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5:0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統繪畫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華夏兒女在和自然抗爭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藝術情感，繪畫藝術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的得到了發展，繪畫的方式也越來越看重個人感受和內在心理的意象表述，用一定形式上的藝術方式表現人類的情感和心理感受。“道家”、“儒家”“墨家”思想傳播也影響到繪畫藝術的形式，古今傳承的思想，創造了中國視覺藝術的意象思維模式。中國傳統繪畫基于“意在筆先”、“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似與不似之問”等，并且加入了人類的生活思想，生活意境，讓人們產生了對生活的想象和生活的寄托。中國繪畫藝術重視的是意境，可以說意境是中國繪畫的精髓所在，它是人類心理和物質的結合。
二、中國傳統繪畫對現代繪畫藝術的影響作用
1.對意境的追求
中國的繪畫藝術借助自然意境、意向、氣息、神韻來表現出方式的寫意和精神的內容。古人對筆墨的依賴和追求，組成了中國傳統的思想，那對筆墨的熱愛最終發展為中國傳統繪畫變現神韻的精神支柱。“筆墨”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占有著獨特的地位，在整個中華藝術的發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筆墨”二字很難準確解釋的詞語，簡單的來說就是指使用毛筆水墨在宣紙上畫出一些圓形、粗細的線條、剛柔、疏密、急緩融合在濃淡、干濕、漲、漬、破等，同時還包括畫家對中國繪畫的感受和對藝術境界的認知和理解，以及畫家通過這些筆墨培養出來的氣質、內心和情感心理等，畫家這些內心的種種因素都影響著作品的最終風格。水墨和色彩構成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它強調流利自然的手法，不受限制，講究意境。中國傳統繪畫是中國古老文化中的重要構成部分，筆墨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兩者相互聯系，共同影響著中華人民的精神世界。
2.與現代技術的結合
我國的現代繪畫吸收傳統繪畫和西方繪畫的精華，可謂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且在此基礎上不斷的創新。我們對現代繪畫的理解要秉持著兩個觀點，第一，我們要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把它和它的時代相結合，從時代的角度看待繪畫藝術，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現代繪畫”；第二點，現代繪畫都有著獨特的風格和形式，例如繪畫受到新媒體、新理念的影響，改變著現代繪畫的面貌。現代繪畫為了彰顯時代特征，多借用現代社會人總的精神特征。當代畫家為了展示社會的真實特征，走進自然，貼近人民生活，通過人們精神和意識走進時代的文化環境中，作品只有用現代人的審美觀念和時代精神相融合，才能展現出活力和創造力，只有符合現代人的創新觀念，作品才能成為一種文化標志。縱觀歷史文化、藝術的發展，每一樣文化和藝術的發展，都不會是孤單影只的，都是伴隨著社會背景的演變而進展的。現代繪畫藝術的大繁榮，促使了一批新的年輕的畫家的誕生，他們善于使用客觀的真實手法來畫出社會中的多樣主體，使現代繪畫藝術更加的具有多樣化和多變化的特點。從思維和感情上緊跟時代的腳步，讓現代繪畫在中國文化上更加的突出，更具時代精神。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民主實現；公民；文化傳統；社會資本
美國政治學家R.D.帕特南是一位大量運用制度經濟學思想分析經濟成長和政治發展的學者，在其學術名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公民傳統》中，他對意大利的政治變遷做了長達20年的系統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極好的案例，并提出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解釋。本書與以往讀過的其他政治學名篇有很大差異，最大的吸引眼球之處是作者可以在一個個別國家(以意大利為個案)，用近似外科手術式的嚴謹填密的實證方式，不惜花費巨大時間代價，試圖得到邏輯必然的結論:民主政治在一個特定區域以何種政治文化傳統和何種政治行為方式得以實現?歷經了20年的漫長研究周期，此書的最終成就終不負于如此的歲月付出。通觀此書，的確如評價所言，是一本真正有水平的實證性研究著作。
俞可平在其評作中毫不吝音地給予此書極高評價:"1993年發表了一本轟動整個西方政治學界的著作，書名是《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學者對此書的評論更加風起云涌，其評價之高令人咋舌。僅舉以下兩例即可見其一斑。戴維·基爾普說，將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詞加于其上也不過分，這本書簡直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論美國的民主》。《經濟學家》雜志則認為，這是一本可以與托克維爾、帕雷托和韋伯的著作相提并論的社會科學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學家有可能將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的民主前景。”
一、本書的理論構架
本書共分六章。從六章的框架來看，作者的邏輯思路非常清楚:第一章是對制度績效方法的提出，實際上是要解決在政治學上具有普遍意義的一個問題:民主政治如何得以實現?
帕特南的實證設計是通過一個較長時期對一個特定國度—意大利的跟蹤研究，從其開始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實驗人手，展開經驗和實證研究，達到他的設計目的:回答完全是高度理論性的上述問題。第二章是縱向的實證資料收集和描述20年間意大利各地方政府新的政府制度的設立和發展過程，提出一系列具體問題。第三章是很體現作者功力的地方，在研究中，并不單純地對客觀現象進行描述和歸納總結，關鍵是在種種繁雜的事物和現象中尋找到你所需要的證據，帕特南在這一章中以非常老道的政治科學家的實力運用精心設計的12個指標對新的制度績效進行了評估，讓人信服的是每個設計問題本身和調查者想要了解的對象的真實思想和感受的聯系是很切合的，其問卷設計是非常客觀并具有說服力的，避免了通常調查中容易遇到的主觀隨意性。第四章作者的目標是解釋制度績效為什么存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什么原因導致了同一制度設計在不同地區所得到的制度績效卻不同。實際上這個問題也討論到了經濟發展與制度績效的相互關系，他們發現，制度績效好壞并不是和經濟發展程度一定呈正相關關系，卻與公民生活的特性即大量社團組織的存在之間存在非常大的正相關關系。繼而，作者在第五章分析了意大利1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變遷史，討論了政治制度的歷史傳統影響力。為什么歷史傳統會如此穩定持久地存在著呢，這個問題就在第六章進行探討了:如果人是理性的，他們為什么能容許像“囚徒的困境”這樣和中最終對集體誰都不利的結果出現呢?作者認為，在歷史上，至少存在著兩種廣泛的社會均衡，所有面臨集體行動問題的社會都會朝其中一方面發展，要以是社會資本以良性的循環—信任、規范和合作網絡的方式出現，要么是惡性的循環—依附、剝削的方式出現。一旦身處其中，理性的行為者就會選擇按規則辦事。社會選擇哪一種穩定的均衡，將由歷史決定。
二、本書的特點
1.研究方式的實證性和經驗性
在前面我們提到，帕特南寫作這本書時一個突出的寫作特點就是，邏輯構架非常明晰，這個得益于他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政治科學的實證要求的。他完全基于對意大利地方政府20年期間的政治行為和制度考量，用大量的實證調查問卷和個案研究數據，同時，也運用了體現作者研究功底的定性分析，非常令人信服地得到了關于民主政治的理論意義和價值體現。這讓筆者改變了對政治科學過于拘泥于行為表象的錯誤印象，讀這本書的感覺就是，我們在討論比如政治生活這樣完全屬于人類理性思維范疇內的問題時，都可以做到像做科學實驗那樣的嚴謹，盡量避免調查者本身的認識所帶來的理解偏差和認識偏見，盡量讓結論像數理公式那樣必然確定。
2.作者的新制度主義立場
制度分析曾經是傳統政治的主要研究工具，但歷史上的制度主義者強調政府和政治運動的連續性和制度發展的時序和前因后果。與此不同的是，新制度學派運用了博弈論、理性選擇和模型化技術的工具，將制度當作是一種擴展了形式的游戲，在這種游戲中，行為者的行為受游戲規則的約束。新制度主義者之間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但在以下兩個根本性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第一，制度影響政治。構成制度的那些程序的規則和標準制約人們的政治行為，從而影響政治后果。不能簡單地將政治后果歸結為撞球般的個人互動，也不能歸結為各種廣泛的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制度影響結果，因為它們影響行為者的認同、權力和策略。第二，制度由歷史形成。無論其他因素怎樣影響其形式，制度都有其自己的慣性和“強大的內力”。它們體現為歷史的軌跡和轉折點。歷史事件的發生源于其“路徑依賴”的特性:先前產生的東西(哪怕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偶然發生的)，決定隨后產生的東西。個人可以選擇其制度，但不能選擇產生這些制度的環境，他們的選擇反過來又影響其后人的選擇規則。
按照作者們自己的解釋，他們對意大利地區實驗的研究，目的就是為上述立論提供經驗的證明。首先，他們將制度當作自變量，從經驗上探索制度變遷是如何影響政治行為者的認同、權力和策略的。隨后，他們又把制度當作因變量，探索制度行為是怎樣為歷史所決定的。但是，在這兩個步驟之外，他們還加上了為近來的制度研究所忽視的第三個步驟。即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假定:制度的實際行為受它活動于其內的社會關系的影響。
作者在本書中采用了多數人對“制度績效”的定義，即把政治制度看作是“游戲規則”，是控制集體決策的程序。但他們認為，流行的政治制度概念對于政治制度分析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帕特南特別強調，制度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不僅僅是達到同意的工具。所以他們在這一研究中，將制度績效概念建立在一個非常簡單的治理模型之上:社會需求—政治互動—政府—政策選擇—政策實施。
對制度績效的動力的理解是比較政治科學長期以來的興趣。至今已經出現了三種解釋模式。第一種模式強調制度設計;第二種強調影響制度績效的社會經濟因素;第三種強調影響制度績效的社會文化因素。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書作者實際上將這三種新制度學派中的不同解釋模式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將新制度學派的解釋功能發揮到了極致的地步。
三、本書的亮點:公民的傳統文化是如何影響到政治的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提到本書的第六章:社會資本與制度成功。在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論創新在于提出了“社會資本”這一嶄新概念。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某種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合作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與傳統資本不同，社會資本的一個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種普通的公共資源，而傳統資本通常是一種私人資源。民主政治應當是一種公共利益，所謂公共利益即是一種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會減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當然，公共利益還有另外一個特性，即相關性:公共利益受到損害，不僅是我一個人受到損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損害。作者在這章討論的問題核心在于如何來理解人們在理性中，選擇一種公共行為或集體行為中的利益損害呢?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囚徒困境”行為。帕特南在本書中，也試圖為如何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找到一條捷徑，他提供給我們的這條捷徑就是“大力發展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本質要素是集體行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其實質性功用是它有助于形成自發的合作。
回到本書寫作的起始，作者在考察過程中觀察到的意大利南北地區在制度績效上所表現出來的顯著不同，諸如城市公共設施、農業、住房和健康服務等領域的有效性，其原因不在于人們簡單想象的經濟發展程度，而決定這種區別的是南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
通過第五章對歷史的回顧，帕特南發現，制度績效高的北方各地區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實行的是城市共和制，而績效低的南方是君主專制;“在北方，人民是公民;在南方，他們是臣民”。12至16世紀意大利北部實行共和制的城市，大眾參與公共政策的程度，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是“封建沙漠中的綠洲”。這些城市共和國的行政領導是依據一定程序由選舉產生的，他們承認自己的管理或統治有著合法的界限。至1250年，在這些主要城市的憲法中，人民即主要是同業公會會員已經取得了統治性的地位。北方人盡管有強烈的宗教感情，但教會只是諸多公共機構之一。在這種公民社會和公共精神環境中，重大的社會、政治甚至宗教上的忠誠和聯合都是橫向的，民風也以信任和互助為主。而在南方，包括等級制度、庇護附庸制度等形成的社會秩序都是垂直的，缺乏北方民眾建立在基本平等和團結基礎卜的橫向組織。由于在南方長期居統治地位的實際是異族王朝，這加劇了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猜疑，并且為了維護垂直的統治和剝削關系，摧毀了橫向的社會組織紐帶。至14世紀初，南北兩種政治體制的特征已發展得相當充分。政體和文化傳統不是憑空出現的，南北地區的經濟基礎有很大不同。北方城市國家依賴商貿和金融業，而南方則以農業為基礎，前者需要更多的社會信用和相互信任，以保障合同和法律的有效性。
帕特南借用“社會資本”概念具體說明了南北文化差異，一個社會的成員之間是互相信賴的，就會促進自發的合作。在信任基礎上的普遍互惠，不是“我將為你做這件事，因為你比我強大”，也不是“如果你現在為我做那件事，我現在就為你做這件事”，而是“我現在就為你做這件事，因為我知道，你將來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為我做件別的什么事”。社會資本包括制度性因素如法制，但大多數社會資本形式如信任，是“道德資源”。帕特南甚至認為:“公民共同體合作的社會契約基礎，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
在1870年國家統一時，北方的農業生產率略高于南方大約15%-20%，由于此后北方的工業化和都市化步伐快一些，至1911年，北方的收人已比南方高出50%，經濟差異急劇擴大。1980年代中期，北方人均收人比南方高出80%。就是今天，人們仍舊能感覺到這種差異。
南方的不幸并非止于經濟落后，互不信任的文化傳統，還是導致有組織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國家或政府缺乏效率，不能公正地執法和履行合同的條件下，黑手黨就會作為現代庇護制度發揮作用。橫向的互不信任和垂直的壓迫剝削和依附關系，是黑手黨產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
帕特南的公民傳統論的確有助于解釋，在相同的國際背景下，為什么意大利北方比南方做得更好。他意味深長地指出:意大利南方“永遠欺騙”、“永不合作”的社會模式，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沒有社會資本地區的未來命運。“對于政治穩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經濟進步，社會資本或許甚至比物質和人力資本更為重要”。
丹尼爾·貝爾的斷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①當影像符號的書寫、表達、接受和理解日益成為重要的傳播手段與生存方式的時候，國內“大多數視聽從業者，仍然不懂視聽語言的基本規律和思維方式。他們的思維方式仍然屬于傳統藝術語言的思維方式尤其是文學的思維方式”。②著名欄目《東方時空》甚至需要從景別、軸線這些最基本的概念開始，訓練自己的創作隊伍。③在電影界，類似批評也不絕于耳：“我們目前有很多影片的電影語言太陳舊了。”④“如何解決好敘事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電影不可回避的課題”。⑤近年火爆上演的《夜宴》、《無極》、《英雄》等大片雖然標志著中國電影工業在運作機制上與好萊塢逐漸接軌，但在原創性、敘事力、影像造型等方面卻多受詬病。《無極》被指責“故事單調，內容太空”⑥；《夜宴》則“顯出中國導演對電影語言審美感悟及表現力的貧乏”。⑦有人甚至認為以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具有敘事上的基因性缺陷”。⑧那么，我們的影像文化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基因性問題呢？在視覺素養日漸受到關注的今天，我們嘗試從一些基礎性問題上展開對我們視覺文化傳統的思考和審視。
由于視覺藝術的相通性，不同藝術形式的視覺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也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和承傳性，并積淀到我們的視覺語言中。繪畫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主要的視覺藝術形式，它與影像藝術都是在二維空間創造三維形象，關系密切。因此我們認為，作為影像精神具體體現的機械復制技術，正如本雅明所言——“與繪畫作一下比較仍然是有意義的”。⑨我們嘗試在東西方繪畫藝術的發展中挖掘一些本源性的元素，試圖從中尋找影響國人影像素養的一些原因。
二、對東西方傳統視覺觀念的反思
通過光電轉化或光影轉化，影像符號被看做真實物象的摹寫，是物質世界的復原和現實的漸進線。從再現特征來看，影像更接近西方視覺藝術的寫實傳統。從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開始，西方的雕塑、古典繪畫在透視、明暗、色彩等方面始終追求對真實的摹寫。從13世紀到巴羅克時期，寫實繪畫追求形似。安·馬爾羅認為，“巴羅克藝術拼命追求的，不是改變畫面本身，而是一種連環畫。一門藝術如此迷戀于劇場性效果并求助于表情動作和情緒，它最后以電影為歸宿是毫不足怪的”。⑩到文藝復興初期西方美術家寫實之風漸盛，達·芬奇甚至“拜鏡子為師”，并在其《畫論》中聲稱：“最可夸獎的繪畫是最能形似的繪畫。”到十七八世紀，荷、意畫家設計“暗箱”作為繪畫輔助工具，到19世紀后半期，寫實繪畫更是發展壯大形成體系。因此有學者言：“西方繪畫從文藝復興期以來趨于寫實而接近攝影術，實在是一股十分強大的歷史潮流。”(11)西方古典繪畫所積淀的深厚的寫實精神和精湛的寫實技巧為旨在“再現物質世界”的影像藝術做了精神和物質上的鋪墊。
在中國，《墨經》上雖然有光學八條，漢武帝時有燈影戲的傳說，〔宋〕沈括《夢溪筆談》、〔元〕趙友欽《革象新書》中進一步解析過光學折射現象，但是上述觀念像中國其他萌芽狀態的科技思想一樣，最終沒能促成現代影像技術的誕生。作為一種重要的視覺藝術形式，兩千多年來傳統中國繪畫中所折射出的美學思想和審美方式，與直接催生了“完美復制現實”影像技術的歐洲視覺藝術思想有相當大的差異。可以說，在一些基本特點上，中國人與歐洲人在影像認知上的差異，與傳統中國繪畫和西方繪畫的差異存在某種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中國文化史中，“言”—“象”—“意”三者之關系和地位似乎經歷了一個戲劇性的此消彼長的過程。《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對“象”作出了初步規定，“象”為“道”所包含。《易傳·系辭傳》上有言，“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不僅突出了“象”這個范疇，而且將之置于語言之上，強調了形象在概念表述上對語言的優越性。但是，在之后中國文化的實際發展中，言與象的工具地位卻發生顛倒。劉師培指出，“秦漢以降，士有學而工無學，卿大夫高談性命，視工藝為無足輕重”，(12)在以訓練科場技巧為目的的公私教育機構中，繪畫一科根本沒有插足之隙，官僚士紳階層繪畫趣味和繪畫技巧的訓練，往往被視為超乎世俗功利的自我精神滿足。在儒家實用理性思想的擢拔下，語言在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中地位逐步提高，文字成為求取功名的唯一工具，以至“立象”的活動“在文字占據主流優勢之后（約在漢魏以后），頗受批評，逐漸被擠壓成了旁支，成為較次要的表意方式，甚至還被貶抑”。(13)而繪畫藝術只有在文人士大夫修身養性的琴棋書畫中才能找到其存在空間。
從畫論上看，南朝畫家謝赫的“六法論”中“氣韻生動”居六法首位，而“應物象形”處于較次要位置。到了北宋蘇軾已是“論畫與形似，見與兒童鄰”了。(14)克莉絲特娃(JuliaKristeva)認為西方文化在13世紀到15世紀之間發生了從象征到符號的轉化過程，她認為這是人們抵制抽象的概念，而以可視化的形象符號代替的演變過程。(15)而就在這個時候，東方中國的繪畫卻正在由寫實的“象物之作”向寫意的“空摹之格”轉變。宋以后中國繪畫的三大傳統形式：文人畫、工匠畫、宮廷畫當中，“文人寫意畫廣泛流行并最終蔚為畫學‘正宗’”。(16)在傳統繪畫中對寫意的獨尊掩蓋并導致了寫實造型能力的弱勢，在色彩、明暗、透視等方面技法單一、觀念保守已成為后期主流繪畫的一個不爭事實。
繪畫藝術與影像藝術并不是一回事，從總體上來看，電影和電視是一種視聽傳播媒介，影視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視聽語言系統。光、聲、時空、運動構成了視聽語言的幾大基本元素。但是，“始終貼切的活語言仍然把電影叫做‘活動圖畫’，或者簡稱為‘圖畫’”。(17)影像元素與繪畫元素仍然具有某種精神一致性。從一些基本元素的具體解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繪畫藝術對影像文化的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1)空間意識
西方人慣于在平面上創造三維空間。西方許多繪畫原理如透視法、人體解剖學、明暗投影法等，與電影、電視一樣都是藝術與科學交叉的產物。創造縱深空間，還世界以立體的原貌，一直是攝影（像）師們的共同追求。相比之下，中國畫不注重從固定角度刻畫空間幻景，而是追求“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18)在傳統繪畫的創作中，中國畫家利用與焦點透視相異的散點透視的方式達到創作的自由，使得在有限空間營造萬里之勢成為可能，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然而，從在平面上塑造虛幻的三維空間的角度來說，散點透視比較焦點透視要弱。宗白華先生認為，“西洋透視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間構造如鏡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則其真愈幻”。(19)這種由真入幻的路徑，正是電影這種造夢機器的基本特征。
西方電影心理學者認為，“中國和波斯的畫家們不知道或瞧不起深度、縱深、布光和表現。歐洲已在繪畫的功能觀念上與其他地方殊異。而在巴羅克時期結束之后，西方藝術和所有其他藝術（包括過去的和現在的）之間便存在這個根本性的分離：前者致力于探求一個立體的世界”。(20)當西方繪畫與攝影這兩種視覺藝術形式進入中國的時候，東西方視覺觀念的沖突就變得格外鮮明。清代鄒一桂在《小山畫譜》中說：
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繪畫于陰陽遠近，不差錙銖。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料與筆，與中華絕異。布景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于墻壁，令人幾欲走進。
這種“令人幾欲走進”的高度寫實的再造立體空間效果，的確讓中國的畫師大感殊異。東西方兩種藝術觀念的碰撞，反映出長期藝術心理積淀下焦點透視與散點透視兩種成像方式的差異性（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批評透視畫法，“似此如何成畫”）。焦點透視與散點透視不僅是兩種不同的造景手段，同時也體現了兩種不同的藝術空間觀。但是縱深構圖所帶來的空間感與影像世界更接近，同時景深鏡頭使單個鏡頭的信息量更大，含義也更豐富。相形之下，國內不少影視作品在鏡頭的空間意識和構圖表現上不同程度地呈現出單一、平面化等不足，不能不說與中國繪畫幾千年來追求平面效果所形成的單一的空間意識與技能有著淵源關系。宗白華先生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中指出，“中國和歐洲繪畫在空間觀點上有這樣大的不同，值得我們的注意”。(21)在此我們和宗白華先生一樣無意對這兩種偉大藝術傳統的空間意識比長較短。但不可否認，歐洲繪畫藝術的空間意識與影像藝術的空間觀念之間能夠輕易地轉化，而對于散點空間藝術觀的中國藝術家來說，這種轉化相對要困難得多，這種能力直接影響了影像畫面的構圖和鏡頭內的場面調度能力。
(2)光影造型
在攝影造型規律和表現方法中，光影成為最重要的成像因素。我們從西方經典的影視作品中可以欣賞到創作者對光影這一藝術語言運用的嫻熟與精彩，而這種嫻熟與西方繪畫之間也具有相當明顯的傳承關系（美國導演西席·地密爾就坦言曾師法倫勃朗繪畫的用光方式，創造了其影視風格(22)）。
西方繪畫一直強調光影、明暗的重要性。黑格爾說：“如果要問繪畫所用的究竟是哪一種物理的因素，回答就是光。”(23)光不僅僅是一種照明的技術指標，更是一種藝術手段和體現藝術風格的視覺語言成分。光線豐富的藝術表現潛力，成為影像思維的一個重要元素。通過對不同性質、強度和方向的光線的光效處理，體現出作者的創作風格（荷蘭畫家倫勃朗因此被稱作“光的詩人”。法國雕刻家羅丹的韻律也被稱為“光的韻律”）。
傳統西畫中至關重要的光影變化不是中國傳統繪畫青睞的對象。“中國畫是線的韻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24)筆墨成為中國畫之靈魂。古人云：“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筆”，(25)“筆墨之妙”造就了傳統國畫獨特的藝術風格，然而，中國傳統繪畫這種追求筆墨韻味，平面、無光影變化的審美風格也深深地影響了國人的影像觀念。當攝影術剛剛進入中國之時，中國早期攝影師很不適應，在攝影用光上，一般中國照相師只用平光照明，明顯受到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另外，中國早期攝影師在日光拍攝中，為了避免過高的反差，多應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類似國畫的效果。1906年攝影家施德之提出：“顧士人論像，貴白而不貴黑。不知白為光，黑為陰。非陰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聳，精神外露，必藉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則像與紙平，焉能浮凸。”(26)這種見解，指出了國人光感的缺乏和光影造型能力的缺失，以及中國繪畫論和攝影造型規律的某些帶根本性的區別。電影是光影的藝術，如何在膠片上創造出中國意境的畫面，對我們來說尚是一個需要學習、研究的問題。
(3)色彩表現
色彩作為一種重要造型因素，在影視藝術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從古典主義的寫實到印象主義的表現，西方人以科學的精神將色彩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可以說西方對于色彩的認識與運用在繪畫領域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宗白華先生認為，“西洋油色的描繪不惟幻出立體，且有明晴閃耀烘托無限情韻，可稱為‘色彩的詩’”。(27)現代影視中的色彩不僅僅是如布列松所言的使影像有力、令實在更真的手段。色彩作為一種語言已經上升到哲理思考的層面，色彩不僅是現實層面，更是精神層面的象征。
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中指出，“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試驗都證明，我們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價值，而不是色彩本身。”(28)“色彩的價值”即是色彩的表現性。但是在深受老莊哲學影響的中國傳統繪畫觀念里，五色令人目盲，更習慣從黑白濃淡中尋找心與物的體驗。“中國繪畫的主流是文人水墨畫，理論上對繪畫色彩的研究也基本以‘黑色’為主”(29)。如果說南朝時宗炳《畫山水序》中尚注意色彩作為一種造型語言的作用和它與自然物象的關系，認為“畫家布色，構茲云嶺”，“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到了唐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則變為棄色求墨，支持運墨重于用色的水墨一體，稱贊“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飄揚，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翠”。這種墨可勝色的實踐與理論，最終演化為中國繪畫“意足不求顏色似”的審美追求與批評標準。即便是青綠山水與工筆花鳥，仍然是在有限簡約的色彩中表現大千萬象。所以有批評者認為，“魏晉以降關于色彩的討論，實際上是一個淡化色彩意義的過程”。(30)
現代影視中的色彩作為一種語言已經越來越擺脫簡單的外部描摹而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康定斯基認為，“一般說來，色彩直接地影響著精神。”(31)由于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含義和表意功能，使它成為某種抽象思想和理念的升華。歐美許多著名導演的色彩運用能力往往從繪畫中師法。電影藝術家列·柯斯瑪托夫就談到，“在研究偉大的現實主義畫家的繪畫作品時，我們應當學習他們對彩色的物理性質的規律、對明暗與彩色現象的規律的理解，以及他們對彩色協調和彩色對比的美感性能的掌握，學習他們運用彩色的感染作用的本領。”(32)與西方繪畫色彩相比較，中國傳統繪畫在色彩形式上的單一，在觀念上對色彩的摒棄也多少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國內傳統電影工作者對影像色彩的感覺力與表現力。翻開中國繪畫史，色彩不是一門獨立的藝術學科，對色彩的系統研究幾為空白，這不僅是繪畫藝術的缺失，也多少成為日后影視藝術發展的隱患。
(4)影像敘事
繪畫的敘事性包含了寫實技巧與時空安排等方面的元素，這與影像敘事性有著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雖然羅蘭·巴特認為所有的圖畫，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敘述，但是這種“敘述”，在中國主要是情與意，西方則主要是講故事。西方繪畫具有強烈的敘事性。亞里士多德在《論詩》中就提出“情節是悲劇的第一原則”，“繪畫也是這樣”。(33)西方中世紀的宗教繪畫，多講述圣經故事，中世紀晚期的喬托更被稱為“偉大的講故事者”(storyteller)，因為他是用圖畫在講故事。在中國畫史上，也曾產生過具有較強敘事性的優秀畫作，《山海經》古圖及同時代出土文物上的圖畫，開啟了我國古代以圖敘事的文化傳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五代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畫家無論在人物的刻畫還是場景的安排上都表現出高超的敘事能力，然而這道關注世俗人生的現實主義光芒在中國繪畫的天空一閃即逝。南北朝王微在《敘畫》中指出，繪畫“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埠，劃侵流”，對繪畫敘事性予以了否定。在宋以后的傳統中國畫中，文人畫成為繪畫主流，畫家普遍將繪畫作為逃避現實抒情寫意的工具，主要繪畫對象由人物變為山水。綜觀中國傳統繪畫史，敘事性確實不是中國畫家重視的對象，對此，宋人鄭樵在其《通志略·圖譜略》中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其《圖譜略·索象》專論“圖”、“書”攜手的重要性，并對當時“離圖即書、尚辭務說”的“后之學者”及“見書不見圖”的閱讀現狀進行了批評：
“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后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
古之學者早已形成“左圖右書”的閱讀傳統，為何到了宋代即有“見書不見圖”之弊呢？究其原因，如果追本溯源，可上至東漢，“劉氏之學，意在章句”。劉向、劉歆編《七略》創立體例時收書不收圖。“父子紛爭于章句之末，以計較毫厘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圖譜傳世的可能性，遠不及文字書籍。
19世紀末，《申報》的創辦者英國人美查(ErnestMajor)面對當時的中國出版現狀，驚訝于中國報紙盛行而畫報獨缺，美查深入研究，希望找到中國人過于迷信文字魅力的根源，并對此現象作了如下解讀：中國人相對重視文字而忽略圖像，此前中國人之使用圖像，只是補充說明，而并非獨立敘事。“要之，西畫以能肖為上，中畫以能工為貴。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既不皆真，則記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講求筆墨情趣，排斥“能肖”，不求逼真，“僅以文字傳之而不能曲達其委折纖悉之致，則有不得已于畫”，而非以圖像作為另一種重要的敘事手段，所以“中國人‘以圖敘事’的傳統始終沒有真正確立。即便讓人贊嘆不已的繡像小說戲曲，其中的圖像仍然是文字的附庸，而不曾獨立承擔書寫歷史或講述故事的責任”。(34)
影像藝術與繪畫都是視覺藝術的一個部分，影像生產受到繪畫的深刻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電影美學家B.日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書籍插圖跟戲劇一起看做電影形象的先驅，書籍插圖的蓬勃興起正是銀幕藝術誕生前夜的特點。插圖書籍既面向讀者又面向觀眾，它已處于通向綜合形象的門檻。對插圖版畫發展途徑的各種研究著作中都強調指出，在所有造型藝術中，版畫不僅涉及空間，而且涉及時間，因而直接逼近了電影藝術。”(35)影像與繪畫作為一種表意符號，在時間上有時序性，文化特征上更具有承傳性，基本元素更具有內在的相通性。從以上基本構成元素與基本特點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影像生產與西方古典繪畫在精神內核上似乎更具有與生俱來的一致性。（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上，不少人認為“俄羅斯的《稻草人》、《飛翔》、《電話》等幾部影片，基本功非常好，這種基本功來自這個國家悠久而璀璨的文化，更多地來自‘傳統’、‘古典’”(36)）。
三、影像素養——從何處入手？
從上述中西繪畫藝術基本特征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傳統繪畫觀念與影像本體特征的先天錯位，再加上經濟和技術因素導致的后天的雪上加霜，在精神和物質層面上影響了國人的影像觀念乃至影像文化的發展，普通民眾的影像思維能力未能得到有效開發，以致在2001年首屆民間獨立影像展上，當拿起攝像機的影視愛好者的作品首次向社會全面展示時，“才意識到自己以前對鏡頭語言的麻木和無知”，“影像敘事技巧粗糙和稚嫩”，“沒有想象力”。(37)筆者在十余年的電視實踐中，在自身轉型和對從業人員進行影像思維訓練的過程中，更是深感傳統視覺觀念的頑固和思維方式轉換的不易，這也成為誘發本文思考和寫作的一個直接緣由。
那么，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思維范式的轉換呢？我們認為，這種思維范式的轉換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從文字思維向影像思維的轉換。
影像思維，即人們對視覺形象的觀察力、感受力、發現力和表現力，對影像符號的想象、聯想、綜合、重構、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以及蒙太奇、節奏等美學創造。其基本要素包括我們前面提及的空間意識、光影造型、色彩表現，以及影像敘事能力。影像思維是視覺素養的核心。教育家J.戴伯斯(Debes)把視覺素養從低向高分為三個層次的能力構成：視覺感知能力、視覺理解能力和視覺表達能力。(38)作為視覺素養(visualliteracy)的一部分，影像素養(imageliteracy)也包括兩方面，一是對影像語言符號的理解和運用，二是對影像符號的高水平、有效使用能力及影像思維的能力。目前影像素養日漸成為全球教育界關注的熱點。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在中學廣泛開設了“熒屏教育”(ScreenEducation)課程，美國也掀起了“視覺素養運動”(VisualLiteracyMovement)，對影像媒介的認識、了解、熟練乃至批判意識的培養則是視覺素養的基本內容。在以影像為中心的視覺文化傳播形態中，當形象符號的接受理解、書寫和表達正日益成為個人必要的生存手段與生活方式的時候，國人影像思維能力的挖掘、訓練與提高就顯得日益迫切。
在視覺素養尤其是影像素養教育逐漸進入中國的過程中，照單全收肯定是不可取的。要使我們的影像素養教育卓有成效，首要工作是找準問題，認真對民族影像優缺點做一些全面的清理，尤其是一些基因性的問題，更要有清醒的認知，進而才可望對癥下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影像教育體系，并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地基。但是，僅僅停留在對中西繪畫優秀成分的消化和吸收仍然是不夠的。影像思維不同于文學、戲劇、音樂之處，就在于其視覺的真實性、圖像的運動性、視覺形象的豐富性，在于通過或簡或繁的圖像，或虛或實的形象，或緊或慢的節奏，或明或暗的光影色彩表現不同的思想與意緒，而這一切能力均需要在影像生產活動中去鍛煉、培養、積累、提高。導演謝飛說，“有很多電影大師總結經驗，最好學習拍電影、電視的方法，一是看電影、電視，二是拍電影、電視，一是看別人好壞，二是自己體驗”。(39)因此在影像思維的訓練中，以影像生產工具為依托的實踐活動至為關鍵。阿恩海姆認為，“媒介本身實際上也是靈感的一種豐富源泉，它經常提供許多形式因素，這種形式因素到頭來都會成為表現經驗的極有用的東西。”(40)媒介不僅是信息，沒有媒介，就沒有思維。正如毛筆、水墨影響了中國傳統視覺藝術的特征，決定了傳統中國繪畫對線條的敏感，對氣韻、骨法、用筆的講究，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傳統藝術家澄懷味像的意象思維一樣。利用某種媒介的長期訓練，人的特定能力就可以激發、催生出來，就像印染工人能分辨出三四十種黑度，而一般人只能分辨出二三種色度一樣，實踐的專業性和經常化會培養出不同的感知能力。蘇珊·朗格曾言：“每一種藝術都能引出或招致一種特殊的經驗領域。”(41)道進乎技，庖丁解數千牛然后才達到游刃有余，“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的境界。隨著DV、非線性編輯的普及，隨著影像生產的大眾化，通過有意識的實踐鍛煉、積累和提高，將有助于把影像思維訓練成為一種潛意識的本能反應，積淀為一種以感知為基礎的直覺思維，即黑格爾所稱的“實踐性的感覺力”。(42)
當然，一部優秀影視作品的成功肯定不會停留于技法的基礎層面。本文無意否定中國影視藝術的輝煌成就，更不會也不可能抹殺中國傳統繪畫在世界藝術史上的偉大貢獻，而是試圖找尋國內影視人才培養中所需要跨越的一些思維障礙。我們認為，中國的藝術與美學理論自有它偉大獨立的精神意義。在影像的時空里，在跨越了基本的技法層面后，中國畫曠邈幽深的意境，虛實相生的空靈，悠然生動的氣韻，完全可以在影像生產中得到更多的展現和更好的張揚。而如何將中國傳統視覺藝術的精華與機械復制的電影藝術有機融合，在世界影視藝術中創造出真正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正是我們這一代影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由繪畫看影像的真正含義在于從一個更接近本源的角度來尋求國人影像素養提高的可能性與方法。我們不得不承認，影視藝術與西方古典繪畫在精神內核上更具有與生俱來的同源性，影視專業課程的設置應注重視覺藝術本身的規律，強化繪畫基本元素的學習和了解，尤其加強在中西繪畫相比較的基礎上對西方繪畫知識的消化吸收，從技法及觀念上來深入領悟，并在影像生產實踐中來鍛煉和提高，這無疑會對當今乃至未來的中國影視人才培育和影視藝術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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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主題班會課 班主任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6-0192-01
1.前言
黨的十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社會上重新掀起了研究、應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筆者嘗試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德育主題班會課，創新主題班會的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滲透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班會課的結構和內容
主題班會課一般從班會背景、設計思路、班會準備、實施過程、班會反思、拓展資源等六個方面思考和準備。實施過程根據不同的主題可以有不同的環節，如在班會《孝敬父母，踐行》中，分為創境激趣、學習新知、誦讀經典、親子互動等環節。
3.滲透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班會課案例
4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滲透主題班會課的幾點建議
4.1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
主題班會課是學生自我設計、自我活動、自我教育的良好舞臺和渠道，班主任可以從旁幫忙出謀劃策、總體把握，但不宜事事躬親。特別當學生在班會準備、班會進行等過程中出現一些困難，而暫時停頓的時候，不要急于代勞，要給學生思考和改進的時間和空間。
4.2提高班主任的傳統文化素養
班主任在主題班會課中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把握著主題班會課的大方向。只有班主任具備一定的傳統文化素養，才能在班會的選題、素材、設計等方面給學生具體而有效的指導。傳統文化博大精深，雖然班主任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班主任可以開放的心態、謙虛的學習態度，從現在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了解、學習，與學生一起進步。
4.3充分利用主題班會課比賽來進行激勵
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也會定期舉辦班會課比賽，班主任要抓住機遇，挑戰自己，充分展示自己和班級的風采，通過比賽來提高班會設計和實施的水平。
4.4定期召開主題班會課與其他教育方式相結合，拓寬傳統文化培育渠道
教育的方式多種多樣，主題班會課只是其中一種，弘揚傳統文化也不僅限于主題班會課。我們還可以開展優秀古文的晨讀、開設傳統經典的選修課、建設傳統文化類的社團等，多渠道地培育和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論文關鍵詞：古代文化傳統：公正思想；和諧社會
從古希臘奴隸制社會開始的兩千多年歷史中，西方思想家一直前仆后繼地追求一種正義的理想社會，并為實現這一理想社會不懈努力，創造出了豐富的公正思想。現以古希臘文化為視角，對公正思想的演進脈絡進行分析，以期為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所啟示。
一、西方古代文化傳統中蘊含的公正思想
公正((justice，或譯為“正義”、“公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典籍中，源于古希臘文“Orthos”一詞，“表示置于直線上的東西”，后引申為“表示真實的、公平的和正義的東西”。正義觀念實質上是人類對自己生存發展的社會秩序、條件和規則的意識，是一種社會化的理性、理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體現著人的發展水平、自我意識和理性的健全程度。
“德漠克利特認為正義有兩層含義：一是‘正義要人盡自己的義務，反之，不(正)義則要人不盡自己的義務而背棄自己的義務’。二是‘正義的力量在于堅決和無畏，反之，不(正)義的結果則是對不幸的恐懼’。可見，德漠克利特的正義觀揭示出正義即各盡其責，正義是善惡是非的評價標準。這兩點不僅影響了后世的思想家，而且對今天都具有借鑒意義。它至少告訴我們正義不僅僅是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是義務與職責的正當履行，正義既是價值目標又是價值評價的標準。
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即美德。正義作為一種美德也源于知識和智慧。“既然正義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為，很顯然，正義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為都是智慧。”由于蘇格拉底把正義看成是美德之一，并把它歸結為知識和智慧，也就使正義由宇宙的客觀法則轉化為人的主觀知識和據于知識的行為。
柏拉圖突破了美德的知識局限性，在《理想國》中把正義解釋為“每個人作為一個人應當只做適合他本性的事情”，并把正義作為最高道德準則，成為古希臘著名的“四大德”(智慧、勇敢、正義、節制)之一。他在論及正義時堅持蘇格拉底的論斷，即一方面，他認為正義應被視作其自身和家庭“正當地享有自己的東西和做自己的事情”。這一論述涉及當時社會三個等級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將正義與其社會固定的等級秩序相聯系；另一方面，柏拉圖又將正義視為既具有個人性質，又具有行為和事物性質的統一體。而個人、行為和事物是否能夠被判定為“正義”的，或者更確切地說被判定為“正當”的，這一問題只有具有認識形式或理念卓見的人才能夠回答，因為只有他才知道所有具體的人、行為或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帶有理念的特質。
亞里士多德繼承、發展了柏拉圖的正義觀，集古希臘正義思想之大成，系統、全面地分析、論證了有關正義理論的內容。認為正義就是適當的比例。他首先從正義的表現形式上，把正義分為普遍的正義和特殊的正義。又指出特殊的正義中存在著分配正義和糾正正義目，分配正義的實質就是各得其所應得，即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等情況不同等對待；糾正正義則指人與人之間經濟上交往和制定契約所遵循的原則，它表現為一種平等的關系。
古希臘后期，斯多葛學派主張，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奴隸和外邦人，而不僅是城邦中少數公民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礎在于他們擁有理性。即使地位、天賦和財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別，但人人至少都有維護人的尊嚴的起碼權利，正義要求法律應當認可并保護這些權利。
二、西方古代文化傳統中公正思想的特點
在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古希臘各流派的主要正義觀點后，可以發現西方古代文化傳統中的公正思想有如下特點：
首先，最為明顯的是，對于公正思想源頭的追溯使古希臘時期的正義理論映人眼簾。如前面解釋的正義內涵所述，雖然在漢語中正義和公正有著些許差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述及源起時，二者都源于對于英語“justice”的理解和認識。在古希臘時期，正義主要是個道德和法學概念，是一種倫理學和價值觀，是人們對美德的向往和理想社會的憧憬。但這種正義觀為以后公正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其次，西方古代文化傳統中的正義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是社會性與個體性的有機統一。正義表現為對安全、秩序、公正等社會層面的共同要求，也表現為對于個體發展中的自由與效率等的訴求。人類的一切制度以及對政治文化之理性設計和歷史實踐，都遵循著社會有序、個體自由思維進行。作為人們的價值目標和塑造理想社會的途徑，正義是評價社會秩序好壞以及社會制度公正與否的價值標準，引領著社會的建構、發展與進步；同時，正義還屬于應然的、觀念的和道德的范疇，是具體的、客觀的、現實的，規范著人們的言行和品格。可見，正義或公正是對社會性和個體性的理性平衡。
再次，正義是相對的、發展變化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正義會有不同的理解：從德漠克利特的正義即各盡其責，正義是善惡是非的評價標準的抽象的思辨正義，到柏拉圖的正義是理性之體現的理想主義正義觀，發展到亞里土多德的對正義進行具體分類講究“正義就是適當的比例”這種現實主義的正義觀，使正義走過了一條從思辨到理性、從理想到現實的滄桑之路。總之，盡管西方先賢哲人們的觀點各異，但對他們思想精華的把握使我們了解正義的一般內涵即為：各得其所。具體而言，正義是人們在當時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以社會公共利益為依歸，合理分配社會權益和義務的道德理想和法治標準。
三、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
和諧是一個系統概念，指各事物之間協調、均衡有序的存在狀況。用來描述人類社會，指的是社會秩序穩定，社會各階層和睦相處，相互關系融洽，各種社會矛盾不斷趨向緩和，社會各成員都能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聰明才智、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各種潛能得到充分發掘，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精神生活不斷充實，人類文明不斷推向前進的狀況。這與西方古代思想家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不謀而合。因此，對西方古代社會公正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和諧社會的內涵，形成更為全面、深刻的認識。
1．西方古代文化傳統中的公正思想，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維方式的啟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統一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哲學的思維基礎。西方古代公正思想的演進以邏輯分析為主要特征，注重思辨，通過歸納推理，演繹推導再加以綜合，走過了一條從思辨到理性、從理想到現實的發展歷程。我國傳統文化注重直觀整體經驗，通常借助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進行整體分析、判斷。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我們要保留傳統的從整體上觀察分析事物的長處，同時吸收西方思想家們的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式，汲取西方實證分析、層面分析和歸納綜合的科學方法，把感性和理性相結合，把整體性和個體性相結合，用制度、理性、社會公正等思想來發展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哈薩克族 傳統養老文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障 新疆
論文摘要: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養老文化特別是哈薩克族養老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薩克族人長期以來形成了敬老愛老、社區互助、鄰里幫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為核心的傳統養老文化。但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對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構建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積極引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構建符合新疆區情的現代養老文化是我們當前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內涵
文化是一個由習俗、傳統、道德、信仰、儀式、禮節、禮貌、慣例、制度、理想與價值觀相關聯而構成的網絡。在這樣一個概念中理解養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會為老年人提供物質贍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資源方面的思想觀念、社會倫理、價值取向和制度規范。其中民族養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禮節、慣例、價值觀、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構成的具有獨立特征、結構和功能的文化體系，是代代沿襲、傳承下來的針對養老問題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規范等文化積淀。筆者認為，所謂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是指哈薩克族人長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產生并代代相傳的關于養老觀念、養老思想、養老理想、養老習慣和養老價值觀的有機統一和總稱。
哈薩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種古老文化的精華，融東西方文化于一體，形成以家庭養老、家族互助、鄰里幫助為主，社區互助為輔的多層次、多渠道的特殊的養老文化。其內容主要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個方面。從內涵上看，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既有養老方面的認識，又有關于老年人的倫理思想、價值觀、養老傳統和養老習俗，主要包括關于家庭、經濟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養老體系主要包括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和自我養老等三個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繼承性、多樣性、連續性、獨立性及融通性等特點。其中，以孝順父母和敬老愛老為基礎的孝文化是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說西方國家的社會化養老是一種制度安排，那么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可以說是哈薩克族人的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則。家庭養老、家族保障和社區互助是這種傳統養老文化的必然選擇，家庭和諧和代際傳遞是這種養老文化的直接體現。
二、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的基本內容
(一)家庭養老
1.強調自力更生，以孝為核心。家庭養老目前是哈薩克族最主要的養老方式，也是傳統的自然經濟、封建倫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家庭養老不僅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文化模式。家庭養老的運行，主要靠的不是現實行為，而是源于文化的動力。哈薩克族特殊的人生觀、價值觀、倫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對家庭養老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首先，哈薩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中，人煙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過著自給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對原始、封閉，經濟不發達，所以家庭成員之間，阿吾勒之間互補性和依賴性很強，氏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拾。其次，、哈薩克族人彼此相處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內的人經常在鄰近的地方放牧，對方的脾氣、好惡、生活狀況，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對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圍人的譴責和唾罵。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認為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是上下、尊卑的關系，子女有為父母養老送終的義務。哈薩克族人生活環境造就了哈薩克族人深沉、勤勞、堅韌、獨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薩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長壽，自理能力很強，經常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不是干家務，就是照顧小孩或養育后代，滿足自己繼續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薩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當家做主，這種敬老、愛老的傳統對子女的養老行為具有極強的約束力和強制力。
2.“還子”防老。哈薩克族傳統家庭是以父親或丈夫為核心的封建家長制家庭。哈薩克族家庭一般規模較大，平均家庭人口為5. 94人，以兩代人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兒子長大成婚后即與父母分家，另立門戶(多在父母氈房旁邊設一新氈房居住)，父母身邊通常要留下一個最年幼的兒子，作為養老送終的依靠。獨生子一般不分家，盡贍養之職。哈薩克族傳統家庭中普遍存在“還子”習俗。所謂“還子”是指每對新婚夫婦，要把婚后生的第一個孩子送給親生父母。祖父母把孫兒當作自己親生的最小兒女看待并加以寵愛。祖父母和孫兒之間的關系被看作父母與兒女之間的關系。哈薩克族人的還子習俗增加了嬰兒的存活率，減輕了年輕父母的生活負擔，讓孤獨老人在孫輩的身上重溫自己的童年夢，找到新的生活樂趣，驅散年老所帶來的憂郁，真正享受天倫之樂;在撫育過程中，老人與孫輩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還子作為促進代際關系的重要紐帶，為家庭養老和社區養老提供了潛在的文化支持和社會基礎。
3.知足意識強，老人養老需求不高，家庭養老成本低。在哈薩克族社會中自給自足的畜牧經濟和自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商品經濟不發達，經商意識不強烈。自然災害、戰爭比較頻繁，物質資料不豐富，家庭經濟收人微薄，養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識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恥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學會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對現狀不滿，也被視為是一種貪婪的表現。哈薩克族人相信“榮華富貴和人生磨難”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變，也不能怨聲載道，只能容忍，滿足現狀。因此，哈薩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樸素，養老保障水平低，老人養老需求非常簡單，只求吃飽吃好，心情舒暢，健康長壽，別無他求。
4.土地保障。草場和牲畜不僅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而且是養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一般來說哈薩克族家庭都有植樹造林和種草的傳統。青草和樹木不僅是一種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經濟和養老的基本收人來源，這為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薩克族是古代許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識與祖先崇拜等觀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識遠遠超出對創世主迎薩甘的崇拜。哈薩克族人認為牢記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個哈薩克人的歷史責任，給子女傳授前輩的系譜，是哈薩克族父母應盡的義務。景教特別是佛教對哈薩克族養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信奉佛教時期古代哈薩克人有這樣一個習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兒子、女兒或兄弟就會做一個與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蘭教在9世紀初開始傳人新疆，16一17世紀成為哈薩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薩克族傳統養老觀念就具有了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哈薩克人一般對自己祖先的靈魂和墓地特別崇敬，普遍認為祖先會把生命的力量賜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區的人們在天旱時或災年時，到祖先墳地求雨，祈求神靈保佑。這種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順父母、關心老人、尊重老人等養老習慣的產生和發展。
(二)社會互助
1.強調團結，熱情好客。哈薩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廣人稀，自然環境惡劣，災害頻繁。因此，哈薩克人特別強調團結合作，認為團結是福，沒有團結就不能生存。哈薩克族人作為熱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賜。哈薩克族民間有這樣的話:“父母留下的財產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薩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著帶一粒糧、一分錢，也不會挨餓”，“好客人來到，羊要下雙羔”。哈薩克族人過去常常以登門客人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受人歡迎、愛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氣者是最為人們所鄙視的。
2.互助。哈薩克族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和諧，一貫以幫助別人、熱愛公共事業、團結鄉親、遵行禮儀、不侵占他人財務、珍惜友情，不做鄉里鄉親所厭惡的事等為每一個哈薩克族人應具備的美好品質。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災、火災、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而生活困難時，部落的人都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盡力給以資助。如某出現拒絕資助的人，則會被全部落的人歧視或侮罵。如果老人欠了債務無力償還，得了疾病無力醫療，全部落均會協助幫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幫助被哈薩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誰拒絕幫助有困難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別人幫助的權利，同時還會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壞禮俗的人。哈薩克族人的互助思想還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伊斯蘭教教義普遍認為孝順父母是子女的天職、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與人之間不應互相仇視、互相傷害，而應當相互同情、相互憐憫、相親相愛，幫助老人功德無量，人應多多行善，尊老愛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蘭教教義還規定天課是每個富人的義務，富有者必須把純收人的一部分拿出來幫助那些老人和窮人。民間關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傳，這種思想至今在民間影響頗深。哈薩克族人的這種互助思想不僅增強了本民族內部的親和力，而且也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義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質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傳統習俗，哈薩克族青少年從小就接受過尊老敬老教育。哈薩克族人認為不論你年紀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們的譴責和唾棄而威信掃地。“不論在什么場所見到老人，都要邊祝福邊握手，吃飯、喝茶、開會、娛樂，都讓老年人坐上席，請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進氈房門和行路，都必須請年長者先行。老年人騎馬到別人家作客，年輕人必須出迎并扶老人下馬，然后牽馬、飲馬、卸鞍、喂馬，老人臨行時必須把老人扶上馬。晚輩不能當著自家老人的面抽煙，更不能喝酒。如果對老人不尊敬，則會受到人們恥笑和處罰。”對長輩的尊重還表現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長者的名字，婦女不能從長輩面前走過，要從身后繞行;在過節的這一天，要把羊頭奉獻給老人。在宰殺羊只招待客人進餐時，主人將羊頭獻給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塊面額肉捧獻給在席的長者。哈薩克族傳統倫理道德規定年輕人必須憐憫老人，對身體虛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應嚴加關懷和幫助，裹讀老人普遍認為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無論老人有天大的罪過，都不能頂嘴，也不能還手，必須忍耐、禮讓。這種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暢、能夠無憂無慮地安度晚年。
三、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對新疆農村養老保障的影響
(一)在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堅持家庭養老模式的主導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是哈薩克族家庭養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娛老是其精髓，是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社會穩定的基石。哈薩克族人代際關系相對融洽，家庭成員之間分工明確，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又是一個保障主體，也是老年人的精神樂園。如今，北疆牧民總體收人比較低，個人養老能力較差，老人對家庭的依賴正在顯著增加，哈薩克族老人在物質上并沒有過高的要求，只要吃飽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精神贍養，只重物質供養，往往適得其反。哈薩克族牧區普遍存在的敬老愛老、祖先崇拜和還子傳統為牧區的家庭養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因此，家庭養老的精神養老職能是任何養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區集體經濟基礎薄弱，國家養老方面財政投入不足，牧民參保能力有限，對于經濟極不發達的北疆農村地區來說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現實基礎，有效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負擔，彌補了新疆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不完善的缺陷，又為政府的養老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比較符合新疆的區情。
(二)堅持弘揚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取長補短
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猶如一把雙刃劍，影響著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構建。一方面，哈薩克族傳統養老文化把個人的養老、尊老行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層面，對個人養老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而促進家庭幸福、代際和諧及家庭美德的建設。哈薩克族綠色文化、社會互助、氏族保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為社會化養老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行善，鄰里互助、天課等風俗習慣為社會化養老提供了潛在的資金支持、組織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換保障、牲畜換保障等現代養老模式的過渡。哈薩克族人自古以來產生的草場公有制和團結合作、互利、互助傳統以及部落、氏族意識向以合作經濟為載體的農村養老模式的過渡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哈薩克族居住比較分散，家庭養老意識很強，這種家庭養老文化的強化不利于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普及和發展。哈薩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終影響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進取心，最終會導致牧民收人的減少、家庭養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參保能力的下降。哈薩克族人因受封閉的游牧文化的影響，經常與世隔絕，思想觀念比較保守，對社會養老保障認識不足，對于外來文化，新文化特別是現代養老文化產生一種由來已久的敵對心理，少數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變，怕不兌現，怕錢貶值，怕干部換，尤其害怕國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積極性不高。這種封閉保守思想嚴重阻礙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順利普及。因認識方面的誤區，部分牧民總是把農村養老保障與亂收費混為一談，甚至有些年輕人認為父母參加農村養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順和軟弱無能的表現，感到屈辱，怕別人說閑話，從而反對父母參加養老保障。哈薩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觀念嚴重影響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現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牧民收入的急劇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減弱和國家負擔的加重，從而妨礙家庭養老模式向社會養老模式的轉變。
(三)保證社會主義先進養老文化在新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中的主導地位，促進傳統養老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關鍵詞]畫論；“比德”觀；形成；衍變
“比德”這個范疇論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獨特的一種藝術形態，這一形態始終貫穿于中國整個古代藝術發展史中，特別是在中國古代的一些繪畫思想史論及其文論研究中一直充當著作為衡量藝術品評、畫家、畫品等的一種標準。“比德”中的“比”，是指藝術創作者從不同角度展開的一些聯想與想象，透過自然事物某些“形”與“性”的屬性與人的某些精神氣質相比較，將“物”性與人性相同或類似的“形”與“性”謀求契合；而“德”更明確地指向人的政治主張、倫理與道德思想。
“比德”說思想在先秦時期被概括為一種“自然觀”。鐘子翱先生提出：“‘比德’說，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關于自然美的美學理論觀點。其基本涵義是：自然美之所以為美，在于作為審美客體的自然物可以與人‘比德’，即從其中可以意會到審美主體的某些品德美。”（1）；韓林德先生的《境生象外》一書說：“儒家在自然美領域主‘比德’說，亦從倫理品格的角度去觀照自然物象，將自然物象看作是人的某種倫理品格的表現或象征。”（2）在道家的超
功利倫理觀，也以比德的方式闡述了他們的道德理想。”（3）從儒與道的比德方式不同可獲知傳統意義上的“比德”觀并非只是儒家傳統的代表，不僅涵蓋了人的倫理道德也強調了人與自然更多的精神契合。“比德”這一哲學范疇在古代繪畫理論發展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觀念也隨之不斷地深化，可把“比德”從其形成與演變、對繪畫的滲入等方面來探討其價值與意義。
一、畫論“比德”觀的形成
《詩經》中最早便開始有“比興”說，《詩？衛風？淇奧》記載：“瞻彼淇奧，綠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律。”以金和錫的淬煉，圭和璋的溫潤來比喻君子高尚的人格品質。“比者，比方于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興者，托事于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之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詩興辭也。”（4）“比興”是文學創作的表達手法，使得詩作更具生動感、更富有情感化。而“比德”也是藝術創作常用的一種表達手法，也是托物言志，以物抒情，這種“類似聯系”的表達形式從審美角度上分析，傳統詩歌“比興”的這種表現手法無疑與中國畫論中的“比德”說頗有淵源，也可謂影響頗深。
孔子在隨后的《論語？雍也》提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審美觀，解釋的便是將人的主觀情志與自然的形態美丑結合了起來，談的就是“比德”。孔子的這種“仁智之樂”的儒家經典論述對“比德”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相繼的還有《論語？子罕》的“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借歌頌松柏不畏嚴寒的性格來比喻君子堅強的品格氣節。”等針對“比德”的審美情趣論述都有了新的理解與解釋。顯而易見，人們在欣賞自然山水事物的同時，會自然地借助這些情與景代入到自身的人生境界中去衡量，在自然事物的形態中去體悟人的品格，這便產生了“比德”說。
“比德”說在隨后的畫論中開始大量出現，如五代后梁荊浩參照《論語？顏淵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中的“德風”說，在其《筆法記》提出：“夫木之生，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即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于地下，分層似疊于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這兩者提到的“君子之德風”雖比喻的是松樹，但卻借松樹之“性”來比君子之“德”。
二、畫論“比德”觀的衍變
宋代的繪畫創作承接唐代之盛，各種繪畫題材繁盛并存。宋代的理學之風揉合了道家和釋家的倫理觀和修養觀，“比德”思想在這個時期彰顯出其獨特性，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傳）北宋仲仁《華光梅譜》：“梅有高下尊卑之別，有大小貴賤之辨，有疏密輕重之象，有間闊動靜之用，枝不得并發，花不得并生，眼不得并點、木不得并接。枝有文武、剛柔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對。條有父子，長短不同。蕊有夫妻，陰陽相應。其木不一，當以類推。”以四君子題材中的“梅”來比喻人品，涉及到人的尊卑觀念，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綱常觀；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更是借助自然山水的主次關系來形容人在封建社會所遭遇的等級制度；北宋的趙佶題跋《芙蓉錦雞圖》軸曰：“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這其中提到的“五德”字面解釋的是錦雞的不同動態狀貌，引申義是以錦雞的形象來比喻人的道德觀念。《宣和畫譜？道釋敘論》：“‘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宋代的畫論著述無一不是以“道德”作為闡述的基礎，“其（花鳥）自形自色，雖造物未嘗庸心（用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變所以觀眾目、協和氣焉。”（5）在繪畫創作也將花鳥形象等同于倫理道德，凡題材種種無不均是從自然事物的“德性”入題，強調“比德”意識。
元代這種特殊的歷史政策造成了文人畫家處于沒落的政治地位，對于畫家來說這無疑不是沉重的打擊，這一巨大的精神之變，改變了文人畫家們的創作格調。在這一時期，畫論著述更多的傾向于創作者一種獨特表達形式，如元代黃公望《寫山水訣》中的“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用松樹比喻有才德的君子，用雜樹指代見識淺薄行為不正的人，從這比較上可以理解元代文人的“自命清高”。對多數文人畫家來說他們不管在朝或者在野，他們內心都潛移默化的追求著一種“獨善其身”的隱士情結，他們借助繪畫標榜他們人格的“無欲無求”，實則實在對當世統治政策的一種逃避，所以即使他們滿懷抱負，也不得不避開這種比較復雜敏感的政治圈，因而這便導致了此時代“比德”抒緒的角度和心態有了本質的演變。從較多的畫論著述和繪畫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的“玩世不恭”的隱逸心態，元代李《竹譜》記述有：“密而不繁，疏而不陋，沖虛簡靜，妙翠靈通，其可比于全德君子矣”的話語，“全德君子”追求一種淡泊虛靜的人生境界。
宋代“寄意”的審美情趣到元代“寄身”的隱逸意識，“比德”方式進行了轉化，文人的“比德”意識在宋代沒有成為主流卻在元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彰顯元代文人氣格的闡述可在眾多文人的題畫詩和著述中看到，如吳鎮題跋《墨竹譜？雪竹》：“董宣之烈，嚴顏之節，斫頭不屈，強項風雪。”（6）柯九思題自作《晴竹圖》：“歲寒有貞態，孤竹勁而直，虛心足以容，堅節不撓物。可比君子人，窮年交不易。曄曄桃李花，旦暮改顏色。”（7）由此可見他們通過水墨寫意，通過水墨梅、蘭、竹傾訴他們的心聲，他們的比德思想更為濃郁和突出。
明代畫論的“比德”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這與明代文人畫家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態度有很大的關聯。明代重建漢族王朝的氛圍使得文人畫家擺脫了思想統治束縛開始有意識地展開了以抒發自身個性表現的藝術創作，在明代相對較為安穩的世俗生活中他們的審美傾向不再建立在凄涼的人身境遇上，更多的回歸了現實生活，貼近安逸寧靜的生活氣息。如陳淳的題畫中云：“云生斷石壁，樹合隱茆茨。一種幽閑意，市朝寧得知。”（8）由此表明了他作畫為樂悠閑自適的生活狀態。明代大多數的文人畫家采取的都是這種隱逸不入仕的思想意識，但也有少數比如徐渭，他的文人心態在保持與現實生活狀態聯系之外，也更傾向于對現實的不妥協，他在《葉子肅詩序》曾云：“人有學為鳥言者，其言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言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于是？不出于已之所得，而徒竊人之所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鳥之為人言矣。”（9）他說話一語中的，把鳥學人說話抨擊為人依傍古人，他的比德思想完全表達的是他自己的情感，這從他“縱橫肆逸”的水墨大寫意的作品中可以窺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他開創了花鳥比德形式的新境界，把文藝比德思想推向了一個高峰。
明末新的道德倫理觀念出現部分文人畫家開始職業化傾向，到了清代，這種傾向組件變成為一種趨勢。“閑來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10）的觀念使得部分文人畫家們不得不面對作畫賣錢的境遇，文人繪畫開始走入市場。文人繪畫職業化造成了傳統文人“聊以自娛”、“以畫寄情”、“自抒胸意”的創作方式的改變，作品商業化的需求文人“比德”思想也產生了變化。一方面，文人面對市場不得不采取迎合市場審美需求去進行創作，在一定程度上對于作畫以物言情的用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約，“逸筆草草”自娛的方式傳化成為刻意追求繪畫創作技法、創作畫風的形式上，從這點而言比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視。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人跟職業化的文人不同，他們仍然固守傳統，仍堅持作畫需尋求精神所依，這部分人多半生活境遇比較凄苦，這使得他們更富有深刻的精神體驗，這種體驗使得他們在繪畫創作的時候能夠更直觀的書寫胸意、寄身言意，像鄭燮在他的《半盆蘭蕊》中云“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泄，不畏凋殘。”（11）他用平凡的蘭花形象來表達他對于平凡生活中的一些隱忍態度，豁達的心胸對人性的理解更為清醒。另外還有惲壽平《甌香館集》中描寫梅：“古梅如高士，賢貞骨不媚；一年一小劫，春風醒其睡。”用古梅的堅忍不拔的品性比喻志行高尚之士的氣度。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做人應保持一種道德的高度，即使生活境遇不順，精神不得卑賤，這種意識使得“比德”獲得了某種激化。
三、總結
隨著時代的進步，程式化的東西在當今年輕一代崇尚新鮮、西化式的視角看來是僵硬的、過時的，但文化的傳承豈非因此而桎梏，中華文明仍不遺余力的代代傳承，歷代的藝術家們不論書畫作品、建筑園林等藝術門類均在不斷地書寫、反復書寫蘊含著“忠孝節義”、“梅蘭竹菊”這樣的“母題”，這里面囊括了創作者最深刻的歷史觀、道德觀、價值觀、倫理思想等等，他們對于傳統的固守最好的展現了傳統的文脈，這無疑可從流傳下來的畫論著述中循跡可見。通過分析整理畫論著述中的“比德”思想的形成和衍變，以期將中國古代畫論中蘊含的藝術比德精神展現給世人，從前人這種深厚的比德傳統中獲得這種精神和德行的熏陶，對于藝術創作者來說是獲益頗深的。
注釋：
（1）鐘子翱：《先秦美學中的“比德”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2.2。
（2）韓林德：《境生象外》，三聯書店，1995，頁256。
（3）徐東樹：《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比德觀》，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數據庫，2005.4，頁18。
（4）孔穎達：《毛詩正文》卷一。
（5）《宣和畫譜》頁310。
（6）《中國傳世名畫?二》，濟南出版社，2002，頁158。
（7）郭因：《中國繪畫美學》，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頁176。
（8）樊波：《董其昌》，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頁199-200。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山水畫；藝術精神；審美
一、山水畫概述
我國的山水畫，約成形在我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但是此時的山水畫作，還沒有從人物畫中獨立出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社會上的禮樂思想已經崩壞殆盡，國家也是風雨飄搖，因此這時候的一些畫家文士就走入山林，去研究和創作我國的山水畫作，美麗的綠水山林。更給此時的畫家，提供了美感體驗的審視客體。
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山水畫，開始萌芽和發展起來了。此時山水繪畫的技法，雖然還沒有成熟起來，但是，青山綠水作為重要的繪畫題材，已經在魏晉的文人畫士中，具備良好的發展雛形了。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山水畫形成的原因
（一）社會政治原因
在魏晉時期的政治權力上，以及經濟地位上，此時的世族階層們占據著巨大的優勢。世族階層優越的政治條件以及良好的經濟上的條件，都為該階層的游山玩水，提供了很優越的物質條件，同時，這也是世族人格，發展為自由獨立的一個前提要件，因為獨立而自由的人格，是我國山水畫產生的心里依據。
當作為自然的山和水，它們開始更多地進入到文人的繪畫中來的時候，山水的獨立性，開始真真正正地成為了一種可能。此外，魏晉時期的世族的官學，及其良好的文化傳統教育，再加上這一階層上面良好的教養，以及藝術創作能力，也是成為山水畫創作的要件之一。
（二）思想原因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現實的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處在這一時代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受到巨大沖擊，同時，也相應的在發生著十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崇尚清淡玄學風氣的老莊哲學，在這一時期開始興起。崇尚清談的老莊哲學思想開始洗滌士人身心兩重的悲苦，并且將人們的思想觀念，從世俗的生活中開始剝離開來。
可以說盛行于魏晉的清淡無為，是生命自我張揚的意中表現方式。這種社會風氣，構成了我國魏晉時期，普遍的士人的生命情懷我國。道家崇尚自然的哲學，不僅是喚起了此時主體生命的歸返，同時也使得人們在青山綠水的的樂游之中，臨獲到了與道同體的高峰體驗。自然的山水，此時此刻，也就相應地，成為了自然之道的外在形象的突出顯現，也就成為了士族文人們安息生命的青山道場。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畫代表作品的分析
（一）宗炳的《畫山水序》
宗炳撰寫的《畫山水序》，是我國最早討論山水畫的文論，此文中的內容，大都是圍繞山水畫來談的，但這篇論文的深刻意義，并不局限在山水畫的方面。而是它對后代山水畫的相關發展演進，無論是從理論上面，還是到繪畫的實踐層面，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宗炳撰寫的《畫山水序》，首次倡導了“山水以形媚道”以及“圣人含道映物”的社會功能；宗炳撰在《畫山水序》中第一次提出了，“遠小近大”的透視原理，這就為中國山水畫的透視，解決了極大的難題。因為在我國以往的山水創作畫中，都是不能解決的“人大于山、水不溶泛”的問題的，現在解決了。這就為我國山水繪畫的誕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是從此以后，我國的山水的風貌在繪畫上，被徹底的刷新了一次。
宗炳在他的的《山水畫序》之中，還率先提出了以形寫神的繪畫觀點，第一次的把形神觀，拉到了山水畫創作的相關視閾中來，宗炳在他的的《山水畫序》中從理論方面，作了大量的詳細而且系統的闡發。
（二）王微的《敘畫》
王微的《⒒》，闡釋“圖畫非止于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的繪畫功能論。以前人們不削畫工的技術。是王微首次把繪畫的美術地位，提高到了和賢哲流傳下來的經典的相同的高度。
與此同時，王微還指出繪畫與地圖，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就使得山水畫，真真正正的成為了一門，真正獨立自主發展的藝術形式。可以說，王微的繪畫論述，比《山水畫序》中的理論論述，顯得更加的圓潤也更加深刻和成熟。
在《敘畫》文論中，王微還提出了“明神降之”，這種先進繪畫思想說明，王微對于繪畫的藝術規律，已經認識到了相當高的藝術高度上來，同時，這也極大地發展了我國的繪畫相關理論。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畫的審美取向
（一）清逸超絕、暢快愉悅
精神層面上面的清逸超拔，以及暢快愉悅，是我國魏晉時期，山水畫的重要美學特征。在魏晉這一時期，各個階段的山水畫創作形態，雖然各自有異各自有獨特特點，但是，清逸超拔，卻是它們的共有的一個藝術美學特征。
這種美學上的獨特的審美風格的成形，與魏晉時期當時的玄學思想的風行，還有當時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傳統，及其審美品味，不可不說是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的。
（二）人與自然渾同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