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20 16: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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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和諧社會；社會學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使得“和諧社會”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而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的和諧社會觀無疑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強調人際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豐富的內(nèi)涵和重要的歷史價值，使得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儒家的和諧社會觀有了更大的意義。
一、儒家和諧社會觀的內(nèi)涵
和諧，指的是事物協(xié)調生存與發(fā)展的狀態(tài)。和諧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十分豐富，孔子提出“和為貴”主張，孟子描繪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些觀點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內(nèi)容上，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以人為本，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設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會”等和諧的理想社會。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和為貴”———人際和諧。儒家極為重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墩撜Z·學而》引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禮樂教化的目的歸結為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從字形結構來看，仁從人，從二，其基本意思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原則?！墩撜Z·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儒家認為首先要“仁者愛人”，學會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根本方式?？鬃又鲝堅谌穗H交往中要“溫、良、恭、儉、讓”，實現(xiàn)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
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認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為孔子提出的“愛人”找到了一個人性的根據(jù)。在此基礎上，他主張愛人要由愛自己的親人推廣到愛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諧”———人與社會和諧。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他們認為個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個人的命運與社會息息相關，只有將個體融入社會之中，實現(xiàn)人與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這樣人與社會的和諧也就是“群己和諧”。“群”指“國家”、“天下”、“社會”等確定而具體的范圍，“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識到自己是有個性的個人，但又不與“群”完全分立。中國古代和諧論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強調群體，主張從群體出發(fā)使個體服務于群體。
孔子一生奮斗的目標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边@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制度對后世影響是很大的。孟子提出“與民同樂”的觀點，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在同齊宣王的對話中孟子指出，個人的“獨樂樂”不如與別人的同樂，“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只有與他人與眾人共賞、共鳴，才能得到最大的樂趣。進一步論證了人與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
荀子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強調“和”，強調“一”，強調“天下大齊”。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嗜松荒軣o群……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則得其長，群生則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獸強勝，是因為人能結成群組織起來，群體的和諧使人類戰(zhàn)勝萬物的保證。
從孔子到荀子，雖然由于他們所處時代不同，對于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與社會的和諧作為儒家的理想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張“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天人合一”?！吨杏埂氛f“: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本褪窃趶娬{天、地、人的和諧發(fā)展?？鬃诱f：“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說：“君子之于物也，愛而弗仁，仁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體地將天、地、人的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體現(xiàn)了“合而為一”的觀點。
“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界的統(tǒng)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chǎn)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儒家還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落實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張，“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币馑际?，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fā)展與社會安危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4.以民為本。儒家和諧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體地位，主張建立以民為本的和諧社會?？鬃釉唬骸疤斓刂裕藶橘F”（《孝經(jīng)·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人本主義教育觀，注重社會對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盡心下》），主張“仁政”，強調當政者對老百姓的依賴。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進一步體現(xiàn)出對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視。
無論是個人的自我修養(yǎng)，人生理想的實現(xiàn)，還是主張建立一個安定有序、公平和諧的理想社會，儒家文化都體現(xiàn)出對人的尊重，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際上也就是主張以人為本，并以此為理念構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一種美好的和諧社會。
二、社會學視野下的儒家和諧社會觀
和諧的社會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也有積極的意義，那么，從社會學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就首先要理清，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是怎樣的。
1.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社會學認為，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群體形式，是相當數(shù)量的人們按照一定的規(guī)范發(fā)生相互聯(lián)系的生活共同體。社會的特征有:
（1）社會由人群組成的。人是社會系統(tǒng)最基本的要素。當然，這里說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單個的人；（2）社會以人與人的交往為紐帶。人與人的多方面的聯(lián)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系統(tǒng)。而隨著社會分工的發(fā)展，這種聯(lián)系也逐漸擴大；（3）社會是有文化、有組織的系統(tǒng)。人類社會不像動物結群那樣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過規(guī)范及制度將無數(shù)單個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合力，進行有序地創(chuàng)造活動；（4）社會是一個具有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機體，它有一套自我調節(jié)的機制。通過政府這個管理中心，能夠主動地調整自身的結構體系，調節(jié)自身與環(huán)境的關系，創(chuàng)造更適宜自身生存與發(fā)展的條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社會是一個注重聯(lián)系、注重整體的概念。它重視社會內(nèi)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的組織性、以及社會結構體系的可調節(jié)性，所以說，和諧社會，如果用社會學來理解，就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內(nèi)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第二，通過社會整合，實現(xiàn)社會整體上的和諧，盡可能避免社會失范。
2.社會學對和諧社會的兩個理解視角。
（1）在社會內(nèi)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上，社會學中的互動論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作為微觀社會學理論的代表，社會互動論認為，個體的社會化離不開與他人的互動，在互動中才能發(fā)揮出個性與自我?；舆€是社會形成的條件。正是在社會互動的基礎上，人類才一層層的建筑起整個社會。符號互動論認為，首先，人類特有的互動是傳媒符號及各種內(nèi)涵的載體，刺激的意義來自與他人的互動，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類具有與他們結交的特殊行為能力，并由此產(chǎn)生各種人際關系；再次，人類社會是由互動組成的，社會的各種特性是由個體行為維持與改變的。儒家強調以“仁”與“和”的思想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將“忠恕”和“禮”作為實踐手段，要求人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的要求，這里的“禮”就是一種傳遞和諧信息的刺激符號，當一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他所發(fā)出的便是這種和諧的刺激符號，這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發(fā)出類似的符號作為回應，這樣，如果大多數(shù)人以符合“禮”的行為方式進行互動的情況下，“仁者愛人”的目標便可能實現(xiàn)，社會內(nèi)部的個體之間便會呈一種非常良性的和諧互動狀態(tài)，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也能得到實現(xiàn)。
（2）在社會整合方面，社會學中則有社會整合的概念。社會整合是指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使得社會利益協(xié)調與調整，促使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結合成為社會生活共同體，從而提高社會一體化程度的過程。通過社會整合，保持社會秩序的規(guī)范化和有序化，從而促進社會的發(fā)展。
社會整合的關鍵在于利益的協(xié)調與調整，而在儒家的和諧社會思想中，關于利益的協(xié)調有諸多論述。《論語·季氏》中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笨鬃诱J為，一個國家的穩(wěn)定，不取決于財富的多少，而取決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決于人口的多少，而取決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們就不會覺得貧窮，和睦相處組織就不會覺得人少，安定和平國家就沒有危險。
在孔子看來，貧富懸殊的危害要大于貧窮，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貧困，而是“均無貧”，即達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諧、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孔子所希望達到的經(jīng)濟和社會目標。超級秘書網(wǎng)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會和諧主要取決于各階層得到與其社會地位相適應的回報。荀子稱:“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之得其節(jié)，禮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級貴賤之分與對物質財富占有多寡相應，在等級差別的對應中，以制度的形式規(guī)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惡、或厚、或薄、佚樂、或劬勞”，而人們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與經(jīng)濟地位。
儒家重視利益協(xié)調，并主張通過相關機制的建立來實現(xiàn)社會整合，維護社會整體的和諧狀態(tài)，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良性互動，并關注利益協(xié)調機制及其對社會整合的作用，從而使社會達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狀態(tài)，形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這些在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繼承儒家和諧社會觀中的合理內(nèi)容，并結合當代實際加以發(fā)展，必將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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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缺陷
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理論的產(chǎn)生，都是基于解決現(xiàn)實中某種問題的需要?？?、孟、荀生當春秋戰(zhàn)國之亂世，運用自己的學說幫助明君圣主結束各國紛爭、建立有序社會，是他們共同的目標，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動因和基礎。這樣，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nèi)在邏輯的一個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個符合理想的社會。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類似周朝制度的社會：“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王治：“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以稱之為“政教之極”：“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誠能而后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奸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保ā盾髯印ぞ馈罚?/p>
從上可見，孔、孟、荀對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社會有序，人民安居樂業(yè)，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會稱之為道德社會。
那么，這種理想的道德社會如何才能成為現(xiàn)實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由此往下推衍。對于這個問題，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實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張：“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保ā墩撜Z·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書的開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張：“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孫丑上》中繼續(xù)闡發(fā)這一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荀子把德治進一步發(fā)展為禮治：“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guī)矩之于方圓也，正錯之而莫之能誣也”。（《荀子·王霸》）以禮治國是荀子的治國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學那里，禮是德的外在表現(xiàn)，所以，禮治的實質仍是德治。
為什么要把德治作為實現(xiàn)理想社會的根本手段呢？從基本的方面說，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時期特別是周公時期成功的德治實踐、農(nóng)耕社會的經(jīng)濟特點、血緣宗法的家庭關系等等，都是他們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從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的角度說，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這樣兩條理由：一是德治是實現(xiàn)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捷徑，二是依靠其他手段無法實現(xiàn)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關于第一條理由，孔、孟、荀的論述如出一轍，即只要最高統(tǒng)治者愿意實行德治，并以身作則，德治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高離上》）：“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關于第二條理由，希望能引起讀者的充分關注，因為在這條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理想的道德社會只能靠“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罰去建立。需要說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對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規(guī)范進行教化和約束，并具有非強制的特點。
首先來看看孔子對這個問題的著名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孟子也接著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是民財，善教得民心?！保ā睹献印けM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荀子則在《議兵》中對孔、孟的上述觀點作了充分的展開和發(fā)揮：“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yǎng)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鄙鲜鲅哉摮浞终f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為他們認為非道德手段如刑罰、賞慶、勢詐等充其量只能獲取民財、民力，而無法獲取民心，當然也就無法靠它們?nèi)ソ⒗硐氲牡赖律鐣恕?/p>
需要說明的是，先秦儒家雖然認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但并沒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國時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保ā蹲髠鳌ふ压辍罚┟献右舱f過“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的話。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輔來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輔只是說明先秦儒家沒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證明他們重視法律。事實上，先秦儒家對法律是極為輕視的，如荀子就明確認為，在治國手段上，道德為本，法律為末：“故械數(shù)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體實踐中，枉法從德、以德代法是極為普遍的現(xiàn)象。
既然德治是實現(xiàn)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根本途徑，那么如何實施德治呢？這便推進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nèi)在邏輯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v觀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正如《禮記·大學》所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本唧w而言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統(tǒng)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并以此影響天下；二是實施教化，即把德、禮的具體內(nèi)容教給老百姓，讓他們自覺遵守。在這個問題上，孟子的論述較具代表性：“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yǎng)也；校者，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
結合以上論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概述如下：道德社會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標，德治是實現(xiàn)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根本途徑，具體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統(tǒng)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個體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別”，就邦國而言，成就“夷夏之別”；或者可以從承擔歷史使命的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見出個體成長的縮影，從“有德者有天下”窺見賢君明主的正面結果?？傊墙⒁粋€以凸顯德性為特征的理想社會，反映了農(nóng)耕社會人身依附的原始圓滿的理想圖景。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眾說紛紜的疑難問題可以被廓清。例如，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問題，為什么一直爭論不休？盡管孟子主張“人性善”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惡”有尖銳的沖突，但實際上仍是為了這個“人禽之別”，不過孟子從“先天”稟賦立足荀子從“后天”教育入手罷了。兩者殊途同歸，同歸于“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延續(xù)到后代依然如此，無論是漢的“天命之謂性”把人性擴展到自然宇宙，還是宋的“存天理滅人欲”收斂到內(nèi)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時空下的延伸和變型。從而，“夷夏之別”也就有了普遍的經(jīng)驗基地和群體筑成的“文明”支撐。這種平行位移——由個體到國家的擴充，二者的平行建構同時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結構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識分子的使命，入仕參政、講學授徒，便體現(xiàn)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門。在國君即“天之子”雖由上天授命還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澤天下者才能長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級的二重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包括民、君在內(nèi)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臨天下的理想承擔者即堯舜這樣的帝王則是這種道德境界的現(xiàn)實性的“仁主”。換句話說，有德者不必為王，為王者必有美德。這樣，一座權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磚瓦中矗立起來，延續(xù)下去，雖改朝換代，其基于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結構上的德的主導形式未有質的變化。這就是本文的主題敘說，講的是“德治的內(nèi)在邏輯”是什么。下面要詳細講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為什么”的問題。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個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它有明確的目標，有實現(xiàn)目標的具體手段，在目標與手段的關系上又有充分的論證。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納和具體實施。但是，正是在這個看似嚴整的體系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在于它關于目標和手段關系的論述上，即先秦儒家認為理想的道德社會只有靠德治來建立，這一觀點是存在理論上的嚴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會只有靠德治來建立，這一觀點包含這樣兩層意思：一是沒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會，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因形式邏輯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
為了證明上述理解不是對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誤解，我們有必要對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著名論述作詳細剖析。上語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罰，亦可泛指為法律；“免而”，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沒有羞恥心；“有恥且格”，指既有羞恥心，又順從統(tǒng)治，而羞恥心則完全是屬于道德領域的概念。這樣，孔子的話可以理解為：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規(guī)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會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規(guī)范，老百姓既有羞恥心，又容易順從統(tǒng)治。換言之，在孔子看來，光用政和刑不能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要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孔子提出上述觀點后，千百年來，很少有人對孔子的這一提法表示過懷疑，相反，對之服膺、發(fā)揮者甚眾。如西漢的陸賈在《新語·無為》中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賈誼在《陳政事疏》中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桓寬在《鹽鐵論·申韓》中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眾多的現(xiàn)代學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論述時，亦是把它看作一種經(jīng)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對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觀點是否真的無懈可擊呢？我認為，至少有兩種思想對孔子的這種說法持否定的態(tài)度。
一種是中國的法家理論。先秦時期的法家已明確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品質。在《商君書·畫策》中就有這樣的論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這說明，在商鞅看來，法治可以把全體國民培養(yǎng)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謂“一國皆善”。韓非也有類似的論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韓非子·守道》）
另一種是西方思想界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有關論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早就認為，法律應該用來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實施：“法的實際意義卻應該是促進全邦人民都能進于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保▉喞锸慷嗟?，第138頁）而在這個問題上，最有說服力的還是現(xiàn)代西方法學界關于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有關論述。西方法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具體認識雖不盡相同，但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認為通過法律手段可以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如美國現(xiàn)代法哲學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guī)則而實現(xiàn)的?！保ú┑呛Ｄ?61頁）另外，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將道德區(qū)分為“義務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兩個部分：義務的道德是對人類固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則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而其中義務的道德可直接轉化為法律，由法律來保障它的實施。（參見崔永東）
其實，法律手段可以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素質，這一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成立的，而且也為古今中外的歷史實踐所證明。既然法律可以培養(yǎng)人們的道德素質，那么，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的觀點就是極為片面的。而作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的一個極為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沒有德治的傳統(tǒng)，把德治作為最根本的治國方略，是中華文明特別是儒家所獨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為根本的治國之道，與它認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養(yǎng)人的道德素質這一觀點是密不可分的。這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對于中華民族的功過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為基礎來加以評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歷史價值
此處關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歷史價值的論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的缺陷這樣一個角度的，或再進一步說，此處只是從其內(nèi)在邏輯的缺陷的角度，來看它對中華文明的三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是對中國法治精神的影響，二是對中華民族競爭力的影響，三是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影響。
1.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法治精神集中體現(xiàn)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書·賞刑》中說：“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彪m然比起嚴格意義上的現(xiàn)代法治精神來，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極為明顯的，因為它把君主作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約束的人，而從邏輯上來說，只要有一個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約。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無論如何比儒家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要徹底和進步。然而，自從秦王朝滅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實質，就是在法律領域，把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標準，法律條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現(xiàn)，當法律與道德發(fā)生沖突時，以道德作為最后裁定的標準。
道德法律化的過程始于西漢，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學中即已存在。如據(jù)《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鬃釉唬骸狳h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备鶕?jù)現(xiàn)代法律精神，兒子證明自己的父親偷羊，這一行為并沒有錯，而孔子則根據(jù)儒家“親親”的道德原則，認為子不為父隱瞞是錯誤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漢時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便是“《春秋》決獄”，即按照《春秋》的經(jīng)義來判決案件。董仲舒對“《春秋》決獄”有這樣的解釋：“《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春秋繁露·精華》）“本其事而原其志”，這是“《春秋》決獄”的一個基本原則，亦被稱為“原心定罪”，即根據(jù)犯罪者的主觀動機來確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責的大小。對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學者們有這樣的評述：“過分強調動機意圖，致使法律有時會依附經(jīng)義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對法律的解釋也易于陷入主觀主義的怪圈?！保ㄐ焓篮缰骶?，第224頁）
“《春秋》決獄”的做法雖然流弊很多，但因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漸以固定的法律條文的形式確定下來。至唐代，基于“《春秋》決獄”的“援禮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準于禮”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則。對于這一過程的實質，陳寅恪有精辟論述：“遺傳至晉以后，法律與禮經(jīng)并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實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xiàn)。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保ǖ?11頁）
從現(xiàn)代觀點來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無疑是極為荒唐的，它既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嚴肅性，又因為其法律條文的過分嚴苛和所定標準的不切實際而使道德規(guī)范本身流于空疏，無法得到切實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為什么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呢？我認為，除了其內(nèi)在邏輯中重德輕法的原因，亦與其對道德認識的籠統(tǒng)和模糊有極大的關系。
眾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論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為人們道德修養(yǎng)的目標。儒家的道德原則確立后，因其標準過高、不切實際而遭到當時不少學者特別是法家學者的抨擊，如韓非子就曾明確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nèi)，海內(nèi)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保ā俄n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無法做到的道德準則轉化為法律條文，這樣產(chǎn)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會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無疑比儒家要高明。它們先是把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兩個部分，義務的道德是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規(guī)范，愿望的道德則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層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會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須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學家認為，義務的道德可以轉化為法律，愿望的道德則不應轉化為法律。這樣做，既保證了社會基本的道德水準，又不會因為不切實際的過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會的虛偽。而儒家則對道德不作這樣的區(qū)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規(guī)定為人人必須做到的，這樣，最終只能造成社會道德準則的混亂和虛偽成風。
2.如果說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的缺陷導致了中國人道德狀況的混亂和法治精神的缺失，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進步，那么，這一缺陷造成中華民族競爭力的缺失，則是其更為嚴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論的實質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們追求的最終目標，又是評價一個社會好壞的根本標準。而最容易對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戰(zhàn)的莫過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享受。因為物質財富總是有限的，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既容易導致競爭，又容易影響人們專門致力于道德修養(yǎng)，所以先秦儒家雖然也承認老百姓的物質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來，但是希望老百姓嚴于義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見利思義甚至舍利取義，則是其更為根本的觀點。因此，當一些國家的統(tǒng)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國的軍事經(jīng)濟實力時，就會遭到他們的強烈譴責。如孟子就曾說過：“故善戰(zhàn)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戰(zhàn)國時期是各國實力大比拼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孟子居然說要對那些擅長打仗、善于開墾土地的人用刑罰嚴懲。這種觀點，即便不說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類似的觀點：“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輕財富的觀點，它對中國封建社會產(chǎn)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在此略舉兩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間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希望通過變法使國富民強，造成對遼和西夏明顯的軍事、經(jīng)濟優(yōu)勢，但是他的變法主張卻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激烈反對。反對的理由除了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認為王安石變法追逐物質利益，會毀壞世道人心。在這一點上，蘇軾的觀點最有代表性：“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道德誠深，風俗誠厚，且貧且弱，不害于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且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保ㄌK軾）蘇軾的這個觀點，頗有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頭，不過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與隨后北宋的滅亡，與儒家的這種迂腐思想有極大的關系。
二是晚清的。光緒年間，由于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肆虐，中國已逐漸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面對危局，一些有識之士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修鐵路、設電報局，讓中國盡快富強起來。然而，這一做法卻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對下舉步維艱。那些守舊的大臣認為，西方的先進技術不過是奇技巧，無益于人的道德修養(yǎng)和社會風氣的淳樸，因此要求最高統(tǒng)治者對此加以禁絕。在一片反對聲浪中，中國的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氣候。
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響下，重德輕法、重德輕利、重道輕器、重本（農(nóng)）輕末（商）成為傳統(tǒng)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這樣，中國科技發(fā)展的動力從何而來？中華民族的競爭力又從何而來？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進步。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的好壞，有兩個重要的標準：一是是否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以保證政治運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級官吏及民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認為德治的好處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對于前者，即如何制約君力的問題，先秦儒家很少涉及。當統(tǒng)治者不愿實施德治甚至荒無道時，孔子的主張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孟子也采取了與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至于如何從制度上來保證德治的實施，如何防止無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沒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實上，先秦儒家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體的措施。因為根據(j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道德素質只能靠道德手段來培養(yǎng)，理想的道德社會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徑才能實現(xiàn)。而道德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一個人的道德素質的高下，無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個人對某一事件的處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會有不同的爭論；一個人在此時有道德，很難保證他在彼時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這包含諸多不確定因素的道德變成一種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制度化的、可用來操作的東西，確實是存在很大難度的。先秦儒家曾試圖根據(jù)一個人道德素質的高低把人分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層次，并根據(jù)這一層次來確定人的社會地位和職務，但這種游戲規(guī)則的幼稚和拙劣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實施的制度建設上的闕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帶有一種充滿隨意性的、甚至是聽天由命的成分。而在這個問題上，先秦法家無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韓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來實行德治的主張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為苦而后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保ā俄n非子·難一》）但是法家同樣走上了矯枉過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國之道中的價值的同時，忽視了道德在治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從而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法治走上了慘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響了它在中國傳統(tǒng)治國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當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價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夠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國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頗的。所以，至少就中國封建社會而言，理想的治國之道不應是德主刑輔，而應是法主德輔。
由于對道德的重視，由于片面地認為人的道德品質只能靠道德手段來培養(yǎng)，使先秦儒家走上了過分重視道德而輕視社會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業(yè)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為這種德治思想被漢及以后的封建統(tǒng)治者奉為正統(tǒng)的治國之道，因此，我們把中華文化中存在的諸多弊端歸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當然的，雖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為統(tǒng)治思想的儒學和統(tǒng)治者具體實行的德治思想這三者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我們把中華文化中的許多優(yōu)秀品質如以和為貴、豁達寬容、重視禮義等歸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順理成章的，但這不是本文所要論述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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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蘇軾，1997年：《上海宗皇帝書》，見《坡全集》（下），黃山書社。
5徐世虹主編，1999年：《中國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關鍵詞】 土族；儒家文化；影響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厚重的歷史畫卷，毫無疑問在這幅畫卷中，儒家文化逐漸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并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對中國周邊的民族以及國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遼闊的青藏高原東北部、祁連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對土族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既是土族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也是漢文化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產(chǎn)生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與核心。儒家文化發(fā)源于黃河流域，從根源上來說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禮樂文化。禮樂傳統(tǒng)，從根本上來說是以調整社會秩序為基礎的文化傳統(tǒng)。它所包涵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基本上滲透到了人們活動的全部領域。儒家文化產(chǎn)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隨著統(tǒng)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漸成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主體思想，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并不斷得到一些儒學大家對其內(nèi)容進行補充。從儒家文化不斷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韌度的傳承性，并具有非常強的兼容效應，不斷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長為己所用。從另一方面來說，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強的輻射效應，在潛移默化中傳布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并與華夏其他文化之間互競互融。
土族是我國西北邊陲上的一個民族，現(xiàn)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樂都、門源、都蘭、貴德、共和、西寧、烏蘭以及甘肅的永登、肅南、卓尼、積石山等地。土族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其族源較為復雜，史學界主要有五種看法：吐谷渾說；陰山白韃靼說；蒙古人與霍爾人融合說；沙陀突厥說和阻卜說。如果從民族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作者傾向于：以吐谷渾為主流，其他四種為支流，并逐漸融合的觀點。當然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不同地區(qū)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著不同偏重。
據(jù)史料記載，公元663年，吐谷渾亡國后，其民眾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渾人仍留居故地，9世紀中葉吐蕃崩潰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險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渾人，在吐蕃占據(jù)靈州后，移居河東，12世紀后，河東的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遷移過程中，一部分逐漸融合在了漢族當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渾人又逐漸融合到了藏族當中。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土族和漢、藏、回等民族交錯雜居。歷史記載，今互助、大通、民和、樂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漢、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時期，又有一部分漢族從甘肅、四川、山西等地遷入民和、互助一帶。所以，土族是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吸收了藏、漢、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土族成為一個穩(wěn)定的民族共同體，是在元末明初時期，此時出現(xiàn)了“土人”的名稱。土族中融入了漢族的成分，從土族的民間傳說和一些土族族譜中能得到印證，如民和官廳土族張家、賈家的家譜稱其祖先是山西平陽府人等。長期與漢、藏等民族的雜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業(yè)表現(xiàn)出了多元化的特點，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響對土族尤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論，在不同的土族地區(qū)所受漢文化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漢文化較濃，被藏族稱為“嘉霍爾”，意思是漢化了的霍爾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體現(xiàn)
土族在與漢族雜居的過程中，不斷吸收著漢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當中，其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區(qū)的加強
在明清時期，政府對周邊民族控制力在不斷的加強，有意識地灌輸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強思想控制。明清科舉考試內(nèi)容專取儒家經(jīng)典中的“四書”“五經(jīng)”命題，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經(jīng)史之士”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功名。根據(jù)史料記載，在明代的科舉考試中，土人李完考中舉人、李璣考中進士、李光先考中武進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進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勝枚舉。
2、儒家文化對土族方面的影響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幾乎每個民族都有或者曾經(jīng)有過。土族的較為復雜，薩滿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隨著藏人、漢人的影響，藏傳佛教、道教以及漢族的民間信仰逐漸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區(qū)興建了許多娘娘廟、龍王廟、城隍廟、三官廟、文昌閣等漢式寺廟。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據(jù)大門的方位和陰陽五行、八卦等確定。土族對道教思想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儒學思想的一種接受。土族在過年、清明節(jié)的時候，有上墳祭祖等習俗。上墳祭祖對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體現(xiàn)。同時，在土族的神話故事中，也體現(xiàn)了對儒家思想的認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詩體神話傳說，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釋迦牟尼、老子分別創(chuàng)立儒、釋、道三教的內(nèi)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習俗方面的體現(xiàn)
“婚姻，是為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qū)內(nèi)的社會制度及其文化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所認可的男女兩性的結合”，[1]所以在婚姻過程中一系列的文化體現(xiàn)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禮上遵循了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中的“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規(guī)程，并且在定親的過程中還請陰陽先生預卜方位、合八字，在結婚儀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對拜，這些儀式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的儒道文化。
在喪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的喪葬文化，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nèi)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反映了傳統(tǒng)的宗法觀念和倫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國傳統(tǒng)喪禮的基本原則，同時人們普遍認為“靈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個世界要跟生前一樣進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須的一切，所以喪葬過程中，親人盡量為死者創(chuàng)造與生前一樣的條件。土族也十分重視喪葬活動。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兩種埋葬方式，這兩種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區(qū)，又有所偏重。在實行土葬的地區(qū)，親人為死者進行選墳地、測日子，這些習俗跟漢族一樣。在土族的寺廟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內(nèi)不允許婦女以及去過暗房的人進入，婦女在不帶帽子不穿長衫時，不允許在長輩面前走動，這都表現(xiàn)了對儒家文化的吸納。
三、儒家文化對土族文化產(chǎn)生影響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復雜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過程中，不斷吸收了漢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內(nèi)部構成的多樣性以及復雜的歷史形成環(huán)境，必然導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滲入。特別是明朝衛(wèi)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漢族人口遷入青海土族地區(qū)，在漢文化的強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與漢文化的碰撞、交融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漢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經(jīng)濟形態(tài)的轉變。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從事畜牧業(yè)生產(chǎn)。在明朝時期，隨著大量漢人的遷入青海，并在青海東部大規(guī)模屯田，帶來農(nóng)耕文化。他們開始嘗試農(nóng)耕生產(chǎn)，這使土族開始從畜牧業(yè)的經(jīng)濟方式逐漸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轉變，并最終形成了以農(nóng)業(yè)為主兼營牧業(yè)的經(jīng)濟形態(tài)。經(jīng)濟形態(tài)的轉變導致土族對傳統(tǒng)的文化產(chǎn)生了不適應，從而吸收與農(nóng)耕文化相適應的的儒家文化就成為了必然。農(nóng)業(yè)文化在宗教和社會文化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重定居輕游動，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級等等，這些思想特點，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區(qū)興學擴大了儒家文化對土族的影響。政府對儒學的傳播推動，主要體現(xiàn)在書院的興建上。明清時期甘肅版圖包括今寧夏、青海。據(jù)史料記載，甘肅最早興辦書院的首推靜寧的隴干書院，約建于明朝成化年間。其次為隴西崇羲書院、渭源渭川書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從現(xiàn)存資料來看，清代甘肅共有書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區(qū)的書院就有8所，它們分別是：1、龍岡書院，在平番縣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書院，西寧府，光緒二年西寧辦事大臣豫師、西寧道張宗翰、知府鄧承偉、知縣朱鏡清捐建；3、樂都書院，碾伯縣，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陽書院，貴德廳，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書院，大通縣，同治初毀于兵火，光緒二十二年知縣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約禮書院，西寧縣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書院，西寧縣，乾隆十四年知縣冷文煒捐俸、鄉(xiāng)紳捐資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區(q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興建書院，加強對西北民族地區(qū)的思想控制，推動了儒家文化的傳播。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為土族社會的安定、經(jīng)濟的發(fā)展、家庭關系的穩(wěn)固、民間信仰的傳承等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且豐富了土族的文化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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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一、本問題研究的重要意義
1.理論上，通過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這一命題的基本問題進行哲學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確處理基本問題與其他問題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助于構建并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理論構架體系。
2.實踐上，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路徑選擇問題，有助于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大學生當中的培育和踐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目的的實現(xiàn)和教學實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學生健康成長。
3.學科建設方面，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發(fā)展的內(nèi)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宣傳和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主流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重要陣地，屬于理論二級學科范疇，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路徑，有助于豐富理論二級學科建設的內(nèi)容，從而也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
二、國內(nèi)外關于本問題研究的現(xiàn)狀
本課題研究既需要梳理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國內(nèi)外關于意識形態(tài)建設和意識形態(tài)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為本課題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關于意識形態(tài)教育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研究
國外學者不僅始終關注意識形態(tài)問題，而且也十分關注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問題，主要集中于德育課程理論和德育課程實踐的研究上。對如何把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響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贊?巴里的《當代道德教育理論》等，基本觀點認為，把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論的核心，在教學方法上，反對灌輸，強調受教育者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繼而黨的十又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二十四個字，學術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研究也隨之繁榮起來。國內(nèi)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如韓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探索》等等。論文方面數(shù)以萬計，如陳力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的國外學術維度》、周中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研究》、韓振峰的《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基本途徑》，等等。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實質和內(nèi)容、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的經(jīng)驗總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徑和方法等。
2、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理論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如周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三個轉向及實現(xiàn)》，劉崢《大學生認同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等，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意義、方法、對策以及路徑方面的研究。
（1）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思想政治理論課之關系研究
做這方面基本問題研究的成果還比較少，其中釗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關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討，他認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間具有相當緊密的聯(lián)系，思想政治理論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nèi)容是辯證統(tǒng)一的。[1]
（2）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難點及存在的問題研究
薛明珠、陳樹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思考》一文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要難點進行了深入地思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難度；要根據(j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nèi)涵與層次對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體系進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學方法陳舊、形式單一；教學效果評價困難。并提出了具體惡實施途徑：以實踐活動為載體，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化；拓展第二課堂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行多元化評價方法。[2]
陳延斌、周 斌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調查與思考》這篇文章中，分析了當前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圍的弱化；實用主義增強與理想信念弱化交織；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要性的認識顯現(xiàn)出兩重性的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政治、理論素養(yǎng)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存在亟待改進的問題與環(huán)節(jié)，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對于實現(xiàn)有效融入具有極大的意義。
（3）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路徑研究
胡綠葉、何菊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路徑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條路徑選擇：以提升教師素質櫧鸕悖展開理論研究；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現(xiàn)為主線，精選教學內(nèi)；以大學生認知律為導向，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以校內(nèi)外教學資液為載體，拓展教學途徑。邵 銀 、余 華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側重點》分別從四門思政課特點出發(fā)，提出了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側重點問題：“基礎”課重在幫助大學生厘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邏輯結構，領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原理”課教學重在幫助大學生理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指南；“綱要”課教學側重于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歷史積淀 ；“概論”課教學重在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屬性，提高大學生對價值觀的鑒別和選擇能力。陳宗章在《社 會 主 義 核 心 價 值 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思考》一文中設計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實現(xiàn)路徑：規(guī)范化路徑，即合理規(guī)范設計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計劃大綱，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本依據(jù)，使之成為總體教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組織、有秩序地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實際效果，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評估機制；生活化路徑，即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要體現(xiàn)生活內(nèi)容，在生活敘事中展開實踐活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成為大學生生活的新常態(tài)；社會化路徑，即搭建社會化的教學實踐平臺，展開廣泛的社會實踐調查研究，加強大學生面向社會的志愿者活動等。王占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幾條途徑：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及內(nèi)容體系，從根本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從手段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認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撐體系，從環(huán)境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國內(nèi)外關于意識形態(tài)基本范疇、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為開展本課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鮮有對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特點及局限進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徑和策略等方法論上”的研究，體現(xiàn)出一種急于求成的傾向，而對一些基本的理論維度和文化維度問題缺乏細致的思考和探索。
3、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有效性條件研究不足，對融入過程中存在的困難缺乏足夠的重視。
4、技術性路徑研究呈現(xiàn)出簡單重復的研究狀態(tài)，缺乏可操作性的創(chuàng)新。
5、缺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中存在誤區(qū)的思考。
參考文獻：
關鍵詞：林語堂；哲學翻譯；半半哲學；翻譯
0. 引言
林語堂（1895-1976）是中國現(xiàn)代的著名學者、重要作家、翻譯家、語言學家與哲學家。為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做出了不少貢獻。在西方，林語堂不僅僅是學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稱為哲學家。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暢銷書之首位。他向西方傳播了孔孟老莊思想，向西方讀者展現(xiàn)了真實的中國哲學與形象。美國林語堂研究專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語堂國際學術研討會評價林語堂時認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學，睡覺哲學，飲食哲學，在這些日常哲學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過諷刺和幽默，來表達他的哲學觀點。其作品沒有故意迎合美國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獨立人格的哲學家。
1. 林語堂是哲學家？
林語堂一生貢獻卓著。作為作家，著述頗豐。作為語言學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閩粵方言之來源等，編撰《林語堂當代英漢詞典》。作為發(fā)明家，傾盡家財發(fā)明出來明快打字機。作為翻譯家，不僅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還向西方譯介了中華哲學的精髓——儒家與道家思想。因為他的幽默與閑適的生活哲學，他是一位哲學家。
1.1 為何林語堂是哲學家？
哲學是是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tǒng)一。所討論的自然與生命的本質。哲學家就是對哲學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v觀其著作，從譯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說《京華煙云》（Moment in Peking）、傳記《坡傳》（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體現(xiàn)出綜合儒家與道家思想之所長，體現(xiàn)各種生活哲學。但是這種哲學與傳統(tǒng)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兩者互補，是儒道的發(fā)展與升華。林語堂在文化傳播過程當中，一直努力構建自己的文化哲學。這個哲學就是“半半哲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林語堂是一位哲學家。
1.2 林語堂的“半半哲學”
“半半哲學”起源于儒家中庸傳統(tǒng)，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觀儒家思想。一開始，林語堂極力反對“中庸”，在后來受到克羅齊的美學思想的影響，重新審視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來極力推崇。林語堂認為中國人是“一半道家主義，一半儒家主義”。分別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擯棄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學”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華，一半儒家精華，林語堂從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時還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各方面的精華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獨特的“人文主義精神”。所以“半半哲學”是集眾家所長，具有豐富文化底蘊的哲學。“半半哲學”既是林語堂文化觀的體現(xiàn)，也是其人生哲學的高度濃縮。
1.3 林語堂“半半哲學”翻譯觀
林語堂對自己文化哲學的構建在各類作品中都有不同體現(xiàn)。林語堂在談論儒家與道家的區(qū)別時，認為儒家的人生觀是積極功利的，其本質是“都市哲學”；道家的人生觀是消極的，對世界抱著否定嘲弄的態(tài)度，其本質是“田野的閑適哲學”。在他看來，這兩種哲學思想是兩種極端，在這兩個極端中間還有許多中間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態(tài)度應該是不過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會，同時有著充分的節(jié)制力。其人生哲學指導他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活動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響。
林語堂認為真正的藝術是不可翻譯的；譯者與作者地位平等，譯者也是藝術工作者（熊宣東2006）。他說：一百分的忠實，只是一種夢想。翻譯者能達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實，已為人事上可能之極端。凡文字有聲音之美，有意義之美，有傳神之美，有文氣文體形式之美，譯者或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體，決不能把文義文神文體及聲音之美完全同時譯出。這是其“半半哲學”觀的一方面的體現(xiàn)。而在其對于翻譯中重視程度，在他看來，忠實可以分為四等，就是直譯，死譯，意譯與胡譯。死譯是直譯的極端，是譯派中的國際檔，反過來，胡譯就是意譯的極端表現(xiàn)，也是過激黨。由此不難看出林語堂在“半半哲學”影響之下在忠實的標準上尋找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
2. 哲學翻譯與哲學體現(xiàn)
2.1 哲學翻譯
如同詩人譯詩，哲學翻譯也需要由哲學家來完成。正是這兩部不朽的傳統(tǒng)哲學引導著中國幾千年的思想。林語堂作為哲學家才能傳達出最真實的傳統(tǒng)儒道思想。林語堂的“半半哲學”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還有其他西方思想精華。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價值而編譯了《孔子的智慧》一書。因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編譯了《老子的智慧》一書。
林語堂編譯《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譯與編輯創(chuàng)作創(chuàng)造性地融合在一起。為了傳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導讀中對現(xiàn)代社會其所具有的價值。不同于對儒家思想的全盤否定，也區(qū)別與對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揚，中正地對儒家思想進行了評價。書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譯文本中，林語堂針對相同詞在不同語境中的翻譯采取了靈活變通。如“禮”譯
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設計個人行為規(guī)范時則翻譯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個人行為原則時翻譯為propriety以傳達哲學思想內(nèi)涵（馮智強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語堂提出“最好的翻譯是愚蠢的翻譯”。《道德經(jīng)》在林譯本出現(xiàn)之前就有9個版本的譯文，自然優(yōu)劣皆有。林語堂也從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較多。林語堂使用“愚譯”翻譯《道德經(jīng)》雖略顯笨拙，但是卻超出其他版本譯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以及語言形式特點。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雖然這種翻譯會讓西方讀者一時難以接受，但是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達出其中的哲學含義。沒有使用西方哲學概念解釋中國傳統(tǒng)哲學，可以糾正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偏見。愚譯在哲學概念的翻譯中應該是最佳的翻譯方法了。
2.2 “半半哲學”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xiàn)
林語堂創(chuàng)作的小說有很多，如《京華煙云》、《風聲鶴唳》、《紅牡丹》等。在小說中體現(xiàn)出來的哲學思想是一種儒道互補、中西結合式的哲學思想。
小說《京華煙云》中道家思想。《京華煙云》主要體現(xiàn)了道家的哲學思想。林語堂本人在《關于》中說道“全書以道家精神貫之，故以莊周哲學為籠絡”。小說中第一卷的標題就凸顯出小說將會描述到的道家思想，為“ 道家女兒”。林語堂通過對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生動刻畫了道家人生哲學思想。如姚父在喪子喪妻之后沒有大悲，選擇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對。木蘭作為“道家的女兒”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爛漫、胸懷開闊、與世無爭、隨遇而安。林語堂本人極為推崇，曾言說“若為女兒身，必做木蘭”。其實就是將自己所推崇的哲學完全表現(xiàn)在木蘭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說《京華煙云》中儒家思想。 小說中諸多風俗習慣就是儒家思想的體現(xiàn)，木蘭出嫁的描寫中，那些中國式的風俗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如敬茶、會親戚、進合歡酒等。這些是儒家風俗習慣的體現(xiàn)。再有曾姓夫婦作為小說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規(guī)范與倫理，愛幼孝老。這是林語堂先生所認同的中國傳統(tǒng)美德。但是針對看西方電影，曾文璞由開始認為是傷風敗俗的態(tài)度轉換為表面厭惡信中暗喜。這種刻畫是對儒家思想中封閉一面的沖擊。
曾文璞的尊儒與暗喜電影的對比顯示出林語堂對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蘭、孔立夫等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注與憂患；不滿現(xiàn)實渴望變革的心態(tài)與他們以“仁”和“義”凝聚人心、以“禮”維持關系凸顯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學觀在散文中的體現(xiàn)
林語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為譯創(chuàng)的典范《吾國吾民》。在書中林語堂對于傳統(tǒng)的社會政治生活作了評說，對傳統(tǒng)的儒釋道作了宏觀評價，還對國民的特性作了獨到的分析。在《吾國與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闡述了中國的人文主義、宗教、中庸之道、道教與佛教。在其他章節(jié)中列舉了中國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惡劣”的兩個特點：消極避世與超脫老狡。暴露了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超脫老狡”是一種麻木不仁與自私心理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對中國人的“知足常樂”表示了贊許。中國人能夠隨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尋找快樂。
2.4 “半半哲學”在人物傳記中的體現(xiàn)
林語堂所著傳記有《坡傳》（1947）、《武則天傳》（Lady Wu1957）、《由異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錢鐘書曾言“為別人作傳記也是自我表現(xiàn)的一種……”，《坡傳》中蘇軾的人生哲學其實就是林語堂人生哲學的真實寫照。坡熔鑄儒、釋、道思想精神于一身，這正與林語堂的“半半哲學”不謀而合。林語堂在談及著《坡傳》的原因說知識個人比較喜歡坡。正式因為蘇軾的人生哲學與林語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學一致才會產(chǎn)生共鳴，進而成為作傳的動機。
以《坡轉》為例，林語堂以真實史料為依托，展現(xiàn)了坡人生各階段的處世哲學?！镀聜鳌访枥L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歷程，重點著墨的是坡遭貶謫、流放時期。因其身處逆境，最能體現(xiàn)他“憂患來臨，一笑置之”的豁達。第一章總論就以“獨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脫不羈的道家風度。林語堂描寫坡祖父蘇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錢財、衣食無憂、優(yōu)哉游哉；最喜歡攜酒在青草地上飲酒高歌，以遣時光。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歸自然性情之美。坡身處獄中卻鼾聲如雷體現(xiàn)了坡準其自然、不懼生死與暢達脫俗。坡多入仕途體現(xiàn)了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語堂筆下的快樂自由的坡形象，與歷史上亦有沉重、壓抑、坎坷的一面的歷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這是因為林語堂獨特的中西文化觀，使他筆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觀，同時又兼具西方對“人”的重視，從而使坡成為“具有現(xiàn)代精神的古人”。
總結
林語堂作為文學家、語言學家的光環(huán)太過耀眼，但是作為哲學家的貢獻更是不可小覷。林語堂獨特的人文主義哲學觀影響了其一生。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翻譯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偏見，讓世界了解了中國哲學。英文創(chuàng)作中的哲學人生觀讓西方人認識了真實可敬的中國人。散文傳記生動刻畫出中國儒道生活方式。他“行為尊孔孟，思想隨老莊”，作為哲學家，他的貢獻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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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富有倫理特色的政治觀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觀，在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對會計的職業(yè)道德建設仍有其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影響。儒家思想是構建會計倫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資源，會計人員的職業(yè)道德和倫理關系到國家財經(jīng)法規(guī)制度能否貫徹執(zhí)行，經(jīng)濟秩序能否維護，經(jīng)濟發(fā)展能否促進的大問題。儒家思想是建立會計誠信道德倫理的基礎和建設會計誠信道德的基本原則，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內(nèi)涵，建設會計行業(yè)的職業(yè)道德在當今社會尤為重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和經(jīng)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新的 《會計法 實施，對于規(guī)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口強經(jīng)濟管理和財務管理，提高經(jīng)濟效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會計人員作為財務管理的主要責任人，其職、道德和業(yè)務素質，直接影響著單位財務部門工作的質量，因此，建立會計的職業(yè)道德尤為重要。建立會計的職業(yè)道德不僅僅需要法律法規(guī)，還要從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中尋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觀，是和諧的社會觀。這些都與現(xiàn)代社會的觀念是相通的，是具現(xiàn)代性的，有利于人們從思想深處牢固樹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會計職業(yè)道德的建設
《茍予 ·哀篇》中寫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強調對人們生停的利害關系，也是社會與人的基本關系。職業(yè)道德是從事一定職業(yè)的人們在其特定工作或勞動中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也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職業(yè)道德，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宗旨。人與人之問的和諧才能真正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須得到人們對你的信任。對一個國家和政權來說就像《論語·為政》中指出的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而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恪”，對于一個人來說也是這樣。現(xiàn)代社會分工的專業(yè)化促使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觀念、職業(yè)態(tài)度、職業(yè)技能、職業(yè)紀律和職業(yè)作風要以愛崗敬業(yè)、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為主要內(nèi)容的職業(yè)道德，是每一個社會公民的基本準則。只有這樣，整個社會就像孔子《論語 ·顏淵》中主張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義務和責任，社會就可以和睦安寧。儒家的誠實守信是會計職業(yè)道德建設的核心價值。
會計職業(yè)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職業(yè)道德是誠實守信，因此，會計行業(yè)巾愛崗敬業(yè)、誠實守信、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參與管理、強化服務等八個方面要求中處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論語·述而》中寫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禮，吾亦為之”，只要能發(fā)財，無淪從事什么職業(yè)。但在論語 ·里仁 中孔子叉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處也”，也就是追求富貴不得損害社會秩序。 朱子語類 中對此說得更明白：“然須是食期所當食，飲期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是 學之中的基本概念。講信用是君子的一種美德，是交友和處世的基本準則。應該說，作為道德規(guī)范，誠實守信是人的修養(yǎng)的基本原則，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市場經(jīng)濟是一種法制經(jīng)濟，也是一種道德經(jīng)濟、信用經(jīng)濟。信用不僅體現(xiàn)l在商品交換的表面層面上，而且勞動關系、合同關系、協(xié)作關系、知識產(chǎn)權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誠實守信，就要誠實勞動，合法經(jīng)營；就要按市場規(guī)則辦事，反對不正當競爭；就要樹立信用觀念，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要重承諾、講信譽。
《我國會計法》第39條明確規(guī)定 “會計人員應當遵守職業(yè)道德，提高業(yè)務素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加強會計人員職— 重德建設，對于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經(jīng)濟體制建設，提高會計工作質量和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我國市場經(jīng)濟是誠信經(jīng)濟，會計是誠信行業(yè)。誠信是指誠實、守信，即以已之誠實換他人之信任，誠信表達了一個人對社會的一種基本承諾，是人格的基本保證。從事會計工作的人，更應該是具有其職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來，會計人員執(zhí)業(yè)態(tài)度不端正，缺乏敬業(yè)精神； 執(zhí)業(yè)紀律松弛，在會計職業(yè)界違背準則、弄虛作假現(xiàn)象嚴重。有的會計人員在國家、社會公眾利益與單位刊益發(fā)生沖突時，小能夠堅持原則，喪失立場，違反會計法律制度的規(guī)定，參與偽造變造虛假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會計報表，甚至為違法違紀活動 謀劃策，這些失范行為致使會計信息嚴重失真，會計假賬大量盛仃，職業(yè)道德淪喪。這一系列會計舞弊欺詐案件，使會計業(yè)的公信力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會計行、面臨一場嚴重的“誠信危饑”。會計如果不能客觀公正的把現(xiàn)實經(jīng)濟活動反映出來，不能為會計信息、使用首們提供準確可靠的會計信息和鑒證，將會擾亂市場經(jīng)濟秩序，危害國家和投資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與會計職業(yè)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
儒家思想中的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禮儀廉恥”其中心精神是強調責任與義務，注重集體與和諧，孔了的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的協(xié)調，這也是人類必須遵循的共同法則。
自覺原則
關鍵詞：《文心雕龍》 儒學 人文精神 表達
《文心雕龍》作為古典文學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論專著，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主張“原道”精神，強調“文而明道”，以圣人為榜樣，以經(jīng)典為旨歸，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點。毋庸置疑，《文心雕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學價值，是中華文學理論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夠成為千百年來不變的經(jīng)典，不僅是因為它氣勢恢宏的結構，而且還由于它豐富的人文精神內(nèi)涵。自西漢以來，儒學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并作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體系的核心，始終占有文化統(tǒng)治地位，它所形成的豐富人文內(nèi)涵，成為了華夏民族的靈魂?！叭省笔侨鍖W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強調以人為本，尊重個體價值和人格精神，無疑，《文心雕龍》繼承了這種傳統(tǒng)，并以儒學“原道”精神貫穿全篇，對儒學人文精神進行了充分表達。
一、儒學人文精神的思想內(nèi)涵
我們知道，“仁”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內(nèi)核，可以說，儒家文化實際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別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人的體驗以及道德人格的實現(xiàn)等內(nèi)容。回顧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經(jīng)具備豐富的道德內(nèi)涵。群經(jīng)之首的《易經(jīng)》中記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边@里的“人文”就代表社會人倫，“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開端，由此可見，一開始的“人文”便是一門“化成天下”的大學問。儒學人文精神在肯定個體價值的過程中不斷豐富，不斷提高人的地位，將人視為“三才”之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并指出在和自然相處的過程中，要做到“不違天時”，充分發(fā)揮人的創(chuàng)造性，實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在人際關系方面，儒學強調人的本質，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對人的尊重，這也是儒學人文精神的重要內(nèi)涵。在個體修養(yǎng)方面，儒家主張要達到“仁”“智”的雙重境界，同時還不能丟失理性。仁義禮智圣是德，屬于天道，仁義禮智是善，屬于人道，上順天，下合地，中適人，最終達“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為先的精神具有強烈的入世色彩，激發(fā)了人們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個體價值和尊嚴一直是儒家強調的重點，儒學認為人與天地等齊，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鮮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個體人格修養(yǎng)方面主張知行合一，與道家消極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剛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發(fā)了人們憂患意識。由上可知，以人為本的傳承和弘揚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滲透在儒學的方方面面，成為了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儒學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龍》中的歷史沿襲
對儒學人文精神的沿襲首先表現(xiàn)在宗儒的傳統(tǒng)上?！段男牡颀垺返淖髡邉③模宰谌鍨閯?chuàng)作思想進行構思成書，而全篇又始終以儒家經(jīng)典為論證依據(jù)。劉勰認為儒家圣人所撰的經(jīng)書是不變的“至道”，不僅“旨遠辭文”，而且是“不刊鴻教”，將儒家經(jīng)典奉為圭臬。他認為儒家經(jīng)典揭示了世間最為普遍的道理，是不變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張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后世典范?！段男牡颀?序志》有云：“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里的古來文章，實際上就是指儒家之經(jīng)典，劉勰對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出發(fā)點上。自東漢末年以降，儒學逐漸勢衰，直至魏晉，玄學成為主流思想，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開始以辭藻華麗為美，尤其是齊梁時期，文章庸俗華麗，形式蓋過內(nèi)容。文學創(chuàng)作過分強調形式之美，完全忽視了內(nèi)容之麗，劉勰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并認為這些華而不實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學創(chuàng)作理念，已經(jīng)背離了文學發(fā)展最初軌跡，是齊梁文學的一大詬病。為了扭轉這種文風，劉勰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要“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借此來矯正這種浮華萎靡的文風，而他所說的“根”、“源”實際上就是儒家典籍。從創(chuàng)作出發(fā)點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儒家憂患意識是劉勰創(chuàng)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導理念。
三、儒學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龍》中的表達
（一）“原道”精神
以人為本是儒學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龍》中的“原道”精神正是體現(xiàn)了對人的尊重，是對人的生命本體的一種內(nèi)在觀照?！段男牡颀?原道》作為首篇，全面闡述了作者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文原于道。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拔闹疄榈乱泊笠樱c天地并生者……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自然之道也……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不難看出，作者所闡述的思想與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溫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這種創(chuàng)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載道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念有著本質的相通之處。在談到人文的發(fā)展史時，劉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貢獻，并指出《六經(jīng)》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來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而文學創(chuàng)作又揭示和闡明了自然之道，進而賦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動”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動”，就必須具有真和善的內(nèi)容，換句話說，文章要充分體現(xiàn)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能夠對社會起到道德風化和倫理教化的作用。
四、樹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劉勰將傳統(tǒng)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樹德建言的儒學人文精神融為一體。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劉勰明確指出創(chuàng)作該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流芳百世?！胺蛉诵っ蔡斓?，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又說“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敝挥腥寮医?jīng)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這充分體現(xiàn)了儒學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龍?諸子》中有云：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qū)圃。傳統(tǒng)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業(yè)，三是要著書立說。劉勰感嘆人生如草木，匆匆而過，所以樹德建言，實乃“不得已也”。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儒家的憂患意識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書立說，建立功德，以便能夠流芳百世，這無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
五、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風骨是一種文學風格和詩學境界，這種精神主要來源于儒家剛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強調以人為本，以儒學觀點來講，剛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為寶貴的一種人格品質。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應該具有像松柏一樣不畏嚴寒的堅毅品格和高尚品質?！段男牡颀?風骨》篇對“風骨”進行了全面探討和闡述，而這無疑深受儒學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響。從《文心雕龍》開始，風骨一詞正式成為一個詩學概念，劉勰在開篇伊始便肯定了風骨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并將其視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風骨精神強調的“剛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學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說，“風骨”精神離不開傳統(tǒng)文人對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結語
《文心雕龍》所表達的人文精神是對儒學人文精神的一種傳承，作者劉勰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價值訴求都充分體現(xiàn)了對儒學人文精神的歷史沿襲?！叭省笔侨鍖W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強調以人為本，尊重個體價值和人格精神，無疑，《文心雕龍》繼承了這種傳統(tǒng)，并以儒學“原道”精神貫穿全篇，對儒學人文精神進行了充分表達。作者以《文心雕龍》為儒學人文精神的傳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質為依托，以原道精神為支撐，主張立足于儒家經(jīng)典來激活文學生命力，彰顯剛健中正的人文精神，進而探究文學之道，喚醒人們的憂患意識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史上的一座豐碑，是第一部體系完善的文學理論著述，是一座難以跨越的理論巔峰，千百年來，對它的研究從未中斷過。毋庸置疑，儒學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體綱領，“宗儒”、“原道”是其創(chuàng)作的根本立足點，儒學人文精神具有深層潤澤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龍》深厚的人文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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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美學思想的倫理性特點、“比德”理論、倫理判斷影響審美判斷三方面入手簡析了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并指出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宗法社會以及儒家思想的促進作用是形成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倫理性特點的原因。
一、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到今天已經(jīng)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悠久博大的文化傳承至今沒有出現(xiàn)中斷，這在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是唯一的奇跡。在這深厚的歷史積淀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學特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而審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出這一特征。
(一)以孔予為代表的儒家美學思想的倫理性
這一點在藝術還沒有完全自覺的時代表現(xiàn)得很突出，尤其是強調倫理綱常的儒家學說更是如此，它既是這一特征的表現(xiàn)，也是推動傳統(tǒng)審美倫理性特點形成的思想動力?！墩撜Z》中孔子關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與“善”的關系上，孔子曾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篇》)可見在孔子之時，“美”與“善”還存在著互換使用的現(xiàn)象，又如子張問孑L子“何謂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談，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日篇》)直陳出五種德行。但這并非意味著孔子對“美”和“善”的使用是沒有分別的，比如孔子評論《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評論《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篇)，足見二者不同。然而這也不能說明孔子已經(jīng)具有了獨立自覺的美學標準，《韶》或《武》都是古樂舞，以藝術自覺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屬于藝術表演，但在那個藝術沒有獨立和自覺的時代，同樣的欣賞活動就不純?nèi)皇菍徝阑顒恿?。故而孔子在對樂舞進行鑒賞評論時，在總體把握上就不會采取單純的美學尺度。對《韶》、《武》的評價來看，孔子無疑是認為《韶》要優(yōu)于《武》的，原因就在于“盡善”與否。舜有德，堯把位置禪讓給他，《韶》樂和贊美舜有關，而《武》所贊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權，孔子對于這一點不甚認可，認為其“未盡善”，可見倫理標準在孔子對樂舞欣賞的判斷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類似于“形式”與“內(nèi)容”關系的“文”“質”關系和“言”“德”關系上，孔子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篇》)，雖然看起來是將“文”“質”同等看待了，但“文質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從倫理學著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篇》)，在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個人的言辭用必然關系相聯(lián)系，結合他“巧言令色，鮮矣仁”、“惡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語錄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還是德行。
而在對待《詩》和“樂”上，孔子首先著眼的是它們的道德教化作用。“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都體現(xiàn)了這一點?！蛾栘浧酚醒裕骸皹吩茦吩疲姽脑坪踉?”可見孔子認為“樂”不僅僅只是敲敲鐘鼓弄出樂音這么一個簡單的形式，而是因為它蘊含的思想能給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凈化風俗。所以孔子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篇》)
(二)將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將自然萬物的美與人的美德相聯(lián)系，也是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一大倫理性特點。在《詩經(jīng)》中已有體現(xiàn)，比如《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币浴梆ò遵x”比擬隱逸林中的高潔之士。《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以玉的溫潤比擬君子品格寬和。在《論語·雍也》中則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將山之穩(wěn)重不遷比仁者寬厚的胸懷安靜的性情，將水之靈動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維好動的性情。屈原的《離騷》以佩飾香草比喻個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藝：“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币圆菽镜蛄?、美人將暮比擬報國的衷情和焦慮：“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倍摹督垌灐穭t以桔樹比擬其高潔的情懷和獨立不羈的精神，“后皇嘉樹，桔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固深難徙，更壹志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如此發(fā)展下去，后世把梅蘭竹菊稱為“四君子”，成為歷代文人墨客吟哦賦詩、揮灑作畫的經(jīng)典對象。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是“比德”影響創(chuàng)作的極好例證：“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p>
(三)倫理判斷影響審美判斷
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還表現(xiàn)在對藝術作品進行審美判斷的時候，往往會受到倫理判斷的影響，甚至倫理判斷還會起到第一位的決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廢字”。司馬光《治通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很多人認為把人品低下的書家的書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惡之氣，不僅玷污了家風，也有損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檜、嚴蒿等雖堪稱書法大家，但他們的書法作品留傳下來的卻極少。書法史上有“蘇黃米蔡”的“宋四家”之說，前三位均無疑問，唯獨“蔡”，有人認為是蔡襄，有人認為是蔡京。最早對宋四家進行解釋的應當是明初的王紱，他在《書畫傳習錄》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體”，從藝術上來看，橫畫收筆帶鉤，豎畫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筆的尾鉤都異常銳利、力透紙背，體現(xiàn)出宋徽宗極高的藝術天賦，然而因為徽宗朝奸相輔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貪戀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體”落有“柔媚輕浮”、“鋒芒畢露”的評語。
二．傳統(tǒng)審美文化倫理性特點的成因
如果將“美”字進行字源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從萌芽時期就與實用性有著關聯(lián)，不論是“羊大為美”還是“羊人為美”，都有著很強的實用性意味?！墩f文解字》云：“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彼未煦C補注《說文》日：“羊大則美，故從大?！币簿褪钦f羊的體肥毛密不僅體現(xiàn)著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覺上給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覺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邊的“羊”和下邊的“人”組成，在甲骨文中，“大”訓“人”，漢字的造字是有比類取象原則的，在羊的下部畫上“大”象，有一種促進羊繁殖生長的巫術意味。審美最初與實用相聯(lián)系并不難理解，但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現(xiàn)出倫理性特點的呢?筆者分析可能與以下兩點原因有關：
(一)長期處于宗法社會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軌跡，大體上都是由氏族血緣政治向文明地緣政治進化。
(二)儒家倫理思想的熏陶
前邊已經(jīng)提到，一種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當程度上推動文化特征的發(fā)展。儒家思想誕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張維護這種文化秩序的。由于學說本身的強大生命力，在統(tǒng)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主張，“三綱五?！钡闹刃蛞?guī)則，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淀，最終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現(xiàn)實和忠孝一體的倫理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