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6:0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評估方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房地產稅稅基評估的程序選擇
（一）對評稅機構設置的選擇
在已實行稅基評估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中，有些國家和地區的評稅主體為代表征稅方的評估主體（政府或準政府機構性質的評估機構和人員）和代表納稅方的評估主體（往往是民間性質的社會中介評估機構或人員）共同來承擔。但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其稅基評估機構主體是單一的。這種單一評估主體的確定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由非稅務部門的政府或準政府性質的評估機構和人員來承擔的，另一種是由民間性質的社會中介評估機構和人員來承擔。這種單一稅基評估主體往往會產生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由代表單方利益的評估機構作為稅基評估主體時，其對稅基的評估結果可能有失客觀、公正和公平。
我國有不少專家建議由稅務部門作為稅基評估的行為主體。但是，假如由稅務部門來負責整個轄區內的房產價值評估，必然要新增大量人員，這與我國政府機關人事制度改革目標不符，更重要的是，稅務部門并非是對房產價值進行評估的專業機構，由它來評估不僅缺乏說服力，還將大大增加征稅成本。
因此，在建立我國稅基評估制度時，對評估機構的選擇可以按下列順序進行：（1）選擇分別代表征、納稅雙方的機構或人員作為評估主體，改變以往一直由征稅部門單方面作為評估主體的狀況。這一選擇既能保證稅基評估結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又能保證征、納稅雙方的合法權益。（2）假如我國稅基評估還不能實行分別由代表征、納稅雙方的兩個以上的評估主體來承擔時，則可以選擇民間的社會中介評估機構作為評估主體，這樣既可以發揮現有的社會中介評估行業的作用，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府部門的財政負擔。當然，需要先對中介機構和人員進行稅法及稅基評估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3）如果我國稅基評估只能由政府或準政府的機構作為評估主體，那么，為保證稅基評估結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稅基評估的行為主體應由稅務部門以外的政府部門來承擔。在國外，由政府單方承擔稅基評估工作的，其評估主體也大多不是直接進行征稅的部門。
（二）房地產稅稅基評估周期
以市場價值作為基礎，對房地產按評估值進行征稅，必須要考慮到市場價值變動的影響。因此，房地產計稅依據的評估應定期進行。評估周期的長短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經濟發展和其他因素（通貨膨脹或環境改善帶來的房地產增值等）；二是受制于重新進行評估的成本；三是房地產計稅依據類型和是否具備現代化的計算機系統及合格的評估人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評估周期。從實行財產稅的國家來看，法國最近一次的財產稅稅基評估發生在1970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每年對應稅財產值作指數化調整；美國的一些地方每年或每兩年進行一次財產稅稅基的重新評估：在丹麥，1982～1998年之間每個不評估的年份實行指數調整，從1998年開始決定每年都進行全面的重新評估；德國采用的計稅依據是土地與地上建筑物價值，由于其經濟發展較為穩定，市場價值變化不明顯，其課稅評估周期為6年，而事實執行的評估周期在6年以上。
我國在房地產稅立法時，應在稅法中明確規定稅基評估的周期。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經濟仍處于轉型和上升期，經濟波動在不同年份間表現得較為明顯，房地產市場價值受經濟發展及通貨膨脹因素影響較大，評估周期不宜定得過長。同時，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社會及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明顯，評估周期不宜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建議可由國家確定一個浮動期間，如在3～5年之間，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具體確定。這樣，既可保證計稅價格相對穩定，又能體現經濟發展、環境改善等因素所帶來的市場價值變化，保證財政收入目標的實現。
（三）申訴安排
房地產計稅依據的評估量大面廣，且其中涉及的因素及技術問題較為復雜.納稅人對評估值產生異議在所難免.因此，相關的法律法規應作出安排，以保證納稅人對評估結果申訴的權利。首先，在組織上.各地應設立獨立于評估部門的專門的復核委員會，并組成評估專家團，在組織上保持獨立性和權威性；復核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處理納稅人的申訴，以確保稅負的公平和一致性；其次，要保證納稅人的知情權，稅務機關對房地產計稅依據進行評估后，應將初評的結果及房地產的有關資料在正式征收之前公布在有關的媒體或網站上，并給予一定的申訴期。在申訴期內，如果業主對計稅價格持有異議，可以向評估機構申訴，若對申訴結果仍不滿意的，業主可以向當地復核委員會申請復核，復核委員會應盡快將結果書面通知業主和相關評估機構，最終的計稅價格應更加客觀公正。
二、房地產稅稅基評估方法和技術
在房產價值評估中，不同的評估方式、參數選擇和評估人員評出的房地產價值往往千差萬別。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不僅會導致估值的混亂，導致房地產稅不穩定和評估效率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會導致權力尋租。要避免這些弊端，就必須確定一個便于操作的、明確的能被廣泛認可的評估標準，這一標準既包括評估方法的選擇、各類參數指標的選擇，也包括調整、修正的幅度等等，以最大限度地確保評估標準的剛性而減少評估人員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
（一）基本評估方法
房地產稅合理、準確的計稅依據應是土地使用權和房產所有權的市場價值，計稅的市場價值是通過評估得出的，但評估值的表現有多種形式。不同的評估方法將得出不同結果。常用的方法有市場比較法、收益還原法、重置成本法。從房地產評估實踐來看，即使是同一房地產，采用這三種方法評估所得的結果有時也相差較大。一般而言（不考慮農用地），成本法的評估結果低于收益法的評估結果，而市場比較法的評估結果介于成本法和收益法之間。這是因為：成本法是從供給角度出發，收益法是從需求角度出發，而市場比較法則是從供求均衡角度出發的，供求雙方達成交易的條件是使房地產使用帶來的收益要大于或至少等于房地產的成本，其超額部分將由供求雙方分享。此外，三種評估方法在具體應用過程中也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存在不足之處。
采用市場比較法，需要有充足的房地產交易的完善交易資料，不適用于較少在市場上交易的應稅房地產。如在一些房地產市場尚不成熟的地區，就很難采用這種方法進行估價。收益還原法的基本思想雖簡單明了，但是在計算中確定適當的利率和預測房地產未來純收益并不容易。對于沒有收益的房地產或者收益無法預測的房地產，無法采用收益法實施評估，而且未來收益的估算也受到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影響。在實際操作中，還原利率的確定隨意性大，往往對評估結果產生較大影響。從理論上講.只要是可以估算其成本的房地產，都可以采用成本估價法。但是，現實生活中房地產的價格取決于其效用，而不是所花費的成本；房地產成本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增加其價值，投入成本不多也不一定說明其價值不高。另外，采用成本法進行估價比較費時費力。難度最大的是折舊的計算，尤其是對陳舊的房地產，往往以估價人員的主觀判斷為依據，同樣會影響估價的準確性。
國際上以市場價值為房地產稅計稅依據的國家通常是區分不同情況，如數據資料情況、市場狀況、待評估房地產特點等，同時采用多種方法。具體而言，對于交易經常發生且有完善交易資料的房地產類型應優先采用市場比較法，如商品房、商業鋪面等：對于一些很少發生轉讓而用于營利目的的房地產可采用收益還原法，如經濟落后的地區，房地產市場發育不完全，缺少可比較的交易資料，可選擇收益還原法；而對于一些特殊的房地產，既無法獲得可比較的交易資料又無法通過使用者的角度確認其收益的，可采用成本重置法
（二）稅基評估技術－－批量評估
同其他目的的評估不同，為得出房地產稅的稅基，要求同時對大量的房地產進行評估，工作量大且密集；另外其他評估行為中往往對特定房地產進行個別評估，個別評估的成本對于稅收行政來說是難以接受的。為保證房地產稅的行政效率，需要將其征管成本中的評估成本有效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控制評估成本的目的通過運用批量評估實現。
在對不動產征收財產稅的國家中，稅基的批量評估已被廣泛應用。批量評估的過程包括兩個步驟：（1）對轄區內所有不動產進行基礎數據的采集，數據采集渠道應著重從以下方面考慮：建立財產登記制度，通過要求納稅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稅務機關申報，逐步掌握全市納稅人的房地產稅源數據；建立與統計部門、房土管理部門等相關政府部門的數據資源共享機制，獲取房地產交易數據、成本數據、收益數據等市場數據；與房地產中介公司合作，獲取房地產市場數據。內容包括不動產位置、土地面積和允許用途、建筑物的面積、年代、材料、質量等，大量不動產的基本信息經過整理，儲存在特定的數據庫中，這樣的數據庫一般被稱為財政房地產簿。（2）估價，首先要進行市場分析。市場分析的目的是要確定位置、土地面積、建筑物面積和質量，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對不動產市場價值的影響.分析的結果是將上述各因素和市場價值的關系通過估價模型的方式表現出來。估價模型可能是數學型，也可能是列示各種類型的土地和房產的單位面積價值的圖表。一旦估價模型建立，就可以將待估不動產基本信息逐個輸入，得出評估值。值得注意的是，對上述批量評估得出的評估值，評估人員需要進行適當檢查以確定其是否符合市場價值，對具有明顯特性（特殊位置、特殊用途等）的不動產更需要仔細地復查。
當今各國的稅基批量評估是同計算機技術緊密結合的，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計算機輔助批量評估技術（CAMA，Computer－aidedmassassessment）。應用這一技術，需要將相關市場交易信息儲存在計算機的數據庫中，由計算機利用回歸技術進行市場分析，構造估價模型，在待估不動產的基本信息輸入后，計算機就可以輸出其評估值了。在我國改革房地產稅收制度的進程中，必須考慮循序漸進地開發CAMA。綜合國外房地產稅發達國家開發CAMA的經驗做法，無論何種CAMA系統，其主要構成大致都是：數據管理子系統、市場數據分析子系統、評估子系統、評估結果管理子系統。數據管理子系統實現稅源數據采集、數據轉換和數據存儲；市場數據分析子系統實現市場數據采集、市場數據分析、市場數據報告；評估子系統實現評估數學模型建立、數學模型校準和價值評估；評估結果管理子系統實現評估結果輸出、評估結果上訴管理和評估結果統計報表。
一、論文名稱、課題來源、選題依據
論文名稱：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及其應用研究
課題來源：單位自擬課題或省政府下達的研究課題
選題依據：
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是企業技術創新決策的前提和依據。通過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 可以使企業對未來的技術發展水平及其變化趨勢有正確的把握, 從而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以減少技術創新決策過程中的主觀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確把握技術創新發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才能沿著正確方向開展,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得到不斷加強。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商業中, 企業的技術創新決定著企業生存和發展、前途與命運, 為了確保技術創新工作的正確性,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現有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可分為趨勢外推法、相關分析法和專家預測法三大類。
(1)趨勢外推法。指利用過去和現在的技術、經濟信息, 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和規律, 在分析判斷這些趨勢和規律將繼續的前提下, 將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向未來推演。生長曲線法是趨勢外推法中的一種應用較為廣泛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美國生物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線(數學模型為: y=l∕[1+a?exp(-b·t)] )及英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線(數學模型為: y=l·exp(-b·t))皆屬于生長曲線, 其預測值y為技術性能指標, t為時間自變量, l、a、b皆為常數。ridenour模型也屬于生長曲線預測法, 但它假定新技術的成長速度與熟悉該項技術的人數成正比, 主要適用于新技術、新產品的擴散預測。
(2)相關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條件、參數、因果關系數據和其他信息, 建立預測對象與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模型, 預測技術的發展變化。相關分析法認為, 一種技術性能的改進或其應用的擴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關的, 這樣, 通過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對該項技術進行預測。相關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導前-滯后相關分析、技術進步與經驗積累的相關分析、技術信息與人員數等因素的相關分析及目標與手段的相關分析等方法。
(3)專家預測法。以專家意見作為信息來源, 通過系統的調查、征詢專家的意見, 分析和整理出預測結果。專家預測法主要有: 專家個人判斷法、專家會議法、頭腦風暴法及德爾菲法等, 其中, 德爾菲法吸收了前幾種專家預測法的長處, 避免了其缺點, 被認為是技術預測中最有效的專家預測法。
趨勢外推法的預測數據只能為縱向數據,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時, 只能利用過去的產品技術性能這一個指標來預測它的隨時間的發展趨勢, 并不涉及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科技、經濟、產業、市場、社會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現代商業經濟中, 對于產品技術發展的預測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產品過去技術性能指標按時間的進展來類推, 而應系統綜合地考慮現代商業中其他因素對企業產品技術創新的深刻影響。相關分析法盡管可同時按橫向數據和縱向數據來進行預測, 但由于它是利用過去的歷史數據中的某些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因素求出的具體的回歸預測式, 而所得到的回歸預測模型往往只能考慮少數幾種主要影響因素, 略去了許多未考慮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對實際問題的表達能力也不夠準確, 預測結果與實際的符合程度也有較大偏差。專家預測法是一種定性預測方法,依靠的是預測者的知識和經驗, 往往帶有主觀性,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預測準確度的要求。以上這些技術創新預測技術和方法為企業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預測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 但在新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下, 技術創新預測的方法和技術應有新的豐富和發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進一步適應時展的需要,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先進的基礎理論和技術方法。
目前,在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評估中, 一般只考慮如下四個方面的因素: (1) 技術的先進性、可行性、連續性; (2) 經濟效果; (3) 社會效果; (4) 風險性, 在對此四方面內容逐個分析后, 再作綜合評估。在綜合評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專家法)、ahp法(層次分析法)、模糊評估法、決策樹法、戰略方法及各種圖例法等, 但技術創新的評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 其中存在著廣泛的非線性、時變性和不確定性, 同時, 還涉及技術、經濟、管理、社會等諸多復雜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評估科學性的要求。關于技術創新評估的研究, 在我國的歷史還不長, 無論是指標體系還是評估方法, 均處于研究之中, 我們認為目前在企業技術創新評估方面應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技術創新評估指標體系; (2) 建立一種適應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綜合評估方法。
這種情況下, 神經網絡技術就有其特有的優勢, 以其并行分布、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 可以較好地適應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這類多因素、不確定性和非線性問題,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項目以bp神經網絡作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構建的基礎, bp神經網絡由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構成, 各層的神經元數目不同, 由正向傳播和反向傳播組成, 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時, 從輸入層輸入影響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值和評估值的n個因素信息, 經隱含層處理后傳入輸出層, 其輸出值y即為產品技術創新技術性能指標的預測值或產品技術創新的評估值。這種n個因素指標的設置, 考慮了概括性和動態性, 力求全面、客觀地反映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導致產品個體差異的主要因素, 盡管是黑匣子式的預測和評估, 但事實證明它自身的強大學習能力可將需考慮的多種因素的數據進行融合, 輸出一個經非線性變換后較為精確的預測值和評估值。
據文獻查閱, 雖然在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現有原理和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獻[08]、[09]、[11]等, 但尚未發現將神經網絡應用于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方面的研究, 在當前產品的市場壽命周期不斷縮短、要求企業不斷推出新產品的經濟條件下, 以神經網絡為基礎來建立產品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 是對技術創新定量預測和評估方法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三、論文預期成果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本項目研究的理論意義表現在: (1) 探索新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 豐富和完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體系; (2) 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 有利于推動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的發展。
本項目研究的應用價值體現在: (1) 提供一種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定量預測技術, 有利于提高預測的正確性; (2)提供一種基于bp神經網絡的綜合評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評估的科學性; (3) 為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論和實用技術。
四、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研究目標：
以bp神經網絡模型為基礎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并建立科學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及設計相應的模型計算方法, 結合企業的具體實際, 對指標和模型體系進行實證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實用價值。
研究內容：
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佑的相關指標體系確定及其量化和規范化。從企業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入手, 密切結合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系統綜合地分析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各相關因素, 建立科學的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規范化的原則及方法。
2、影響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各相關指標的相對權重確定。影響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各相關因素在輸入預測和評估模型時, 需要一組決定其相對重要性的初始權重, 權重的確定需要基本的原則作支持。
3、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研究。 根據技術創新預測的特點
, 以bp神經網絡為基礎, 構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4、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計算方法設計。根據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基本特點, 設計其相應的計算方法。
5、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學習樣本設計。根據相關的歷史資料, 構建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學習樣本, 對預測和評估模型進行自學習和訓練, 使模型適合實際情況。
6、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的實證研究。以一般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工作為背景, 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進行實證研究。
創新點：
課題來源：單位自擬課題或省政府下達的研究課題
選題依據：
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是企業技術創新決策的前提和依據。通過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可以使企業對未來的技術發展水平及其變化趨勢有正確的把握，從而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以減少技術創新決策過程中的主觀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確把握技術創新發展方向的前提下，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才能沿著正確方向開展，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得到不斷加強。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現代商業中，企業的技術創新決定著企業生存和發展、前途與命運，為了確保技術創新工作的正確性，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現有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可分為趨勢外推法、相關分析法和專家預測法三大類。
(1)趨勢外推法。指利用過去和現在的技術、經濟信息，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和規律，在分析判斷這些趨勢和規律將繼續的前提下，將過去和現在的趨勢向未來推演。生長曲線法是趨勢外推法中的一種應用較為廣泛的技術創新預測方法，美國生物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raymondpearl提出的pearl曲線(數學模型為:y=l∕[1+a?exp(-b·t)])及英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線(數學模型為:y=l·exp(-b·t))皆屬于生長曲線，其預測值y為技術性能指標，t為時間自變量，l、a、b皆為常數。ridenour模型也屬于生長曲線預測法，但它假定新技術的成長速度與熟悉該項技術的人數成正比，主要適用于新技術、新產品的擴散預測。
(2)相關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條件、參數、因果關系數據和其他信息，建立預測對象與影響因素的因果關系模型，預測技術的發展變化。相關分析法認為，一種技術性能的改進或其應用的擴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關的，這樣，通過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對該項技術進行預測。相關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幾種:導前-滯后相關分析、技術進步與經驗積累的相關分析、技術信息與人員數等因素的相關分析及目標與手段的相關分析等方法。
(3)專家預測法。以專家意見作為信息來源，通過系統的調查、征詢專家的意見，分析和整理出預測結果。專家預測法主要有:專家個人判斷法、專家會議法、頭腦風暴法及德爾菲法等，其中，德爾菲法吸收了前幾種專家預測法的長處，避免了其缺點，被認為是技術預測中最有效的專家預測法。
趨勢外推法的預測數據只能為縱向數據，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時，只能利用過去的產品技術性能這一個指標來預測它的隨時間的發展趨勢，并不涉及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科技、經濟、產業、市場、社會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現代商業經濟中，對于產品技術發展的預測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產品過去技術性能指標按時間的進展來類推，而應系統綜合地考慮現代商業中其他因素對企業產品技術創新的深刻影響。相關分析法盡管可同時按橫向數據和縱向數據來進行預測，但由于它是利用過去的歷史數據中的某些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因素求出的具體的回歸預測式，而所得到的回歸預測模型往往只能考慮少數幾種主要影響因素，略去了許多未考慮的因素，所以，所建模型對實際問題的表達能力也不夠準確，預測結果與實際的符合程度也有較大偏差。專家預測法是一種定性預測方法，依靠的是預測者的知識和經驗，往往帶有主觀性，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預測準確度的要求。以上這些技術創新預測技術和方法為企業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企業技術創新的預測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但在新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下，技術創新預測的方法和技術應有新的豐富和發展，以克服自身的不足，更進一步適應時展的需要，為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的開展和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先進的基礎理論和技術方法。
目前，在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評估中，一般只考慮如下四個方面的因素:(1)技術的先進性、可行性、連續性;(2)經濟效果;(3)社會效果;(4)風險性，在對此四方面內容逐個分析后，再作綜合評估。在綜合評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delphi法(專家法)、ahp法(層次分析法)、模糊評估法、決策樹法、戰略方法及各種圖例法等，但技術創新的評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其中存在著廣泛的非線性、時變性和不確定性，同時，還涉及技術、經濟、管理、社會等諸多復雜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難以滿足企業對技術創新評估科學性的要求。關于技術創新評估的研究，在我國的歷史還不長，無論是指標體系還是評估方法，均處于研究之中，我們認為目前在企業技術創新評估方面應做的工作是:(1)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技術創新評估指標體系;(2)建立一種適應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綜合評估方法。
這種情況下，神經網絡技術就有其特有的優勢，以其并行分布、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可以較好地適應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這類多因素、不確定性和非線性問題，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項目以bp神經網絡作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構建的基礎，bp神經網絡由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構成，各層的神經元數目不同，由正向傳播和反向傳播組成，在進行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時，從輸入層輸入影響產品技術創新預測值和評估值的n個因素信息，經隱含層處理后傳入輸出層，其輸出值y即為產品技術創新技術性能指標的預測值或產品技術創新的評估值。這種n個因素指標的設置，考慮了概括性和動態性，力求全面、客觀地反映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發展的主要因素和導致產品個體差異的主要因素，盡管是黑匣子式的預測和評估，但事實證明它自身的強大學習能力可將需考慮的多種因素的數據進行融合，輸出一個經非線性變換后較為精確的預測值和評估值。
據文獻查閱，雖然在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現有原理和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獻[08]、[09]、[11]等，但尚未發現將神經網絡應用于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方面的研究，在當前產品的市場壽命周期不斷縮短、要求企業不斷推出新產品的經濟條件下，以神經網絡為基礎來建立產品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模型，是對技術創新定量預測和評估方法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三、論文預期成果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本項目研究的理論意義表現在:(1)探索新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豐富和完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體系;(2)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有利于推動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方法的發展。
本項目研究的應用價值體現在:(1)提供一種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定量預測技術，有利于提高預測的正確性;(2)提供一種基于bp神經網絡的綜合評估方法，有利于提高評估的科學性;(3)為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論和實用技術。
四、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研究目標：
以bp神經網絡模型為基礎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并建立科學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及設計相應的模型計算方法，結合企業的具體實際，對指標和模型體系進行實證分析，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實用價值。
研究內容：
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佑的相關指標體系確定及其量化和規范化。從企業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入手，密切結合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系統綜合地分析影響產品技術創新的各相關因素，建立科學的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并研究其量化和規范化的原則及方法。
2、影響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各相關指標的相對權重確定。影響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各相關因素在輸入預測和評估模型時，需要一組決定其相對重要性的初始權重，權重的確定需要基本的原則作支持。
3、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研究。根據技術創新預測的特點，以bp神經網絡為基礎，構建基于多因素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
4、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計算方法設計。根據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基本特點，設計其相應的計算方法。
5、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學習樣本設計。根據相關的歷史資料，構建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學習樣本，對預測和評估模型進行自學習和訓練，使模型適合實際情況。
6、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的實證研究。以一般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與評估工作為背景，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技術進行實證研究。
創新點：
1、建立一套基于電子商務和知識經濟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目前，在技術創新的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方面，一種是采用傳統的指標體系，另一種是采用國外先進國家的指標體系，如何結合我國實際當前經濟形勢，參考國外先進發達國家的研究工作，建立一套適合于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指標體系，此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這是一項創新。
2、研究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及其計算方法。神經網絡技術具有并行分布處理、自學習、自組織、自適應和容錯性等優良性能，能較好地處理基于多因素、非線性和不確定性預測和評估的現實問題，本項目首次將神經網絡技術引入企業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這也是一項創新。
五、課題研究的
基本方法、技術路線的可行性論證
1、重視系統分析。以系統科學的思想為指導來分析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和變化的宏觀因素和微觀因素，并研究影響因素間的內在聯系，確定其相互之間的重要度，探討其量化和規范化的方法，將國外先進國家的研究成果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建立我國企業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的指標體系。
2、重視案例研究。從國內外技術創新預測與決策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歸納和總結出具有共性的東西，探索技術創新預測與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
3、采用先簡單后復雜的研究方法。對基于bp神經網絡的技術創新預測和評估模型的研究，先從某一行業出發，定義模型的基本輸入因素，然后，逐步擴展，逐步增加模型的復雜度。
4、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將研究工作與具體企業的技術創新實際相結合，進行實證研究，在實踐中豐富和完善，研究出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的成果。
無可置疑，眾多大企業都紛紛加大數字營銷的投入力度，但是，數字營銷看上去很美好，如何才能利用數字營銷真正達成營銷目標？
數字營銷的困惑
互聯網從Web1.0時代的單向信息流，進化到Web 2.0乃至于社會化媒體等多元化信息組合，數字營銷也急速分流為兩大分支：互聯網硬廣模式與互動行銷模式，前者以數據積累為內核，強調精準投放，通過技術精準鎖定受眾，幫助廣告主有效降低成本；后者則強調用戶參與，以用戶體驗分享與互動媒體矩陣構建跨平臺生態體系為核心方法論，迎合受眾對傳統硬廣的抵觸心理，用植入式與體驗式的營銷吸引目標受眾。
雖然兩大分支均以策略、創意、執行、監測等為營銷服務的基本架構，本質營銷方式的迥異卻決定兩者之間很難用統一的評估標準實現比對。
映盛中國CEO譚運猛博士告訴本刊記者，伴隨著互聯網媒體社交化的深入發展，網民互動的深入，消費者變得越來越難以信任由生產商、渠道商、傳統媒體所構建的垂直信息渠道，他們更愿意相信來自朋友或陌生網友口口相傳的水平信息渠道。
不過，廣告主卻面臨層出不窮的數字營銷概念，如數字媒介購買、移動營銷、社會化營銷、數據庫營銷、微電影營銷、微博營銷等等，這些花樣百出的數字營銷方式往往令廣告主困惑，選擇什么樣的數字營銷方式才能帶來最大價值？營銷效果如何可控？
在譚運猛看來，由于上述的的困惑和迷茫，廣告主面對數字營銷這一必爭的營銷陣地時，往往會陷入一些認知的誤區。
誤區一是，不確定通過數字營銷能達成什么樣的目標，往往會為了數字營銷而數字營銷，不明確自己想要的是ROI還是KPI，或者對營銷的關鍵績效的權重無法確定；誤區二是，把數字營銷當做成一種全新的營銷方式，從而在內部形成傳統營銷和數字營銷兩條甚至多條營銷線，缺乏整合；誤區三是，用傳統營銷方式來評估數字營銷，忘記了數字營銷的重要特點是數據的可監測和可評估，從而缺乏一套科學有效的營銷效果的監測分析評估方法。這些認知上的誤區越來越成為數字營銷達成營銷目的的主要障礙。
解密數字營銷
而正是由于各種誤區所在，數字營銷，也正在經歷著“穿越”與“超越”的爭論，從業者們堅持認為數字營銷顛覆傳統營銷模式，幫助廣告主形成良好的回饋，而廣告主則躊躇不止，因為并沒有多少比例的廣告主能講清楚自己究竟從數字營銷獲取多少可量化回報。針對這種謎局，譚運猛淡然一笑，“質疑數字營銷權威性的論調，沒有多大意義，當一個產業鏈成長到數以千億級規模，已經說明了其存在價值。我們需要做的是不停思考與梳理數字營銷的邏輯環節，當數字營銷切實為廣告主帶來價值時，這種爭論自然煙消云散”。
與其它任何營銷方式一樣，數字營銷領域的本源價值也是為品牌價值帶來提升，這種提升可能是多維度的綜合體現，可以是品牌認知度、美譽度、忠誠度，也可以是訂單或銷量數據。
映盛中國CEO譚運猛博士認為，廣告主要做好數字營銷有三點核心要素必須把握：第一，制定合理的營銷目標；第二，要有整合的營銷思路；第三，要有可行可信的數據監測和評估手段。
“制定合理的目標，是啟動數字營銷策略的根本，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要對目標進行可執行粒度的分解，目標不是單一的，要明確各目標的權重。”譚運猛說，“數字營銷必須通過整合各種資源來達成營銷目標，既包括傳統媒介和數字媒介的整合、各種數字媒介的合理整合，又包括數字營銷活動和銷售活動的整合等等。科學的媒體監測與數據分析方法則是解讀數字營銷效果的武器，如何得到真實的監測數據？如何分析用戶行為？如何尋找用戶的各種反饋繼而了解用戶的想法？數據的監測評估必須做到可信和可行。這些道理看似簡單，但我敢肯定地說，絕大多數企業都沒做到。也可能是大家把數字營銷當做高深的營銷方式，而缺乏上述這些根本的認知。”
截止到2012年6月份Capgemini調研數據，超過全球百分之七十的首席執行官對跨媒體整合數據保持興趣——可企業面臨的殘酷困境在于互聯網互動產品技術成長速度，大幅度超越數字營銷服務成長速度，而營銷方法論，營銷認知角度，以及數字營銷監測分析等產業必備條件的滯后，進一步令廣告主處在數字營銷的迷惘困境。怎么樣幫助廣告主走出這個迷宮？譚運猛解答說：“作為專業的互聯網數字營銷服務機構，我們通常會幫助客戶有效解讀數字營銷的目標，并且針對數字營銷與大營銷策略層面給出咨詢建議，提出專業的監測和考核方法，令廣告主能真正從數字營銷中獲取積極驅動作用的服務。”
映盛中國數字營銷矩陣
據悉，映盛中國以策略為主導，憑借創意、設計、平臺、內容、執行、資源優勢為客戶提供營銷矩陣化的解決方案，映盛中國從數字營銷策略的第一步就幫助廣告主解讀數字營銷面臨的問題與需求，建立數字營銷目標，形成整合的數字營銷策略，并提供數字營銷的深入數據分析與解讀。這種服務理念，使得映盛中國在十年間持續保持業務增長，服務客戶已覆蓋汽車，化妝品，體育，金融等多個行業。
〔關鍵詞〕政府績效管理；科學知識圖譜；熱點主題；研究演化路徑；CiteSpace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2.026
〔中D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7）02-0141-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It is meaningful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ot spots in the field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volution path.Based on the 472 research papers from CNKI（2002-2015），and by using CiteSpace for counting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mapping all kind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paper could learn the research hot spots and evolution path and the research hot spots in the future combined with expert advice.
〔Key words〕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scientific knowledge map；hot topics；research evolution path；CiteSpace
伴隨公眾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及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的行政效率、效果成為公眾熱切關注的核心話題，政府績效管理研究隨之成為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研究領域，并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梳理文獻發現，目前關于該領域的研究綜述相對較少，且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綜述，如楊亞莉通過對績效管理內涵以及國內外政府績效管理發展歷程的描述，分析了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針對性的改進建議[1]；胡衛衛，施生旭以2000-2014年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288篇文獻為樣本，從研究類型、研究視角、研究趨勢等角度進行了統計分析，概述了主要觀點，并對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未來的研究建議作了梳理[2]；包國憲、向林科通過對“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相關研究文獻進行統計分析，梳理了該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并對研究前沿論域進行了預測[3]。以上綜述從不同角度呈現了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部分成果譜系，對該領域的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存在研究方法過于單一，缺乏大樣本的計量分析等不足。
本文主要以CiteSpace作為分析工具，選取CNKI中2002-2015年“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472篇研究期刊為數據樣本，通過高頻關鍵詞統計及各類科學知識圖譜繪制分析，結合專家建議對該領域的熱點研究主題及研究演化路徑進行細化梳理，以期為該領域的后續探索提供不同的研究視角。
1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
為保證原始數據的全面可靠性，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全文數據庫為研究數據來源；為確保研究結果的真實性，以“2002-2015”為檢索年限，文獻類別中期刊的檢索條件均為“模糊”，檢索得到篇名和關鍵詞中包含“政府績效管理”的期刊共計472篇。
12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由德雷克塞爾大學陳超美團隊開發的一種用于文獻數據識別與可視化其演化動態和研究熱點的Java應用軟件[4]。其基本原理是對分析單位（文獻、關鍵詞、作者等）的相似性分析和度量，本質上是一種宏觀知識測量的信息可視化技術，因此有其獨特的計量指標及含義[5]。自2005年該團隊率先在中國命名和引入科學知識圖譜（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6]以來，科學知識圖譜或知識圖譜作為科學計量學的新方法和新領域在國內勃然興起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具體操作上，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自帶的數據分析功能（Refworks），對檢索到的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數據資料進行格式轉化并導出CiteSpacce能夠識別的數據格式；其次，在借助CiteSpacce分析軟件對轉化后的數據進行關鍵詞共現、作者共現、機構共現等技術處理的基礎上，分別繪制多元、分時、動態的科學知識圖譜；最后，結合高頻關鍵詞矩陣、高被引文獻等數據資料以及相關專家建議對各類知識圖譜進行深度分析和挖掘，探尋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演進路徑和熱點主題。
2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研究的基本狀況
21文獻量變化統計
統計發現，2002-2015年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研究文獻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2002-2009年期間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文獻不斷增多，在2009年達到歷年研究期刊量的最大值64篇；2009-2015年期間整個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發文量呈波動下降趨勢。
22核心作者
作者發文量以及期刊被引頻次往往能反映其在相應科研領域的學術貢獻與影響力。本文利用CNKI數據庫的被引頻次統計功能，對發文量3篇以上以及單篇被引頻次超過27次的作者進行統計（表1、表2），有助于探尋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核心作者和作者群，進而更加準確地挖掘和梳理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權威知識體系。
23主要研究機構
通過對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數據進行機構共現（CiteSpace中Node Types選項設定為Institution）分析，可以得出近年來該領域研究機構發文量的排序列表（見表3）。由表3可以發現，蘭州大學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哈爾濱商業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的發文量相對較高，是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主要研究機構。
24合作機構與合作作者分析
作者之間以及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往往暗含著學術共同體的演化脈絡。通過CiteSpace對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合作機構與合作作者進行共現圖譜繪制分析，有助于明晰該領域的核心研究團隊和科研規模，更好地把控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及研究前沿走向。在政府績效管理領域合作機構與合作作者共現圖譜繪制的過程中，主要通過將CiteSpace中的“Node Types”值設定為Institution+Author，“Top N”值設定為30，其他設置選擇默認值，經過圖譜修剪等技術處理最終繪出較為理想的科學知識圖譜（見圖2）。
3研究過程
31關鍵詞抽取與詞頻統計
關鍵詞作為論文主題內容的代表性詞匯，是對文章核心內容的高度凝練概括，當某個關鍵詞在該領域文獻中反復出現時，該詞就能反映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及發展動向[7]。高頻關鍵詞體現了當前政府績效管理領域專家、學者共同關注的主題，也是研究者共同注意力的匯聚，代表了該領域研究的焦點主題。利用CiteSpace軟件中的關鍵詞共現統計功能，在對原始數據進行關鍵詞頻統計的基礎上，整理出政府績效管理研究領域前30位的高頻關鍵詞（見表4）。由表4可知，績效管理、政府績效、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績效評估指標、績效管理工作、評估主體、平衡積分卡等詞十分活躍，是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熱點研究主題。
32自動聚類標簽視圖分析
聚類視圖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研究領域的分布情況，是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可視化分類，便于研究者高效梳理冗雜的數據信息。此外，自動聚類標簽視圖是在默認視圖基礎上，通過譜聚類算法[8]生成知識聚類，繼而從引用聚類的相關施引文獻中經過算法獲取標簽詞，以此來表征對應于相關知識基礎的研究前沿。
通過繪制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自動聚類標簽視圖，最終析出排名靠前的11個聚類（見圖3）。其前沿標簽分別為鄉鎮政府、考評結果、審計、因果分析、公共部門績效、中央國家機關、全面深化改革、工具理性、公共服務型等，這些聚類標簽表征了該領域的研究前沿視角。
33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綜合知識圖譜分析
為了能更直觀清晰地挖掘政府績效管理研究領域的發展脈絡及潛在熱點，通過CiteSpace的關鍵詞共現原理，將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數據以1年為時間片進行切割，保留每個時間片上前30個關鍵詞，結合圖譜剪修及人工調整等技術處理，最終繪制出該領域的綜合科學知識圖譜（見圖4）。
觀察圖4發現，政府績效管理與績效管理所對應的節點最大，且與其他節點的連線最為密集，表明它們是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核心研究主題，處在該領域關系網絡的核心位置；政府績效、績效評估指標、地方政府績效、評估主體、績效目標、平衡積分卡、績效評估、績效管理工作、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價值取向、公眾參與、公共服務質量、管理體制改革、政府公信力等詞對應的節點也相對較大，表明這些主題也是近年來眾多學者所關注和青睞的研究焦點；電子政府、行政改革、考評結果、公共服務型政府、評價指標、工具理性、公共價值、第三方評價、戰略管理等詞對應的節點雖相對最小，但基本都處在整個關系網絡的連線末端，很可能是該領域未來的研究熱點。
4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熱點主題
綜合政府績效管理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統計、自動聚類標簽視圖、綜合知識圖譜分析以及相關專家建議，最終將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熱點研究主題概括為政府績效管理理論、政府績效管理模式、政府績效評估指標、政府績效評估主體、政府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電子政務績效、政府績效審計等7個方面。
41政府績效管理理論
政府績效管理作為提升政府績效的一項主要工具，需要集科學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等宗旨于一體，以公共價值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引開展績效管理工作。梳理文獻發現，中國政府績效評估理論研究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初步探索階段（1994-1999年）、研究的拓展階段（2000-2003年）和研究的細化和創新階段（2004年至今）3個階段[9]；此外，學界關于政府績效管理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建立行政決策專家來推行政府績效評估[10]；為什么評估、評估什么、誰來評估、如何評估等政府績效評估的基本問題探討[11]；建立政府績效評估體系[12]以及健全政府績效管理領導體制、運行機制和優化組織環境；完善政府績效管理的流程與環圖4政府績效管理研究的綜合知識圖譜
節；促進政府績效評估更加科學；實現信息技術應用與政府績效管理有機結合[13]等具體理論思考。因此，未來的政府績效管理理論發展需要立足解決傳統行政官本位文化理念、集中發展經濟的管理理念、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長期具有的“政府本位”的價值取向[14]等理念困境，尋求徹底解決政府績效管理中的內部矛盾的突破性進展。
42政府績效管理模式
作為解決政府績效問題的方法論，政府績效管理模式對提高和改善政府績效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我國政府績效管理模式主要以福建的“效能考核”、廣東的“科學發展水平考核評價”以及深圳的“政府績效評價”3種模式最為代表[15]；基于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的視角，學界形成了“下評上”模式、“評估團”模式、“政務公開”模式、滿意度調查模式、“萬人評議政府”模式以及“第三方評估”政府模式等基本模式和做法[16]；u價模型主要包括類指標、評價維度、評價指標、指標要素以及技術指標等5個方面的內容[17]。此外，部分學者針對時下流行的“公眾參與”式的政府績效評價模式與“技術理性”的政府績效評價模式進行了利弊分析等模式評估，認為前者會因公眾的知識限度影響政府績效評價的科學性；后者則會因專家的“經濟人”天性影響到政府績效評價的公正性、公平性以及公共性。由此，提出建立一種公共政策中技術理性與公共精神相統一的“復合型”績效評價模式[18]。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方面主要是以決策戰略目標化、指標設置目標化、目標責任明晰化、目標考核綜合化、目標過程程式化為特征的南通模式最為代表，是集目標管理與現代績效管理優勢于一體的績效管理模式[19]。
43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由圖4可以看出，學界在對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進行大量研究的同時，對與其相關的績效標準、平衡計分卡、政府效能、績效管理制度等研究熱點進行了探討。梳理文獻發現，學者關于該熱點研究主題的論域主要集中在指標設計的類型和方法[20]；績效指標的地位和功能、設計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應堅持的基本原則、確定指標權重的思路[21]；影響政府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制定的內部因素（政府職能、政府發展的戰略和規劃、政府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和政府管理的規范化程度）和外部因素（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治體制、公民參與度、文化傳統和各利益主體間的博弈與整合）[22]等方面；此外，部分學者針對當前政府績效評估指標設計的線性化和表象化，提出應基于治理過程對構建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進行考察，利用平衡記分卡合理設計政府績效評估指標，以突顯其民主行政的價值觀[23]；為解決現有指標體系設計框架的自適應問題，有學者提出建立一個基于“績效維度――層級特征――樣本屬性”三維立體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邏輯框架[24]。
44政府績效評估主體
政府績效評估主體作為政府績效評估活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是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學界關于政府績效評估主體的探索和爭議并存，其研究視野大都集中在對缺乏社會組織和公眾的有效參與的多以上級評估下級的政府績效評估主體形式進行多元化重構。具體來看，學者的研究論域主要涉及政府績效評估主體多元化構建的觀念、制度和技g障礙、價值取向、合法性、結構特點和發展建議等方面。倡導在分析政府、公眾、企業作為政府的主要績效評價主體所蘊含的不同價值取向及其各自的優劣勢基礎上[25]；從規范政府績效評估主體資質、優化政府績效評估流程、增強對政府績效評估結果的回應性等方面增進政府合法性[26]；構建政府績效評估多元化主體，在政府的主導下，建立有人大、政協、第三部門組織、專業評估機構等參與的、協同共助的多元化評估主體模式[27]；堅持公共本位價值取向，突出社會民眾、社會中介組織、專家等主體在績效評估中的價值，建構一個由政府主導的、公眾積極廣泛參與的多元主體治理系統[28]。
45政府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
由圖4可以看出，政府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研究同績效目標和公共服務質量密切關聯，正確的政府績效價值取向往往能夠為績效目標的達成與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提供參考依據。目前，該領域的研究論域主要集中在政府績效評估價值取向的作用、要求和層次分析；價值扭曲的表現、成因以及確立原則等方面，對政府績效評估價值取向的“民眾本位”或“政府本位”等應然性問題進行了探討；受道德價值觀、公共責任機制不完善、政府職能界定不明確、目標價值的沖突多元化等因素的影響，國內政府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往往出現以人為本的價值缺失、經濟價值的過度泛化、公共價值導向的偏差、對效益原則的扭曲等價值失衡現象[29]；此外，部分學者進一步對績效評估實踐中價值取向的“應然”與“實然”之間的鴻溝展開了探微。通過評估主體、評估指標、評估程序、民眾滿意度4個維度的測量，發現當前的政府績效評估存在評估主體單一化、評估信息封閉性和神秘色彩嚴重等“政府本位”詬病，并提出專家決策、公眾參與、公開評估信息等旨在構建“民眾本位”的價值取向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30]。
46電子政務績效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電子政務這一新技術革命潮流下的衍生品得到了各國不同程度的重視，對其進行績效評估也成為國內外學者競相研究的熱點主題。比較發現，國內外對電子政務績效評價都十分重視，并對電子政務績效評價體系的內容和價值取向、評價模型、評價指標、評價機制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國內外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研究在研究水平、研究要點、研究方式上有明顯的差異[31]。國外的電子政務績效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埃森哲咨詢公司、聯合國、美國Brown大學、TNS公司、Jersey Newark大學等機構；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聚集在廣州時代財富科技公司、北京時代計世資訊有限公司、電子政府思想庫網站、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東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等研究機構[32]。此外，我國學者對電子政務績效的評價模型原理和結構以及評價過程[33]、提高我國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水平經驗與途徑[34]、模型比較與本質分析、方法和技術等部分進行了探討，強調制定科學的評價標準，并選用恰當的評估方法和指標，建立合理的制度體系，是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工作中的重點[31]。
47政府績效審計
20世紀40年代，政府績效審計逐漸在國外興起，經濟危機后國家公共開支的大幅增加和人民民主意識的提高，使得公眾開始主張對受托經管其公共資源的政府部門所承擔的經濟責任展開檢查。相較而言，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政府目標管理。國內外日益常態化的政府績效審計實踐逐漸引起了學界眾學者的研究興趣，梳理發現，國外學者對政府績效審計的研究大致可概括為政府績效審計比較研究、整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績效審計研究、政府績效審計角色和作用研究3個主要研究領域，且存在基本理論問題研究缺少系統性、政府績效審計研究整體性不足以及與審計學基本理論系統的銜接有效性不夠等現實問題[35]；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實踐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萌芽階段、20世紀90年代的初步研討階段以及21世紀初至今的深入研究階段，并在政府績效審計的內涵、內容和范圍、職能和目標、程序和方法、評價標準和評價指標、審計報告等方面成果顯著[36]。未來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需要在審計主體和對象、審計層次、方式和方法等方面進行革新，并注重政府績效審計結果（信息）的價值發掘與應用[37]。
5研究的演化路徑與未來潛在的研究熱點
51研究的演化路徑
近年來，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成果逐漸豐富，學者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也日趨多樣，除了研究成果數量呈波動變化趨勢外，該領域的研究主題也具有一定的演化規律。為更加清晰地梳理該領域研究主題的演化軌跡，以政府績效管理研究成果峰值的時間節點（2009）為限，分兩階段分別進行歸納梳理（見圖5）。
511研究探索階段（2002-2009年）
統計發現，這一階段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成果數占總體的42%，且呈不斷增長趨勢，2009年達到增長狀態的臨界值。圖5顯示了2002-2015年政府績效管理的年度研究熱點主題演化軌跡，其中2002-2009年期間學者的研究焦圖5政府績效管理研究的時間分區圖譜
點重點指向重塑政府、服務型政府、效率政府、電子政府、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結果、目標和指標；行政體制改革、理性與反思、公共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質量、行政價值取向、公共支出績效、公民參與、存在問題及解決措施等。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政府績效管理研究整體處于探索階段，學界對政府績效評估的基礎理論和概念界定的研究較多；同時，很多學者開始關注政府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問題，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探討投入較多；評估過程開始重視公民參與，在反思績效管理問題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提供了解決對策和建議。
512研究深化階段（2010-2015年）
較之前一階段，這一時期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成果數呈波動下滑趨勢，但總體科研數仍占比較大（58%）。圖5顯示，該階段學界的研究論域轉向政府績效評估主體、公眾滿意度、政府執行力、第三方評價、績效評估體系、政府公信力、行政管理方式、政府職能、法制化等層面；繼續對政府效能、績效標準、績效評估結果和指標、地方政府績效、公共價值、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效目標等研究進行了深化；價值取向作為政府績效管理的靈魂，長期以來得到了學界的持續探討，極力倡導構建“第三方評價”等能切實保障公眾權益的績效評估模式；伴隨該領域研究成果的日漸豐富以及實踐活動的不斷開展，政府績效管理的法制化構建成為該領域發展的核心話題，如何將政府績效管理的各實施環節納入到法制的運行軌道，仍需學界的進一步研究。
52未來可能潛在的研究熱點
521鄉鎮政府績效管理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政府組織系統的基層組織單位，是黨和國家政策在基層的執行者和實施者，其行政績效好壞直接關乎國家政策方針的落實程度和水平，對鄉鎮政府進行績效評估和管理，能夠督促其行政活動更具效力和活力，提高鄉鎮政府行政活動的績效水平。目前，學界關于政府績效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縣市級，對鄉鎮一級的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方興未艾，且學者對該主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鄉鎮政府現行績效評估體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功能定位、困境解讀、弊端分析和對策建議[38]；評估理念、評估要素以及評估結果的運用[39]；指標體系構建、問責制度與組織績效相關性分析等方面。此外，現有研究主要側重于對過去政績的考核，不是把評估放在績效管理的大框架中去操作，而是僅為考核而評估，沒有更多地考慮到鄉鎮政府的可持續發展[39]，需要學者的進一步挖掘和探討。
522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
目前，我國的政府績效評價模型主要有“公眾參與模型”與“技術理性模型”，受傳統的自上而下的集權行政思想的影響，政府部門往往樂忠于依靠“技術理性模型”進行自身的績效評估，而輕視甚至排斥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的活動。伴隨公眾民主意識的增強以及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逐漸成為民心所向。當前公眾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活動主要有行風評議和公眾評議機關活動兩類。且學者的研究主要涉及政府績效、公眾參與與公眾信任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40]；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價的意義與歷史沿革[41]、現狀與思考[42]、模式及展望[16]等方面。然而，受自身知識水平和利益權衡的影響，單獨的“公眾參與模型”與“技術理性模型”難免會身陷囹圄，因此需要在重視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的基礎上，借鑒“技術理性”之所長，構建“復合型政府績效評價模式”。
523政府績效評估結果
隨著政府績效管理實踐活動的日漸推廣和普及，關于其評估結果信息的運用情況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正如Harry所言，“公共管理者是否把績效數據實際應用于管理過程是績效管理是否值得投入的最好衡量指標”[43]。梳理文獻發現，政府績效評估結果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診斷與控制問題、組織學習與發展、配置組織資源、調整工作安排、為預算做準備、改進績效、與下級溝通和協調工作目標、實施獎懲、激勵員工、提供培訓機會、向公眾公開評估結果等方面[44]。且存在評估結果缺乏實質性應用等問題，主要表現在其在預算決策、調整工作安排以及干部培養晉升等方面的使用還不充分[45]。此外，部分學者注意到政府績效的評估結果與政府績效的真實值之間往往存在差異，這種由價值導向、指標體系設計、績效立法、評估方法等與評估目的無關的因素引起的評估結果的不準確程度被稱作政府績效評估結果誤差[46]，學者分別從評估結果誤差的概念、類型和生成機制[47]等角度進行了研究。但關于政府績效評估結果偏差的降低甚至消除，仍需學界立足于具體的政府行政環境，綜合現有的各種研究成果展開進一步的探索性研究。
524第三方評估
20世紀20年代，英美等國家逐漸出現第三方評估的彌端，其實質是由政府以外的學術性組織、研究組織、投資組織、中介組織或民間社團來評估政府績效[48]。國內的第三方評估發源于2004-2005年甘肅省人民政府委托蘭州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價中心對全省各市（州）政府和省政府職能部門的績效進行評價的“甘肅模式”，此后第三方評估成為學界持續的關注熱點。當前第三方評估存在沒有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理論引導力度不強、評估標準尚顯單一、指標設置不夠細化、評估方法尚欠科學、評估手段不夠先進、評估結果缺乏實質性應用[49]等問題；在制度環境建設中主要面臨硬制度、軟制度和實施機制等3個方面的困難[50]。未來的第三方評估需要兼顧各方評估主體的利益訴求，重視績效評估結果的二次評估制度建設，加強評估信息公開法制化和透明化建設，完善信息共享制度，降低政府績效評估成本，為政府績效水平的提升繼續努力。
6結語
經過學者10多年的學術探索，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樣態已呈多樣化、縱深化的發展之勢，研究視角越發新穎、研究觀點更加聚焦、研究論域亦更顯廣闊，整個學科研究業已形成體系。通過對近年來政府績效管理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發現目前該領域的研究熱點主要聚焦于政府績效管理理論、政府績效管理模式、政府績效評估指標、政府績效評估主體、政府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電子政務績效、政府績效審計等7個方面；研究演化路徑經歷了研究探索及深化兩個階段；未來該領域的相關研究則更加趨向于鄉鎮政府績效管理、公眾參與政府績效評估、政府績效評估結果以及第三方評估等主題的研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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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內知識產權評價研究主要圍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展開，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目前該領域在研究對象、內容、方法和應用等方面還存在一些認知偏差，對于知識產權評價的理論構建與實踐運用形成了明顯的影響和制約。從研究現狀與現實需求的角度看，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四個方面的特征，即研究內容的整合化趨向、研究重心轉向管理績效評價、評價方法趨向于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研究視角更關切實踐應用。
關鍵詞：知識產權；評價；管理；績效
中圖分類號：D91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46（2013）05-0080-07
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鑒于其突出的交叉性、理論性與應用性，亟待探索和開拓的問題很多。知識產權評價是運用專門方法對于知識產權戰略以及知識產權價值、保護、管理和運用績效的評定和估價。知識產權評價研究作為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和應用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于豐富知識產權學科體系、指導知識產權工作實踐、提高知識產權管理績效意義重大。在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戰略以后，知識產權評價問題日益受到學術界、政府、企業和高校的關注，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和實踐成果，但知識產權評價研究所涉及的對象、內容、方法等基本問題仍需要進一步厘定和澄清。只有不斷深化和密切政產學研的溝通與合作，在這些核心問題上取得廣泛共識，才可能確保該領域研究和運用的健康發展。
一、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的三個層面
知識產權戰略是一個系統工程，圍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展開。宏觀上，知識產權戰略是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規劃；中觀上，是特定區域或行業發展的戰略布局；微觀上，是地方政府、企業、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戰略實施。無論那一個層面的戰略，其規劃、布局和運行效能的高低，都需要得到科學評價，以確保戰略的正確制定和有效實施。
1. 基于宏觀層面的評價
宏觀層面的知識產權評價主要是關于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和實施的績效評定和估價，可以簡稱為國家戰略評價。由于《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8）頒布剛過五年，目前相關的評價研究還不夠充分。從文獻梳理結果看，這類研究目前還處在對歐美等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的介紹以及對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的一般原則、基本方法、主要指標等問題的分析與討論階段，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和公認的應用模型。
最具權威性的知識產權戰略評價機構當屬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簡稱IMD）。該機構自1986年起，每年發表《世界競爭力年鑒》（簡稱《洛桑年鑒》）。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評價指標是構成《洛桑年鑒》對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競爭力進行分析評價和排名的主要指標之一。因此，我國學者在論及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問題時，《洛桑年鑒》中的有關評價原則、指標通常被看作是基本參考依據之一。陳昌柏在對《洛桑年鑒》知識產權評價指標進行簡要分析后提出，評價我國知識產權的國際競爭力狀況可以依照該年鑒中的指標體系[1]，即按照R&D支出、R&D人員、技術管理、科學環境、知識產權等5個子體系設計國家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相麗玲等人從知識競爭力的層面對包括《洛桑年鑒》在內的國際知名的三大競爭力評價體系（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的《世界競爭力年鑒》以及羅伯特?哈金斯協會的《世界知識競爭力指數》）進行了比較分析[2]，并力圖重構知識競爭力模型。
國內學者對于日美等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的研究較多。例如，唐杰等人通過對日本知識產權戰略指標研究的歷史演進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系統考察和梳理，對其處于特定歷史階段的積極意義與不足作出了比較深入的剖析[3]，以期為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評價及方案調整提供理論支持。陳昌柏也對日本2004年的《知識產權戰略評價指標》進行了介紹，并切合《洛桑年鑒》的指標體系，著重就國家宏觀層面的知識產權戰略指標作出了細致闡述。馬慧民等人則對日本1999年版知識產權戰略指標進行了簡要介紹，同時還介紹了美國知識產權咨詢公司（CHI）專利評價指標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主辦的《企業技術評論》雜志在CHI專利評價指標的基礎上提出的專利評價指標體系――《專利記分牌》[4]。
在消化吸收國外有關知識產權戰略評價體系的理論與實踐成果的同時，國內學者也在積極探索我國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的相關問題。易玉[5]、唐杰、陳昌柏、顏[6]等學者都主張，其指標體系應由政府主導構建，并納入官方統計體系，以確保其權威性和導向性。在有關知識產權評價指標的構建上，易玉提出了一個知識產權戰略績效評估的三級指標體系，該體系由5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39個三級指標構成；在一項關于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實施軟環境評價研究中，孟奇勛等人[7]也提出了一個三級指標體系，該體系由5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41個三級指標構成。雖然這兩個指標體系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分歧之處還十分明顯。在有關知識產權評價指標體系的模型構建上，國內學者大都傾向于使用綜合評價的方法，提及最多的是層次分析法（AHP）[8]，另外還有模糊綜合評價法[9]、綜合評價指數（IPSCAI）[8]、Black-Scholes模型[10]等。同其它相關問題類似，有關模型構建的方法研究目前還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
2. 基于中觀層面的評價
所謂中觀層面的知識產權評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有關區域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研究，二是特定行業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研究，三是關于知識產權特定構成部分的戰略評價研究。
楊晨等人[11]關于區域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的探討和雒園園等人[12]關于區域知識產權競爭力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是此類研究的代表。前者在對區域知識產權戰略績效進行界定的基礎上，運用實證研究遴選出了區域知識產權戰略績效評價的基本因素，并嘗試構建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后者則在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識產權競爭力的組成要素及其評價指標體系。此外，趙莉曉等人[13]對環渤海區域知識產權現狀評價以及屠文娟等人[14]對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示范省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對于區域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研究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關于特定行業知識產權評價問題，有兩項研究成果值得關注：一是原國家信息產業部電子知識產權咨詢服務中心的一項有關信息技術自主知識產權擁有狀況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15]；二是陳潤生等人[16]的一項關于軍工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研究。前者對自主知識產權進行了界定，并從質量和數量兩個層面提出了自主知識產權的評價指標體系；后者則針對軍工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借助相關案例，提出了軍工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特征、范圍和方法。
知識產權一般由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權力構成。目前大量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專利評價這個方面。專利評價研究既有涉及專利價值、專利保護、專利運用、專利管理、專利人才隊伍與培養等各個方面的整體性評價，也有單就其中某一個方面的評價。
3. 基于微觀層面的評價
微觀層面的知識產權評價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管理部門、企業、高校或科研院所對于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績效的評量。理論上說，微觀層面的評價主要包含地方政府知識產權戰略制定與實施的績效評價，企業知識產權創造的價值評價、知識產權保護、運用和管理的績效評價，高校或科研院所知識產權創造的價值評價和知識產權運用的績效評價等內容。
企業知識產權工作評價研究主要指向于三個方面：一是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總體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運用研究；二是關于知識產權價值評價研究；三是關于知識產權實施或管理績效的評價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張陽對于企業知識產權評估的特點、意義、問題以及注意要素等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17]；郭秋梅、李迎波等人運用理論建構和實證檢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系統探討了企業知識產權的創造、管理、保護、運用和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評估方法等問題[18] [19]；張濤等人提出了企業知識產權價值來源問題[20]，并提出知識產權的價值評價的指標體系以及基于實物期權的知識產權價值定量評價模型[21]；企業知識產權實施或管理的運用研究在近幾年受到普遍重視，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技部和國防科工委的科技攻關或基礎研究項目都在支持相關課題的研究工作，出現了一批質量較高的研究成果，如洪少枝等人的“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戰略評價系統研究”[22]、李迎波的“知識產權管理績效評價體系研究”[23]、杜曉君等人的“高科技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績效模糊綜合評價” [24]研究、徐建中等人的“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戰略性績效評價模型研究” [25]以及唐杰等人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績效評價研究” [26]等。
高校是知識產權創造的重要主體，高校知識產權評價工作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但同企業相比，高校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相對滯后，目前可以找到的有一定影響的研究主要有郭秋梅和李迎波等人有關高校知識產權工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27]，該研究結論同她們有關企業知識產權工作評價的研究成果近似，在此不再贅述。
二、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的制約因素
縱觀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研究現狀可以看出，該領域研究在對象、內容、方法以及對于知識產權管理實踐的指導作用等方面還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分歧，對于知識產權評價的理論構建與實踐運用構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1. 知識產權評價與專利評價
專利申請與保護是我國知識產權領域最先引起重視的一項工作。專利工作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規范也是最完備的。與此相對應，涉及專利保護、應用、管理和評價等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從我國知識產權研究文獻和研究項目的分類分析可以看出，有關專利工作的研究文獻和項目不僅起步最早，而且總量、層級和水平也最高。知識產權工作其它方面的內容，如商標權、著作權（版權）等的研究則相對滯后，成果數量和水平也相對較低。
事實上，隨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學者的研究視角已經逐步由分類研究轉向知識產權工作理論與實踐的整體性研究。在這類研究中，盡管一部分學者致力于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以及其它一些新興智力財產權作為統一的對象來研究，但是限于知識背景或認識原因，這類研究依然存在重專利權輕其它知識產權的傾向。以知識產權評價為例，相當一部分研究主要建立在對于專利評價的基礎之上，部分研究甚至以專利評價代替知識產權評價。即使是那些注意到著作權和商標權評價的研究中，其在整個評價指標體系中的權重也相當低，分析和探討的篇幅和深度也十分有限。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與研究者的知識背景和經驗積累有關，因為專利權的研究起步較早，學者們關注時間較長，因此容易出現重專利權輕其它知識產權的傾向；另一方面與其它知識產權受重視程度較低有關。僅從國家和省市級基礎項目立項情況看，有關專利權方面的研究項目和支持力度遠遠大于對商標權或著作權的支持強度，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者的研究層次和水平。
顯然，知識產權不等于專利權，知識產權評價也不等于專利評價，這是一個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須加以澄清的重要問題。解決知識產權評價體系中的畸重畸輕問題，一方面要求學者的研究必須轉變觀念、更新知識、注重學科的交叉滲透；另一方面要求各級主管和應用部門必須切實加強協調，提高對商標權、著作權（版權）等其它知識產權研究的支持力度。
2. 法律、制度與管理
知識產權工作的重心是什么？這是一個看似明確但卻存在不少認知偏差的問題。知識產權工作包括對于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管理和應用，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就目前我國的現狀看，知識產權工作的重心還主要停留在保護層面――后以來，我國先后頒布并修訂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多部其它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在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中還明文規定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司法機構對于知識產權違法案件的受理數量不斷增多，處理能力和力度也逐漸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不僅做到了有法可依，而且也表現出了相當的積極的態度和較高的水平，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部分肯定。
保護無疑是知識產權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卻不是知識產權工作的重心。從戰略視角考量，將知識產權視為國家進步和發展的核心推動力，其重心實際是知識產權的創造和應用。實踐證明，只有自主知識產權在數量上和技術含量上得到穩步提升，才可能為國家的科技實力和水平的提高奠定穩固的基礎；只有那些高技術含量的自主知識產權能夠為產業所充分利用，才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價值得以真正實現。此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搞好知識產權的創造和應用？這首先讓人聯想到的可能是諸如研發力量、資金投入、政策導向、制度保障等影響因素。顯然，科技研發中智力資源的培養、組織、引導以及政府與企業對于科技研發資金投入的力度和導向等無疑都將直接影響知識產權的創造；同樣地，知識產權的應用需要國家宏觀政策提供指引，需要相關制度規范作為保障。換言之，搞好知識產權創造和應用的關鍵是管理。
盡管知識產權管理通常被看是是知識產權工作的一個部分同創造、保護和應用并列，但實際上，知識產權管理不能同其它三項工作分割開來，而是貫穿于創造、保護和應用的全過程。知識產權管理是對知識產權創造、保護和應用的管理。管理績效的高低直接影響知識產權其它工作，尤其是知識產權創造和應用的效能和水平。
3. 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
知識產權管理是管理學的一個新興交叉領域，該領域既涉及公共管理，又涉及企業管理。換言之，知識產權管理既是政府相關部門行政管理的重要內容，又是企業管理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不同領域的知識產權管理既相互關聯又存在一定的區別。其主要區別是二者的管理目標和任務的側重不同：前者屬于宏觀管理的范疇，強調引導、協調和規范；后者屬于微觀管理的范疇，強調具體組織和運行。其共同點至少包括兩個方面：首先，二者都涉及對于知識產權全過程的管理；其次，二者的運行效能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知識產權戰略績效的高低以及戰略目標的達成。這也就是說，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抑或是高校或科研機構，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知識產權管理的有效性。
績效評價是衡量知識產權工作有效性的主要途徑。前文涉及的宏觀、中觀和微觀評價是對知識產權工作或知識產權戰略績效的評價，但其評價的結果實質是知識產權管理有效性的一種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產權評價的核心主要圍繞知識產權管理績效展開。
在方法學上，知識產權評價不外乎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兩種取向。就目前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實踐而言，主要采取的是定性評價的模式；但在理論探究的層面，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定量評價的研究取向。譬如我國目前各級政府在對基層知識產權工作的評價中，通常采取看總結、聽匯報、調研、訪談等定性的方法，根據評估組成員的主觀判斷進行評價；但在一些學者的研究項目和發表的論文著述中，較多倡導采用量化指標的分析、數據采集和模型建構的方式進行“客觀”評價。眾所周知，定性和定量各有利弊。前者簡單易行，容易掌握，對于評價者專門知識的要求不高，缺點是主觀性太強，可比性較差；后者相對繁瑣、復雜，對評價者專門知識和技能的要求較高，屬于專家型評價方式，不易為一般管理者掌握，其優點是相對客觀、具有較強的可比性。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實踐和理論研究之間存在明顯的脫節現象，定性和定量取向分別存在于管理實踐和理論研究兩個領域，尚未出現彼此融合和促進的良性互動局面。正確的態度應該是要加速理論界和實踐領域的溝通和互動，既不能不顧現實盲目追求純粹定量的評價體系，也不能因為存在某些主客觀困難而排斥定量評價的作用，以一種著眼現實的、循序漸進的方式促進定性和定量評價的有效融合。
4. 科學性與可操作性
知識產權評價的方法論取向在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之間呈現出的脫節或分離現象，根源于評價方法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之間的分野。理論研究強調科學性，實踐運用則更重視可操作性。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強調“科學性”的基本表征便是研究的客觀性，亦即研究對象可觀測、研究內容可量化、研究結果可重復。我國當前知識產權評價研究也不可避免的沿循著這種客觀性路徑追求其研究的科學性。但在實踐運用領域，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研究機構的知識產權評價工作，目前都無法完全實現這種客觀性訴求。這一方面是由實踐運用的現實需求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實踐運用領域人力資源的素質決定的，同時還與理論研究的成熟程度存在密切關聯。首先，知識產權評價實踐要求評價工作易于掌握、便于操作、行之有效；其次，從事評價工作的人員大都是各類組織中的管理人員，他們大多對于數理統計、模型建構、因素分析等專門知識涉獵不深，更談不上綜合運用，從而限制了客觀性訴求的實現；第三，從當前理論研究的進展情況看，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完備的、為多數人認可的、對實踐應用具有指導作用的理論體系。
實際上，在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沖擊下，客觀性、科學性等理念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和反思。后現代主義者主張，可觀測的、可量化的、可重復的未必就是客觀的，客觀的未必就是科學的。而在實踐應用領域，一個不爭的現實是科學的未必就是可操作的。這是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脫節或分野的根本原因所在。回到知識產權評價上來，以客觀性、科學性為指導形成評價體系和方法，其基本特征便是評價指標的量化、全面、權威，評價方法的數理化、抽象化和模型化。這種“完美”的方法、體系和模型往往難以得到應用實踐的支撐――研究者通常無法從知識產權工作實踐中獲得全部甚至大部分必要的采樣和數據，實現模型的執行或驗證，其結果便使得那些“完美”的方法、體系和模型停留于理論層面，無法指導知識產權評價和管理工作實踐。
解決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脫節與分離局面的基本路徑是要轉變兩類隊伍的思想理念，即研究者隊伍中的唯科學性理念和管理者隊伍的唯可操作性理念。唯科學性取向容易令研究者無視客觀現實和管理需要，片面追求“完美”，而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唯可操作性取向則可能使管理者輕視評價工作科學性與合理性的基本準則，片面追求實用性與可行性，而陷入長官意志與形式主義的泥沼。這也就是說，要使科學性與可操作性達成有效的融合和互動，理論研究必須關注實踐應用對可操作性的關切，實踐應用則必須努力體現理論研究對科學性的訴求。
三、知識產權評價的發展方向
從目前知識產權評價的現實需求以及研究進展情況分析，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發展方向體現出四個方面的特征，即研究內容的整合化趨向、研究重心轉向管理績效評價、評價方法趨向于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研究視角更關切實踐應用。
1. 研究內容的整合化趨勢
所謂整合化趨勢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知識產權評價三個層面的系統化發展趨勢；其二是以知識產權為統領的專利權評價、商標權評價、著作權評價的一體化發展趨勢。首先，盡管目前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研究已經涉及到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但這三個者間的研究還缺乏足夠的關聯性，各自研究的進展狀況不同，其中微觀評價研究起步最早，成果相對較多；宏觀評價研究起步最晚，成果相對較少；中觀評價居于二者之間。隨著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之后，基于宏觀層面的評價研究必將受到高度重視，以期對中觀和微觀層面的評價發揮應有的引領和導向作用。但是，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中觀或微觀層面的評價，彼此是一種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關系，不可能相互獨立、自成體系，因此這三個層面的研究必將走上系統化發展的道路。其次，眾所周知，知識產權是一個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其它新興智力財產權在內的智慧財產權的總稱，但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知識產權評價的研究與實踐中，重專利評價輕其它知識產權評價的傾向卻是十分明顯的，這對于知識產權工作，乃至知識產權戰略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知識產權評價必然要走向專利權評價、商標權評價、著作權評價的一體化發展道路。當然，無論是整合化還是一體化，都必須建立在知識產權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基礎之上。簡言之，一方面就是要改變目前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管理分置的狀況；另一方面就是要轉變政府、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知識產權管理上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與管理平臺的局面。
2. 研究重心轉向管理績效評價
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發端于專利價值評價，隨著知識產權概念的提出，專利價值評價研究隨之轉向于知識產權價值評價。除了價值評價外，隨著相關法律規章的建立和落實，知識產權保護評價研究也隨之得到一定的加強。但是，知識產權工作是一個集知識產權創造、保護、應用和管理于一體的系統工程，隨著人們對于知識產權事務認識和理解的不斷加深，其工作的重心開始由單一化逐漸走向多元化，知識產權的管理和應用日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之后，知識產權管理問題便成了知識產權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相關研究亦隨之得到了普遍加強。畢竟無論是知識產權的創造、保護還是應用或產業化，都離不開各級各類組織的有效管理。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知識產權管理，將無法真正使知識產權戰略得以有效實施。因而知識產權管理績效評價作為知識產權管理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必然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并將成為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的一個重心。實際上，這種趨勢已經在理論界和管理實踐中初露端倪，近兩年一些經濟管理和公共管理期刊開始創立相關欄目，研究成果也開始出現在一些學術刊物上，一些研究機構和基金組織也開始將其納入的項目指南。可以預期，在未來的五年左右，我國知識產權管理績效評價研究將會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
3. 評價方法趨向于質化與量化相結合
在理論研究領域，知識產權評價已經開始由質化研究走向量化分析階段。在經歷了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消化吸收階段之后，運用調查研究、數理分析、模型建構等量化方法構建我國知識產權評價的方法論體系，已經成為當前該領域研究的總體走向。當然，由于不同學者的知識背景和理論基礎不同，現有的研究成果還缺乏共通的對話平臺，對于管理實踐的指導作用還不夠強。在實踐應用領域，知識產權管理隊伍限于專業知識和技能局限，知識產權評價的主要以定性的質化方法為主。顯然，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的這種相互隔離的局面應該也必須被打破。其核心就是在評價方法上尋求量化和質化的融合，其基礎就是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領域的彼此關注和相互促進。簡言之，質化與量化的結合是知識產權評價方法的基本取向。
4. 研究視角更關切實踐應用
盡管目前知識產權評價主要集中于理論的、應然的研究層面，但其能否取得具有突破意義的進展，關鍵要看研究成果能否得到管理實踐的檢驗和應用――那些不能引起政府、企業等知識產權管理組織關注或者不能對其管理實踐發揮借鑒或指導作用的研究成果，就不會獲得重視和支持，研究的價值或生命力也會隨之喪失。換言之，要使知識產權評價研究由開創階段逐步走向提高和成熟階段，其研究的視角必須轉變。這種轉變的基本方向是由重視應然的、理論化的研究轉向重視實然的、應用性的研究。所謂重視實然的研究，就是要求研究者重視知識產權評價實踐的基本現狀，基于現實狀況和現實需求，提出迎應之道。唯有如此，才可能為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也才可能以此為起點，建構反映實然的理論方法并用以改造現實、指導實踐。所謂重視實踐性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走出書齋，走向政府、企業以及相關公共組織中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了解他們的需求和關切，同他們一起探究知識產權價值、保護、應用和管理評價的現實狀況、困境與瓶頸，同他們一起尋求問題解決的可行路徑和創新對策。唯有如此，才可能使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在知識產權評價工作中的分離局面得以解決，使理論和應用達成真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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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Iffat Batool（1979-），女，巴基斯坦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比較教育學博士研究生，從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研究;徐小洲（1964-），男，浙江杭州人，教育學博士，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研究;杭州，310028。Imran Haider Shamsi（1977-），男，巴基斯坦人，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從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研究;孫楊（1983-），女，遼寧大連人，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從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研究;南京，210093。李娜（1978-），女，黑龍江哈爾濱人，教育學博士，哈爾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從事高等教育、比較教育研究;哈爾濱，150025。
摘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巴基斯坦面臨著貧窮、失業等諸多問題，關注高校創業教育并給予實踐，鼓勵和引導創業，將極大地促進就業率，為發展巴基斯坦國家經濟做出巨大貢獻。此研究以巴基斯坦兩所高校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對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大學和白沙瓦大學的創業教育調研來進一步認識巴基斯坦高校創業教育的現狀。目前巴基斯坦高校創業教育存在著諸如體制不均衡、課程改革滯后等問題，提升巴基斯坦創業教育水平需要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
關鍵詞：巴基斯坦;高等院校;創業教育;教師
中圖分類號：G649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610（2015）04-0040-08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2009年的題為《培養下一代創業者》全球教育行動報告中指出：創業教育是發展人類資本的必然要求。[1]盡管實施創業的方法多種多樣，但是迄今為止通過各級各類教育機構推行的創業教育工作的實踐效果更為明顯，傳播范圍也更為廣泛，具有較好的實效性。[2][3]如今，單純的外部創業環境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需要以開展教育的方式為中心。各級教育機構需要采用21世紀的方法和工具，發展適當的學習環境，鼓勵創造、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作為一個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創業教育對于政府、學院和大學來說無疑都是一個充滿趣味和挑戰的研究項目。盡管巴基斯坦的創業教育起步較晚，創業實踐成效也明顯落后于歐洲、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然而近年來其自身在高校創業教育領域取得的發展卻是相當可觀的，大量工業升級和建筑構造的項目已成為巴基斯坦長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員會（Pakistan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回顧和說明了巴基斯坦在建立和強化高等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建立清晰的企業家教育發展過程，這一目標對巴基斯坦創業教育的未來具有強有力的指導作用和重要意義。被高等教育刺激的稅收和工資體系將會促進企業家教師隊伍的發展，而這也證明了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機構始終致力于創業教育。在巴基斯坦高校創業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創業活動的實施是創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實踐環節。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巴基斯坦面臨著貧窮、失業及低經濟增長率的問題，創業是促進巴基斯坦經濟發展和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
一、創業及創業教育的定義
創業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情形下的表現通常意味著內容的差異。關于文學中這個領域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憑借一個單一固定的定論來判斷“創業”是非常困難的[4]。然而，為了清楚描述創業的概念，創業被定義成在當前處于發展中的、具有創造性的、不斷變化的活動。創業提供必要的精力和熱情去建立和完成新思想，并產生新的解決方法[5]。
創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它能通過創建新的公司來提供個人追求自己的目標、夢想和愿望的自由[6][7][8]。創業對于新企業的創立、現有企業的擴張、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9]。目前，創業的重要性愈加顯著，創業激勵已成為現代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事項。鑒于其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引擎，創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政策制定者會傾向于鼓勵創業，高校會傾向于提升創業教育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10][11]。高等教育機構把創業作為自己研究計劃中的重要課程[12]。在美國，超過400 家高校提供創業課程，參與創業教育課程的大學生與日俱增[13][14]577-598。創業課程不僅在商學院提供，其他院系，如社會科學、工程、信息技術學院等也都提供這些課程[15]。在學術界快速增長的創業教育證實了那些參與創業教育的學生比不參與的學生具有更強烈的創業意圖[16]。
創業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又稱“企業家教育”或“自我雇傭式教育”。美國考夫曼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The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將創業教育定義為向個體教授理念和技能，以使其能識別被他人所忽略的機會、勇于做他人所猶豫的事情，包括機會認知、風險性的資源整合、開創新企業和新創企業管理等內容。[17]可見，創業教育涉及的不僅是“如何創辦企業”，更重要的核心知識還有：辨別生活中機遇的能力;通過產生新想法和組合必需資源來尋找機遇的能力;創業和管理新企業的能力;富有遠見和具備批判思維的能力。因此，創業教育是培養學生創業素質的過程或活動，它面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技能、發展創業意識或創業思維，使學生轉變就業觀念、傾向自我雇傭、更好地發現機會和創造機會、充分利用已有或潛在資源、承擔一定風險、創辦企業或參與知識財產商業化，從而更好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18]
創業教育并不以課本為基礎，而是讓學生融入到現實生活的學習經歷之中，使學生能夠有機會去經歷各種風險，嘗試去管理和控制以及從結果中進行學習。創業教育不僅教授學生如何去運營一個企業，還幫助學生發展創造性思維，培養學生的自我價值感和責任感。[19]
二、巴基斯坦創業教育的現存問題
創業是一個形成想法，創造和改變的過程。這需要足夠的能量和熱情來支撐理想和解決方法的建立和提升，經過六十多年的忽視，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機構已經開始展示重大的決心。[20]盡管巴基斯坦高等院校創業教育的實現與發展緩解了失業帶給巴基斯坦人民的負面影響，但是仍未能夠在巴基斯坦高等院校的畢業生中或巴基斯坦社會各個領域的名人中獲得高創業率。不可否認的是，巴基斯坦高等院校的創業教育依然處于探索階段，仍有很多問題急需解決。
（一）巴基斯坦創業教育的成熟度問題
創業教育領域的真正的成熟度還有待提高[21]。提高和發展年輕創業教育學院很有必要。集體的努力將鼓勵創業教育學院將這一學科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創業教育在商學院的重要地位對于發展課程，研究和教師有重要作用。不管是青年教師還是有經驗的教師，都需要聯合起來攀登另一座高峰，讓創業教育達到一個重要的地位。
（二）創業教育師資力量的短缺
一方面，目前創業教育有師資短缺的問題，另一方面，缺乏博士創業課程項目來為創業教育提供足夠的師資力量[14]577-598。事實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商學院來發展完善的創業領域的博士課程項目。高等教育委員會應該將支持這一努力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如果商學院不發展創業項目的博士，那么創業課程的教師就只能靠自己來發展需要的教育課程，這將成為一個很大的難題。如此，教師的缺乏，只能靠招募更多的師資力量，發展更強大的網絡，并且與已經有強大創業教育背景，擁有有競爭力的和高質量的師資的學校來做交換項目。
（三）高等院校創業體制的不均衡性
一些學院和大學通過調整創新型企業人才培養計劃和普及科學技術來提高就業率和創業率，這種做法是值得學習的。然而，高等教育的混合體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專業人才的短缺，這無法滿足國內外企業的需求。富人和窮人之間依然存在著地區差異。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地區發展不均衡非常明顯，農村高等學院的創業教育亟待發展。建立以農村地區為基礎的職業課程并在農村地區實現創業是十分有必要的。
Iffat Batool徐小洲Imran Haider Shamsi等：巴基斯坦高校創業教育探究在巴基斯坦，雖然在農村或邊遠地區也分布著很多高等院校，但是很多學生在本科階段就退學了。許多年輕人移居城市并且長期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此外，他們的家人依然過著貧困的生活。因此，調查當前的教育體制和農村環境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22]教育過程與該國的生產和就業有著密切的關系。教育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求，教育的目的是實踐，而不僅僅是知識的灌輸。降低農村人口高等教育退學率，拉動農村地區對農業、服務業和其他行業需求的發展，以及通過調整高等院校的課程來降低不合理的移居城市的農村人口數量，對于解決農村地區創業問題來說是十分有必要的。
（四）高等院校的創業課程改革滯后
首先，在高等學院普及基于創新的創業精神是非常困難的。
大學里的創業課程分為兩種：一是向想要成為企業家的新生提供專業學位課程;二是為潛在企業家提供訓練課程來提高效率。然而在大學里設置創業學位課程的效果并不令人振奮，該類課程還未能夠吸引年輕學生，部分原因是獲得該學位并不能保證創業的成功。盡管管理學位也從來不提供類似的保證，但管理專業的畢業生并不會面臨創業專業的畢業生創業時災難性的失敗風險。在這種避免風險的價值觀下，大學教育很難教導學生僅僅把失敗看作是一種選擇。[23]
其次，高等院校里的創業者教育課程非常難吸引企業家。
1971年，英國博爾頓委員會（Bolton Committee）的報告強調“大多數企業家對于學術機構的不信任程度僅次于政府”。[24]學術機構普遍認為吸引中小型企業的創業者參與特殊培訓計劃是困難的。普遍而言，由于創業者對學者的不信任，學者們沒有機會與創業者合作，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除了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反饋體系和時間分配上的不同，對于中小型企業的創業者，就諸如操作成本、培訓效果、未與當前業務分離以及缺乏學院課程興趣等因素而言，大多數創業者不希望參與類似的創業培訓課程。
因此，應注意如何實現高等教育的有效性并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高等院校需要提供適合中小型企業創業者學習的課程內容，知曉發送和過濾信息的人員的價值，承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多重目標，在實踐中調整并適應社會原則，開發在迫切形勢下最合適的解決方案，通過做事學習以及收集各種信息、評估可行性并作出直接反饋。
為進一步分析巴基斯坦高等院校創業教育的現狀，并提出提升巴基斯坦創業教育的方法，我們針對巴基斯坦兩所高校的教師做了調查問卷進行研究。
三、研究目的
此項調查研究的目的是通過調查在巴基斯坦高等教育機構下創業教育的意義和前景來分析創業教育這一現象，找出大學畢業生缺乏創業知識和技能的原因，從而提升高等院校的創業教育。針對拉合爾（巴基斯坦旁遮普）的旁遮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unjab）和白沙瓦（巴基斯坦Khyber Pukhtoon Khua）的白沙瓦大學（University of Peshawar）的教師所做的調查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巴基斯坦的創業教育能有效地改善創業者的創業活動。
四、研究方法論
（一）研究方法
該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來調查教師們對其各自所在大學所提供的創業教育的看法，調查對象是來自拉合爾的旁遮普大學和位于白沙瓦的白沙瓦大學的教師。即使研究者對收集原始數據很感興趣，然而由于人口太多，無法直接一一調查，研究者認為采用抽樣調查，將旁遮普大學和白沙瓦大學的教師作為具體案例來研究的方式，是一項較為恰當的研究措施。該調查問卷包含以下幾部分：受訪者的人口統計，各自的大學，學習水平以及評估方法。
總的來說，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具體采用的研究手段是案例分析法。案例研究特別適用于對鮮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形勢的學習。此研究的重點在于關注創業教育項目與青年創業所需技能之間的關系，旨在提升巴基斯坦高等院校的創業教育水平。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是得出有關當前創業教育在培養巴基斯坦青年創業知識和技能方面有效性的結論。此外，該研究也致力于將研究成果推廣應用到其他情景中去。
對研究者觀察的證實和確認，可以通過分發封閉式調查問卷來實現，問卷對象是兩所不同大學的教師。將通過調查問卷所收集的數據歸納在不同的主題之下，并給出相應的數據描述。然后對數據表現進行分析和總結，綜合得出可以推廣并應用于地區、省級及國家層面的結論，建立當前情況與創業教育項目全國性實施之間的聯系。
在研究過程中，考慮到這類調查會涉及的道德因素，每份調查表上會粘貼項目信息宣傳單，信息單概述了調查目的和收集數據所遵循的流程，被調查者享有知情權;此外，調查人員會充分確保答卷人的權益，調查中不使用任何個人身份標識，他們會得到匿名處理的保證。
（三）數據收集
本研究調查了來自白沙瓦大學的252名教師，以及旁遮普大學的204名教師，詢問他們對于上述兩個大學所提供的創業教育的看法。為了實現本研究的目的，采用自填問卷作為數據收集工具，并且向回答者提出封閉式問題。這種方式能讓回答者清楚闡述各種疑惑，為研究者提供了解釋研究目的的機會，更能激發回答者參與研究的熱情。這種調查問卷的設置方式，保證了問卷的高反饋率，并確保了可靠的回應率。
（四）數據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非定量法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非正式定量法，如數據顯示，將用于識別問卷調查回答中的模式化行為。數據展示是一種系統化呈現信息的直觀方式，從而研究者能得出有效的結論并采取必要的行動。數據展示將應用于此次研究，通過表格和圖表的方式將問卷調查收集的數據進行較為詳盡的闡述。
定量法則是使用Graph Pad Prism第6版軟件來處理數據，以推論和描述性統計學水平來分析數據。
五、調查結果
調研對象來自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大學和旁遮普大學，問卷的問題形式為封閉式問題。
P Value=00011（P**）
圖1在你的學系/學院/大學提供了與創業教育相關的哪些類型課程？
這兩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類型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圖1所示，在白沙瓦大學與創業教育相關的課程主要有金融（27 %），IT（19 %）和管理科學（11 %）。而在旁遮普大學與創業教育相關的課程主要有管理科學（29 %），創業（29 %）和市場營銷研究（17 %）。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1059，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1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10000（P ns）
圖2你的學校/學院有為你們提供以下項目/職位/中心嗎？
關于創業的課程及其相關的管理，圖2顯示，兩所大學所開設的課程并沒有顯著差異。兩所大學都在小企業管理中心和創業中心提供了教授和主席職位。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000，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10000，結果不顯著。
P Value=00001（P***）
圖3創業教育項目招收的學生數量？
由圖3所見，與白沙瓦大學相比，旁遮普大學參加創業項目的學生更多。在白沙瓦大學創業教育項目招收的學生數量少于100個，而旁遮普大學有超過500個。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9409，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0001（P***）
圖4學生對于該課程的態度？
圖4顯示在白沙瓦大學所有的學生對該課程都有積極的態度，而在旁遮普大學只有75%的學生對該課程持積極的態度。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2857，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10000（P***）
圖5主要的障礙是什么？
資源和意識都不應成為這兩所大學發展創業教育的障礙。由圖5可見，白沙瓦大學48%的老師認為缺乏意識是主要的障礙，而旁遮普大學42%的老師認為缺乏資源是主要的障礙。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000，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10000，結果不顯著。
P Value=00025（P**）
圖6有無來自政府部門的合作？
從圖6中可以發現白沙瓦大學與政府部門有很重要的合作，但在旁遮普大學沒有這樣的合作。白沙瓦大學22%的老師感謝有來自政府的支持，而旁遮普大學只有17%的老師持相同態度。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9122，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25，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0001（P***）
圖7教師有沒有培訓機會？
圖7顯示，相比白沙瓦大學，旁遮普大學的教師培訓機會更多。在白沙瓦大學只有44%的老師有培訓機會，而旁遮普大學有92%的老師獲得培訓機會。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2577，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0001（P***）
圖8有多少人已經創業？
關于大學畢業后的創業，從圖8中我們看到旁遮普大學中明顯有一大批人已經開始創立自己的企業或是開始自己創業。在白沙瓦大學已經開始創業的學生數量少于100，但在旁遮普大學有超過5000的學生已經開始創業。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3413，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0001（P***）
圖9目前在巴基斯坦年輕人中開發網絡知識和技巧的網絡教育是成功的嗎？
圖9可見旁遮普大學的教師投票認為當前的網絡教育體制足以在年輕人當中發展電子知識和技能，但是白沙瓦的學生在網絡知識和技能方面依然落在后面。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4422，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0001（P***）
圖10你獲得過教授創業內容的某些具體培訓嗎？
對于教授總課程中的創業課程，從圖10可見，旁遮普大學的教師具有特定培訓方法，但是白沙瓦的教師在這方面很缺乏具體的教學培訓。白沙瓦大學只有6%的教師獲得過教授創業內容的培訓，而旁遮普大學有58%的教師獲得過此類培訓。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1751，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01，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P Value=03115（P ns）
圖11在教授創業教育方面，最主要的挑戰是什么？
缺乏合適平臺和意識是教授創業課程的最主要挑戰，但從整體上來看，圖11顯示兩所大學教師的意見分歧不是特別顯著。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1024，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3115，結果不顯著。
P Value=00070（**）
圖12您會不會鼓勵您的學生去創業？
圖12表明來自白沙瓦大學的教師非常鼓勵他們的學生在畢業后自己創業。統計分析顯示此項分析的卡方檢驗值為7269，自由度為1，概率值小于00070，顯著性檢驗結果為**。
六、調查結論
本研究調查了旁遮普大學和白沙瓦大學教師對高校創業教育的看法，研究結果表明，就“創業意愿與創業信心”、“創業知識和能力”、“對創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團隊工作中基本的創業意向”而言，獨特的文化背景將旁遮普大學的教師與白沙瓦大學的同行區分開來。同時，創業教育的影響在各個領域都是不同的，因為每個領域在創業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本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在“創業意向與創業信心”、“創業知識與能力”以及“對創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方面比旁遮普大學的同行水平更低的白沙瓦大學教師，在修完創業相關課程之后，可以達到與他們同等的水平。盡管白沙瓦大學教師的“知識和冒險創造性”水平仍然低于旁遮普大學的教師，但是經過創業者教育，白沙瓦大學老師的水平會提高很多。白沙瓦大學老師在“出口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的獨特環境中長大，比旁遮普大學的教師展現出更強烈的“海外創業意圖”。
先前的研究一直認為，企業家是需要用一生的時間來培養的，并且社會與文化環境、個人經歷以及教育對于建立企業家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創業教育在白沙瓦大學的影響比在旁遮普大學要大得多。白沙瓦大學的老師需要得到教育并充分準備好通過基于活動而不是基于演講的知識傳遞的建設性教學活動向白沙瓦大學的學生傳授創業觀念和實用知識，學生可以通過構建他們自己的觀念從而在學習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這一結果明顯表明創業教育的影響在創業導向文化貧瘠或仍處于發展的胚胎階段的地方將比在有著強烈的創業導向文化的地方要大。
七、提升巴基斯坦創業教育的戰略
政策制定機構已經對巴基斯坦高校創業教育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關注。高等教育委員會強調指出大學不僅要發展學科建設，還要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創新能力、溝通能力以及與團隊高效協作的能力，并且要為它們的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創業機會。大學被期望通過建立科技園區和企業培育中心來創造、使用和傳播新知識，為創投等項目提供可能的途徑，從而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5]。有關巴基斯坦創業教育方面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及參考策略，來幫助該國建立有利于創業教育的大學環境，這對中國高校開展創業教育也具有極其顯著的參考價值。
第一，建立和維護不同組織創業教育的網絡，為進一步發展創業教育打下基礎。為了保證創業教育普及的廣泛性，巴基斯坦應鼓勵各高校之間交流創業教育課程，鼓勵發展和傳播創業知識。此外，為了使創業教育與國際慣例相符，有必要進行一些跨國實踐并且和國外大學在一些項目和研究方面建立合作。
第二，各高等院校應當建立和吸收有品質保證的創業教育。不斷改進課程能夠促進知識變革，因為這些課程是創業教育整合的基礎。不管是高等院校還是培訓機構，不管是在職教育還是職前教育，都有必要培養有能力的師資隊伍，開展創業教學培訓。因此，應當堅持給教師提供定期培訓，同時支持并加強創業教育的教學。當地的教育部門負責提供此類培訓，并且國家教育部門應當確保當地教育部門能夠向教師們提供培訓。為進一步加強培訓的效果，可以邀請當地的企業家在培訓中分享他們成功的經驗。
第三，有必要構建政策框架以保障一些政策的正確實施并逐步采取糾正措施。政策框架必須提供對教師教學的支持。此類支持體系應包括能夠對教師提供指導并協助提升學科教學質量的教學方法。例如，在同一個區的大學里，可以成立一個互助小組，有助于提高學科教育方法的連貫性。此外，教育部門可安排研究該學科的專家以及當地創業家參與這些會議，以此進一步完善學科的教學方法并增強其實用性。
第四，為提升學生的創業技能并使他們成為真正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創業課程必須提供各種實踐活動，并為想要實施創業的畢業生提供實踐經驗。實踐活動必須保證創業教育的內容和現實創業之間的關聯性。大學中的實踐活動應包括市場活動和練習。活動的成功及從中獲取的經驗將鼓勵在校大學生畢業后進行創業。實踐活動也能幫助學生探索他們自身的創業能力，并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創業教育可以增進創造力的發展，并給予創新以重要的啟迪，學生們可以沒有限制地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在課程評價方面，除考試以外，實踐活動和學生在大學期間進行的創業也應該列入評估。當地企業也可以參與到評價當中，且高校應確保他們承認學生的創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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