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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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電算化 問題 對策
會計電算化是指借電子計算機和電子信息技術的功能來分析、預測、控制和決策會計信息的一個過程,使得會計業務處理更加規范化、程序化,同時還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確保會計信息和數據的精、廣度。我國會計電算化工作起步時間比較晚,由于受到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等先進事物興起和飛速發展的影響,直擊傳統商務模式,再加上財務工作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會計電算化系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了會計軟件自身缺陷重重、軟件開發過程中缺乏國際化考慮以及網絡環境下電算化系統內部控制遇到困難等諸多問題,建立和健全與現展需求相適應的財務系統迫在眉睫。
一、會計軟件自身缺陷重重
首先,會計軟件的安全型和保密性有待質疑。眾所周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企業財務數據決定著一個企業的生存立足與長遠發展,可是對數據保密問題加以著重研究的軟件系統少之又少,而將其重心全部放在適應財務制度和健全會計功能上;其次,會計軟件的通用性不高。會計電算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在發展和實踐應用的過程中缺陷屢見不鮮,而且難以解決,譬如系統初始工作量過重,企業不能根據自身的需要來增加功能等等;最后,會計軟件開發人員對會計制度和規范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提高,尤其是在會計實務處理過程中。
二、會計軟件開發缺乏國際化考慮
現如今,我國對外貿易日益增加,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逐漸趨于頻繁,在發展過程中,更是要嚴格遵循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政策。我國剛剛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由于經歷和經驗尚淺,無論是我國的經濟制度還是價值觀念都和世界貿易組織有所不同,而出于大局的考慮和為了贏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唯有引進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與政策,方能和國際接軌。
三、網絡環境下,軟件系統內部控制出現問題
由于受到迅猛發展網絡技術的影響,會計電算化系統內部出現了新的特征,這對會計行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既可以有效推動會計信息系統不斷向前的發展,又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道障礙。首先,不能及時規避非法侵擾。網絡是一個開發的虛擬空間,在這個世界里所有信息都能被訪問和搜尋(物理上連接斷開除外)。所以,這也就是說網絡環境下的會計信息很容易遭受黑客或者病毒的襲擊,還有非法訪問等,一旦發生這種攻擊,將會帶來巨大的損失。其次,電子商務帶來的負面影響。伴隨著電子商務的不斷發展,網上交易越來越常見,企業全部原有憑證都將變成數字格式的時代也即將來臨,這無形中使得企業對網上公正機構的依賴度有所加強,而成熟的技術和健全的法律法規尚未出現,這必將給軟件系統的內部控制帶來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
四、加快我國會計電算化發展的相關對策
第一,重視會計軟件的開發,強化會計電算化審計。會計軟件的開發要以管理型、決策型軟件方向為目標,開發事前預測、事中控制、事后分析的軟件,只有這樣方可與時俱進,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管理個性化需求。此外還得對會計軟件重新定義,既要考慮國內會計體系,還得重視現行會計體系發展趨勢,重視會計理論對會計軟件至關重要的作用,系統開放,確保會計軟件的國際化水平。在強化審計這一方面要嚴格打擊計算機不良行為,避免重蹈先電算化會計再電算化審計的歷史覆轍,確保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與電算化審計工作的同時進行;第二,提高網絡安全防范能力。在網絡大環境下,實現會計信息資源共享的同時也將其推向了危險的邊緣,譬如網上黑客攻擊、病毒侵襲或者人為的非法訪問。因而,為了確保企業會計信息的安全性,應該采取一些預防措施,譬如網絡防毒、信息加密、防火墻技術以及進行身份認證和授權等等,以期促進網絡會計信息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的提高。第三,不斷建立和健全會計電算化內部控制規章制度,注重會計信息與數據的保密工作和計算機機房管理。
總的來說,會計電算化既是管理現代化的需要,又是會計自身改革和發展的必經之路,更是時展必然。力求財會信息高質量,財會核算實務工作更加程序化、規范化以及會計電算化更快更好的向前發展,身為會計電算化工作人員,要努力提高自身專業素質和道德素質,本著認真、復雜的工作態度進一步健全軟件功能,提高軟件質量,有效推動其向管理型軟件方向過渡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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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則是對會計信息的加工、披露等具有約束作用的規則,是企業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其經濟活動的標準。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會計準則的國際化成為大勢所趨。會計的國際化是指會計實務跨越國界,并對其他國家會計實務產生影響(汪祥耀,2001)。會計的國際化經歷了從國際協調到國際趨同的過程。2001年,國際會計準委員會(IASC)改組成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并正式提出趨同的概念以來,國際趨同進程不斷深化。目前全球已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采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或與之趨同。國外關于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準則的制定與完善。國內的研究主要還是模仿國外研究,缺少對我國特殊制度環境、文化傳統的考量。因此,我國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研究仍具有相當的潛力,也具有緊迫性與重要性,亟待理論界的進一步探索。
本文旨在回顧相關研究的國內外文獻,并提煉出研究框架。從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背景與動因、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影響因素、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經濟后果三個視角較為系統地梳理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研究成果,進而從橫向與縱向兩個視角構建出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研究框架。分析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未來研究方向,總結我國研究存在的問題,進而歸納出對我國的啟示,以期更好地促進我國會計準則國際趨同進程。
二、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研究回顧
對于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定義,理論界存在多種解釋。朱星文(2009)通過對各種不同定義的探討,指出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是指不同國家的會計準則,在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和貿易國際化日益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從而趨于接近,甚至趨于一致的現象。本文從三個視角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包括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背景與動因、影響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因素以及會計準則趨同的經濟后果。
(一)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背景與動因
1.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背景。隨著世界經濟的融合,會計作為一種商業語言,在動態的、不斷調整中最終走向了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事實上,會計國際化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經歷了會計準則協調、會計準則趨同兩個階段。2001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正式提出趨同的概念。然而,國際趨同的概念得到廣泛使用是在2006年后。2005年,歐盟27個成員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等國約7000家上市公司遵循IFRS編制財務報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在2009年改組后,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了IFRS。即使是曾經并不認同會計準則趨同的美國,在2010年,其GAAP與IFRS之間的主要差異基本消失。
我國于2006年了39項企業會計準則,2010年又了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持續趨同路線圖,中國會計準則也實現了與IFRS的基本趨同(王松年,2012)。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加快了相關準則項目的進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正經歷重大的變革,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楊敏,2011)。在這樣的背景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進程面臨著新的挑戰。
2.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動因。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動因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外部環境的推動,其二是內部自身存在的差異。朱星文(2009)認為資本市場的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推動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而吸引外資則是會計準則趨同的原動力。外資的進入以及兼并收購案例的不斷增長,客觀上促進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Nobes與Parker(2004)認為會計準則趨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各國間會計準則的差異導致會計實務的差異,進而使得會計信息決策相關性、可比性與透明度降低。Ding等(2007)構建了測量國內與國際會計準則差異的兩種類別:缺少和分歧。Nobes(2009)認為這兩種測量的差別缺乏有用性,最重要的是會計實務是否在國內公司或國際公司間可比。楊有紅與王海濱(2013)認為會計準則自身的差異主要體現為不同準則內容的差異、準則差異的分類與度量以及準則差異導致實務差異。
(二)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影響因素
張鐵鑄與周紅(2007)認為會計準則國際化包括形式上國際化與實質上國際化,形式上的國際化指準則本身國際化,實質上的國際化指會計準則規范下的會計實務處理國際化。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影響因素是不同的。因而,本文從會計準則與實務規范兩個層面進行綜述。
1.會計準則層面。Nobes(1992)研究環境因素對不同國家會計準則的影響,發現此類因素主要集中在宏觀層面。Chan和Seow(1996)研究股票收益率與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GAAP)調整后的盈余以及其他國家會計準則下的盈余的關系,發現所得結果受到不同社會制度因素驅動。Hail等(2010)則以金融危機為背景,從經濟與政治兩個視角分別分析與評估美國會計準則趨同的方式。研究發現,阻礙美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基于經濟的成本效益衡量以及國家間的政治博弈。朱星文(2009)認為在我國利潤至上的法律環境中,要在收益確認上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或一致,引入全面收益表,目前還存在著障礙。
2.會計實務層面。Hofstede(1980)提出的會計文化觀最為經典,他認為文化不僅能夠有效彌補正式制度在規制或約束人們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方面的漏洞,而且還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Gray(1988)進一步發展會計文化觀,指出會計人員的價值觀源于社會價值觀,而會計價值觀又會影響會計制度。Lang 等(2006)研究發現在會計準則相同時,公司所處環境的差異會影響凈利潤的可比性。Zeff(2007)認為財務報告可比性受到包括商業和金融文化、會計文化、監管文化等在內的因素影響。Ding等(2007)則發現會計準則的趨同與股票市場以及股權集中度有關。國內研究中,張鐵鑄與周紅(2007)認為現有的研究沒有很好地將會計準則與會計實務兩個層面結合起來研究。付玉梅和李慶德(2013)認為會計準則的實施依賴于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而我國會計人員整體素質偏低,這制約了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進程。
(三)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經濟后果
會計及其準則具有技術性和社會性雙重屬性,因而,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具有經濟后 果。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分為以下方面:
1.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Barth等(2008)選擇了21個國家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更綜合的方法,發現使用IFRS后公司盈余管理普遍減少,確認損失更加及時,會計數據也更具價值相關性,這表明使用IFRS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然而,Hung等(2007)研究發現,德國按照IFRS的要求披露的公司與那些沒有采用IFRS的公司,會計數據的價值相關性沒有發生明顯改變。Atwood等(2011)以美國的公司分析,結果表明在IFRS下報告的盈余與未來現金流的緊密程度低于在GAAP下報告的盈余。Ahmed等(2012)則將強制執行IFRS國家與非IFRS國家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進行對比,但并未發現兩者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國內研究方面。
國內研究中,薛爽等(2008)研究表明在新準則下會計信息更具價值相關性,而且由新舊準則引起的會計信息差異提供了增量信息;羅婷等(2008)也得出新會計準則實施顯著提高會計數據的價值相關性的結論;劉永澤與孫鬻(2011)研究我國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后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發現公允價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信息含量,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未明顯受金融危機影響。然而,朱凱等(2009)通過比較分析會計準則改革前后的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發現新準則實施后的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并未顯著提高。可見,國際趨同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國內外研究均未達成一致的結論。
2.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對資本市場的反應一般采用事件研究。Armstrong等(2010)研究在歐盟2002年至2005年間采用IFRS的16個關鍵事件對市場的反應,發現那些能增加采用可能性的事件,對股市有顯著的正向作用。Klimezak (2011)則研究強制使用IFRS對波蘭公司的影響,發現在使用IFRS前后,年報的公布并沒有使股市出現顯著的超額收益。國際趨同對資本市場產生經濟后果包括資本市場流動性、資本成本、資本市場配置效率等。Daske等(2008)研究表明強制執行IFRS使得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增加,而且資本成本降低,企業價值增加。Wang等(2011)發現采用IFRS減少了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Bissessur等(2012)則研究了澳大利亞強制采用IFRS后股市同步性的變化,結果支持了IFRS更能反映公司特質以及更具可比性信息的假設。
國內魏明海(2006)發現會計準則國際趨同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并能降低資本成本。朱凱等(2009)進一步研究發現,會計準則改革而產生的投資者信息準確度調整,直接影響了公司的資本成本。汪祥耀(2011)從資本成本的角度檢驗了我國新會計準則的實施效果,研究發現實施新準則后我國資本市場整體的資本成本有所下降。但該結論在產業與行業檢驗中并不適用,行業差異與會計信息環境等因素也將影響會計準則。
3.對其他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對其他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Hail等(2010)研究影響美國公司采用IFRS的政治經濟因素,發現公司主要在三方面進行成本收益權衡:一是可比性增加帶來的收益;二是節約的報表編制成本;三是由所有公司和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而共同承擔的一次性轉型成本。Ozkan 等(2012)研究了強制采用IFRS對會計信息在高管報酬契約的影響,結果表明IFRS的使用有助于會計盈余質量和可比性的提高,進而促進高管薪酬契約更加合理。國內研究方面,夏冬林與李曉強(2005)認為會計準則的優劣應該與其所處的經濟環境聯系。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借鑒國際慣例或國際會計準則不難,但由于法律制度、資本市場等不完善,加上文化傳統等因素影響,執行起來并不容易。蘇黎新等(2009)以香港會計準則趨同為背景,研究審計費用與會計數據的關系。結果表明,相對于非IFRS,審計費用對新IFRS下的會計數據更敏感,這表明IFRS提供的會計信息更有利于審計師的審計工作的開展與決策。
三、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研究框架
通過文獻綜述表明:國外的研究已初現體系,國內的研究仍處在模仿階段,但是潛力巨大,兩者對會計準則國際趨同都缺乏較系統的邏輯體系。因而,構建其理論研究框架就顯得十分必要,也具有重要意義。張鐵鑄和周紅(2007)認為要完善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研究,必須對研究可能涉及的方面有一個清晰的脈絡。
(一)研究框架結構
本文認為,會計準則趨同研究明顯的主線是趨同是一個過程,包括一個國家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方向與路徑選擇。另一主線則立足會計準則趨同這個過程本身,包括其背景與動因、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因此,本文構建出如圖所示的研究框架。
(二)研究框架釋義
依據框架的構建思路,圖中有橫向與縱向兩個視角,分別反映兩條研究主線。
橫向視角反映的是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實質與目的。反映的是會計準則國際化過程,這既是研究的主要背景,也是研究的出發點與立足點。各國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方向體現的是該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國內的法制環境以及利益訴求等,并進一步體現在準則趨同的執行方式上,既可以自愿執行也可能迫于某種壓力強制執行。因此,在執行的路徑上,可以分為“直接使用”“趨同”“認可”與“趨同認可”四種模式。
縱向視角以會計準則國際趨同過程為核心,研究國際趨同的背景與動因、影響國際趨同的因素以及國際趨同的經濟后果。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分為會計準則與會計實務兩個層面,而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國際趨同影響因素存在差異。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影響會計實務的處理,會計實務處理的差異又推動著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是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中不可分割的整體。由于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屬性,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也必然具有經濟后果。國際趨同經濟后果主要體現在會計信息質量、資本市場與其他社會經濟影響三個方面。這表明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不僅是制度的變革,也是不同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博弈與均衡。
綜上所述,橫向視角是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研究的實質與目的,縱向視角則是研究的主要內容與方向,兩者不是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具有邏輯聯系的有機整體。通過文獻綜述發現,以往研究會計準則國際趨同多從單一[第一論文 網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教學論文的服 務,歡迎光臨dylw.neT]視角或者某幾個視角出發,缺乏綜合視角的分析。我國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正有序地向更深程度發展,對于國內的會計學術界而言,盡管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研究是“舶來品”,但僅僅模仿國外的研究是不夠的。因此,本文構建的研究框架,不僅是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歸納提煉,也是未來研究的創新源泉。
四、未來研究展望及對我國的啟示
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與金融自由化興起,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現有的文獻盡管已有多個角度的進展,但尚未有效構建國際趨同的研究框架。同時也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在研究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影響因素時,沒有對不同國家趨同水平差異進行解釋;在研究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經濟后果時,沒有考慮不同國家機構影響力的差異。在研究對象上,基于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趨同研究成果很少;在研究結論上,由于樣本與數據的差異導致結果的多樣化,降低了研究的指導意義。因此,未來的研究要逐步克服這些問題,從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上尋找創新點。
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是大勢所趨,研究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意義重大。“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個過程也許會很艱難,也會很漫長,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不懈努力。因此,本文結合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構建,總結出如下啟示:首先,要充分考慮我國特殊制度背景與經濟環境。我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階段,改革仍是當前的主題,這就決定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而是要結合轉型經濟的特點,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本市場并不完善的現實,堅定立足于制度環境、文化背景、歷史傳統以及經濟基礎,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路徑。其次,要拓寬研究視角。既包括在研究框架內的創新,也包括在研究框架之外的突破;既要有橫向的國家之間的比較,又要有縱向的時間維度比較。既要懂得中國的基本國情,又要重視國際視野,把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放在世界政治經濟背景下考量。最后,要促進研究方法創新。既要注重規范研究,也要進一步加強實證研究;既要參考借鑒國外的研究模型,又要創新發展具有中國背景的模型;既有強調理論對實務的指導作用,也不應忽略實務對理論的促進作用。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研究要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提升整體研究水平并為實踐提供有力的支持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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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文化; 會計文化; 建設路徑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05-0131-03
會計文化作為會計行業價值系統的主體,無論是對會計準則、制度建設的導向,還是對會計人員隊伍建設的影響,都是從最為根本的思想層面發揮作用的。雖然在日常會計工作中看不到會計文化所發揮的直接作用,但一旦會計文化建設出現偏差,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將是極為巨大的,可能導致的損失也將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會計準則的國際化趨同引入了大量西方做法,造成同自身工作的實際需要不相適應;會計人員“三觀”受到極大沖擊,一味要求西方寬松的工作環境而忽視了自身工作質量建設的不足;會計報告的披露程度越來越高,一味要求會計信息的透明化,卻沒做好配套的內部控制措施;文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面對如此眾多影響因素的干擾,該作出如何的路徑選擇方能打牢會計行業的根基,使得會計工作的方方面面在文化的引導下健康持續發展呢?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本文認為中國會計文化建設路徑應是:傳承與弘揚。
一、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目標
每一個工程在開工建設之前都會將建設要求、建設思路繪入工程的藍圖中去,并以其作為后續工程建設每一步的基本依據。中國會計文化的建設亦是如此,建設目標就是這張“藍圖”,要想不偏不倚地走好我們所選擇的建設路徑,實現好對中國會計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并進一步發展會計文化,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目標。
(一)堅持繼承與創新,構建適合國情的會計文化發展模式
會計作為記錄經濟業務的信息系統,受文化的影響,所輸出的信息將會呈現不一樣的特性。例如西方文化崇尚進取,偏好對未知事物的探索,因而其會計系統特別重視信息的決策有用性;而中國文化則推崇中庸之道,偏好對已有事物的解釋分析,會計信息自然而然更加強調信息的可靠性。雖然基礎的業務數據是相同的,然而不同的會計處理手段所輸出的會計信息是不一致的。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兩種信息的輸出都是在這一階段最能滿足管理者需要的。
由此看來,會計文化的建設路徑應符合其所處環境的選擇,也就是要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文化發展模式。什么樣的會計文化發展模式是符合當前中國國情的呢,細化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要求。首先,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樹立會計價值觀,建設會計精神文化。會計文化的影響力歸根到底源于會計工作者在會計工作中所做的不同的職業判斷,會計工作者只有樹立起符合社會主流的核心價值觀,方能在每次作出決斷時,堅持原則,不偏不倚。其次,應以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為基礎改進會計工作方法,建設會計制度文化。會計制度是會計從業者行為的準繩,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于會計工作中的體現,因而建設會計制度文化必須以適應國家的經濟環境為出發點,才能讓會計制度不僅便于會計工作的開展,也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再次,應以中國傳統道德觀為指引規范會計行為,建設會計行為文化。每一筆經濟業務的核算都有著不同的方法,并且最終會對會計賬目收入、利潤等諸多因素產生影響。隨著中國會計準則轉向以原則為牽引,會計從業者在工作中的選擇判斷就不再有剛性的制度規范,因而將傳統道德觀念中是非取舍融入會計行為文化的建設中去將對會計從業者的職業判斷產生巨大的積極作用,為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打下堅實基礎。最后,應以文化傳承的理念為牽引豐富文化載體,建設會計物質文化。中華文化傳承了五千年而未間斷,可見我國素來重視文化的傳承。然而文化是無形的,必須通過一定的載體才能夠得以傳承和發展,因而會計文化的發展不能僅僅止步于精神層面,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文化,還需要豐富會計文化載體,同步發展建設會計制度文化。
(二)傳承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建立中國獨立的會計文化
傳統一詞出自于《后漢書?東夷傳?倭》,指的是世代的精神、制度、風俗、藝術等,可見傳統一詞的根源就來自于對文化的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千多年的代代傳承中已然形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鮮明特點,塑造了中國人獨特的個性,并且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中國會計文化服務于中國經濟社會,就必須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方能在當前大量不同文化思想碰撞的洪流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血脈,發展出獨有的特性。
當前傳統文化對會計文化的影響還僅僅局限于對人行為道德的教化,無法將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融入到會計文化的發展中。因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我們要更多把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運用到會計理論、規范乃至工作中去,真正發展出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會計文化。
(三)挖掘與整理中國會計文化,豐富中國會計文化的內涵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國會計文化的發展起始于西周時期,“單式簿記”的萌芽以及鐘鼎文的創造為會計文化的萌芽提供了條件。唐代是中國經濟社會最為繁榮的階段,此時會計單式記賬方法已趨于完善,會計法規建設也十分健全,從物質、精神、制度、行為多個方面促進了會計文化的飛速發展。宋、明、清時期,“會計錄”的出現表明對會計進行科目劃分簡化的會計處理思想已然逐步完善。中國近現代雖然引進了西方的借貸記賬方法,但中國會計文化并未停止發展,以徐永祚為代表的改革派保存中式簿記的核算方法,吸收西方記賬方法的優點,將單式簿記改良為復式簿記,該方法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對中國會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會計的發展來看,中國會計文化有著極為豐厚的底蘊。無論是遺留的會計賬簿、算盤、交子等物質文化,還是從單式記賬發展到復式記賬的發展歷程的思想精華,中國會計文化本身有著太多值得我們去了解和學習的地方。然而當今,中國會計的發展一味追崇西方做法,忽視了對自身優勢的發掘,長此以往,必然是邯鄲學步,無法立足。因此,我們要更多地去挖掘與整理優秀的中國會計文化,并以此豐富中國會計文化的內涵。
(四)宣傳與推廣中國會計文化,弘揚中國獨特的會計精神
任何優秀的文化如果缺少受眾,無法發揮出其在特定領域所獨有的影響力,就必然會被淘汰。會計文化亦是如此,會計文化來源于會計在長期發展中物質、精神、制度等諸多方面的積累,通過人們的總結與發展形成了其獨有的會計精神。然而其影響力來自于廣大會計人員發自內心的認同,缺少宣傳與推廣,必然會給會計文化的推廣帶來極大的阻礙。
文化的力量在于其對廣大受眾潛移默化的影響,發展中國會計文化不僅要注重自身內涵的豐富,也得發展外在的傳播手段。當今高度發達的信息傳媒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會計文化應抓住這個契機,發揮其特有的文化親和力,擴大其覆蓋范圍,培養出一批“粉絲”,進而以此為基點影響會計行業的方方面面。物質終會被磨滅,然而精神的力量卻是永存的。會計文化的發展就應該緊抓這一核心,發揮其影響力,弘揚中國獨特的會計精神。
二、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影響因素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中國會計已然在眾多行業中有了一個相當高的地位。然而會計文化的發展卻并不像會計本身那樣欣欣向榮,究其原因,在于會計文化無法產生直觀的經濟效益,無法對企業的建設產生激勵作用,長此以往,就造成了企業對會計文化建設的輕視,并形成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從多個方面減緩了會計文化的發展。為了掃清會計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障礙,本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影響因素。
(一)思想重視程度不夠,減弱了會計文化建設力度
任何一項建設工程,都是以思想為先導的,思想重視程度不夠,必然造成領導引領無方向,成員實踐不積極。而這一點,也是影響當前會計文化建設的最為重要的因素。首先,企業的生產運作最根本的是要創造利潤,而會計工作在其中起著核算數據、監督資金流動、提供經濟信息等許多實踐性相當強的作用,因而會計文化由于其影響的外在表現不容易被感知,無法得到管理者的重視,這就造成了會計文化建設無力的一個首要影響因素。其次由于西方經濟學理念的沖擊,企業對人性的看法越來越趨向于“唯利觀”,而文化所注重的以文化人的思想高度的教化方法被棄之一邊,思想觀念的西化也讓對會計文化的建設需求難以深入人心。由此可見,當前會計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力極為微弱,由此而導致的思想重視不夠必將進一步削弱會計文化在企業會計工作中的地位,由此產生的惡性循環將極大阻礙會計文化的發展。
(二)會計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減慢了會計文化建設速度
會計文化是一種軟實力,是會計的靈魂、根基,決定著會計發展的方向,是影響會計人員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無形中能夠改變會計人員的認知與行為。反過來,會計人員既是會計工作的參與者,又是會計工作改革的策劃者、推動者,是決定會計文化發展走向的關鍵性因素。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必須相互配合,才能實現共同提高。然而當前會計人才隊伍良莠不齊,對會計文化的建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方面,大量基層會計人員存在著文化水平不高的問題,在會計文化的建設上缺少好的經驗做法,其自身也無法提出好的建設想法。另一方面,許多會計人員本身不注重自身修養的提升,將會計文化視作會計工作的“調味品”,不去主動地認識與學習,更不用提參與會計文化的建設了。
(三)會計文化獨立不足,降低了會計文化建設認同
最早會計界開始關注會計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主要源于西方學者對企業文化研究的盛行,因而一直以來會計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企業文化研究的影響。雖然企業文化的建設為會計文化提供了借鑒,但是同時也使會計文化出現了獨立性不足的弊端。
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了文化在企業建設中的重要性,并紛紛開始了企業文化的建設。例如海爾所提出的海爾精神“敬業報國,追求卓越”,聯想提出的聯想之道“說到做到,盡心盡力”,然而這些文化思想核心都指向企業的管理與用戶的體驗,少有涉及企業內部會計人員的文化理念。許多管理者認為會計人員作為企業的一員,踐行企業文化就好,沒有必要再去建設會計文化。這種思想是極為錯誤的,會計作為企業管理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不僅要對企業所有的經濟事項進行反映與監督,并且要通過一定的會計處理方法,將這些收集到的經濟數據轉化為信息,為管理者的決策提供依據,會計人員負責對企業的經濟事項進行管理并且在很多時候要以自身理解作出職業判斷,這一點同企業其他職工是十分不同的。由此可見,企業文化是無法全面涵蓋會計文化內涵的,會計文化的建設不能作為企業文化的附屬品而存在,必須增強自身的獨立性,進而提高企業對會計文化建設的認同感。
(四)會計文化影響力低,阻擋了走向國際化的步伐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文化強國”戰略旨在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加大文化輸出,提升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會計文化亦是如此,要想實現中國會計走向國際化,得到世界各國的真正認同,僅僅做到準則的國際化趨同是不夠的,必須輸出自身特色鮮明的文化理念,提高自身的文化影響力,中國會計才有可能在國際上立足。
然而,當前我國在會計文化的建設方面十分不足,對會計文化的討論大多還局限于書面,這就導致了會計無法借助文化的影響力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極大地阻礙了會計國際化的步伐。
三、中國會計文化建設路徑選擇:傳承與弘揚
會計文化既是一種行業文化,也是一種地域文化,由于民族性格、觀念習俗、思維結構,地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形成了多元的國家會計文化。中國會計文化就是會計文化同中國特有的民族性格、思維方式相結合而形成的文化產物。建設中國會計文化,需要結合其地域特點,以傳承民族傳統為基礎,實現內容的豐富;以吸收新興文化的優勢為助力,推動會計文化創新發展;以其他行業文化發展為借鑒,不斷優化自身結構;總的來說就是傳承與弘揚。
(一)注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與創新
會計文化的傳承是指會計文化在一代會計人與另一代會計人之間的傳遞和繼承的現象。傳承之間就難免會出現兩代不同的文化理念的沖突和碰撞,所以對會計文化進行傳承首先要注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與創新。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其主體內容可以概括為:天人合一、禮制精神、以人為本以及剛健有為。中國現代文化則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思想的進入,中西文化交融而形成的一種新興的價值和觀念體系,不僅有著對傳統文化精髓的繼承,更有著適應新時展的多元形態。那么在建設會計文化的過程中,如何協調好二者的關系,在結合二者的基礎上,實現在會計文化建設中的二次發展與創新呢?本文認為可以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共有的價值理念作為切入點,實現二者的融合。雖然中國現代文化有著多元的文化形態,以及多樣的文化表現形式,但其許多文化理念還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例如朱■基為會計學院所寫的校訓“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就同《管子》一書中“明法審數”、“崇尚節用”等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中國傳統思想研究的越多就能越好地感受到它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許多文化現象里的表現,也可以通過這個方法實現在會計文化建設中傳統文化同現代文化的融合與再次發展。
(二)注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結合與創新
隨著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記錄經濟事項的會計工作必然隨之改變以適應國際貿易的需求。然而,制度與規則的改變僅僅只是會計行業變化的冰山一角,會計行業變化更多地來自與國內會計不一樣的核算理念的沖擊,也就是西方文化在會計工作中的體現。因而,在中國會計文化的建設過程中,我們必須將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一關鍵因素納入到關注的范圍中來,并嘗試通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來推動中國會計文化的發展與創新。
西方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強調職業精神和職業主義,偏重靈活性,傾向于激進主義,強調信息透明公開。雖然這些文化特征同中國許多傳統觀念差異性十分巨大,似乎很難實現同中國文化的結合,但是通過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融合時可能產生的相互作用,在研究會計文化的建設問題上我們就能更好地探討本土會計文化中存在的不足,從而揚棄不適應時展的舊文化。西方文化同中國文化結合最為關鍵的就是研究二者在會計工作中所提倡的不一樣的理念,并通過這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在實際事項中所發揮的不同效果來研究哪些理念是真正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進而找到中國會計文化在建設中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哪些地方需要堅持。對西方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是給中國會計文化的發展提供一面明鏡,讓中國會計文化在發展中有一個對照,避免鉆入文化發展的“牛角尖”。
(三)注重會計文化與行業文化的結合與創新
隨著商業的不斷發展,企業規模的不斷增大,越來越多“巨無霸”級的跨海集團讓人們交易的范圍從家門口走向了全世界。隨著經濟的發展,會計的觸角已經延伸到幾乎與交易相關的每一個領域,無論是同信息技術結合所帶來的自身的信息化轉型,還是同環境、人力資源結合所產生的新興學科,都讓會計的發展顯現出勃勃生機。
行業之間的交流帶來的思想碰撞,亦是會計文化建設內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從自身來看,當前會計工作的信息化已然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ERP等會計信息系統將企業財務管理的效率提高了一個等級,信息化的理念已然成為會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會計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當前會計工作信息化的性質,將業務集成、信息資源規劃等先進的思想納入到建設工程中來。其次,從會計同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來看,不同行業在交易的過程都有著自己的一套規則,這個規則亦是其行業文化的表現。會計在不同行業中應根據每個行業的特點選取不同的核算方法,以期達到真實可靠計量、記錄經濟業務的目標,這就需要會計人員對不同行業的文化有所了解,從最根本的地方去挖掘不同行業間規則的區別。通過對行業文化的學習,會計人員能夠更好地為會計在不同行業的發展提供助力,更能增加會計文化的行業適應力,為會計文化的發展提供一片廣闊的天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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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對我國建立概念框架的迫切性進行了闡述,提出應當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納入框架體系之中的構想,分析了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要求,提出了構建多層次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的具體構想。
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是會計理論(或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質量特征是會計目標的具體化,體現著會計目標在信息質量方面的要求;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處理程序和基本方法標準的原則性規定,直接受到質量特征的指導。質量特征的作用是為分析、評估和指導會計準則的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它不是準則本身,對會計工作不具有約束力。
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主要通過《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制度》、《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以及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等規范進行闡述,雖然形式上比較全面,但相互之間關系模糊,諸概念定義還不夠明確,缺乏層次性和系統性,因此筆者建議:
一、建立我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納入框架體系中
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是一部章程、一套目標與基本原理組成的、互相關聯的內在邏輯體系。這個體系能夠導致前后一貫的會計準則,并指出財務會計和財務報表的性質、作用與局限性”。而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則是這個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連接財務報告目標和其他概念公告之間的“橋梁”。我國目前尚無完整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新頒布的具體會計準則已達到較高水平,使得現有的企業會計基本準則在理論上與具體準則不匹配、不協調,因此,修訂企業會計基本準則、建立概念框架顯得十分迫切。我國財政部于2003年9月加快了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組織了42項會計準則重點科研課題,由會計準則委員會和部分會計準則咨詢專家承擔。其中,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研究是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修訂時應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作為概念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明確會計信息特征在會計基本理論中的地位,有利于使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理論研究深入發展。
二、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要符合我國的會計目標的要求
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主要取決于會計目標,由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國的會計目標也不相同。無論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像我國這樣的轉型經濟國家,財務報告的目標都是多個的,財務報告的使用者也來自多個不同的群體。根據新經濟時代的特點,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遇大大增加,“決策有用性”將有利于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因此我國會計目標應定位為“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二者的結合,這樣才能與會計信息使用者擴大到全球范圍的變化相適應。
從理論上分析,多個財務報告的目標是在一個體系中的,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不應該是完全一致的。這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和會計準則制定都提出了挑戰:一是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究竟應該重結果還是重過程。筆者認為,結果與過程都應關注到。這里說的結果除了企業最終披露的財務報告本身外,也包含了會計信息及其披露的經濟后果;過程是指會計信息的加工處理過程,尤其是會計政策的決策及其運用。二是即使在關注結果時,也應針對不同的使用者群體分析會計信息及其披露的經濟后果。只有那些既關注過程又關注不同使用者群體的經濟后果的會計信息質量經驗研究才會有比較好的運用價值。就會計準則制定來說,對會計信息質量關注的切入點應當是程序先于結果。以前我們都曾聽過這樣的說法:在出臺某項會計準則前,有關部門專門測算了該準則如果出臺實施會減少多少國家財政收入。正是由于過分關注這種可能的結果,要不然就修改了該準則,要不然就干脆放棄了該準則。在只注重可能結果的方式下,會計信息的質量有時連基本的保證都不會有。
因此,在政府主導會計準則制定的條件下,從會計信息質量角度看,透過程序民主實現會計目標之間的協調,從而達成對不同會計信息質量要求之間的平衡的是必要的。同時,會計作為一種通過持續不斷地將內部信息轉換為外部信息,從而有效協調經濟組織利益相關者沖突的機制,其信息質量特征必須貫穿于會計確認、計量、列報與對外披露四個環節。
三、構建多層次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
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的建立可以借鑒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模式,但要考慮中國的國情,即要考慮我國的會計環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文化環境以及會計基礎等情況。會計信息質量特征體系應體現出多層次化:第一層次為核心質量特征,即公允性、有用性;第二層次為主要質量特征,包括可靠性、相關性、透明度、可比性和充分性;第三層次為次要質量特征,包括如實反映、公允性、謹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實質重于形式;會計信息的制約因素包括及時性、成本效益原則及相對性和動態性。
完善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不僅有助于發展新的理論和方法,改善對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的研究和會計信息質量概念框架的建設,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將研究成果運用于指導會計監管,尤其是會計準則的制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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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知識革命對現代教育提出重大的沖擊和挑戰,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教育變革實踐指明方向。知識經濟社會環境下的中國會計發展,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學,培養能夠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復雜的結構不良性問題的高級會計人才。
本文以中國會計發展及會計教育為例,分析現代教育在知識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和沖擊,探討基于建構主義的中國會計教育改革實踐,以培養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復雜的結構不良性現實問題的中國會計人才。
一、中國會計教育分析
會計的發展是反應性的,為適應工業經濟發展,特別是為了控制和管理大型工業組織,會計發展成為一種結構化的定量技術方法,是科學管理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典框架下,政府外生于人類系統,會計師一般地以公共利益行事,會計被定義為客觀地計量經濟績效的中立性社會機構,會計是一個理性的信息生產系統,以滿足有效地制定決策的需要畢7,從這個方面看啟擠十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經濟職能叭會計技術被普遍認為是客觀的、中立的。這種中立性觀點是經典框架的關鍵,由于會計涉及主觀認識和判斷,是基于一個特定的哲學立場,或者是政治聯盟,因此,客觀性和中立性成為會計的一個重要問題;承認會計數據與主觀隆和相對性有關,將根本性地改變會計的社會職能;通過挑戰經典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原則,以及質疑科學管理名義下應用的方法,會計作為一個社會機構,其被認可的職能將遭受懷疑眼。會計.被建立在良好結構性和數學邏輯基礎之上卿;會計教育通過采用基于經典經濟理論和經典科學方法的理論概念,接受了靜態的均衡模型,使用結構化的、定量的方法,以明確定義的、簡單的、結構良好的方式來講授會計學科。
然而,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表明會計數據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會計準則制定是一個政治化過程。在一個政治環境中,有關會計程序是中立性的傳統觀點,將不再成立;會計人員在一個混亂的環境下行使會計職能,他們被自利驅動,被各種反映不同政治程序的社會經濟利益訴求所捕獲。由于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政策選擇,涉及復雜的利益沖突,從哲學上看,這些決策屬于“道德實踐活動”。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使會計哲學和政治觀點發生重要變化;會計實踐發展變化更加復雜,明確界定的、有因果關系鏈的、結構良好的問題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大量新的復雜問題出現。在復雜的動態環境中,會計不再被視為一種獨立于政治力量與社會利益的中立的、客觀的職能,會計也不可能只關注經典框架下狹窄的職能,而不注意會計準則的社會和經濟結果。盡管會計信息所處的相關新理論,例如,信息經濟學、系統理論、控制理論、混沌理論數學等領域,及其哲學框架,在20世紀末期已經被考慮,但是會計教育卻抵制了這些威脅,仍然將會計視為結構良好的技術規范,忽視了會計行為的政治化及其哲學立場。
為適應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國會計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會計模式,向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的根本性轉變閻。通過中國會計學術界“外向求索”,充分借鑒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會計經驗,建立中國會計體系哪;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在會計準則國際化背景下中國會計改革30年,不斷修訂和完善中國會計準則體系。會計發展的因應性,決定了各國會計因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不同,而存在國家差別。會計研究都是以解決會計實務中所存在的問題為基本出發點的嘩。對中國會計發展而言,一方面,會計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環境;另一方面,會計實務要求會計人員在充分理解、吸收西方會計經驗理論的基礎上,能夠將它們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以解決中國的現實社會經濟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及資本國際化背景下,中國歷經30年改革開放,正值中國社會雙重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快速變化,不斷涌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中國特殊的社會與經濟轉型問題。針對新興經濟中的會計教育與會計研究及會計實務三者的關系,美國會計學會前任會長邁克爾。戴爾蒙德(MichaelA.Diamond)特別提道,經濟增長和繁榮的要求可能會使這些群體之間產生更多沖突,解決這一問題會變得更加困難和緊迫陰。中國會計教育肩負著培養高素質的會計實務和會計研究人才,以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的重要使命。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會計教育迫切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
二、知識社會的教育改革與學習革命
(一)知識革命對現代教育的挑戰和沖擊
20世紀70年代,由于新科學與高技術迅猛發展,世界的運行方式發生根本的變化;信息革命和知識革命,推動了知識經濟崛起和知識社會變遷。由于知識的穿透性和吸引力,這場革命迅速傳播到全球,使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變化不斷加快,其間依賴程度增加,相互影響越來越復雜。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認為,這種變革的經濟和社會越來越建立于知識之上,知識社會的基本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勞動力,而且將來也會是知識,社會價值是由“生產力”和“創新”創造出來的,這兩者都是知識在工作中的實際運用。因而,知識成為首要生產力,甚至伴隨產生知識霸權,使知識成為民族國家在世界權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賭注。Schlechty認為,知識經濟開發的不是機器的力量,而是大腦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學習的力量、創新的力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之為“學習型經濟”,是信息發展模式所特有的,它驅動知識爆炸式激增,知識更新越來越快,新學科知識門類涌現,并且分化和綜合化趨勢并存。夸美紐斯(enius)要求“把一切知識教給一切人”的教育宏愿變得渺茫,現代教育與學習方式因此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教育是最大的知識產業,對各民族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引發各國相繼掀起教育改革和學習方式變革的熱潮。實際上,自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提出“學習社會”、“終生學習”概念以來,教育如何培養學習社會的公民的終生學習能力,以適應變化莫測的知識經濟社會,便成為全球教育改革關注的中心問題。
同時,信息技術革命也給現代教育帶來巨大沖擊:一方面,它摧毀了學校教育對知識的壟斷地位,網絡提供全球性的、個人的、交互的、廉價的、永遠在發展中的知識資源,給每個人能夠獲得所有信息的工具;并且打破了有關學習的神話,例如,學校是學習最好的地方,只有教學導致學習,以及同一種方式學習等。這不得不引起對學校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最終使教師的作用發生非常必要的變化。另一方面,知識爆炸使信息充斥,產生“數據煙霧”問題,大量信息以極快的速度傳遞,需要依靠大腦和思維才能處理這些來自各個渠道的數據、觀點以及信息交流。但是,正如尼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所說,“對于應該如何選擇信息或者如何評價信息,信息技術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智慧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指導”。另外,知識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fundamentalism),決定了它既可以帶來經濟利益,但是市場固有的超道德性局限,會引起與其他社會價值觀的沖突。這表明,社會生活的信息化,更需要知識社會的教育重在培養批判性思維,以人文精神、人類智慧來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從而實現超越知識經濟。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正如WillardDaggett所說,“我們注意的是大學需要什么,而不是現實世界不斷變化的需要”。也許正因為如此,拉塞克等認為,教育的內容對于這一使命的成功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方面,它應當提供生活在一個帶有科學的深刻印記的世界上所必需的知識和本領,另一方面,它還應當鼓勵一些與這種科學相符的態度,以便在科學和道義之間、物質與精神之間恢復平衡。
(二)建構主義認識論與知識社會的學習革命及教育改革
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教育學界試圖從新的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出發,對仍然誤導教育的客觀主義的認識論作深刻的反思。盡管建構主義的各范式之間本身存在分歧,但是所有的建構主義范式都采用超越主客二元論的方式來看待知識,主張知識是在動態互動中形成的,學習是知識的社會建構,它開創了參照人腦的機制構建學習模型,是真正意義上對人的學習研究的開端;由此,學習理論和教育研究領域發生深刻而廣泛的變化,一場徹底改變人類學習的理念與方式的革命已經興起(總序)。這場學習革命與信息革命并行,是將現代有關人腦研究的令人驚異的發現與信息技術的力量相結合,其影響將甚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將觸及和引發教育、文化、人性的一系列革命,改變學習者的學習觀念、學習方法乃至整個人生(導論)。這場深刻的學習革命,使有關學校教育與教育過程的看法發生重大的轉變—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鮮明的服務性質,即新教育是為學習服務,為學習者服務。教育過程應該是認知和學習技能發展的源泉,這些認知功能必須在學習過程中建構起來。人腦是學習的自然引擎,“基于腦的學習”被認為能夠提供有關學習過程的最好決策的基礎,因而,圍繞腦的自然學習方式重新創設教育實踐,可能是最簡單和最為關鍵的教育變革。迄今為止,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發掘的領域,被冀盼著破解知識獲得過程以實現真正的學習革命。國際教育改革專家麥克爾·富蘭(MichaelFullan)的研究認為,關于學習理念的知識創造,一包括最前沿的腦研究、認知科學等,必須成為教學和學校教育的中心。
斯特弗等說,“對于一個建構論的教育者來說,主要的挑戰是使學生加人一系列的對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角色從被加工的客體轉化為對話關系的主體。教育主要通過相互間的互換,即通過協調對話參與者的行動而產生”。建構主義在教育上的貢獻主要在于在教育思想上強調認知主體的主動性,教育應該把主體性的發展本身作為目的。教育為了改變學生,使學生在主體性學習活動中實現對象與自我的雙向建構,活動目標,不是直接指向學生,而是要指向學生的活動。建構主義的中介行為的社會文化觀,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維果斯基的觀點。根據維果斯基理論的主要繼承者之一阿萊克斯·柯祖林(AlexKozulin)論述,維果斯基洞察到教育過程對學生認知發展作出根本性的貢獻,他認為,在教育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專門化了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包括了符號工具和合作學習程序,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和工具要有成人中介在其中傳遞,最終使學生成為一個獨立的動力學習來源;真正的學習主體是包括學生、成人以及社會給予的符號工具在內的互動的整體。斯特弗等論述了文本的“對話功能”(dialogicfunction),在教學互動中的重要作用,拓展了維果斯基的觀點,他們認為,文本作為有意義的符號集,具有兩種功能:一種是明確單義功能,關注如何“充分地傳達意義”‘第二種是“對話功能”,則考慮如何“產生新的意義”,第二種功能在于產生內部的多樣化,對內化認知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當文本的對話功能在課堂話語中占據統治地位時,學生會把自己的話語和他人的話語作為思維的工具,并非簡單地把它們當作可以接收、編碼和儲藏的信息;當單義的功能占支配地位時,出現相反的情形。對于建構論者來說,教育對話與實際應用環境盡可能地緊密結合;對教育過程的挑戰不是在個體的頭腦中存儲事實、理論以及合理的探索程序,而是產生各種語境,使其中所形成的對話的價值和意義能被最充分地認識;或去創造各種條件,并使該條件下的對話能跟個人、共同體或國家當前的實際追求聯系在一起。
三、知識社會的中國會計教育與學習和會計發展
(一)知識社會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
對知識的不同看法,影響著人們對學習、教學的認識以及學校教育的發展。建構主義不再將知識看作是有關絕對現實的知識,而認為知識是發展的,知識具有建構性,和其他強調知識的社會性、知識的情境性、知識的復雜性、知識的默會性等全新知識觀,使強調知識客觀性的本質主義及其支配的中國現代教育模式中知識傳授式教學和接受性學習遭受到質疑。具體地,以會計學科為例,會計實踐發展變化更加復雜,而會計教育滯后于會計實踐發展,仍然脫離現實地以明確定義的、簡單化和結構良好的方式講授會計學,這些預先設定的知識僅僅只能用于同初始學習時相似的情境中,從記憶中原封不動地提取。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推動了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下的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迫切需要培養大批能夠適應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快速變化,特別是能夠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實踐中現實問題的高素質會計人才。這些復雜的結構不良性問題,需要他們能夠在新的問題解決情境中重組已有知識。顯然,傳統的知識傳授教學模式下的會計課程體系改革,不能滿足高素質會計人才培養的需要。
斯特弗等強調結構不良睦是普遍存在的。盡管在初級學習階段,以及結構良好的問題中,按分科課程體系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是有效的,但是存在著“簡化傾向”,尤其是“分割化傾向”,使現實中相互高度依賴的概念要素被孤立地對待,而忽略了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這些課程內容通常只有在被純化的、被限定的教育系統的氛圍里,才能被理解和應用。他們認為,這種簡單化妨礙了后來獲得更高級的學習,或者導致錯誤的理解,因為即使在那些整體上結構良好性的知識領域,也有結構不良的方面,而且涉及到將知識應用到不受限制的、自然發生的情境或案例中的所有領域,都有著實質性的結構不良特點。因此,在人類社會從工業化社會經由信息社會向著鼓勵知識創新、以培養知識創新人才為己任的知識社會轉型之時。‘總序’,為克服知識傳授的傳統模式教學,可能導致學習者不能獨立地將獲得的知識遷移到與初始教學條件不同的新情境之中的障礙,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促進認知彈性的發展,適應理解的需要或問題解決情境的需要。
(二)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育和會計發展
在21世紀之交,學習革命風起云涌,教育過程為建構終生學習所需的認知功能的看法,為知識社會的教育變革指明了方向。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其教育計劃及其實施都需要“教育想象”(educationalimagination),這成為學校教育重新定位和教師作用轉變可賴以的重要資源;在課程與教學研究領域尋求情境化的教育意義,而不是探究有嚴格的程式、處方或規則可供遵循的普適性教育規律。因而,本文旨在嘗試性地探討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觀念,希望為深人地開展中國會計教育改革實踐的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考。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育,不僅旨在培養會計人員的終生學習能力以適應會計的擴展變化,而且最關鍵的是通過會計教育功能促進會計不斷發展,在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中繼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有鑒于此,筆者就兩個問題提出個人敝見來結束本文:
第一,關于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及其發展。
建構主義的知識觀強調了不同于客觀性知識的有效性與社會約定性,認為知識是發展的,知識具有建構性。對會計學科而言,會計發展的因應性特點,決定了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是特定會計環境建構的產物。在建構主義者的視角下,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只是經驗性的知識生成,有關課程知識體系的客觀性和真理是相對的。會計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由于受到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會計系統是開放的,因此,會計發展研究需要系統地考察諸多環境因素的復雜影響。通過各國會計的比較研究,以及研究中國會計在不同的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發展脈絡,有利于理解、掌握和揭示會計學科發展的規律,推動會計學科在經濟現代化浪潮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與時俱進地發展。會計教育對會計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通過使用教育功能,將會計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成果介紹引人會計教學,在會計教育、會計研究、會計實務三者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會計教育既保持必要的獨立性,又能夠關注和解決實際問題,從而促進會計研究和會計實務的不斷發展。
【關鍵詞】會計文化 內部控制 關系 影響
中國會計文化歷史悠久,我國從西周時期就有了會計的文化特征,當時官廳會計中出現以“入”和“出”作為記賬符號,并按“日成”、“月要”、“歲會”不同會計時期編制會計報告,當時的官廳會計就已初步形成了考核與監督的功能。
一、會計文化的內涵
會計文化的歷史告訴我們,會計文化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此,會計文化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下,從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中創造形成的,為全體會計人員所共同享有的,具有引導、凝聚、激勵、約束會計群體,體現民族特色,從而增進會計活力,推進會計管理現代化進程的會計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①。
會計文化主要是由會計物質文化、會計制度文化和會計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組成。會計物質文化是會計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主要包括各種會計物質生活資料、會計工作環境、生活設施以及會計人員的生活福利、業余生活場所等,是會計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相關物質財富和成果;會計制度文化是指會計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與會計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相適應的組織制度和管理辦法,包括會計組織機構、會計規章制度、會計職業道德規范和會計行為準則等;會計精神文化是指在會計物質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會計人員精神道德面貌、心理素質、會計群體意識、價值觀念、信念追求、行為規范、會計形象等意識和觀念方面的內容②。
二、內部控制的內涵
內部控制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我國在2008年5月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和2010年 4月的《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是中國會計制度文化建設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企業文化是內部環境要素中的重要方面,它要求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要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任英、李青,2010)。
三、會計文化與內部控制的關系及影響
從會計文化與內部控制的內涵中可以看到,兩者都有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要求,它們之間具有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密切關系。會計文化需要依托良好的內部控制體系,而優化內部控制能夠更好地弘揚會計文化。會計文化對內部控制的關系和影響,筆者認為主要是通過引導、凝聚、激勵、約束會計群體而反映出來。
會計文化的引導和凝聚功能主要反映在會計精神文化方面。良好的會計文化能夠把會計人員的行為引導到企業確定的工作目標上來,使會計人員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例如,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企業如果引導會計人員以“誠信為本”弘揚會計文化,激勵會計人員以誠實守信作為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并進而成為企業會計人員自己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在“誠信為本”的會計文化基礎上所建立的內部控制制度,必然會成為人們行為規范,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有效地解決公司治理和會計信息失真的問題(張驚濤,2009)。
會計文化中的約束功能主要反映在會計制度文化方面。例如,企業在實施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過程中,如果再積極倡導“以責任為基石、以服務為目的、以奉獻為使命”的會計文化建設,使會計人員在工作中也認同為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這就能激勵會計人員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企業內部控制管理中去,自覺地約束自己,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去開拓進取、奮勇拼搏,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目標。
會計文化中的激勵功能主要是靠管理者在相信人、理解人、尊重人、愛護人的基礎上,協調和控制會計人員行為、心理、動機的同時產生的一種激勵機制。例如,企業應當貫徹“以人為本”的會計文化,多為會計人員利益著想,盡量滿足會計人員合理的要求,在相信、理解、尊重、愛護的基礎上積極發揮會計人員的作用。由于“人”的因素在會計文化和內部控制中都是關鍵的因素,因此讓會計人員在工作時心情舒暢地執行內控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激發會計人員的積極性,比生硬規定執行內部控制的效果會更好。
四、強化會計文化以優化內部控制的思考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我國企業內部控制現狀尚不樂觀。據報道,在境內外同時上市的我國67家公司,在2011年度報告期內,存在內部控制缺陷的有49家,占比達73.1%①。如銀廣廈、瓊民源、藍田股份、綠大地那些會計造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國家和投資者的利益,破壞了我國經濟的運行環境。因此,有必要大力推進中國會計文化建設,以會計文化建設來優化內部控制,以會計文化的價值觀念和先進的管理理論和會計監督方法來促進會計的發展。
筆者認為,強化中國會計文化建設有三個方面:第一,要強化會計精神文化建設,這是會計文化建設的實質和靈魂。要提高會計人員的政治素質,在履行職責中做到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具有團隊協作精神;要加強對會計人員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要培養知識全面、有發展后勁、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要加強對會計人員的會計職業道德的教育培訓,并使之潛移默化成為自覺的行為規范。第二,要強化會計制度文化建設。中國會計文化的發展僅僅依靠道德觀念是不夠的,還需要會計法律法規、會計規章制度和職業道德規范等制度來保障。例如,企業要將實施內部控制的情況納入績效考評體系,建立起內部控制實施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促進內部控制的有效實施;對上市公司還可以建立會計人員誠信檔案制度并定期向社會公布,這樣才能使會計職業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得到很好的弘揚。第三,要強化會計物質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氛圍。如企業應創造良好的會計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尊重人才,滿足實現自我的正當需求;企業還應建立與經營管理相適應的信息系統,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如ERP信息管理系統來加強內部控制,促進內部控制流程與信息系統的有機結合,實現對業務和事項的自動控制;企業還應采用適當的激勵手段來調動會計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忠于職守、嚴于理財、誠實守信、盡心盡力為企業的發展作出貢獻的會計人員要大力進行表彰;企業應通過刊物、墻報、網絡等工具來積極倡導會計文化,營造良好的氛圍。
五、結語
會計文化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強化內部控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理念要通過踐行才能上升為文化優勢,我們要把建設中國會計文化與強化企業內部控制有機結合起來,使之互相交融,相映生輝,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和風險防范能力,不斷促進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作者為計劃財務部經理、會計師、經濟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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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會計誠信,治理
1.會計誠信的定義
從現有的文獻看, 對會計誠信的定義有以下兩種代表性觀點得到會計界的廣泛認同。其一是國家會計學院“會計誠信教育”課題組的定義:會計誠信包括良好的會計職業道德和會計職業操守;精湛的會計技術和會計技能;完善的會計信息質量和優質會計服務。其二是由楊雄勝教授首先提出的: 會計誠信表達了會計對社會的一種基本承諾,即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地把現實經濟活動反映出來,并忠實地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服務。
對于以上的定義,筆者認為,有些方面值得考量。一是我們缺乏衡量會計準則是否有效的必要尺度,會計準則作為執業規范和標準、工作評價的依據是否有效都存在疑義,那么會計誠信從何談起?但這往往超出了會計準則制定者的能力。二是財務信息的使用者的素質問題, 如果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沒有得到財務信息或是他們沒有正確使用它, 那么財務信息的提供就不能完全防止使用者監督職能的失敗,這有利于界定各方責任,而不是簡單歸咎于會計誠信問題。基于以上分析, 筆者認為會計誠信是指在會計信息的生產過程中, 能對會計信息的生產和會計信息公信力具有直接影響的會計人員,即誠實、守信、不偏不倚依據公認會計準則來提供會計信息,同時不斷完善加強內部約束。
2.會計誠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2.1會計誠信缺失原因的經濟學分析
(1)委托關系下的視角。委托關系意味著交易雙方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委托人的福利成為受托人行為的函數。因此,要使得交易順利完成,受托人的誠實、守信狀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由于委托人和人都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 都會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他們的效用目標通常是不一致的。鑒于此,有效保護委托方的利益和消除委托方的信息劣勢就成為必需。現代會計制度恰恰充當了消除委托方信息劣勢的角色, 完整的會計信息有效地滿足了委托方監管方的基本需要。會計誠信原則正是基于此才成為會計生命的。論文大全。當委托方現實地存在并對會計產生足夠的影響時,會計誠信原則的體現就不會出現什么問題。但是,一旦委托人變得遠離企業或者根本找不到確定的真正代表, 那么會計誠信就失去了動力和壓力,會計造假行為開始出現并愈演愈烈, 會計誠信原則的缺失就成為一種必然,會計造假問題泛濫成災就不足為奇了。
(2)博弈論下的視角。呂長江教授通過建立一個會計誠信缺失的理論模型,說明現有的企業制度破壞了所有者、企業、會計師事務所三方的利益及風險制衡關系,而形成了企業與監管者、事務所與監管者兩種利益關系。楊雄勝教授也指出,中國的會計誠信是因為中國會計陷入了“囚徒困境”,缺少真正的委托人。由此可見“, 誠信”的實質就是博弈參與方為了長遠的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的一種非正式約束。由于企業和利益相關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利益的不一致,從而最終導致會計誠信的缺失。
2.2會計誠信缺失原因的法學分析從法學的角度看,誠信是民法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可適用于整個民法領域
就會計而言,它是一種商事行為,而我國未制定單獨的商法典,可認為我國是民、商法合一的國家,因此,會計人員在執業過程中應遵守民法有關誠信的規定。如果某一會計行為有具體的法律條款進行規范的話, 則應適用該具體法律條款,不能繞過該具體條款而直接適用誠信原則。在我國建立社會誠信基礎還是比較困難的,同時法律體系、監管體系還不完善。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問題,其實最終還是法制問題。由于我國未能用法制增加非誠信行為的成本,所以使得會計誠信缺失成為必然。
2.3會計誠信缺失原因的文化分析誠信不僅是一般道德規范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重要內容
因此,職業道德標準的高低直接對會計誠信產生影響。由于我國的道德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于是社會變遷發展與道德規范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歷史反差,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道德歷史真空”,造成人們的社會行為失范,從而產生了社會道德危機,誠信危機也就應運而生,會計誠信缺失也就不可避免。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強調誠實守信與信譽的,但是我國的傳統文化中誠信和信譽的基礎是脆弱的。傳統文化對于違反誠信的約束一般只停留在人的內在道德領域, 而缺乏自上而下的普遍的法律制度約束。并且,傳統文化所強調的是單方實踐誠信、道德義務型信任,重視以人情為基礎的誠信,而不是以市場關系為基礎的“契約型”信任。因此,由于市場經濟破壞了舊的道德秩序,而新的標準還未完全建立,導致新舊觀念的不協調,使得會計誠信缺失成為必然。對于市場微觀主體來說,自身的文化環境對會計誠信無時無刻不產生影響。
3.會計誠信缺失的治理對策
3.1完善我國會計法規體系,加大會計法規執法力度
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問題,其實最終還是法制問題,要用法制增加違背誠信行為的成本。在我國,要從法律角度增強會計誠信,一方面應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對違法者進行嚴厲的懲罰,并對法律的不足之處加以完善。應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在《會計法》修訂時,將其作為會計工作規范和會計信息披露等的最基本要求,將會計誠信直接寫入《會計法》。論文大全。同時, 《會計法》應明確相應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任何違背會計誠信的行為,最終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應注意僅有強硬的法律制裁是不夠的,法律制裁還應與道德教育相結合使用。
3.2建立和完善會計監督及相關監督體系。監管體系一般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政府監管,即外部監管,是指財政、審計、稅務、中國人民銀行、證券監管和保險監管等部門應當依照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職責,從對全社會高度負責的角度出發,對違法違規行為、會計失信行為予以嚴厲打擊和懲處。
(2)社會監管,即社會監督,既要充分發揮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作用, 還要發揮各種新聞媒體對會計誠信缺失的監督作用。
(3)內部監管,即內部監督,是指建立適合本單位實際情況的內部會計控制、監督制度。應當創立新型的會計監管體系,即建立政府監管、社會監管和內部監管三者有機統一的會計監管體系。同時,完善信用披露及監督體系,增大對會計誠信的監督力度。
3.3加快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構建合理的企業文化
要加強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提高道德風險。一方面,在會計人員的選拔上,要盡量選拔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遵守職業道德的優秀人員。另一方面,會計工作管理部門要不斷加強對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檢查,以促進會計人員職業道德的不斷提高,使其能自覺抵制會計信息造假行為的發生。論文大全。以集體利益為上,國家、集體、企業利益有機協調的價值觀念,從而為會計誠信營造良好的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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