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7 18: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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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海外投資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政治風險
一、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基本情況考察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資本輸出國為保護與鼓勵本國私人海外投資而建立的一項重要的國內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資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進行投資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最令投資者憂慮的莫過于與東道國政治、社會、法律密切相關的非商業風險，即政治風險(politicalrisks)。例如：投資東道國基于本國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外國投資者的財產實行的國有化或征收；為了維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實行的外匯管制；東道國發生的戰爭、內亂等等，這些事故將使外國投資者的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乃至經營不能繼續。政治風險均基于東道國權力而為，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投資者只能望“險”興嘆，而無法放心大膽地把手中的資金投向本是廣闊而具有巨大潛力的海外市場。
為消除投資者的顧慮，資本輸出國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以保護本國投資者。該制度的運行機制是資本輸出國通過特設的或指定的保險機構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在投資所在國(即東道國)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直接保險或保證，一旦海外投資者的投資與投資利益因東道國發生政治風險而遭受損失，即由該保險機構予以補償，之后該保險機構將取得代位求償權，由其代表國家替代海外投資者的地位向東道國代位索賠。
二、我國海外投資保險法律保護的現狀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調整我國海外投資的法律散見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為國內法和國際法兩個層面。在國內法方面，國務院1985年頒布了《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授權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營有關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的各種保險業務，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也據此頒布了《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對外商在華投資的非商業風險(即戰爭和暴亂、政府征用、限制匯兌等政治風險)提供了法律上和經濟上的保障，但對中國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資的同類風險則缺乏明確的規定。
1995年10月開始實施的《中國人民共和國保險法》在其有關“財產保險合同”的法律條文中，也沒有針對海外投資的非商業性風險實行保險的專門規定。在國際法方面，一是雙邊條約，即我國與外國簽訂的一系列雙邊投資保險協定以及有關的保險協定；二是多邊條約，我國參加的調整海外投資保險的多邊條約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國經批準加入的《多邊投資擔保公約》(《漢城公約》)?？傮w來說，調整我國海外投資的國際法規范數量更多，體系更完整，內容更詳實。在效力上也優于國內法規范。
三、關于我國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具體構想
1.關于承保機構。對于我國承保機構的建立，可以采取審批和保險相對分立的體制模式。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簡稱“人?！?內部設立一個新的獨立的機構，專門負責我國海外投資保險的經營。該機構應該受國務院委托，獨立運做，獨立核算，以服務于保護我國海外投資為終極目標，與其他的承保一般商業保險的業務相區別。再建立一個統一的“承保委員會”負責投保審批，從國家財政計劃上對可承保的海外投資項目賠償金額做出合理的安排。關于被保險人。直接投資者，但是各國的規定并不完全一致。筆者認為，我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中合格的投資者應該包括：(1)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國國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3)全部資本或50%以上資本為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所有或控制的外國法人，其他經濟組織。關于合格的投資。合格的投資一般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1)合格的投資項目。應該具備的條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資必須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壯大；二是應該獲得東道國的批準，能夠為東道國也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資，包括新建企業，舊企業的擴大，現代化及發展。
(2)合格的投資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資東道國的法律及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允許的適當的投資，不論何種形式都應該給予承保，包括各種股權投資、證券投資、貸款投資等。但是對投資項目所給予的最高投資保險金額應該以總投資額的80%-90%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資者自己來承擔。這樣可以提醒投資者在遇到風險時盡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義務。關于承保的風險。各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均將承保范圍限于政治風險，主要包括外匯險，征用險和戰爭險。我國也應該將這三種政治風險作為基本承保險別。至于其他類型的風險，考慮到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還不發達，經驗還不足，可以暫時不予以承保。關于代位權。代位權是指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后向投資人支付了保險金后，處于投保人的地位向東道國索取賠償的權利。筆者認為行使代位權的依據應以國際法上的外交保護為基礎，加快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證協議的步伐，以協議作為行使代位權的依據更有嚴肅的國際法上的條約效力。
四、結語
總之，我國海外直接投資事業的不斷拓展需要我國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資保證制度。構建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應注意吸納各國共通的實踐做法，也要適應國情需要采取一些靈活具體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護我國海外投資及投資利益。
參考文獻：
姚梅鎮，《國際投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修訂版.
蔡志剛，《美日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及其啟示》，載于《國際經濟合作》1994年第12期.《維也納公約條約法公約》.
吳智，《建立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體系的法律思考》，載于《現代法學》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張志元，《日本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及給我國的啟示》，載于《現代日本經濟》1997年第5期.
余勁松，《國際投資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稅收政策的政策效應如果說在我國保險市場尚未全方位立體地對外開放之前,保險市場競爭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我國傳統保險稅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行業之間的社會公平和吸引外資、引進先進保險管理經驗和技術的政策功能,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那么加人后,我國對外保險政策和保險市場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之后,現行保險稅收政策的政策效應又如何呢
首先,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在形式上違背了習的國民待遇原則,違反了保險市場機制的平等競爭原則。人世之后我國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便是保險業,盡管從長遠來看,對我國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個難得的機遇,但是從近期來看,挑戰是實質性的。在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中,保險業首當其沖。根據協議,人世后我國對外保險政策將會發生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放寬外資保險公司的市場準人政策逐步擴大外資保險公司在華經營的業務領域和業務范圍,并取消其數量限制外資保險機構在法律、規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待遇將與國內保險機構相同。這就意味著在年內逐步給予外資保險企業與中資保險機構同等的待遇—“國民待遇”,尤其是外資保險機構將享有我國保險市場所有權上的“國民待遇”。而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依然給予外資保險企業“超國民待遇”—比內資保險企業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因此,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嚴重違背了的國民待遇原則,其政策的滯后性使其顯示出明顯的不公平性,在我國稅收環境中中資保險企業不能與外資保險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使本來就處于幼稚成長階段的中國保險業的經營環境更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加雪上加霜。顯然,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嚴重違背了稅收所追求的公平原則,不利于民族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有違于稅收政策制定者的初衷。這是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的一個顯著的負面效應。
其次,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也悖離了稅收的效率原則,損害了經營效率、社會效率。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作為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手段已不再發揮作用,稅收優惠政策對外資保險企業在某種情形下變得多余而浪費。一方面,一項吸引外資的政策能否發揮作用與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投資動因有著密切的關系。外資保險企業爭相進人中國,看中的是中國潛在的巨大保險市場,也就是說,中國保險對外國投資者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價值的是中國保險市場的“市場所有權”,而的加人,意味著中國保險市場所有權對外資保險企業的某種讓渡。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保險稅收政策對外資保險企業已顯得不再重要,甚至無關緊要。另一方面,一國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是否與外商投資者所在母國的稅收政策相協調,如果投資者所在國對海外投資所得實行稅收抵免或扣除限額,則投資者實際上并沒有得到稅收優惠,只不過發生了稅收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在此情形下,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政策變得不僅多余,而且產生了浪費。我國目前對外資保險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就屬于這種情況。
第二,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已演變為我國民族保險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根據我國加人后半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從表面上看,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似乎駛人了快車道,年一月共實現保費收人億元,同比增加億元,增幅刀,其中,人身保險業務增幅高達,財產保險業務增幅。然而,從承保利潤來看,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年上半年保費增幅高達的壽險公司賬面利潤僅有億元,較上半年同期減少億元,下降幅度為。據業內人士分析,保費收人上升而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賠款和給付同比增加億元,增長以外,壽險公司營業費用、手續費、傭金分別增長了、和?？傊?保費上升而利潤下降主要是由于保險經營成本不斷攀升所致。其中,營業費用的上升成本為保險經營成本上升的第三大因素。而在營業費用的構成中,中資保險企業承擔的營業稅負占據著較大的分量。稅收的強制性和營業稅的易于征管,使營業稅負成為了我國保險企業的固定成本,也是通過保險企業自身改善經營管理都難以消化或減少的經營成本。而我國現行保險營業稅收政策一方面對內高于國內一般行業的營業稅,另一方面對外資保險企業的營業稅負給予了較大的優惠—可享受較高的稅基扣除標準和年之內退還營業稅的特殊待遇,相比之下,中資保險企業承擔的營業稅負是比較沉重的。另外,對外資保險企業在所得稅上的各種優惠以及在城市建設維護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上的免稅待遇,相對削弱了中資保險企業的獲利能力和資金積累能力,而外資保險企業恰恰在資金實力上有著明顯的竟爭優勢,可見,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實際上是一項“扶外強、懲內弱”的不合常理的政策,不僅直接影響了我國民族保險企業的經營成本和承保利潤,而且削弱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國際競爭力。深層次地看,加人后,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還進一步影響了中資保險企業的資本造血功能,威脅著整個民族保險業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甚至對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將產生不良影響。這一結論似乎聳人聽聞,其實一點也不為過。因為,一國保險業能否長期穩定健康地發展,主要取決于該國保險業是否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和充足的償付能力。而目前我國保險業面臨著資本金嚴重不足、償付能力偏低的狀況。和外國保險公司相比,中資保險公司的資金實力差距甚遠。我國民族保險業不僅資本實力弱小,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資本金不足的狀況。解決我國資本嚴重缺口的現實途徑主要有一是利用中資保險公司上市融資。這一途徑目前還受到我國保險法規、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以及保險公司自身經營業績的現實約束,因而不可能成為解決資本嚴重缺口的主要途徑。二是吸收外資參股。目前,這一方式在我國各保險公司中甚為流行。然而應該看到,外資參股往往夾雜著一些苛刻的附屬條件,其參股數量也是有限的,一些資金雄厚的著名保險公司尤其是美國更傾向于在中國設立外資全資子公司,因此,利用外資參股解決資本缺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加強保險公司的自身資本積累。即按照保險公司法的規定從歷年的利潤提存資本公積金。比較而言,這種途徑應是最可靠的主要途徑。然而這一途徑卻受到了我國現階段保險公司獲利能力急劇下降的嚴重制約。從年以來,我國保險業的平均資本利潤率水平逐年下滑,平均只有一,可供中資保險企業提取資本公積金的數量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造成其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較高的營業稅率無疑增加了中資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因而嚴重影響了它的資本造血功能,直接威脅到了中國保險業的償付能力,僅以最低償付能力標準衡量,減少了毛利潤,同時,比外資保險公司多交一倍多的所得稅,導致中資保險公司的稅后凈利潤大大減少中國保險業償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已高達犯,我國保險企業存在著較大的潛在支付信用危機。超級秘書網
第三,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導致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任何一項政府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干預手段,都會對社會福利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也不例外。政府稅收給社會福利帶來的變化主要由政府財政收人和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組成,由于稅率的固定性,政府獲得的財政收人是確定的,因此,我們著重考察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尤其是較高的營業稅對我國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當前保險市場結構或市場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加人,后,我國保險市場結構表現為中資保險公司在市場份額上仍占有絕對壟斷優勢,而在保險企業數量上中外合資及外資獨資保險企業數量卻超過了中資保險企業數量。另外,目前我國仍對保險商品實行價格管制,因此,我國對保險商品征收的較高的營業稅負,中資保險公司難以通過漲價而轉嫁,它受到了外資保險企業外在竟爭壓力和政府價格管制的雙重約束。故此,從形式上看,是中資保險企業獨自承擔了營業稅的較高稅負。實際上,營業稅的稅負的最終承擔者是誰取決于保險商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從總體上看,我國保險商品供給彈性很大,一是保險生產中的固定資產比例低,供給不必受到調整生產規模的技術約束二是在外資保險企業全面進人中國保險市場后,中資保險企業具有搶占市場先機的內在沖動。而相比之下,我國保險商品的需求彈性較小,主要受保險意識弱、收人水平低、保險價格高以及保險信用、服務質量差等因素制約。因此,盡管對于不同種類的保險商品,保險消費者因需求彈性之間的差異具體承擔的營業稅負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上看,我國保險商品需求相對于供給無彈性,營業稅的稅負主要由保險消費者承擔,即通過保險商品的銷售,將稅負主要轉嫁給了保險消費者。
這似乎違背了我國保險稅收政策制定的初衷,再次證明了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未能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更主要的是它損害了我國保險消費者的社會福利,使得我國保險消費者必須付出更多的貨幣才能換回必要的保險消費。從社會整體上講,必將抑制我國保險總需求,對于正在迅速成長的我國民族保險業是極為不利的。另一方面,較高的營業稅負也對中資保險公司的生產者剩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是由于加人后我國保險市場竟爭日趨激烈所致,不僅存在中資保險公司之間的竟爭,而且有中外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保險市場竟爭格局給消費者帶來的多樣化選擇,使得保險營業稅負不可能完全轉嫁給保險消費者,中資保險公司必定要承擔一定的生產者剩余損失。而外資保險公司因繳納的營業稅在年內予以退還,實際上并不承擔生產者剩余損失。
總之,加人后,保險市場的國際競爭格局使得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造成了較大的消費者剩余損失和一定的生產者剩余損失,并且兩者損失之和超過了政府財政收人,其差額即為稅收造成的社會無謂損失—社會福利凈損失。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美國保險業的監管模式，闡述了美國保險業的組織體系，全面分析了美國保險業的監管手段，進而借鑒美國保險業的監管經驗，提出了我國保險業監管制度發展和改革過程中應采取的對策。
在美國，跨州的商業活動一般由聯邦政府管理，但保險業卻是個例外。保險業在美國傳統上一直由各州自行管理，保險公司的經營許可證也由州政府頒發。早在1850年以前，由于購買保險者較少，保險市場很小，故各州的保險管理法規很少，如對保險公司并無需要繳納保證金，以便保證最低償付能力的要求，而且對保險公司的投資也不作任何約束。這種松散的管理方式對保險公司的發展不利，對保險的消費者——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更不利。隨著美國保險業的發展，公眾要求保險業加強管理的呼聲日益高漲。1850年，新罕布什爾州首先設立了第一個保險委員會，對該州保險業進行監管，這可認為是美國最早的保險監督管理機構。隨后，馬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康乃狄克州和紐約州等紛紛效仿。到1871年，幾乎所有州均建立了保險監管機構。而聯邦政府僅監管具有全國性、不易由各州自我管轄的險種，如洪水保險、農作物保險、犯罪保險和變額人壽保險等險種。
一、州保險業監管的模式
美國各州對其州內保險業的監督管理一般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方監管模式。
（一）立法監督管理
美國各州立法機關均制定保險法規，以規范保險公司、保險中介人等的保險經營活動，保障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維持保險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這些法律一般都對保險公司的注冊和領取營業執照，業務范圍，解散、清算和破產以其保險公司提取和結轉準備金，費率的制定標準，資金的運用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如著名的紐約州保險法（NewYorkStateConsolidatedLaws）共99條，約200萬字以上，內容主要以保險業法為主，對保險企業的經營活動均有詳細的規定，對其他州保險法的制定影響較大。而加利福尼亞等少數州的保險法主要以保險合同法為主，側重于調整保險人和投保人、被保險人之間的關系，保證雙方行為受到法律規范的約束。
（二）司法監督管理
通過州法院在保險合同雙方發生糾紛后進行判定得以實現。主要體現在法院具有保險合同條款的解釋權。另外，州法院被賦予其他一些權力，如審定州保險法規的合憲性和檢查州保險監管部門行為的合法性等。
（三）行政監督管理
州保險的行政最高監督權由州保險監督官（thesuperintendentOfinsurance）執行。其中有的監
督官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有的則由州長直接任命并由州立法機構批準通過。另外，各州往往另設保險監督副官若干名，以協肋監督官執行工作。保險監督官的權力主要集中于核發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監督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和資金運用狀況，管制保險險種的費率，給予保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警告、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方面。當然，以各州保險監督官為成員的全國保險監督官協會，在各州保險監督官執行監管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保險業監管的組織體系
1871年，全美各州保險監督官組成了全國保險監督官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Commissioners—NAIC），其主要任務是向各州保險監督官提出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定期相互交流保險監管的信息與觀點，擬定樣板法律和條例供各州保險立法參考。同時，由于NAIC擁有大量的財務和市場數據，因此它還制定保險教育和培訓計劃，起草規范的財務報表，出版保險刊物，以協助各州保險監督官之間分享保險監管的經驗和技術。雖然NAIC制定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確實對各州保險監管的有效實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NAIC擁有一個全美范圍內保險公司財務狀況的數據庫，各州保險監管部門以及其他的數據使用者可以通過計算機網絡從中獲取信息。由于NAIC要求保險公司有統一的財務報表及會計準則，并且有可以壓縮90％文件的計算機磁盤存儲技術，從而它的數據庫信息包括了近5000家保險公司最近10年內的年度財務信息以及最近兩年的季度財務信息，并且某些年度信息數據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NAIC的財務數據庫在幫助各州進行保險業監管、對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進行監控和實現其他金融分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保險業監管的手段
（一）保證金制度和清算制度
各州保險監管部門一般均規定，保險公司設立時，應按資本金或基金（相互保險公司為基金）的一定比例向保險監管部門指定的銀行繳納保證金，以確保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非經批準不得動用。較早建立該保證金制度的分別為紐約州（1947），新澤西州（1952），馬里蘭州（1965）。1989年，NAIC制訂了保證金法案，提供了一些各州可共同使用的方案。至1991年，保證金在全美累積已達到42億美元。當保險公司的盈余賬戶達到某一不可接受的水平或公司的行為嚴重損害被保險人利益時，州保險監管部門便會介入該保險公司的經營。如果這種介人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監管部門便會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如涉及的是小保險公司，州監管部門便會讓大公司兼并該小公司，或動用保證金對該公司清算。如涉及的是大中型保險公司，就采取包括沒收財產、令其停業整頓、清理債務和宣布解散等措施。當然這些都須事先經法院批準。
事實上，無論大小保險公司的經營失敗都會使被保險人失去原來保險合同中的某些權利。如果是人壽保險公司破產，保單持有人將不能得到保險合同中許諾的投資回報。各州對受損的被保險人將給予一定的補償，但必須視各自的條件而定出不同的補償標準。如一些州補償個人被保險人時明顯優于公司被保險人。
（二）法定責任準備金提留制度
各州保險法均規定，保險公司在業務經營中，必須依法提留各種準備金，即保險人必須為承擔未到期責任和處理未決賠償而從保險費收入中提存資金準備。準備金包括：總準備金、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和未決賠款準備金。保險準備金不是保險企業的營業收入，而是保險企業的負債，保險企業必須有與保險準備金等值的資產為后盾，才能確保公司的償付能力。各州監管部門正是通過監管保險公司及時、足額提取準備金，合理地使用好準備金，來保障被保險人的利益，保證保險公司安全經營。
1992年以前，全美保險監督官協會僅要求保險公司擁有單一的準備金，即強制的證券價值準備金（MSVR）。自1992年起，要求保險公司擁有兩種不同的準備金，即資產價值準備金（AVR）和利息保持準備金（1MR），以保護被保險人由于保險公司投資失敗而帶來的損失。AVR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由于保險公司資產在銷售時低于資金成本所作的儲備，這主要是考慮到普通股和優先股、抵押貸款、房地產等的投資風險。公司必須在NAIC提出的指導比例下，根據自己的資產情況，在AVR賬戶下存有一定比例的準備金。例如，普通股和優先股的指導比例是1％，抵押貸款的指導比例是3.5％至10.5％。IMR則是為了由于政府債券利息的變化引起保險公司損失而作的資金準備。
（三）常規審計制度和清償能力測試制度
各州保險監管部門和NAIC都要求保險公司按時遞交年度報告。這種報告采用NAIC擬定的基本格式，包括保費收入、費用開支、投資項目、準備金的提取等一系列財務統計資料。各州保險監管部門每三年對這些報告進行審計，并邀請其他州監管部門派代表參加。而NAIC的審計則是把全國分為6個區域，各區域有一名代表參加。
為了在被保險人遭到損失前，對保險人的清償能力即已了解，NAIC通過電腦對各種數據進行分析，建立了早期警戒系統（1RIS）。IRIS主要分析以下比率：（1）資本金和盈余率；（2）總收入和凈收入；（3）傭金與費用和保險費與最低資本金；（4）投資收益率；（5）保費變化；（6）準備金變化。如果IRIS對某保險公司的分析結果超出預期正常結果，州保險監管部門會對該公司密切注意，追查原因和規定其限期改正，否則，將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1992年，NAIC又制定出一套針對人壽保險公司的新的資金要求系統（RBC），以防范新的風險。后來又將之擴展到財產保險公司。RBC的標準和原來IRIS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一，對于財產保險公司而言，RBC要求的資本金數額由下列風險因素決定：保險公司的財產風險、信譽風險、承保風險和巨災風險等。對于人壽保險公司而言，由下列風險因素決定：保險公司的財產風險、承保風險、利率風險和商業風險等。第二，RBC考慮了保險人在承保險種和投資方向上的不同。如兩個保險人在規模方面雖然類似，但一個保險公司經營保守，而另一個較為大膽創新。在以前的規定下，兩個保險人要求有相同的最低資金額，但在RBC下，后者將被要求更高的資金額。采納RBC的目的是保障由于保險人的經營失誤所帶來的風險。
很顯然，RBC比以前的最低資本金和盈余金的要求更適合當今美國的保險市場。如果現在保險人不能滿足RBC的要求，當它達到嚴重程度時，保險監管當局將會采取相應的對策。雖然NAIC禁止RBC公開使用，以作為評價保險公司等級的工具。但這種系統卻很容易被公眾所了解，而許多保險公司的管理部門也開始想方設法改進RBC測試的結果。這種情況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可能會引起保險公司過會注重投資和承保的決定，而反過來會影響保險公司今后的盈利。
（四）保險價格的管理制度
保險市場上不能使用開放而無限制的價格競爭，因為保險價格在最終成本出來以前早已制定。價格過低，雖然若干年后才會發現，但仍會導致保險人最終破產。而過高的不必要的高價，又會導致被保險人利益的損失。因此，在保險市場上，保險價格的管理，即保險費率的管理是很有必要的。
美國各州保險價格管理的近期目標是：保險費率公平、足夠和無歧視。公平意味著費率對于被保險人存在的風險來說并不太高；足夠意味著在精算的基礎上，費率又不太低；無歧視意味著相似的風險應有接近的價格。各州保險價格管理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保險人的清償能力，避免被保險人因為保險公司的管理漏洞而引起的經濟損失。相對于商業公司的被保險人而言，個人保險中的被保險人由于保險知識的匱乏，更容易由于保險人管理的缺陷而遭受損失，因此，美國各州保險監管部門對個人保險險種的費率管理更加嚴格。而對于保險人在制定商業財產保險和再保險費率時，由于被保險人往往是企業，所以，保險公司往往有很大的自由度?，F在美國各州一般主要有三種價格管理方式：（1）事先批準式。要求保險公司在使用某險種費率前應得到州監管部門的批準。例如，紐約州規定，勞工賠償保險、醫療事故責任保險、信用保險、擁有權保險和機動車輛保險等的費率，必須事先向州監管部門申報，經同意后，保險公司方可按其申報的費率承保業務。其費率只能在2％幅度內上下浮動。（2）開放費率式。允許保險公司使用自己選擇的費率，但使用后必須將費率在州監管部門歸檔，并允許監管部門隨時提出廢除任何正在使用的費率。各州監管部門一般對個人人壽保險、健康保險、海洋貨物運輸保險等費率，均采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既保留了保險公司享有的自由使用費率的權利，又保留了州監管部門的監管權利。（3）統一費率式。在某些險種中，如汽車責任保險和火災保險，各保險公司往往都使用美國財產保險費率制定局（ISO）、美國保險服務協會（AAIS）和全美勞工險聯合會（NCCI）等費率組織提供的統一費率。但這種方式違反了聯邦反托拉斯法，有聯合制定價格之嫌。而且，由于大公司統計數據齊全，明顯在競爭中占有優勢。因此，1989年，ISO首先宣布不再向其成員保公司提供費率，以后只是提供損失成本的趨勢，成員保險公司可以免費使用這些損失數據，然后結合自己的費用來制定自己的費率。從1990年開始，其他費率組織也相繼采取了這種措施。
（五）投資活動的范圍限制
保險公司并不可隨意投資，因為拙劣的投資可以導致保險人破產，最終也危及到被保險人的利益。所以，各州監管部門都制定了嚴格的投資范圍、保險資金運用的結構和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投資種類等。
一般地，各州保險監管部門允許保險公司投資的對象為：美國政府債券、州或市政府債券、加拿大債券、抵押貸款、高質量的公司債券、限額的優先股和普通股等。同時，規定通過各種形式運用的資金占其總資產的比重不得超過一定比例。例如，紐約州規定，保險公司投資的債券（政府債券除外）不得超過其被州監管部門承認的總資產的10％。
另外，由于人壽保險公司持有大量投保人的儲蓄金，而且人壽保險合同持續時間較長，所以監管部門都嚴格限制人壽保險公司的投資領域，特別是嚴格規定執有普通股票的比例。比如在紐約州，這比例應是保險人可被承認的財產的10％。而且，如果人壽保險公司提供以投資為基礎的新險種（如變額人壽保險和萬能人壽保險），還必須遵守其特殊的規定。相反，財產保險公司在投資范圍方面往往有較大的自由度。
（六）對保險公司資本金和盈余金的規定
保險公司在開辦前都必須符合各州保險監管部門的許多規定。最為重要的是最低數目的資本金和盈余金要求。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資本金要求，不同類型的保險人的資本金和盈余金要求也會不同。例如在佐治亞州，規定保險公司必須維持的最低資本金和盈余金為300萬美元。而有的州標準很低，如科羅拉多州，對于人壽保險公司僅需60萬美元的最低資本金。如果外州保險公司到其他州去營業，還必須擁有該州的營業執照，即也必須符合該州對保險公司資本金和盈余金的規定。這種要求便于管理和控制外州保險公司在該州的經營。
總之，美國保險業監管制度的最終目標是：（1）促進保險人的清償能力，保持社會公眾對保險制度體系和機構體系的信任。（2）保護保險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減少和打擊保險行業的犯罪，維護保險市場的有序發展。（3）確保保險公司有健全的管理和財務狀況，并對保險投資人提供一個公平及自由競爭的保險市場。
四、美國保險業監管制度的借鑒
隨著中國保險業的高速發展，中國保險業監管的方法、手段、水平、力度也在逐步提高。但我們也看到，加強保險監管、規范保險市場秩序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國要從根本上解決保險市場上存在的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國保險業監管系統應借鑒美國先進的監管經驗，按照國際通行規則辦事，建立保險監管責任制，逐步改進和完善保險監管手段。
1.盡快完善我國保險業監管法律法規體系WTO的加入，意味著今后國內的相關法律、法規要與國際慣例接軌，使我國保險市場向規范化和國際化方向發展。雖然自1995年《保險法》頒布以來，我國在保險法規的制定和完善方面已取得很大進步，先后制定了包括《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人管理規定》、《保險經紀人管理暫行規定》在內的一系列規章制度，但相關的規范保險市場主體行為的法規和實施細則還沒有出臺，尚未形成規范保險市場所必須的法律環境。因此，我們現在要依據保險市場開放的現狀、加入WTO后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和經營情況、國際保險監管趨勢的變化狀況，參照國際慣例，全面清理與WTO基本原則和對外承諾不相符的內容，盡快修改和完善保險法，出臺一系列與保險法相配套的各種法律法規，以便充分發揮保險法律的引導和保障作用。同時要加大保險執法監督力度，堅持依法行政，努力提高保險業的執法水平，為保險業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
2.建立我國自己的保險業早期警戒系統指標體系監管體系的內容具體表現在許多方面，但突出監管償付能力的核心地位，建立一套完整的控制指標體系，無疑是加強保險監管、改善保險監管的首要任務。我們應參照美國IRIS比率指標體系，建立自己的保險監管指標監控系統，如建立最低資本充足率制度，把對保險公司資本的監管方式，從靜態監管變為動態監管，把償付能力監管由一年一次的年終監管轉變為以信息制度為基礎的經常性監管，指導和督促保險公司適時監測自身的經營管理情況，及時調整經營策略，以保證公司的最低償付能力水平。另外，應逐步做到將監管結果定期向社會公布，以加強社會監督。
3.加強保險監管報表報送制度的建設財務報表是保險監管部門對保險公司日常經營活動進行監管的首要工具，切實提高報表的分析質量，充分地利用設計科學的報表和指標對保險業進行全面的、及時的風險監測及監管，是對保險業實施非現場監管的前提。為了達到利用報表進行監管的目的，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第一，保險監管部門應配備專業的分析人才，適時、有效地評估報表。第二，充分利用IT技術，及時發現問題，防患于未然。第三，開發財務報告評估系統，及時分析財務報表，將風險抑制在萌芽狀態。第四，條件成熟時將監管部門評估系統與保險公司聯網，以便早日發現問題。第五，保險監管人員在審核時，不僅要看該保險公司最近年度的情況，還要研究數年來的模式和趨勢，以便提高分析的質量和監管水平。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紹了巴西極具人性化的車險經營，以望給改革中的 中國 車險帶來“些啟示。知果把經營理念調整為以人為本而非以利潤為本，將會帶來車險的可持續 發展 和良性竟爭的氛圍。
巴西是南美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 經濟 實力最強的國家，該國礦產、水能資源豐富，輕重 工業 都較發達。近年來穩步發展的經濟和政府有效治理通貨膨脹的斐然成績極大地刺激了保險需求。巴西國民的保險購買率和保費增長率已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同樣，由于巴西經濟的穩定，也使保險人可以從容經營，保險投資計劃也能順利付諸實施。近幾年，僅athi集團下屬的三家保險公司就一下增加了3萬份新的汽車保險單，車險也是巴西非壽險公司主要營業利潤來源之一。
一、巴西車險的近況
2001年巴西汽車凈保費達7.gbn瑞亞爾(r$)，這與巴西有車族的增加是分不開的。與此同時，保險人也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奪各自的市場份額，對于開放中的巴西市場不僅有內資保險保險公司的競爭，還有與外資保險公司的競爭。競爭中的車險極具增長動力，車險凈保費逐年增加如下:
巴西的汽車保險主要是承保車輛的碰撞損失，偷盜，火災損失。近幾年也出現了責任險，因為巴西人和歐洲美國人不同，他們不好訴訟，這相對制約了責任險的發展。一般來說，對于第三者責任險保險人是把它作為保險的一個整體來經營的，由車主在每年繳納汽車稅時同時交付。而且保險人承擔責任時并不追究過錯方，保額以3od()瑞亞爾為限。
在巴西，偷車現象和竊取車內物品的現象比歐美更為常見，對于這方面的保險需求比較高，同時 法律 訴訟也常見。盡管這種現象在1997年之后有所好轉，但車主還是積極投保盜竊險，從而使得盜竊險在車險中的比重居高不下。
巴西車險產品的定價和附加服務越來越成熟和完善(例如24小時求救電話;在汽車快速處理中心注冊過的投保人，可以享受到很高的服務費折扣;對于進口車和團體車隊承保能力的專業化)。這些導致了巴西保險業界不僅是“大魚吃小魚”，更是“快魚吃慢魚”，為了追求高效率和規模效應，一些小的保險公司成為大保險公司專門的進口車承保機構或服務部門，甚至成為其銷售渠道以發展靈活優勢。
二、7一eleven計劃
2002年n月，巴西開始7一eleven計劃，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一個在地鐵和公共場所出人口的自助出售機、atm等機器上附加vcom凡osks設備即可直接出售保單，24小時營業。消費者只要進人公共服務系統，就可得到險種的報價，也可以直接和銷售員說明購買情況，可以用現金、支票以及其他貨幣指令進行交易。這使得保險公司走出了磚石水泥框架，更方便了廣大投保人。巴西準備在2(x)3年共添置l以x)個vcomriosks，如果運營較為成功，則將推廣3500個，并計劃以后上網銷售。
三、巴西車險的特點人性化
1、投保人投保時的可選擇余地。
首先體現在保險人的可選擇性。盡管每個保險公司提供的個各不相同，但巴西消費者還是要“貨比三家”，因為對于相似的保障，各保險公司的要價絕不相同。其次投保人除了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險服務，例如汽車丟失、損壞賠償之外，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一項或多項其他服務，例如配件維修、車輛預定、投保人個人保險等。另外，投保人在購買其他類別的險種時，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折扣，并獲得更多的附加服務。
消費者還可以自己選擇免賠額以降低所交的保費。一般提高200一500瑞亞爾可以碰撞和賠償保費15%一30%。而具備安全防盜裝置、abs和氣囊裝備等成為保險公司給予車主優惠的主要標準，即是“優質客戶”，是各保險公司爭奪的對象。而在其他保險公司無賠款記錄也可以作為保費優惠的理由。
保險公司的服務范圍細致周到。車輛保險根據不同的車種享受不同的服務，車輛的各個部分也分別享受保險。例如，投保人可以單獨為汽車玻璃投保，這樣一來，即使玻璃上出現非常細小的裂紋，只要打個電話，保險公司就會馬上負責修理。
2、出險時快速溫馨的服務。
以保證在最短時間內提供服務，幾乎每個保險公司都為自己承保的車輛提供24小時求救電話，并在全國甚至周邊國家廣設分支機構。甚至對于車輛被盜或者受到嚴重損害的投保人，保險公司可以提供車輛預定服務，為這些暫時沒有車開的人提供便利。在車輛損壞需要維修期間，保險公司可以向投保人提供事先預定的車輛直到受損車輛維修結束，期限最長為巧天;在汽車丟失或者嚴重破壞而永久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向投保人提供事先預定的車輛直到支付了全部賠償金為止，期限最長為30天。
最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伊塔烏保險公司。它設有汽車快速處理中心，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特別辦事處。投保人只要在任一辦事處填一張表格，選擇所需要的汽車維修服務，就可以坐在家中等待保險公司把修好的汽車送上門來。如果車輛在路上拋錨，快速處理中心的各個分部也會迅速出動，把汽車立即修好或拖回投保人的住處。更為誘人的是，在汽車快速處理中心注冊過的投保人，可以享受到很高的服務費折扣。另外，在汽車維修期間，投保人可以免費使用預定車輛五天。
如果不是在快速處理中心注冊的用戶也無須擔心，只要在伊塔烏保險公司給自己的汽車上了保險，在發生車禍、遇到故障的情況下，只要撥打一個免費電話號碼，保險公司就會從最近的分支機構派出救兵，這是保險公司提供的24小時救援服務。如果事故地點在投保人住處30公里以內，保險公司提供拖車、燃料和換輪胎等服務，并負責把汽車里的人和行李送回住處;如果事故地點在投保人住處50公里以外、100公里以內，保險公司負責車輛的保存，也提供郵寄零件等服務;如果事故地點在100公里以外或者阿根廷、巴拉圭或者烏拉圭境內，保險公司還提供住宿等服務，如遇重大車禍有傷員或者死者時，保險公司還會提供醫療、住院、運送遺體等服務。
3、汽車受到保障的同時保障了人。
這是最具巴西汽車險最具人情味的服務。巴西很多保險公司都為投保人提供了個人保險項目。投保人在購買汽車保險之后，就可以享受到相應的人身保險，在全國境內任何一個地方發生車禍受傷、致殘或者身亡，都可以獲得賠償。這種賠償并不局限于受保車輛的車禍。也就是說，投保人即便開著其他車輛遭遇車禍，一樣可以獲得賠償。在巴西購買車輛保險可以說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
四、對我國車險人性化經營的啟示
2002年1月1日起，我國車險費率正式放開。保險各界同仁和消費者都認為車險費率放開后車主將是最大受益者;而保監會認為，此次車險費率放開將不會導致業內價格戰。但是，車主能否真正受益關鍵在于我國的保險公司是否真的做到以人為本。
保險產品實行個性化，可以是險種險別的多樣組合，例如第三者責任險和意外傷害險的結合;可以是費率實行隨車、隨人和隨區域的制定;可以是最直接的降價或提供費率折扣。但是這些如果僅僅流于形式，等同于竭澤而漁，最后終會走向價格戰和惡性競爭，損害自己和消費者的利益。
車險作為財險的主要領域，首先要體現人本主義。保險公司只有從個性化、人性化作起，于處處體現保險的真諦，這樣才會有自己的利潤可言，才能在自己內部的競爭中倚各自優勢而立，面對外來競爭而巋然不動。當然我們的保險起步比較晚，無論從硬件還是軟件來與國外相比，都存在劣勢，但是外資保險的進人是一個過程，進人以后還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我們要在這段時間彌補不足，增強競爭能力。
我認為我國車險 發展 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l、經營理念上臺階—由客戶導向轉向客戶關系營銷(erp)?？v觀國內的保險公司，其經營理念大多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而發達國家已由以保單為中心和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階段進人客戶關系管理階段(erp)。推出個性化的保單，還要加大市場銷售的力度，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銷售方式，例如汽車保險中介人、電話和互聯網、直郵等，以降低中間費用。
同時服務上以提高客戶滿意度為標準。根據國外的統計數據表明， 金融 保險業，客戶忠誠度上升5%，公司利潤上升25%一85%。在國內保險公司未完全建立起來。在緊急救援、理賠速度、定損準確性等客戶最重視的方面與客戶期望的相距較遠，導致盡管保險公司提供了不少的服務項目，而客戶滿意度不高。
2、加大技術含量，包括管理技術和精算技術，由粗放轉為集約型經營。
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應趨向于信息化、 科學 化，可以建立網上車險投保及理賠系統、callcenier統、crm系統及基于數據分析的工具(如erp、人員業績評估、分險種核算)等系統。目前，國內各家保險公司均開展了傳統性的項目(如緊急救援、快速查勘理賠、拖車等)及延伸服務(如換胎、加油、洗車等)，而層次高、具有整體性、明顯差異的全方位服務(如美國dra修理項目及g玲查勘制度、三星移動辦公及“客戶滿意經營制度”、安聯andatex定損系統、 臺灣 富邦保險的網上支付賠款、美國kemrer公司的無線上網理賠、澳大利亞的全國救援及修理體系等)則還沒有進人運營計劃。同時要建立各種非壽險精算系數來完善的風險分析和控制體系。只有建立高水平的精算系統和能夠分析出各種不同的風險系數，才能精確的確定成本， 計算 費率。而不是盲目的給優待或回扣來拉攏客戶。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除了系統設備的引進，還有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不過值得欣慰的是目前 中國 的精算已經進人起步階段了。
3、人員素質提高
人才缺乏在國內保險公司中普遍存在，特別是隨著保險主體增多，造成人才緊缺乏相對嚴重。而 現代 車險經營需要復合性人才，特別是掌握精算技術、風險管理、汽車新技術、電腦、 法律 等全面知識的人才。只有這些人才才能使保險的服務和經營提高一個層次，形成優良的保險環境和完善的可持續發展的保險市場。
4、快速理賠，多樣服務，準確定損定價，加強與外部機構的合作
關鍵詞:區域金融合作; 金融集聚;金融輻射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6-00022-12
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有賴于一些經濟比較活躍的核心區域的帶動,如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的強力引擎,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在,環渤海經濟區已成為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之后的第三個增長極,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個地區所具有的金融資源是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鍵性約束條件｡我國三個地區的金融成長及現狀無論是在資本形成能力､利用外資能力､直接融資能力還是金融創新能力上都存在著差異,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有很多,如空間距離的影響､各地經濟發展態勢､政府對金融業管制的態度及對異地金融業進入的許可程度､居民的金融意識等均是造成不同地區間金融業形態迥異的不可忽視的原因｡
一､理論基礎及相關文獻綜述
(一) 金融集聚論
金融集聚既可以定義為一個過程,也可以定義為一個狀態或結果｡前者指通過金融資源與地域條件協調､配置､組合的時空動態變化,金融產業成長､發展,進而在一定地域空間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統的變化過程,也可以看作是金融運動的地域選擇和落實､金融效率的空間調整和提高的過程｡后者則指經過上述過程,達到一定規模的密集程度的金融產品､工具､機構､制度､法規､政策文化在一定地域空間有機組合的現象和狀態｡
金融集聚的內涵豐富而深刻,既包括金融資源､金融系統在結構､功能､規模､等級上的時空有序演變過程,又涵蓋了金融資源與地域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及其它產業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過程,具有地域性､動態成長性､復合性和層次性四個特點｡
(二)區域金融理論的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區域金融的系統專著不多,主要有《中國區域金融分析》,《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張軍洲博士在其專著中提出了區域金融的概念內涵:區域金融理論是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發展空間結構變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空間金融結構的差異､現代金融生長點､金融資源配置與優化組合､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的相互關系､區域金融發展的動力等｡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在外延上,它表現為具有不同狀態､不同層次的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劉仁伍博士則在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概念上進行拓展和一般化,提出區域金融結構是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等要素在政治上､經濟上､地理和地緣上､行政管理上具有一定相對獨立性地區的存在｡
(三)金融地理學的理論基礎
金融地理學屬于地理學龐大體系的一個分支,更準確的說,它應該是經濟地理學的一個子集｡而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和配置､世界資源的使用以及世界經濟的擴張和分布狀況｡
金融地理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邊緣學科,學術界尚未對這一學科的研究范圍和研究內容達成一致｡目前,國內該學科的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而國外關于金融和貨幣的地理文獻中,很大一部分是論文｡他們選取了相對狹窄的領域但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以致難于出現全面的概括性的論文｡《金融地理學視角下的區域金融成長差異研究》從金融地理學的全新視角探討中國區域金融的空間差異､空間過程和空間的相互作用,采用金融地理學的相關方法論探討金融中心定位和金融資源整合問題｡
(四)金融輻射力的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國內外文獻中關于城市金融輻射力的研究非常少見,主要原因在于難以確立研究的指標,而且缺乏成熟的模型可以借鑒｡所以金融輻射力往往只是一個定性的名詞,沒有定量的研究作參考｡隨著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一些方法可以被引入解釋金融地理的現象,其中的威爾遜模型能夠為解決金融輻射力的問題提供新的解釋｡《長三角城市金融輻射力的實證研究》對長三角城市金融輻射力作了分析｡針對城市金融輻射力提出了指標體系,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首次將經濟地理學中的威爾遜模型用來度量長三角各中心城市接軌上海的能力以及各自的金融影響力,并計算出它們的輻射半徑｡而該文中的金融輻射力的測算又是在借鑒了城市金融競爭力的研究成果之上得出的,如殷興山､賀繹奮､徐洪水,周立群､潘龍勝等學者運用因子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給出了不同地區金融競爭力排名｡但是排名研究的結果給出了城市個體的相對競爭地位,并沒有給出城市間相互影響的水平｡
本文擬在這些研究成果之上,運用威爾遜模型,分別計算出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地區各自區域內中心城市的金融綜合競爭力的排名,并根據排名,對三個地區的主要中心城市的發展現狀､基礎條件比較優勢､金融輻射力､金融政策取向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金融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二､珠三角､長三角及環渤海地區的經濟概況及綜合經濟實力比較
(一)三個區域的界定及經濟概況
1.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間地域范圍涉及兩省一市,包括1個直轄市:上海;3個副省級市:南京､杭州､寧波;11個地級市: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共15個城市｡兩省一市面積21.07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2.19%;截至到2004年底,擁有人口13504.4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39%;GDP達到34205.67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25.04%;人均GDP達到25329.17元,是全國人均GDP的2.4倍｡
2.珠江三角洲是連接港澳的窗口和橋梁,是率先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區域｡珠江三角洲覆蓋的空間地域范圍包括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城市,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5個地級市和肇慶､惠州等縣級市｡整體面積1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1.88%;截至到2004年底,擁有人口8303.7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6.39%;GDP達到16039.46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11.74%;人均GDP達到19315.99元,是全國人均GDP的1.8倍｡
3.環渤海經濟區是指環繞著渤海全部及黃海的部分沿岸地區所組成的廣大經濟區域｡從地域上講,是以津京大都市經濟圈為核心,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遼寧省和山東省,共三省二市,陸域面積52.2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5.44%;截至到2004年底,擁有人口22722.1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7.48%｡GDP達到38415.48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28.13%;人均GDP達到16906.64元,是全國人均GDP的1.6倍｡
(二)環渤海與長三角､珠三角的綜合經濟實力比較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10多年的市場經濟健康運行,中國的經濟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化,最早崛起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對我國南部乃至全國的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領頭作用,而環渤海經濟區已成為繼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之后中國經濟的第三個增長極,目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環渤海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都比較高｡三大區域面積僅占全國總面積的9.51%,而GDP截至到2004年底卻占了中國經濟總量的64.91%｡而與長三角､珠三角兩個區域相比,環渤海經濟區國土面積､人口､GDP總量都處在三大經濟區域的首位,然而,在人均GDP和地均GDP上卻落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三､三地區金融業的發展現狀比較
(一)三地區金融業發展狀況比較
這里我們按照國內通行做法,將銀行､證券､保險和基金作為金融業的主體行業進行分析,至于信托､租賃和擔保等行業,由于所占份額相對較小,所以暫且忽略不計｡
1.銀行業
環渤海地區具有豐富的銀行機構資源和比較完善的銀行組織體系｡截至2005年末,環渤海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39,889家,其中,中資機構39,718家,外資銀行(分行)171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為554,189人,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為92,756.1億元｡2005年末,環渤海地區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75270.35億元12,比年初增加11459.15億元,同比增長17.96%｡在人民幣存款中,儲蓄存款余額占全部存款余額的比例超過60%,儲蓄存款增量占比超過50%｡2005年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48305.13億元,比年初增加6472.45億元｡
在環渤海地區銀行系統內,渤海銀行的成立可謂是一件大事｡2006年2月16日,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對外營業｡渤海銀行是1996年以來獲中國政府批準設立的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是第一家在發起設立階段就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中資商業銀行,也是第一家總行設在天津市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2005年9月6日,渤海銀行全體股東在北京正式簽署協議,宣布渤海銀行籌建工作進入開業準備階段｡2005年12月31日,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暨揭牌儀式｡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銀行體系同樣比較完善,業務規模較大｡2005年末,長江三角洲地區中資金融機構網點數24,456個,中資機構24,355家,外資銀行(分行)101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為359,074人,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為80,022.8億元增長迅速｡截至到本 年末,長江三角洲地區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66,440.3億元13,比年初增加10,028.7億元;余額同比增長20.9%｡長江三角洲地區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49,316.7億元,比年初增長6,069.7億元,同比增長16.5%; 2004年長江三角洲地區金融機構累計現金收入130,035.4億元,同比增長28.8%｡全年累計現金支出130,806.2億元,同比增長28.5%,儲蓄存款､匯兌､城鄉個體經營和工資性現金支出增長較快,全年累計凈投放現金770.8億元｡
近年來,珠江三角洲地區銀行業組織體系日益健全,業務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5年末,珠江三角洲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擁有網點數1.6萬多個,從業人員22.9萬多人,機構網點數和從業人員總數均居全國首位｡截至2005年末,珠江三角洲地區銀行業類金融機構總資產42460億元,比上年增加4792.5億元,同比增長12.72%｡在資產規模較快擴張的同時,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繼續改善,盈利能力明顯提高｡全年銀行業類金融機構實現利潤222.35億元,比上年增加27.36億元｡截至2005年末,珠江三角洲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38119.91億元,同比增長14.07%,增速同比提高了1.87個百分點｡2005年人民幣各項存款增長一直快于本外幣各項存款的平均增速,尤其在7月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各項存款增速進一步提高,外幣存款則呈現負增長｡2005年末,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同比增長15.78%,外幣存款余額同比下降6.14%｡全年珠江三角洲地區金融機構儲蓄存款余額為20267.76億元,同比增長14.96%,增速同比提高了1.87個百分點｡新增儲蓄存款和企事業單位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分別為54.98%和62.89%,分別比上年同期提高14.33個和13.68個百分點｡同時,珠江三角洲地區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23261.21億元,同比增長9.99%;比年初增加2191.43億元,同比少增363.19億元｡各項貸款增速延續了2004年以來的回落態勢,2005年末各項貸款增速低于上年2.79個百分點｡雖然貸款增速回落､新增貸款同比少增,但是由于珠江三角洲
地區經濟外向程度較高,企業資金渠道較為多樣,因此,從整體來看,社會資金較為寬松,資金供給總量適度｡
2.證券業
2005年末,環渤海地區共有證券公司26家､證券營業部603家､證券服務部146家､期貨經紀公司超過45家,證券從業人員超過10,000人｡上市公司融資量增加｡2005年末,環渤海地區共有境內上市公司超過300家｡環渤海地區證券營業部全年股票基金交易額14,944.3億元｡股票市場股東戶總開戶數為1,297.5萬戶｡其中北京的證券市場是環渤海地區最為發達的,截至2005年底,北京地區證券公司總公司14家,分公司2家,證券營業部171家,證券服務部14家｡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10家,比上年新增4家,管理證券投資基金42支｡期貨經紀公司20家,與上年持平｡證券從業人員6000人｡證券投資者開戶數累計161.4萬戶,機構投資者開戶數較快增長,而個人投資者開戶數略有減少｡證券市場各類證券成交額9322.5億元,比上年下降49.6%｡其中股票成交額4343.7億元,下降40.1%;國債成交額305.4億元,下降54.5%;基金成交額91.3億元,增長15.7%｡2005年,證券業風險逐步化解｡華夏證券進入清算程序,中信建投證券受讓其證券資產后掛牌成立;瑞銀集團注資17億元,參與北京證券重組｡環渤海地區其它的地區的證券市場有待加強｡
2005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共有證券公司32家,證券營業部超過300 家,共有從業人員超過1萬人;所有證券營業部共完成交易額68911.8 億元｡其中尤以上海的證券市場為龍頭,2005年末,上海市的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取得成效,直接融資規模擴大｡繼光大､東方證券公司成為全國首批創新試點券商后,截止2005年末上海市共有5家公司獲創新試點資格,占全國的1/3,中銀國際成為首批規范類券商｡2005年,上海4家創新試點證券公司成功發行12億元債券,創設認購､認沽權證4.5億元;有5家證券公司共獲得14.5億元流動性貸款和35億元中央匯金公司注資,防范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全年共處置本地證券期貨公司3家､異地證券期貨公司在滬營業部35家,有效地避免了風險的傳染;6家證券公司按創新試點標準的第三方存管方案通過證監會專家評審,3家證券公司的第三方存管方案正處于實施過程中｡股權分置改革順利推進｡2005年末,上海市已完成股改或公告方案的公司有63家,占全國426家股改公司的15%,占上海市138家應股改公司的46%,居全國前列｡直接融資規模擴大｡2005年,上海企業海內外直接融資達624.1億元,其中:發行A股籌資256億元,發行H股籌資97.1億元,發行短期融資券､世博債券和企業債券共籌資271億元｡注冊在上海市的基金管理公司共發行30只開放式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達1798億元,同比增長37.4%,占全國的38.6%｡
珠三角地區的證券業在調整中發展,截至2005年末,珠江三角洲地區有法人證券公司24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基金總規模2052.32億份;期貨公司26家,營業部18家,期貨交易額9228.67億元,期貨保證金余額18.51億元｡截至2005年末,珠江三角洲地區上市公司數163家,約占全國的11.6%｡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共有10家上市公司在國內證券市場融資,合計募集資金29.34億元｡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資本市場改革和發展取得重要進展,長期積累的風險正在得到逐步釋放和化解,推動市場發展的力量正在不斷集聚,實現市場突破性發展的基礎已經具備｡珠江三角洲地區股權分置改革工作走在全國前列,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內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和已進入股權分置改革程序的公司比例和市值雙雙過半,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和風險化解工作穩步推進,基金公司發展繼續保持良好勢頭,資本市場綜合監管體系正在逐步形成｡
3.保險業
環渤海地區是全國性保險公司比較集中的地區｡2005年末全部業務保費收入1371.06億元｡比上年增長280.92億元｡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286.22億元,比上年增長超過45.89%,增長強勁;人身險保費收入814.32億元,與去年相比增長23.77%｡保險業對保障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市場開放,北京地區保險機構､人員規模持續增長｡截至2005年末,保險公司達到44家,比上年新增13家,其中,產險公司14家,壽險公司28家,再保險公司2家｡保險中介機構6094家,比上年新增1028家,保險從業人員達到57220人,比上年增加4125人｡2005年,累計實現保費收入497.7億元,同比增長78.2%,(中意人壽獲中石油24億美元保費的大單)保險深度和密度分別為7.4%和3293元｡其中,財產險實現保費收入67.1億元,同比增長1.26%;人壽險實現保費收入389.4億元,較上年增長迅速,增幅達到117.5%｡通過出口信用保險支持北京地區出口35億美元,占一般貿易出口額的20.8%｡保險資金運用渠道還受到限制,主要集中在低風險的投資產品,與負債在收益和期限等方面不盡匹配｡2005年,天津市保險市場呈現多元化發展格局,業務發展勢頭回升｡天津市保險市場主體繼續增加,共有保險總公司及分公司20家,支公司99家,營銷服務部233家,專業保險中介機構56家,兼業機構2939家,基本形成了覆蓋城鄉的保險經營網絡｡年末保險公司總資產為251.5億元,同比增長18.8%｡保險業務扭轉了增速下滑局面天津市保險市場共有各類產品3661種,保險業務靠財產險和人壽險新產品的拉動,扭轉了近兩年增速下降的局面｡全年共實現保費收入90.6億元,同比增長11.8%,累計賠付支出17.5億元,同比增長0.3%｡總部設在天津市的渤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10月18日正式開業,由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天津聯津投資有限公司､北方國際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保稅區投資有限公司､天津泰達集團有限公司五方發起設立｡注冊資本金為人民幣5.5億元｡渤海保險是第一家總部設在天津的財產保險公司｡
2005年,長江三角地區保費收入表現出明顯的恢復性增長態勢,其中財產險較快增長,人身險在發展中穩步調整｡全年保費收入為1,084.26億元,比上年增長67.5億元｡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為292.4億元,比上年增長40.44億元,人身保險費收入756.6億元,比上年增長22.82億元｡其中,2005年,上海市保費收入合計333.6億元,同比增長8.8%｡其中:財產險和壽險分別實現保費收入87.9億元和245.8億元,分別增長18.3%和5.8%｡上海市保險密度2452元,保險深度3.66%｡全年保險業各項賠款和給付共計87.5億元,同比增長23.3%,其中:財產險賠款47.3億元,同比增長38.8%;人身險賠款和給付合計40.2億元,同比增長8.9%｡保險市場競爭更加激烈｡2005年末,上海市共有保險公司70家,比2004年末增加14家｡保險公司在業務和人才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人才流動性明顯提高｡外資保險公司在險種開發､市場開拓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業務發展較快｡全年上海市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同比增長27.1%,比中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增幅高21.5個百分點;中､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比例為83:17,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份額同比上升2.5個百分點｡
近年來,珠三角地區保險市場不斷擴大,機構數量不斷增多｡截至2004年末,珠三角地區保險市場有各類保險經營主體35家,數量位居全國各省市第二位,其中總部設在珠三角地區的保險公司有9 家｡2004年廣東省保險業保費收入436億元,占全國總保費收入的9.8%,同比增長15.3%,近6年以來首次高于全國平均增長水平｡保險業總資產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截至12月末,珠三角地區保險業總資產達到848億元,同比增長24.8%｡從構成看,銀行存款占25.5%,國債投資和證券基金投資占3.2%和0.3%｡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保險業務增速繼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保費收入邁上了500億元的新平臺,同比增長14.45%,其中人身險保費收入338.32億元,同比增長15.95%;財產險保費收入160.92億元,同比增長11.39%｡保費收入在全國的比重提高到10.15%｡全年累計賠付123.50億元,同比增長15.92%｡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保險深度為2.3%,保險密度約575元/人｡珠江三角洲地區內各保險公司進一步開展結構調整和業務創新,為珠江三角洲地區保險業的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2005年12月末珠江三角洲地區保險業總資產規模達到1090.12億元,同比增長26.28%｡從構成看,銀行存款､國債投資和證券基金投資分別占7.22%､3.13%和0.22%｡200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保險業壽險業務表現搶眼,業務內涵價值明顯上升,初步呈現出保費結構優化的跡象｡中資保險公司依然掌握著市場的競爭主動權,外資保險公司處于從屬地位｡
從三地區的保險業比較情況看,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的保費收入基本持平,珠江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的差距相對較大｡
(二)三地區金融資源集聚程度比較
金融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一個地區金融服務業發展潛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金融資源的豐富程度來反映｡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分別是我國三大經濟圈,從金融資源的集聚程度看,三地區均位于全國前列,但相互之間的特點卻有各不相同｡
由于中國缺乏各地區金融資產和M2的統計數據,無法直接采用麥氏和戈氏指標來衡量金融成長度｡但是中國的主要金融資產集中在銀行,而銀行的最主要資產也是存款和貸款,所以利用存貸款的數據,基本可以揭示中國金融發展的狀況｡計算公式:
FIR=(S+L)/GDP
式中,FIR表示金融相關比率,S代表存款額;L代表貸款額;GDP為各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
本文采用存貸款總額､存差/存款及金融相關比率(FIR)等指標來衡量金融資源的集聚程度｡需要說明的是金融相關比率作為某一時點上的金融資產與GDP的比值,通常被用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金融化程度｡在這里我們借用過來作為衡量金融資產的豐富程度和集中程度,實際上是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表述｡
從下表可以看出,在標志金融資源豐富程度的幾項指標上,環渤海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水平相當,在存差規模上,2005年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分別為17,125.08億元､14,858.7億元和27,605億元｡在經濟的金融化程度上,三地區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三區域的金融輻射程度比較
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逐步開放,許多城市都把提高自身的金融競爭力當作發展目標之一,不少城市還提出了建設本區域金融中心的口號｡目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區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個增長極｡那么,在這三個區域內,各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到底如何?是否存在區域內部的金融中心城市呢?如果存在的話,其對周邊城市的金融影響力如何?這是本節要關注的問題｡
在以往對城市金融競爭力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只是用因子分析等方法給出各個城市金融競爭力的名次,往往不關心城市間相互影響的水平,原因在于模型的選擇比較困難｡在本節中,我們用金融輻射力來度量各個城市對其周邊城市的＂溢出＂效應即金融影響力,也就是測算出其金融輻射半徑｡隨著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有關區域理論的一些方法可以為此服務,其中威爾遜模型為解決金融輻射力的問題開辟了思路｡本文將引入威爾遜模型對各個城市的金融輻射力進行研究,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下幾個方面:(1)選取某些金融指標,分別對三個區域內的城市進行金融競爭力的排名;(2)運用威爾遜模型,測算出其中具有重要金融影響力的城市的輻射半徑;(3)運用專業軟件繪制出三個區域的影響域｡據此,本文希望得出一些具有啟發意義的結論｡
(一)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金融輻射
根據威爾遜模型,區域j對區域k的資源吸引的能力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Tjk=KOjDkexp(-βrjk)
其中流強Tjk表示區域j吸引到的來自區域k的資源總數,Oj表示區域j的資源總量,Dk表示區域k的資源總量,rjk表示兩區域間的距離,β稱作衰減因子,決定了區域影響力衰減速度的快慢,K則作為歸一化因子,在大多數討論中令K=1｡王錚等人通過對人口問題的研究將威爾遜模型簡化,簡化之后城市的輻射能力可以表示為Dkexp(-βrjk)｡該式子揭示了城市的吸引強度隨距離衰減的原理,因此王錚等人取定一個閥值θ,當一個城市的金融能量衰減到這個值定下范圍時,就可以近似認為該城市對這個范圍以外的區域沒有輻射作用了｡也就是說,通過下式:
θ=Dkexp(-βrjk)
只要知道Dk､β,便可測算出一個城市的金融輻射半徑r｡
在此之前,本文選取9個金融指標對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進行金融競爭力的排名,進而得出Dk｡這9個指標分別是:地區生產總值(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保費收入(億元)､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億元)､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億元)､財政收入(億元)､財政支出(億元)､年末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億元)和外商直接投資(億美元)｡為了計算口徑上的統一和消除數據量綱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額應兌換成人民幣數額,采用的匯率為1美元兌換8.25元人民幣｡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金融競爭力排名:
本文認為因子得分大于0的城市具有金融輻射的功能,而因子得分小于0的城市則被視為接受金融輻射｡因此,我們將重點討論廣州､深圳､佛山的輻射強度,測算出這三個城市的金融輻射半徑｡由前面的研究知道用因子分析法得到的綜合因子是衡量一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的,所以本文將綜合因子視為該城市的金融資源總量｡運用SPSS軟件可以得到指標的因子矩陣:
根據該因子矩陣可以得到因子的表達式:
Factor1=地區生產總值×0.999+固定資產投資×0.992+保費收入×0.915+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0.993+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0.993+財政收入×0.984+財政支出×0.993+年末城鄉居民儲蓄余額×0.966+外商直接投資×0.879
我們用該因子代替9個原始指標,可以近似得到珠三角各個城市的金融資源總量:
此外,王錚等19人在研究城市間人口流動和中國大陸各城市的交通吸引強度時,發現
式中D是相互作用域的域元尺度,域元即作用發生的單元范圍,T是域元內傳遞子的平均個數,tmax是元素中具有擴散功能的最大個數｡本節在研究城市的金融輻射力時,用三個區域各自所包括的城市的平均行政土地面積來表示域元面積D,區域內城市的個數來表示T,區域內具有金融輻射功能的城市的個數來表示tmax｡因此,我們根據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到珠江三角洲9個城市的行政土地面積,進而計算出D;由表7中的因子得分可以知道珠三角有3個城市(廣州､深圳､佛山)具有金融輻射功能,即tmax=3;很顯然T=9,最后利用上式可以計算出珠江三角洲的衰減因子β=0.0512｡
考察表7中位列第三位的佛山,其因子得分值0.17752的數量級在十分之一,所以假設0.1為珠江三角洲金融綜合因子的閥值,也就是說當城市的金融能量衰減到0.1以下時,就可以近似認為該城市沒有金融輻射作用了｡由計算公式,θ=Dkexp(-βr)可以得到:
將表9中具有輻射功能城市的金融資源總量Dk代入公式就可以得到主要城市的金融輻射半徑:
根據表10的計算結果,借助photoshop軟件描繪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金融影響域,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出,廣州､深圳和佛山三個城市已經構成了一個網絡,其輻射區域基本上包括了廣東整個省,說明了目前這三個城市對廣東金融的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而且,這三個城市的輻射域涵蓋了珠江三角洲的所有城市,可見其在珠江三角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佛山的輻射域基本上被包括在廣州的影響范圍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佛山金融的發展與廣州密切相關｡近幾年來,佛山依靠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充分接受廣州的輻射和帶動,與廣州共享交通網絡､金融資本､人才和信息等資源;利用深圳的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借助這個平臺來招商引資｡可以說,佛山經濟的發展已成為珠三角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因此,珠三角應該利用廣州､深圳的龍頭地位,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區域性金融市場的輻射能力,實現金融資源互動｡
(二)長江三角洲城市的金融輻射
在獲取長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金融輻射力時,采用的方法與前面相同,也是利用威爾遜模型計算得到｡首先我們選取10個金融指標對長江三角洲的城市進行金融競爭力的排名,這10個指標分別是:地區生產總值(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保費收入(億元)､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億元)､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億元)､財政收入(億元)､財政支出(億元)､年末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億元)､外商直接投資(億美元)和進出口貿易總額(億美元)｡考慮到長江三角洲各個城市都屬于沿海城市,國際貿易比較發達,故在指標的選取上與珠三角相比增加了進出口貿易總額｡在把后兩個指標兌換成人民幣數額的基礎上(采用的匯率為1美元=8.25元人民幣),采用因子分析法就可以得到長江三角洲各個城市的金融綜合競爭力排名:
與前面的討論相同,排名前六位城市的因子得分大于0,所以認為它們具有金融輻射的功能｡在得到長三角城市的金融綜合競爭力排名的同時,可以知道指標的因子矩陣｡根據因子矩陣可以近似計算出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嘉興和無錫的金融資源總量:
根據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到長江三角洲各個城市的行政土地面積,從而計算出域元面積D;很顯然tmax=6,T=15,最后利用衰減因子的計算公式得到長江三角洲的β=0.063｡由于排名第六位的無錫的因子得分值為0.01463,其數量級在百分之一,所以假設0.01為長江三角洲金融綜合因子的閥值θ｡由計算公式
和表12的數據就可以得到長三角主要城市的金融輻射半徑:
根據表13的計算結果,可以描繪出長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金融影響域,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長三角主要城市已經形成了一個輻射區域互相重疊的網絡,金融資源共享的格局基本形成｡上海作為該地區的中心城市,其輻射范圍覆蓋了長三角的絕大部分城市｡蘇州作為江蘇的一個重要輻射中心,其影響范圍包括了江蘇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此外,南京對鄰省安徽的東部有重要影響｡杭州的輻射范圍到達了長三角的南翼,已成為浙東北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城市｡嘉興和無錫的影響區域基本上被包含在了其他幾個城市的輻射域內｡可以說,長三角地區主要城市的輻射區域環環相扣,位于中心地帶的城市(如湖州､常州)都接受來自多個主要城市的輻射,金融相互影響力比較強｡
(三)環渤海經濟區城市的金融輻射
環渤海經濟區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新興的一個重要區域,其發展已明確納入國家的＂十一?五＂規劃中｡環渤海經濟區包括兩個直轄市北京､天津和三個省份河北､山東､遼寧,但對其所囊括城市的界定尚不明確,因此在該區域中,我們將選取有代表性的幾個城市進行研究,之后同樣選取金融指標對這幾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進行排名｡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到下表:
同樣采用相同的準則,筆者認為北京､天津､大連和沈陽四個城市具有金融輻射的功能｡利用因子矩陣可以近似得到它們的金融資源總量:
同樣,根據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到環渤海各個城市的行政土地面積,從而計算出域元面積D;很顯然tmax=4,T=10,最后利用衰減因子的計算公式得到環渤海經濟區的β=0.0412｡由于沈陽的因子得分值的數量級在十分之一,所以假設0.1為環渤海經濟區金融綜合因子的閥值θ｡由計算公式
和表15的數據就可以得到環渤海主要城市的金融輻射半徑:
根據表16的計算結果繪制出環渤海地區主要城市的金融影響域,如圖3所示｡
從圖3可以直觀地看出,環渤海地區主要城市的輻射范圍很廣,往北可以到達內蒙古｡北京作為該地區的中心城市,其金融資源的影響力很大,輻射域基本上囊括了環渤海的大多數城市｡作為首都毗鄰的天津市,其金融輻射可以到達膠東半島｡沈陽和大連已經成為遼寧省經濟發展的兩個標志性城市,且金融實力不分上下,其影響范圍除本省之外,還包括吉林省南部｡可以說,環渤海地區主要城市的金融互動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尤其是實現了多個城市間的金融相互滲透｡
(四)三區域金融輻射力的比較
在分別討論過三個區域的金融輻射后,我們將三個區域的相關情況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繪制出三區域的金融影響域｡如圖4所示｡
從圖4中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輻射區域依次增大,這主要是由于三區域的地域范圍不同,從而引起衰減因子值大小的不同｡此外,我們發現三區域之間的金融互動能力較差,也就是說,三區域的金融輻射還只是對本區域內的城市產生影響,對其他區域基本上沒有影響,這一點從圖中可以很好地體現出來｡應該說,這三個經濟區域之間的金融資源競爭還是很激烈的｡因此,如何加強這三個經濟區域的金融合作､取長補短,建立良性的競爭模式,避免地方保護行為是當前面臨的一個問題｡只有這三個區域實現了金融資源互動,才能從根本上發揮＂增長極＂的作用,才能對我國其它地區金融的發展產生示范､指導和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 武巍,劉衛東,劉毅. 西方金融地理學研究進展及其啟示[J].地理科學進展,2005,4
[2]金雪軍. 演化視角下的區域金融成長度差異[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4,5
[3]金雪軍. 金融地理學:國外地理學科研究新動向
[J].經濟地理,2004,6
[4] 金雪軍. 我國區域金融成長差異的態勢:1978-2003[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4,8
[5] 金雪軍. 金融地理學研究評述[J].經濟學動態,2004,4
[6]莊紅韜.中央加強政策支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最為強勁
[7]韓平. 加強區域協作,積極推進環渤海地區經濟金融發展[J].港口經濟,2006,1
[8] 項俊波. 提高金融自主創新能力,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J].中國貨幣市場,2006,7
[9]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課題組.《中國城市金融環境評價》,2005,10
[10] 魏書華,鄧麗姝. 我國三大經濟帶的現狀與走勢預期. 摘自中國網,2004,4
[11] 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江蘇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2] 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浙江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3]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上海市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4] 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廣東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5]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北京市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6]中國人民銀行石家莊中心支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河北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7]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山東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8] 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遼寧省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19] 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05年天津市金融運行報告》,2005年
[20]陜西經濟信息網,sei.gov. cn/
課題組組長:張元萍
論文摘要：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須考量農業保險自身特點、宏觀社會經濟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國農業保險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壟斷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營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農業互助合作保險組織和私營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間非盈利團體經營的模式等。我國現行由中國保監會設計和推動的五種模式利弊兼有。為了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我國應確立“多層次體系、多渠道支持、多主體經營、多地區共同發展”的農業保險混合發展新模式。
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它并非單純的保險業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農業政策、農業與其他部門或產業的關系甚至各級政府責任劃分等，這些因素如果協調得好，就能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和前提條件。因此，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通過立法手段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復雜利益關系進行綜合協調的過程。我們必須進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類型。任何一種或幾種模式的選擇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這需要立法的不斷推進。
一、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考量因素
縱觀中外農業保險法律制度變遷史，我們發現，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農業保險自身特點
農業保險具有風險的可保性差、交易費用高、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等鮮明特點，這些特點對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農業風險的可保性差使保險組織與投保農戶在農業保險市場上難以自發成交，從而決定了農業保險不能全盤照搬一般商業保險的模式。由經營技術難度高、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特別嚴重等多種因素引起的農業保險產品的交易費用過高，決定了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應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為一項重要標準，并以組織制度和運行制度的創新為基本原則之一。此外，農業保險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使政府對農業保險市場的干預成為必要，這決定了政府主導或支持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應是各國農業保險模式的理想選擇。
(二)宏觀社會經濟政策
一方面，宏觀社會福利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發達國家將農業保險作為農村社會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農業保險的政策性很強;發展中國家視農業保險為農業自然災害損失補償政策的一部分，故農業保險的政策性顯得相對較弱。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的影響、農業產業政策的影響和外貿政策的影響。如在外貿政策的影響方面，根據wto規則，政府不可以依黃箱政策對農產品進行直接補貼，但可以依綠箱政策對農業保險實施補貼，并向農業生產者提供與產量無關的收入補貼以支持農業。現在，許多wto成員國正在充分利用這一綠箱政策，在國內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財稅扶持為核心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農業保險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顯。
(三)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體現為該國或該地區政府財政收人和國民人均收人狀況，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府財政收人就越好，國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則相反。由于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農業保險補貼支持，同時農戶也須采取“選擇性進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費才能享受相應服務，而不同農業保險模式對政府支持能力和農戶付費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別，因而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國際比較角度看，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特別是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實力差距大，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就千差萬別。而在一國內部，亦可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狀況，選擇多樣化的農業保險法定模式。我國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是此類混合式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實踐經驗和教訓
在已制定實施農業保險法的國家和地區，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既可能深受該國或該地區相關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影響，也可能受他國或他地區相關實踐經驗和教訓的一定影響。以加拿大為例，在1959年聯邦政府通過《聯邦農作物保險法》之前的20多年時間里，雖然該國沒有開辦農作物保險，但有一些與保險的功能相似的為因災受損的農場提供經濟補償的政策項目，這些政策項目在實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許多不足。這些源于國內的寶貴經驗和教訓，為<聯邦農作物保險法》的制定與實施打下了一定的實踐基礎。此外，促使該國政府下決心舉辦農業保險，也與其鄰國美國20多年試驗農作物保險所提供的較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有關。
(五)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理論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經濟生活總是會表現出相應的杠桿指導作用，這點在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中也不例外。相關的經濟學理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指導作用。美國農業保險理論認為，要取得農作物保險的成功，此類保險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統計資料。受此觀點影響，美國政府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十分慎重，在1938年開辦農作物保險之前已對1900年一1938年的災害損失進行系統科學的分析，對擬采取的模式進行了可行性論證，1938年《聯邦農作物保險法》獲得通過后，該國政府就設立了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負責設計、維持和完善農作物保險制度。德國及其他一些西歐國家農經學界，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認為農作物一切險是不能成立的。受該理論影響，西歐除少數國家(如法國、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發展一切險農作物保險。
二、外國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具體選擇
受上述諸因素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場為主導的商業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類。從保險體制和組織機構的角度來看，農業保險模式又大致可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政府壟斷的模式
以前蘇聯、希臘、加拿大為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險組織形式是由政府出資設立國有保險公司或者集中統一的國家農業保險機構(在前蘇聯是國家保險局)，對農業保險業務實行壟斷經營;保險責任范圍為多重險或一切險，保障水平較高;保險實施方式不一，希臘是強制保險，加拿大是自愿保險，前蘇聯和原東歐國家是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但以強制保險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營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模式
這一模式以美國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險組織形式是由聯邦政府出資設立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負責農業保險的規則制訂、稽核監督并提供再保險，農業原保險業務則全部交由私營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或;保險責任范圍為農作物一切險，保障水平高;保險實施方式是自愿保險與強制保險相結合，但名義上以自愿保險為主，又可稱為準強制保險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農業互助合作保險組織和私營商業保險公司混合經營的模式
這一模式有時也被稱為民辦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歐國家為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提供充分的政策優惠;政府沒有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業保險組織體系，農業保險業務主要由農業互助合作保險組織和私營商業保險公司混合經營;保險責任范圍一般只涉及單一險和綜合險，不涉及一切險;保險實施方式是自愿保險。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間非盈利團體經營的模式
這一模式也被稱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會社模式，以日本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農業保險提供補貼和再保險支持，并對其進行監督和指導;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的不是政府保險機構，也不是商業性保險公司，而是民間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保險相互會社—市盯村農業共濟組合;實行兩級再保險體制，即在縣級范圍內由都道府縣農業共濟組合聯合會為市盯村農業共濟組合提供分保，在全國范圍內由中央政府農業再保險特別會計(官方)和國家農業保險協會(非官方)為都道府縣農業共濟組合聯合會提供再保險;保險責任范圍為農作物一切險，保障水平高;保險實施方式是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但以強制保險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國家再保險公司為主經營的模式
巴西為該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國家再保險公司是農業保險業務的主要經營者，兼營農業保險原保險和農業保險再保險業務;其他商業保險公司只經營農業保險原保險業務，并向國家再保險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構等社會力量聯合主辦、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經營的模式
菲律賓是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政府對農業保險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險組織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機構聯合出資設立政府控股的保險公司，并由其負責農業保險業務的經營，各有關金融機構可為其人;保險險種少，涉及范圍小，保險責任范圍大多較為狹窄，保障水平較低;保險實施方式大多為強制保險，并且這種強制一般都與農業生產貸款相聯系。
(七)純商業化經營的模式
在世界農業保險發展史上，商業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業務基本上是失敗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歐國家等多國商業保險公司承擔單一雹災風險獲得了成功;二是在嚴格限定承保條件的前提下，少數國家的純商業化經營也取得了成功，這以智利的國民保險集團和毛里求斯的糖業保險基金最為典型。其主要特點是:政府不對農業保險提供任何補貼;保險組織形式是商業保險公司，由其對農業保險業務進行市場化經營;商業保險公司對投保農戶(場)嚴格限定承保條件，并規定較高免賠比例;保險實施方式是自愿保險。
三、我國農業保險試點模式的分類與評價
像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農業保險迄今仍處于試點階段。這一時期的農業保險模式在類型選擇上雖變化不定，但總體上由單一性漸趨多樣化和特色化。鑒于諸具體試點模式所產生的功效不盡一致，其對我國今后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均具這樣或那樣的借鑒意義。
(一)我國農業保險試點模式的分類
自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我國已試驗過多種農業保險模式，從時間序列和影響程度來看，以如下三種為主:
1.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商業化經營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國范圍內的農業保險是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獨家經營的。當時這家國有獨資保險公司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方面是營利性的商業機構，主營商業保險業務;另一方面又行使著政策性保險公司的職能，兼營農業保險業務，農業保險的虧損最終由其他險種的盈利來彌補。
2.純商業化經營的模式。1994年起的隨后十年時間里，隨著《公司法》的實施和國家經濟體制的轉型，農業保險的高風險、高賠付與農民支付能力有限卻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險服務的矛盾，以及農業保險的非贏利性特點與保險公司的營利性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從而導致國內農業保險市場的全面萎縮。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經辦的農業保險，雖然在公司內劃人政策性保險的范疇，但實際上是一種既無國家強制性又未享受財政補貼的純商業性保險。
3.政策性和商業性相結合、內資和外資相結合的模式。為改變農業保險的頹勢，在中國保監會的設計和推動下，2004年10月起我國在若干省市開始了以商業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代辦、設立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經營、設立農業相互保險公司經營、設立由地方財政兜底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經營、繼續引進像法國安盟保險等具有農業險經營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的外資或合資保險公司經營等五種模式為主體的新一輪農業保險試點。
(二)我國現行農業保險試點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農業保險試點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辦并經營的發展模式的優點最能體現出農業保險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難以科學構建，總體運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靈。商業保險公司為政府代辦及商業保險公司與政府聯辦的發展模式的優點是使政府服務與經濟補償兩大優勢有機結合，缺陷是容易導致商業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間權義不分，兩者爭搶利益但互推責任，最終損害投保農戶的合法權益。合作保險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理論上具有經營機制靈活、大幅降低道德風險等優點，但存在著組織基礎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風險過于集中難以應付巨災等缺陷;在純商業化經營的條件下，雖然商業性保險公司具有明晰的產權、科學的內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經營機制也較為靈活，但由于缺乏財稅和再保險的有力支持，該模式極易造成保險風險過大，市場失靈。外資模式的推行顯然有利于保證國內農業保險市場的適度開放性，有利于引進域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經營技術等，但“如果讓外資或合資商業保險公司作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總之，上述諸種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夠，故其中任一單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廣。
四、我國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路徑—以公平與效率為視免
筆者認為，為解決農業保險中出現的“三難”問題，我國應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顧的改革取向，對由保監會設計和推動的五種農業保險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過專門的農業保險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導下的“多層次體系、多渠道支持、多主體經營、多地區共同發展”的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業保險混合發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導
我國農業保險總的來說應為政策性保險，依公平原則的要求，政府在農業保險制度變遷和農業保險產品供給中應發揮主導作用。即，政府應對政策性經營的農業保險提供統一的制度框架，各級政府和各種允許的經營組織應在這個框架內經營農業保險原保險和再保險業務，政府則對規定的農業保險產品給予較大的財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實踐表明，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順利的時期，也是政府的積極參與期。
(二)多層次體系
依地域范圍，我國應分層次建立全國性與區域性的農業保險制度，分別開發相應的農業保險險種，政策性農業保險險種體系應循序漸進，逐步擴大，從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依業務性質，應建立政策性與商業性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依業務范圍，應建立傳統的種養兩業保險與現代的“以險養險”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依資本來源，應建立官資與民資相結合、內資與外資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依實施方式，應建立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但以強制保險為主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依業務承保方式，應建立原保險與再保險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體系，原保險與再保險又可分別自成獨立的多層次制度體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鑒國內外農業保險的先進做法，通過制度供給，對農戶予以保費補貼和農業生產優惠貸款，對保險組織予以經營管理費用補貼、稅收優惠、利率優惠、再保險，對農業巨災保險基金予以補貼，對農業保險理論研究的組織，予以相關教育培訓服務和信息服務費用的支出補貼等等，通過各種方式對農業保險予以支持。市場可以通過企業章程和企業內部業務規則的制定、農業保險和再保險共同體的組建等方式對農業保險進行支持。社會中間組織可以通過行業自治規則的制定、集體談判機制的構建等方式對農業保險進行支持。社會公眾則可以通過農產品消費稅的繳納、農業巨災風險證券和農業保險彩票的認購等多種方式來支持農業保險的發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為關鍵。
(四)多主體經營
因不同的農業保險條件要求不同的農業保險組織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農業保險組織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農業保險一般應實行多主體經營。但我國學界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國內農業保險到底由哪些主體經營眾說紛紜，主要有“政府經營論”、“互助合作經營論”、“商業保險公司經營論”、“多主體經營論”等觀點，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保監會第三輪混合模式試點所確定的諸經營主體也有相互重疊和疏漏之處。鑒此，筆者在綜合分析的基礎上，主張應在政府的推動下建立一個由一般商業保險公司、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商業性農業保險公司和互助合作性農業保險公司)、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共保體、外資保險公司、專業性農業再保險公司等構成的，但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經營農業保險的多元化農業保險經營組織體系。之所以主張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經營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一是因為該經營模式具有獨特而顯著的效率優勢，二是因為該經營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予以矯正或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關鍵詞：費率市場化；美國；日本；臺灣地區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2-0081-05
一、引言
2015年3月20日，中國保監會印發了《深化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方案》（保監產險[2015]24號）文件，提出我國商業車險條款費率市場化改革“三步走”工作思路：（1）擬定行業示范條款費率和創新型條款費率；（2）在部分地區開展試點；（3）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方案一經出臺，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根據保監會工作安排，2015年6月起先在黑龍江、山東、青島、廣西、陜西、重慶等6個保監局所轄地區開展試點，2016年1月起商業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試點地區將從現有的6個擴大到18個。此后，中國保監會表示，費率市場化改革將把產品定價權交給保險公司，把產品選擇權交給消費者，使得風險與費率更加匹配，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權益。
費率市場化就是由市場主體根據供求關系設計產品的條款和費率，即市場決定費率的過程。商業保險公司根據供求關系確定費率水平，費率形式、期限結構、風險類別和組合方式由市場決定。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喬斯科（Joskow）對美國車輛保險市場運行效率進行研究后，發現行政管制的費率體制不利于保險公司運行效率提升，降低社會總福利水平，建議構建以供求關系為基礎的競爭性保險市場費率形成機制，奠定了費率市場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全球范圍內，由于各經濟體保險市場發育程度差異巨大，導致保險領域的費率管制程度也不盡相同，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保險市場費率一般由市場決定，也有少部分國家的費率由監管機構確定。而我國商業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才剛剛起步，面臨著提升運行效率和保持市場穩定雙重目標。因此，借鑒美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等國家和地區的費率市場化改革經驗，對于推動我國財產保險市場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的改革實踐
本文選擇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作為費率市場化改革的代表，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費率市場化改革特征明顯、代表性強：一方面，美國保險市場監管由州保險監管部門實施，因而費率管制方式具有多樣性，總體呈現市場化趨勢，表現出明顯的市場主導型特征；另一方面，日本和臺灣地區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政府花費數年時間實施了費率市場化改革，表現出很強的政府主導型特征。
（一）美國費率市場化進程
最早美國保險市場是自由競爭的，后來出于維護市場秩序、防范費率過低導致破產等因素考慮，各保險公司聯合成立了費率測算機構，全行業實施固定費率。186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保羅訴訟弗吉尼亞州一案中認定保險經營受到州定法規的監管。但這一判例在1944年被最高法院在聯邦政府訴訟東南保險協會一案中被，強調保險必須遵守聯邦商業法規，固定費率的行為違反了聯邦反托拉斯法。作為回應，美國國會于1945年通過了麥卡倫―弗格森法案（The McCarran-Ferguson Act）。該法案本身并沒有規范保險業務。其主要規定：（1）各州區域內商業保險業務部分不適用聯邦反托拉斯法；（2）允許各州自行監管保險業務；（3）允許各州建立保險機構準入規定；（4）保存一些州定的保險法規。至今，美國保險公司在不同州受到當地保險法律法規監管，各州條款費率監管模式并不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各州固定保險費率模式受到兩大挑戰：一是州保險監管部門審批的條款費率，在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時較難快速地反映風險成本變動，正在市場上使用的費率不合理；二是費率管制使得費率反映供求關系的價格信號作用喪失，無法體現保險公司運營狀況，降低了公司努力改善經營效率和開發新產品的動力。從1947年開始，加利福尼亞州等27個州相繼實施費率市場化，受到各州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各州費率市場化程度也存在差異?？v觀各州費率市場化情況，主要有四種類型：（1）開放競爭型。保險公司依據實際損失率和預訂費用率可以自行擬定費率水平，無須將產品條款費率向州保險監管部門報備或審批。（2）事后報備型。保險公司推出新產品或適用新費率，應在州法的規定期限內向州保險監管部門報備條款費率擬定相關文件和實施效果，無須事前送審。（3）浮動費率制。州保險監管部門事先規定保險產品費率浮動范圍，如果保險公司擬定的費率水平在這一范圍區間內，無須事前報保險監管機構審批，直接備案后即可投入市場；如果保險公司擬定的費率水平超出這一區間，須事前報監管部門審批，經審核通過后才可以調整。（4）備案使用制。保險公司在擬定條款費率后須向州保險監管部門報備后才能使用，州保險監管機構主要基于公平合理無歧視等原則考慮，如果沒有在一定時限內否決或提出異議，則該條款費率自動通過。
在費率市場化的沖擊下，美國保險市場也呈現了新態勢。具體而言：（1）從產品角度，費率市場化后各公司均加大核心產品研發的投入，突出承保范圍的差異化特征，圍繞客戶敏感點開發新產品或提供新服務，總體呈現出多元化態勢。僅1992年春季美國財產保險公司共推出了2468個新費率（含更新費率）的保險產品。由于市場上產品數量太多且十分復雜，同一險種的不同產品無論是條款還是費率均難以簡單比較，市場上甚至出現了專門指導如何購買保險產品的雜志和軟件。（2）從費率角度，費率放開初期平均費率呈現較為明顯的下滑態勢，但之后受到通貨膨脹、賠付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響，產險市場費率水平總體呈現波動態勢，有學者認為美國財產保險市場平均費率水平呈現出“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特征。（3）從銷售角度，費率市場化導致保險公司更多依賴保險人和保險經紀人，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站投保、電子郵件投保、APP等直銷方式也逐步發展。（4）從客戶服務角度，保險公司更多以理賠服務來爭取客戶，由于保險產品數量巨大且內容復雜，各公司均加大了客戶服務投入和專業訓練，利用理賠服務來營銷保險產品。（5）從費用控制角度，美國保險公司積極通過引入新技術、改造剝離非核心業務等方式降低成本，將原本層級制結構轉變為分工較細、專業化程度較高的扁平化結構，比如某保險公司僅為工會會員提供醫療保險服務，主要人力放在核保和理賠上，營銷等環節依賴第三方來完成。（6）從市場結構角度，在費率市場化背景下，保險公司破產、收購、合并等現象時有發生，特別是小公司生存艱難，1970―2000年，超過500家美國保險公司停業、被收購或合并。（7）從監管角度，美國保險公司日常監管機關為各州保險監督部門，美國保險監督官協會（NAIC）主要負責有關保險標準、監管規則和行業制度等的制定。美國部分州保險監管部門積極干預費率上浮，往往通過行政法令等反市場化手段設置費率上限，產生獨有的“費率抑制”現象。
（二）日本費率市場化實踐
日本實施費率市場化源于1985年日本和美國達成的廣場協議以及后續系列協議，特別是1994年和1996年雙方達成的美日保險條約。為落實這些條約，日本政府在兩年內分三步實施費率市場化。
第一步，修訂《保險業法》。1996年日本修訂了《保險業法》，其核心在于放松管制、促進自由競爭和市場化。主要包括：（1）放開產品準入的審批，逐步實施報備制度；（2）放開產壽險公司分業經營邊界，允許產壽險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方式開展混業經營；（3）放開機構設立管制，允許和鼓勵外資保險公司進入日本市場，允許相互制保險公司轉化為股份制保險公司；（4）放開營銷管制，允許不見面銷售保險產品和通過保險經紀銷售保險產品。
第二步，廢除各保險公司使用算定費率的義務。1998年7月日本修訂了《非壽險費率算定組織法》（Act on Non-life Insurance Rating Organization），廢除了各產險公司必須使用算定組織費率的義務。各產險公司可以參考由算定組織提供的純風險費率再加上一定的附加費率作為自己的費率標準。
第三步，鼓勵混業經營。1998年12月日本出臺《金融制度改革法》，該法案放寬了對保險業的限制，比如保險業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兼營證券業務，之后又放寬了保險業進入經營銀行業務的限制，至2001年保險公司均可以經營第三領域的業務。
費率市場化改革后，日本各產險公司可以參考算定組織費率來自行擬定費率，但監管當局仍然采取一定的管制，與此同時各公司紛紛開發新產品、提供新服務，來滿足廣大投保人的需求?？傮w而言，整個保險市場平均費率快速下降，同時承保責任的擴大又導致賠款支出不斷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產險公司出現普遍虧損。為了提高競爭力，20世紀90年代末期日本產險業出現了大規模機構合并與兼并現象，逐漸整合成六大金融集團，比如日本三井海上與住友海上合并組成三井住友海上產險公司，成為日本最具競爭力的保險集團。此外，個別產險公司由于經營不善而不得不停業。
（三）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改革實踐
2002年4月，我國臺灣地區產險市場費率市場化改革正式啟動。這次改革的主要背景是：從外部因素考慮，臺灣地區保險監管部門（原為財政部保險司，現為金管會保險局）配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做的承諾，放開直接保險（含財產保險）市場，取消設立保險公司的準入限制和管制；從內部因素考慮，增強臺灣地區財產保險公司競爭力，提升市場運行效率，維護本地區消費者利益。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2年4月―2005年3月）。主要措施包括：（1）新設計的政策性住宅火災保險、地震基本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產品按照臺灣地區保險監管部門核定的純風險費率和附加費率來執行，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中業務費用率由各保險公司自行擬定。（2）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開發的標準保險產品或者各公司自行開發的保險產品中附加費用率由各保險公司自行擬定。（3）取消火災保險特別費率和專項費率管理規定，外資保險公司可自行擬定費率水平，允許各保險公司自主擬定巨額火災保險費率水平，并在中小保額的火災保險業務中增加危險保險調整系數。（4）銷售對象為企業或法人的財產保險新產品條款和費率采取核備制，但保險監管機構認為不宜采用核備制的除外，另外銷售對象為個人的新產品采用審批制。（5）采用總量控制原則檢查各保險公司分險種的附加費用率。
第二階段（2005年4月―2009年3月）。主要措施包括：（1）新設計的政策性住宅火災保險、地震基本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產品的純風險費率按照臺灣地區保險監管部門核定標準來執行，但附加費用率由各保險公司自行擬定。（2）除前述政策性保險之外，各保險公司如果能夠提供商業保險純風險費率的精算資料，可以自行擬定純風險費率水平，經臺灣地區保險監管部門審核后予以實施。（3）新產品條款和費率采取核備制，但保險監管機構認為不宜采用核備制的除外。
第三階段（2009年4月至今）。主要措施包括：（1）除政策性住宅火災保險、地震基本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產品的純風險費率按照臺灣地區保險監管部門核定標準來執行之外，其余新產品均由各保險公司自行擬定費率水平。（2）銷售對象為企業或法人的新產品條款和費率采取備案制，銷售對象為個人的新產品采用核備制。（3）采用確保各保險公司償付能力以及定期披露財務業務報表等方式進行監管。
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改革后，保險市場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產品角度，臺灣保險公司有意識推出新產品，比如富邦產險推出的汽車限額車對車碰撞損失保險（適用自用小客車），該產品保額固定為5萬、10萬、20萬元（新臺幣），具有固定費率、定額給付、免自付部分、免查勘（保額為5萬和10萬）等特點，但2009年改革以來各公司推出的新產品并不多且特色不太明顯。（2）從費率角度，臺灣地區實施費率市場化后，各公司根據風險狀況紛紛調整費率，以蘇黎世、國泰世紀、旺旺友聯為代表的財產保險公司持續調整，市場平均費率水平總體呈向下調整，但不明顯。（3）從銷售角度，由于預訂附加費率的下降導致原有銷售渠道受到影響，各產險公司采用諸如網絡、傳真等方式來開展銷售、改造流程，提供從輸入資料、試算保費、確認完成等一站式服務，體驗有較大改善。（4）從客戶服務角度，各保險公司提供眾多差異化服務，比如新安東京海上產險推出的24小時緊急道路救援、免費代步車和居家心安等服務，拉近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距離。（5）從費用控制角度，各保險公司紛紛對流程再造或使用新技術來降低成本。比如新光產險推出的汽車險在線理賠，用戶可以在線提交相關材料；新安東京海上產險推出遠端查勘視頻系統，當受損車輛進入修理廠時，理賠人員可以在線定損核價，平均8分鐘完成查勘，減少客戶等待時間。這些方法和舉措大大降低了經營成本。（6）從市場結構角度，費率市場化使得臺灣財產保險公司市場集中度進一步提升，比如富邦產險市場份額已經超過了20%，而亞洲保險臺灣分公司市場份額僅為0.01%。（7）從監管角度，臺灣地區金管會保險局一是推出了費率監測調整機制，要求各產險公司每年6月底評估近三年平均滿期賠付率與預期賠付率之間的偏離度，如果偏離度超過一定幅度要求檢討和調整費率；二是建立了費率充足預警指標，強化償付能力監管，對于連續兩年的綜合成本率超過一定限值的產險公司，應向監管部門書面報告原因和改善經營的方案；三是強化自律機制，嚴格落實自律組織和作業標準，對于違反自律規定的情況，督促稽核等部門向董事會報告。
三、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的比較和啟示
通過對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進程的回顧，我們發現各個國家和地區均結合實際實施費率市場化改革，因而在進程中存在較大差異。考慮到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礎性，這次改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的費率市場化進程可以從不同視角對我國商業車險條款費率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的比較分析
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產險費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由于政策措施和外部環境差異，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別：一是改革的初衷不同。美國費率市場化的動力來自于滿足保險消費者的實際需要，更多地考慮到費率管制限制了市場機制的發揮，目的是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日本之所以實施費率市場化更多的是出于美國的壓力，費率市場化時國內產險市場正面臨泡沫經濟破滅后遺癥。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改革雖然有加入WTO的需要，更多是從增強保險公司競爭力、提升保險市場運行效率目標出發，且臺灣地區宏觀經濟相對穩定。二是改革的進程不同。美國商業保險業務由州保險監管機構管理，由于各州監管機構對于商業保險費率市場化理念之差異，導致不同地區之間市場化程度差異較大，但平均費率水平總體呈現出“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周期性特征；日本的改革主要是放松使用算定組織費率的方式來實施，但保險監管機構仍然需要對產品費率實施審查，只是對于在算定組織擬定費率一定的浮動區間予以快速審核；臺灣地區的改革順序是先放開商業保險附加費用率中業務費用率管制，再放開附加費用率管制，最后放開純風險費率管制。三是改革后的宏觀市場運行情況不同。美國費率市場化時間較早、市場化程度較高，保險公司受到理賠、人力等因素影響而上調保險費率，引起保險消費者不滿，部分州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又開始對費率進行管制，比如密西西比州保險監管機構立法規定颶風保險費率水平上限；日本在改革實施后出現了保險公司停業等現象，客觀上對整個產險市場造成了較大沖擊，總保費收入增長幾乎陷入停滯；臺灣地區在改革開始后，產險市場整體比較平穩，且市場運行效率有所提升。
（二）對加強商業車險條款費率改革監管的啟示
1. 探索區域性改革路徑。日本和臺灣地區地域面積狹小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因而可以實行統一的市場化步驟。考慮到我國人口眾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再加上保險市場運行的法律、自律、中介等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不健全，因此應借鑒美國區域性監管策略，在費率市場化改革路徑上應著重體現區域性特征，實施漸進式改革路徑，即允許各試點地區結合實際自主設計市場化改革路徑，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之后在比較分析各地區市場化路徑的優劣勢基礎上，提煉出可復制的市場化改革經驗，探索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費率市場化改革道路。
2. 實施費率浮動區間監管。根據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費率市場化的經驗，費率市場化并不代表保險監管機構完全不干預費率，而是依據第三方組織專門提供各險種純風險費率，為保險機構定價和監管機構監管提供參考。我國應轉變監管方式，實施費率浮動區間監管，對于保險公司在可容忍的浮動費率區間自主定價實施備案制，超出費率浮動區間實施審批制。當然這一區間可以是不對稱的，這一方案可以有效引導和規范各產險公司承保行為，防止惡性無序的費率競爭。另外，根據美國“費率抑制”實踐，當費率市場化實施到一定階段后，監管部門尤其應管住費率區間上限，防止費率過高侵蝕行業可持續發展基礎。
3. 鼓勵引導產品和服務創新。美國Geico保險公司推出的差額保險，當車輛因車禍或意外事故全損或推定全損時，保險公司賠付新車購置價和車輛現實價值之間的差額，轉移了被保險人面臨的車輛折舊風險。日本火災產保險公司推出了“Get Back”儲蓄型保險產品，無論保險期限內有無保險事故，保險公司都會在合同結束時返還所繳納的保險費。臺灣富邦產險公司推出的限額車損險，掛鉤固定費率，發生車輛碰撞時免自付。我國監管部門應積極鼓勵和引導保險公司開展產品創新、流程創新和技術創新，逐步開發機動車輛領域新的保險產品，結合市場需求和公司實際推出人性化服務，優化投保、核保及理賠流程，持續引入新技術轉變經營方式，增強公司核心競爭力，從而更好地應對費率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沖擊。
4. 加強和改善償付能力監管。美國、日本和臺灣地區保險監管機構都重視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管控，采用風險資本要求（RBC）來進行償付能力管理，防止費率過低影響保險公司清償能力。在費率形成機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費率放開往往會導致保險公司惡性競爭和偏好高風險資產，導致更大的流動性風險和資產波動風險。因此，監管部門在放開費率的同時也要加強償付能力監管，加強對不同類型風險的分類和評估，充分挖掘利用保險公司和金融市場信息，定期動態監控保險公司資本金消耗情況，控制資本金充足率，一旦出現償付能力惡化時及時采取監管措施，牢牢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底線。
參考文獻：
[1]Barth，M.M. and Feldhaus，W.R. 1999. Does Rate Regulation Alter Underwriting Risk？，Journal of Insurance Issues，22（1）.
[2]Boyer，M.M.，Jacquier，E. and Van-Norden，S. 2012. Are Underwirting Cycles Real and Forecastable，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79（4）.
[3]Harrington，S.E. and Danzon，P.M. 2000. Rate Regulation，Safety Incentives，and Loss Growth in Workers’Compensation Insurance，Journal of Business，73（4）.
[4]Outreville，J.F. 1990. Underwriting Cycles and Rate Regulation in Automobile Insurance Markets，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9（2）.
[5]Yamamura，K. and Streeck，W. 2003. The End of Diversity？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詹芳書.再探臺灣車體保險之道德危險――以2005―2007年資料為證[J].經濟論文，2014，42（2）.
[7]周國端.臺灣保險業回顧與展望[J].臺灣金融財務季刊，2005，6（3）.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Premium Rate in the US， Japan and Taiwan Region
Lin Bin
（Zhejiang Bureau of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Zhejiang Hangzhou 310004）
關鍵詞：區域金融 長三角 金融資產 金融結構 金融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8-050-04
一、引言
金融資產結構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中具有顯著的重要性。金融結構研究的先驅Goldsmith（1969）比較了不同國家的歷史數據，創造性地指出金融發展是金融結構變化等結論，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結構理論”，并得出金融相關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平行相關的結論等。Shaw（1973）及Mckinnon（1973）從金融資產、金融機構規模與結構等角度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并據此判斷該國處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狀態。Levine（1997）系統地闡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謝平（1992）、易綱（1996）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變化情況，并指出中國金融深化進程及金融該給對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易綱、宋旺（2008）在考慮國際金融資產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國金融資產總量，深入分析了中國1991年到2007年之間的金融資產結構的演進過程，指出繼續加大開放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重要性。
但是，當前對省域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有必要從金融差異的角度研究區域差異（王元凱，2010a,b）。另一方面，衡量國家的金融資產指標與衡量一國之內省區金融資產指標不同。本文試圖建立計量省域金融資產的指標體系，據此研究安徽、江蘇、浙江、上海金融資產結構變化情況，評價長三角四省市金融發展水平，為中西部地區發展金融與經濟提供政策建議。
二、長三角金融資產總量統計
為了深入研究長三角地區的金融資產結構，這里首先統計出長三角地區安徽、江蘇、浙江、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資產總量。本文提供了一套計量省域金融資產的主要指標，便于橫向地比較地區之間的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發展水平。
準確地測度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金融資產總量是比較困難的，主要在于金融資產界定及其測度指標存在差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中，流通中的通貨、存款、非股票證券、貸款、保險準備金、股票和其他股權、貨幣黃金和特別提款權、金融衍生品和其他應收賬款等，均屬于金融資產的范疇（IMF，2002）。在金融發展學領域中，Goldsmith（1969）對特定國家的金融資產進行了比較明確的分類統計，將全部金融資產劃分為股權和債權兩類，并且把債權又細分為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和對非金融機構的債權，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貸款。易綱（1996）較早地給出了統計中國金融資產總量的指標體系，包括流通中現金、金融機構存貸款、財政向銀行借款、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股票市值、國內保險費等十多項指標。在國際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進程中，易綱、宋旺（2008）進一步考慮了我國國際投資頭寸對統計金融資產總量的作用，將國外金融資產納入到金融資產總量范疇中。由此可見，準確地測度一個地區的金融資產是相當復雜的，不僅涉及到金融資產的權益說明，還涉及到地區范圍。鑒于當前研究并測度中國國內地區金融資產總量的成果較少，本文根據金融資產的重要性及其地區之間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標體系用于測度長三角地區的金融資產總量（見表1）。
根據金融資產的權益屬性等特征，這里選擇四大指標衡量省域金融資產總量，涉及到債權、股權、保險等，其中債權又細分為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全部金融機構存款）和對非金融機構的債權（全部金融機構貸款）。需要說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資產范圍比較寬，比如包含通貨、金融衍生品等?？紤]到數據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資產范圍相對比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本外幣）衡量省域地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忽略了通貨、金融債券等資產；以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本外幣）衡量省域地區對非金融機構的債權，沒有計算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國內A股在省域地區的托管市值衡量該地區股權金融資產，不采用省域地區上市公司股權資產指標；以中外資保險總收入衡量保險準備金。與國內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關率衡量金融發展水平，即為金融總資產與GDP比值（以%為單位），其中金融總資產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減問題。
建立省域金融資產統計指標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資產總量及金融相關率。根據表1數據，比較長三角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結果：（1）長三角地區金融資產在“十一五”期間呈現上升趨勢。對比2006年和2009年數據，安徽、江蘇、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資產總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現出三個階梯，依次為上海屬于第一層級、浙江和江蘇屬于第二層級、安徽屬于第三層級。（2）金融資產總量與經濟總量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地區層面看，對比安徽、江蘇、浙江三地的金融資產總量和經濟總量，呈現出二者正相關趨勢。在時間層面上，對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資產總量和經濟總量，也呈現出二者正相關關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為14900億元，低于同期的江蘇34601億元和浙江22832億元，但其金融資產總量卻高于同期的江蘇和浙江兩省。2006年數據也說明了上海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特點。（3）上海是長三角地區金融最為發達地區。金融相關率是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是金融資產與經濟總量的比值，金融相關率高則表明該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的金融相關率分別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長三角地區金融相關率最高地區，也是金融發展水平最高地區。2006年數據也表明上海在長三角地區的金融相關率最高。（4）江蘇具有發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潛力。從時間序列看，長三角四省域的金融發展水平均處于提高態勢，從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從金融相關率看，按照金融發展水平分類，長三角地區可劃分為三個層級，上海、浙江分別屬于第一、二層級，江蘇和安徽近年來的金融發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屬于第三層級。
三、長三角金融資產結構分析
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含義。一方面，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反映了各類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如信貸市場、股權市場等之間的相對關系。同時，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區經濟發展變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資產總量與經濟總量的比值即金融相關率的變化，不僅標志著金融結構的變化，更深刻地體現了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在構建一系列計量省域金融資產指標之后，從時間、省域兩個維度比較長三角地區金融結構及其發展水平。
（一）金融資產結構分析
比較金融資產結構可以得出有意義的結果。從時間角度看，長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資產總量及各分項金融資產的絕對量均呈現增長態勢，單純地研究金融資產總量意義不大。這里以金融資產總量為分母，把債權、股權、保險及其子項目換算成占比（%），選取了“十一五”期間2006年和2009年兩個時間點，從時間和地區維度比較金融資產結構變化（見表2）。
1.債權資產比重相對下降，股權資產比重相對上升。比較2006年和2009年數據，長三角四省市對金融機構債權、對非金融機構債權的比重均相對下降，如安徽從2006年到2009年對金融機構債權、對非金融機構債權的比重分別從55%、39.9%下降到52.6%、37.1%，江蘇、浙江、上海股權資產比重分別從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債權資產因地區差異存在結構性變化。從2006年到2009年，長三角地區居民儲蓄存款比重在不斷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儲蓄存款比重分別從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蘇、浙江三省企業存款比重趨于上升，而上海則從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貸款比重、票據融資比重均呈現下降，如上海短期貸款比重、票據融資比重分別從2006年11.2%、1.9%下降到2009年7.3%、1.6%。安徽、江蘇、浙江三省中長期貸款比重趨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長期貸款比重從2006年18.7%下降到2009年15.4%。
3.不同地區金融資產結構存在差異。從2006年到2009年，盡管股權資產及保險在金融資產總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滬對金融機構債權及對非金融機構債權資產比重均占據絕對優勢。在債權資產方面，以2009年為例，安徽和江蘇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貸款比重低于江蘇和浙江。在對金融機構債權方面，從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蘇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業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蘇和上海。在對非金融機構債權方面，以2009年為例，安徽和江蘇短期貸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蘇中長期貸款比重、票據融資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二）金融相關率分析
金融相關率是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是金融資產與GDP比值，以百分數為單位（見表3）。前面研究已經說明，從金融資產總量的金融相關率看，長三角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分為上海、浙江、江蘇及安徽三個層次。從單項看，無論是債權、股權還是保險，長三角四省市各子項目的金融相關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債權、股權及保險的四個子項目的金融相關率分別從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區在不同資產的金融相關率上存在差異。從2006年到2009年，安徽和江蘇的債權資產的金融相關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權資產的金融相關率上具有顯著優勢，分別從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險上的花費均高于江蘇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對而言偏好于保險支出。
（三）債權資產相關率分析
債權資產在金融資產總量中仍占據絕對重要地位。在長三角地區，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占金融資產總量比重在65%-90%之間（見表2）。這里以債權資產與GDP比重衡量債權資產相關率。在時間維度上，四省區金融機構存貸款資產相關率均處于上升趨勢，但是存在差異。在居民儲蓄存款資產相關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蘇居于第三位，從2006年到2009年安徽呈現下降、其他地區上升（見表4）。在企業存款資產相關率方面， 2009年安徽為43.5居于第四位，相對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貸款資產相關率方面，2009年安徽為35.4居于第四位，相對于2006年安徽、江蘇、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則從76.4提高到95。在中長期貸款資產相關率方面，從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據融資方面，安徽和江蘇有所下降，上海從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從10.4提高到12.5。
在長三角地區中，安徽與其他地區的債權資產相關率差異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機構行為和金融市場結構。一方面，安徽貸款比較低，2009年安徽貸存比為70.4%低于江蘇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從2006年到2009年安徽貸存比在下降，而江蘇和浙江的貸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貸及貸款的相關率均較高，但是其金融機構貸存比較低，其深層次因素是上海資本市場的發達及服務業發展較快。
四、結語
長三角地區內部金融發展存在較大差異。通過建立一系列計量省域金融資產的指標，本文選取了“十一五”期間的2006年和2009年的數據，深入地分析了江浙皖滬的金融結構，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結果：“十一五”期間，長三角地區的金融資產總量在不斷提高，金融資產結構不斷優化，金融相關率快速上升，總體金融發展水平得到提高；長三角地區的債權資產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其比重大概處于65%-90%之間；從金融資產結構、金融相關率等指標看，上海金融發展水平相當高，其股權資產比重顯著重要，其金融相關率是江浙皖的2-3倍；總體上，金融發展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平行狀態，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的金融發展水平依次提高，其中江蘇發展金融業的潛力相對較大。
如何精確計量省域金融資產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國省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金融發展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需要不斷地挖掘金融發展與省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理順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提高金融政策對省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謝平，1992：《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分析》，《經濟研究》第11期。
2.易綱，1996：《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分析及政策含義》，《經濟研究》第12期。
3.易綱、宋旺2008：《中國金融資產結構演進：1991-2007》，《經濟研究》第8期。
4.王元凱，2010a：《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對稱性與模式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5.王元凱，2010b：《政府行為、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商業時代》第8期。
6.Goldsmith, Raymond 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Shaw, Edward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Mckinnon, Ronald 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