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5: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收費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進行污水處理工作時要繳納一定的價內稅，起本質就是和處理費用相關的各種稅金。目前，我國處理污水的企業屬于事業單位的范疇，處理工作中獲得的污水處理費也屬于行政收費，因此不用繳納其他稅金，我國的污水處理企業將來會實現企業化，那么在污水處理工作中就要繳納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各項稅金。對污水處理的營業額所收取的稅款就是營業稅，依據污水處理的總利潤，根據低稅率額算出總稅款。
二、污水處理費的制定管理
在污水處理費管理工作的整個過程中，都必須以相關的規定為依據，通常使用“兩部制”收費方法，要保證確定的污水處理費能體現處理服務的意義，還要平衡好對水的需求，要與我國的收費政策一致。
（一）污水處理費制定的原則
1污水處理費應能補償成本。進行成本補償工作時要注意下列兩點：①合理確定貨幣價值量的總額，要在一個科學的范圍內；②要合理分析貨幣價值量補償與實物補償間的關系，維持好兩者間的平衡。2污水處理費中應包含合理盈利。將污水處理工作中各個工作者的流動成果以貨幣形式體現出來就是盈利。盈利是實際收取的處理費與成本間的差額，有稅金及利潤兩大方面。依據國家的稅法向國家交付的金額為稅金，它是為了幫助國家積累資金。利潤則要在污水處理費的總額中減去各項成本和稅金支出，它可以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確定污水處理費時要本著科學盈利的原則，也就是要根據社會資金的平均利潤率來確定。3污水處理費應形成合理差價。用戶差價即根據用戶的差異來確定費用。生活用水、行政企業和學校的用水都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所以在對這些用戶收取水費時，就要本著微利的原則，即稍稍大于成本即可。但是對于那些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比如商店、酒店等，就要將污水處理費用制定的高些，以保證污水處理工作能夠獲得預期的利潤。
（二）污水處理費的“兩部制”
1污水處理費“兩部制”的必要性。污水處理系統的建設、維修及管理費用都要通過用戶所繳納的污水處理費來實現回收及增值。容量污水處理費，就是根據用戶的實際用水量建設耗費的資金、維修費、管理費等為依據確定污水處理費。企業收取容量污水處理費，除了能夠回收企業在建設期間以及污水處理系統運營期間投入的成本，還能夠保證用戶嚴格依照自家的實際用水總量來申報最大污水處理量，避免污水處理系統的容積過大而被閑置，保證污水處理系統的工作效率并降低運營成本。污水處理系統的設立是為了科學的處理污水，工作時肯定會需要多種設備、大量電力和勞動力，因此污水處理單位初期需投入大量的運營資金。分析目前的市場經濟規律發現，污水處理企業最科學的工作方式是依據污水排量的差異來制定階梯處理費收取制度，這樣能促進污水處理企業更好的發展。現今較科學的工作方式是收取稱量污水處理費，其制定依據是系統運行中投入的費用總額和污水處理總量。收取稱量污水處理，可以很好的體現“多用水多交費”的公平交易原則，不僅能夠增強用戶的合理用水和節約用水觀念，還能夠保護環境。2定額累進計量污水處理費。定額累進計量收取污水費的工作方式是以具體的標準來制定用戶的用水定額的，若用戶的用水總量大于這個定額，就需要對高出部分收取更高的污水處理費用。但是實際用水總量小于該定額時，則應對節約部分實行獎勵。我國現今的污水處理費管理現狀是不能將費用定的很高，可是總體的水資源總量又是非常匱乏的，所以使用定額累進計量收取法是最合適的。價格較低的定額水量，可以保證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還能減輕居民的生活負擔，對于超出的部分收取高價，很好的體現了節能的思想，有助于提高用戶在日常生活中的節水意識。借助價格的杠桿作用來激勵用戶節水的方式為定額累進收取污水處理費。現今的大部分水源都用于供給人們的基本生活用水，從節約用水的角度分析發現，居民生活用水是有著很大的節水潛力的，并且工作難度也不大，但是非居民生產用水在總水量中占得比例較小，并且變數大，靜態定額不能很好的管理水量的動態變化，所以不使用定額累進計量污水處理費的收費方式。使用定額累進計量法收取污水處理費的首要前提是合理設定基本的用水定額。在制定這一標準時，要先確定人均用水量，然后根據每戶的人數來確定各戶用水量。在收取定額累進污水處理費時，要科學的確定級數，因為技術過少無法體現價格杠桿的作用，導致熱能的浪費；但級數太多又會使污水處理費體制更加復雜，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通常情況下，在定額累進計量污水處理費系統中都將級數分為3級。第一級要能保證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量和污水處理系統的運行成本，主要是為了收回成本。第二級級數則要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為標準，利潤也是比較低，是第一級的1.5倍。第三級級數按市場價格滿足某些特殊需要來確定，收費應是第一級的2倍，或者等于經營性污水處理費。
三、結語
1.1一般資料：
本組資料共計720例，均為2013年1月～2014年1月在我社區護理管理的非手術膽囊結石患者，男230例，女490例，年齡17～84歲，平均（37.4±10.2）歲；體重50～71kg，平均（61.9±8.1）kg。
1.2社區護理管理方法
1.2.1構建信息管理系統：
為了確保社區護理管理的順利實施，首要任務必須構建相關的信息管理系統，其包括預約信息管理、病情資料管理等，其次就是要求社區護士對信息管理系統進行有效地管理，然后通過多渠道對社區患者實施護理管理。具體就是科室要制定統一的膽囊結石患者資料登記表，該登記表的內容由患者的姓名、年齡、疾病診斷以及病情、聯系電話、家庭住址、住院治療時間等組成。
1.2.2特別照顧膽囊結石患者：
為了保證患者能夠隨時住院，隨時咨詢相關信息和隨時進行復查和實現盡快治療疾病的目的，對于在超聲波檢查室和健康體檢中心需要接診的但不能及時住院的膽囊結石患者，可以給患者查看相關的健康教育信息并發放“綠色專用卡”，實施全程綠色服務，隨后將這些患者的信息按時錄入信息管理系統。
1.2.3定時電話訪問或開展專家網上答疑活動：
科室給每位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咨詢方式，開通了咨詢電話和相應的網站，24h熱線服務，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關注患者在接受健康知識前后在生活中各方面的變化，比如飲食習慣的正確性、身體各項指標的是否正常等方面。此外，每天下午和晚上各有1h的網上答疑時間，以便解決患者所疑惑的問題，患者可以隨時通過網上預約登記住院。
1.2.4豐富與膽囊結石患者的交流方式：
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發現，對膽囊結石患者宣傳相關的自我護理知識的最佳方式是專題講座。其專題講座的主要內容是給膽囊結石患者具體講解膽囊結石病的病因、病理、治療方法以及患者的自我防護等知識點，幫助患者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此外，通過給每位患者發放健康知識手冊、健康教育處方以及健康教育叢書等方式豐富患者的健康知識。
1.3效果評價：
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考察最終效果，該問卷調查表是自制的，需要患者或者家屬填寫，如有意外，調查者可以根據患者口述代填，隨后每位患者的調查表都要當即收回，以便結合患者的相應病例信息分析結果。
1.4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3.0對各項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720例患者的遵醫行為（合理飲食、定期體格檢查以及戒酒等行為）明顯提高，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降低。
3討論
據調查，膽囊結石并慢性膽囊炎多發病于我國中部地區的中老年人群，尤其在婦女中發病率比較高。為了引起大家對這種病的高度重視，相關部門組織社區護理向非手術膽囊結石患者宣傳該疾病的知識，之后，膽囊結石患者慢慢淡化了對手術的顧慮，進而能及時入院接受治療。通過這種普及知識的宣傳大大提高了非手術膽囊結石患者的遵醫行為（遵醫行為就是患者按照醫生的叮囑進行治療和保健的過程，又名患者角色的遵醫行為），同時降低了一些并發癥的發生率，而提高了非手術膽囊結石患者的術后自我護理能力。本組資料顯示，720例患者的遵醫行為（合理飲食、定期體格檢查以及戒酒等行為）明顯提高，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降低。
4結語
關鍵詞：非稅收入管理綜合預算審計
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非稅收入已成為政府財政性資金的重要來源，從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性資金的相對規模雖然穩中有降，占到財政性資金的約近四分之一，但絕對規模卻逐年擴大，在調節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它為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運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它所體現出的公平思想也是公共財政體制的應有之義。但是，非稅收入的自身特點又決定了相對于稅收收入而言，非稅收入運作中主觀因素較強，操作規范程度較弱，所以迫切需要強化對非稅收入的征收、預算、使用等各個環節的管理。
我國非稅收入管理中的問題
（一）收支管理不到位
現行收費體制是收費主體支配收費資金，即“收支掛鉤”。目前，收費資金收支掛鉤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差額返還，收費單位將收費資金實行專戶儲存之后，財政部門統籌5%-20%的比例，分批返還給收費主體，收得越多，返還的越多。二是全額返還，財政部門根據收費單位編制用款計劃將專戶儲存的全部收費資金分批撥付給收費主體。這種收支掛鉤的收費體制與單位利益聯系緊密，為保住和擴大既得利益，各部門競相行使分配職能，收費規模日益膨脹。
（二）預算管理不規范
雖然政府財政部門按照相關規定建立了綜合財政預算制度，但預算內外“兩張皮”現象依然存在，大量非稅資金并未實際納入預算管理，甚至國家已明確規定應納入預算管理的一部分非稅收入，仍游離于財政預算管理之外，使得非稅收入在使用過程中“漏出”嚴重，使用效率低下，財政“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宏觀調控能力減弱。此外，目前我國部門預算的編制仍沒有擺脫“基數加增長”的做法。人為因素較多，沒有一定的科學依據。
（三）資金管理不完善
現行我國非稅收入資金的管理是“誰收取，誰所有，誰使用”的政策，加上有些單位財務制度不健全，內部控制機制落后，各資金所有單位支配使用非稅收資金基本上不受限制和約束，造成極大的使用低效率甚至是違法違規濫用。同時，由于會計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資金運行使用的信息反饋缺乏透明度，主要表現有少記非稅收入，少記歷年結余，記賬科目太粗，私設小金庫等。
（四）監督機制不健全
非稅收入支出雖有的納入預算管理，但與財政內撥款相比，這部分資金的預算編制比較粗化，大部分非稅收入回撥資金支出安排存在較大隨意性，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對管理中出現的違規行為也缺乏強有力的約束。
完善非稅收入管理的相關對策
確立政府非稅收入新理念。完整的政府預算，由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共同構成。要逐步淡化預算外資金概念，確立非稅收入是財政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新觀念，給非稅收入以“所有權屬國家，使用權歸政府，管理權在財政”的定位；把規范政府非稅收入管理與加強稅收管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消除非稅收入的認識誤區，樹立全局意識，把非稅收入管理置于財政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全局之中，推動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改革。
完善票據管理。在征收管理方面，為了強化非稅收入管理，以票據為“龍頭”，實現以“票”管“收”是票據管理改進的目標。推行非稅收入新型財政票據體系具體改進措施：首先，由財政部門設立票據管理機構專司票據，規范和統一政府非稅收入票據。其次，強化票據管理機構的管理功能，不但要加強票據發放的管理，而且要延伸管理范圍，加強其使用管理，建立票據領購、稽查、核銷制度。從源頭上規范非稅收入執收行為。再次，建立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的票據信息系統，實現對票據的印制、發放、填開、繳交、核銷的全程監管，實現非稅收入“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管理模式，從而達到“以票管收”的目標。
建立綜合財政預算管理模式。在預算資金管理方面，實行財政綜合預算，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實行非稅收入使用上的分類管理，改進行政、事業的預算管理方法。積極探索非稅收入按項目安排資金的新型預算管理方式，實現非稅收入分配權集中于政府財政的管理目標，保持預算的完整性，并按照資金性質實行分類管理。
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在使用管理方面，非稅收入使用須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所有政府非稅收入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后，對政府非稅收入用于人員工資、基本建設、購買性支出及其他專項支出，實行由財政直接支付。資金使用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支付到商品和勞務供應商或用款單位。用款單位按照批復的部門預算和資金使用計劃，向財政國庫支付執行機構提出支付申請，財政國庫支付機構根據批復的部門預算和資金使用計劃及相關的要求對支付申請審核無誤后，向銀行發出支付令，并通知央行國庫部門通過銀行進入全國銀行清算系統實時清算，財政資金從國庫單一賬戶劃撥到收款人的銀行賬戶。減少資金撥付的中間環節，防止挪用資金，提高政府非稅收入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
加大對非稅收入的審計監督力度。審計監督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對問題的披露和查處，還在于對效率導向的指引，推進依法、高效理財，促進公共財政的建立和完善。實行非稅收入征、管、審相分離。審計、財政和監察部門應對非稅收入的項目、收費內容、收費票據及收支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有違反政府非稅收入征收管理的，應依據《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給予行政處分。形成一個以政府財政為主體，物價、審計、監察等部門和執收單位相互配合的監督模式，建立部門協調配合、多環節相互銜接、全過程跟蹤監督的監督機制，確保非稅收入依法征收，應收盡收，嚴格征管，規范運作。
一攬子配套措施跟進。非稅收入無序膨脹、管理失控與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轉軌時期各方面的改革制度規范不協調。因此需從根本上治理好非稅收入，并使其進入規范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為此，本文提出如下一攬子配套改革政策建議：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授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收入自，譬如發債權，建立起完善的地方稅體系，建立科學、規范、公平、公開的轉移支付制度；轉變政府職能，消除機構冗余和人員膨脹；確立非稅收入的法律地位與框架：規范和完善非稅收入征收與使用及其財務會計的法規制度，加大法律法規的立法進程，特別要加快《非稅收入管理法》的制定。
參考文獻：
1.李友志.政府非稅收入管理[M].人民出版社，2003
現代意義上的營銷，是一種比較容易使企業取得成功的經營思路，。是貫穿企業經營始終的一種機制，而不是某一部門的個別職能。非壽險營銷模式，是適應非壽險行業特點和市場形勢的銷售體制范式，是以市場和客戶為導向的經營機制形成后，非壽險銷售機制的示范創新，是先進管理與技術融入的結果，具有產品銷售的全盤策略和支持系統整合性的特征。
非壽險業存在著現有錯誤模式和觀念的障礙，而要建立適應市場和自身發展的、融入市場機制的營銷模式，需步出下述誤區：一是營銷理念誤區。摒棄初級的、以生產和產品為中心的推銷觀念和對壽險營銷模式的盲目追隨。二是營銷信息與調研系統誤區。去除憑感性拓展業務習慣，充分利用科學有效的營銷信息系統，實現保險企業目標最大化。三是市場定位與分銷渠道誤區。改變缺少對非壽險市場購買能力、傾向、心理和周期的行為分析狀況，實現非壽險市場產品和營銷模式的差異化。
保險市場對非壽險營銷模式的影響
國外先進保險企業的營銷模式沖擊著國內非壽險業。
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兌現，國外保險公司不僅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提供直銷服務，還會利用保險中介或國際互聯網等，打造新的銷售模式，實施快捷有效銷售。據美國獨立保險人協會預測，今后10年，37％的個人保險產品和企業財產險的31％，將通過國際互聯網完成。目前，一批有較強營銷能力的保險主體，已經以先進營銷模式逐鹿中國保險市場，招商信諾人壽保險公司宣布放棄人營銷模式，采取利用合作伙伴招商銀行的網點和電話、網絡進行渠道營銷；美國友邦北京分公司不聘有保險從業背景人員，重筑新的保險市場營銷理念，都影響著轉型期非壽險營銷模式的構建。
保險市場主體的完善，打破沿襲多年的非壽險銷售模式。
近年來保險市場主體長期缺位現象得到初步改變。一方面，在組織結構形式由國有、股份、合資外資和國控外資等日趨多元化形勢下，需要創新出與之匹配的市場化營銷模式另一方面，大量保險中介基于生存的壓力，必然依托自身種種優勢，竭力拼殺市場，迫使非壽險公司改變沿襲已久的靠層設機構、分片固守和增員展業的直銷模式，在將來的市場博弈中，走與保險中介“競合共贏”之路。據悉，2003年國內保險專業與經紀公司保費收入已近百億元。
保險監管思路的變化，促使非壽險營銷模式的市場化創新。
入世后我國保險監管將遵循市場取向和發展觀，漸由管理監管向服務監管轉變，償付能力和市場監管并重。保監會陸續出臺了向非壽險公司開放第三領域、放寬高管任職、車險航意險費率放開，和允許保險公司通過保險中介機構、或設立營銷服務部的方式開展業務，不僅使眾多保險中介獲得難得的業務空間和市場機遇，而且為非壽險公司實施多元化營銷模式，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產品選擇和市場環境，同時放寬保險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使業內外優秀人才氣融入非壽險管理層，為非壽險營銷模式的構建和創新，提供廣泛的人力資源支撐。
股改上市后的非壽險龍頭人保財險，借助國際市場的外力推進自身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產品、技術、管理和營銷的升級，實現差異化經營與精細化管理，建立組織管理機制、員工配置機制、以客戶和市場為中心的流程創新機制，使業務增長方式由要素驅動型向知識技術驅動型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同時以業務流程和客戶為主線，重組營銷、承保、理賠和產品開發流程，設置個險和團險營銷管理部，開展差異化營銷管理，提升了營銷技能。特別是近期又籌建了北京、上海、山東和廣東四家保險經紀公司，進一步改革與活化營銷機制，以效益為中心增加市場開掘深度，創造專業化的分工協作模式，真正走上股份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發展之路，對中國非壽險營銷變革影響深遠。
非壽險營銷模式的發展均向
一、多元化趨向。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保險公司組織形式出現集團化和公開化特征。集團化后的非壽險公司，必然推進信息技術深層應用，重新定位保險企業主體功能，專注于產品開發管理的核心職能，諸如展業、承保、理賠等社會化和專業化的職能，將分交專業中介機構承擔。非壽險公司經營核心化的趨向，將推進著我國非壽險市場營銷模式的多元化。
二、差異化趨向。差異化是近年保險市場競爭的一大特點，車險改革已有充分體現，在2003年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中，保監會又放松了對保險條款和保險價格的管制，以后主要險種的條款和價格不再由保監會制定，而由各保險公司制定后報保監會備案，這將催生更多的差異化產品，產品的差異化必然為營銷模式的差異化提供積極條件，可以預見，針對不同產品和不同的保險市場，定制相異的營銷模式，將成為今后非壽險公司發展戰略重點之一，單純的費率競爭也將會逐漸轉型為營銷模式的競爭。
三、創新趨向。不同規模和不同發展階段的非壽險公司，會有不同的營銷模式。大型的全國性非壽險公司，會重新定位市場，改變無效益的龐大組織機構，剝離分支機構為專業網點，組建由總公司控股的專業經紀公司。新創的成長型公司，會選擇并購多家不同特色、規模較大的專業公司，突破展業規模限制，迅速占領保險市場。以往保險超市的營銷模式，也將分化出專賣店、特色點等新的靈活模式。營銷模式將出現不斷創新的發展趨向。
重組中國非壽險營銷模式的路徑
一、依發展趨向創新非壽險蕾銷理念
營銷發展歷程，已經歷了生產觀念、推銷觀念、大眾營銷階段，直至目前發達國家的“以關注個性化需求滿足為特征的定制化階段”。要實現非壽險業營銷模式本土化創新與發展，與國際保險業接軌，經營者需要“機制未動、觀念先行”，要有超前的營銷戰略思維，以未來的發展來關注現狀的調整，建立現代非壽險業全新的“大營銷理念”。一方面，新的非壽險營銷理念，是從公司的整體系統創建“以客戶需求的滿足為核心、以企業的優質市場占有為目標、以多種營銷策略的組合為手段”的大理念。另一方面，新的壽險營銷理念，是一種戰略的理念，是保持公司競爭力在市場上的唯一性、不可復制性和稀缺性地位的理念。只有建立此理念，才能迅速提升中國非壽險業的運行機制和戰略思維，趕上國外先進保險企業步履。
二、按市場需求構筑非壽險營銷框架
一是關于整體營銷系統。按照新非壽險營銷理念，作為融人公司運營機制的營銷模式，要在整體經營和組織架構中滲透“新非壽險營銷”思想，建立具有非壽險需求分析、市場細分、目標市場和市場定位的戰略模式，具有產品、定價、分銷、促銷的策略模式，架構大營銷模式。二是關于營銷部職能規范。要建立含有市場調研、企業診斷、營銷策劃和決策咨詢功用的營銷部，在信息源鏈接下的采集、分析、決策和實施系統，引導經營決策以市場為導向進行。正如“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一樣，沒有完美的、一成不變的規范模式，任何規范和模式都是在隨著保險市場變化而變化的，都應建立在適應保險企業自身需求，能持續保持楊b競爭力和市場領先地位之上的。適合的模式才是最好的。
滿足非壽險消費者尚未滿足的需求，梯度開發非壽險企業的市場機會，需要充分利用企業自身資源，準確把握非壽險公司自身的營銷手段，不斷創新與改進適應市場和產品的營銷渠道。目前主要的非壽險營銷渠道有：l、直銷改進型，在調整產品結構過程中通過提升服務質量和內容，進一步優化現有直銷隊伍，實現銷售效益最大化，2、中介拓展型，以保險經紀人和專業為依托，戰略拓展效益性業務：3、銀保合作型，借助壽險業銀保范例，打造非壽險業的銀保合作模式；4、銷售型，發揮行業優勢，開展兼業保險，優勢互補拓展業務空間，5、網絡保險型，利用網絡資源，開發非壽險網絡投保系統，在互聯網上建立公司網站、保險超市和風險交易市場等平臺；6、電話投保型，創建類似人保財險95518專線服務電話，提供上門投保服務和全方位后續服務保障體系：7、媒介廣告型，在電視時代的中國，媒介的消費導引作用十分明顯，充分利用媒體進行產品推介和企業形象宣傳，將是日益重要的非壽險營銷渠道之一。
一、非稅收入概念的提出
非稅收入是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屬于財政資金范疇。廣義地說,非稅收入是指政府通過合法程序獲得的除稅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體來看,主要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障繳款、財產經營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務收入、罰款和罰沒收入、贈與收入、特許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使用“預算外資金”的概念和口徑。在國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現“非稅收入”一詞是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即財庫[2001]24號文件中。其后,《關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出要“確實加強各種非稅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監察部、審計署關于加強中央部門和單位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的通知》的(財綜[2003]29號)文件中,第一次對 “非稅收入”概念提出了一個較明確的界定:“中央部門和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罰款和罰沒收入、彩票公益金和發行費、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等屬于政府非稅收入。” 這種從“預算外資金”到“非稅收入”的轉變,標志著我國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規范政府收入機制上認識的深化。
非稅收入與預算外資金相比,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非稅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對政府收入進行的分類;預算外資金則是對政府收入按照資金管理方式進行的分類。現在提非稅收入概念,表明隨著預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門預算和綜合預算的實施)和政府收入機制的規范,可以逐漸淡化預算外資金概念。目前非稅收入的主體還是預算外資金,但有相當一部分非稅收入已經被納入預算內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標是要隨著部門預算和綜合預算的深入推進,將預算外資金全部納入預算管理。
二、我國非稅收入的現狀、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非稅收入數額大、征收主體多元化、管理欠規范
建國初期,我國預算外資金主要是為數較少的稅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費收入。1953年,預算外資金只有 8.91億元 ,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 4.2 %.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預算外資金為347億元,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 30.[，！]6 %;在體制轉軌和財政分權改革的過程中,我國預算外資金迅速膨脹,非稅收入在整個政府收入體系中的地位由“拾遺補缺”,演變為占據“半壁河山”,成為與預算內收入、稅收收入并駕齊驅的財力資源。1992年預算外資金為 3855億元 ,相當于當年預算內收入的 97.7% .1993年調整口徑后,預算外資金收縮到相當于預算內1/3左右,但增長仍迅速, 1996年預算外資金決算數為 3893億元 ,仍相當于財政收入的一半。
根據下表反映的情況,我國非稅收入由1978年的960.09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4640.15億元,增長了4.83倍。 由于轉軌過程中,還存在大量的既非預算內也非預算外的灰色財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慮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結果中并未將其納入“非稅收入”規模。
即使這樣,根據上表數據,我國非稅收入占財 政性資金的比重在1985年為42%,1990年達到了50%,世紀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國非稅收入超常規膨脹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地方層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稅收入總額達到278億元,相當于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1.36倍;而且從增長速度也超過地方財政收入,1998-2001年,該省非稅收入分別較上年增長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幅分別高出5.33、3.01和6.89個百分點,比同期各項稅收的增幅分別高出10.55、4.76和6.46個百分點。廣東省2009年預算外資金收入達499.42億元 ,比上年增長36.6%,占一般預算收入的41.56%,但考慮到非稅收入的口徑比預算外資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稅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過50%.非稅收入大于稅收的情況,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一般要平緩一些,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發達地區政府地方稅源相對充裕,不必像欠發達地區的政府那樣,要更大程度上依賴非稅的途徑籌資。
地方非稅收入的過度膨脹和無序混亂有其直接的體制背景。收費主體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門。現行地方收費主體主要有地方財政部門、交通部門、國土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衛生監督部門、
公安、司法、檢查、城建、環保、教育等管理部門,每個部門都有收費名目,而且一個部門收取多種費,同時管理上職權分散,亂收費的現象較為嚴重。盡管經過多年對收費項目的清理、減并、撤銷,根據財政部綜合司的有關數據,2000年全國性的收費項目仍有200多項,2009年為335項,地方每個省的收費項目平均在100多項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規范的收費項目。此外,更嚴重的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業和居民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仍然屢禁不止,秩序混亂,有的地方和部門的收費罰款甚至沒有基本的標準,由具體執行人員掌握,收多收少、收與不收彈性大,隨意性強。再有,盡管有關收費規定對收入的用途有明確規定,但由于監管上的疏松薄弱,許多費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體制轉軌是我國非稅收入膨脹的大背景。非稅收入(尤其是預算外非稅收入)的產生以是以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的打破為背景,其發展則以體制轉型時期各類經濟主體釋放其長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與創造性的強烈需求為依托,其無序膨脹則是以轉軌時期監督和約束機制薄弱為基本條件。
在轉軌過程中我國政府收入來源渠道多元化、非稅收入迅速增長的原因相當復雜,其中既有體制性因素,也有非體制性壓力。歸納起來,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分權式改革連帶出了事權財權化意識,激活了原先受壓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總是試圖通過多渠道籌資來落實自己擴展了的事權。改革過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經濟管理權分散給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其目的在于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促進發展的積極性并加快實現區域經濟結構的升級優化。與此同時,政府各部門也強化了自己的事權。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門分散事權的同時,相應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資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預算內稱之為收入上解或支出補助的轉移支付存在較嚴重的非客觀性而苦樂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預算內資金的轉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擴張預算外資金和非預算外資金,走非規范之路來落實資金以履行職能(職能合理與否姑且不論)。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門并不愿僅通過政策的制定、調整權來樹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實實在在的資金分配權來強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門的預算外資金和非預算外資金也快速膨脹。事權趨向于演變為財權,財權反過來又支撐事權擴大。
第二,各級政府間彼此戒備,盡可能擴大不納入體制約束的資金。轉軌時期,我國先后進行過四次較大的財政體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規范政府間財政資金分配原則并強化各級政府的協調。應當看到,改革效應是遞增的,初始目的的實現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須承認,各級政府間的彼此戒備和算計從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級政府、一級事權”規則的存在勢必促使各級政府維護本級利益并盡可能擴張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規范遠不足以保證上下雙方利益邊界的清晰和穩定。在確定政府間財力分配時,決策中往往是上級說了算,下級只能提建議,并沒有實際決策權。這樣,下級政府 干脆就把資金劃到預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為政府之間的資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觀、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級政府盡可能通過擴張預算外收入和非預算收入來不斷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財力。當然,這種情況在經歷了1994年比較徹底、具有突破性的財稅改革之后,已有所改變。
第三,“正稅”的稅源流失較嚴重,導致預算內資金增長乏力,迫使各級政府通過非規范之策籌措預算外、體制外資金。我國的名義稅率始終遠遠高于實際稅率,各種納稅主體都在通過多種辦法規避稅收,稅收征管機構依法治稅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標準,因而偷漏稅和越權、濫行減免稅普遍存在,預算內收入難以隨經濟發展同步增長。這也使各部門、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收費和自主政策來籌措所需資金來緩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統各部門、各權利環節在本位利益驅動下,通過擴張可供他們掌握支配的預算外收入和非預算收入,來尋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政府系統及財政供養的事業單位幾度出現“創收”,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門,除創辦出來的經濟實體要以種種方式對政府部門的權力環節上交部分收入之外(這種情況即使在名義上雙方“脫鉤”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種“費”,以“辦公(辦案、辦事等)需要”為名索要錢物,等等。所有這些政府系統創收而來的收入,一部分歸入預算外,另外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曾歸入“制度外”。在非稅收入在部門、單位收支掛鉤的情況下,利益驅動尤甚。收費資金收支掛鉤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差額返還。收費單位將收費資金實行專戶儲存之后,財政部門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還給收費主體,收得越多,返還的越多;二是全額返還。財政部門根據收費單位編制用款計劃將專戶儲存的收費資金分批撥付給收費主體。近年在推行“收支兩條線”改革之后,還有不少暗中的“掛鉤”關系。這種收支掛鉤的收費體制,使收費的多少與單位的福利水平、個人收入息息相關,這是收費過多過濫、膨脹不止、企業和居民不堪重負的重要動因。
第五,在我國經濟轉軌變型時期市場、技術和體制諸條件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必然發生某些公共產品向“半公共產品”乃至私人產品的轉變,使公共產品邊界模糊漂移,進而公共服務與商業邊界相應模糊漂移,不同性質的收費魚龍混雜,于是原本就具有擴張非規范收入動機的政府部門及權力環節,更借勢巧立名目增加收費,擴張這類收入。
第六,根據現行政策規定,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中央和省級兩級管理,按隸屬關系分別由國務院和省級物價、財政部門組織實施。其中項目管理以財政部門為主會同物價部門;征收標準以物價部門為主會同財政部門;涉及到農民利益的重點收費項目需報經國務院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則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管理。在一些相關文件中還賦予了地方政府審批附加費、建設費的職權。這種相互交叉、多頭控制的運行機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執行起來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費項目和標準管理分開,收費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開,人為地割裂了收費管理的內在聯系;二是行政性收
費和事業性收費按同一原則進行調控,不利于區別對待加以合理化;三是管理收費的不同部門,由于所處地位不同,認識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存在差異,加之法律約束乏力,導致一些在中央得不到審批的收費項目就分散到地方審批,在一個部門得不到批準就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審批,以某種名目得不到批準就換個名目審批,因而成為導致非稅收入無序擴張的一種體制性因素。 第七,政出多門競相收費的機制,與行政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后有關。政府行使職能上“缺位”與“越位”并存,政府與市場得分工界定模糊不清,各級政府的事權劃而不清,界而不定,政府部門之間職責交叉嚴重。因而在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換的過程中,每次體制變革都容易衍生出一些靠收費“吃飯”的部門,行政機構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預算內財力無法滿足政府規模龐大的日益增長的開支需要,于是非規范的非稅收入就成了支撐政府運轉的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