營經驗，并且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從而導致其經營規模難以擴張，短時期內無法得到快速發展。然而，從發展遠景上看，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汽車消費環境的日益改善，勢必為汽車金融公司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充分發揮其汽車信貸風險管理與控制的優勢。
汽車信貸風險的防范措施
（一）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機制
銀行和汽車經銷商必須加強內部風險管理，以提高防范汽車信貸風險的有效性。首先，執行崗位責任制。貸款管理部門應當強化風險責任意識，明確風險管理的目標，將總責任經層層分解之后落實到每個工作人員身上。會計、財務、信貸管理、計劃審批、風險管理等各部門應當構建相互協調、密切配合的工作關系，對授信額度、利率、期限進行動態管理；其次，建立個人消費貸款檔案，完善資信審查和貸款簽訂手續。
遵循審貸分離的原則，對客戶進行定期檢查和監督，并對經辦人的工作行為和工作流程進行督查，防止其出現道德風險；再次，落實企業消費貸款合同的復審制度，加強信貸合同管理，杜絕出現無效合同。重視貸后管理工作，通過建立貸款風險預警機制，掌握客戶的還款能力，將客戶違約風險降低最低；最后，建立不良貸款催收制度，信貸管理部門要準確判定已經成為風險的貸款，并加大貸款清收工作，做好催收記錄。
（二）規范汽車信貸市場
從宏觀的角度出發，為了有效規避汽車信貸風險，應當從規范汽車信貸市場做起，為汽車信貸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國家政府部門以及央行、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應當加大汽車信貸市場的監管力度，出臺和執行完善的法規制度和管理辦法。首先，央行、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應當與政府監管部門相聯合，構建有效的監管體系。國家應當完善制度體系建設，改善當前無法可依、有法難依的現狀；其次，有關部門應當重視汽車金融公司的發展問題，幫助汽車金融公司遠離尷尬的經營境地，扶持汽車金融公司發展壯大，成為汽車信貸的重要主體；再次，針對汽車信貸市場現狀，應當繼續創新信貸模式，如汽車信貸證券化，通過豐富金融工具以創建新的信貸模式，合理規避信貸風險。
內容摘要：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鏈環節，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為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西部作為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技術條件不同于發達的沿海地區，從而導致新興產業生命周期的變異和市場結構形成、演變的獨特規律。實踐證明，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結構模式只是市場結構范式的具體運用。
新興產業指新技術產業化形成的產業。近年來，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經歷了一個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過程，同時其市場、技術、資金、政策環境等方面都獨具特色，但它們的成長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許多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這使西部同一產業內不同技術鏈環節的市場結構與中東部差異很大，進而使產業生命周期理論對西部新興產業市場結構喪失了相當的解釋力。
西部地區產業發展不僅僅是個微觀市場結構問題，而是關系整個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重大問題。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競爭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對稱理論得到廣泛認同后，市場完全競爭理論僅僅作為一種理想的但不切合實際的市場發展模式。而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范式的研究，實際上是關于完全壟斷范式和寡頭壟斷范式，也將成為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模式選擇的爭論。
西部地區新興產業市場結構特征分析
西部新興產業內部層次明顯，因技術、市場、資金、人才、政策環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戰略環節導入期較長，形成壟斷市場結構，而非戰略環節分散競爭，而且不具備重要的研發技術，因此競爭力差，具體表現為：
（一）市場不確定性降低
產業技術創新的開發，能否商業化運作存在不確定性。同時缺少有關特定市場未來發展方向的相關信息，市場發展更難以預測。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滯后于發達國家或地區，其需求對象及市場發展方向都相當明確，因而市場不確定性減少。
（二）市場容量大
西部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人們收入快速增加，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張，潛力巨大，同時對新興產業，國家或地方政府有資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國外產品的沖擊。
（三）產業鏈復雜
新興產業包含著圍繞特定產品或服務所開展的一系列生產或服務活動，存在上下游的鏈接關系，并形成了一個彼此緊密聯系的產業鏈網絡體系，其中支撐產業活動的關鍵技術的鏈接即核心技術鏈，它是支撐核心產業鏈運行和發展的基礎。核心元件技術是指產業中核心元件的開發與設計技術，而產品架構技術指那些在終端產品實現過程中所使用的系統設計技術和重要組裝技術（洪勇等，2007）。
新興產業內部不同技術環節市場結構的變動趨勢
西部地區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新興產業關鍵技術環節的結構性進入壁壘將發生變化，表現為：
承接產業轉移給西部帶來了巨大的技術轉讓和直接投資，但發達國家或地區努力保持技術壟斷和技術優勢，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術。當西部產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突破時，我國東部或發達國家為了繼續獲取超額利潤，將被迫轉讓部分核心技術。
資本積累不斷增加。資本短缺曾經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隨著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及近年產業轉移的不斷增加，西部金融形勢發生巨大的改變，一些大型企業也能夠較容易地獲得廉價的銀行信貸資金，資本約束大為減輕，部分產業甚至出現資本過?，F象。知識技術的溢出效應。知識技術的傳播、擴散及增值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趨勢，主要因為新興產業技術勢差的普遍存在，從勢位高的組織向外擴散，創新技術也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不斷伸展，加上西部企業缺乏成熟的技術保護機制，加速了技術的擴散。
市場需求因素。隨著產業的發展，其商品將不斷成熟，市場容量也不斷增加，人們對該產業的技術、顧客、產品開發、競爭者情況等也有了確切的感知。另外，為了避開關稅壁壘、反傾銷及地方行政制約，規模企業可能會在西部直接投資建立生產企業，進一步提升市場的知名度及需求。
與世界先進企業相比，西部地區企業還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實現技術壟斷；它們也難以像發達國家優勢企業那樣，生產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產品，增加用戶的轉換成本，對兩代產品實施捆綁銷售（吳照云、余煥新，2008）。因此，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鏈環節，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為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而非核心環節也發生巨變，企業向集團化、集群化方向發展，競爭形態也由分散走向寡頭。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興產業市場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一）對新興產業核心環節給予大力扶持
新興產業核心環節肩負著振興西部民族工業的使命，同時頂著技術創新的壓力，應該受到重視，給予技術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設和完善科研基礎設施對這類企業開放的機制，加速科技資源向這類企業的流動等。西部地區的新興產業核心環節不僅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也是資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別需要資金和人才的支撐，如政府財政投入、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風險投資資金等。例如廣西區政府通過完善和規范市場，完善中介服務，動員大量社會資金投入高技術產業領域。
（二）對新興產業非核心環節給予適當的引導
對于新興產業中的非核心技術環節，政府有必要對其給予及時和必要的引導，避免其低水平重復建設、無序競爭的局面，而發展產業集群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一個重要選擇。產業集群，是指特定的領域里相互聯系的公司和機構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會關系和網絡基礎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結構完整，支持產業體系健全，具有靈活機動等特性的有機體系。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規劃，引導進入新興產業非核心環節上企業形成產業集聚，進而形成集群。
（三）明確市場規則
核心環節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會誘使眾多廠商進入該環節。因此，政府要采取相應政策措施，防止產業進入成長期的混亂，如政府對特定新興產業的企業進入和退出行為作出明確的規范。對進入進行管制是為避免廠商的過度進入導致過度和低效的競爭，降低退出壁壘是為經營不善的廠商提供一條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轉移配置不當資源的途徑（楊蕙馨，2000）。
（四）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和引導
西部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中國有制占據主體地位，而以國有制為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產權單一，不易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續發展資金的能力，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未來擴張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營企業卻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因此，西部地方政府應在稅收、資金、技術等方面給民營企業一定的扶持，引導創建合適的組織形式，拓展發展空間。
（五）推動企業優化重組
推動企業優化重組，強強聯合，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增強與國際規模企業競爭的實力。國際規模企業，在各自保持自身獨立發展的同時適時進行重組與聯合，優勢互補已成為國外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興產業，無論零部件生產企業還是整個產品生產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技術交流合作不多，更別提重組與聯合。因此，地方政府應在促進新興產業企業之間的合作、專業化分工方面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1.吳照云，余煥新.中國新興產業市場結構演變規律探究—以有機硅產業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2008（12）
2.楊蕙馨.從進入退出角度看中國產業組織的合理化[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1）
3.陸奇斌等.中國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關系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4（10）
4.孫天法.中國產業發展的市場結構選擇[J].中國工業經濟，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