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3: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教材適用性不強
教材是知識的載體，是教學的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重要依托。選用科學合理的教材有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目前，市場上針對經管類專業編排的經濟法教材很多，如《經濟法》、《經濟法教程》、《實用經濟法教程》等，但內容不一、良莠不齊。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教材理論性過強，內容晦澀難懂；二是內容陳舊，跟不上現行立法實踐的步伐，如《民事訴訟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修改，在教材中沒有得到及時體現，使學生在學習時造成混亂。新華學院在教材的選用上也是幾經更換，從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法》到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法》，但從教學的效果來看，目前所選用的教材依然存在內容過廣、難度較深的問題。可見，要選擇一本教師認可、學生滿意的教材的確很困難。
（二）課程設置不盡合理
經濟法是一門綜合性、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對于法學基礎幾近空白的非法科學生開說，要想熟練地理解掌握困難頗大。因此，經濟法課程在大學的第幾學期開設、安排多少課時數就顯得極為重要，而合理的課程設置對于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學生的有效學習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新華學院的經濟法一般安排在第四學期，在課時上分為經濟法A和經濟法B兩類，經濟法A為48課時，主要針對財務管理、市場營銷等專業；經濟法B為24課時，主要針對工管類專業。對于動輒近二十部法律，囊括了民法、商法、狹義經濟法、程序法的“大經濟法”而言，48課時或24課時遠遠不能滿足實際教學的需要，造成教師不得不快馬加鞭、緊跑快趕，匆匆講解書面知識，甚或無奈砍刪部分章節，造成知識的支離破碎；而學生在緊張的教學中，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甚至產生厭學煩躁情緒，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的實現。
（三）教學方法較為單一
要想順利實現教學目標，多元豐富的教學方法極為重要。在目前經濟法的教學中，教師往往采用的還是傳統的教學方法，即以講授為主，以“講授+板書”或“PPT+板書”為常態模式。在教學過程中，雖有部分教師偶爾夾雜少許案例，但由于時間有限，往往是看完即分析，很少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在課堂上，教師是教學的絕對主導者，嚴格控制著整個教學的過程，而學生只是默默的被動接受者，課堂教學看似有條不紊，但實則沉悶乏味。
（四）考核機制不盡科學
考核是檢驗教學的重要手段。在對學生的考核中，目前新華學院分為兩種模式，經濟法A采用閉卷考試形式，平時成績占30﹪，期末考試成績占70﹪。期末考試題型大體分為選擇、判斷、名詞解釋、簡答、論述、案例分析?？陀^、主觀題各占50﹪，其中案例分析占15﹪左右。經濟法B采用考查形式，一般通過小論文形式呈現。這兩種考核模式較單一采用閉卷考試、完全依托期末考試有一定的進步，但仍存在不盡合理之處：對理論知識考查過多，對案例分析涉及過少；題型內容多為對知識點的再現，這種以修煉“背功”為主的題型，較少具有創造性和挑戰性，學生只要提前一周稍加準備即可順利過關，甚至取得較好地成績。而經濟法B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學生只要在課程結束時按期提交一份小論文即可，至于是自己獨立寫作還是提前一晚在電腦前“復制+粘貼”，缺乏相應的規范監督機制。
（五）教學資料庫缺失
在經濟法教學中，學生的參考資料往往只有教材和課堂筆記。而經濟法內容豐富，知識廣博，囿于課時和教材等限制，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知識極為有限，而教材又相對抽象，這就給學生的學習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讓學生在學習教材的同時，有機會和途徑去了解相關部門法有哪些法律規范，通過章節習題和綜合性習題加以檢測，并通過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思考分析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建立相應的法規、習題、案例庫就顯得極為迫切。目前，新華學院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教研室或經濟法教研室，相關的資料收集還只是由各授課老師各自為政、單打獨斗，難以保證資料的代表性和高價值，也難以做到信息交流、資源共享，不利于學生的學習和經濟法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
二、經管類專業經濟法課程教學問題的對策
經濟法是經管類專業的一門基礎性課程，經濟法課程的開設，對于經管類專業學生知識結構的完善、法律實操技能和法律素養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針對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而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進。
（一）選用先進合適的教材
教材是否合適，直接關系到教學目標的順利實現。在選用教材時，要堅持先進性和適用性的原則。先進性是指教材內容要能夠體現經濟法立法的動態情況，反映經濟法科學研究和教學研究的新知識、新成果。適用性是指選用的教材要符合經管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教學大綱的要求，取材合適，深度適宜，富有啟發性，能適應應用性人才素質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目前市面上經濟法教材的版本眾多，我們在堅持先進性和適用性的原則下，還要充分考慮教材內容是否符合應用性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否體現了經管類專業職稱考試的要求、是否切合經管類各專業的專業性質。我們在長期的經濟法教學中，根據新華學院的學科定位和專業特點，正在擬定《經濟法》自編教材，希望能早日完稿并取得良好地教學效果。
（二）增加課程學時數
經濟法課程內容龐雜，涉及多個法律部門，而學生法律基礎薄弱，原有經濟法課程的48學時或24學時遠遠不能適應系統講授經濟法知識的需要。因此，有必要適當增加經濟法課程的課時數。當然，在增加經濟法課程課時數的同時還應當注意到，經管類專業的專業課程較多，課時需求量大，經濟法課時數的增加不能過多擠占專業課課程的時間。根據財務管理、市場營銷等不同經管類專業的專業性質和學生的實際情況，經濟法課程的課時數以56課時至72課時為宜。
（三）豐富教學方法
為了更好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授課教師需要在課堂上營造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環境，為此，有必要采用豐富多樣的教學方法，如啟發式、探討式、情景式教學；加大案例分析的比重、倡導學生參與專題性討論；有選擇地播放具有代表性的影像資料，如“今日說法”、“法治進行時”、“庭審直播”，邊播放邊分析討論；根據教學內容的要求，增加實踐性教學的比重，組織相應的模擬法庭，有條件的還可以安排學生到各級法院參加庭審旁聽。
（四）完善考核機制
1.推行教考分離制度。
考核工作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應包括考試前的命題選題、考試中的監考督查、考試后的評閱分析，其中最關鍵的是命題選題和評閱分析。推行教考分離，授課教師按照教學大綱講授課程，考核試卷由教研室或所有授課教師統一命題并建立試題庫，考試前從試題庫中隨機抽取組合成一份試卷。這種教考分離制度有利于規范公平的學習和競爭環境，有利于教育教學目標的實現。
2.優化考試內容，加大案例分析題的比重。
目前的考試題型和內容，均以死記硬背的知識為主，難以考察學生的理解和實際應用能力。因此，在考試中應增加案例分析的比重，可采取客觀題中的小案例和主觀題中的大案例的結合。
3.完善考核方式，
在試卷中增加選做題型?？筛鶕I特點和教學的實際情況，采取“筆試+面試”的考核方式，筆試針對理論知識，而面試可選取熱點事件、經典案例，綜合考察學生的理解、語言和組織能力。同時，在考試時，可增加選做題，以方便不同專業不同學習興趣的學生進行選擇。
4.規范考核監督管理。
建立健全相應的考核制度，并抽調專門人員進行監督檢查。宣講考試規范和學術道德，倡導誠信考試、無監考考試。對考試、考查兩種考核形式進行督查，發現考試違紀、學術不端行為予以嚴格處理。
（五）健全教學資料庫
1.法規庫。
建立法規庫的主要目的是為學生查閱相關法律規范提供方便，法規庫的內容主要是現行有效的民事、商事、經濟法律規范和相關聯的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在進行匯編時，應注意法規的時效性，要根據立法情況適時進行修訂。
2.習題庫。
習題庫的主要內容是與教材相匹配的各章節練習題，其來源可以是來自于教材或教材的變通，或來自于司法考試或專業職稱考試。建立習題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學生更好地自測自評，查缺補漏，以更好地掌握經濟法律知識。在建立充實習題庫時，應注意保證習題的代表性，并可根據難易程度設立易、中、難三個難度區間，以方便學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進行練習。（3）案例庫。經濟法內容紛繁復雜，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的經濟法律案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經典案例，結合教材的編排內容，可選取有代表性的實例充實案例庫。根據案例的難易程度，可設立初階、中階、高階三個層次。案例庫的設立，對于學生理解相關法律知識，培養法律興趣，提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幫助。
三、結語
1.畢業論文字數根據專業及課題不同要求在8000字以上，論文內容應完整、準確，層次分明，數據可靠，文字簡練，分析透徹，推理嚴謹，立論正確。畢業設計說明書字數不低于8000字。
2.論文撰寫前應翻譯完整的外文文獻1～2篇(中文字數不低于3000字)，要求翻譯的內容與課題相關;撰寫與課題內容相關的文獻綜述2000字以上。
3.論文應采用國家正式公布實施的簡化漢字、法定計量單位和國家制圖標準。
4.論文采用的術語、符號、代號全文必須統一，并符合規范要求。論文中使用新的專業術語、縮略語、習慣用語，應加以注釋。
一、《勞動合同法》給勞動者帶來五大福祉
1.凡是提供了勞動，都必須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期限為1個月;用人單位拒絕的話，就要承
擔支付雙倍工資的代價。過去，由于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主原本就是剛剛洗腿上岸的農民，小農經濟意識濃厚，勞動方面的法律保護意識比較淡薄，重自身利益而輕農民工權益，不愿意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再加上相當部分的農民工自身素質差，自我保護意識缺失，不懂得通過簽訂勞動合同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錯誤理解簽訂勞動合同的意義，視勞動合同為賣身契，以為一旦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就如同將自己賣給了企業，從而導致害怕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使得整個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偏低，一直徘徊在25%左右?，F在，《勞動合同法》一改以往用人單位與農民工雙方對勞動簽約的那種隨意態度，采取了強硬的法律舉措，加重了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責任?！秳趧雍贤ā返?0條明確作出硬性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1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第82條進一步補充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1個月不滿1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顯然，《勞動合同法》對那些規避義務，拒簽書面勞動合同，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做法，嚴正說不!
2.簽訂的勞動合同無效，用工單位必須報酬照付;除勞動者自己不愿續訂外，合同終止時，用人單位必須支付經濟補償?！秳趧雍贤ā返?6條規定：以欺詐、脅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訂立或變更勞動合同的合同;用人單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的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勞動合同無效或部分無效。無效勞動合同不具備法律效力。那么，既然簽訂的書面勞動合同都無效了，農民工為用人單位付出的勞動是否也就白干了呢?《勞動合同法》第26條給出了明確的回答：勞動合同被確認無效，勞動者已付出勞動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勞動報酬的數額，參照本單位相同或者相近崗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確定。根據以往的《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期滿后自然終止時，是不用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的。但是，按照《勞動合同法》要求，除用人單位維持或提高勞動合同約定條件續訂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之外，用人單位應支付經濟補償。同時，被依法宣告破產、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或提前解散而終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均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勞動者依法要求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也應支付勞動報酬。更重要的是，假如用人單位違法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從而導致合同已經不能繼續履行或勞動者自己不再要求繼續履行的，還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標準數額的雙倍賠償金。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對用工企業動輒以解除合同為要挾、嚴重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惡招，第一次亮出了法律之劍!
3.用人單位招工時，再也不能收受押金、扣押證件;勞動者的試用期不再是漫漫無期，最長為半年。前些年，基于民工荒、技工荒，一些用工企業為避免員工的跳槽，節省企業用工成本和培訓費用，往往利用招工聘用之際，要求農民工在簽訂勞動合同的同時，強迫其繳納抵押金、風險金或者扣押其身份證、畢業證等有效證件，以束縛勞動者的自由流動?！秳趧雍贤ā返?條對用人單位的這一錯誤做法亮出了紅燈：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不得扣押勞動者的居民身份證和其他證件，不得要求勞動者提供擔?；蛘咭云渌x向勞動者收取財物。接著，第84條對用工單位違反前述的做法，進行了經濟懲罰式的規制：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扣押勞動者身份證件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退還勞動者本人，并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罰。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以擔?；蛘咂渌x向勞動者財物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期限退還勞動者本人，并以每人500元以上下2000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另外，由于在這之前的《勞動法》對企業用工的試用期限沒有作出硬性規定，為節省勞動成本計，不少用工單位就打起了試用期的主意，一些企業采用多次約定試用期，延長試用期的損招，嚴重地侵害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但是，針對用工企業這種利令智昏的短期行徑，《勞動合同法》第19條給出了非常明朗的答案：勞動合同期限3個月以上不滿1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1個月;勞動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滿3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2個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試用期不得超過6個月。同一用人單位與同一勞動者只能約定一次試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或者勞動合同不滿3個月的，不得約定試用期。試用期包含在勞動合同期限內。
4.員工違約金不得超過培訓費，企業不繳保險勞動者可解除合同。用人單位特別是一些高科技行業，為了提高競爭能力，不惜花重金對勞動者進行培訓，為防止受訓者學成之后另尋高就或在服務期內跳槽，避免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被動，用人單位往往在勞動合同中約定天價違約金。這一限制勞動者自由流動的做法，雖然也體現了業主留住人才的良苦用心，但畢竟與國際勞動市場的用人慣例背道而馳，曾引發社會的不少詬病。對此，《勞動合同法》第22條對用人單位能否用巨額違約金強留人才給出了說法：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該勞動者訂立協議，約定服務期。勞動者違反服務期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當今時代，已是全面建設小康構建、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階段，所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是幫助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及其親屬在遭遇年老、疾病、工傷、生育、失業等風險時，防止收入中斷、減少和喪失，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為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讓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勞動合同法》第38條明文規定：未按照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勞動條件、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用人單位違反法律的規定損害勞動者權益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如以暴力、威脅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危及人身安全的，勞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而且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單位。這一規定，顯然彰顯了法律對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
5.國家鼓勵穩定勞動關系，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有特權;農民工討薪有捷徑，可以直接申請法院向欠債人發出支付令。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無疑是非常有利于勞動者擁有一份長期穩定職業，完全符合我國大眾安居樂業的心理認同規律，是保證社會和諧的基本底線。由此，國家鼓勵、倡導、支持用人單位積極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要求用工企業勇敢地承擔起和諧、穩定的社會責任，積極構建長期平衡的勞資關系?！秳趧雍贤ā返?4條賦予了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三種特權：(1)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2)用人單位初次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或者國有企業改制重新訂立勞動合同時，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10年的;(3)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沒有法律規定不可訂立情形的，勞動者可要求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作為對拒簽書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第14條第三款、第82條第二款采用重典形式予以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1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合同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支付雙倍工資。為了更好地化解農民工的欠薪問題，國家在強化三方協調機制的前提下，更加重視勞動行政部門依法處理和鼓勵農民工依法申請仲裁、或者提起訴訟。除此之外，《勞動合同法》第30條進一步為勞動者指明了一條討薪捷徑：用人單位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可以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從此以后，對于單純拖欠農民工工資勞資糾紛，農民工既可憑工資欠條等關鍵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向法院直接申請支付令，勞動者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一種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法律救濟方式，以減少訴訟成本，這顯然也是《勞動合同法》立法為民宗旨的又一真實寫照!
二、對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合法權益勞動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
1.應將含有包工頭性質的勞務合同或者雇傭合同，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疇。眾所周知，包工頭們，雖說在改革開放之初曾經為激活一灘死水式的計劃經濟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健全，其又成為政府難以駕馭的一匹野馬。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報告，導致農民工欠薪問題浮出水面的根本原因，就是80%的大小包工頭曾欠過80%外來務工人員的薪金，成為許多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心中永遠的一個痛，追根溯源，大大小小的大包頭、二包頭們，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置國家勞動法律制度于不顧，是因為無論過去的《勞動法》，還是現行的《勞動合同法》，都未能將這種帶有包工頭性質的勞務合同或者雇傭合同，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疇。筆者認為，這才是最根本的要害。比如，根據《勞動合同法》第2條關于勞動合同適用范圍之規定，包工頭除符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個廣義要件之外，既不是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也不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更被排除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適用范圍之外。顯然，包工頭就成了《勞動合同法》調整范疇的灰色地帶?，F實生活中，每個包工頭的背后都影子般地跟隨著一支四處攬活的農民工隊伍，包工頭與農民工之間的實質只是勞務關系;而包工頭與用人單位之間才可以稱之謂有真正意義的勞動關系。然而，干活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卻橫亙著包工頭這一類似皮條客的中間商，由此導演了一出做工的不知道在為誰做，用工的不清楚用了誰的工的用工鬧劇，形成了一種有關系沒勞動，有勞動沒關系的特殊形態。筆者建議，努力與國際社會勞動法調整范圍不斷擴大的立法趨勢相銜接，將勞務關系或雇傭關系與勞動關系三位一體統一為勞動合同，統一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疇，從而有效防止包工頭們借雇傭合同之名而行規避勞動法規調整之實的不法行為，理應成為下一步《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必須加以思量的重大問題。
關鍵字：經濟法學研究框架
所謂研究框架，就是人們在研究活動中形成的比較定型的思維體系，包括切入點的選擇、話語形式的認同、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個學科在研究問題時慣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邏輯、從什么角度、依據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順序來分析問題。它屬于研究范式與方法的范疇，是衡量一個學科的成熟與科學程度的重要標志。法學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已探索出許多研究框架，如以“主體-客體-內容-法律事實”為要素的法律關系研究框架，以“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為要素的主體資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論證了諸多法律問題。同時，這些研究框架一直處于不斷創新的過程之中。經濟法學作為新興學科應當繼承和發揚傳統法學研究框架，同時還應當產生能對傳統法學提出批評、進行挑戰、突破其給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決傳統法學沒有提出或解決的問題。法學界盡管對經濟法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爭議，但對經濟法學作為獨立學科卻無人質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經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法學的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們對經濟法學進行回顧和總結時，只重視各種觀點、學說的綜述，對其研究框架卻缺乏必要的關注[1].本文擬從經濟法學文獻中梳理出對傳統法學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學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
經濟法學比傳統法學更加重視經濟與法律的關系，并基于這種關系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這種研究是圍繞經濟現象、經濟學、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相互關系而展開的。
（一）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與法律的關系，首先是經濟現象與法律的關系。經濟現象最直觀地反映出對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從經濟現象中得到最直觀的評價。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從觀察和分析經濟現象出發，來探求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規律。當前，應當特別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經濟秩序、經濟波動、金融危機等重大經濟現象與經濟法的關系。如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具有跨世代性、整體性、綜合性、協調性、反波動性的發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國所選擇。這一重大現象給經濟法的立法和實施帶來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我們應將環境、生態、人力資源等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納入經濟法學研究的視野，從全新角度、更大范圍、更長遠利益來考慮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決策重點和實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評價以及政府行為的作用方式等理論課題。在研究中，應注意到并非所有經濟現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來規范。能對法律起決定作用、需要由法律來著重規范的經濟現象，是常態而非短暫、定型而非臨時的現象，是由深層原因而表層原因所導致的現象。經濟法學只應研究這些經濟現象，并依據以這類現象為對象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提出法律對策。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機理，描述其過程和后果；經濟法學研究經濟現象，則主要是針對其利弊、原因和過程進行制度設計并尋求如何將其設計的制度法律化。
（二）經濟學與經濟法的關系。經濟法作為對經濟關系的“翻譯”，其“翻譯”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經濟規律的認識，這就需要依賴于作為探索經濟規律之科學的經濟學。是故，經濟學對經濟法和經濟法學來說處于本原地位。無論是抽象的經濟法基礎理論，還是具體的經濟法中制度，都體現了經濟學與法學的交融。（1）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越來越重視吸收經濟學的理論營養，運用經濟學原理來論證經濟法的存在依據、基本假設、調整范圍、宗旨（或價值取向）、主體等基本問題。如從“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理論中，得出經濟法為彌補“雙重失靈”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經濟法是確認和規范政府干預之法的本質。又如從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中，得出經濟法所確認的國家干預應當與經濟民主相伴同的適度干預。[2]（2）在經濟法具體制度的研究中，經濟學的滲透甚為普遍。①經濟立法中的許多概念，是轉用原來為了把握經濟事實而形成的概念或經濟學上的概念[3]，如公開市場操作、預算、壟斷、經營機制、產權、私營企業。闡釋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應的經濟學原理。②許多經濟法律制度建立和變遷的合理性及其內容，都需要經濟理論的支撐。如消費者的知情權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都能夠從信息不對稱理論中找到依據；又如金融立法對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或混業經營體制的選擇，也可以從當時的金融風險理論中找到解釋。③經濟法體系設計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運用經濟理論來論證。如有學者依據國家針對市場三缺陷（市場障礙、市場機制唯利性和市場被動性、滯后性）采取三調節（強制、參與和促導）的理論，將經濟法體系設計為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和國家宏觀調控法三大塊[4].而筆者根據國有投資經營是宏觀調控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經濟學原理，將國有投資經營法列入宏觀調控法之中。④經濟法律制度的運行績效，可以運用經濟理論來評價。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效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而對經濟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為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是規范經濟行為之法，運用經濟學研究經濟行為所得的結論來檢視經濟法律制度，以判斷其是否達到目的，更能客觀評價其優劣。經濟學是一門具有預測能力的學科，運用其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現行或將要制訂的經濟法律法規，既可以對經濟法的實施效果作超前預測，又可以增強經濟立法的超前性。應注意的是，經濟學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門經濟學與部門經濟法的關系中體現得尤為直接和明顯。
（三）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5].經濟與經濟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媒介的。對于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幾個層次來思考：（1）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兩者在表現形式、調整范圍、穩定程度、實施機制等方面的區別，從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別和職能分工。（2）經濟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經濟政策法律化的范圍和途徑。就范圍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說來，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長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為權宜之計的政策則不宜法律化。就途徑而言，一般指經濟政策的目標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體化，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為法律所吸收；當改革中出現立法空白領域時，某些經濟政策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必要通過執法和司法系統而直接適用。但這種“以政策代法”的現象必須從嚴控制。如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任何稅收政策想在轉化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為指導和拘束人們行為的規范。（3）經濟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①經濟法中的不確定性規范需要由相應的經濟政策增強其確定性，給當事人展示一種明確的預期，這在反壟斷法域尤為突出[6].②經濟法的執行力度受到經濟政策的嚴重影響，如美國反壟斷法在20世紀60年代因風行中小企業保護政策而執行非常嚴格，70年代卻因政策變化其執行由嚴厲走向寬松。③經濟法中存在著許多政策性語言，這雖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確定性和約束力，以致出現了所謂的“軟法”現象。這在宏觀調控立法中尤為明顯。為解決此問題，需要從立法技術層面研究“使軟法硬化”的對策。
在經濟與法律互動結合框架中，還應當注意以下問題：（1）經濟學理論向法學理論的轉化問題。這主要是如何適當淡化經濟學色彩、增加法學“濃度”，避免以經濟理論來取代法學理論的傾向。（2）經濟法學如何轉換和選擇經濟學概念的問題。應盡可能使用在經濟學界已有明確和一致含義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經濟學概念，其法學含義應同其經濟學含義相通；當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種含義的經濟學概念時，應當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釋中明確選擇其何種經濟學含義。（3）合理使用法律經濟學方法的問題。法律經濟學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是以理性人、個人主義和完全競爭為假設的，運用法律經濟學方法應當注意其在法學中的適用范圍，不宜將其用來分析一切法律問題；效益目標應在經濟法的價值目標體系中準確定位，不宜過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應當以來源于我國實踐的數據資料為基礎，不宜照搬國外的調查文獻；經濟分析工具應當盡可能從各種經濟學科中尋找，不宜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學。（4）保持法學獨立品性的問題。經濟法學在貼近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同時，應堅持自己的獨立品性。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總是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經濟政策和方針的解釋上，這種研究方法反映了經濟法學貼近生活、解釋實踐的特征，但是當其一旦走向極端，就會背離法學應有的嚴謹科學態度，顯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學本身應有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容易淪為純“政策注釋學”。
二、經濟法規體系框架
經濟法學界所提出的由市場主體法、市場規制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構成的經濟法規體系（或稱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是在整個法律體系由“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將傳統法律部門中有關經濟的法律規范，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進行重組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它體現了現代法以“經濟性”為時代精神[7]的特征。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未能充分考慮到經濟主題或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法律體系框架相比，它不僅是法律體系框架，而且還可以成為研究經濟法律問題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從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宏觀調控、社會保障這四個方面切入的。這四個切入點較完整地反映了現代法規范經濟的著力點，因而許多學者自發地利用經濟法規體系框架來研究經濟法律問題。如運用這種框架討論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問題。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經濟糾紛（即涉及經濟問題的糾紛），按照這種框架來分類，更能顯示出各種糾紛的特殊性，從而發現傳統的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兩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場主體法中的企業兼并與破產糾紛；市場規制法中的反不正當競爭糾紛、反壟斷糾紛等糾紛；宏觀調控法中的政府采購糾紛、稅務征管糾紛等糾紛；社會保障法中的社會保險糾紛、勞資糾紛等糾紛，一般都難以套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來解決，有的超出現行民事審判和行政審判的收案范圍；有的雖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的渠道解決，但成本過高。因此，設置處理這類案件的專門機構（如經濟審判庭、社會法庭），并制定相應的特別程序法，理論和實踐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審判庭的基礎上，撤銷原經濟審判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和交通運輸審判庭，相應改建成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審判格局”的機構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還可以分析其它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法律對策，例如西部開發、擴大內需、通貨膨脹（或緊縮）、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
三、“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現代經濟法是公法與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調整對象是個復雜系統，涉及多類關系、多方主體和多種行為。在該系統中，含有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和社會組織內部等多類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在屬性、要件、運行規則等諸多方面不盡相同，但又相互關聯和制約；任一主體都處于多維關系中，在不同關系中相對各方主體處于不同地位，實施的行為具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規制。傳統的法律關系理論框架有一個不可彌補的缺陷，是用權利義務來概括法律關系的內容，而權利義務概念卻涵蓋不住法律關系中的權力因素，從而使現有法律關系學說只能解釋私法關系，不能合乎邏輯地解釋公法關系。經濟法域中的社會關系，不僅有公法關系，而且還有公私法混合關系。作為主要是對私法關系（特別是交易關系）的一種理論抽象，法律關系框架對經濟法域的社會關系進行分析就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如稅收法律關系兼有權力關系和債權關系的雙重屬性，其運行過程中含有多個環節、涉及多種因素。而運用法律關系理論框架來論述稅法問題時，不僅不能實現權力關系與債權關系的有機融合，消除它們在實踐運作中的沖突[8]；而且與稅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對稅收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稅制要素分析框架實質上就是“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我們注意到，現代經濟立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招標投標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關系框架，而是以主體、行為和責任作為其基本要素來進行設計的。這種框架實際上對各個法律部門都通用。對經濟法律制度的具體內容和結構進行研究時，也應以“主體-行為-責任”框架為主、法律關系框架為輔。
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中，主體理論一般應回答以下問題：（1）給主體定位。將主體置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綜合其在所處多維關系中的主體資格，對其進行全方位、寬口徑定位，如既在實體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場規制中定位，也在宏觀調控中定位；既在市場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場競爭中定位。同時還應當考慮到在經濟社會大系統中主體定位所受到的諸如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加入WTO）、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制約因素。（2）確定主體資格。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體資格的必備條件（包括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和方式，特定主體資格的內涵和內容構成，特定主體資格與相關主體資格的關系，以及法律主體與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等等。（3）設定主體體系框架。這主要研究一定體制下主體的法律形態，并按不同標準對主體進行分類，以凸顯其具體人格，并展示其對不同方位相對人的權利（權力）、義務（責任）。依主體的職能，主體一般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工商者業團體、消費者團體、勞動者團體、職業介紹所、商業銀行等社會中間層主體；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4）評價和選擇主體立法模式。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門關于主體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現行立法體例的特點和利弊，在既定體制下選擇適當的立法模式。
行為理論主要是研究宏觀調控行為、市場規制行為、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具體行為的運行規則，其中以行為的屬性、內容、形式、目標、效力等要素為重點。值得強調的是，經濟法域中的行為具有多樣性，各種行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異質性多而同質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為則不然-盡管民事行為和行政行為種類繁多，但各類行為之間同質性多而異質性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抽象出涵蓋經濟法域各種行為的一般行為理論，一則難以同民事法律行為理論或行政法律行為理論相區別，二則可操作性不強，無助于各類行為的制度設計。因而，經濟法中的行為理論，與其仿效民商法學或行政法學研究各種行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為理論（如經濟法律行為理論、政府經濟行為理論），倒不如著力分別研究各類行為的一般理論，為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市場競爭、市場交易等類行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鑒于宏觀調控行為和市場規制行為既具有行政行為的形式，又具有經濟行為的內容，我們在研究時，必須注意其內容和形式的對立統一；而市場競爭行為和市場交易行為等市場行為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相對競爭對手、交易對象等市場相對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為，另一方面是相對調控者或規制者等而言的市場對策行為[9].在研究市場行為時，既要研究其雙重屬性的區別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為市場對策行為的特殊性。
責任理論一般應研究三個問題：（1）責任形式的確定。既要研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在經濟法域中運用的特點，也要研究經濟法域中出現的專業性制裁、道義責任、政治責任等新型責任形式。（2）責任形式的組合。既以主體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如企業、社會中間層主體、政府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也以行為為中心來研究各種責任形式的組合，即分別研究市場規制、宏觀調控等制度中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其它責任的組合。（3）立法模式的選擇。既要研究經濟法律法規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規定經濟法域中的法律責任，也要研究經濟法體系內各部門如何就法律責任進行立法分工和協調。
特別指出的是，許多經濟法學著作將經濟法律關系理論作為經濟法總論的主要內容，但這種套用的民事法律關系理論變種只適宜于象民事法律關系那樣內在結構簡單的法律關系，對于內在結構復雜多樣的經濟法律關系卻顯得過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論中由于對制度設計幫助不大而不便適用。鑒于法理學界已有以權利與權力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嘗試[10]，我們建議在經濟法學中嘗試采用“主體-行為-責任”框架，因為其中的主體、行為、責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體的制度設計。
四、“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
我國法學界近年來盛行著“政府-市場”（或“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研究框架。這體現在如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法與私法，權力與權利等方面。在經濟轉軌時期，政府和市場都處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狀態，市場“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場“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運用這種框架來分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時，普適性受到局限。實踐表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它們往往通過一定的中介實現互動。在現代社會，非政府公共組織大量涌現，其在政府與市場互動構架中的地位日趨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擔的某些職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場主體享有的某些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未能完全彌補的“市場缺陷”和市場未能彌補的“政府缺陷”，已成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中“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而“政府-市場”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這種現實。正是在此意義上，“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是對“政府-市場”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場”相關聯的研究優勢，又引導人們在宏觀大背景下把握經濟法的社會公共性[11].這種框架已在現行立法有較多體現。如《證券法》（1998年）中的“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消費者協會-消費者和經營者”框架；《產品質量法》（1993年）中的“產品質量技術監督等行政部門-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質量管理協會、消費者協會-消費者、用戶、生產商、銷售商”框架；《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國有資產投資機構-公司和國有企業（這里指尚未改造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框架；《勞動法》（1994年）、《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2001年）等法律法規中的“勞動行政部門-職業介紹所-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框架；《注冊會計師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財政部門-注冊會計師協會-注冊會計師”框架?？傊?，在這種經濟法主體體系框架中，政府主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社會中間層主體[12]包括社團類主體（如工商業者團體、消費者團體等）、交易中介類主體（如產權交易所、拍賣行等）、經濟鑒證類主體（如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和經濟調節類主體（如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等），市場主體包括投資者、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
運用該框架進行研究，至少應注意：（1）研究框架的適用范圍。這種框架不一定適用于任一經濟法律問題的研究，但對主體研究具有優勢。其適用重點應置于主體的制度設計。（2）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缺陷。社會中間層主體同政府一樣，具有內部性，存在缺陷。我們既要研究社會中間層主體缺陷的表現和原因，也要研究彌補這種缺陷的對策，如研究政府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適度監管，以及市場主體對社會中間層主體的制約。（3）不同社會中間層主體與政府、市場間的互動。社會中間層主體有多種類型，各自職能和任務以及與政府、市場主體的關系不盡相同。在探討這種互動關系的共性的同時，必須分別研究各種互動關系的個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過渡。我國現階段社會中間層主體缺位、錯位、越位狀態并存，不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們應當以“三元框架”為目標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時，研究如何培育社會中間層主體及其與“二元框架”的銜接，探討“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過渡的路徑。
五、法益主體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的利益。各個法律部門都基于一定范圍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協調各種相互沖突或重疊的利益為己任，而這種協調須以明晰法益主體為前提。經濟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復雜的利益結構，明晰其法益主體，需要運用多種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幾種更有特殊意義：
（一）歸屬主體-代表（或實現，下同）主體框架。其要點包括：（1）法益主體可以分法益歸屬主體與法益代表主體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的主體有時一致，有時并不一致。換言之，歸屬主體的利益有時由自己代表，有時由他人代表。如個人利益，其歸屬主體是個人，一般由個人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機構來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其歸屬主體是社會公眾，一般由政府來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個人或非政府公共組織來代表。（2）歸屬主體有單個歸屬主體和共同歸屬主體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東權益和勞動法中的勞動者權益都可以作自益權與共益權的區分。（3）代表主體有一元代表主體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體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訴訟中，只有與案件審理結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才能成為訴訟當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費者協會支持消費者提訟的案件中，消費者協會和消費者都是代表主體。（4）關于歸屬主體與代表主體的關系，存在著兩者統一的自我代表模式、兩者不統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與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訴訟中的自訴；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訴訟中的公訴，在這里公訴既實現受害人利益，也實現公眾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訴“富平春”酒廠案中，王英作為原告提出人身傷害賠償和在產品標簽上作警示標注兩項訴訟請求，前項請求是實現自我利益，后項請求是實現公眾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還可以分為形式代表模式和實質代表模式。如在國有公司中，董事長在法律上是國有資產的代表，但這僅是一種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當其行為符合國有資產利益時才是實質上的國有資產代表。實踐中存在著許多國有資產代表實施的違背國有資產利益的行為，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產權虛置”、“產權不明晰”之說?？梢姡剐问酱磙D化為實質代表，存在諸多制約因素。
（二）當事人-相關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可分為同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和異質當事人間的關系。后者包括強弱當事人間的關系、個人與組織間的關系、行業與區域間的關系、市場主體與特定行業或區域間的關系等等。（2）相關人依不同標準，可分別作出特定相關人和不特定相關人（公眾）、直接相關人與間接相關人、顯性相關人與隱性相關人、當代相關人與后代相關人、相當個人與相關組織（行業、區域）等分類。（3）當事人與相關人的關系是社會關系內部與外部的關系。處于經濟社會大系統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和各種利益主體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這是共生理念的體現。因而，法律在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不能只是關注內部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應當考慮到當事人與相關人間的利益配置。如在考慮股東利益時，至少還應當考慮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還應當考慮供應商、相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周邊的社會成員等等相關人。（4）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劃分是相對的。例如，在構成同業競爭的甲、乙兩個企業與消費之間，就競爭關系而言，甲、乙企業為當事人，消費者則為相關人；就消費購買關系而言，消費者與其中某企業為當事人，另一企業則為相關人。相關人一般可以劃分為自然人、法人和社會公眾，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當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當事人與相關人的相互影響有大小、正負和主客觀之分。如果影響微小，可以忽略不計，無須考慮相關人問題。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就是對這種正負影響的最好說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創造發明，負外部性如環境污染。這種外部效應既可能是主觀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觀形成的。（6）當事人與相關人的利益協調。就協調內容而言，有補償和限制兩方面。補償即針對當事人與相關人之間的正負影響而采取相應的利益彌補措施，對產生負面影響者增加其負擔，如征收排污費、收取容器或包裝物回收押金；對產生正面影響者增加其收益，如貸款扶持、財政補貼。限制即對產生負面影響者的行為自由給予適當限制，如頒布許可證、監督檢查。就協調方式而言，有協商（如勞資集體談判）、參與（如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獨立董事、壟斷企業的價格聽證）、訴訟（如賦予職業團體對職業者的支持權）、政府干預（如征稅、市場準入）等多種方式。在追究法律責任時，對主觀制造負面影響者實行過錯責任（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者）或嚴格責任（如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者），對客觀形成負面影響者（如環境污染損害者）實行無過錯責任。
（三）當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點包括：（1）代際關系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關系。當人類社會選擇可持續發展作為其發展模式時，代際利益配置的重要意義才凸顯出來。（2）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地位差別，當代人的優勢在于擁有后代人“缺位”時對資源的壟斷和先占。因而，具有“經濟人”屬性的當代人會損害后代利益?；诳沙掷m發展的目的，當代人對后代人必須承擔不損害后展而為后展創造條件的責任。這也決定了經濟法在調整手段上要創新，不僅要“治于已然”，更要著重“防于未然”，法律調整的功能必須向前、向未來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續競爭力。（3）當代人對后代人承擔責任的實現方式?！敖洕恕睂傩詴Ξ敶讼蚝蟠酥鲃樱ɑ蜃杂X）承擔責任造成障礙，而后代人又處于“缺位”狀態。這就需要當代人中有人充當后代利益代表，構建代際利益協調機制。實踐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組織來充當后代利益代表較為理想，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由個人來充當這種代表。政府應將后代利益納入其目標體系，組織和動員當代各種資源，為后展創造條件；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給予禁止、限制和懲罰；對有利于后展的行為給予鼓勵和支持。政府還應支持民間成立各種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組織；賦予各種非政府公共機構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會責任；等等。當然，民間主體作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應的訴訟主體資格作保障。但依我國現行立法，當代主體對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時無權提訟。而有些國家已有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賓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個判決中承認42名兒童代表他們自己和未來世代對損害健康環境者的資格。[14]因此，我國立法也應賦予當代人為后代利益而的資格，而不論損害后代利益的行為與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關系或法律上利害關系。
六、比較框架
比較研究對于面向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法和作為新興學科的經濟法學來說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過“異中求同”、“同中求異”，評價優劣利弊，綜合衡量解決問題和制度設計的各種方案，并結合本國的實際作出抉擇。基于此，運用比較研究框架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一）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經濟法是現代興起的法律部門。對其進行定位時，首先應處理好與傳統法律部門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只有通過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的聯系與區別，一直是經濟法學的研究熱點。這在其他法學領域是不多見的。但這種比較，較多地集中在總論層次，而未深入到具體制度層次；較多地研究部門法間的區別，而忽視了部門法間的聯系；較多地作表層（如法律現象）的比較，而忽視了對深層（如法律現象的經濟社會基礎）的比較；較多地對民商法、行政法與經濟法作比較，而忽視了社會法（如勞動法）與經濟法的比較。這些都是在對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作比較研究時應當克服的缺陷。
（二）經濟法的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在經濟法比較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重視國際比較而忽視了中國的區際（大陸與臺灣、香港、澳門）比較。在一國四法域的中國，大陸有著中華法系、社會主義法系的傳統，臺灣地區和澳門地區有著大陸法系的傳統，香港地區有著英美法系的傳統；并且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還具有經濟發達、市場經濟成熟的特點。這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因而，這種區際比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較，也包含了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成熟市場經濟與欠成熟市場經濟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較，還包含了外國法在中國不同區域本土化的比較；既體現了世界性，也體現了中國特色。所以，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應當并重。在國際比較中，要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來選擇可比性較強的國家進行比較。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大國的、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有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選擇發展中國家、大國、體制轉型國家、東方國家作為比較對象，更能借重他國既有的法制經驗、學說與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為問題探討的理論基礎，尋求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特點的法律對策。在加入WTO后，中國法律變遷面臨著既要與WTO規則接軌，又要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的雙重任務。鑒于WTO規則受發達國家主導的既成事實，應當重視與英美、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法制作比較研究，從中尋求我國經濟法如何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的接軌方案。為了盡可能減小這種接軌所帶來的負效應，還應當重視與WTO成員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法制進行比較研究，吸取其在應對沖擊、保護本國利益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尋求我國如何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WTO以及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規則的路徑。
（三）經濟法的“法條-背景-效果”比較。法律比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鑒和移植。因而，既要對法條本身進行比較，還要對隱匿于法條背后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法條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進行比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況下，才可考慮是否借鑒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鑒或移植。否則，就難免盲目借鑒或移植，導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相結合框架
法的可訴性是指法律規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體請求法律公設的機構（特別是法院和仲裁機構）通過爭議解決程序（特別是訴訟程序）用來判斷糾紛的屬性。法的不可訴性則是指法律規范不具有可訴性。應當注意的是，法的可訴性不同于權利的可救濟性。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真正的權利。但救濟的途徑除了訴訟、仲裁外，還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沒有履行《勞動法》第10條規定的“通過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就業條件，擴大就業機會”的職責時，失業者雖然不可能通過對政府提訟的方式獲得救濟，但可以從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獲得救濟。事實上，經濟法領域存在突出的可訴性不強的問題。具體而言，在市場規制法領域，如依《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第3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而當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訟。又如該法第4條雖然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保護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社會監督”，但法律并沒有賦予一切組織和個人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向法院的權利。在宏觀調控法領域，如《中國人民銀行法》（1995年）第4條雖然規定了中國人民銀行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發行人民幣，經理國庫，負責金融業的統計、調查、分析和預測的職責。而當中國人民銀行未能完全履行這些職責時，法律沒有規定能對其提訟。又如依《預算法》（1995年）第3條和第13條的規定，各級政府對實現本級預算的收支平衡負有職責，但當政府未經依法批準甚至變更預算未能實現收支平衡時，雖然該法第73條作了可以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追究行政責任的規定，但沒有作出對該政府提訟的規定。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既要研究可訴性規范，也要研究不可訴性規范，還要研究這兩種規范的聯系，避免對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人為割裂。
經濟法的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評估經濟法可訴性的效果。即對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在經濟法域的適用效果進行分析，著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彌補經濟法可訴性缺陷的對策?？勺鲀煞N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使其與一般的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二是構建獨立于民訴、行訴和刑訴制度的經濟訴訟制度，使其與民事訴訟制度、行政訴訟制度和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合[15].同時應當對這兩種思路的制度設計進行比較研究，探求增強經濟法可訴性的可行方案。（3）相關問題的探討，如經濟審判庭的存廢、勞動（或社會）法院的建立；等等。
經濟法的不可訴性規范研究應當關注以下問題：（1）不可訴性的現狀、成因及評價。在分析其現狀時，應注意有的法律規范理論上本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16]；有的確實既不具備可訴的理論條件也不具有可訴的法定條件。對其進行評價時，既要看到不可訴性由于減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對經濟法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帶來的消極影響，又要看到因訴訟成本的不斷增加導致訴訟外救濟方式日趨增多的現代趨勢，從而正確認識經濟法中不可訴性存在的合理性。（2）彌補不可訴性的對策。對本應可訴但因法律沒有規定可訴而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其如何向可訴性規范轉化；對客觀上本不可訴的規范，應研究如何確定其合理范圍，并通過訴訟外救濟方式來保障其功能的實現。
正因為經濟法兼有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在進行案例研究時，不能只限于審判案例研究，還應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審判案例研究雖然通過對案件的分析來尋求和彌補法律漏洞從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訴性規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論案”的基礎上作出“就法論法”的建議。制度案例研究則是通過對某種具體制度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評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應的制度設計。這種研究突破了可訴性規范的范圍，將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聯系起來作整體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論法”的傳統研究格局，將法律置于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的大系統中展開研究。經濟法作為現代法，與傳統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于不可訴性的規范較多。經濟法學應當比傳統法學更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體制轉型時期，制度的創新或重新設計更為頻繁，強調經濟法學重視制度案例研究尤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異是由于人們選取的角度、坐標以及分析的側重點不同而造成的，無所謂孰優孰劣。任何一種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但沒有哪一種框架足以達到對問題的全面認識，還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們對研究框架歸納和選取受到了認知目的、知識結構、觀察視野、占有文獻等相關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相信，這些框架來源于現代研究活動，因而具有時代意義。理論的進步需要有方法的協力。經濟法學的不成熟，在某種意義上在于缺乏有力而嚴謹的分析工具，特別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夠適應性的研究框架。加強對經濟法學研究框架的總結和探索，有助于我國經濟法學走向成熟！
注釋：
[1]代表性論文有張守文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前瞻》（載楊紫烜主編：《經濟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王艷林、趙雄的《中國經濟法學的回顧與展望》（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2卷，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張曉君的《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成就、缺陷與展望》（《現代法學》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魯籬：《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兒：《現代經濟法入門》，謝次昌譯，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4]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滿達人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張宏森、王全興主編：《中國經濟法原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頁；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頁；等等。
[6]關于法律的不確定性研究，可參見沈敏榮：《法律的不確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國學者海德曼（Hedemann）認為，法學研究應注意時代的精神，現代社會以“經濟性”為其時代精神，“經濟性”就是現代法的特征；具有這種現代法的特征，滲透著現代的經濟精神的法就是經濟法。海德曼的觀點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經濟法的基本特征》一書中。
[8]張守文：《稅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
[9]張守文：《略論經濟法上的調制行為》，《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10]參見童之偉：《法權與》，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參見王保樹主編的《經濟法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關論述。
[12]關于社會中間層主體的研究詳見王全興、管斌：《社會中間層主體研究》，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5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評說白酒標簽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絲：《公平地對待未來人類》，汪勁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
面對諸如PX等特殊項目，行政機關應如何實施行政活動才能避免公眾不滿，既能促進經濟發展，亦能保證行政目的得以實現。分析PX事件的整個發展脈絡，可以得知正是由于以下行政制度的不完善才釀成一次次惡果。
（一）行政參與制度與“茂名PX事件”的切合點
PX是一種重要的基礎化工產品，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之一。PX事件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公眾對PX的不熟悉，甚至誤認為是高危高毒產品，事實并非如此，這也引起了轟轟烈烈的百度百科詞條保衛戰。訛譹正因為群眾對化工項目的不理解，對行政活動的陌生，才導致面對PX項目時的恐慌、亢奮甚至反抗局面。因此，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項目在開展時，行政機關應廣泛聽取群眾意見，讓群眾深入了解每個行政行為的原因及過程，切實落實行政參與制度。公民參與到行政中來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概念，但作為一種行政管理模式在世界范圍內也是近幾十年的事情。行政參與就是行政活動建立在與行政相對人充分對話的基礎上，該制度的落實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實現，比如增加行政決策的有效性、緩和公民和行政機關的沖突、提高公眾文化素質、減少權力尋租現象。但現行行政參與制度并未達到預期效果，應從以下兩方面完善：
1.提高公眾參與意識
我國公民普遍缺乏參與行政的意識，沒有行政的主動性。同時，一些行政人員十分排斥公眾參與行政，不能接納公眾的參與行為，兩者之間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這就有必要通過法律的形式肯定公眾行政參與的重要性，從而間接引導和提高公眾參與行政的意識。
2.參與制度的細化
我國目前有關行政參與制度的法律規定十分有限、范圍相當狹窄、規定過于抽象。就行政參與的具體方式、參與程度、參與費用的分擔、參與不當的責任承擔等一系列問題無相應規定。這就使得行政參與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完善具體制度對行政參與的充分實現意義深遠。
（二）合理行政原則與“茂名PX事件”的切合點
合理行政是在合法行政基礎之上對行政機關更高層次的要求，旨在保障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并在行政活動中做到公平、公正、理性，排除不相干因素的干擾，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具體到“茂名PX事件”，有關部門應在法律法規授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相關決策，并多方聽取意見，從宏觀和微觀角度進行利益權衡，公正、客觀、合理的作出行政行為。合理行政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廣泛存在，一方面，正確、理性、適度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可以彌補制定法的不足，促使行政目的的最終實現；另一方面，正如孟德斯鳩所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若不對行政自由裁量權有效限制，則很可能出現濫用權力的情況?；诖耍覀兛梢詮囊韵聝煞矫娓纳坪侠硇姓南嚓P制度：
1.完善相應保障機制
公民權利受到行政機關侵犯時，可以選擇復議或訴訟救濟。但針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行為，由于復議機關與被復議機關存在隸屬或其他利益關系，復議機關很難做出公正裁判，行政復議的局限性十分明顯。就訴訟途徑而言，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了司法機關對行政合法性的審查權，但對行政合理性的審查基本沒有涉及。雖然《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對于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這一條賦予法院對行政合理性的有限審查權，但未明確何為顯失公正，缺乏可操作性。同時，法條規定的是法院“可以”判決變更，未做強制規定，法院在利益權衡下一般都不會變更。因此，筆者認為應通過立法賦予法院適當的行政合理性審查權，擴大司法權對行政行為的審查范圍，但這并不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恣意干預，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的大框架沒有改變，只是在這一大前提下做的制度創新。
2.淡化官本位意識
雖然法律條款規定了行政機關的告知義務，但在官本位意識的影響下行政行為無需說明理由成了普遍現象。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指出：“只有當允許互動即直接或間接靠交往達成的溝通存在的時候，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才是合理的”。該理論運用到行政法領域就要求行政機關在無偏見的基礎上，具備聽取意見和說明理由的程序，與行政相對人形成良性互動。具體而言，有必要在立法層面強化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的說明理由義務，并對說明理由的范圍、內容、方式及時間作出細致規定，逐漸淡化行政主體“官本位”意識，取而代之的是形成說明理由的行為模式。
二、經濟法視角下的“茂名PX事件”
“茂名PX事件”發生的原因多樣，那么，解決辦法也應多元化。前文已分析了行政法視角下的解決措施，在經濟法視角下，作為直接受益者的企業在享受高科技帶來經濟回報的同時，也應擔負起對社會的責任。
（一）企業社會責任存在的必要性
1.權利義務一致性的要求
馬克思曾說過：“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這句論斷充分揭示了權利義務的對立統一關系，權利的享有有利于義務的履行，義務的履行保障權利的享有。簡而言之，權利和義務相伴相生，基于該法理，企業在享受行政機關賦予的某些權利所帶來的高額利益時，也應主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做到權利義務的協調實現。
2.社會本位原則的要求
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企業的重要性日趨明顯，這也促使其目標的傳統定位有所轉變，即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義務?！敖洕鷮W之父”亞當•斯密(AdamSmith)曾提出，“社會的財富如果不被全社會所共享，那么這個社會就不穩定”。我們知道，經濟法的目標之一就是維護市場秩序穩定，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有必要強化企業的“社會人”屬性，引導企業破除狹隘的個體利益，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從而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最終預防或消除企業的自發性、逐利性、滯后性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
由于企業利益相關者極為廣泛，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很難明確界定。一般而言，企業社會責任包括企業對消費者、對環境和資源保護、對雇員、對債權人等的責任，結合本文所涉案例，重點論述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責任。某些企業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對環境一定程度污染之上，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一方面對環境造成污染，一方面卻因生產獲得可觀利益，基于權利義務的相對性，企業有義務改進技術降低對環境的污染，并對潛在受害者給付相應經濟補償。環境保護，不僅關系到當代人利益，也對子孫后代的發展至關重要，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樹立企業的環境責任意識，促使其選擇對公眾危害程度最小的生產方式，并積極采取各種補償措施，這樣可以減少公眾與企業、公眾與行政機關的摩擦，引導企業良性運行，并獲得消費者信賴，也有利于行政活動的順利開展。
（三）企業社會責任面臨的問題
1.企業社會責任范圍的界定
企業社會責任包含道德意義上和法律意義上兩個層面，我國法律尚未對道德意義上的企業責任范圍、負責對象做強制性規定，這就給企業規避義務提供了機會，導致企業社會責任主體缺位。在“茂名PX事件”中，若法律強制規定企業有義務舉辦項目相關知識講座、工廠實地參觀、補償消費者利益，PX項目開展的阻力也會隨之減少。
2.企業社會責任和利潤最大化的矛盾
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而社會責任的承擔必定要求企業巨額經濟付出，兩者在極端情形下存在矛盾。企業盲目追求利潤最大化，不承擔社會責任，忽視公共利益的存在，必然破壞公平競爭秩序；若對企業過嚴管制，施以過多社會責任，要求其承擔龐大經濟負擔，違背“經濟人”屬性，則不利于調動生產積極性，影響企業發展。基于此，如何在企業社會責任和利潤最大化兩者間尋找最佳平衡點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結語
關鍵詞：民商法；經濟法；合作前景
民商法和經濟法作為市場經濟兩大基本法，有區別也有聯系。一直以來，法學界不少學者對二者界限爭論不休。不可否認，這類爭辯大大促進了兩法在各自領域的縱深發展。但是，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者的交流與合作呢？我國立法宗旨是促進社會發展，保障人民生活。我們在劃清界限的同時，是否還可以想想二者如何合作起來，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建設呢？
一、二者合作的必要性
1、經濟基礎的法律需求
法作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對我國經濟建設具有積極的作用。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自身特點不僅要求有完善的直接調整市場關系的法制，也要求有健全的維護社會秩序和創造良好社會生態環境的法制；市場主體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障，市場活動需要法律規范，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需要法律規制。市場經濟的運行對法律理論和法律適用有著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需求。
市場經濟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手段，市場經濟活動是市場主體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在市場中進行的競爭活動，它要求有一種能正確處理市場主體、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競爭規則，以保證市場競爭的有序化和效益最大化。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有賴于合理的微觀經濟結構，還有賴于合理的宏觀經濟結構。就秩序而言，前者表現為自由、公平競爭的秩序，后者表現為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而建立的宏觀經濟秩序。民商法運用其固有的平權自主和等價有償的程序和方法，調整平等主體進入市場產生的商品交換關系，即橫向的經濟關系，因此，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是以民商法為基礎的。但是，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不可能自然形成，市場自我調節有著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它不可能通曉宏觀經濟狀況，比如由于成本條件和對競爭的限制，往往產生不正當競爭的行為，而且市場的調節是事后調節，容易導致信息不通，人們在經營決策上難免存在盲目性，僅靠市場機制是不能維持經濟總量平衡的，必須存在政府的適度干預與引導，經濟法就是主要調整經濟管理這類縱向經濟關系的。民商法能調動市場積極性；經濟法則能克服市場盲目性。二者通力合作，一個規范且活躍的市場便會形成。
2、政治環境的影響
我國政治體制是民主集中制，這是由我國經濟體制決定的，同時又對經濟法規產生一定的指導作用。市場主體享有民，自由地進行市場交易；同時，國家也集中統一地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縱向指引，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它決定了政治體制必須給予市場主體一定的民主人權，同時也要對其集中管理。政治體制體現于政策法規，就要求自由民主的民商法和集中統一的經濟法能夠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管理好我國市場，促進民主集中制的縱深發展。
3、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先有了發達的民商法，而后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了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我國從1949年起，由于社會主義集中經濟觀念的指導，推行了國家經濟計劃，蘇聯的國家計劃經濟理論被完全繼受下來，這一時期民法生活遭到壓制甚至破壞，導致我國商品經濟不發達，平等主體之間的財商關系不發展。。因此，不可能有現代意義的、完善的民商法制度。同時，計劃經濟以指令為動作的權威手段，也未采用真正意義的法律形式，因而也沒有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我國從1979年起，開始經濟改革，發展市場經濟，完善民法和建立經濟法律制度的任務幾乎同時提出。但是，當時國家經濟法理論仍方興未艾，對興起的民法理論開始批判，一度形成民法、經濟法之爭，這場爭論逐漸因計劃經濟失去歷史舞臺日益向有利于民法的方向傾斜。隨著社會不斷發展，我國經濟也逐步進入世界軌道，向市場經濟轉化，當然，法制也應不斷變化以適應經濟的發展。在新世紀的今天，我國經濟已有了迅猛發展，我國法學界出現了由國家經濟法理論向社會經濟法轉變的現象，法律理論已趨成熟，迫切要求兩法在“各事其主”的基礎上著眼于社會大局，緊密聯合。
4、法律自身的融合
“法律的功能蘊含于實現法律價值目標所必要的法律調整方法之中，法律的作用由法律調整方法的實際運用和效果所顯露?！彪m然兩法價值目標在不同法律部門中的內涵、要求、重要程度、地位、組合體系等均有區別，但是，二者也有通用原則。一般認為，民商法中的“誠實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條款，是民商法和經濟法的連結點和分界線，一邊是經濟法以維持整體和自由公正的社會經濟秩序為己任，調整社會公共管理關系、反對濫用權利、強調競爭的自由與公平的統一；一邊是民商法對此良好環境下自由從事活動之主體行為加以規范、確認市場主體的自由和權利。兩者是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法。正因為這樣，二者之間更應相互兼顧和依存，共同對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起到統領、凝集和指導作用。
二、二者合作的可能性（條件）
1、調整范圍交叉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都覆蓋全社會，它們各自適用的范圍涉及于整個市場。民商法以私法功能為主、公法功能為輔，著重與市場調節相對應，運用其固有的平權自主和等價有償的程序和方法，調整公民、法人進入市場產生的商品交換關系；經濟法則以公法功能為主、私法功能為輔，著重與國家干預和社會協調相對應，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體現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國民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能達到科學地組織社會生產力，經常地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以促使我國國民經濟逐步地走上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良性循環軌道。鑒于二者的交叉關系，更應在兩法之間和各自內部合理配置法律調整方法，合理設計其過程，在各自調整范圍內完善自己的同時，彌補對方留下的“法律空白”，使兩法的積極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消極作用得以盡可能抑制。
2、職能互補
民商法是市場經濟常態性法律，多是通過其任意性規范，體現“無形之手”的要求，強調市場機制的內部化，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它注重市場主體的個別利益的實現；經濟法則是非常態性法律，通過強制性規范，強調市場機制外在化，解決市場失靈，經濟法調整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強調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民商法立足于個體利益，僅要求市場行為不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對于限制甚至犧牲自己利益去滿足他人利益，少有法條予以具體化；而這在經濟法中不再只是一種理想，道德化法律條款比比皆是，具體明確地要求市場主體限制或犧牲個人利益，真正體現謀求社會的整體公平。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以現代市場經濟為條件，只有當市場經濟的發展不能只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或者說不能只依賴于民商法給予保障時，經濟法才有產生之必要。經濟法的規定往往是對不當行使民事權利的干預和糾正。然而，經濟法的產生，并不意味著民商法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或退居其次，相反，現代市場經濟依然需要民商法的不斷發展與完善。
3、原則共享
由于兩法最終價值取向相同，即建立一個公平、自由、平等的交易秩序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實現社會實質正義，因而兩法的某些原則具有一致性，如市場主體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公平競爭、講究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則共享在一定條件下促進了具體制度和調整方法的通用，如近年來在經濟法規中出現的經營權的法律概念為民商法所接受，法人制度在兩法體系中均有其特定地位，民事責任也成為經濟法的一種法律責任形式等現象，便是最好的例證。
4、取向相同
現代民商法發展實踐表明，民商法的私法公法化已成為民商法發展的潮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片面強調民法是私法的舊觀念，不利于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理解，更不利于民商法對市場經濟進行有效的法律調整。現代民法正致力于從個人本位轉向社會本位；另一方面，經濟法也同樣在為消除法規中的集中痕跡而不懈努力，經濟法乃公私兼容的法律規范，在緊密聯系國家干預與推動經濟的同時，著手賦予市場主體更多的民主與自由。
三、二者合作的現實途徑
1、調整范圍的相互結合
（1）市場主體制度的兩法結合
市場主體依其自主意志為商品交易行為，此乃商品經濟及其形態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民商法堅持和體現意思自治的精神，為市場主體自主地進行商品交易提供一般規范；經濟法基于維護全局和長遠利益的考慮，為市場主體在商品交易活動中的自由意志設定必要界限，在鼓勵發展市場主體的意思自治的同時，也反對絕對的意思自治。為此，對于大量一般性的企業（公民）的經濟活動，國家將確立他們作為獨立商品生產經營者的地位，維護其充分的經營自，國家對其管理，主要是完善民商立法，制定他們從事經濟活動、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規則，保障市場機制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經濟法則應主要圍繞國家對各獨立生產經營主體進行協調、監督和服務方面作出規定。
（2）市場運行制度的兩法結合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運行過程中也會不斷發生與社會經濟變化不平衡的現象，這就需要調節和修復。有效的市場秩序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市場主體內在的自我調控與自我穩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源于社會的外部控制性力量。由此，民商法和經濟法都有其大展身手之處。在市場經濟中，國家投資的重點應在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或在國民經濟中比較薄弱的、民間資本不愿和無力進入的行業，經濟法將在這方面作出規定。對于大量一般性行業，國家不必參與競爭，這樣國有企業的比重將有所下降，由社會資本投資的企業比重將有所上升，這將使民商法適用范圍進一步擴大。總之，民商法通過平等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從內部維護公平與交易安全；經濟法則基于市場秩序規制法，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貫徹某種特定的經濟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
（3）宏觀調控制度的交融
宏觀調控的主體是國家，這就決定了它主要由經濟法予以規范，但是，民商法并非不起作用。民商法在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的過程中，可以及時反映市場信息和市場動態，促使相關部門運用或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去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國家的工作重點在于宏觀決策，規范、組織、協調、監督社會經濟活動，建立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等等，經濟法在這些領域將加強和發揮重要作用。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將主要依照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進行，國家需要更多地采用民商法的方法去實現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另外，兩法還可以在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擴大對外經濟合作，促進國際交流等諸多領域共同發揮作用。
2、調整方法的相互借鑒
民商法主要以非權力的、私法的手段調整經濟關系，它所采用的調節機制是平等主體自我調節機制，通過民商事主體的單獨意思表示或多個的獨立意思表示，獨立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實現自我保護、自我約束，從而自我承擔責任。但是，當平等主體無法僅靠私力解決糾紛時，就需要國家公共權力的介入，對在經濟生活中一些特殊主體的民商事活動加以限制。比如，現代企業組織的出現，就產生了不平衡的經濟生活，一方面是強勢的企業組織，另一方面是弱勢的勞工和消費者個體，企業組織的行為往往會不公平地損害不特定的對立個體的利益，如市場競爭環境利益、勞工平等保護利益、消費者公平和安全消費利益等，所以對企業的經濟行為，不能仍像以前那樣僅由民法從自治利益角度進行規范，而應從保護社會利益的角度加以一定的約束和調控。因此，民商法在現代社會并不反對社會經濟法，恰恰相反，在涉及社會利益這一領域，民商法需要經濟法發揮作用，以保證民商法的理想不至于落空。而經濟法不能只有國家直接的強制干預，還必須在一定條件下采取私法的手段，我國現在實行今后還將繼續實行的國債制度、政府采購制度、國家投資制度等，就其實質而言，都體現了國家以法律主體的身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
民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市場機制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來說，沒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肯定不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但如果沒有市場機制或者是一個缺乏民法基礎的市場機制，那么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民商法和經濟法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相輔相承，不可截然分開，它們都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必不可少的經濟法律。因此，加強民商法與經濟法的相互聯系、相互合作，既是必須的，也是可行的。
參考文獻：
[1]王全興、管斌民商法與經濟法關系論綱[M]。
[2]王保樹。經濟法原理[M]。
【關鍵詞】法權結構；現代經濟法；權力；權利
【正文】
一、法權結構的界定
1．法權結構中的“法”。法權結構中的“法”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主體認知的“法”，主要是從學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學者對規則及制度的價值追求、一般民眾對于規則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體現為學理性的著述、大眾的信念；二是法律規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國家機關、國家授權機關制定或認可的規范性文件；三是現實表現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動者實際確立、維護并遵守的實踐規則。以上三個層面分別構成法權結構的不同形態：應然態、法定態和實然態。[1]
2．權力和權利。根據政治哲學和社會學晚近的研究成果，權力更強調一種“控制權”，而權利則意指一種“行動的自由”。[2]權力和權利的本質利益屬性，也不再局限于單純的經濟利益或資源，而擴大到了幾乎一切形式的資源。在當今社會，由于資源形式多樣且數量巨大，任何公民個人、團體、國家機關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資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獲得了廣泛的同意，自然就會產生強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時，權力與權利除了數量上的比例關系，還存在其他多種形式的關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響、二者在一定的社會情勢下發生的互相轉化、二者在具體場域中的不同組合，等等。
總體而言，權利與權力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極端：互侵與互動。所謂“互侵”，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單極化的權力（國家權力）對個體權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個體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反對或者武力反抗，以及個體權利對原屬于公共權力領域的侵犯。所謂“互動”，同樣是從兩個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權力（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和團體權利的尊重與信任；二是指有組織的、自治的社會個體權利和團體權利對公共權力（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監督與信從（一種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礎之上的配合與服從）。一般說來，法權結構不是靜態的，而是常處于變動不居之中。就人類歷史的總體發展趨勢而言，法權結構表現為由“互侵”到“互動”的變遷。權利對權力的態度以及相應的行動，也從屈服、盲從，逐漸演變為反對、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參與，再到追求自治、積極參與、嚴格監督，等等。當然，這是理想的變遷描述，實際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反復甚至倒退亦在所難免。
二、經濟法的法權結構
法權結構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權力與權利的關系，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就是包含或體現在經濟法之中的權力與權利二者之間的關系。由于這里的“經濟法”存在應然、法定、實然等多個形態，相應的法權結構即經濟法中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也存在應然態、法定態和實然態三個互相聯系又互有區別的層次。
筆者將法權結構在性質上界分為傳統和現代兩種。傳統法權結構最突出的特征是權利與權力之間的“互侵”，與之相對，現代法權結構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動”。以此為基礎，“傳統法權結構和傳統經濟法”與“現代法權結構和現代經濟法”可以形成對應的關系。所謂“傳統經濟法”，從理念維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表現為奉行單向度的“國家干預”的集權思想和“全權計劃”理念，對國民經濟進行幾乎無所不包的計劃和安排；在西方社會則表現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崇尚的絕對自由和對公共權力的絕對排斥。所謂“現代經濟法”，最基本的特征則是“互動”，表現為秉承“協調互動”的理念，包括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經濟民主與政府管制的“協調互動”等，在促進和張揚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體現和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基礎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預和市場的有限自治。當然，與傳統法權結構和現代法權結構一樣，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都只是一種大致的、籠統的理論概括。
三、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基本層次
（一）應然態：從共生到協調的經濟法理念
應然態的法權結構是主體認知的法權結構，主要是從學理角度而言的?，F代經濟法互動式的法權結構表現在應然層面，體現為經濟法理念對于互動的詮釋。經濟法的理念即經濟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價值追求。筆者以為，經濟法的互動理念從法理角度看體現為共生，從制度角度看體現為協調。
經濟法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互相融合、互相轉化、相輔相成等關系，在法理層面都是共生的反映與體現，是權力與權利之間互動的高級形態，在有些場合，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甚至是互以對方為條件、須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會的組織運作中，商會對成員的組織、管理的權力與商會成員參與商會運作的權利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協調作為一種理念，其內涵也在于強調各個因素之間的互動和共生。作為制度層面的理念，協調強調的是互動的制度化的理論表達，包括主體的協調、行為的協調、責任的協調等等。主體的協調是指分享經濟法權力的主體與分享經濟法權利的主體在機構設置、資格認可上的對應；行為的協調是指經濟權力主體行為與經濟權利主體行為之間的配合；責任的協調是指權力主體因違法的經濟權力行為所承擔的責任與權利主體因違法的經濟權利行為所承擔的責任之間的匹配。
（二）法定態：經濟法制度間的功能組合
法定態的法權結構是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的法權結構，主要是從立法角度而言的?，F代經濟法互動式的法權結構表現于法定層面，主要體現為各種經濟法制度之間的功能組合。
法律功能的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礎上，尋求功能之間的組合以形成協同效應。就經濟法制度之間的功能組合而言，即是針對具體的經濟問題，主要通過經濟立法將體現不同理念和原則的經濟法律規范進行組合，并通過執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實施環節予以落實。實現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的互動，在法定層面上最關鍵的就是完善經濟法制度間的功能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規劃行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規劃等經濟權力必須與民眾獲得生活保障、獲得再就業和再發展的經濟權利相共生、相協調，才能發生互動的效果，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與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制度、發展制度之間的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遷制度與拆遷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業發展制度之間的配合。
（三）實然態：從“互侵”中探尋通往“互動”之路
實然態的法權結構是指社會現實的經濟生活體現出來的權力與權利二者的關系，與應然態和法定態的法權結構不同，它是法權結構在現實層面的終極表達。從功能的意義上講，只有這個層面上的法權結構才真正體現了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實現互動的范圍和程度，因而這個層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但法律的現實運行會受到很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對實然態法權結構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難度。
從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的現實生態來看，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在實然層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協調，準確地說，在性質上離互動還相差甚遠，“互侵”的現象反倒更為常見。比如商會組織不健全出現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反映了經濟權利和經濟權力之間的不協調、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職能錯位、功能失效等狀態。因此，對實然態的法權結構進行分析，真正的價值還是在于從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不協調入手，從二者之間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協調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尋實現“互動”的路徑。這一路徑最關鍵的問題是必須理順法權結構三態之間的關聯，使得經濟法的法權結構在應然、法定和實然三個層次之間彼此互通、信息和資源共享，實現良性循環。
四、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具體特征
（一）經濟權力的多元化和“經濟元權力”的制度化表達
現代法權結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權力的多元化，不僅權力的職能要分散化，權力的主體也必須多樣化。經濟權力主要包括“經濟組織權力、經濟支配權力、經濟強制權力、經濟處罰權力、經濟監督權力”，[4]隨著權力多元化和社會化理論的發展，經濟權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漸淡化，個體、社會與國家在對公共經濟事務的支配上都具備了現實性與可能性，特別是在主體上，經濟權力的分享機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經濟權力、專門性機構的經濟權力社會中介組織的經濟權力、以及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力等等。
經濟權力的多元化帶來了經濟權力生態的繁榮，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在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中構建一個針對多元化權力本身的監管機制就變得極為重要。這個監管機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應是“經濟元權力”的創設及其制度化表達。所謂“經濟元權力”，也可以稱作“經濟權力的權力”，即創設經濟權力的權力，它是所有個別的、具體的、社會化的經濟權力的合法性和經濟性的基礎，是經濟權力在制度化設置及運作中的終極性的價值標準。經濟權力是特定主體對國民經濟運行施加支配性、強制性影響的資格和能力，特別是對于經濟行政主體而言，其享有的經濟權力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權力，其從事的經濟干預（如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行為本質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5]規范經濟權力、約束經濟行為的關鍵在于為相應的權力和行為尋求憲法、意義上的合法性，這種尋求的實踐進路則是探索“規則”、“元規則”[6]在經濟權力和經濟行為領域的制度化表達。只有確立并遵循“經濟元規則”及其衍生的“經濟元權力”，各種具體的、分散的經濟權力才能在根本上獲得合法性，才能在經濟權力社會化、泛化的同時保持自身的規范與正當，從而實現與經濟權利的互動。
（二）經濟權利的自治化與規范化的制度構建
一般認為，經濟權利是經濟法主體依據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所獲得的，實現經濟目的的，滿足物質利益需要的權利。事實上，經濟權利的發生往往并不依賴于經濟法律或經濟合同的規定及約定，特別是在大多數場合下，實然態的法權結構都包括了經濟權力及與之相對應的經濟權利。
與經濟權力不同，經濟權利不需要“經濟元規則”、“經濟元權利”的制約，相反，最大化地實現權利、發展權利才是經濟權利的本質內涵，也是互動式法權結構的根本要求。經濟權利的問題在于私權的濫用同樣會造成法權結構的失衡，在經濟權力缺位、越位、錯位的場合下，個體的經濟權利往往會因為空間的無限和監管的缺位而擠占公共空間，結果或是個別的權利主體實施不正當競爭侵犯了其他權利主體的利益，或是若干權利主體通過不正當聯合或結盟實行壟斷、限制競爭，比如價格卡特爾等，從而損害互動的法權結構，損害整體的社會福利。顯然，同權力一樣，權利自身也要具備實現互動的要件，因此必須通過制度構建實現經濟權利的規范化，即對私權濫用的制止。比如經濟法中宏觀調控的功能之一是彌補市場主體力量之不足，市場規制法則主要是對越出正常范圍和幅度的私權進行糾正或懲戒。規范和監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極、被動的，互動式法權結構還要求實現經濟權利的自治化，促使個別、零散的經濟權利主體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經濟權利主體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積極參與公共領域事務、監督經濟權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個有組織的、自治性很高的權利網絡還可以自發地形成自我規范，有效地節約權利監管和規范的成本。
（三）社會經濟權力和權利的權限制約機制的型構
社會經濟權力和社會經濟權利，即社會中介組織掌控及享有的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社會中介組織在結構上連接經濟行政主體和市場主體，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為經濟行政主體的替代實現對市場主體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過信息制造及傳輸以產出中立、客觀、社會性的經濟評價。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會，后者的代表是各種各樣的信息咨詢和信用評級組織。但社會中介組織的問題在于容易發生行政化和內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會中介組織變成政府的代表，淪為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權力觸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種官辦產業協會；而內部人控制則是指商會組織內部發生經濟學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選擇”，淪為個別成員謀求私益、掌控話語權的工具，社會經濟權力被個別權利主體挪用，社會權力的空間被個別權利主體擠占。
社會中介組織同時具有經濟權力主體和經濟權利主體的資格與能力，這一點使它在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互動之鏈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會經濟權力和權利的勃興是實現及保障現代經濟法的法權結構的關鍵。然而，這種雙重的資格與能力也造成了對其進行規范和完善的重大難題，因為單向的權力制約和權利監管機制此時已經難敷其責。要完成這個目標，最重要的一點應是經濟權限制約機制的型構。我國學者認為，經濟權限是“經濟法主體依法享有的經濟權力、經濟權利和承擔的經濟義務的總和”。[8]經濟權限強調在經濟義務基礎之上的權力與權利的復合，事實上是看到了在經濟權力與經濟權利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僅有經濟權力主體與經濟權利主體之間的制約是不夠的，而必須通過另外一個支點完善法權結構內部的互動機制，這個支點就是義務。通過將義務同時附著在經濟權力和經濟權利之中，實現了經濟權力和經濟權利的強制性倚賴，保障法權結構的互動格局。因此，經濟權限本質上是一種法權結構的保障機制，建立健全經濟權限制約機制，是解決社會中介組織的社會經濟權力及權利監管難題的關鍵。
【注釋】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頁。
[2]（美）丹尼斯·朗：《權力論》，陸震綸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
[3]郭道暉：《權力的多元化與社會化》，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1期。
[4]劉瑞復：《經濟法：國民經濟運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頁。
[5]單飛躍：《經濟哲學論綱——經濟法哲學基礎的建構》，載《西南政法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第29頁。
[6]規則，又稱“規則的規則”，參見（澳）布倫南、（美）布坎南：《經濟學》，馮克利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頁。
[7]魯籬：《行業協會經濟自治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頁。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但對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掌握卻相對滯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各大學、研究所都開設了國際經濟法課程，但由于該課程內容的龐雜性和學科的交叉性以及極強的實踐性和鮮明的國際性，使得我國在開展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往往差強人意。實際上，國際經濟法教學不同于其他國內法法學學科教學的最大特點在于其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由于國際經濟法是調整不同國家當事人開展跨越國境的經濟活動時的行為規范，因此，國際經濟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國家基于地理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結構、民眾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傳統等因素產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價值。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同類型的法律文化之間因經濟上的一體性而不斷進行交流、溝通、碰撞、競爭、排斥、滲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也越來越頻繁、廣泛和深入。盡管經濟全球化浪潮帶來了法律的國際化趨向，即法律的“非國家化”，也就是通過締結全球的多邊貿易協定來統一國際經貿游戲規則，但各國法律文化差異性的存在使得經濟法律的國際化始終是有限的。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動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經過長時間，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演變和發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創造出了一整套能夠有力支持市場經濟、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發展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而這些內容是很難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此，我國的學生在學習國際經濟法的相關規則時，往往因為缺乏文化背景而對相關規則不能透徹理解，并將之應用于國際經貿實踐。
二、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際經濟法教學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語境也日益明顯，其跨文化傳播特質也愈發凸顯和普遍化。因此，在從事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必須將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的跨國性和國際性決定了國際經貿規則不同于國內法那樣具有絕對的強制力。國際經貿規則的有效性取決于不同國家當事人對不同法律的選擇和適用，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對于要從事國際經貿活動的當事人而言，首先必須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并在此基礎上選擇適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國際經濟活動本身只有實現當事人共贏才能不斷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法律選擇也需要實現共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日常的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將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同時，國際經濟法的“弱法性”也決定了在國際經貿實踐中，法律只是當事人最后的救濟手段，卻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協商與適當妥協才是解決國際經貿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護本方當事人利益，就必須在熟練掌握國際經貿規則的基礎上，通過跨文化交流實現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共贏。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學習國際經濟法的學生除了需要做到對本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傳承之外，還得具有自覺的國際意識，對世界各國的相關國際貿易、金融等法律知識都應了如指掌，對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當理解和認識。
三、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徑選擇
1．多元法律文化的沖突與整合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在這一語境中，國際經貿活動的游戲規則表現為多種多樣的形式。由于國際經濟法主要屬于任意法，當事人如何選擇適用法律將直接決定國際經貿糾紛的發展走向。而各國的法律規則以及各國各地區的國際貿易慣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上述差異與不同構成了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要增強國際經濟法的教學效果，使學生對國際經濟法課程形成全面、綜合的認識，就必須在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首先強調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間的沖突，再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學生自主探究式學習去發現和體驗、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異性對于國際經濟活動的發生和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為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打下堅實的基礎。
2．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要滲透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國際經濟法所具有的鮮明的國際性和任意性決定了國際經濟法課程本身貫穿了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當事人跨文化交流的過程，因此，對于國際經濟法課程的教學而言，就必須將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作為其教學的核心目標，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須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礎之上。具體而言，在國際經濟法的教學過程中，要圍繞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過各種教學法的綜合應用，提高學生對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同時，通過案例、問答、角色扮演和辯論等方式，讓學生在與實際相似的情景中逐漸體會、認知和運用跨文化交流能力，從而為國際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創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