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7 18:03: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漢字發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漢字 東亞文化圈 日本 韓國
本文圍繞著東亞文化圈與漢字這一論題，再次強調漢字在東亞文化圈中的作用。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將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它各個廣泛領域里。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
一、東亞文化圈
（一）東亞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論是德國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與奧地利學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來的。根據他們的敘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個文化圈，每個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質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內；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邊緣（文化收容區）這兩個要素構成；
③核心影響邊緣，邊緣反過來作用于核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諸多要素的影響，核心與邊緣的位置有可能會置換；
中國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3]稱文化圈是一種‘文明系統’，系統中的諸多國家享有基本共同的傳統文化屬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現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強調同質性的同時，也不能完全否認它的異質性。
東亞文化圈即屬于地域概念，也屬于語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漢字文化和傳統儒教文化影響的亞洲東部一些國家。東亞文化圈的地理范疇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其邊緣地區包括越南﹑日本﹑韓國、朝鮮等地區。東亞文化圈不是由單純的政治或者軍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環境為優先條件，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關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產物。
（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東亞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大概有著五千年的歷史，經歷了起源﹑形成﹑發展﹑中衰以及裂變、興起等階段。它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演變過程也是以深厚的歷史﹑政治﹑文化等背景為基礎。
東亞文化圈起源于中國的華夏文化，后來漸漸擴展到周邊國家，并與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國文化，邊緣文化是越南﹑日本﹑韓國、北朝鮮等地區的文化。東亞文化圈的發展過程既是中國文化不斷向周邊擴展和被接受的過程，也是其他地區的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并不斷深化和豐富整個東亞文化圈的過程。
19世紀中期，西方文明給東亞文化圈帶來劇烈的沖擊，作為核心地區的中國以及邊緣地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時的日本迅速地擺脫了邊緣地區的位置，通過吸取西方文明主義的道路以和實施野蠻的軍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華強教授[1]指出，東亞文化圈在近生的兩次裂變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變是日本侵占琉球﹑臺灣和吞并朝鮮半島而導致的，第二次裂變是日本發動全面的和太平洋戰爭而引起的。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戰爭給東亞文化帶來了莫大的物質以及精神損失。在戰爭結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經過兩次重大裂變之后的東亞文化圈發生巨大變化，它需要建立一個嶄新的東亞共同體。
二、東亞文化圈與漢字
談到東亞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漢字。因為盡管東亞文化圈里有漢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諸多共同要素，但漢字始終作為文化積淀﹑傳承和交流的主要載體，承擔著不可欠缺的歷史任務。它在東亞地區所擔當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從古代中國的儒教與佛教傳播到邊緣地區，到人們解讀和精通這些儒教和佛教書籍，都是要靠漢字作為載體；
第二﹑邊緣地區為了建立自己的語言文字體系，借用大量漢字來標記本土語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統里；
第三﹑日本和韓國等地區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漢字來翻譯或創造一些新文化用語；
第四﹑在現代社會里，漢字仍然在東西方以及東亞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產業鏈交流，首先就需要進行大量專業用語的翻譯工作。
第五﹑另外，從提高人們的知識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來講，仍有必要在東亞各地區堅持漢字教育。
漢字在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如此非凡的作用，與它自身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如上所述，漢字屬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際（大約在公元前17世紀前后）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源頭是河南安陽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塊字形是漢字最突出的個性之一，它的每一個音節都具有獨立的意義，使人們很快就能記住并適應漢字。而且漢字的形﹑聲﹑義三者在方塊字中形成一種完美的結合，造字方法非常獨特。漢字除了這些構形方面的優點，還具有超越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特點。這些都為漢字負載豐富的文化信息，鋪墊了良好的基礎。每一個漢字都是廣義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無文字時代的文明信息，又蘊含著有文字時期文明進化的韻律，體現了多維的價值。東亞文化圈的復興之路也是實現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道路。這條路雖然比較坎坷，但有了漢字這一強有力的武器，就見到了一線燦爛的光明一樣，它的前途也是無量的。
每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歷史階段和發展過程，‘東亞文化圈’也應遵循這個原理。‘東亞文化圈’一度崛起﹑發展，又由于各種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現過裂變時期。隨著“東亞文化圈”的發展和變遷，漢字也在東亞各地區有了不同的發展和演變過程。東亞文化圈與漢字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韓日兩國為對比研究對象，考察漢字在這兩個國家的傳播、接受以及應用與發展情況。筆者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韓日兩國的漢字傳播階段、接受形式以及相關文字政策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三、漢字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接受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體符號，給東亞各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不菲的貢獻。在韓國和日本等地區處于無文字時期的時候，漢字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長期借用下去，并充當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漢字傳播時期，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為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著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的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爭先想靠近的對象。有關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最初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現象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過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2]。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漢字與東亞各地區之間的接觸是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漢字傳播與使用問題，如語音變化、詞匯與語法、應用等現象是考察東亞各國國語史和發展過程的重要線索。漢字雖然屬于語言學領域的概念，可它廣泛地滲透在歷史、經濟、政治以及社會與文化等諸多領域里。數千年來，漢字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逐漸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以及越南等周邊地區，并形成所謂的東亞文化圈，之后又在東亞各地區的文字系統里不斷地發展成新的文字形態。漢字在東亞各國的應用與發展并不是很順坦，越南和北朝鮮現在已經徹底廢除了漢字的使用，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字系統，而韓國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識地限制漢字的使用。韓日兩國都具有符合本國實情的漢字標記法和使用方法，這些地區仍然在使用著漢字。韓國雖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場合中徹底廢除了漢字標記，但在人名和道路標識等領域里還保留著漢字標記法。日本是受中國文化和漢字影響最深的一個國家，它通過頒布當用漢字表和常用漢字表等一系列漢字相關政策，使日本人至今還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地應用著漢字。
至今為止，東亞各地區各自實施了截然不同的漢字相關政策，其過程中也陸陸續續出現過漢字廢除論、漢字限制論、漢字簡化論等不同的論點，漢字在一些國家也漸漸失去了蹤影。如果我們不顧一切，極端地廢除或扼殺漢字的適當應用，東亞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就會出現‘斷層現象’。為了維護共同文化圈的持續發展，也為了實現經濟一體化，各地區應該客觀地接受漢字的實用性和功能，為漢字今后更好的發展未來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強有力的經濟發展，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有能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的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地區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之下，吸取相互的經驗教訓，摸索符合時展的正確方向。
我們不僅要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國的漢字傳播與使用情況，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還應考慮到東亞地區的繁榮昌盛，徹底研究和分析漢字在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領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責任，并確立出嶄新的課題和解決方向。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所創造出來的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而正確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燦爛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特別注釋：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注釋：
[1]馮天瑜（2003）.漢字文化圈論略《中華文化論壇》.第2期 50頁
[2]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0頁
[3]胡禮忠、汪偉民（2004）.東亞文化圈：傳承，裂變與重構.《國際觀察》 第2期 77頁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學博士論文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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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漢字書法;實用書寫;王羲之;書寫科學;藝術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不僅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歷史性標志,論文更是漢字實現今體化、走向書寫科學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擬通過中國書法的產生、漢字書寫發展的歷史認識王羲之的書法成就,評價其書寫科學價值。
一、中國書法的產生及漢字邁向今體書寫的歷史
1.漢字書法形成的基本條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史表明,漢字的最初形象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屬圖畫文字。但由于后來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圖畫文字變成了以抽象符號拼寫的表音文字,不再有與客觀事物形象有關的表現特征了[1]。然而,中國的漢字則由于兩個主要原因,發展成了具有人類文字書寫最高水平的書法:其一是中國人在促使圖畫文字實現它簡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從來沒有背離象形、表意的基本屬性,其二就是創造漢字書寫美的工具毛筆的特殊作用。
2.漢字今體書寫的萌芽表現
中國漢字真正走向書寫的自覺時代是漢代以后開始的,畢業論文作為語言記錄的漢字與體現漢字書寫的書體,以及作為書寫藝術的書法,三者分別有了各自的內涵。由于此前的篆體文字,雖然相比圖畫文字簡化了許多,但在實用書寫上仍然不能適應社會需求,急需要通過革新書寫技術去滿足實用書寫的需要[2]。時至今天我們仍能通過漢代帛、簡、牘上的書寫墨跡,看到這一進步的突出成就。如“馬王堆帛書”、“湖北張家山漢簡”、“居延簡牘”、“玉門花海漢簡”、“大通木簡”、“武威王杖詔令簡冊”。這些作品大都是漢代人們社會交流的手寫筆墨實物,一一都突出著書家的真性情。其中最優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誤死馬駒冊》(圖1),人稱“有張芝之狂,索靖之峻,開拓草書長河的源頭”[3],是最早反映漢字草寫的高水平作品。另外,還有同時期的“居延建武紀年簡”(圖2)[3],風格不同于章草,當代人稱為草隸。奔逸放縱,激情洋溢。兩簡共14字,其中兩“建”、兩“武”、兩“年”、兩“三”等字用筆結字變化極其巧妙。篇末一個“年”字,末筆的一豎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氣磅礴又妙趣橫生,通篇氣韻生動,簡直就像今人的書寫。凡此種種正是我們了解此后的張芝、索靖書法形成的珍貴史料。這些洋溢著書寫快樂的作品,其實本是民間或邊塞驛站日常事務者的雜記,它們不僅有著卓越的今體書寫表現,更要比我們以往用來標識漢代書寫形象的漢隸碑銘的《乙瑛》、《禮器》、《袁博》等作品在時間上還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實可知,漢代碑銘之外的民間的日用雜寫等許多書寫現象,已從實用的今體書寫這一主流表現上走在了漢隸碑銘書寫的前面,不僅為后來的張芝、索靖以至于兩晉以來的今體楷書、行書、草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更為其樹立了榜樣。
3.三國兩晉漢字今體書寫自覺發展的歷史
三國兩晉時期,由于在西漢不久已出現了章草,晚漢又出現了行書和今草,使篆、隸、楷、行、草多枝開花的書寫表現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會的發展與科技進步,歷史在這一頁里漢字書寫在造紙術與毛筆制造兩大技術的影響下走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在這個被史學家稱作“中國周秦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學時代”[4],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們已清楚地認識到通過追求紙與毛筆質量來提高書寫水平的作用。駕馭毛筆尖、齊、圓、健的屬性,把握好書寫用紙的品質,不僅對于保證書寫質量十分重要,同時對于通過書寫技巧表達書家精神世界,彰顯書家個性與情感,更是有著其他藝術不可替代的表現魅力。這不僅是學習書寫的技術,更是探究書法藝術的科學。
有關書法的種種問題一時間成了上層文人或民間書寫愛好者交流的話題,以至于清談、著書立說中有關書法論述之多前所未有。我們通過讀史發現,從漢末的蔡邕以至魏鐘繇、晉衛鑠以及后來的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書佐人才的研究與實踐,使得以馬毫、兔毫表現篆、隸文字形式美的書寫,漸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強的優質毛筆書寫所代替。
漢字書寫從此走向了自由快樂的時代,甚至還有人制作了鼠須筆用于書寫。碩士論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鐘繇等先鋒書家的影響,之后由晉武帝司馬炎設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書法博士教習。鐘繇作為政權的上層人物,他俯拾眾長,繼前人曹喜、蔡邕、劉德升及民間優秀書寫為基礎的書法創舉,以他與當時社會書寫迥別的今體楷書面貌,為后來的衛鑠、王羲之給予了啟示。在這一時期的民間,在王羲之出現之前的許多簡冊、信札、記事等日用書寫中,漢字書寫已以極其活潑的面目步入了今體書寫的實踐歷史了。無論是出于上奏應急的黃象《急就章》或是已顯現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黃象《文武帖》及樓蘭魏晉草書簡札、樓蘭行楷《三月一日帖》、樓蘭草書《為世主殘紙》、樓蘭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晉《泰始九年木簡》、索靖《月儀本》、《出師頌》、陸機草書《平復帖》、樓蘭草書《濟白帖》都以與當時的碑銘正書殊極的面目表現著書家的書寫情緒,體現著這一時期書家們嘗試今體書寫的不同風格。
二、王羲之書法的產生與發展
1.王羲之所在社會的書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晉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書法活動在東晉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歲月里。在世時前后有其父王導、叔父王廙、姨母衛鑠、其弟王洽、王薈,其子徽之、獻之等著名書家以及眾多的朝野書佐人才構成了一個今體書寫的社會群體,他們無論于理論與實踐都為王羲之書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給予了支持。其傳世作品可從王薈的草書《癤腫》,王徽之的行書《新月》,王獻之的楷書《洛神賦》、行草書《鴨頭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書《中秋》、《送梨》、《鵝群》,王的行草書《伯遠》及不知名書家的行草書紙本的《王念賣駝券》等優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書人的正書磚銘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與精神。他們以其今體書寫的強大陣容樹立了晉書發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書法形成的社會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書全面發展的書家,其楷書作品有見繼承鐘繇書風的《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等。行書有見于他的代表作品《蘭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書有見其《行穰》、《喪亂》、《孔侍中》等;草書有見其《大道》、《此事》、《游目》、《長風》、《上虞》、《遠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嶄新的時代面目及遠超前人的書法成就樹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們在認識王羲之今體楷、行、草書的實用價值及其藝術形象時應當通過其社會原因認識和評價他的意義。這是因為王羲之在東晉不僅有著一個以門閥政治集團需要所形成的強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導是晉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薦的集團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晉右將軍的顯貴地位。這對于實現他書法的最高地位無疑是一個有利的條件。晉政權偏安一方的經營環境更為王羲之從事文學藝術的專門研究提供了極其寬松的條件。在這個可以廣開思想交流的社會中,探究玄學是文人們相互競高的交際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繼的天師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長生不死是當時人們高價追求的享受。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層文人心靈深處竟是那樣的蒙昧與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們受其意識支配為其相關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屢遭挫敗而毫不嘆悔。以此所形成的行為觀念是王羲之這位持有道徒修養的高級知識分子之突出本領。王羲之從事漢字書寫的創新追求是其少年時期早有的夙愿。術好專攻、業成所長。因長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將仕途難解國家“倒懸之急”[5]的政治抱負,轉變成了以“棄官”[5]為漢字書法而奮斗的熱衷追求。他便游前人書法名跡,以可歌可泣的作為給中國書法史樹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書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體是漢字書寫科學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書法的歷史成就,既體現在他為漢字實用書寫的卓絕實踐中,更體現在他為漢字用筆科學作出的前無古人的實踐上。他還以自己的藝術實踐為漢字今體書寫確立了內涵中國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這里我們可從以下議題認識其價值。
1.實用書寫的領軍人物
漢字實用書寫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美觀為客觀標準向前發展的。我們今天看來這是現代書家于右任先生為他的標準草書所訂立的原則。其實王羲之早在他的楷書、行書、草書中已實踐了這一原則。
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中對“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動”,“筋脈相連”,甚至“一波、一磔、一橫、一戈、一牽、一放縱……”都從書寫科學出發追求審美的標準[6]。以往我們在評價王羲之書法時,只注意了他的藝術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實用標準。我們今天仍能很容易地從他的楷書、行書、草書的字例與此前的張芝、索靖、鐘繇及后來的王獻之取得比較,其書寫規律所體現的簡易與可供他人教習的師范特點,實是無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來,“結構者謀略也”[6],他不滿足漢代隸變字體結構形象和漢隸書體的書寫技巧,積極探索今體書寫科學,從造字原則出發追求漢字的今體結構。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簡的書寫建樹,在楷、行、草各體中,為同時代的書家樹立了追求漢字實用書寫的榜樣。其行書作品《蘭亭序》(圖3)中“領”、“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運用,“攬”、“臨”、“亦”、“跡”、“世”、“骸”、“將”、“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簡寫法既方便了實用書寫又暗合造字規律的創新,在今天仍是我們實用書寫所追求的典范。筆者曾經從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標準草書千字文》的字例中統計得知,其中直接選取王羲之的多達229字,其余的771個字例,則分散在100多位書家或書法研究的群體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過120個字。此中相當多的成分也是間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們在評價“標準草書”的研究成就時,與其說是于右任等民國先驅的創造成就,不如說是他們在王羲之的書寫科學的歷史成就上的總結、歸納和完善。對于書寫科學王羲之不僅自己努力實踐,更以自己的理論教誨兒子徽之、獻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題衛夫人筆陣圖》、《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等論著,均是用來教誨兒子獻之及后學者的,并常嘆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孫不記”[7]。
2.用筆科學與結字規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來,“用筆者刀矟也”[6]。漢字書寫用筆由王羲之通過實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點。他以無白的筆法實現了中鋒用筆、側鋒取勢;精于使轉、嚴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結合;有方有圓、方圓兼備;懸針垂露、“萬歲古藤”[6];折劍、折釵以及頓、提、波轉、應接等,既嚴守規范,準確把握結字規律,服務于寫實記事,又追求“意在筆前”,彰顯書家情懷[6],努力實踐深涵表意的書寫藝術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題衛夫人筆陣圖》、《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用筆賦》等書法著作中對其思想與科學理念均有論述。其中對于楷書、行書、草書、八分結構的認識,對章草與隸書關系的分析,對實現結字平正與偃仰、欹側的對立統一關系,對字形大小與筆畫長短的取舍,更以“創臨”、“啟心”、“視形”、“說點”、“處戈”、“健壯”等諸多篇幅作了專論。這些重要論述一一都是指導我們今天認識、學習和研究漢字書寫的科學方法。
3.漢字書寫的科學與書法藝術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漢字書寫發展,由于與社會、科技及書家專研水平等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過了極漫長的發展歲月。距創造這一科學體系的華夏智者的書寫自覺目標,雖近在咫尺,卻遠如天涯。是王羲之這一領軍人物的不懈奮斗與同時代書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終走向了峰巔。字體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為漢字今體楷書、行書形象的定立及實用記錄奠定了基礎。是王羲之的歷史召喚著人們快步走入書寫技術大開發、大發展的時代。漢字從文字表達為主的歷史走進了以充分彰顯書寫功能、又積極實踐藝術審美表達的歷程。在這個漢字書寫的自覺時代里,特別是今體草書的歷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書法藝術形象走上了中國藝術殿堂的最高位置。書法家為追求漢字書寫所表現的執著與狂熱,是漢字對自身遵循書寫規律所創造的語言載體與神奇的意象表現的謳歌和贊美;以其對漢字實用書寫的有限表達與審美感受的無限擁有,帶給創作者與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創造者的快樂書寫與接受者的心靈享受共同創造了一個惟有通過漢字才能領悟、而又不可能窮盡領悟的奧秘世界。
縱觀漢字書寫走過的歷程,我們還發現,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醫學論文又由唐人將其用之于實用書寫創新與藝術開發的實踐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們應該知道這是漢字書寫科學發展必然的結果。此后而有的漢字書寫速度遠不在西方文字書寫之下,這在王羲之時代已成了定勢。且漢字的表意功能卻更在西方文字之上。這正是漢字實用與審美并存之所在。它不僅富有中國道家的哲學理念,蘊存中國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內涵著佛家的徹悟追求。欲求其有當善其無,欲通其妙當會其玄,欲諳徹悟當安空寂。所謂無聲而有音樂之和諧,無色更俱圖畫之美麗。中國漢字書是一門只有博學才能成就的大藝術,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業。所謂“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會通,會通之際”,方有“人書俱老”[7]之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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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來品上作為裝飾功能的漢字――鑄幣上的漢字
除了錢幣之外，由中國而至的帶有漢字的物品如銅鏡，中藥材，以及絲綢等物品，這些物品上帶有的漢字也被視為一種裝飾性的中國圖畫而已。正如文字起源就是由圖畫乃至圖畫文字發展而來的一樣。漢字原本具有各自的讀音和含義，這些刻在中華物品上的漢字的讀音和含義在當時的日本人眼中看來毫無釋義的必要，只是具有中國舶來品的特征而已。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兩國的官方和民間往來頻繁。伴隨著古代中國的朝貢貿易和隨貢貿易，日本的貢品納入中國的同時，中國物品也大量流入日本。這些中國物品上或多或少帶有中國的文字，符號或圖騰，以及其他典型的中國元素印記。中國古代貨幣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載體。>>>>《世說新語》中兒童話語閃光點及成因分析
關鍵詞：漢字 表意文字說 評議
一
漢字“表意文字說”的最早經典表述來自索緒爾。
世界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種體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
索緒爾提出的世界文字體系的兩大分類，尤其是指出漢字是表意體系的“典范例子”，至今被許多人所闡發和張揚。但其闡發與張揚的角度并不相同，因而其內涵也不完全一致。大體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從漢字記錄漢語的語言單位角度，認為漢字是表示詞或語素的，所以是表意文字。此觀點在《辭海》、葉楚強的《精簡漢字字數的根據和方法》、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中均有論述。
第二類，從漢字記錄漢語的方式出發，認為漢字表示的是語素的意義，所以漢字是表意文字。此觀點在孫均錫的《中國漢字學史》、何士達主編的《現代漢語》等著作中有論述。
第三類，從漢字的構形依據角度，認為漢字是因義構形的，所以漢字是表意文字。王寧在《論漢字簡化的必然趨勢及其優化的原則》以及《漢字構形學》等文章中作過論述。
第四類，從漢字表示概念的角度，認為漢字可以不通過語言而與概念直接聯系，所以是表意文字。申小龍在《漢字的文化形態及其演變》以及《漢語與中國文化》、潘文國在《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袁曉園在《漢字的優缺點與語言文字理論的發展》等論文或論著中，對此都進行了解讀和闡發。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切入，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接受并承認世界文字只有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兩大類；漢字是表意文字并與表音文字相對立。
二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給漢字定性為表意文字，都揭示出了一些漢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鮮明特征。同時也都存在著種種缺陷和不足。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表意文字”本身就是一個容易引起誤會的名稱，容易把文字混同于圖畫，容易誤會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最早提出這種擔憂的是美國語言學家列?布龍菲爾德，他說：“從表面上看，詞顯然是首先用符號表現在文字里的語言單位。用一個符號代表口語里的每個詞，這樣的文字體系就是所謂表意文字，這是一個很容易引起誤會的名稱。聶鴻音進一步指出：“‘表意字’這個術語很容易引起一個誤會，即認為這種文字的符號并不代表寫字人的語言的特征，而是代表實際世界的特征（概念），這顯然是在某種程度上把文字和圖畫混淆起來了……”、蘇培成也指出：“說漢字‘以形直接表義’，隨便給你一個不認識的漢字，你能說出它的意義來嗎？不要說去古已遠的楷書，就是保留圖畫意味較多的古文字也辦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義？”
第二，“表意文字”只是理論上推導出來的類別，在實際中只有意符而沒有音符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從理論上說，由于詞是個音義結合體，相應地，文字標記語言的方式就有三種：一是從意義入手，用意符記錄語言，全部字符是意符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二是從語音入手，用音符記錄語言，全部字符是音符的文字是表音文字。三是從音義同時入手，兼用音符和意符記錄語言，字符既有意符，又有音符的文字是意音文字。
從實際情況看，字符全部是意符的表意文字并不存在。首先，語言中的詞既有意義實在的實詞，也有意義空靈的虛詞，從意義角度記詞就會出現有形可象和無形可象乃至無法象形的問題，而文字要完整地記錄語言，就必然會通過假借的方式以濟其窮，沒有假借，就無法啟動文字對語言的完全式記錄的進程。而假借就是借音表意。所以，裘錫圭說：“漢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而“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凡是獨立形成的文字體系……都是兼有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其次，現存古老的自源文字的實際情況表明，音符已經與意符平分秋色。據研究，東巴文記錄的文獻中，假借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達96%；甲骨文中，假借字比例至少也在40%以上。“漢字、圣書字、楔形文字……這一類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們簡單地稱為表意文字，顯然是不妥當的。”
第三，表音文字與表意文字是對語言構成要素――音義簡單機械二分后所產生的與之相對應的文字學概念，它忽視了語言的不同層級單位具有不同的屬性，也忽略了不同文字對書寫語言不同層級單位的選擇，因而得出的文字類型是粗疏的，不準確的。詞是音義的結合體，但同時也是一個分層結構，文字在記錄語言中的詞的時候，可以實施分層記錄，從而實現對整個詞的記錄。
從實際情況看，表音文字是從詞結構的最下層音素入手，通過拼合詞音來實現對整個詞的記錄，因為表音文字的基本單位字母表示的是純粹的語音單位，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漢字則不然，它所選擇記錄的是漢語詞結構的最上層，即整個的詞，而詞又是一個音義結合體，所以，漢字記錄的既不是純粹的語音單位，也不是純粹的語義單位。對此，王伯熙說：“和‘表音文字’并稱的‘表意文字’，是不妥當的說法。因為表音文字所記寫的音節、音素，是脫離了意義的、獨立的純語音；而所謂‘表意文字’所記錄的并非脫離了語音的、獨立的純語義，它所記寫的永遠是粘著語音的語義。”因此，在實際中，只有表音文字，而不存在表意文字。
三
綜上所述，與表音文字相對的表意文字，是依據音義二分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追求術語對應平衡而產生的似是而非的不準確的說法，是簡單的理論推導的結果，在實際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漢字不是表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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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 要： 漢字是有理據性的。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漢字的造字理據和漢字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解析漢字的構形規律，能較好地幫助留學生記憶和理解漢字，提高教學效率。
中國漢字數量繁多、結構復雜，且對于大多數外國學習者來說，漢字是一種陌生而特別的文字，因此，如何才能學好漢字、記憶更多的漢字是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的一大難題。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通過字形與字音、字義相聯系，而漢字字形與客觀事物之間往往具有一定的聯系，從漢字字形能夠直接獲得其所表達的意義的相關信息。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漢字的造字理據和漢字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解析漢字的字形結構，并結合漢字造字法，能使留學生不僅了解其構造原理，領悟漢字的理據性，而且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到漢字的表意特點、漢字的構形規律性和漢字的系統性，有效地理解和記憶漢字。所以，研究漢字構形的理據性，必然有助于提高對外漢字教學效率。
一、漢字形體的理據性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視覺符號，跟拼音文字不同的是它有自己特殊的形體結構、獨特的表意性。從符號闡述學的角度看，漢字是一種藝術型的象征性表意符號，“它永遠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間有一種自然的根基”。（索緒爾）漢字的象征結構本身就有“能指”意味，用直觀分析的方法就能把握其“所指”為何。漢字所使用的符號是構形部件，其構意的體現是通過它的構形部件來承擔的。漢字形體中可分析的意義信息，來自原初造字者的一種主觀意圖，稱作造意。造意一旦為使用的群體所公認，便成為一種可分析的客體，稱作造字理據。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當中論述了漢字的“六書”理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這是古人分析漢字造字理據而歸納出來的，一般認為轉注和假借為用字之法，因此在研究造字理據時，僅涉及“六書”理論中的前四種。象形字、指事字是“依類象形”，會意字“比類合誼”，形聲字“形聲相異”，這些就是構成漢字字形的理據所在。
漢字自出現以來，為了適應漢語的發展變化，其自身也在字形、字音、字義方面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字形方面，筆形由圓轉彎曲的線條變成方折平直，筆畫總體減少，結構簡化；字音方面，聲韻調與古漢字的聲韻調之間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現象；字義也在原來的基礎上發生了意義擴大、縮小、消失、或轉化的現象。因此，現代漢字與古代漢字已相去甚遠，使現代漢字的構字理據已經變得不像以前那樣明顯，不能完全反映出傳統的“六書”理論了。雖然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已有相當大的改變，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代漢字的特征，中間并不是斷開的，而是存在連續性的。
二、漢字的理據性分析在對外漢字教學中的具體應用
首先，對外國留學生的漢字理據性教學應該從“一”就開始，讓他們了解漢字形體的特點，其理據性所在，這樣可從心理上減輕學生漢字難的負擔，增強其學習漢語的信心和興趣；讓他們知道漢字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其內部規律性很強，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難認、難記、難讀、難寫。教師在講解漢字理據性的時候，應遵循漢字自身的規律，科學地講解字義字理，這里的科學性指的是，例如：漢字隸變以后，有些來源不同的偏旁寫法相同，但由于其來源不同，意義自然不同。因此在講解的時候要提醒學生適當地注意這一區別。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漢語中和人體部位有關的詞及指有關人體某些性狀的詞都是“月”字旁，如腦、肌、腿、背、肥胖、腫脹等。這里的“月”旁，其意義實際上是和肉有關系。肉，小篆像一塊肉的樣子。作偏旁時寫作月，叫做“肉月”。以“月”為偏旁的字多是與天文時令有關的詞，如明、期、望、朗等，這里的“月”，小篆像彎月形。因此，“肉”和“月”雖然在作偏旁時都寫作“月”，但意義不同。
另外，義符相近的字也可向學生說明它們各自的來源和不同意義，方便學生記憶。義符與客觀事物之間的聯系以各種方式體現出來，它們之間的聯系并非一定是相關的東西，如“淚”、“江”、“湯”之類的事物。在講解漢字理據性的同時，對于漢字義符的表意程度和表意方式也應一并進行解釋。
其次，在漢字教學過程中還應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教學階段，針對不同層次和年齡的學生，教師也應采取相應的教學方法，例如：在初級階段，學生學習的內容多為獨體字和偏旁部首，對于形體與客觀事物比較接近的象形字，教師可利用現代化多媒體，向學生展示獨體字的字形，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形象，以形象生動的方法幫助學生識記漢字形體，掌握漢字字義。在中高級階段對于形聲字的教學則宜采用歸納法，分析具有相同義符或音符的一組形聲字，向學生解釋這一組形聲字在意義和讀音上面相互之間的聯系，從而既高效地理解和識記漢字的形體及意義，又有效避免義符或音符書寫錯誤的產生。對于獨體記號字和合體記號字這些無理據字，其字符與整字音義沒有聯系，只能通過識記掌握。教師也可采取盡量形象、活潑的方式幫助學生記憶，并可結合其它的漢字教學方法如部件法等幫助學生掌握這些漢字。
外國學生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如果不了解漢字具有的理據性，把漢字當成毫無規律地由一些沒有意義的數量繁多的符號構成的復雜體，死記硬背地學習漢字，那么結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利用漢字的理據性，分析漢字的字形，讓他們能夠掌握漢字構形規律及其與音義之間的聯系，那么漢字學習就會輕松很多，同時他們也會感到漢字學習是一件有益智力并且相當有趣的事情。因此，在對外漢字教學中要充分重視和利用漢字的理據性，以提高教學效率。
論文關鍵詞：心理學理論，漢字教學，活化
正文
隨著課外閱讀的興起，小學起始階段對漢字教學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但是在與同仁的交流中，我發現更多的教師將精力放在如何采用各種辦法讓孩子海量識記生字，開展課內外閱讀上，而對生字書寫的正確與否，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雖然孩子機械記憶的能力較強，但是易記也易忘，回生率很高，伴隨著識字量的增大，錯字、別字大量增加，而且一旦寫錯，要想糾正往往花費九牛二虎之力仍是收效甚微。因此一定要在教學生字伊始，就讓孩子建立牢固正確的書寫印象。可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在閱讀了一些心理書籍后，我發現要想讓學生獲取知識，就必須使教學內容與他們的心理特征相適應，將教學設計從“給出知識”轉向“引起活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學習的自主性。因此，在漢字教學中，我采用了下列做法來提高孩子們識記漢字的正確性。
一、利用組塊教學，提高識字效益。
美國心理學家米勒的組塊概念認為，對信息進行組織，使其成為組塊，會擴大該系統的容量。組塊思想認為，越是把學習的材料組成組塊，儲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
依據漢字的理據性，我組織孩子對不同類型的漢字進行了不同的組塊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學習效果。
漢字形聲字中的部首、部件形成了漢字內部結構的系統性。以“青”為聲符的字“清、情、晴、蜻、請”為例，韻母都是“ing”，屬于由共同的聲符為中心構成的系統，將之作為組塊，對它們進行組織加工，他們就掌握了音、形、義。
“品、森、淼、磊、鑫”等品字結構的字，字形具有系統性，把它們作為一個大組塊，在基礎字的字義上加深程度便可輕易理解字義。
一些漢字往往因為某部分與別的字混淆而時常寫錯。在教學中，可以利用漢字的表義特征將之分解組塊。例如“染”小學語文教學論文，孩子們經常把“九”寫成“丸”，我在教學時把它分解為“氵(水)、木、九”三個組塊，染東西要用“水”，染料的來源是草木，“九”表示要染很多回，這樣就不易寫錯了。同樣“熟”字教學時可將“丸”當作是鍋中正煮著的肉丸來記。
這樣依據漢字的系統性，以義符、聲符、本義為中心把漢字組成一個字組，大大提高了識記效率。
二、提供記憶線索，加強感性認識。
“好知者不如樂知者”，大腦對于抽象記憶對象的記憶時間往往十分短暫，這也是孩子們識字回生率高的主要原因。讓漢字教學的課堂活躍起來，根據生字設計活動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能從多種方面提供記憶線索深化感性認識。
1、讓身體動起來
心理實驗表明：身體各個器官的充分調動有助于記憶的增強。利用這一規律，我在教學一些會意字時，常常請孩子們根據字形做出相關動作，在實際過程中讓他們對生字進行積極的思維，幫助他們意義識記論文開題報告。如講授“聞”時，請孩子站在門中，做出側耳傾聽的動作，表示“聞”的本義是聽；講授“看”時，讓孩子把手放在眉毛上眼四望，表明上半部分是一只手，“目”是眼睛；教學“休”時，請一位同學靠在模擬的樹干上，明白“停止、歇息”之意；講授“解”時，通過演示“庖丁解牛”的故事說明“解”就是用兩把刀把牛拆成一塊塊，所以由“?”、“刀”、“用”、“牛”構成……在動動說說中，他們不僅很快記清了字形，同時也了解了這些字的本義，學會了拆字法，為今后的學習打下了基礎。
2、讓生字活起來
檢索信息，要依據一定的記憶線索，它可以打開、激活有關記憶的痕跡，打通搜索通道。謎語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將它們與漢字教學相結合，可以讓枯燥的識字變得生動有趣，對中、低年級的孩子而言，更易于被記憶庫保留。
字謎從古有之，在孩子對字形結構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發展之后，我便將這一活動引入識字教學中，讓形象生動的謎面，成為回憶生字形音義三要素最可靠的線索。
針對三年級孩子總將“碧”的“石”寫成“王”的情況，我引用了自己孩提時接觸過的謎語“王先生，白先生，坐在一塊石頭上”，使學生回憶起字形(下面是“石”不是“王”)的線索；書中“告”的謎語“一口咬掉牛尾巴”，字形(上面是“?”不是“牛”)的線索不但使學生在生動的認識中記住了這個字，也給了我這個教育者很大的啟發：“向前一直去”，他們知道了“句”的寫法；在“八九不離十”中，他們明白了“雜”字的組成……隨著興趣的調動，那一個個漢字在孩子們的眼中，變成了生動的謎語，智慧的火花即時閃現，遇到“明”，他們能編出“日月同輝”；看到“朝”，他們能想到“十月十日”……
3、讓冗余信息多起來
信息論原理告訴我們，在信息傳遞過程中，一種是新信息，一種是冗余信息，其中新信息才是信息量，已掌握的知識就是冗余信息。在識記生字時，冗余信息越多，要學習的新內容就越少，就越容易學。在實際教學中，我采用了下列辦法提高信息的冗余性，降低孩子們的識記難度。
1)創設情境：例如“疑”字，有“遲疑、猶豫”的意思，我創設了這樣一個情景——一個戰士在戰場殺敵，他想：我該用“匕”首去刺殺敵人，還是用“箭”矢去射殺敵人，是用長“矛”穿透他們的胸膛呢，還是看形勢不對干脆逃“走”呢? 有了生動的故事作為依托，孩子在識記和書寫“疑”字時就輕而易舉了。
2)編順口溜：例如“嚷”——張開嘴巴亂嚷嚷，一點一橫長，兩口在中央，“衣”字沒有點，一口水井當中放；“德”——“阿十和阿四，是對好朋友。兩人很團結，做事一條心。”朗朗上口的歌謠小學語文教學論文，一下子就突破了這些生字的教學難點，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學會口訣后，孩子們在書寫“嚷”時沒人將撇遺失，書寫“德”時再未有人將“四”下的短橫漏掉。
孩子們很快掌握這種識字方法，甚至模仿編出了“司機講話”——“詞”，“山上的石頭”——“巖”之類的口訣。我便讓他們在課堂上互相交流，互做老師。一次，語文基礎較差的張某在教大家識記“贏”時這樣說：“我死亡都不怕，張開大嘴巴，吃掉了月亮，吃掉了貝殼，吃掉了凡人”。這一了不起的創新立刻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
有時孩子編的兒歌、口訣十分牽強，但是這有什么關系呢?這本身就是他們的再創造，正是在這種再創造中，孩子們的識字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增強，對這個字的感性認識也更為深刻，能讓他們更為持久的記住生字，理解含義，這不就是我們漢字教學的目的嗎?
三、利用加工線索，辨析形近漢字。
漢字識記難在記字形，漢字的識記過程就是信息的儲存和檢索的過程。其中，加工和線索起著重要作用，認識心理學認為，任何一個事件的記憶，將隨加工的增多而增進，加工愈充分，記憶效果愈好。識字時因形求義，建立音形義內在聯系就是對漢字而深刻的加工，可以大大強化記憶。例如教學形近字“撥”、“拔”，在辨析時我結合“撥”的本義是“用手輕輕動”，對“撥”字進行加工，告訴孩子“撥”字留有一個小短撇，就是給別人撥弄的，而“拔”需要很大的力氣，因此沒有短撇，要使勁就得拉著右邊的長撇。有了這種有意義的加工，學生可以馬上在辨析時推論出正確的選擇。
漢字的數量龐大，可供探究的內容很多，我覺得自己還需在教學中繼續探索，讓漢字教學更為生動化，形象化，使每一個孩子都能寫出規范、正確的漢字。
論文摘要：思維的載體是 語言 ，同時語言也反作用于思維。思維創造了語言，語言又影響了思維。語言符號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它對人類思維的作用也是兩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規范的作用。文字是語言的一部分，它的產生，發展也勢必影響思維方式。本文筆者從中西文字差異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思維方式的影響。
一、引言
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問題是 哲學 家、 心理 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 社會 學 家深感興趣并爭論不休的問題。從公元前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論。概括起來，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理論：第一，語言決定思維，思維只能在語言基礎上進行；第二，語言對思維有較大影響，對思維起著 指導 和調節的作用；第三，思維決定語言，語言是在思維基礎上產生的；第四，思維即語言；第五，語言和思維的關系錯綜復雜，二者間的作用既非單向的。也非直接的。
語言和思維究竟是什么關系?筆者同意這樣的觀點：思維的載體是語言，同時語言也反作用之思維。思維創造了語言，語言又影響了思維。語言符號當然更是人類思維的產物，它對人類思維的作用也是兩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規范的作用。文字是語言的一部分，它的產生，發展也必然影響思維方式。 英語 和 漢語 分別屬于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符號系統，作為視角符號系統一文字，漢語是表意文字，英語是表音文字。兩種語言都有著十分悠久的 歷史 。它們所屬的兩個 民族 在漫長歷史長河中，由于各自所處的 地理 環境 、歷史 文化 背景等諸方面而不同，他們用各自的獨特的方式觀察世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帶有民族色彩的語言體系，孕育出各自獨特的思維方式，從而造就出各自獨特的文化氛圍。思維方式不同其結果是語言方式不同，而語言表達方式不同又反過來直接影響著思維方式。因此，有學者甚至認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
文字有三個方面：字形、字音、字義。研究發現，字音作為語音，主要由左腦 語言 中樞處理。字義則由右腦處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腦處理，漢字字形由右腦處理。文字作為字形、字音、字義的綜合符號系統，左、右腦都參與了處理。現代的 計算機 核磁掃描，也證明也這一點。但是使用表音不強、有序不強漢字的人，則偏重使用右腦。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腦處理漢字則比右腦慢得多，如果由右腦處理拼音文字則比左腦慢得多。
研究還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進入大腦的，一般人的左半腦處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腦處理的是各種繼續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腦左半球的神經元的分布排列整齊有序：大腦右半球相應位置的神經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強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處理，而漢字類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強，由右半球處理。漢字與拼音文字它們的詞意都是由右半腦處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詞意必須左右腦并用，看漢字則主要用右腦，它的表音功能不強。拼音文字利于大腦的均衡發展，左右腦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學的用腦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異可以對大腦不同區域產生刺激。中西方人長期接受這種不同的刺激，使大腦的某些局部區域發達，從而為中西方思維差異奠定了生理基礎。
四、文字差異與思維
作者簡介：高延菊（1984- ），女，漢，山東聊城人，聊城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漢語文化。)
（1.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2.江蘇省文化藝術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05）
摘 要： 漢字是書法的唯一載體，漢字所具有的象形性是書法成為藝術的必要元素，書法對漢字進行了加工，使之成為獨步世界的藝術。
關鍵詞: 漢字；象形性；書法；藝術
中圖分類號：J292文獻標識碼：A
On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alligraphic Art
GAO Yan-ju，GAO Xiao-yun
書法藝術是中國的一種獨特的“線的藝術”，它兼備具象和表現兩種功能，無色而具備畫圖的燦爛，無聲而有聲樂的和諧。(注:胡經之《文藝美學》，北京大學，2004年版。)書法中的楷書端莊優雅，秀麗天成；行書瀟灑活潑，靈韻生動，草書氣勢磅礴，個性彰顯；篆書與碑體（隸與漢魏碑）則古樸典雅，樸質天然。漢字于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各種字體：從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發展為隸書、草書、楷書、行書，書法對這些字體進行了藝術加工，從而使漢字升華為藝術。
書法藝術是世界上唯一一種以文字的書寫作為表現內容的藝術形式。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的根源在于漢字形體本身，漢字形體本身所具有的藝術性決定了書法的藝術性。漢字是書法藝術的載體，書法藝術是造型藝術，而造型所用的素材就是漢字，書法建筑在漢字的形體構造和發展規律之上。
許多學者提出因為漢字的象形性，才造就了書法藝術，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許多不一的觀點。筆者認為，中國書法不是因為漢字象形才成為藝術，但是漢字象形對書法成為藝術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筆者旨在討論漢字所具有的象形性，在書法成為藝術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
一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注:許慎《說文解字•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文字的產生，起源于人類對于自然鳥獸的觀察。人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注:胡經之《文藝美學》，北京大學，2004年版。)，以天地萬物之形、之物狀為基礎，創造了漢字。由此可見，漢字是以“依類象形”為特征的，具有很強的具象性。而漢字的造字法中就有象形法，就是“ 畫成其物, 隨體詰屈。”(注:許慎《說文解字•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也就是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畫出一個漢字來。因而所造的象形字自然就具有形象性，例如甲骨文中“鹿”的字形，是用不多幾條線勾勒出來的鹿的整體側視形，其中鹿的犄角形很醒目，使人一望就知道是“鹿”字。“馬”和“象”的字形突出了馬的鬃毛形、象的長鼻形。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在《藝境》中指出：中國字在起始的時候是象形的，這種形象性的意境在后來“孽乳浸多”的字體里仍然潛在著，顯示著形象里面的骨、筋、肉、血，以致動作的關聯。后來從象形到諧聲，形聲相益，更豐富了“字”的形象意境，像江字、河字，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聞汩汩的水聲，給人一種美的感受。漢字是一種表意的形象，并且是一種完全藝術化的形象。
從純粹的文字角度來看，漢字的象形階段實在是一種異化過程，但從書法藝術上看，漢字的象形卻不自覺地啟示了藝術發展的方向：在文字系統內部培養對自然形象的敏銳反應能力和注意力；同時又為描摹外物形態確定了必須抽象概括的先決條件。這種好處是其他文字系統所不曾具備的。從而為書法將漢字升華為藝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
漢字的象形和一定的事物建立某種聯系，而書法藝術中升華的象形，已突破原來的聯系，是建立在藝術想象上的新的象形。書法對漢字作出了卓越的美學創造，使漢字內在的象形精神得到了升華。漢字的象形從文字發展史上來說，經由象形走向非象形，而從書法的發展來說，它是從一般象形走向更高層次的藝術象形。
漢字的象形表意性是漢字獨特的審美價值的根源所在。隸變（楷書）漢字的筆畫、結構布局擺脫了具象束縛，反而為人們對漢字字形的馳騁聯想提供廣闊空間，從而豐富了書法形式美。東漢蔡邕《筆論》云：“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 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可謂之書矣。”晉代王羲之《書論》亦曰：“凡作一字，或如蟲食木葉, 或如水中蝌蚪, 或如壯士佩劍, 或似婦女纖麗。”一橫可以被想象成一葉扁舟，一只玉案，一點可以被想象成墜石、水珠、瓜瓣、雨滴，書法藝術家正是取銳捕捉住了漢字的這種象形表意性，從而創造出形式各異的書法作品，如王羲之《蘭亭序》中那幾十個形態各異的“之”字，將“之”字升華為了藝術。
漢字的象形結構對書法家是敏感的，引發了他們豐富的聯想。在他們看來，象形的固然象形，不象形的仍然是象形，而這種象形已跳出了文字象形結構的范圍，升華為書法藝術的象形，重新和某種事物建立聯系。例如書法傳統把“永字八法”作為楷書用筆的法則，認為“永”字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在甲骨文中為象形字，像水流長，《說文》曰：“長也，象水襪理之長也。”但楷體“永”字仍是象形，是一種嶄新的藝術象形，即楷書“永”字的每一筆都是象形，都是事物特點的形象化。而且八筆所表征的事物之間，貫穿著統一的精神，即鳥飛、勒馬、梳發、啄食、劃肉等，都是一種運動，無一不顯出動勢。“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注:戴丕昌、范鄉之《古代書論選擇》，山東文藝出版社。)
可見，漢字的象形和外界事物的聯系是理性的，而書法藝術中的象形則對聯系的事物傾注有關情感，是作為生命的形象出現的。書法家把漢字的象形從理性的表義范圍逸出而視為有生命的人的形象，又進一步想象漢字具有人的筋骨、血肉、脂澤、氣息。“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布置穩，不俗。”另外，書寫者還要對作品加注氣勢，因勢生形是結字章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只有有氣勢的作品，才能給人一種生命力的藝術感受。而這種象形的升華，又是從漢字本身，從用筆、用水、用墨，從書寫漢字的總體出發的，是從書法的特點出發的。
歷代書法家都很重視中國文字學，認真研究漢字的筆法和結體，探索文字與書法的相互關系，以及兩者的發展變化。書法家把研究文字的形作為其根本目的，試圖從漢字中去發現多種美的存在。作為一種純粹書法性質的尋譯，書法家可以緊緊抓住“形”反復謳歌，而絲毫不涉及到音、義方面的問題，因為后兩者不是書法藝術應該承擔的義務。所謂“摒棄文字的語言性，保留文字的形象性，這個形象性正是指漢字的結構美而言。書法家們的目的，就是怎樣盡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修養、技巧、認識）努力去體現漢字的這種結構美和作為它的依附的線條美，以及由這兩種美中噴發出來的各種情緒美和神韻美。
點畫線條的形象和位置關系會產生一種運動的態勢，漢字的這一特征與書法藝術的產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漢字是一種以線條為基本組成部分的文字，線條組合的豐富性和穩定性也決定了漢字造型的靈活和穩定，不同的線條，不同的結合。靈活之中顯得穩重，對稱之中表現和諧，漢字線條的這種獨特的特征帶給漢字的就是一種“骨”。這是一種從漢字本源所散發出來的“氣”。美學家認為，線條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對客觀事物外形重要屬性的一種抽象，漢字的抽象美也首先和主要地表現為線條美，僅從那線條上，就能使我們領略到書法的抽象美。在變幻無窮的線條組合中，漢字不僅融入了事物自然形態的感性之美，而且移注了極豐富的生活和倫理內涵的人文美。它是“自然的人化”，凝結了華夏民族的審美情趣和生命意識， 顯示了中國人對自然的高度理解和對其形式規律的把握能力。余秋雨在《文明的碎片》中曾作過精彩的描述：“東方式的線條是精神的軌跡、生命的經緯、情感的纜索, 在創作過程中又是主體力量盈縮收縱的網絡。”正因如此，漢字書法才能“若飛若動”，具有強烈的運動感，才能“若愁若喜”,高度自由而酣暢地抒感。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