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7:0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博士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昨天我的師妹和他男朋友找我辦個事，他男朋友是一個知名博導的弟子，說完事后我便向他求教關于讀博士的事情，他還是很有心得的，跟我講了好多，感覺很受用。昨晚沒有及時把談話內容記錄下來，感覺非常遺憾，生怕遺漏了什么重要內容，于是今天一早上廁所的時候趕快記錄在手機里，現在好好的整理一下。
先來說一下他談話的特點，首先是很有條理性，很多經驗已經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并在實踐中熟練的運用了;其次是生動性，由于都是從自己經驗中總結出的理論，他舉了好多自己的例子，可以帶我從他的視角去看這個過程，使我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一、關于閱讀文獻
通過看一些網上關于讀文獻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文章我對這件事從態度上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是從他口中說出來在讓我在加深了以往認識的同時又多了些設身處地的感覺。
1.文獻量要大，雖然我也知道，但是沒有實際的感覺，按照他的說法就是要讀研究領域內的幾乎全部文章，至少也有幾百篇。他舉H師兄的例子，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讀了上千篇文獻，使他對這個領域非常了解，因此他成為了一個優秀的博士，寫文章非常厲害，現在是優秀的教師。可以說讀文獻階段是非常辛苦和枯燥的，但又是無法跨越的，這里面恐怕蘊含著量變導致質變的原理了。
關鍵詞：感性直觀；唯心史觀；原子論；偶然性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義”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稱自己所主張的與舊唯物主義相區別的唯物主義。正因如此，人們往往把1845年的《提綱》與時間上相差不遠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視為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建立的標志，認為馬克思是在吸收、借鑒和轉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構建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主流敘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就已經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義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斷地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僅僅看作是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移植是不夠嚴謹的。
《博士論文》是馬克思為數不多的以古希臘自然哲學史為主題的研究作品。馬克思的興趣顯然既不在哲學史實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學的論證，而是力圖通過對古希臘兩位原子論者唯物主義觀點的對比，發掘出足以沖破黑格爾觀念論藩籬的思想資源。這在唯心主義哲學大行其道的后黑格爾時代，無疑具有理論上的革命意義。
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的研究上，人們往往把重點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物理學上的差異），特別是伊壁鳩魯原子偏斜的討論上。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論文的題目中表明的那樣，他探討的是古希臘兩位哲學家自然哲學的差異，而原子論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如果僅關注對原子論的討論，就會把《博士論文》矮化為自然哲學或哲學史方面的研究，實際上，馬克思在論文的序言中早已闡明，他的研究不是細節的研究，而是“為了喚起對于這些體系的歷史重要性的記憶。”[1]14換句話說，馬克思力圖通過對特殊問題的考察，探尋希臘哲學走向暗淡命運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達到挽救德國古典哲學的現實性目的。不以這一宏觀的眼光來審視《博士論文》，就很難明白這一作品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意義，無法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整個發展歷程。
實際上在后黑格爾時代，批判和超越黑格爾的觀念論幾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學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馬克思《博士論文》所展現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種。但是與其他人不同，《博士論文》對黑格爾的批判更多體現對一種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觀方法的潛在運用。那么馬克思這種唯物史觀的武器來源于何處呢？長久以來，人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馬克思是借助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才得以打破黑格爾觀念論的桎梏的，這實際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影響。可是必須指出，雖然恩格斯晚年的這部著作力圖闡明馬恩兩人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吸收和繼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應兩人唯物史觀成熟時期的理論來源，其關注點并不在《博士論文》時期的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確提到，“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于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么不夠。”[2]4就此來說，《博士論文》時的青年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費爾巴哈的影響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況且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時馬克思《博士論文》已經完成。從其對唯心史觀所采取的批判方法來看，馬克思運用了歷史分析法，即回到歷代哲人對伊壁鳩魯討論的語境和細節展開分析，并以此來駁斥黑格爾以精神發展邏輯所推演的哲學史框架，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運動的費爾巴哈大異其趣，因此簡單地將其視為受費爾巴哈的影響是很難成立的。
那么青年馬克思這種的唯物史觀的萌芽會不會來源于時間上稍早一點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們呢？應該說，就唯物主義的某些自然觀念方面，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國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就唯物史觀的構造方面，法國的機械唯物主義則受自身局限性而難當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這樣地高于希臘古代，它在觀念地掌握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卻是這樣地低于希臘古代。”[3]9這倒不是說古希臘的唯物主義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義要高，而是說在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元哲學的工作上，古希臘自然哲學規定了后來唯物主義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維導向，在這一點上法國的唯物主義者并沒有實質上的超越。
因而馬克思的這種唯物史觀來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題所表達的，來源于古希臘的唯物主義。這里古希臘唯物主義既是他研究的內容，也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啟示。馬克思沒有借助近代的費爾巴哈或法國唯物主義者的方法來反對黑格爾，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臘的唯物主義的源頭，從活生生的歷史語境中和感性直觀來反思黑格爾唯心史觀所預定的“必然”邏輯。因而，其主題選擇比較伊壁鳩魯對德謨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論意義了。
伊壁鳩魯追求快樂主義的惡名及其與德謨克利特類似的原子論，往往令許多哲學家們武斷地認為其思想無非是對德謨克利特的抄襲；然而馬克思卻發現了伊壁鳩魯的獨到之處，并堅信如果能夠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精華予以析取，進而將其優點引入唯物主義，就有可能克服當時觀念論哲學的困境并發展出真正的可以影響世界的的實踐哲學。而要進行這項工作，就要完成這樣幾個任務：首先就必須闡明伊壁鳩魯在哲學史中被誤解的原因，并通過這一過程揭示出唯心史觀固有的內在矛盾性；其次必須指出伊壁鳩魯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臘唯物主義的理論優勢；最后，借助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來重構被唯心史觀一再歪曲的哲學發展史。遺憾的是《博士論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兩個部分卻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而從這一部分及相關的七個筆記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此一哲學工作的步驟與我們所設想的邏輯基本符合。
一、馬克思對黑格爾以唯心史觀解讀伊壁鳩魯的批判
馬克思首先對歷代先哲們關于伊壁鳩魯的種種誤解進行了批判。這一批判工作實際上包含了兩個任務，一是從肯定方面看，要重新顯示出伊壁鳩魯哲學的價值；二是從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學史中的錯誤看法。而在進行哲學史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實際上批判了三個對象：1.哲學史中對伊壁鳩魯產生誤解的哲學家們的具體觀點；2.哲學史中誤解伊壁鳩魯的一般性的唯心主義思想傾向；3.黑格爾所繼承并系統化的唯心史觀。
為什么要區分這三者呢，這是因為歸根到底馬克思的任務是指向對黑格爾唯心史觀的批判，但是為了論證的需要，這些不同層次的批判又必須被綜合起來。如果不能準確地區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細節而忘記了馬克思的任務。
實際上，“哲學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爾的發明，正因為有了“哲學史”的視域，歷史上的哲學爭論才不致淪為偶然隨意和無目的的詭辯，而成為可以被系統化綜合看待的演進歷程。馬克思接受這一概念的積極因素，但是卻不認可其所謂絕對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馬克思在論文中說，“希臘哲學看起來似乎遇到了一個好的悲劇不應遇到的結局，即暗淡的結局……說發生、繁榮和衰亡是每一個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鐵環，這確是一個老生常談的真理……不過英雄的死亡與太陽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脹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樣。”[1]13
正是在唯心史觀的邏輯推演下，伊壁鳩魯的命運就被黑格爾裹挾到其絕對精神的運動系統中。在馬克思看來，這恰恰暗示了伊壁鳩魯不同于唯心史觀的真正價值，因為只有具備唯物主義價值的東西才會被黑格爾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時，黑格爾對伊壁鳩魯的偏見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歷史中唯心主義傳統的模仿和必然結果。即，正因為歷史上各個時代的哲學家都對伊壁鳩魯懷有偏見，認為其思想是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義的別子，才會有黑格爾對其的輕視。因此，馬克思要想駁倒黑格爾，就要先揭示出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對伊壁鳩魯的理解為什么是錯誤的。
（一）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
如果以亞里士多德（約公元前384―前322）作為古希臘哲學的最高峰，那么德謨克利特（約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鳩魯（約公元前341―前270年）兩人恰恰處在分水嶺的兩邊。人們自然就會根據歷史順序，認為后者剽竊了前者，普魯塔克甚至把兩者的不一致解釋為伊壁鳩魯只吸收了錯誤的東西。
然而僅憑時間上的先后和學說上的相似這兩點就得出后者剽竊前者的結論就未免過于武斷了，因為不同之處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對前者的改進。馬克思發現，歷史上的確也曾經有人看到過這一點，但遺憾的是由于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偏見，這種理解在歷史上被湮沒了。馬克思說，“當西塞羅說伊壁鳩魯把德謨克利特的學說弄壞了的時候，他至少還承認伊壁鳩魯有改進德謨克利特學問的意向，還想張開眼睛去看它的缺點；而當普魯塔克說它的思想不一貫，并說他對于壞的東西有一種天生的偏愛時，因而也就懷疑他的意向，那么萊布尼茨則甚至于連他善于摘錄德謨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這其實揭示出哲學史邏輯之外的問題，即歷史的和文化的現實環境對哲學思想的篩選。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歷史與階級之上的所謂價值中立的評價，某種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時某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這現象本身就是時代經濟生活的反映。
在歐洲主流的神學和哲學影響下，唯物主義的哲學非但不會被重視，而且無法逃脫被邊緣化的命運。且不說普通人不會關注其細節，即使飽學之士也往往會忽視不同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之間的內在差異，而把他們進行粗略的歸類。正是在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鳩魯被當做對德謨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為唯心主義哲學史上的共識。
（二）從知識論的角度看
伊壁鳩魯的哲學強調感性直觀能力，這對于以沉思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學傳統來說必然屬于異端。對此黑格爾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鳩魯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覺到的東西，把以個體的形式出現的意識看作本質的東西……這樣也就很明顯，既然把感覺到的存在認作真實的東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離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義，而是肯定了對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觀點；這樣，事實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識，或者毋寧說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識觀點”。[4]48黑格爾的諷刺，實際上代表了整個西方哲學傳統對伊壁鳩魯的否定，這并不難理解，特別是在康德之后，德國唯心論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遠離感性直觀。然而，馬克思卻看到這種對伊壁鳩魯哲學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說明了西方哲學已經病入膏肓，哲學必須再一次從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間。
（三）從倫理學的角度看
伊壁鳩魯的哲學最容易被誤解為享樂主義，因為伊壁鳩魯把感性直觀作為一項原則，所以如果不仔細分析就難免就會演繹出這樣一種理論結果，即伊壁鳩魯承認肉體的歡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紀伊壁鳩魯的作品會被列為禁書。另一方面，歷史上的哲學家們雖然能夠比較公允地對待伊壁鳩魯的倫理學，黑格爾甚至說道德學是伊壁鳩魯哲學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卻總是力圖把這種倫理學變為自己唯心主義道德系統中的教條。馬克思諷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時說他總是力圖“使他的良心和他的異教的知識相協調，使他的伊壁鳩魯和教會相適合，這當然是白費氣力的。這正如一個人想要在希臘名妓雷伊斯的皎潔美好的身體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見，歷史上對伊壁鳩魯倫理學的兩種極端態度，實際上都不可救藥地誤解了伊壁鳩魯。
對馬克思來說，這些誤解在另一個側面反倒證明了伊壁鳩魯的特殊價值。在形而上學上堅持原子論的唯物主義態度，必然會反對空洞的純粹思辨；在認識論上堅持感性直觀的原則，必然要求倫理學上對幸福目標的踐行。這就給予正在尋找突破黑格爾唯心主義困局的馬克思最為有力的武器，然而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運用，還需要被進一步檢驗和闡明。也就是說，馬克思必須證明伊壁鳩魯的哲學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義的優勢，即他的原子論不能僅僅是某種突發奇想的先驗設定，而必須是能夠獲得合理證明的認識條件，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博士論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兩種唯物主義自然哲學的差別
一提到兩位古希臘哲學家的差別，就難免讓人想到原子論；在繼續討論之前，這里有必要稍微對古希臘的原子概念進行一點澄清。在古希臘哲學中所運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學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學把原子假定為組成事物的最小顆粒，這就意味著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經驗到的。而古希臘的原子說到底是一種形而上學概念，它絕不在經驗之內，而毋寧說是保證經驗得以成立的某種理念。亞里士多德在談論德謨克利特時，也沒有把原子作為其哲學的核心概念來看待。他說，“留基伯與他的同門德謨克利特以“空”與“實”為元素，他們舉“實”為“是”，舉“空”為“無是”：他們并謂是即不離于無是，故當空不逾實，實不逾空。”[5]14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謨克利特哲學的根本原則是“實”與“空”這一對相互對立統一之范疇，即使把此處的“實”定義為原子，這個“實”也不是經驗意義上的“實物”，而是先驗意義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馬克思對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評價，就必須清楚這一論證的關鍵并不在經驗領域，而是在形而上學領域。
《博士論文》第一部分第三節對兩者自然哲學的區分是一般性的區分，這不同于論文第二部分對兩種原子論具體細節的區分。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既然一般性的區分是兩者的主要區別，那么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節，而原子論只是形而上學中的一個部分，為什么還要把它單獨拿出來并用一章的篇幅來討論呢？
馬克思的這一設計大概出于以下考慮，即原子論雖然只是形而上學的一個部分，但卻是最為關鍵的一個部分，因為它直接決定某種唯物主義的基礎是否牢固。如果絲毫沒有論證，只是憑空把原子和虛空作為自然哲學的基本原則，那么這種自然哲學即使是唯物主義的，也仍然是一種獨斷的迷信。在馬克思看來，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之所以能夠超越德謨克利特，最為核心的原因實際上就是他對原子的規定和說明，因此必須給予最大的篇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般性的區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異暗示了馬克思以伊壁鳩魯哲學為武器批判黑格爾唯心史觀的目的。
綜合考慮《博士論文》對兩種自然哲學的一般和具體的雙重論證，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考察伊壁鳩魯對古希臘唯物主義的創新與超越。
（一）在真理問題上的分歧：兩者對現象與本體關系認識的差異
馬克思發現，兩位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共同點在于兩者都承認“原子和虛空”的形而上學原則，但是德謨克利特在對這一原則的運用中卻出現了巨大的矛盾。
這個矛盾最先表現為“真”的問題。真理問題表面上看是屬于知識論問題，實際上涉及形而上學問題，因為知識論問題只關注認知的條件及過程，而真理問題卻關注認知的對象和前提，涉及對世界的設定。德謨克利特在這些問題的表述上的確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堅持現象與本質的差異，認為除了本體（或者說原子、實有）為真以外，其他一切現象都是主觀的因而是不可信的，這樣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礎給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發現現象顯然是被靈魂所把握的，而靈魂則是實有的本體，既然如此，那么被靈魂所把握的現象顯然也應該具有真理性，這樣他又把真理性的標準從認識論上樹立了起來。馬克思將這一情況稱為德謨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實說到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德謨克利特在追求本體的同時不愿意承認感性所獲得的現象的真實性，這就等于在本體論上堅持唯物主義的同時，在認識論上卻堅持唯心主義，如此一來怎能不產生矛盾呢。
而伊壁鳩魯卻克服了這一矛盾，他堅持感性確定性的第一原則，認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報道者”，而概念必須以感性所獲得的現象為標準進行校正。這樣來看，伊壁鳩魯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種先驗設定的東西，而是借助經驗所推演出來的東西，當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獻上的支持，馬克思也沒有就此繼續展開。
這卻給人們留下一個問題，一個如此重視感性確定性的人，為何沒有將這一經驗論原則貫徹到底，反倒還篤信原子論的形而上學，休謨不就是太強調經驗而最終成為了懷疑論者嗎？馬克思后文中的解釋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一疑問，實際上伊壁鳩魯區分了“始基的原子”與“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質料性的，類似于近代物理學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則是構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學原則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鳩魯強調感性確定性的認識方式，這一認識方式本身其實就是他的原子論原理。馬克思說，“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樣，同樣他的認識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論。發展的每一環節，對于他，立即就轉變成一個固定的、仿佛通過空虛的空間從它們的聯系中分離開了的現實；一切規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個體性的形態。”[1]45因此雖然表面上看，伊壁鳩魯可能有堅持感性確定性原則而放棄原子論的傾向，但是實際上他以另外一種動態的方式理解并承認了原子論。也就是說，他堅持的感性確定性本身實際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實踐過程，而他借助這一行動所否定的原子，則是質料意義上的“始基的原子”。而這種放棄也不是徹底的放棄，最終它必然通過元素原子的運動重新被構建出來。
（二）尋求知識與追求幸福：兩種哲學目標的差異
由于德謨克利特在形而上學問題上堅決區分本體和現象，因此處于本體領域內的原則就不可能對現象界產生影響。但是同時由于他在認識論問題上，又堅決認為只能通過經驗才能達到本體的認識，所以他又必然廣泛地涉獵一切實證知識。“古代的軼事就算是一個傳聞吧，但也不失為一個真實的傳聞，因為它描述了德謨克利特的本質的矛盾。據說德謨克利特曾經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銳。正如西塞羅所說，這個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個世界的同一個人。但是他沒有獲得他所尋求的東西。”[1]21
而伊壁鳩魯恰恰相反，盡管他一再強調感性直觀的重要性，但是他卻并不因此就毫無節制地汲取一切經驗。這是因為，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哲學目標不是為了獲取純粹的知識，不是那種把握本體，而是最終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鳩魯始終把他的哲學看做活生生的實踐哲學，具有倫理學意義上的現實關懷。“伊壁鳩魯在哲學里面感到幸福和滿足。他說，‘你必須為哲學服務，如是你才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一個人傾心降志以從事于哲學，他用不著等待；他立刻就會得到解放。因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1]22通過伊壁鳩魯，人們最終發現哲學最根本的任務不是“真”，而是“善”，這也是人們尋求知識的目的和真諦。如果知識無助于人們獲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類知識的價值何在。
通過這一比較，馬克思發現德謨克利特雖然是唯物主義，但是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內在矛盾性卻決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最終不但會走向懷疑論和不可知論，而且無論擁有多少知識，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觀伊壁鳩魯的哲學，則始終把感性直觀的現實作為判斷的基礎，把生活幸福的現實關懷作為實踐的原則，因而伊壁鳩魯的哲學是健康的實踐哲學，這才是馬克思努力尋找的打破唯心主義哲學的鑰匙。
（三）必然與偶然：現實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條件
如果說實踐的原因是要把握本體，實踐的結果是要獲得幸福，那么德謨克利特哲學的內在矛盾就注定了他這種唯物主義的悲劇，即一方面無法追溯到實踐的原因，另一方面無法獲得實踐的結果。哲學家實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世界和思想之間建立一般性關系的過程。而這一悲劇就造成了德謨克利特把必然性作為現實世界的反思形式。換句話說，德謨克利特對必然性的強烈要求實際出于他對待實踐問題上的絕望。
伊壁鳩魯不但避免了這一困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進一步對必然性和偶然性進行了重新規范。在他看來，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類經驗認知的范圍，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觀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論出來的概念。也就是說，偶然性和主觀任性都是可以通過直觀被把握的，人們只有在觀察到偶然性和主觀隨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經驗資料后才有可能推論出事物發展順序的規定和聯結，即必然性。因此，馬克思指出伊壁鳩魯的必然性是一種有條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現為相對的必然性，表現為決定論。而相對的必然性只能從真實的可能性推演出來，這就是說，有一系列的條件、原因、根據等等，那種必然性是通過這些東西的中介的。真實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顯現。”[1]24而偶然性對他來說則只是一種具有可能性價值的現實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則正是真實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觀直接捕捉到，要么則是通過理性自身的想象所獲得。以這樣一種視角來看待世界，當然不免有其消極意義，但是伊壁鳩魯的本意并不是否認一切聯系和原理，而是認為物理學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說到底定理所規定的必然性的出現也是建立在人類構造的偶然性基礎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向人類敞開，人們通過實踐去追尋自由并獲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對自由的規定才成為馬克思進一步來論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結語
麥克萊倫在評論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動機和旨趣時寫道，“馬克思選擇這一題目是想通過考察希臘歷史上相似的時期來闡明當代的后黑格爾哲學境況……黑格爾哲學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從而具有非現實性，并且反對著這個繼續被分裂的世界……馬克思認為在這樣的時期會出現兩個可供選擇的替代：要么無力地模仿以前的東西；要么進行真正的徹底的變革。”[6]27的確，當唯心史觀成為新的宗教，絕對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時候，如何能夠打破這一悲劇的命運，重新發現一條自由之路，就成為后黑格爾時代哲學家的必然使命。
馬克思在為唯物史觀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再次發現了古希臘唯物主義的豐富資源。與德謨克利特的內在矛盾相比，伊壁鳩魯對感性直觀的重視、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對偶然性與自由辯證關系等問題的闡釋無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哲學中另一條隱蔽的林中小路。雖然青年馬克思此時還沒有投身于“改變世界”的革命實踐，但是他對伊壁鳩魯的哲學史意義上的辯護和他對伊壁鳩魯感性直觀的褒揚，已經迸發出了哲學革命的火種，就此而言《博士論文》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作唯物史觀的理論萌芽。正是在馬克思的重新詮釋下，由伊壁鳩魯開啟的具有樸素辯證意味的唯物主義實踐哲學最終為馬克思在20世紀重寫哲學史提供了銳利武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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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出版的國家級核心期刊《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文章中，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讀書》雜志前主編汪暉寫于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被指存在多處抄襲。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反抗絕望》可能確實在使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規范的問題，但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
現年51歲的汪暉為江蘇揚州人，先后從揚州師院和南京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后，1985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文學史家唐弢先生，攻讀博士學位。
在《反抗絕望》的序言中，汪暉稱，該書寫于1986年至1987年間，1988年4月作為他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1990年、1991年先后出版兩次，2000年經修訂后作為“回望魯迅”叢書再次出版。王彬彬所依據的就是2000年版。
“魯迅研究是我個人學術生涯的起點，這一點至今對我仍很重要。”汪暉在新版序言中這樣寫道。正是這部30余萬字的專著，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在魯迅研究領域，《反抗絕望》是一部不容忽視的“名著”，自出版以來經常出現在中文系教師開給學生的書單中。
王彬彬表示，他和汪暉并不認識，也沒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觸，發現汪暉著作中問題的過程也頗為意外。“學生做論文的時候經常會引用《反抗絕望》，我覺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則指導學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間看的，看著看著就覺得不對勁。”
他還說，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投給了《文藝研究》，編輯部非常謹慎，逐字核查后才決定發表。
王彬彬說，在《反抗絕望》中，抄襲和剽竊的現象“很明顯”也“很嚴重”。汪暉的抄襲對象至少包括《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中國意識的危機》等5部中外專著。
王彬彬將汪暉的抄襲手法歸為4類。
一是“攪拌式”：將他人的話與自己的話攪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將他人論述的次序做些調整，便作為自己的話登場。
二是“組裝式”：將別人書中不同場合說的話，組合在一起。一段話中，這幾句剽自這一頁，另幾句襲自離得很遠的一頁，然后作為自己的話示人。
三是“掩耳盜鈴式”：將別人的話原原本本地抄下來，或者抄錄時稍做文字上的調整，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但做一個注釋，讓讀者“參見”某某書。
四是“老老實實式”：一字不差地將別人的話抄下來，不攪拌、不組裝、不讓讀者“參見”。
汪暉 希望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24日，記者給汪暉發短信聯系采訪，汪暉回復短信說：“我在國外，現在是深夜。有朋友來信說及此事。我沒有看到文章，手頭也沒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而清華大學中文系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師知曉此事，但幾名領導均出差在外，無法接受采訪。該工作人員稱，汪暉今年1月赴美，目前正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一文的責任編輯張小姐昨天婉拒了記者的采訪，她說，《文藝研究》不過是一個平臺，他們現在不便發表看法。
錢理群引文不規范不同于剽竊
昨天，針對汪暉被指博士論文存在抄襲一事，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表示，他和汪暉向來走得比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所以對《反抗絕望》的成書過程比較清楚。該書的核心觀點，即“反抗絕望”概念的提出，應該是汪暉獨立思考的結果，是立得住的，這為解讀魯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這個意義上，汪暉以及該書對于魯迅研究都是有貢獻的，“貢獻是大是小可以討論，但這種貢獻不容否定”。
1.新會計制度下財務管理模式探討
2.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基于江蘇省電力公司的調研分析
3.企業精益財務管理模式研究——以神東煤炭集團財務管理為例
4.建筑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5.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管理變革——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研究
6.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對高校財務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7.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相關問題探討
8.內部控制視角下高校財務管理探究
9.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分析
10.我國高校財務管理若干問題實證研究
11.中小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措施
12.淺析“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
1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措施研究
14.淺談醫院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5.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協同模式研究
16.談校園一卡通對高校財務管理的影響
17.傳統財務管理管理范式與柔性財務管理范式的比較
18.論ERP在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9.現代企業財務管理中的稅收籌劃應用探討
20.廣義財務管理理論結構研究——以財務管理環境為起點的研究框架回顧與拓展
21.企業財務管理中心地位理論芻議
22.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23.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初探
24.跨境電子商務環境下的財務管理研究
25.論企業可持續增長的財務管理策略
26.高校財務管理內部控制的探討
27.淺析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財務管理的一般原則
28.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29.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中的問題及對策
30.財務管理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創新分析
31.財務管理專業發展問題的思考——美國Baylor大學訪學有感
33.大數據背景下企業財務管理的挑戰與變革
34.我國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35.淺析新形勢下如何加強與完善醫院財務管理
36.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財務核心能力
37.高校財務管理應對發展新趨勢研究
38.“互聯網+”下企業財務管理模式的探討
39.淺析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
40.大數據時代下企業財務管理的創新研究
41.新常態下加強和改進高校財務管理的思考——以四川省高校財務管理專題調研為基礎
42.論管理會計在高校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43.電子商務環境下企業財務管理對策研究
44.我國企業實施綠色財務管理模式的問題與對策
45.企業財務管理的地位及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的方法分析
46.新時期高校財務管理面臨的挑戰與理念創新
47.加強企業財務管理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48.淺析企業集團財務管理
49.財務報表分析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50.關于財務管理概念框架的幾個問題探討
51.建立完善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
52.企業財務管理中的成本控制工作分析
53.企業會計的財務管理及內部控制研究
54.關于“營改增”對高校財務管理影響的思考
55.財務管理新模式:財務共享服務
56.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定位的思考
57.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及管理機制探討
58.論我國國有企業財務管理中的監督體制
59.論現金流量管理及其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地位
60.淺析網絡環境下的企業財務管理轉型
61.大學生創業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62.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63.會計信息化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及對策
64.財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65.新形勢下高校財務管理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66.財務管理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創新
67.創造價值的財務管理模式——中興通訊的探索之路
68.ERP在財務管理應用中的問題及對策
69.關于加強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思考
70.運用財務戰略思維提升醫院財務管理效力
71.公司治理創新與財務管理改革
72.打造VBM框架下的價值型財務管理模式
73.構建和諧社會與國有企業財務管理創新
74.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協同模式的思考
75.商業銀行財務管理的改革與探索
76.中小企業財務管理能力評價體系研究
77.基于大數據和云計算的企業財務管理研究
78.試析公立醫院財務管理職能的轉變
79.企業財務管理創新之探討
80.如何加強新形勢下的企業財務管理
81.淺析加強財務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
82.新會計制度下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探討
83.物價變動對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的影響
84.醫院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及對策
85.淺析高校財務管理機制創新
86.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
87.信息時代財務管理信息化創新研究
88.正確認識ERP系統中財務管理的功能和地位
89.低碳經濟環境下企業財務管理戰略探究
90.會計信息化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及對策
91.企業集團財務管理問題研究
92.對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創新的幾點思考
93.試論新會計制度下的財務管理模式
94.電子商務環境下的企業財務管理
95.關于開展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若干建議
96.企業財務管理中的稅收籌劃應用問題研究
97.淺析新形勢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問題與對策
98.高職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討
99.蘇美達公司價值創造型財務管理案例研究
100.現代物流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01.新形勢下推進企業財務管理創新的途徑與方法——以建筑企業財務管理為例
102.轉企改制后出版企業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
103.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國際比較與展望
104.電子商務平臺下的企業財務管理模式研究
105.高校財務管理面臨的新挑戰及整體改進研究
106.國內外高校財務管理模式的比較
107.高等學校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研究
108.高校固定資產管理與財務管理相結合的思考
109.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10.財務管理促進非政府組織成長結果分析
111.新會計制度下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和對策研究
112.論現階段電網企業的財務管理創新
113.新時期企業財務管理模式的創新路徑探索
114.企業稅收籌劃與財務管理的相關性分析
115.淺談稅收籌劃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16.基于和諧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研究
117.村級財務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其評價
118.試談加強財務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途徑
119.大數據時代下的企業財務管理
120.貧困縣村級財務管理問題研究
121.試分析ERP對我國企業會計財務管理的影響
122.新形勢下高校財務管理問題及對策探析
123.ERP在財務管理中的運用探討
124.創新財務管理手段 提高財務管理水平——“報賬通”無現金報賬系統在蘇州大學的實踐與探索
125.對浙江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模式的研究
126.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127.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目標與實現
128.試論ERP環境下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
129.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探析
130.淺議“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
131.高校精細化財務管理研究
132.合作創新系統中財務管理的利益分配與風險預警問題初探
133.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現狀和對策分析
134.學習借鑒美國一流大學財務管理經驗 提高我國高等學校籌資能力和管理水平
135.淺析企業財務管理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
國際在線專稿：據德國《世界報》2月16日報道，德國國防部長古滕貝格的博士論文有多處發現大段抄襲文字，而且沒有標注來源，古滕貝格的博士學位有可能被取消。
德國不來梅大學法學教授安得魯·菲舍爾·雷斯卡諾在例行檢查中偶然發現了古滕貝格“大膽的抄襲”行為，雷斯卡諾稱，“抄襲貫穿了整篇論文和所有內容”。古滕貝格曾就讀的拜伊羅特大學的學術監察專員對指控進行了核查，發現共有數頁的抄襲文字。
古滕貝格2006年在拜伊羅特大學法學院完成博士論文，2007年以優等的成績獲得法學博士學位。針對抄襲指控，國防部的發言人稱，古滕貝格論文水平沒有問題，拿博士學位很坦然。現擔任國防部長的古滕貝格目前很受民眾擁戴，甚至是未來德國總理的候選人。(葛文元)
整合營銷傳播是一種創造性、計劃性地整合各種營銷傳播形式如廣告、銷售、公關等, 向目標消費群體和潛在顧客進行產品及品牌的營銷傳播的新型營銷傳播方式。當前我國B2C電商企業的營銷傳播方式還比較單一, 缺乏整合營銷傳播的意識與手段, 因此本文將以目前國內整合營銷傳播運作較為成功的京東作為典型案例, 分析整合營銷傳播在我國B2C電子商務企業的應用情況。
B2C電商企業中整合營銷傳播概述及其應用研究
整合營銷傳播理論概述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個案研究也稱案例研究，只是案例數量不同而已――“是通過運用盡可能多的數據來源，系統地研究個體、群體、組織或事件的一種研究方法”。梅里厄姆認為其根本特征是：（1）針對性。“因此它是研究實際現實問題非常好的方法”。（2）描述性。最終成果是對研究對象的詳細而具體的描述。（3）啟發性。使人們更好地認識被研究的問題，目標是提出新解釋、新觀點、新含義和新想法。（4）歸納性。在邏輯推理上它屬于歸納而不是演繹。①
由上述定義可以總結出個案研究的一些特性。（1）在方法論上，它屬于實證主義典范，因為它操作的對象是事實而不是概念。②這里的事實可以是個體（如范長江）、群體（如大學生、女性、獨龍族）、組織（如《人民日報》、《南方周末》）或事件（如“9?11”事件、1998年抗洪搶險）等。（2）在邏輯推理上，它屬于歸納的范疇。在研究之前沒有一個既定的理論或假設，而是通過對事實分析、研究之后才得到一個理論。（3）在研究的層次上，它屬于微觀研究，注重從多角度對個案進行詳細、具體的描繪，以獲得大量信息，并努力以此得出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問題，而不是側重理論體系的建構。打個比方，個案研究試圖通過研究“一片落葉”而達到“知秋”的目的。
個案研究法與舉例論證不同
在這里必須指出，個案研究與議論文寫作中常用的“舉例論證”方法是不同的。個案研究是一種作為工具的研究方法，舉例論證只是論證過程中展開的方法。論證過程中的舉例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通過對一定數量的例子的分析得出結論，其本質是不完全枚舉法，在邏輯推理上屬于歸納的范疇。它的根本依據是，在沒有遇到反例的情況下，某一屬性在一些同類對象中可以反復，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由于例子與結論這種或然而非必然的聯系，所以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一遇到一個反例，結論就會被推倒。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就必須盡可能地多舉例，并確認沒有反例。二是已經有了一個判斷（或命題），但它太抽象，不易于理解，通過舉例子的方法來做進一步說明。在邏輯推理上它屬于演繹的范疇，這時對例子的數量沒有明確要求，只要一兩個足以。但在性質上必須是正向的，重要反例一被發現，前面的判斷或命題也同樣被。不管是哪種情況，例子都是論證的材料，而不是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真正對象是理論性命題或判斷。我認為這是舉例法中的“案例”與個案研究中的“案例”最大的不同之處。
個案研究中的“案例”是整個研究的基本對象，對它的描述要盡可能的詳細。在數量上，往往只是一個，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過，我認為研究有代表性的個案容易得出有普適性的結論），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個案研究最應該避免的是為研究個案而研究個案，僅僅停留在個案本身。
為了進一步說明二者之間的區別，本文試舉一個例子。如果某研究中有這樣一句話：“神舟六號”成功發射后的第二天，我國中央級媒體都在頭版作了報道，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這是明顯的舉例法。后面所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只是為了說明前面的判斷，且不作具體、詳細的描述。如果一個研究是以《人民日報》關于“神舟六號”成功發射的報道看科學報道如何處理專業性與通俗性的問題，則屬于個案研究。這里的個案“《人民日報》關于‘神舟六號’成功發射的報道”，是研究對象；要研究的問題是“我國中央級媒體科學報道如何處理專業性與通俗性問題”，需通過剖析前述個案來回答。
我國新聞傳播研究應多做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在文化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中有著廣泛應用，也是境外新聞傳播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在美國大眾傳播學和新聞學博士論文中，個案研究所占比例分別為12．58％和7％。③在我們看來，博士論文由于創新的需要，最易向體系建構的方向努力，但個案研究則占到了很高的比例。
遺憾的是，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似乎剛好相反。不管是新聞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還是傳播學，概論類研究都是最多的。宏觀、綜合性研究太多，但大多是整合性研究，了無新意，造成當前研究無法深入、創新乏力。
針對這一現狀，學界不少前輩闡述了他們的看法。方漢奇教授在1982年就主張加強對重點報刊的個案研究，“解放后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但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繼續去做”，④時隔25年之后仍呼吁“要加強個案研究，包括個別重點報刊的歷史和重要新聞界人物歷史的研究”。⑤寧樹藩教授認為新聞史研究深度不夠與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的單一有關，表現之一就是“面上的總體研究多，點上的個案研究少”。⑥丁淦林教授認為新聞史研究“就是要多做個案研究、專題研究和斷代研究。個案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是整體研究的基礎”。⑦何志武、孫旭培教授認為“我國學者熱衷于宏大敘事，追求普遍的價值，常常在宏觀的層面探尋‘絕對真理’，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微觀層面，卻常常難以回答清楚‘是什么’的問題”，⑧因此需“多一些個案的定性研究”。
整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個案研究除了一些時間性特別強的事件性個案研究外，以歷史上的重要報刊史研究最多，如《新華日報史》、《申報興衰史》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報刊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如《〈蜜蜂華報〉研究》、《〈上海猶太紀事報〉研究》等。另外，個案研究是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新聞傳播法、新聞自由、新聞傳播倫理道德領域內的研究中個案研究也較多。如《“停止采訪資格”事件評析》、《從美國媒體“華盛頓槍擊案”報道看犯罪報道中的新聞道德問題》、《媒體監督的良性互動――“孫志剛事件”輿論監督分析》。最近幾年，個案研究在我國新聞傳播博士（后）論文中得到一定應用，如《中國晚報文化研究――作為個案的〈北京晚報〉文化》、《英國媒體的新聞價值觀：以“9?11”事件報道為例》等。
如何處理個案研究的“大”與“小”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除非你研究的是關于方法的學問即方法論，任何一項研究都不能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認為方法是萬能的，它在研究中的價值是服務于“問題”。但不少情況下，同一問題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代表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研究取向，所研究的“問題”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向。那么個案研究法適合于解決什么問題呢？西蒙認為，當研究者試圖發現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和想法時，個案研究特別有優勢，即比較適合于探索性研究。⑨此時我們對研究對象的信息知之甚少，詳細、具體、細致的描繪無疑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或者比其他方法，如調查，更能有效地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
對個案研究法的批評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缺乏科學上的嚴密邏輯，二是研究的結論普適性不強，三是非常耗時。前面兩項批評主要是相對于定量研究而言的，這是由其研究旨趣所決定的。
追求結論的普適性，是所有研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個案研究也不例外。個案本身有大小、復雜簡單之分，但研究都遵循“由個案折射整體”的路線。潘忠黨教授所談的一個例子也許對理解個案研究的“大”與“小”很有幫助：“我的一個學生考察了中國一家本土廣告公司，并以此項研究獲得了碩士學位。雖然他考察的是一個個案，但他提出的問題卻遠遠超出了這一個案。表面上看，他提的問題是：本土廣告公司如何應對4A廣告公司的強有力競爭？但實際上，他遠遠超出了這種描述性或經驗總結式的問題，他提出并力圖回答的問題是：本土廣告公司如何‘本土化’4A廣告公司的專業運作程序，如何利用傳統國有體制的內部資源，并以此建構自己的組織內部空間，調適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這個問題可大了，雖然考察的對象仍然是一家廣告公司。它分析的關注點是具有一定啟發和普適意義的理論問題，涉及中國改革過程中新與舊、內與外之間的互動，以及這種互動過程中社會行為主體的能動作用。這種“大”與“小”的有機結合也許就是所謂‘不大不小’的精髓。”⑩
研究對象是“個案”，研究問題又不囿于個案本身，而是要提出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問題，這是個案研究的理想境界，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隨著越來越多個案研究的積累，我們就可以對超越于個案之上的同類現象有個比較準確的判斷。這正如美國傳播學，一開始是諸多奠基人在各個領域提出一個個理論、觀點，后來由施拉姆把它們
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理論體系。而這一點正是處于積極構建理論體系的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所必經的過程和階段。
注釋：
①⑨羅杰?D?維曼等著，金兼斌等譯：《大眾媒介研究導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②卜衛：《方法論的選擇：定性還是定量》，《國際新聞界》，1997（5）。
③張振亭：《美國傳播學博士論文研究什么？》，《新聞學論集》，第20輯；滕朋：《多樣性與集中化》，《國際新聞界》，2006（4）。
④方漢奇：《方漢奇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⑤方漢奇：《1949年以來大陸的新聞史研究（二）》，《新聞與寫作》，2007（2）。
⑥寧樹藩、曾建雄：《強化本體意識，探求自身規律》，《新聞記者》，1998（9）。
⑦丁淦林：《20世紀中國新聞史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
⑧何志武、孫旭培：《有感而發不是定性研究》，《國際新聞界》，2007（2）。
⑩潘忠黨：《學為問，學而知不足》，載于《傳媒論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