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4:0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縣域金融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可兌換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在金融市場開放導致銀行體系穩定性下降的過程中，銀行道德風險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而泡沫經濟的破滅則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一）風險倍率擴增及其估計方法風險倍率擴增（RiskAmplifiedIndex，簡記為ΔP）是指某機構出險后使系統出現風險可能性增加的倍數（Gravelle，Li，2013）。將某一金融機構出險導致其他某個金融機構出險概率增加的倍數記為ΔP1：1；某一金融機構出險時導致其他所有機構同時出險的概率增加的倍數記為ΔP1∶αll。根據Gravelle＆Li（2013），假設金融體系中包含m家金融機構，Xi,t表示第i家金融機構第t期股票收益率的相反數，Yt表示上證指數日收益率的相反數，既定風險顯著性水平p③下不同金融機構的門檻值Qi（p）滿足P［Xi＞Qi（p）］＝p。剔除金融機構股價波動所受市場因素Yt的影響，至少有r家金融機構同時陷入困境或某一金融機構陷入困境事件下系統性風險可能性增加倍數的測算式為。
（二）基于風險倍率擴增與最大熵賦權的綜合指標合成使用風險倍率擴增的兩個組成部分（ΔP1∶1和ΔP1∶αll），同時兼顧金融機構規模和復雜性特征，通過最大熵原理可以構造測度系統重要性的綜合指標。多指標合成過程中權重是評價的關鍵。由于各指標權重系數隨機而定，不同方法得出的權重只是所有權重可能取值之一，因此，某組權重出現的概率越大，其對應的賦權方法越好。上述過程恰好與廣義最大熵賦權原理的核心思想一致。為此，本文基于廣義最大熵原理進行賦權計算與篩選。假設先驗權數矩陣Z（m×ml階）和向量p（m×ml階）的表達式如下式所示。雖然式（3）可以通過Newton算法求解，但由于在參數較多的情況下，Newton算法依賴于初始值的設定，容易收斂于局部最優解。因此，筆者采用模擬退火算法（SimulatedAnnealing，SA）①在自行編寫目標函數程序的基礎上求解式（3）。②由于一次SA運算所得結果往往不穩定，因此需要重復多次SA運算，并將結果的均值作為最小化目標函數的最終參數值。
二、樣本選擇、數據說明及其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擇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樣本為中國A股市場上市的16家③證券、保險、信托與租賃公司。為了研究非銀行金融機構對現有系統重要性評估結果的影響，筆者還選擇了中國A股市場上市的13家④商業銀行作為參照樣本。樣本數據區間為2009年11月17日至2013年11月30日，①涉及854個有效交易日的股價數據。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由于樣本期間內上市公司進行過多次分紅配股，本文對所有股價進行了復權處理，并在此基礎上計算日收益率，最終得到的描述性統計特征（見表1）。考慮到兼顧金融機構規模和復雜性特征的要求，以樣本股價數據區間內金融機構總資產平均值表征規模，交易性金融資產平均值表征復雜性。②總資產和交易性金融資產均值由上市金融機構各期季報數據計算得到，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和CCER數據庫。數據描述性統計特征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表1和表2第（8）至第（10）列的數據表明，非銀行金融機構與銀行的股價收益率序列均表現出有偏和尖峰厚尾的統計分布特征，適用極值理論。此外，筆者在表1和表2中還分別按規模（總資產）和復雜性（交易性金融資產）對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銀行在整個金融機構體系中的位次進行了排序（如第（3）和第（5）列）。顯然，兩種排序標準下的排名順序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中國平安在資產規模排序中位列第10，而在復雜性排序中位列第4；中信證券在資產規模排序中位列第17，而在復雜性排序中位列第8；海通證券在資產規模排序中位列第18，而在復雜性排序中位列第9。雖然工行的交易性金融資產最多，但交易性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卻相對其他金融機構低很多，例如，工商銀行為0.629，交通銀行為0.907，中國平安為3.018，海通證券為13.789，反映出各金融機構業務側重點不同。單純考慮規模因素很可能得出錯誤結論。因此，圍繞風險倍率擴增、規模和復雜性形成綜合評價指標后，引入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測評很可能會帶來較現有研究的差異性評價結果。
三、非銀行金融機構系統重要性評估的實證結果
（一）風險倍率擴增指數中kj取值的確定采用Matlab7.6編程，基于風險倍率擴增性指數計算式（1）對各金融機構股價日收益率數據進行轉換并剔除大盤波動的影響，從α開始穩定后選取系列k值，將不同k值所對應的α值整理為α序列，并將序列均值作為最終α估計量值計算ΔP。根據全樣本和參照樣本數據，本文得到k的取值范圍為[20，300]。鑒于篇幅有限，筆者不依次列出k的求解過程，僅以中國平安為例進行示范性說明。圖1為當顯著性水平為1%，計算中國平安導致安信信托出險概率增加的倍數ΔP1∶1時，估計P贊［min（Z1，Z2，Y）>q］和P贊［min（Z2，Y）>q］中的α（分別記為α1和α2）隨k的變化過程。不難看出，當k≥120以及k≥140時，a1和a2的數值趨于穩定。
（二）引入非銀行金融機構測評的差異性1．不同風險顯著性水平下風險倍率擴增性估計與比較（1）不同風險顯著性水平下ΔP1∶1的估計與比較如前文所界定，ΔP1∶1為衡量風險倍率擴增性的子指標，表示某單一金融機構出險導致其他某金融機構出險概率增加的倍數。從ΔP1∶1取值可知兩機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非對稱性。如，當中國平安出險時招商證券的出險概率增加24.35倍，而當招商證券出險時，中國平安出險的概率僅增加15.11倍。從既定風險顯著性水平下，引入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原排序結果的影響看，根據ΔP1∶1算術均值的大小可分別得到未加入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加入非銀行金融機構后基于風險倍率擴增性的排名，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表3和表4表明，引入非銀行金融機構后原有銀行排名順序發生了較大改變。例如，招商銀行由原來第3名下降為第5名，平安銀行由第5名下降為第14名。從不同風險顯著性水平下的估計結果看，比較表4第3列和第5列可知，低風險顯著性水平（p=0.01）的風險倍率擴增性遠大于高風險顯著性水平下（p=0.05）的值。例如，浦發銀行的風險倍率擴增性數值在風險顯著性水平為1%時為20.56，而當風險顯著性水平為5%時僅為2.57；渤海租賃的風險倍率擴增性數值在風險顯著性水平為1%時為7.04，而當風險顯著性水平為5%時僅為0.39。這表明，嚴重的危機使各機構之間的風險擴增關系表現得更為密切，且相比較而言，緊密程度的變化幅度在非銀行金融機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同一機構在不同風險顯著性水平下，依ΔP1∶1值的排序也存在一定差異。筆者進一步還發現引入非銀行金融機構后，在不考慮機構規模與復雜性等特性，而單純使用修正的風險倍率擴增性數值對機構系統重要性進行測度時，排名結果與按規模和復雜度的排名結果相差較遠。（2）不同風險顯著性水平下ΔP1∶1的估計與比較表5給出了當p=0.005與p=0.01時各金融機構的ΔP1∶αll值。結果顯示，對于所有金融機構，較小的風險顯著性水平仍然對應較大的ΔP1∶αll，這一點與ΔP1∶1的分析結果一致，說明嚴重的危機將使各機構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的結論沒有發生改變。對比表4和表5中ΔP1∶1和ΔP1∶αll的值發現，幾乎對所有樣本機構而言，在相同的風險顯著性水平下ΔP1∶αll的值都小于ΔP1∶1的值；而在相同的風險顯著性水平下，同一機構的ΔP1∶1和ΔP1∶αll在樣本中的排名存在差異。這也說明在構造綜合評價指標時需根據ΔP1∶1和ΔP1∶αll分別計算比較。2．基于風險倍率擴增的系統重要性綜合指標測算利用計算得到的風險倍率擴增（ΔP1∶1和ΔP1∶αll）、規模指標（總資產）和復雜性指標（交易性金融資產），基于廣義最大熵的思想分別構造系統重要性綜合指標。根據前文制定指標步驟的說明，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于利用最大熵原理賦權需要事先給出l組主觀權重，此時形如式（2）的最優化問題中需要確定的參數有m×l個。為了控制參數求解的規模，筆者選取3組主觀權重（l=3），分別為（0.5，0.25，0.25）、（0.25，0.5，0.25）和（0.25，0.25，0.5），并在此基礎上得到先驗權數矩陣Z。SA算法設定采用Matlab給出的默認值，執行1000次后得到的基于ΔP1∶1構造的綜合指標權重為（0.270，0.334，0.396），基于ΔP1∶αll構造的綜合指標權重為（0.326，0.338，0.336），計算得到的前10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綜合指標值及相應排名結果分別如表6所示。表6的計算結果和排名順序顯示，在綜合指標測算下，基于ΔP1∶1和ΔP1∶αll的排列結果相差不大，①于是在一程度上說明了本文所構建的這一綜合評價指標的穩定性。機構系統重要性排序的前5名為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平安，樣本中的國有銀行全部位于系統重要性機構前列。這一結果也與周小川（2011）提出的“五大國有銀行都是系統重要性銀行”不悖。而中國平安包括在內，也說明我國在實施金融監管與宏觀審慎政策時不能忽視對一些重要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督與管理。此外，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排名順序為浦發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平安銀行、華夏銀行和中信銀行，而不是規模相對較大的中信銀行和民生銀行排在前列。這一結果也給我國金融監管部門提供了新的啟示。在前10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中包括了中國平安、招商證券、中國人壽和中信證券4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再次說明了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此外，將表6中的排名順序與單純按照規模或（和）復雜性程度的排序進行比較，筆者還發現，從關鍵性影響特征篩選角度看，相對于規模因素而言，按照綜合指標的排名順序與按照復雜性程度的排名順序更為接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我國金融機構系統重要性的評價不能主要依據規模，監管當局應更多關注金融機構業務的復雜性。
（三）次級梯隊非銀行金融機構系統重要性評估結果如果將前10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中的中國平安、招商證券、中國人壽和中信證券稱為第一梯隊中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那么筆者將剩余機構統稱為次級梯隊中的金融機構。表7給出了次級梯隊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綜合測評值與排名。
四、結論
摘要：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包括管理體制、管理技術及管理理念等內容,其關鍵是建立內控機制和建立內部風險預警系統。由于混業經營,金融控股公司在風險管理方面也面臨較單一業務金融機構更大的風險,如果控制不當,就會出現風險集中和風險傳遞。不但危及金融控股公司本身,還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嚴重危機。所以必須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種金融混業經營的組織模式,在經營管理上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其結構與經營也比一般金融機構復雜,發生風險的可能性也比一般金融機構要大,發生風險后化解的難度與成本也比一般金融機構要大。同時,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巨大規模和對經濟的巨大影響,一旦金融控股公司發生問題,必將引起整個經濟體系的巨大波動。
一、導論
金融控股公司的內部控制是金融風險防范的重要內容,有效的內部控制也是金融機構自身管理的基礎和重要內容。對于單個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社會聲譽,以及對于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來說,內部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內部控制對完善我國現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組織結構,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應用價值,不僅如此,還可以為潛在的控股公司或者集團建立內部控制系統提供一些思路。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風險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性風險
金融控股公司作為母公司,控制著眾多的專業化金融子公司,與一般金融機構相比,它所引發的風險更為復雜。主要表現在資本金重復計算、系統性風險和內部控制風險三個方面。
1.資本金重復計算
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金的重復計算有兩種情況:一是母公司撥付子公司資本金。這樣,一筆從集團外注入的資本金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同時反映,造成資本金的重復計算。如果子公司又用該筆資本金在集團內繼續投資,則該筆資本將被多次計算;二是子公司之間相互持有股份,造成股權結構混亂及資本金多次計算。由于只有來自集團外部的資本金才能抵補集團的整體風險,因此,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同一筆資本金被用來抵御多家公司的風險,顯然是不適當的。
2.系統性風險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個涉及多種金融領域的金融混合體,其所引發的風險會因為這種特殊的組織結構而在系統內逐漸聚集,并迅速蔓延開來。金融控股公司所追求的協同效應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風險聚集的可能性:金融控股公司為集團建立的統一信息平臺、統一客戶服務中心、統一銷售渠道,雖然降低了整體運營成本,但是,子公司存在的風險也可能借此通道向母公司不斷聚集,在一個機構內發生的失誤和可能發生的危機或破產,其危害和影響原本僅限于自身的業務范圍或行業范圍,但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構下,就會向母公司集中風險并蔓延危害。同時,金融控股公司在總體經營上傾向于建立統一的發展戰略和業務規劃,一旦決策失誤,就會影響到全部子公司,錯誤迅速覆蓋整個系統。
3.內部控制風險
金融控股公司的內部控制風險主要表現在其經營和組織方面難于被監察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內控風險有諸多方面,但與金融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經營方式最為密切的風險是內部交易。
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間進行關聯交易,使得集團內各子公司的經營狀況相互影響,這就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內部交易和利益沖突的風險。由于金融集團內部復雜的控股關系和資金往來,彼此關系緊密,相互往來交易勢所難免,其種類主要有:交叉持股、集團內公司間之相互交易行為、集團內公司自同屬集團內公司取得保證、貸款或其他擔保承諾、集團成員間之資產買賣行為、以再保險的方式所為之風險轉移、集團成員間就第三人關系風險之轉移交易等。這類交易常伴隨風險的傳遞與聚集,最終形成集團的整體經營風險,危及集團的經營安全與穩健運行。
(二)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風險
在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當前所面臨的風險不盡止于一般意義上的市場金融風險,還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特殊制度性金融風險,這些特殊性風險大多是政府、企業和銀行延續舊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的產物,是舊體制下金融抑制所產生的風險的延伸,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風險承擔主體不明確
任何有效的風險管理都應該是以風險承擔主體明確,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合理分配為根本前提。在歐美發達的銀行制度下,代表全體股東利益的董事會明確地承擔起銀行在其全部經營管理過程中的所有風險,并以銀行的全部資本金作為承擔風險的最終責任界限。董事會因此負責制定有關風險管理的重大政策,并在銀行內部建立起有效的風險內控體系。
然而,在中國目前現行的金融體制下,許多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最終主體和邊界并不明確。在現行的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有效地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商業化程度并不高,政策性業務和行政干預仍很多,這都使得銀行的最高管理層(董事會)沒有也不能最終承擔起全部金融風險的責任。
2.內控體制不健全
在現代的金融風險管理中,完善的內控體制是金融機構得以有效進行風險管理的重要內部制度保障。根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1998年提出的《銀行機構內控指引》,完善的現代銀行內控體制應該以運作合法、有效和信息暢通為目標,涵蓋銀行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風險的有效識別和評估、控制活動和責任分離、信息和交流以及監控和缺陷修正等五個方面的內容。
中國的銀行內控體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相對于國際上對現代銀行內控體制的要求,中國銀行內控體制還顯得相當落后,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風險管理的組織制度上。由銀行董事會及其高級經理直接領導的,以獨立風險管理部門為中心,與各個業務部門緊密聯系的風險內部管理系統是現代金融風險管理的組織保障,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中國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明顯缺乏這種有效運作機制和組織制度的保障。
3.管理工具缺乏
在歐美先進國家的金融市場體系中,管理風險的工具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在不斷創新。相比之下,由于中國金融體系建立較晚,現行的金融市場還不能向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提供足夠的風險管理工具,市場工具的匱乏是中國金融風險管理落后的重要表現之一。衍生金融產品市場是目前西方金融體系中向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的市場;衍生金融工具具有直接對沖風險的性質,被認為是管理市場風險最有效的市場工具,使得金融體系能更加有效地在風險承擔能力不同的金融主體之間配置風險。
目前,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品期貨交易所,中國并沒有真正的衍生金融產品市場。衍生金融產品的缺乏不僅是金融體系不完整的表現,也是風險管理市場工具匱乏的表現,它明顯地制約了中國金融風險管理現代化的進程。
三、中國金融控股公司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的建議
面對我國金融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體系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和艱難的系統工程,同時也是一個分階段逐步建設和完善的過程。
(一)明確風險管理的目標定位
金融機構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必須通過建立有效的風險管理系統,適時地調整自身機制,防范和化解風險,其中,準確地目標定位是風險管理有效運轉的關鍵和前提,筆者認為,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體系目標應當定位于:
(1)發揮金融控股公司的協同效應,防范、控制和化解控股公司及所屬金融子公司所面臨的各類金融風險,保證控股公司及其所屬金融子公司的各項業務經營活動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符合監管部門的各項要求,符合公司制定的各項經營政策和規章制度,有效推動所屬金融子公司各項業務健康、有序地發展。
(2)提高控股公司及所屬金融子公司經營管理狀況的透明度,保證對內對外信息傳遞的真實性、完整性與及時性,為公司管理層提供有效的決策信息。
(3)實現在風險—收益均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整體價值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風險管理系統的運作必須貫穿于公司經營管理的整個業務流程中,通過建立風險的識別、評估與預警機制、風險的轉移和補償機制,使得公司運營在風險環境中實現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動性三者之間的均衡與協同。
(二)樹立金融控股公司統一的風險管理理念
1.平衡風險和收益,實現集團利益最大化
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同樣并不是要消除子公司在經營活動中的風險因素、風險來源,而是在于經營風險和管理風險。是通過合理的安排和實施一系列的決策、管理、操作政策和程序,保證在風險—收益平衡下實現整個集團價值的最大化,同時避免和減少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保證子公司經營管理活動的連續性和有效性。
2.全面、全員、全過程的風險管理意識
為了有效地識別、防范和控制風險,金融機構一般都設有專門的風險管理部門,專司風險控制之職。但是,風險控制又決不單單僅是風險控制部門的事情,每個崗位、每個人在做每項業務時都要考慮風險因素,一定是要在風險能夠控制的情況下才去操作和經營業務。
3.風險管理獨立和透明
獨立和透明是一套好的風險管理體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重要保證條件。金融控股公司風險管理的獨立性主要在三個方面:即風險管理職責的獨立性、風險管理部門的獨立性以及對風險管理進行監督評估職責的獨立性。獨立運作的風險管理部門意味著高度權威性,盡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擾,以保持其客觀性和公正性。
(三)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組織架構
金融控股公司的組織架構可以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層級: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層面的風險管理體制,明確各風險管理相關部門的職責。金融控股公司應成立隸屬于董事會的風險管理委員會,并在同事會領導下指揮控股公司全面風險管理工作,具體職責分工如下:控股公司董事會:是控股公司風險管理的最高決策層,確定控股公司整體的風險與回報要求;控股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制定整個集團的風險管理目標、制定控股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政策和制度、監控重大風險,審批子公司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政策、程序、方法等;控股公司風險管理部:負責落實控股公司整體的風險管理政策,指導子公司建立、健全的風險管理體系和內部控制制度,指導子公司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方法和程序;規劃控股公司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對主要風險進行監控;對控股公司的整體風險進行管理。
第二層級:各子公司建立風險管理委員、建立風險管理部門,集中、全面的管理子公司的風險;實行業務經營、風險管理和設計監督三項主要職能相互分離和相互制約的機制。
子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子公司層面風險管理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控股公司統一風險管理政策下,規劃子公司風險管理體系、制定子公司的風險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審批資本分配和風險限額。
子公司風險管理部:子公司風險管理的執行機構,受自公司董事會和風險管理委員會的領導,全面管理子公司各類風險:根據集團戰略擬定子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及標準;對子公司日常的各類風險進行動態的測量和監督,并及時向集團風險管理部門和子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提出針對風險來源的具體控制辦法;建立子公司有效的事后補救機制;管理分支機構的風險管理工作和人員。
第三層級:子公司內部建立垂直的風險管理架構。各子公司分支機構也應建立風險管理部門,由子公司直接管理并委派風險主管。子公司業務部門的風險經理以及下屬分支機構的風險主管雖然是集團風險管理系統組織架構的基層單位,但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他們具有相當自主的、對各部門及分支機構業務風險和資金風險進行管理的權力,其職責主要有:督促子公司業務部門或分支機構正確實施風險管理戰略、政策和措施;向子公司風險管理分部提供精確、及時的風險信息等。
參考文獻:
[1]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孔特和萊文在研究金融結構時，采用了“兩分法”角度，將150個國家的相關數據分成了兩個組織模式：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和市場主導型，通過比較兩者金融結構組織模式，分析不同的金融結構對金融發展乃至經濟增長的作用“。兩分法”分別從規模角度、行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結構與金融市場關系，相對于戈德史密斯和麥金農的指標，孔特和萊文的指標體系更豐富，也更接近實際，因此也被學者廣泛使用。國內學者對金融結構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王廣謙(2002)、劉仁伍(2002)、孫伍琴(2003)、李健(2004)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標考察了我國的金融結構的現狀和發展。其中，王廣謙(2002)指出，金融結構分析極為重要，并分析了多種不同的開放式指標系統，還將金融結構的分析指標進行層次分析：第一層次是貨幣性金融資產、證券類金融資產、保障類金融資產各自占社會金融總資產的比值；第二層次是在第一層次基礎上分析各自內部的比率，如貨幣性金融資產其內部結構便是分析貨幣結構；第三層次是在上層基礎上依次細分，如證券類金融資產根據期限細分為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此外，在前三個層次分析基礎上還可細分為第四層次、第五層次的分析指標[19]；劉仁伍(2002)對金融結構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結構健全性量化評估方法，根據特性各異的金融結構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在內的，用來衡量金融結構健全程度的金融結構健全性指數(FSI，FinancialStructureSoundnessIndex)；孫伍琴(2003)認為宏觀金融效率應由融資、配置和投資回報三方面來衡量，她還根據金融結構功能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構建了金融結構指標體系[26]；李健(2004)認為金融結構是多層次的有機整體，因此研究時也要多層面、立體化地整體研究，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結合起來。她在考察了金融各業的產業結構、金融市場結構、融資結構、金融資產結構、金融開放結構五個方面，分別設置了相應指標，對中國的金融結構進行了現實具體研究，將中國金融結構研究推向了一個高峰。
2指標選取與實證檢驗
根據國內外文獻，國家金融化和金融發展程度的綜合性指標主要有兩個：金融深度指標(M2/GDP)和金融相關比率(FIR)。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金融規模、結構和效率三方面指標來衡量我國金融結構發展，研究時期為1996～2012年。
2.1金融發展的規模指標(FIR)
根據金融相關率一般定義和簡化計算步驟，其分子為各類金融資產余額之和，分母為GDP。即FIR=全部金融資產總量/GDP，金融資產總量包括廣義貨幣(M2)、金融機構貸款余額、有價證券余額(SE)和保費收入(INS)，GDP用支出法計算。這個指標概括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結構的變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2金融發展的效率指標(EF)
我國的金融結構屬于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證券資產化程度不高，國內主要的大銀行也是國有，因此國有企業獲取外部融資具有廉價性，而信息不對稱的民營企業容易出現外部融資困難。因此筆者認為Levine和King(1993)提出的PRIV指標，即非國有經濟主體獲得銀行貸款占GDP比重來衡量我國金融發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該指標越大，表明國內金融機構對私人部門的貸款規模越大，金融發展效率越高。計算習慣上采取約數辦法，即非國有經濟貸款=各項貸款-(工業貸款+商業貸款+中長期貸款)，以此作為直觀判斷金融機構對非國有企業的貸款支持情況。
2.3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SE)
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結構的最大變化是直接融資比例迅速提高，體現在證券、債券等直接融資比例方面。因此，對于金融發展的結構完善程度，選擇將債券余額、股票市值以及保費收入之和與金融總資產的比值作為衡量。
2.險投資發展指標(AVC)
本文將風險投資項目平均資本總額AVC作為衡量風險投資發展衡量指標。考慮到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因素較多，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以固定趨勢影響。為考察我國金融發展與風險投資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以及金融發展是否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本文擬用兩類指標組(其中FIR、SE、FS衡量我國金融發展，AVC衡量我國風險投資發展)建立時間序列，并進行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及格蘭杰因果檢驗等。為消除因為時間序列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有必要對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分別記為LFIR、LSE、LEF和LAVC。它們的差分序列分別記作DLFIR、DLSE、DLEF和DLAVC。2.4.1單位根檢驗本文選用的指標多屬于非平穩變量，因此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利用ADF單位根檢驗分別檢驗了兩類變量及它們的差分序列：如表1所示，四個變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各在10%顯著性水平上平穩，說明它們都是一階單整序列，記為LFIR~I(1)、LSE~I(1)、DLEF~I(1)和LAVC~I(1)，可能存在協整關系。2.4.2協整檢驗Johansen(1988)提出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的檢驗回歸系數的方法，可以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法對以上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表2顯示，金融發展的各個指標均與風險投資發展指標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按照標準化后的協整系數，估計出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為：LAVC=8.236LFIR-0.001LSE-2.418LEF-9.09R-squared=0.6657DW=0.540從表2可知，三個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協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數絕對值(圖1)小于1，說明模型是穩定的，即金融發展各個指標均與風險投資發展指標存在長期均衡正相關關系。但是協整關系僅僅說明在單項因果關系存在，無法確定方向，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檢驗中國金融發展與風險投資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2.4.3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用于經濟變量間相關、因果及政策時滯等研究。根據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金融發展各指標與風險投資指標長期存在均衡關系。對于它們的因果關系，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利用赤池信息準則(AIC)，選擇滯后3期為最優，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關系沒有得到證據支持；LFIR和LAVC互為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說明我國金融規模的擴張與風險投資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LSE、LEF和LAVC檢驗結果，顯示它們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說明我國的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對風險投資發展沒有產生實質影響，反之，風險投資對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指標也缺乏實證檢驗的支持；LFIR和LEF檢驗結果說明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同理，LSE是引起LEF的格蘭杰原因，說明我國金融結構的優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蘭杰原因，說明金融結構的變化能對金融規模的擴張產生影響。
3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分別用金融發展的規模指標FIR、結構指標SE和效率指標EF考察我國金融在規模擴張、結構調整和效率變化的三方面。通過協整檢驗，發現金融相關比率FIR、金融結構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與我國的風險投資發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表明，風險投資作為一種職業金融家投資新興的、發展潛力巨大的企業或行業的權益資本，本身是一種金融創新，與一國金融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其聯系是全方面的，包括金融發展規模、結構調整和效率的高低。從協整關系式得出，長期中，我國風險投資與金融發展規模發展呈正相關關系，與金融發展的結構、效率呈負相關關系，說明對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真正起促進作用的是金融發展規模。若我國的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分別增長1%，則風險投資平均項目資本額就對應提高8.236%，減少0.001%和2.418%。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LAVC和LFIR互為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表明大量國家金融規模擴張和風險投資發展之間的互相促進關系在中國也適用。一國風險投資的發展，面臨金融環境、資本運行機制和相關法律環境等因素的共同影響。風險投資是金融體系殊的部分，其資本運作無不體現金融的一般特征，在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中形成了獨特運行機制。金融規模的擴張，為風險資本提供資金支持，同時也促進了流通產權市場、資本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擴充。離開金融規模擴張作為風險投資發展的推動，風險資本就無法發揮作用。而風險投資發展的滯后，也使高新技術產業融資難題缺少一個有效解決機制，對緩解我國就業壓力和增添經濟活力作用是一般國有企業所不具備的。這在當前經濟危機導致的出口萎縮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為明顯。企業經濟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為我國金融發展規模擴大提供了基礎。再者，LSE、LEF分別和LAVC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說明我國在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沒有對風險投資的發展產生實質影響，風險投資對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促進效用也缺乏實證支持。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運作方式，客觀上要求整個金融體制不斷突破和創新，因此經濟貨幣化水平、投資者結構、金融工具多樣性和合理的競價機制、資本市場的多層次，金融中介服務機構、風險及管理能力、金融體制創新機制等都是評價一國風險投資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對于風險投資行業來說，一個合理的金融支持環境，不僅僅是通過在規模上的擴張，更是通過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結構優化體現出來。我國在金融效率和結構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風險投資的發展。
4結語
關鍵詞：文化產業；金融支持體系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1
一、我國文化產業金融支持體系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1.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落后于國際平均水平
第一，我國文化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無法與文化產業強國進行競爭。從各國文化產業實際情況來看，各個文化產業強國都有著獨有的文化特點，這些獨有的文化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其文化產業的發展。由于我國缺乏獨有的文化產業優勢，往往盲目地去跟隨、模仿一些國外的文化產業形式，這樣一來更使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失去方向，無法形成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
第二，我國文化產業沒有形成規模，普遍以中小企業的形式存在，企業管理不規范，企業綜合實力較弱，無法與文化產業強國的一些大型企業進行競爭。據統計，全球電影產業市場90%的份額已經被美國排名前五家的電影企業所壟斷。德國出版業的龍頭企業貝塔斯的年利潤已經達到了20億歐元，這是我國出版企業目前根本無法的目標。
第三，我國文化產業中配套企業實力薄弱，在技術創新和經營模式等方面與國外有一定差距，很多時候過于依賴國外，致使我國文化產業只能跟隨其他國家的步伐前進，不能在一定基礎上進行突破，在國際市場上沒有號召力，阻礙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2.金融行業在支持文化產業方面缺乏動力和經驗
我國金融行業在支持文化產業方面缺乏動力和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我國金融行業在支持文化產業方面缺乏必要的條件。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是社會效益的實現，其資金來源主要依靠財政撥款以及相關單位資金的投入。而金融行業的發展目標是實現經濟效益，兩者的發展目標大相徑庭，其作為經營貨幣的市場主體，對于難以實現經濟效益的文化機構缺乏支持的動力。
第二，我國文化產業的經營規模不能對金融機構的經營需求進行滿足。同樣的運營成本，有規模、效益高的企業更具有競爭優勢，更能吸引金融機構為其提供服務，而我國文化企業在規模和效益上都不具有競爭優勢，不能吸引金融機構為其進行投資。
第三，我國文化業與金融業合作較少，這樣就難以引起金融業對其支持的積極性。目前，我國一些文化事業單位進行了轉制，衍生出了一些文化骨干企業，其日常經營管理離不開財政支持，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與企業的正常經營管理方式有一定差別，從而在日常運營思想方面忽略了與金融機構的交流合作，使得金融機構缺乏對文化產業支持的積極性。
3.文化產業具有一定風險
第一，文化產業的核心資產是無形資產，而不是企業實際擁有的具有實際形態的資產。文化產業主要是通過創意創新來影響、吸引、號召受眾，從而產生利潤，而受眾具有不確定性。
第二，對于文化產業無形資產在實際價值評估上有一定難度。由于文化產業無法在產品投入市場之前進行準確評估，只能在投入市場之后根據市場效果的反饋進行無形資產的評估確認。因此，文化企業在創立初期無法評判其價值。
第三，資金投入的多少無法決定文化創意能力的高低。雖然增加資金投入會改善文化產業環境，但提高創意質量的根本并不在此。很多項目的資金投入并不大但效果理想，得到了一致的好評，而一些投資金額大的項目卻不被市場所認可。2012年6月由浙江河姆渡動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所制作發行的動畫片《戚繼光英雄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部動畫片雖然投資巨大，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被市場所認可。
二、對于我國文化產業金融支持體系一些建議
1.推動高風險金融工具來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
金融工具種類繁多，其中風險意識和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的當屬高風險金融工具。我國文化產業的實際情況比較適合引入高風險偏好資金來推動其發展，這樣也比較符合高風險好資金追求高效益的根本目標。所以，我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公司應在產業基金和風險投資規模上進行擴大加強，在原有的金融工具基礎上進行創新。在準許基金份額上市的基礎上，加強其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在市場整體指數中將交易額與價格波動刨除在外。不僅要對高風險資金投資文化產業的需求進行滿足，還要使資本市場穩步運轉。
2.通過財政資金資產轉變為金融手段的方式加強文化產業融資能力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化產業也在不斷發展，政府可以與企業簽訂協議，以承擔公共服務義務為前提，將一部分文化資產通過租賃等方式轉變為經營性資產，減少財政壓力，通過企業經營方式使這部分文化產業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競爭力，使財政投入成為提高文化產業融資能力的有利工具。
3.完善無形資產評估體系
我國文化產業金融支持體系應當重視文化無形資產處置問題，金融業應對文化產業無形資產評估交易體系進行完善，通過深入調查和市場反饋，對文化產業無形資產價值進行合理評估，對于無形資產抵押在融資中所遇到的困難要積極研究措施解決，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針對我國文化無形資產的需要，已經成立了無形資產交易所，雖然其對文化產業起了主導作用，而無法對金融行業起主導作用，因此，金融業與文化產業在文化無形資產評估交易上達成共識還需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一定措施進行完善。
參考文獻：
[1]王建琪，曾昭暉.關于歌華率先發展文化金融服務業的問題初探[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2（4）.
[關鍵詞] 江蘇省;熵值法;縣域金融效率;測度預評價
[中圖分類號] F640 [文獻標識碼] A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at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JIANG Zhiqiang， LIU Chang
Abstract： Taking savings mobilization rate， savings investment conversion rate and investment rate as major index， the study measures and assesses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48coun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2.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financial efficiency has big differences in the counties with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fficiency degrees of counties in the south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areas decline successively. Jiangsu should step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strengthen competitive financial markets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at county level.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Jiangsu are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emerging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They should lower financial market access threshold in some countries and loosen the regulation over county-level financial markets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start with improving the micro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and credit environments in ways that offer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he financial growth at county level.
Key words： Jiangsu province， entropy method， county-level financial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一、引言
縣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是統籌城鄉發展、化解“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和重點。經驗表明：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縣域金融對縣域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地，縣域金融效率作為衡量縣域金融體系運行與金融資源配置水平的重要指標已經成為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縱觀現有文獻，對縣域金融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涵的界定、測度以及影響因素等問題的分析。在縣域金融效率內涵界定方面，方五一和蔡淑琴[1]（2006）在分別對基于金融資源觀（白欽先等，2001）、福利經濟學（王振山等，2001）、制度經濟學（李建軍等，2003）以及金融要素功能（楊德勇等，1998）等四個視角的金融效率內涵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定義，認為縣域金融效率不僅應該具有金融效率的共性特征，同時應該具有縣域經濟的個體特征。進一步將縣域金融效率分為縣域金融功能效率、縣域金融市場效率、縣域金融管理效率三個層面。在對縣域金融效率內涵界定的基礎上，部分學者使用DEA法、指標體系法以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對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具體測算。尹奧等[2]（2013）使用山東省2007―2011年縣域數據，運用DEA法對山東省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山東省縣域金融效率整體水平較低，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胡冰[3]（2013）則對青海省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研究，研究后認為青海省縣域金融主體嚴重缺位且效率極低，其中貸款發放環節效率低是制約欠發達地區縣域金融機構運營效率的主要原因，并且尚未形成穩定的資本形成路徑;岳金鵬[4]（2012）建立指標評價體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對安徽省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測度，進而分析了縣域金融效率與縣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黎翠梅等[5]（2012）建立指標評價體系對我國縣域農村金融效率進行了動態分析。在對縣域金融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黃緒江[6]（2012）以湖北省嘉魚縣為例，探討了金融供給與政策、中介以及市場等外部環境對縣域金融效率的影響，進而提出改進的建議。
通過對已有縣域金融效率研究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到學者們對縣域金融效率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借鑒已有研究成果，構建縣域金融效率指標評價體系，采用熵值賦權法對江蘇省縣域金融效率進行了測度與評價。除引言外，本文其它內容主要包括：首先根據數據的系統性，全面性，可比性以及可獲得性原則構建縣域金融效率指標評價體系;其次在介紹熵值賦權法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根據指標體系與熵值賦權法所計算的權重對江蘇省2012年48個縣域的金融效率進行綜合評價;最后得出研究結論并提出建議。
二、縣域金融效率測度評價指標體系與熵值法
（一）縣域金融效率測度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縣域金融效率指標是一個綜合性指標，需要從多個層面進行衡量。參照方五一等[1]（2006）、黎翠梅等[5]（2012）以及周國富等[8]（2008）等學者金融效率指標評價體系，本文主要從宏觀層面選擇縣域金融效率評價指標構建綜合評價體系。具體包括儲蓄動員率，儲蓄投資轉化率以及投資投向率三個一級指標，儲蓄率、人均儲蓄額、儲蓄投資轉化率以及存貸比等七個二級指標。如下表1所示：
表1 縣域金融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二）熵值法原理
眾所周知，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較多，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客觀賦權法與主觀賦權法兩類。熵值賦權法作為客觀賦權法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它能夠反映出指標信息熵的效用價值。利用熵值賦權法所測算出來的權重值比德爾菲法與層次分析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7]。
在信息論中，熵被用來度量變量的離散程度，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表示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也越大。因此，熵值能夠準確地反映出指標信息的效用價值。
假定評價對象樣本為m個，n個評價指標。多指標評價矩陣為：X=（Xij）mn，其中Xij表示第i個樣本中第j項指標的數值。首先使用公式fij=Xij /■Xij對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歸一化處理）;其次，計算第j項指標信息熵值e與信息效用值d， ej=-k■fijLnfij，其中k=1/lnm，第j項指標的信息效用值dj=1-ej;再次，確定第j項指標的權重wj=dj/■dj;最后，根據熵值賦權法所確定的權重對評價對象進行評價。
三、江蘇省縣域金融效率具體測度與評價
（一）數據的收集與整理
根據《江蘇省統計年鑒2013》的統計，截至2012年底，江蘇省共有48個縣（包括縣級市，不含市轄區）。本文以該48個縣域作為研究對象，收集并整理48個縣域的GDP、GDP增量、居民儲蓄額、年末金融機構存款總額、貸款總額、人口數以及資本形成總額等數據。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缺少縣域資本形成總額數據，本文使用縣域固定資產投資額代替。GDP增量由縣域第一產業GDP增量、第二產業GDP增量以及第三產業GDP增量相加之和得到。
（二）指標信息值與權重
根據收集整理的2012年江蘇省48個縣域相關指標數據，利用熵值賦權法原理，確定儲蓄率、人均儲蓄額、投資儲蓄轉化率等七個指標的信息熵，進而確定七個縣域金融效率指標各自的權重。具體結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2012年江蘇縣域金融效率評價體系權重
數據來源：根據計算所得
（三）測度與評價結果
根據表2中所確定的指標權重，分別計算江蘇省48個縣域金融效率的綜合得分，如下表3所示：
表3 2012年江蘇縣域金融效率評價綜合得分
數據來源：根據計算所得
在表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江蘇48個縣域中，昆山市金融效率綜合評分達到0.72，居全省第一。綜合得分在0.5以上的縣域共有4個，占比為8.3%。綜合得分在0.3以上的縣域為8個，占比為16.6%。綜合得分在0.2以上的縣域為31.3%。綜合得分在0.2以下的縣域占比為68.7%。整體來看，江蘇省縣域金融效率較低;（2）江蘇縣域金融效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域差別，蘇南，蘇中到蘇北縣域金融效率依次降低，并且差距較大。（3）個別縣域與縣域金融效率之間差距特別巨大，昆山市與泗洪縣金融效率差距為0.6377。這些現象均值得關注。
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后發現：江蘇省縣域金融效率特別是蘇北地區縣域金融效率整體較低，蘇北地區縣域金融效率綜合得分在0.15分，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蘇南地區縣域金融效率較高，昆山市、張家港市、常熟市以及江陰市的綜合評分均達到0.50分以上，其中昆山市高達0.72分，居全省之首。
如何提高蘇北與蘇中地區縣域金融效率以及縮小縣域金融效率之間的差距？本文認為主要可以從進一步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健全完善競爭性縣域金融市場以及改善縣域金融生態環境等方面解決問題。首先，縣域金融效率的提高最終依賴于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的發展會促進縣域金融效率的提高。在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蘇北縣域地區應該抓住機遇，加快經濟建設步伐，使本區域經濟上一個新臺階，進而促進縣域金融發展，提高縣域金融效率;其次，在健全完善競爭性縣域金融市場方面，適當放寬某些縣域金融市場準入門檻，適度放松對縣域金融市場的監管，形成競爭性縣域金融市場，促進縣域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縣域金融效率;最后，在改善縣域金融生態環境方面，金融發展離不開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主要可以從優化宏觀經濟環境、行政環境、司法環境以及信用環境等方面著手，著力加強縣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為縣域金融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基礎。
[參 考 文 獻]
[1]方五一，蔡淑琴.縣域金融效率的內涵及其指標體系――縣域金融效率問題研究系列之一[J].商業研究，2006（14）：10-15
[2]尹奧，等.縣域金融效率空間差異分析――以山東省為例[J].征信，2013（9）：75-80
[3]胡冰.西部欠發達地區縣域金融效率評價――以青海省縣域為例[J].西部金融，2013（8）：56-61
[4]岳金鵬.安徽省縣域經濟發展中金融效率分析[D].安徽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12
[5]黎翠梅，曹建珍.中國農村金融效率區域差異的動態分析與綜合評價[J].農業技術經濟，2012（3）：4-12
[6]黃緒江.機制障礙與環境約束：中部縣域金融效率問題研究[J].武漢金融，2012（6）：69-70
自2010年任省聯社黨委書記、理事長以來，唐忠民深入推進吉林農信創新轉型與改革發展，積極發揮服務實體經濟和服務民生的金融支撐作用，在加快自身科學發展的同時為全省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唐忠民認真落實國家產業政策、信貸政策和監管政策要求，加強與地方黨政的溝通協調，與各市（州）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深度融合地方經濟，突出打造普惠金融、農業產業化金融、縣域金融、城鎮化金融、生態金融和全民創業金融“六個金融”，大力支持“三農”經濟和小微企業發展。
傾心金融服務社會民生。唐忠民倡導普惠制金融，推進城鄉基本金融服務均等化。潛心打造“民生工程”，深耕農村金融市場，研發百余種金融產品。強化科技支撐，增強服務功能，面向千家萬戶開展普惠型服務。大力開展“三幫扶”活動，在全省60個村建立幫扶聯系點，通過信貸支持、傳授致富技術、引進致富項目、培養大學生村官、培養致富帶頭人，助推農民共同富裕。
積極推進改革和轉型創新。唐忠民堅持政府主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自我發展組建與“富幫窮”并購模式相結合，農商行組建工作扎實推進，系統內農商行總數達到9家。扎實推進省聯社去行政化改革，著力打造科技、融資、清算、培訓、信息和法律咨詢“六大服務平臺”，增強中后臺支撐功能。加快科技信息系統建設，加強業務支撐能力和金融科技服務水平。推進縣級行社流程銀行建設，配齊“三長”，完善法人治理，強化營銷總部、經營管理總部的功能，推進貸款集中遠程審批等業務管理模式創新，初步實現流程化、專業化管理。撤銷市（州）辦事處，設立區域稽核中心，增強了風險管理職能。
縣域是我國政治經濟系統中承上啟下的關鍵層次。自古至今，縣域始終是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中最基礎的層次和最基本的單元。在當今社會，縣域經濟既處于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結合部，又是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的交匯點，具有聯絡城鄉、總攬農村經濟全局的重要基礎地位。縣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區域經濟、塊狀經濟，是以縣域為單位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縣域具有農村范圍大、農民數量多、以農業生產獲得收入為主要渠道來維持民生的特點。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需要。但是，我們同時需要認識到，縣域經濟并不僅僅是農村經濟。縣域經濟屬于行政區域經濟范疇。正確認識縣域經濟內涵，突破農村經濟意識，才能把握縣域經濟發展規律。縣域經濟是“民生經濟”、“草根經濟”,縣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由其內生力量推動的。另外，壯大縣域經濟需要一整套區域統籌發展、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促進體制改革、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新思維。要實現農村工業化和城鄉一體化，必須以縣域經濟的充分發展為前提，而加快大中城市的發展，也同樣需要以縣域經濟的發展作為其堅強后盾。
二、安徽省縣域經濟存在的問題
安徽是農業大省，縣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全省經濟的整體實力和發展水平。近年來，安徽縣域經濟發展加快并表現出較強的抗跌性，已成為全省經濟增長的一個突出亮點。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縣域經濟仍然是全省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仍存在總量不足、發展不平衡、經濟結構不優和企業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不論是發展的總量還是質量，都有待提升。具體表現在：
（一）縣域經濟總量不足
安徽省71.2%的人口在縣域，縣域國土面積占全省80%以上，但2010年縣域生產總值占全省的47.77%,安徽省縣域GDP不到全省的一半，明顯低于周邊省份縣域經濟占全省的份額，與縣域人口、國土面積比重很不相稱。而東部地區的浙江、山東分別達到65%、80%,中部地區的河南、江西和湖南也分別達到69.1%、57.3%和66.2%.安徽省縣域平均GDP為69.5億元，全省過百億元的縣僅8個。而2008年湖南、河南分別有8個、25個縣。安徽省縣域GDP平均規模分別比河南、湖北、山東、江蘇低41.2億元、3.9億元、83.4億元、198.8億元。
（二）縣域間發展差距較為明顯
縣域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較為突出。國家統計局安徽調查總隊《安徽縣域經濟實證分析與發展研究》分析，安徽省2008年縣域綜合梯度值大于1的是11個縣（市），在0到1之間的是11個縣（市），在-1到0之間是27個縣（市），小于-1的是12個縣（市）。其中，第一、二梯度是經濟最發達地區；第三梯度是經濟中等發達地區，處于全省中上發展水平，經濟活動和發展潛力較強；第四梯度為經濟相對落后地區。三、四類縣39個，占總縣域數2/3.從總量看，2010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排名前10位縣（市）的合計值分別為后10位的11.3倍、7.9倍和7倍，占全部縣域的42.2%、40%和37.4%;從速度看，工業增幅高低相差59.7個百分點；投資增幅最高為2.5倍，最低為下降5.3%;財政收入增幅最高為89.5%,最低為下降2.9%;從人均水平看，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低的縣只有最高縣的42.2%,農民人均現金收入最低的縣為最高縣的30.9%.
（三）縣域經濟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2010年縣域第一產業的比重較全省高10.63個百分點，而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則分別低4.43和6.2個百分點。縣域經濟中仍存在一產過高、二產脆弱、三產滯后現象，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產業綜合競爭力不強，缺乏支撐縣域經濟的支柱產業，“農業腿長，工業腿短”的格局未得到有效改變，經濟增長仍然以粗放型為主。縣域農業經營效率低、效益差、特點不突出。縣域工業雖然企業眾多，門類齊全，但同樣存在產業鏈條短、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小、經濟效益差和名牌產品少的問題，環境污染也較嚴重。服務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總量不足、比重偏低、內部結構不合理、發展層次低。第三產業中運輸、倉儲、郵電業和批零貿易餐飲業等傳統行業比重過高，且缺少大型骨干龍頭企業，整體實力不強；旅游、房地產、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等新興行業發展不足，遠未成為服務業的支柱產業和重要增長點。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將嚴重制約縣域工農業的發展，從而影響到縣域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城鎮化水平不高
2010年，安徽省城鎮化率為40.5%,比全國低5.2個百分點，低于中部地區的湖南（42.2%）、湖北（45.2%）、江西（41.4%）、山西（45.1%）等省。由于城鎮化率與縣域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二者能夠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達到共同發展。然而由于安徽省城鎮化水平較低，使人口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受阻，進而對提高人口素質、增強城市功能、實現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協調城鄉發展等都會帶來不利影響，論文格式將削弱縣域經濟持續增長的穩定性。
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安徽省縣域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機遇、重要戰略發展平臺等空間巨大的重要發展機遇期，有針對性地解決好薄弱環節，提高安徽省縣域經濟持續發展的穩定性，為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基礎。
三、安徽縣域經濟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一）全面推行擴權強縣政策
全面推行強縣擴權政策，使其能集中更多的資源統籌城鄉發展，進一步調動發展縣域經濟的積極性，并依法對行政許可事項、行政審批事項進行清理，按照能放則放的原則，賦予縣市更大的發展自主權、決策權。
（二）建設長效金融生態環境
1.進一步完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信貸管理機制。擴大縣支行自主經營權，發揮地方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郵政儲蓄銀行的信貸服務功能，拓展農業發展銀行的政策性功能，增強對縣域基礎設施、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力。
2.搶抓目前國家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有利機遇，建立政、銀、企溝通協調機制，搭建銀企合作平臺，促進經濟金融協調對接。采取銀政合作、政府協調、銀企對接等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建設一個長效的融資環境。
3.政府注資、出資建立覆蓋全省縣域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和信貸風險補償體系，簡化手續，降低擔保費率，降低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
4.多方配合聯動，共同為縣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大力實施信用工程，增強全社會信用意識，為金融支持營造一個堅固的信用環境；黨政部門、政法部門要積極支持金融機構維護金融債權，協調司法部門加大行政執法力度，強化對違約失信的查處力度，為金融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建立有效的扶持機制，促進縣域金融業加快發展。
5.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積極扶持十強縣做大做強企業。
（三）加速與長三角經濟融合
充分利用安徽省的區位優勢，促進縣域經濟融入城市體系，實現市、縣、鎮聯動發展。與東部接壤的沿邊縣市，特別是省內十強縣域，可以充分利用地緣優勢，結合自身發展需求，借助長三角經濟實力雄厚和跨國公司、高新技術產業、高素質人才聚集的平臺，緊緊抓住長三角地區產業升級換代的良好機遇，主動承接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加速與長三角經濟的融合。
（四）大力發展城鎮經濟促進產業集聚
小城鎮是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要把培育縣域中心城鎮作為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切入點和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平臺，通過政府推動、政策扶持、體制創新、市場運作，使中心鎮成為具有輻射和帶動能力的小城市。同時，堅持將中心鎮作為縣市域總體規劃的戰略節點，實行縣城、中心鎮一體規劃，依托現有產業基礎和比較優勢，培育特色產業，創新發展壯大特色經濟，促進產業集聚和升級。第一，科學規劃、合理布局。以農村中心鎮為主題，有計劃、按步驟、有選擇地建設一批小城鎮，重點投入、重點發展；第二，積極引導，政策配套。將小城鎮作為產業聚集地，引導加工制造和農業產業化項目向小城鎮集中，根據城鎮自身所處的位置和特點，發展一批特色鄉鎮，如工業主導型、商貿推動型、旅游開發型、邊界貿易型等。以產業支撐小城鎮發展，做到小城鎮與縣域經濟、農村經濟協調發展。并輔之以戶籍管理、土地使用、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導農民向小城鎮流動，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五）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加快縣域經濟從“行政板塊”向“經濟板塊”轉化，促進要素的流動與共享，實現效益的公平與合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強產業政策指導，對十強縣以外的縣域要實行更加開放、靈活的政策，在交通、通信、能源、環保、流通、旅游、農業、林業、水利和教科文衛等社會事業方面，投資重點要向其傾斜，適當降低其重點項目的縣級配套資金比例，鼓勵和引導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向此區域流動。加速構建省會城市圈、皖江城市帶和沿淮城市群建設，做大做強龍頭和極點，充分發揮圈帶輻射帶動作用，加大對此區域發展的支持力度，幫助其培育發展優勢特色產業、改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解決社會發展和民生問題，實現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
（六）大力扶持小企業健康成長
1.在規模做大上下功夫。通過重組、兼并、聯合等多種方式，培育一批骨干和龍頭企業；
2.在結構優上下功夫。應加大技術改造和技術開發力度，在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等優勢企業的同時，狠抓一批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場占有率高的名牌產品，帶動整個產品結構升級，不斷調整和優化工業結構；3.在所有制改活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放寬政策，鼓勵個體私營企業參與公有企業改革，實現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民營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以資產重組為突破口，進一步深化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對中小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造，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工業發展的活力；4.結合鎮（鄉）工業功能區以及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建設，采用由政府財政投資為主或市場化運作的方式，集中建造一批標準化廠房，通過廠房低價租賃及提供各種優質配套服務，對小企業實施孵化培育，促使其快速健康成長。這樣既可以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縮短創業周期，降低初創成本，又可使小企業與區域內大企業大集團開展配套協作生產，促進產業鏈的形成，從而進一步做大塊狀經濟“蛋糕”.
（七）加快農產品加工轉化
采取立足地方特色和資源集中的優勢，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要把加快農產品加工業發展作為縣域整體產業結構升級的核心，引導農產品加工業合理布局，產品基地建設要按氣候資源條件、按區域、流域連片發展，充分發揮各地農業的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的集約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做大做強龍頭企業，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