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9: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繪畫語言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回民街英語；社會文化理論；發展路徑；本質特征
中圖分類號：H31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4）02-0197-03
回民街是中外游客來西安必去的旅游景點之一，伊斯蘭文化的結晶大清真寺坐落于這條古巷里。改革開放后，回民街以陜西民間藝術品為另一特色，如皮影、剪紙畫、老虎鞋等，每年春節前后及4月至10月為其旅游旺季。本文擬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出發，采用觀察訪談法及追蹤調查法，描述回民街英語的發展路徑及本質特征。為了找到答案，本文提出假設：假設一，回民街洋涇浜英語的發展路徑為語言及非語言的融合，主要依賴于語言發展，語言發展路徑將會經過以下過程：言語語塊句子；假設二，店主的語言輸入不足，加之回民街英語也僅僅滿易所需，回民街英語屬于語言石化現象。
一、解析社會文化理論
理解話語涵義是建立在語言與社會文化相融合的基礎之上，需結合具體語境，而不是從語言本身出發。社會文化理論來源于巴赫金的對話主義理論，認為對話是任何文本的本質特征[1]。凌建侯則認為語言的社會性決定了它只能是在交際中獲得生命，即獲得生活的意義。一切話語的共同屬性就在于，它們都是語言在一切領域里言語交際條件下的實現與具體化[2]。
社會派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體現了豐富的文化信息。語言存在于社會交際活動中，與文化混為一體，二者無法分割。其研究方法更側重于從主位角度描述，收集自然交際語料，闡述二語交際者如何在與別人的交際中成功地表述自己的意思[3]。與此理論相關的研究有秀水街英語。秀水街英語屬于社會語言學研究范疇，描寫秀水街英語的語言特點、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并得出結論：秀水街英語不會向克里奧爾語發展，也不會發展成為標準英語[4]。
二、研究方法
回民街英語的使用者以中青年為主，本文選取一名女性穆斯林店主作為跟蹤調查對象，年齡40歲，無英語學習背景。語料收集過程為8個月，即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每隔兩周做一次田野調查，借助錄音筆（三星YP-VX1）共收集自然語料45條，其中18條為有效自然交際語料。出于道德考慮，筆者與語料提供者達成協議。研究語料均為店主與外國游客的自然交際語言。不同時段的語料通過人工反復聽取轉換成文本文檔。聽取錄音時，錯誤發音、發音時長、話語重復、語音語調需做標注。本論文中，標記符號及縮寫形式如下。T指代游客；Tn代表不同的游客；S指代店主；V指代錄音；Vn指代錄音時自然生成的順序；“^”表明使用計算器；“”表示降調；“”表示升調；“”表明降調轉變成升調；“”表明升調轉變為降調。
三、個案研究
此章節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從語音、詞匯、語法特征來論證引言中所提出的兩個假設。
（一）語音
首先，選用漢語中相近語音進行替代。英文語音/？/，/au/，/t？蘩/發為漢語相似語音/ /，/u/，/t？揶‘/。比如在外國游客問及漆器時，店主將lacquer['l？k？藜]發成['l k？藜]；詢問外國游客出價時，其則將how[hau]much[m？蘧t？蘩]發成漢語相近音位how[hu]much[m？蘧t？揶‘]；當其表述游客出價較低時cheaper[t？蘩i：p]，其固化語言則為cheaper[t？揶‘i：p].其次，雙元音/ei/則由英語中的單元音/e/替代。如店主在描述其物品翡翠（Jade）時，將[d？廾eid]發為[d？廾ed]。
其發音方式并沒有發生變化，以包含詞匯Lacquer的兩段語料為例。
第一段語料V019選自2011年6月17日：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l k？藜]么。
第二段語料V030選自2011年7月4日：
T2： Fifteen cents each.
S： Ok， this lacquer ['l k？藜] box. Give you this^， friend. I give you^.
語料中lacquer ['l k？揶？藜]及how [hu] much [m t？揶‘]均無明顯的語音變化。
因此，其語音特征表現出替代原則（選擇相近漢語發音）及簡化原則（英語元音之間互換），且發音方式保持不變。
（二）詞匯
詞匯僅僅滿易所需，如表述價格的詞匯，How much， 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 You say， Friend price；描述物品的詞匯， manual， lacquer， wood， jade， Happy the baby， good， best， quality， cheap；招徠游客所用詞匯， come in， have a look， wait moment， wait， lose money， no money.其次，其語言中混雜漢語語氣詞、動詞及陜西方言，如“么”“來”“sei皮家家子”。談及工藝品的價格時，店主則用陜西方言表述情感：
V040（選自2011年7月20日）
S： Souvenir， fifteen.
T4： Fourteen！ Ten！ I have ten， have twelve！
S： sei皮家家子， Where are you from？
陜西方言中，“sei皮家家子”指代極為吝嗇小氣之人。此語料中，則表現出店主對游客的出價不滿之意。
當招徠游客時，則使用漢語詞匯“來”，附之相應的身勢語。如以下語料V026（選自2011年4月30日），
S： Come in， 來. （gesture）
T3： Ah， different color.
描述物品，習慣性地添加漢語詞匯“么”，用以增強其語氣，正如以下語料V010（選自2011年6月17日）所示：
T1： No， it’s very expensive. This only wood.
S： Yes， only wood， for this lacquer 么。
因此，其詞匯顯現出有限性（僅滿易所需）及混合性（英漢詞匯混雜）兩方面特征，且通過跟蹤調查發現并無新詞匯融入到其語言中，呈現出一種穩定的交際模式。
（三）語法特征
語法特征可從5個方面來闡述。第一，回民街英語以語塊為主要特征，如交際所用話語，How much，You， how much ，Each how much；第二，缺失謂語系動詞。當其向游客描述筷子制作工藝時，其使用This wood， Sir，易接受用語為This is made of wood；當其描繪女式包的質量時，使用語言Yeah， this best， good quality，可接受語言為Yeah. This is the best bag. This is of good quality；第三，缺失助動詞。達成交易時，其通常問及游客You buy any something？易接受用語為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else？詢問游客所需物品數量，其采用How many you want的表述方式，而How many do you want更為標準；第四，單數第三人稱的不規則使用。當其招徠游客時，其使用語言Come in， you sees more，而規范的表述方式為Come in and you will find more bracelets；第五，語言表征方式主要以漢語搭配及漢語句法特征為主。如表達方式Big money， You， you best price， Smaller， smaller one， Give you forty five， Ok， ok， give you， Give you ten， ten.
以上為回民街洋涇浜英語的語法特點，其語法特點是否石化需要通過不同時期的語料得以驗證。
V024
S： Have a look.
T2： Howmuchare they？
S： Howmuch^.
T2： I’m sorry.
S： I get more. Ok， I mean.
T2： Sorry.
S：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S： Come in here， Sir， come in， come in here.
S： This is Chinese long life.
T2： Very nice.
S： How many？
T2： One.
S： Howmuch ^ . Okay， very cheap. You， Howmuch？
T2： Fifty？ Forty？ It’s not good luck.
S： Ok， Ok， this one^？
T2： Ok， Thankyou！
S： Thank you. You buy something？
T2： No.
S： Ok， Bye bye.
上述語料選自2011年5月15號，為店主正在出售其工藝品（筷子）。語塊、單詞及不完整的句子構成話語主要成分，缺失系動詞，如This wood， Sir，缺失助動詞，如You buy something.
在不同時期所收集的語料中，諸如How much，You， you price， You， finish， Jade. Give you ten， ten， Ten， ten， Friend price. No friend^， Same， same么，此類表述方式都是以單詞、語塊及不完整句子構成。語法特征保持不變，缺失系動詞如This for me no money，以漢語語法體系為特點，如This good quality（這個質量好），Give you ten， ten（這個十塊錢給你），you， you price（你來出個價）。
因此，我們得出結果，回民街英語的語法特點呈現出固化特征，主要是由單詞、語塊及不完整的句子構成。
四、穆斯林文化
首先，從服飾剖析穆斯林文化。在回民街，隨處可見帶著禮帽的男士及戴著蓋頭的女士，旨在蓋住頭發、耳朵、脖頸，回族人民認為這是婦女的羞體。此店主為中年已婚女士，所戴蓋頭為黑色，以示素雅端正。在回民街，還可見少女戴綠色蓋頭，以示秀麗清俊；老年婦女戴白色蓋頭，以示干凈持重。回族婦女的傳統服飾為大襟衣服，在追蹤調查期間，此店主以穿黑色、灰色衣服為主，很少見其穿亮色衣服及短袖衫、短褲、裙子。回民街為回族聚居區，回族女青年平時只戴蓋頭，穿著隨意，以亮色如綠、藍、紅為主；其次，2011年陽歷8月1號至8月30為回族齋封期，此店主白天不飲不食，8月31日（即開齋節）店主則暫停營業，慶祝開齋節。齋即為齋戒，回族統稱“封齋、閉齋、把齋”，齋戒一月，每日日出前進食，日落后開齋，白天不飲不食，以示專事真主，磨練意志。開齋節日期及其他重要節日按照伊斯蘭教歷來定；最后，該店主遇到與其有著相同信仰的外國游客，色倆目亦為主要問候方式，店主行色倆目，致“安色倆目阿來庫木”（Assalamu Alaikum/求主賜你們平安），穆斯林游客回致“吾阿來庫木色倆目”，（Alaykumu alāmun/意為求真主也賜你平安）[5]。以上為穆斯林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
通過對此穆斯林店主的跟蹤調查，回民街英語發展的最初路徑得以驗證，即由詞匯語塊句子。回民街英語自1978年形成，其初始形式僅為單詞。隨著交易的深入，又發展到以語塊為主。完整的句子是其發展的最高形式，預測其很難達到，因為穆斯林店主沒有任何英語學習背景，唯一的語言輸入即來自外國游客的殘缺語言。加之店主滿意其語言現狀，并無學習標準語言的動機，外國游客了解其語言表述方式，不會影響其生意所需。回民街英語的發展路徑融合了語言與非語言的要素，以語言為主導。店主談論價格主要借助計算器，引導游客，描述身高。回民街英語在語音、詞匯及語法規則上均無明顯變化，其屬于一種語言石化現象，且具有鮮明的穆斯林文化特色。
參考文獻：
〔1〕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2〕凌建侯.巴赫金話語理論中的語言學思想[J].中國俄語教學，2001，20（3）：32.
〔3〕文秋芳.評析二語習得認知派與社會派20年的論戰[J].中國外語，2008，5（3）：16.
關鍵詞： 社會文化理論 最近發展區 支架式教學 活動理論
社會文化理論是由俄羅斯心理學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占據重要位置。從社會文化理論來看，學習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才是個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說：“意識和概念的發展首先是一種來自于不同個體間的交互式的腦力現象，之后，這些個體才會逐漸形成他們的個人意識，而這種意識將會成為一種腦內現象。”而語言曾被看做是意識發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學者都認為學習是社會化的。Lantolf提出：“發展的原動力是在環境中產生的，而非個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說，任何知識，首先都表現于社會層面，接著通過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動和調控，才逐漸轉變為人的腦內知識，為個人所熟知和運用。Wells認為，在學習者不斷提高和掌握思維工具的同時，學習過程也在不斷地進行調整。而在學習過程中，語言則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開始嘗試將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運用于第二語言學習中。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社會文化理論探索第二語言學習的問題。
社會文化理論包含多個方面，而在這篇文章中，更強調的是“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以及“新手”和“專家”或者同水平學習者間的交流。
社會文化理論主張學習首先是社會化的，其次才是個人化的；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其次才是個人的行為。新的知識通常通過人際交往或社會活動而逐漸積累。而且，學習常被看做是一個由學習者本身或他人調控的過程。在學習的初期階段，學習者或孩子經由協作過程，被引入知識的學習。接著，知識經由社會化的調控最終進入他們的潛意識。也就是說，從很大程度上說，學習依賴于面對面的互動，例如集體討論或集體解決問題等。因此，成功的學習可以被定義為“由協作式腦力活動轉變為自發式腦內活動的過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發展區
Vygotsky將“最近發展區”（ZPD）定義為：“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決定的實際發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輩人的指導下所決定的具有潛力的更高級的發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發展區標記出由他人指導所完成的學習及自身獨立完成的學習之間的距離。
根據上述定義，ZPD指的就是這樣一個區域，即學習者未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在適當的指導下，也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學習發生在ZPD，學習者將學的知識就不能太難，超出其能力范圍，必須在學習者所能適應的范圍內。這和Krashen的“輸入假說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輸入假說理論”提出，給學習者輸入的新信息必須在其能力范圍內，這樣才能夠被學習者吸收。然而，有學者指出，ZPD和“輸入假說理論”有質的區別，ZPD更強調學習者的“協作學習”，而非內在因素。Swain和Lapkin說：“和‘輸入假說理論’不同，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在協作活動中產生的才是學習。也就是說，學習不是在‘表現’外產生的，它發生在‘表現’當中。而且，學習是一種積累性的、自然發生的并且持續發生的行為。”（Swain，Lapkin 1998：321）這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即ZPD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它隨著學習者的知識增長而變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識和ZPD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交流”將兩者聯系起來——知識在ZPD內，通過不斷的協作活動獲得，而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圍就發生變化，這個時候，將會有更多更高級的新知識可以為學習者學習。
二、支架式教學
“支架式教學”和“最近發展區”有密切聯系。有學者將“支架式教學”定義為：一個孩子在大人的引導下，逐步完成一個任務的學習過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學”是一個單向過程。現在，很多專家認為，這種教學不僅存在于“專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間，而是把它延伸到更為廣泛的范疇——即這種教學也存在于同齡人的相互協作中。“在ZPD的范圍內學習，我們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師；只要有人在活動中相互協作，其中有人能夠指導其他人學習，這種過程都可成為‘支架式教學’”（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協作，“支架式教學”也就存在。
而問題在于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受社會文化調控還是受自己調控），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導（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學”的首要目的是讓學習者在適當的引導下，能夠快速發現新知識的要點。而引導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識不會太難或太簡單（Drury 2007：53）。Wood為“為什么需要給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學’”給出了解釋。他認為，當孩子進入他們不熟悉的領域時，會出現一種不確定感，而這種不確定感會削弱他們的學習能力。所以，引導者（scaffolder）在這里的作用，是將困難的問題肢解為更簡單、更容易上手的小問題，降低新問題的不確定性，提高學習者的發展潛力。“孩子們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們比成年人更易產生一種不確定感，所以他們選擇、記憶和計劃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沒有別人引導他們，他們很有可能被這種不確定感所吞沒”（Wood 1998：165）。對于二語學習者來說（尤其是程度較低的學習者），他們就像是正在認識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夠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據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學”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學習者產生學習興趣；
2. 使問題簡單化；
3. 保持學習者對目標不斷追求；
4. 標記出已經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識間的差距；
5. 控制學習者在解決問題時的沮喪情緒；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學習過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簡單說來，“指引”（scaffold）某人學習，就將系統地將學習者和其他社會成員聯系起來（尤其是有學識的社會成員），讓學習者在交互式活動中獲得有效“指引”，并使學習發生在ZPD內。
三、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由Vygotsky派的學者A.N.Leontiev提出，他將活動定義在社會文化的范疇中，而互動、相互主體性及被“指引”的“表現”都會存在其中。他認為，一項活動必須包含主體、客體、行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讓每個活動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動中的客體。當然，就算所有主體所面對的客體相同，他們所采取的學習方式也大相徑庭。而“操作”則是指主體做出何種行為以達到客體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總體來說，活動就是由客體所引導的，而主體所采取的行動也是根據客體要求所制定的。
這些年來，社會文化理論（包括“最近發展區”，“支架式教學”及“活動理論”）都被廣泛地運用到二語學習中。因為語言是所有腦力行為的必需工具，語言和人類的社會、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會文化理論學家認為，孩子的早期語言學習是通過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動進行的，如父母、看護人、同齡人等。通過這些活動，語言成了一種“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樣的，二語學習者也可以通過和其他人用二語交流的活動，達到語言學習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語學習研究者將二語學習看成一個這樣的過程：二語學習者將二語逐漸變成自身用來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學習母語時一樣（Ortega 2009：220）。
與此同時，社會文化理論也面臨質疑。有學者認為，有的二語學習者就算不通過人際交流活動也能夠達到很高的二語水平，而有的二語學習者盡管經常和將其要學習的二語作為母語的人進行交流，他們的二語水平也沒有得到提高。還有的專家認為，促進二語學習過程的是“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會文化活動。
盡管存在以上爭議，沒有人能夠否認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學習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個理論在二語學習中的運用對二語教學者及二語學習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7]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論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響兒童社會化的自然之師。物態化和觀念化的民俗規范著兒童的行為習慣。民俗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占據著決定性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其強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識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與審美娛樂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研究的課題。不同的學科在研究民俗時的側重點與視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學看來，民俗即民間風俗，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1〕具體地說，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廣泛流行的風尚、習俗，它表現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節慶、娛樂、禮儀等方面的活動之中，反映著民族的經濟生活、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生產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會學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它涵蓋了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飲食生活、禮儀生活、宗教生活、娛樂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學者認為，民俗是一種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個地域、民族或族群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傳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或表達方式，能夠體現某種文化的物質層面或精神層面的所有內容，如飲食、節日、服飾、建筑、藝術、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和世界觀等。〔3〕
物態化和觀念化的民俗是一定個體民族文化的中堅，它參與和影響著社會的文化發展方向，制約著各民族人民的行為習慣。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俗是最早影響兒童社會化的自然之師。
民俗的功能與民俗產生、傳承的歷史息息相關。民族習俗有著強烈的實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也有群眾性、傳承性、變異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規范集體成員行為與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礙整個民族的進步。〔6〕本文嘗試從兒童教育的角度談談民俗的功能。
一、知識教化功能
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民俗文化涵蓋了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節慶、禮儀等方面的知識經驗，也包含了一個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宗教生活、娛樂生活等方面的知識經驗。這些知識經驗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內容。我們可以把民俗文化對兒童的影響看成是民俗文化與兒童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社會成員的教化與兒童自身的內化正是這一相互作用過程的兩個基本出發點。“社會正是通過外部化而成為人類的產品，社會正是通過客觀化而成為獨特的存在，人正是通過內部化而成為社會的產品。”〔7〕社會人就是“社會的產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兒童成為“社會的產品”，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民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占據著決定性的地位。〔8〕民族習俗的知識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動化以及隨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兒童往往在不經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潛意識之中將其內化為自己的一種習慣。
例如，藏族的節日娛樂活動多數以具有典型藏族風格的歌舞及民間游戲為主，這些娛樂活動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參與并協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為兒童提供了與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機會。年齡稍大的兒童可以直接參與活動，親自體驗和感受；年齡較小的兒童可以通過觀看、游玩的形式獲得間接的體驗。藏族在禮儀上的習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兒童學習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對客人的迎送禮儀，這些禮儀習俗能夠讓兒童學會熱情、禮貌、友愛等交往技能。藏族還特別注意從小教育子女尊老愛幼，到別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禮，家里來客人時要主動打招呼、讓座等。這些民族習俗有利于藏族兒童學習社會規范，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正確扮演社會角色。
民族習俗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民俗對兒童的教化功能同樣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從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節和密枝節來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火把節對彝族兒童的影響很大。奢侈的宰牛會餐可能不利于培養兒童的節儉意識，但對兒童之間的接觸溝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點火把逛街、洗澡戲水、跳三弦舞，這有利于培養兒童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但對兒童的朦朧情愛觀可能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密枝節只許成年男性參加，禁止婦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滿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識，對兒童科學觀的形成也有消極影響；男人們在村中邊走邊大聲喊話，一問一答，批評村中不守村規的人和事，有利于培養兒童的正義感，但此節日延續時間長，不許下地勞動，可能會對兒童的勞動觀產生消極影響。〔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和行為模式，是廣大民眾共同創造和遵守的行為規則與規范。民俗對社會群體中每個成員的行為方式都具有約束作用，它是產生最早、約束面最廣的一種深層行為規范。這些行為模式、規則或規范對民眾的思想和生活有強大的制約性和約束力，并迫使人們按一定的道德和習慣規范行事。民俗學者把民俗的這一功能稱之為“規范性”，并認為規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質的社會功能。
民族風俗習慣是人類最早的社會行為規范，它最初源于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種習慣風俗，如衣食、居住、婚喪、禮儀、禁忌等，這些習慣約定俗成，最終成為規范。民族規范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著溝通、調整、制約和控制人們行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規范少有明文規定，但民族成員都能對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規范有強大的規范作用。〔10〕民俗規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員自覺自愿遵守的基礎之上，盡管人們的言談舉止都受到了這類風俗習慣的約束，但人們并沒有受束縛的感覺，而是習慣成自然。當然，舊時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規、宗法、鄉規民約，在傳統社會中也起著強硬的約束與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習慣法”、苗族的“理詞”、侗族的“款詞”、瑤族的“石碑話”等，往往還具有法律的威嚴與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隱藏不露的一種社會規范，是一種與兒童生活最貼近、感情最親近的特殊教育方式，體現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過民俗的規范性來達成的，沒有民俗的規范性，也就談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異，民俗對兒童的規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會有不同表現。
藏族是講禮貌、講禮儀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須孝順父母，對于父母的話要百依百順，即使父母有錯，也不得違抗、解釋，更不得反駁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時，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問好，主動幫他們卸下身上攜帶的東西，幫助脫下鞋、帽，熱情上茶斟酒，而且這些舉動要彬彬有禮、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對兒童的影響是在交往中產生的，家庭成員特別是父母將自己的行為習慣、自己掌握的社會規范、自己已有的觀念與意識潛移默化地傳承給兒童，兒童由此逐漸習得了各種行為準則和社會規范。我們通過大量的問卷調查和訪談發現，對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許多習俗，大部分藏族兒童在平時都能嚴格遵守，這就為兒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觀念奠定了基礎。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沒有高深的道理，沒有具體的操作程序，但在兒童的生活中反復循環進行，不間斷地影響著兒童，久而久之，兒童自然會形成一種心理定勢，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熱情友好和尊老愛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規范。苗族諺語說：“逢老要尊老，逢小要愛小，老愛小，小愛老，敬老得壽，愛小得福，處處講禮貌，才成好世道。”這一諺語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個很講禮節、很注重道德風尚的民族。和睦共處與平等相待是苗族處世待人的準則。苗族人民把幫助別人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也把接受別人的幫助看作是一種權利，把個人融入集體。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幫，我建你幫，甚至出現一家建房全村出動的現象。追求自由和勤勞勇敢是苗族最為突出的品質特征。苗族有勤勞勇敢、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苗族人每到一處，重新開荒種地，自種棉麻，紡紗織布，熔蠟畫花，縫繡衣裙，飼養家禽，牧放牲畜，種稻養魚,等等。這些習俗對苗族兒童來說是必須遵守的，也是最起碼的行為準則。時間長了，這種行為準則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兒童的道德行為，并在兒童的頭腦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形成兒童內在的道德意識，從而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支配他們的行為。
由此可見，風俗習慣對兒童的道德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并促進了兒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道德意識的形成和發展。
三、審美娛樂功能
民俗文化的審美娛樂功能對生養其間的兒童產生潛在的影響，深深影響著兒童對色彩的喜好，對自然的謳歌，對性情的熏陶和對人格的塑造。
一個民族長期以來延續的風俗習慣，從兒童出生開始就伴隨著他們并影響和陶冶著他們的情操。比如藏族長期以來形成的最明顯的服飾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鮮艷、裝飾奇特，對兒童來說，這些是能夠直接感知的，是周圍生活中美的象征。這種美的刺激長期伴隨著兒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兒童自然地感受著色彩、服飾、建筑中的藝術美，進而產生一種積極愉快的情感體驗，促進審美能力的發展。通過調查發現，大部分藏族兒童都很喜歡本民族的服飾、住房、飲食。另外，藏族在節日、娛樂、禮儀和文化等方面的風俗習慣，特別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會使兒童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藏族素有“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之說，這其實也是對藏族兒童藝術能力的概括。藏族兒童從小受藏族節日、娛樂、禮儀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鍛煉了歌舞技能。藏族風俗習慣對兒童氣質、性格和能力的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藏族兒童長期受藏族風俗習慣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氣質和性格上明顯地帶有藏族特色，如粗獷豪放的性格、“雄鷹”一般的氣質，都是對藏族人性格的概括，這與藏族在服飾、娛樂、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習慣是密切相關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種精神的寫照，那悠揚的音樂仿佛天籟之音，空曠而悠遠，清新而幽雅，粗獷、奔放的動作給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藝術能為兒童提供一種發現美、欣賞美、表現美和創造美的機會和空間，不僅能陶冶兒童的情操，還能洗滌凈化兒童的靈魂。
民族風俗習慣對兒童的教化往往是在無形之中發生的，它對兒童的社會認知、道德發展與行為方式的選擇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對兒童獲得各種社會知識、道德規范及發展審美能力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說社會成員的教化是兒童社會化的外部動因，那么兒童個體內化則是社會教化得以實現的內在因素。兒童通過觀察學習、認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觀認同和自我強化，內化民族風俗習慣，將其規范并轉化為一種行為模式，這一過程體現了兒童社會化的主動性。
民俗是一個民族看得見摸得著的、鮮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演繹著多彩多姿的民間生活情景劇。但是，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業時代的來臨、知識經濟的出現，民俗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巨大的沖擊。民俗的產生與消失是一種正常現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擋的。對于民族傳統風俗習慣，愛之者視其為精神家園，恨之者視其為洪水猛獸。不管愛也好，恨也好，它總是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們，熏陶著我們，制約著我們，而且它的影響、熏陶與制約作用還要繼續影響我們的后代。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認識到：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可能是不變的；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也不可能都是好的，總是良莠不齊的。好的風俗，我們要保存并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提倡“良風美俗”，以達到“普科學，美風俗；廣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壞的風俗，我們要改變它，摒棄“陳規陋習”，以達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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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繪畫藝術久久沒有掙脫再現“客觀真實”的桎梏。“直到印象主義,才開始……征服了自然。”[1]歐洲繪畫自印象主義之后才開始從一味地描摹自然對象中走出來,逐漸進入到了強調主觀表現的新階段。由于受攝影術及其他先進影像技術發展的撼動,對“第一自然”真實的忠實再現已經不是繪畫的主要目的,而是越來越多地傾向于表現畫家的主觀感受和獨特個性,油畫藝術也因此進入到強調主觀、強調個性的新的發展階段。而裝飾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強烈主觀性的藝術形式,裝飾藝術中的許多表現形式,因為具有獨特的美感、強烈的主觀性,而成為許多油畫藝術家經常借鑒與使用的重要藝術表現手法。
裝飾藝術并非指一個獨立的畫種,而是一種藝術形式,是在中外造型藝術發展的早期經常被采用的一種形式手段,進入現代,裝飾藝術又是現代設計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縱觀古今中外的繪畫史,也有許多繪畫作品中使用了裝飾的藝術語言形式。繪畫中的裝飾性形式與意味體現在由自然模仿向主觀抽象(或表現)的“圖像轉換”,自然的物像被逐漸地符號化、秩序化、程式化為具有內在關系的純主觀的構圖與圖形、色彩形式。
西方油畫自印象主義開始,繪畫的表現形式逐漸由客觀轉向主觀,經過后印象主義、野獸主義等藝術流派的發展,裝飾性的形式與色彩語言被更多地運用于油畫創作中,并極大地拓展了油畫藝術的表現形式。油畫藝術對裝飾藝術語言形式的借鑒,通常表現在畫面的形式語言和形象處理、色彩語言體系幾個主要方面,筆者認為,就油畫中對裝飾語言形式的借鑒與運用的幾個主要方面進行探討,能夠在進行油畫創作時幫助創作者更加主觀地把握畫面的形式語言,形成新的繪畫個性與風格。
裝飾藝術的形式語言法則與形象處理方式對油畫創作的啟發
裝飾藝術在對圖像的處理方面有其自身特有的一套體系,這主要體現在畫面形式感與形象表達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對油畫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1裝飾藝術的形式語言法則對油畫創作的啟發
裝飾藝術的畫面中,經常會將畫面中的形象要素表現為點、線、面的關系,這樣,可以在視覺上達到概括、有序、美化的效果。同時,在這種簡潔之美中,畫面也能隱含豐富的內涵。康定斯基認為:“點、線、面是造型藝術表現的最為基礎的語言和單位,它們具有符號和圖形的特性,能表達不同的性格和豐富的內涵,它們抽象的形態賦予了造型藝術的本質及超凡的精神。”[2]所以,點、線、面的表現手法要傳達與表現的還是一定的內容,只是這樣的表現形式更加主觀,并且具有獨特的美感。在裝飾藝術中,實現這種獨特的形式美感有以下一些主要法則。
1.1統一與變化
無論在何種視覺藝術中,通常最為基礎而又最為重要的法則是統一與變化。統一,一般就是將所有的元素當成一個整體來表現和處理。這是進行視覺傳達所必須要遵循的準則。而在視覺上達到統一的前提下,又必須實現變化。實現變化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對比,“……對比兩極之間的各等級中蘊藏著無數對比之美與生命……”對比是要把兩個具有反差的視覺要素整合到一起,使這兩個要素既有強烈的刺激感,又能統一到一起。變化的目的是在統一的前提下使畫面的主體更加突出,視覺效果更加生動活潑。
1.2節奏與韻律
節奏本是一個音樂學的概念,指的是音樂中音響節拍的輕重、緩急及變化和重復。而繪畫是運用線條、形狀與色彩等視覺元素來體現節奏。通常認為節奏能呈現出一種秩序美。韻律原來指的是音樂或詩歌的聲韻和節奏,它是在節奏的基礎上形成的富于情感起伏的律動,是一種靈活的“流動美”。這兩個原本音樂學概念引入繪畫藝術以后,使作品形成有序的畫面。
1.3對稱與均衡
在裝飾語言中,經常使用的對稱形式一般有點對稱和軸對稱,對稱帶給人們的心理感覺是穩定、沉靜、端莊大方。而均衡是指一種自有而穩定的結構形式,是畫面的上與下、左與右在面積、色彩和重量上取得大體平衡。均衡相對于對稱,在形式感上更加生動活潑一些。在裝飾藝術中,形式法則的運用不是孤立的,通常在一個作品中會出現與運用多種形式語言,形成整體的裝飾效果。裝飾藝術還有許多其他的形式組織法則,但無論哪種法則,都指向了裝飾藝術形式的主要特征,即經營畫面時的主觀性。油畫創作中對裝飾藝術的借鑒,很多情況下也要抓住這樣一條主線,這樣才能從一味追求寫實的“客觀”表現方法中走出來,創作出具有藝術家個性和精神的優秀油畫作品。
具體來說,在油畫創作中,可以大膽地對創作素材進行概括、加工、取舍,在經營畫面時,更多地考慮點、線、面的組織構成關系,打破客觀現實的束縛,通過形式法則的運用,更加主觀地去處理畫面結構和關系,使畫面中更多地呈現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野獸主義大師馬蒂斯處理畫面的方式就非常注重形式感,“常常借助裝飾手法來美化他的畫面,他的作品中,植物或者抽象的圖案無處不在,成為簡化造型最好的補充元素”。他的油畫作品《吉普賽女郎》就擺脫了透視、造型、光影的束縛,直接運用裝飾性的點、線、面的構成法則來營造畫面。人物與背景的植物、色塊之間形成了簡潔的點、線、面構成關系,取得了一種類似于中國傳統寫意人物畫的意象性、裝飾性的畫面形式感。
2裝飾藝術的符號化形象處理方式對油畫創作的啟發
在裝飾藝術中,對客觀對象的表現絕不是一味地采用真實再現的手段,而是更多地將對象進行主觀的處理。對形象進行主觀處理的方法主要有簡化概括、夸張變形等。
2.1簡化概括
自然萬物的形象千變萬化,為繪畫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表現對象,而每一個形象都具有復雜的變化。在寫實油畫中,力求將表現對象的復雜變化一一表現出來,以達到“真實”的效果。而裝飾藝術表現客觀對象,更多的是將對象進行主觀處理,保留主要特征,摒棄次要特征和具體細節。由于對主與次、整體與細節的取舍受藝術家的審美取向、意識觀念、表現手段等影響與限制,所以這種簡化與概括不但使表現對象的形象更加鮮明,而且能準確傳達每一個藝術家本人的獨特個性特征。2.2.2夸張變形夸張,在詞典中的釋義有以下幾種:1)夸大;言過其實。2)修辭手法,指為了啟發聽者或讀者的想象力和加強所說的話的力量,用夸大的詞語來形容事物。3)指文藝創作中突出描寫對象某些特點的手法。在視覺藝術中,可以這樣定義夸張:為了加強形象的視覺力量,而突出客觀表現對象的某些特點。裝飾藝術的語言就經常采用此種手法,通過夸張、變形,使對象的特點更加鮮明、個性更加突出。在油畫創作中,也完全可以借鑒夸張的手法表現獨特的形象、形式,表達個人風格。
2.3解構重構
將自然界中的物體經過歸納、提煉、概括處理之后,根據主觀意圖,可以將它分割移位,然后再根據一定規律重新組合,稱之為解構和重構。解構重構,這種將現實事物的元素重新進行組合的手法,是裝飾藝術中經常采用的形式,也是現代其他造型藝術中常見的造型方式。“從形式上看,現代造型藝術消解了客觀物像給人的自然的視覺感受。現代藝術家往往不是將客觀對象看成是一個符合其視覺真實的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將其看作各種形式語言要素的集合。藝術家根據自己的審美偏好和獨特的形式感受,自由地從客觀對象中提取自己所需要的造型元素。”
通過借鑒裝飾藝術中對客觀對象的形象進行主觀處理的手法,意味著不能僅僅著眼于表現“真實”的對象,而是盡可能更多地表現藝術家本人的主觀情感與個性。這樣拓展了更為自由的藝術表現空間,在這樣自由的藝術空間里,運用具有意味的形式感與夸張的造型去表現對象,這種造型的選擇離不開畫家自身的主觀意愿、情感、個性等,所以,同樣可以達到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同時,這種造型形式的引入,使油畫藝術的外延與內涵得到拓展與深入,極大地豐富了油畫藝術的語言形式。在對形象進行表現、創造上,畢加索無疑是最成功的畫家之一,例如,他的作品《格爾尼卡》中采用了大量的簡化概括、夸張變形及解構重構的形象。《格爾尼卡》“形象上,變形的夸張的人物和動物占據了畫面的大部分空間……就是一種符號語言的體現,以一種形象上最強烈、最直接的方法體現出憤怒、抗爭和強烈的吶喊”。這種將空間、形象重新排列組合形成的新的畫面,在形式與內容上達到了統一,同時,也明確且強烈地傳達了畫家的情感,主觀極為突出。
裝飾藝術的色彩法則對油畫創作中色彩運用的影響
裝飾藝術的色彩語言體系也具有自身獨特的特點,與對形式、形象的處理相同,裝飾藝術中的色彩一般也都是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特點。裝飾藝術中的色彩一般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征。
1主觀性
裝飾藝術中色彩的運用強調主觀性,裝飾藝術的色彩來自于客觀,但經過藝術家的提煉、概況、升華,最后表現在畫面上的色彩通常與客觀中的色彩差異很大。在裝飾藝術中,色彩元素的運用更多地體現了創作者的主體意識,而非準確地再現客觀,所以,裝飾藝術中的色彩相對于客觀世界中的色彩而言,具有凝練、概括以及意象的特點。
2單純性
裝飾色彩經主觀提煉、概括后,一般都具有單純性的特征,在色彩運用的過程中,通常都是摒棄繁瑣,采用簡潔單純的色彩來表現情感、情緒。在視覺藝術中,往往有力量的部分都是單純的、簡潔的,所以裝飾色彩的單純化樣式,具有直接的、強烈的力量。這種力量有時反而是過于復雜的色彩語言所不具備的。油畫中的色彩運用,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采用這種單純化的手段,形成單純而有力的色彩語言。
3平面化
色彩的平面化是指摒棄色彩中的明暗對比,用平涂的色塊表現對象的色彩關系。這種平面化手法,更多的是追求色彩的秩序性,形成有序的、理性的色彩形式。這種色彩形式表現了穩定、和諧的秩序,也能充分表達畫家的性格及情緒。
4象征性
裝飾色彩語言體系中,不同的色彩被賦予了不同的情感與象征意義,用以傳達不同的審美意義。這種將情感、情緒寄托在色彩傳達上的手法,稱之為象征性的色彩語言形式。用特定的色彩傳達特定的情感、個性,能夠在繪畫作品中準確地表達自己的審美取向和藝術個性,有利于藝術風格的形成。裝飾藝術的色彩語言體系,不同于油畫的傳統的色彩體系。它既不是“固有色體系”,也不屬于“條件色體系”,它是一種鮮明的“主觀色體系”。裝飾藝術色彩體系中經常運用的法則,符合現、當代繪畫色彩發展的規律,對油畫的色彩具有極大的啟發。進入現代藝術、后現代藝術時期,許多畫家的色彩語言都極具主觀性。例如,后印象派的代表畫家梵高、高更,他們的色彩都具有裝飾性特點,是高于現實的主觀性色彩;還有抽象主義藝術,其最鮮明的特點之一就是完全主觀化的色彩,通過色彩本身的節奏、韻律,形成獨特的畫面。因此,裝飾藝術中色彩的運用方法,是油畫創作中非常值得借鑒的色彩語言形式,能夠幫助畫家從傳統的繪畫色彩體系中走出來,進入“主觀色體系”,使油畫中的色彩更加豐富、更具有個性。
結語
改革與創新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主調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指導下，不斷解放思想與追求創新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為30年來中國當代文論的反思、更新和審美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學術創新空間。錢中文在開幕詞中說，當前，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正在生成之中，它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現代性的追求為動力，廣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資料中的有用成分，鑒別創新，初步形成了一種具有科學的人文精神的、開放的、動態的形式復合的多樣形態。陸貴山強調了科學發展觀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指出我們應該從當代中國的國情和文情出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最有影響的西方現當代文論思想進行鑒別和分析，做出正確的、科學的評價。回顧以往的議題，朱立元提出今天在深入探討馬克思著作的基礎上，“文學是人學”命題有再認識的必要與現實意義，這使得“文學是人學”獲得了新意。
立足現實和本土化問題
當今一個突出的現實問題是，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正面臨著后現代性的強烈介入，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對于文學理論的發展極為重要。錢中文認為，面對復雜多變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必須認真考慮我們本土現有的社會語境和文學理論的語境問題，根據我們的文學實踐、文學理論的實踐來進行鑒別、取舍，以豐富、改造我們的文學理論，或另立新說。李春青說，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要獲得獨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賴當下中國文學經驗，二是要依賴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賴文學理論言說者對古今中外文學理論的研究與吸納。資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靈魂只能是當下中國的。曹順慶認為，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有西化的危險，要使中國古代文論從“失語癥”中解脫出來，要避免以西釋中或以中注西，在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中進入古今對話，在古今融合的同時進行中西化合，最終達到中西跨文明對話語境下的“中國化”研究。
問題意識、理論的學理結構和理論范式的轉換探討
黨圣元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性意義的生成問題，他說之所以將“當代性”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并明確地將當代意義作為古代文論的相應品格加以研究，是由于這一問題關涉古代文論乃至傳統學術的生命力及其當代呈現的基本估價，關涉到西方文論乃至西學傳統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中國成像及其發展前途。金元浦提出了當代文學是在不同的文藝學范式指導下的發展史，也是文藝學話語的演變史、更替史，他在發言中探討了諸如對于文藝學的問題意識、當代文學的范式理論、文學研究的轉型期、多元主義的文學范式觀、文學批評話語的不可通約性的消泯、對話主義的歷史性出場、文學研究的“間”性的凸現等。針對當今文學理論研究中歷史觀的嚴重缺失，程正民提出了文學理論要回歸歷史研究，開拓文論研究的新境界。他說歷史是理論產生的基礎和前提，理論也總在不斷發展的歷史中得到檢驗和發展，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得到闡釋。文論要進一步發展，就要回到歷史研究，重視論與史的結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