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5 15:04:2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刑事司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要：我國的刑事審判監督程序在理念、具體程序設計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再審制度時應在刑事訴訟法“總則”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則，區分對被告人有利的再審和對被告人不利的再審，取消法院再審主動啟動權，將檢察院再審抗訴納入司法審查范圍，賦予當事人再審申請人地位，提高再審的審級，細化再審理由，使再審案件在沒有法律規定的不公開審理的情形下公開開庭審理。
一、關于刑事訴訟再審程序的觀點與狀況
對于刑事訴訟中是否設立再審程序的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任何刑事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絕對地避免錯誤的發生。美國著名法學家羅·龐德說過：法令承認提供的事實并根據事實來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實并不是現成地提供給我們的。確定事實是一個可能出現許許多多錯誤的過程。錯誤認定曾導致過許多錯判。再審的主要任務不應是糾錯，對“錯誤”的糾正或救濟更多地應當置于再審程序之前的程序之中，再審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人權保障。刑事再審制度的設立是各國處理這部分“錯誤”的措施之一，是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但是，糾正這種“錯誤”的程序應當設計成為糾正那些顯失公平的錯誤。因此，再審程序首要的價值就是對終審判決既判力的尊重，也是尊重個人避免“雙重歸罪”的權利。在人權保障日益法律化的當今世界，人權保障尤其是被追訴人的人權保障貫穿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再審程序也不例外。
但是，我國目前的立法和司法部門對刑事再審制度理念的認識距離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準則有一定的距離。筆者認為應當更多地從保障被追訴人權利的角度，而不是從司法機關辦案的角度，對我國刑事再審程序進行設置。改革和完善我國的再審程序，必須注意諸多價值之間的平衡。再審程序必須把追求公平正義、糾正錯判和既判力理念結合起來，從而達到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統一、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統一的目的。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再審程序的完善最關鍵的是應當引人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根據中國國情，應當確立有例外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一定情況下不允許提起不利于被判決人的刑事再審程序。
二、我國刑事訴訟再審程序的完善
(一)在“總則”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則
在表述一事不再理原則時有三種立法例可供參考。
一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立法模式。“任何人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審判或懲罰”。該條款由于過于原則和絕對，許多國家，包括奧地利、丹麥等歐洲國家，對該條款提出保留。
二是《歐洲人權公約》及有關大陸法系國家采取的原則加例外的立法模式。該公約規定了一事不再理原則，以最終判決為一事的終結點，同時允許各國在滿足公約要求的條件上進行重新審理的相關立法，是一種原則加例外的規定。《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第405條規定，不允許通過監督審復審法院決定而惡化被判刑人的狀況，不允許對無罪判決或法院關于終止刑事案件的裁定或裁決進行復審。第413條規定，對被告不利的復審必須在訴訟時效內，并且必須在發現新情況之日起1年內才允許提起。
三是有些大陸法國家采取的再審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立法模式。《歐洲人權公約》雖許可各國有條件提起再審，但有些國家不允許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根據《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649條的規定，在被告人被宣告開釋或者被判刑并且有關判決或刑事處罰令成為不可撤銷的之后，不得因同一事實再次對該被告提起刑事訴訟，即便對該事實在罪名、程度或情節上給予不同的認定，第69條第2款和第345條的規定除外。意大利不但不允許對被告不利的再審，對被告有利的再審也僅于法定情形下方可開啟。法國、日本和韓國等也只允許提起對被告有利的再審。
從以上規定看，絕對禁止對被告人的不利再審并非國際統一做法。就我國目前情況看，在刑事司法中有強烈的政策實施導向，這要求判決應盡可能追求實體真實，在程序公正下的判決可能錯誤時，應盡可能糾正錯誤。嚴格地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既缺乏民意和國家意志的支持，現有司法力量也難以保證司法的公正。因而，在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同時，應設置一定的例外，我國《刑事訴訟法》可作以下表述：“除本法另有規定的外，任何人一經人民法院做出最后裁判，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再次對其進行追訴或審判。”
(二)劃分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
目前，刑事再審主要有三種模式：一種是以我國為代表的無論生效裁判存在事實錯誤，還是法律適用錯誤，都適用同一種程序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本為代表的將糾正事實認定錯誤的救濟程序與糾正法律適用錯誤的救濟程序加以區分的模式。在日本的刑事訴訟中，對于確定判決救濟體現為兩個方面，即針對法律錯誤的救濟和針對事實錯誤的救濟，前者在日本刑事訴訟中稱為非常上告，后者稱為再審。三是以德國為代表的有一些國家雖然不分事實錯誤和法律適用錯誤，但以糾正事實錯誤為重點，而且只有對裁決事實認定錯誤的再審，單純的法律問題可以通過向甚至向歐洲人權法院申訴來解決。
我國并不存在事實審法院和法律審法院的分工，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單純的法律審程序，無論對未生效裁判的復審還是對已生效裁判的復審，均實行全面審理的原則。從司法實踐來看，大多數刑事再審案件既存在事實認定錯誤，也存在法律適用錯誤。因此，綜觀國外的立法例，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情況，目前我國還不宜對兩種程序進行嚴格區分。
從啟動刑事再審的理由來看，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的再審程序又分為兩種模式：一種以法國、日本為代表，強調保護被判決人的人權，再審程序的提起僅限于為了保護受判決人的利益。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622條的規定，法國啟動再審的理由旨在維護受判決人的權益，如果發現新的能夠證明受判決人無罪、罪輕的證據，均可作為啟動再審的理由。日本采取了與法國相似的做法，再審的啟動只能為了受宣告人的利益。1948年頒布的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依據憲法二重危險禁止的規定，采法國主義利益再審原則，即只允許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而且“為法律，為利益”上告，不僅是為了法令解釋和適用的統一，也應該包括因違反法令而損害被告人利益的情形。另一種以德國為代表，重在求得實體的真實，維護社會的利益，再審程序的提起不僅限于為受判決人的利益。在德國，啟動刑事再審的理由被區分為有利于受有罪判決人和不利于受有罪判決人兩種。
鑒于我國目前的法治環境和辦案質量不高的情況，將不利于被判刑人的再審完全禁止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尤其是嚴重犯罪的被告人，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逃避懲罰，這種情況可能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公正實施，繼而損害法在公眾中的權威性，最終不能達到法的安全性的目的。中國的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應考慮吸收德國法的經驗，將提起再審的理由區分為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或被告人兩種。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審程序在提起刑事再審程序時可以不受任何時效和次數的限制。法律應當嚴格限制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比照民事訴訟的兩年申訴時效，可以規定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在判決生效后兩年內提起有效，超過兩年則不允許再提起。
(三)改革再審的啟動方式
1取消法院的再審啟動權
按照現代民主法治原則，司法機關必須各司其職、相互制約。法院擁有審判權，檢察院擁有檢察權。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也應當是先有控訴才有審判，不能控審不分。各機關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權限范圍內認真負責地完成本職工作，不能越權，不能違反法律關于司法權力的職責分配。
2將檢察院再審抗訴納入司法審查范圍
如果以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為標準，俄羅斯應該可以稱為一個轉型國家，因此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法律制度更有借鑒意義。俄羅斯把對再審的申請區分為申訴和抗訴，均是一種權利。申訴的主體是被判刑人、被宣告無罪的人以及他們的辯護人或法定人，被害人、他的人；抗訴的主體是檢察長。基于權力的制約和權利義務的平等，應將檢察機關的再審啟動權納入法院審查機制，確立法院審查再審程序，加強審判權對追訴權的制約。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刑事訴訟進行法律監督，但其同時也是公訴機關，依法行使刑事追訴權。人民檢察院這種“一身兩任”的特殊身份不利于它站在中立的立場，客觀、全面地進行法律監督，容易導致追訴權的膨脹甚至異化，使其他訴訟參與人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因此，檢察機關也只能有申請再審的權利，但是否再審由人民法院決定。
3賦予當事人再審申請人地位
我國《刑事訴訟法》僅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訴，未規定當事人為審判監督程序申請人。關于再審申請人，除俄羅斯和我國外，多數國家都賦予了再審申請人以法律地位，如當事人死亡。其配偶、直系親屬、兄弟姐妹都可以提出再審申請。法國、德國、羅馬尼亞、日本都有類似規定。法國規定司法部長，德國、日本規定檢察長也可以作為再審申請人。從訴訟理論上分析，當事人不能僅作為一般申訴人，當事人不僅是前一訴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也極可能將是后一訴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當事人應作為訴訟主體而不是訴訟客體參與刑事訴訟活動，因此，在審判監督程序的啟動中就不能將當事人排斥出局，而應使當事人能夠依法采取積極的法律活動與司法機關共同對審判監督程序的進行施加影響。賦予當事人依法提出審判監督程序申請的權利，對其申請內容的審查也就成為應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活動。再審申請人應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人，被告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人、近親屬代為申請。
(四)再審的審判主體
再審案件應由原審人民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管轄(終審法院為最高人民法院的除外)，即中級以上的法院才有權管轄再審案件，基層法院沒有該項權力。這樣，可以排除種種干擾，從而有利于保證再審案件的質量，并且可以讓當事人減少誤解，增加信任，實現再審的公正性。
(五)改革再審的理由
在提起再審的理由方面，我國法律的改革應體現一事不再理原則，保護被判刑人追求判決終結性的權利，并維護司法的公正性等重要價值的平衡。在俄羅斯，因新的情況或新發現的情況，可以撤銷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決、裁定或決定，對案件的訴訟可以恢復。所謂新發現的情況，即在法院裁判或其他決定發生法律效力以前已經存在，但不為法院所知悉的有關證據或事實情況。包括：1，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決確認，被害人或證人做虛假陳述、鑒定人故意提供虛假鑒定結論，以及偽造的物證，偽造偵查行為、審判行為筆錄和其他文件，或者翻譯人員做故意不正確的翻譯，導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沒有根據的或不公正的刑事判決，導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沒有根據的裁定或裁決。2，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決確認，調查人員、偵查人員或檢察長的犯罪行為導致做出了不合法的、沒有根據的或不公正的刑事意判決，導致作出了不合法的或沒有根據的裁定或裁決。3，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刑事判決確認，法官在審查該刑事案件時實施了犯罪行為。所謂新的情況，指的是在法院作出裁決、決定前不知悉的應當排除行為、有罪性質和應受刑罪處罰性的情況。具體而言，包括：1，俄羅斯聯邦認定法院在該刑事案件中適用的法律不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2，歐洲人權法院認定俄羅斯聯邦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時因下列情形而違反了《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的規定：一是適用了不符合《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規定的俄羅斯聯邦法律；二是其他違反《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的行為。三是其他新的情況。
因此，我們也應細化再審理由，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并區分有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和不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有學者認為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致使原判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確有錯誤的，均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1發現原生效裁判所依據的實物證據系偽造、變造，或者原審所依據的言詞證據經查證為不真實或者是采取刑訊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實，發現新的犯罪人，足以證實原判有罪人為無辜的。3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未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的，即證據不確實充分。4發現新證據，與證明原裁判事實的證據存在嚴重矛盾的。5適用法律上的錯誤，對此各國刑事訴訟法未做具體規定，結合我國司法實際，主要指違反刑法關于犯罪構成的規定、違反追訴期限規定以及量刑違反刑法規定的等。6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在辦理該案件過程中有貪污受賄、、枉法處理行為的。不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應當嚴格限于：1嚴重犯罪漏判的，即原判證據不足判為無罪，后來發現新的證據證明原被判無罪的人確實實施了嚴重犯罪。2由于以下兩種情形導致錯判無罪、重罪輕判、量刑畸輕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在辦理該案件過程中有貪污受賄、、枉法處理行為的，被判決人方串通證人、鑒定人作偽證、虛假鑒定的。筆者贊同此觀點。首先，該觀點對再審理由進行了有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和不利于被判決人的再審理由的區分；其次，該觀點細化了再審理由，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論文關鍵詞 生命 安樂死 立法
有一句話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是請你試想一下，如果人都沒有生命的話，那么是不可能有愛情的，因為生命僅有一次，如果沒有了它，那么所享受、行使的一切權利都將無從談起。所以，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一般都會把保護公民的生命權放在首要位置。然而安樂死作為奪取生命權的一種方式，正是因為其最終奪取了人的生命，所以人們會認為它與我們所保護、保障的生命權是對立的，且一開始就會強烈的批判它、唾棄它。
盡管我們認為安樂死最終剝奪的是生命權，但是，到目前為止，它由最初的被批判到被少數的國家認可并給予立法，這背后也歷經了無數的艱辛，無數的磨難。就此而言，可以說，安樂死對于個人、社會乃至整個國家都會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安樂死的概念及起源
“安樂死”一詞源自希臘文Euthanasia，該詞來自于希臘語上的Eu（對應英文之Good）和Thanatos（對應英文之Death），故對安樂死最常見的理解是“好死”或“善終”，但也有人把它詮釋成謀殺，殘忍的行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觀點，即一種觀點是對安樂死表示贊成，而另一種是對安樂死表示反對。
其實安樂死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了，而不是近現代才出現的。據各類文獻記載，原始游牧部落中就出現了安樂死行為。豎那個時候，人的生命可能由于天災、瘟疫、食物匱乏、甚至是傷口感染等等原因而被奪取生命，整個原始游牧部落為了生計須要不斷的遷徙，而部落中的老弱病殘會首先被舍棄。有時為了幫助他們減少痛苦，還會將其擊斃。這種行為雖然殘忍，但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樣做既減輕了老弱病殘的痛苦和部落的負擔，又保持了本部落的健康強盛。
可見安樂死行為一直從原始社會保持至今，只是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進步也在不停的更新。
二、安樂死行為的定性
安樂死的類型有很多，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絕對安樂死，也叫積極安樂死；另一種是相對安樂死，也叫消極安樂死。消極安樂死在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比如說一個人既沒有停止心跳，也沒有發生腦死亡，因為這個人已經無法痊愈，生命很快就要結束了，繼續采取任何救治措施，也只是緩解病人的痛苦，延長一點時間而已。醫生就不再采取任何治療措施，這種做法就屬于消極安樂死。由于消極安樂死在實踐中普遍存在，我們也沒有辦法將這種行為作為犯罪來處理，并且也很難定罪。現在爭議最大的是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積極安樂死，行為人采取一定的行為，也就是使用外力加速他人的死亡。主要是針對一些病入膏盲并且身患絕癥的病人，病人自身很痛苦，對家庭和國家的負擔都很重。我們能否采用打針等方式加速這類病人的死亡？對于積極的安樂死的認定，本來是沒有什么可以爭議的，就是按照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是，近年來，有關安樂死的立法提案也紛紛出現，然而這個問題最終沒有作為一個議案正式地被提到大會上進行討論。由此可見，安樂死在我國也已經成為一個熱點且與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緊密相連了。
世界上一些國家相繼在法律中將安樂死合法化，荷蘭是世界上最早使安樂死完全合法化的國家，比利時在2002年5月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日本通過法院判例給安樂死以有條件的認可，并逐漸形成了日本安樂死判例法。豏我國跟荷蘭等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進行比較，仍然是比較難做到安樂死合法化的。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荷蘭等國國土面積較小，國家對于一些制度的實施容易協調。相反，我國國土面積遼闊，對于一些制度的實施很難操控協調。最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我們正確判斷可以實施積極安樂死的對象，也就是說，怎么對“病入膏盲”和“身患絕癥”進行具體的限定。荷蘭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申請實施安樂死的病人必須經過這個委員會的認可以后，才可以完成安樂死。我們國家有眾多省份，需要建立很多這種專門鑒定安樂死的委員會，而且在醫療實踐的角度，也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比如說，同樣一種病，有的醫生認為是絕癥，而有的醫生認為可以治愈。
三、安樂死在《刑法》的實施上無障礙
安樂死在《刑法》的實施上有無障礙的關鍵問題在于安樂死是否等同于故意殺人，是否會構成刑法上的故意殺人罪。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顧慮是因為安樂死和故意殺人罪確實有一些共同點。第一，兩者的實施者都明知實施了這一行為后可能會出現死亡這一后果，而積極追求這一結果的發生。第二，兩者的客體都是人的生命權。
但盡管如此，安樂死和故意殺人有著本質的區別。第一，二者主觀目的不同，前者是一種善意的減輕臨終患者不堪忍受的痛苦的行為，而后者是一種惡意的并且極其惡劣地奪取他人生命的行為。第二，二者程序不同。前者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后者恰恰相反，無法定程序可言。第三，二者實施對象不同，前者針對的對象是特定人群，主要是針對一些病入膏盲并且身患絕癥的患者，而后者針對的對象卻無性別、年齡、健康狀況的區分。第四，二者實施手段不同，前者大多是通過藥物手段無痛苦的結束患者的生命，而后者可能運用其他任何手段來結束他人的生命。綜上所述，便可清晰的區分安樂死和故意殺人，因此，安樂死在《刑法》的實施上并無障礙。
四、在我國實施安樂死的立法意義
倫理道德是指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規范的總和，并轉化為個人的內心理念和自覺自愿的生活實踐，它用是非、善惡、爭議與非爭議等概念來評價人們言行的道德價值。豐事實上，高速發展的現代科技現在是可以讓某些患者繼續“活著”，但讓人活得沒質量、沒意義、沒尊嚴。試想一下，若僅僅依靠科技手段來維持毫無質量、毫無意義、毫無尊嚴的生命是否還值得呢？若用付出昂貴的代價去換取毫無質量、毫無意義、毫無尊嚴的生命就是所謂的符合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了嗎？在我國醫學實踐中，存在著用付出昂貴的代價來維持患者生命跡象的案例。據國家衛生部門統計，我國每年有近1000萬人死亡，其中100萬是在極度痛苦掙扎中離開人世的。而這100萬中有相當多數的人曾經乞求過給予安樂死，但由于無法律根據和保護而被拒絕了，最后在病痛中含痛離去。豑事實不就是如此么，應該考慮一下他們的痛苦導致他們懇求死亡的那些人，尊重他們拒絕治療的權利，甚至最后尊重他們加速死亡的權利。豒與其說這是在救治病人，還不如說是在浪費有限資源做無用功的救治。這還倒不如讓患者安詳的離開人世，用這些有限資源去救治更多的可以通過這些資源而獲得新生的患者，而且這么做也更有利于社會的進步。
關鍵詞：偵查模式偵查權刑事司法審查
在我國，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是公正實施刑事實體法與充分保障公民人權的有機統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刑事偵查階段既是偵查機關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偵查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最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階段。因此，在立法中建立科學的刑事偵查制度就成為各國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課題。“因為偵查與國民的人權有密切關系，必須注意偵查時不得侵犯人權。因此，要研究的課題是采取怎樣的偵查體制才能既能保護人權又能查明犯罪事實。”
由于我國長期的封建思想影響和對刑事訴訟的目的、價值上的一些不科學的認識，在刑事偵查制度設計上存在著較多的缺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及其它基本權常常受到偵查機關的不法侵害。
一、我國現行的刑事偵查組織體系及其模式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通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立察察院審查決定。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實行法律監督。
分析以上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在偵查組織體系上，我國的刑偵組織體系具有偵訴分離、偵訴一體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實行偵訴分離，即負責任偵查的公安機關和負責的人民檢察院分別設立，另一方面有偵訴一體的特征，對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等犯罪，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偵查并決定是否。在刑事偵查模式上，我國則采取超職權主義的單一模式。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除采用逮捕這一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嚴厲措施需要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外，其他所有的偵查措施和手段的采用，均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盡管法律規定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由人民檢察院監督。但由于檢察機關不參加具體案件偵破工作，這種法律監督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人民檢察院的自偵案件所采用的所有偵查措施和手段都自行決定，并對自身的偵查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正是這種雙重性的組織體系和缺乏監督和制約的超職權主義刑偵模式，使我國刑偵機關在行使偵查權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二、我國刑事偵查組織體系和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刑事偵查權的不科學劃分不僅浪費有限的刑偵資源，而且使偵查權因缺乏必要監督制約機制而被濫用
由于我國刑事偵查權由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兩機關分別行使，由人民檢察院負責法律監督，案件是否，由人民檢察院決定。因此國家必須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建立兩個完全平行的刑偵機關、刑偵隊伍和刑偵技術設備。這使得國家的刑偵資源因重復建設而大量浪費，特別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先進的刑偵技術設備的配置和人員的培訓花費巨大，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公安機關刑偵案件偵查完成后，由人民檢察院決定，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兩機制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約。致于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由于其自身既是偵查機關，又是監督機關，則此種監督更是形同虛設。盡管我國憲法規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的刑事訴訟體制。然而處于中立地位，行使國家審判權的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卻失去了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的司法制約。“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在我國目前刑偵過程中出現的諸如“處女買”這類讓人啼笑皆非的刑偵“案件”，從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我國現行刑事偵查的組織體系和模式不科學是一個重要原因。
(二)刑偵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容易出現非法調查和濫用強制措施，從而嚴重侵犯公民，特別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和基本人權
根據我國刑事訟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是訴訟主體，居于當事人的地位，享有廣泛的訴訟權利。如犯罪嫌疑人有權及時獲知被指控的內容和理由，有權拒絕回答偵查機關人員提出的與本案元問題，在被拘留、逮捕后24小時以內，有權要求偵查機關將自己被羈押的事實和情況通知自己親屬等等。但是在實際刑事偵查過中，由于我國刑偵采取超職權主義的單一模式，在整個刑事偵查階段缺少一個處于偵查者和被偵查者之間的中立的司法機構的監督制約，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可以自行采用強制措施和調查方法，致使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合法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同時還出現了刑訊逼供，非法搜查和扣押、超期羈押、違法使用強制措施等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現象。近期被媒體曝光的我國陜西某地“夫妻在家看黃碟案”就是典型一例。簽署《世界人權保護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多項國際人權保護公約，如何在我國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加強人權保護是我國刑事司法面臨的重大問題。
(三)使我國刑事偵查階段律師介入制度不能發揮應有的效能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咨詢、申訴、控告等。然而由于國家刑偵機關的偵查權的元制約和監督，實踐中律師介入偵查制度收效甚微。因為律師介入偵查制度發揮效用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在偵查者和被偵查者處于同等的訴訟地位，并受到司法機構的監督。由于我國刑事訟訴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由偵查機關負責羈押看管，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需要偵查機關同意。而在實際中偵查機關會以種種借口剝奪犯罪嫌疑人行使會見律師權利，防礙律師提前介人。盡管我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和律師有申訴、控告的權利，然而由于申訴由人民檢察院受理，前面已分析，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之間配合多于監督。更何況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師，很有可能在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后，成為犯罪嫌疑人的辯護人，在法庭上成為控辯對立的雙方，因而律師的申訴結果就可想而知了。同時，由于案件處于偵查階段，人民檢察院未向人民法院，法院元權干予，致使律師控告困難。因此，在現實中出現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還需通過犯罪嫌疑人家屬來進行，也就不足為怪了。
(四)使我國刑事訴訟中確立的由證到供的立法本意越來越走向其反面，變成由供到證，使言詞證據成為定案的最重要的證據，不利于提高我國刑事偵查技術水平和刑事辦案件效率
從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看，對于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立法本意是由證到供，也就是刑偵機關應重視調查研究獲得的所有證據，而不僅僅依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是，在我國刑事偵查實踐中，則出現刑偵機關掌握一定的犯罪線索后，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以犯罪嫌疑人口供作為收集其他證據的線索，甚至出現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的現象。由于過分依賴犯罪人口供，刑偵機關為了獲取犯罪證據，經常非法使用調查手段和強制措施。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使刑偵機關失去了采用刑偵新技術，提高偵查水平的動力，從而造成了我國偵查犯罪技術手段長期落后，刑偵人員素質普遍偏低。
同時由于犯罪嫌疑人口供在人民檢察院證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人民法院的審判過程中，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則整個案件不得不重新進行偵查，因而嚴重阻礙了我刑事偵查辦案效率提高。
三、借鑒發達國家的偵查階段司法審查階段司法審查制度，完善我國刑事偵查組織體系和模式
偵查階段存在的問題，其根的原因在于我國現行刑事偵查組織體系和模式的缺陷。為了使偵查階段既能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又能充分保障基本人權。借鑒發達國家刑事偵查階段司法審查制度是一種有效途徑。
當今世界刑事偵查組織體系和模式分為大陸法的職權主義模式和英美法的當事人主義模式兩種。無論是大陸法國家還是英美法國家，在其刑事偵查階段都普遍建立了針對偵查行為的司法授權和審查機制以及犯罪嫌疑人羈押的司法控制機制。如“在德國，根據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款的規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財產、隱私權的強制措施一般都必須接受法院司法審查。”“在美國建立了針對警察逮捕、羈押、保釋、搜查、扣押、竊聽、訊問等項權力的司法審查機制”。而既有大陸又有英美法特點的日本，根據日本《憲法》第33條及第35條規定，沒有法官鑒發的令狀，原則上任何人均不得被逮捕，不得侵人、搜查以及扣押任何人的住所、文件及所有物品”在我國，’盡管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人身及住宅的搜查，必須依法進行。而在實踐中，由于偵查機關行使偵查權時沒有審判權的監督制約而的現象卻時有發生，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出現上述現象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在我國，缺少處于中立地位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人民法院對刑偵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應建立刑事偵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以便更好保障基本人權。結合我國的實際，我國刑偵階段司法審查制度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面整合現有的偵查權，建立偵訴一體的刑偵組織體系，加強人民檢察院對刑事偵查階段的法律監督職責。具體來講，就是將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各自的刑事偵查權合二為一，無論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罪還是其他普遍刑事案件統一由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同時賦予人民檢察院在偵查活動中領導、監督職責。公安機關直接向人民檢察院負責，受其領導和監督。這種人民檢察領導下的偵訴一體的組織體系既充分利用了現有的偵查資源，又提高了刑偵效率，更重要的是強化了檢察機關對刑偵階段的監督。
其次，公安機關在進行調查過程中，如需對搜查犯罪嫌疑人住所以及扣押犯罪嫌疑人物品時，由負責指揮的檢察官向人民法院申請，經法官審查后，由法官鑒署搜查令和扣押令，再由公安機關實施搜查、扣押。當需對犯罪嫌疑人實施逮捕時，由人民檢察院負責案件的檢察官向人民法院申請逮捕證。人民法院在充分審查逮捕材料后決定是否逮捕。將以上各項決定權由人民法院行使，是因為人民法院是行使審判權的中立司法機構，可以保證刑事偵查階段的訴訟性質;同時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司法審查來保證偵查機關獲取的證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使非法證據不具備證據效力。偵查機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由獨立于偵查機關的羈押部門進行看管羈押，從而使刑偵階段的刑訊逼供等侵犯人權的行為受到制約。
關鍵詞：同性婚姻；域外效力；公共秩序保留
二次大戰后，同性戀權利運動以世界人權發展為背景迅速成長，同性戀者的呼聲由要求社會認可轉而要求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他們對婚姻權和配偶權的主張強烈地沖擊著以“兩性結合”為特征的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且也給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立法難題。[1]當下，許多國家的立法已經做出回應，出臺了關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和同性婚者的權利義務的法律制度。但是，各國對于同性婚姻態度不一的立法狀況和國際人員的頻繁流動必然使得這一方面的國際私法問題凸顯，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同性婚姻的定義
同性婚姻，或稱“同性戀婚姻”或“同性別婚姻”是指兩個相同性別成員之間的結合。同性婚姻同樣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同性婚姻是指由婚姻法所認可的，并可享有與異相同的、全部的配偶權益的同性結合。廣義的同性婚姻則指同關系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法律承認，可以通過完成登記等程序要求從而可能享有部分或全部配偶權益的結合。需要指出的是同性婚姻中的婚姻與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其概念的外延要廣于法定婚姻概念。[2]
二、各國的立法實踐
當今社會對于同性戀以及同性婚姻采取了寬容的態度，許多國家對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主要為以下幾種形式：
1. 注冊伴侶關系（民事伴侶關系，團結契約等）
實質是一種“準婚姻關系”，注冊伴侶關系擁有類似于婚姻關系的法律地位，同性婚者被賦予了異性婚者擁有的大部分權利義務，這一模式為大部分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所采用。荷蘭作為同性戀立法的先驅，1998年也采用了《注冊伴侶法》，用以規范同性婚姻。而且這部《同法》不僅僅適用于同性戀者，也同樣適用于想要暫時成為伴侶，但是又不想馬上結婚的異性戀。[3]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登記伴侶關系與婚姻關系之間并不是等同的，荷蘭的《注冊伴侶法》便是最好的例證。再完善的伴侶關系法也不能賦予同性婚姻以合法的婚姻地位。這也是為廣大同性戀婚者所不滿的一點，因為伴隨同性戀權利解放運動的發展，同性婚姻要求的不僅僅是法律保障的權利及義務，而是法律承認的與異性婚姻平等的法律地位。
2. 同居者關系
瑞典、西班牙的自治區域如加泰羅尼亞、亞拉貢和那瓦拉過去就采取這種立法模式。立法機關出于對同居者制定一個內部和諧一致的法律制度體系的目的，用同居關系定義并規范同性婚姻關系。這類法律的關注點并不在于性關系或者他們之間的終身結合在一起的承諾，而是在于他們形成或己經形成了一種生活上穩定結合在一起的事實。相比以上兩種立法實踐而言，這種方式距離同性婚姻的本質更加遙遠，在實踐中也難以定性“同居者”這一概念，因而被成為同性婚姻立法中的倒退。[4]
3. 同性婚姻制度
婚姻是人類社會性最本質的體現，婚姻制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婚姻將雙方之間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確立。從法律上而言，婚姻關系的確立意味著當事人雙方之間的一些特殊的民事權利得以產生，例如扶養，家事權，配偶之間的繼承權等。正是因為婚姻關系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20世紀后期以后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便不僅在形式上要求以婚姻形式締結兩性關系，更要求獲得異性婚姻中的配偶間相互享有的權利。
正是因為婚姻制度對于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許多國家以不同的法律形式承認同關系的合法地位，但是只有少部分國家以同于異性婚姻的婚姻形式承認同關系。目前，荷蘭、比利時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英屬哥倫比亞省均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
三、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
對同性婚姻效力的承認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承認同根據國內法具有某種法律身份并享有合法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承認根據外國法有效取得的某種法律身份及權利義務在內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前者屬于國內立法范疇，由各國根據國內民眾對同性戀婚姻的接受情況等條件決定是否承認，何時承認以及以何種方
式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地位，在不違反世界人權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他國不得干涉。后者即是同性婚姻域外效力的問題，屬于國際法的范疇。一國可以長時間甚至永遠回避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合法化問題，但是由于其他國家就這一方面立法的進行，其不可能回避域外同性婚姻在其國內的效力問題。就現實而言，絕大多數國家都以一男一女的異性結合作為婚姻法的基石，因而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對于國際社會，尤其是尚未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國家更加嚴峻。
實踐顯示，完全否認同性婚姻的效力會導致嚴重后果。國內的同性戀者出于法律規避的目的紛紛前往國外結婚，造成國內公共秩序的不穩定；外國合法的同性婚姻在同性戀伴侶依該外國婚姻法所產生的各種權利義務成為一紙空文，更為荒謬的是，同性婚姻既然無效，當事人在該國就可以再次結婚，由此產生的事實上的“重婚”問題對保護本國的公共秩序似乎毫無裨益。因而對于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
四、中國的實踐與建議
我國目前尚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私以為，對于同性婚姻問題的正視是時間的問題，考慮到立法環境的不成熟是必要的。隨著世界同性婚姻立法的發展，擺在我國面前的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但是又容易忽視的問題，即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問題。作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處理：
1. 原則上否認外國同性婚姻在我國的效力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全盤承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將會導致我國同性戀者出于規避法律的目的前往國外登記結婚，不利于我國社會穩定，也會造成貧富同性戀者之間的不公平，因而現階段對以外國同性婚姻原則上允以否認。對于我國公民在國外締結的同性婚姻，查明主觀上是出于規避我國法律的，應完全否認。
2. 慎重使用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一國法院依其所屬國的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外國法律，因外國法律的適用會對法院地國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觀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排除適用。[5]因而公共秩序保留并不針對一切違反本國或本法域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承認這種婚姻形式的后果嚴重影響到法院地有關婚姻的基本制度的貫徹時,法院才能通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排除。隨意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否認外國同性婚姻的效力也會傷害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不利于國際關系的發展。
3. 區別對待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他民事關系
在司法實踐中要區分同性婚姻的身份關系和依附于同性婚姻的其它民事關系，如繼承，扶養，收養關系，分別處理，不能一概而論。如果爭議內容是關于分身份關系的其它民事關系，同性婚姻僅僅作為先決問題出現，則可以依婚姻締結地法承認同性婚姻的效力，進而處理糾紛，以避免同性婚者的其它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情況出現。
4. 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
世界上同性婚姻立法迅速發展與國際人員頻繁流動客觀上已經將同性婚姻的域外效力問題擺在了我國面前，我國必須加快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立法，用于應對世界形勢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振棟. 《同性戀者人權保護問題研究》 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4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14一615頁.
[2] 王菁. 《同性婚姻立法比較研究》, 武漢大學法學院, 2005年碩士論文.
[3] the dansih regsieterd partnesrh piacr. nr360 of junez，1999.
[4] [德]m·克斯特爾, 著. 鄧建中, 譯. 《歐洲同性戀立法動態的比較考察》，載《比較法研究》, 2004年第2期，第154頁.
作者：黃東 單位：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
職業道德教育，把職業道德教育作為后勤職工的必修課，定期組織后勤職工從服務思想、服務作風、服務行為、服務品德、服務關系、服務技能、服務紀律等方面進行職業道德意識教育、職業道德修養教育、職業道德信念教育，使之養成良好職業道德和愛崗敬業的社會責任感。典型教育，充分發揮先進人物的榜樣作用。根據醫院后勤職工地位低、待遇差的現狀，應特別注意抓典型、樹先進激勵工作。為此，宣傳發生在身邊的閃光點，激勵后勤職工當好主人翁，做好本職工作，獻身于醫院兩個文明建設的熱情，使他們懂得醫院的崗位只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擺脫自卑心理。五宗旨教育，對后勤職工堅持不懈地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體現在醫院后勤保障服務上，就是要堅持“三為服務”思想，即為病人、為醫療臨床、為醫務人員全心全意服務，要視他們為“上帝”，后勤職工只有搞優質服務，才能贏得“上帝”。提高后勤職工技術素質。隨著現代化醫院建設和發展，先進的電子醫療儀器設備不斷進入醫院，后勤服務設施也在不斷增加更新，后勤職工技術素質低的狀況與當前形勢極不相稱，要教育后勤職工不但要有吃苦耐勞精神，更需要有過硬的技術本領，才能使后勤保障、設備設施正常運行，才能更好地為病人、臨床、醫務人員服務，要鼓勵后勤職工根據各自特長，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采取請進來、送出去等各種方式，加速對后勤職工技術培訓。
經過數年的努力，本院后勤技工隊伍多數已達到中級工，少數還達到了高級工水平，為醫院后勤保障正常運行奠定了基礎。改善工作環境。醫療質量是醫院的根本，醫院領導除抓好醫療質量軟件建設外，還要將有限資金投入在改善醫療設備、硬件的建設上。因此，后勤職工工作環境較差，設備設施落后，手工作業多，工作比較勞累，我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充分利用一切機會爭取領導支持，創造條件盡力改善后勤工作的環境，增加或改善后勤設施，以減輕后勤工人勞動強度。同時在工作安排方面也要給予必要的照顧和關心，在晉職加薪和分房方面，盡量給予照顧，使他們能夠感覺到醫院的關心，以充分發揮他們為一線服務的積極性。維護后勤職工切身利益。維護后勤職工的切身利益，是調動他們積極性和保持醫院改革穩定的基礎。醫院后勤職工待遇與醫務、行政人員相比，處于較低水平，社會地位低，在醫院中處于弱勢群體，而且某些非后勤的職工與個別領導不顧歷史客觀條件，對后勤工作批評指責甚多，甚至認為是一線職工養活了后勤職工等等。這些情況均引起了后勤職工的不滿。對此我主要做了以下幾點工作，一是教育后勤職工破除鐵飯碗、大鍋飯、平均主義分配觀念。貢獻大小、技術高低、勞動的復雜程度、風險大小等因素，會在待遇分配上體現出來。另外后勤畢竟是副業，后勤職工要以大局為重，以綠葉地位，扶植好醫療主業，在提高醫院總體效益前提下，改善提高自己的待遇。二是教育后勤職工樹立敢于競爭的風險意識，自立自強，提高工作效率，多作貢獻。三是教育部分對后勤有偏見的職工，后勤職工是自己養活自己。醫院后勤社會化后，后勤體制的轉換，醫院出錢購買后勤服務，后勤職工勞動力價值得以了直接體現。
日常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與職工每天見面，生活在一起，言行舉止無不在職工的審視之中，而后勤職工對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評價都比較直觀。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加強自身學習和修養，做到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做到以身作則，廉潔奉公，用良好的形象教育人，凝聚人心，“公生明，廉生威”。威信不是建立在威嚴和強硬之上，而是建立在誠、信、廉、明和對人的關愛之中。注意尊重和理解。后勤職工在醫院中是弱勢群體，思想政治工作者，更應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礎上，去啟發人、激勵人、教育人，切忌居高臨下，趾高氣揚，發號施令，指手劃腳，這樣做極易造成后勤職工感情和心理的人為隔閡，產生逆反心理，拒絕聽取任何建議和意見，其結果不僅達不到目的，還會產生對立情緒，給工作帶來難度，故而只有以誠相待、推心置腹，通情才能達理，入情才能入理。注意解決實際問題。對于后勤職工的工作、學習、生活的壓力，思想上的困惑、報酬、福利待遇等切身問題，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把準職工的脈搏，對癥下藥，耐心開導，緩解情緒，化解矛盾。當然，在做好思想教育同時，實事求是地在可能情況下，滿足其合理需求，引導后勤職工提高精神境界。后勤服務工作是光榮而艱巨的，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賦予后勤思想政治工作者新的責任和使命。醫院后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提高后勤職工素質，充分發揮后勤職工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工作效率，達到高效、優質、低耗、安全的后勤服務目標為己任，為推進醫院后勤工作又好又快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2006年8月31日，下午2：00，成都銀河王朝酒店六樓多功能廳，成都美容美發節組委會召開了成都美容美發節十周年暨四川美容美發行業熱點論壇新聞會。主辦方四川美容美發行業商會、成都市美發美容協會、成都西美展覽有限公司、成都萊新亞美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的領導出席了大會。參加會的還有包括四川國際標榜學院、成都美琪集團、喻氏荷芙蔓、華美整形、榮樂化妝品、環亞集團、盛源．琪雅、成都錦榮春、成都嘉弘、信麗誠、善靈、智鼎等在內的近200家四川省美容美發化妝品企業。現場除了組委會介紹成都美容美發節10周年的籌備情況外，還針對四川美容化妝品業的發展現狀做了深層次的探討和分析，并與到會的嘉賓進行了良好的互動，氣氛十分熱烈。2006年8月31日，下午2：00，成都銀河王朝酒店六樓多功能廳，成都美容美發節組委會召開了成都美容美發節十周年暨四川美容美發行業熱點論壇新聞會。主辦方四川美容美發行業商會、成都市美發美容協會、成都西美展覽有限公司。成都萊新亞美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的領導出席了大會。參加會的還有包括四川國際標榜學院、成都美琪集團、喻氏荷芙蔓、華美整形、榮樂化妝品、環亞集團、盛源、琪雅、成都錦榮春、成都嘉弘、信麗誠、善靈、智鼎等在內的近200家四川省美容美發化妝品企業。現場除了組委會介紹成都美容美發節10周年的籌備情況外，還針對四川美容化妝品業的發展現狀做了深層次的探討和分析，并與到會的嘉賓進行了良好的互動，氣氛十分熱烈。
以“提升中國四川美容美發化妝品業”為宗旨的第十六屆成都美容美發節將于今年10月19～21日，在成都天府博覽中心隆重舉行。本屆大會重點加強了展會期間活動的功能，除了繼續舉辦第16屆成都美容美發產品博覽會外，組委會精心組織了“榮樂杯”第四屆中國西部發型化妝邀請賽、四川省美發美容行業營銷管理、教育專題論壇；為了豐富美容美發節的內容，還策劃了2006首屆專業美發用品博覽會及秋季時尚發型潮流會；精心組織的展覽與秀場，將帶來極富想象與可以預見的人氣。歷經十年，四川美容化妝品業風云人物、四川美容化妝品業10大明星商等數項大獎也會在本屆美容美發節中揭曉。10000平方米的豪華展覽大廳，容納近400個國際標準展位，全面滿足參展商挑剔的要求。場地更專業，設施更豪華，無論提升展會品質或者參展企業的自身形象，都有巨大的益處。成都美容美發節經過10年的積累，已經發展成為四川省規模最大的專業美博會，同樣是中國西南地區美容美發化妝品行業的最具悠久歷史的專業展覽會之一。主辦機構西美展覽已率先突破10周年。
成都美容美發節暨成都美容美發博覽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年來，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地區以及直轄市近30萬人次專業觀眾參觀過成都美容美發節。近2000家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以及日本和韓國的美容化妝品企業代表10000多個品牌參加了成都美容美發博覽會。超過82％的企業和觀眾對于成都美容美發節及成都美博會一致評價：在同類型的展會當中，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組織水平最高的美容博覽會。主辦機構西美展覽將致力于成都美容美發行業更大的發展，展商與觀眾的被服務平臺將得到進一步根本性的改善和優化。
>> 加強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思考 人民陪審員制度反思與完善 人民陪審員制度 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定位的思考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意義 揭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面紗 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幾點思考 淺談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完善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思考 淺談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路徑 淺析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的問題和完善 淺析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方案 人民陪審員制度之價值分析 從中西方陪審制度對比看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 論人民陪審員權利義務規定的完善 人民陪審員的思維方式 人民陪審員：冰與火的碰撞 由人民陪審員制服引發的思考 “海選”人民陪審員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于2010年6月10日訪問。
⑷鄭良、楊著：《5年來人民陪審員參與全國法院審理案件近200萬件》，載/2010-05/14/content-1606220.htm于2010年6月10日訪問。
⑸肖恩?多蘭著：《陪審團審判》，載《英國刑事司法程序》，麥高偉、杰弗里和威爾遜主編，姚永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46頁。
⑹施鵬鵬著：《陪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3月出版，第81頁。
⑺[英]麥高偉、杰弗里和威爾遜主編：《英國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頁。
⑻宋冰編著：《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
⑼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6頁。
⑽劉輝著：《論陪審制度》，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3月出版，第37頁。
⑾劉輝著：《論陪審制度》，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3月出版，第36頁。
⑿熊秋紅著：《司法獨立與法官責任追究》，載《轉變中的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頁。
⒀夏慶山著：《陪審制度在中國與美國的運作》，載《山東審判》第21卷總第165期。
⒁施鵬鵬著：《陪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3月出版，第192頁。
⒂[意]貝卡利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頁。
⒃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頁。
⒄陳平著：《試論中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2期，第365頁。
⒅尹章華著：《再論陪審制度之訴訟功能及社會功能》，載臺灣《軍法專刊》42卷第4期，1998年4月。
⒆陳桂明著：《訴訟公正之程序保障論--民事訴訟程序之優化》，中國政法大學199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8頁。.
1.研究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義
中國新聞網2018年10月30日的數據顯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在留守兒童群體中，54.5％為男孩，45.5％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農村留守兒童身體健康，但也有0.5％的兒童殘疾、0.1％的兒童患病。與2016年數據相比，0至5歲入學前留守兒童占比從33.1％下降至25.5％，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比例從65.3％上升至71.4％[1]。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農村留守兒童中義務教育階段兒童比例高、數量龐大。而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年紀小、分辯是非的能力弱，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這一階段的兒童在成長中如果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現世界觀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為刑事犯罪的實施者。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不能給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護，造成兒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關懷的兒童在成長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學校作為留守兒童生活的重要環境，本應當承擔起留守兒童的心理輔導、家庭調查、成長檔案管理等責任。但是，由于我國農村留守兒童聚集的主要地區都處于經濟條件較落后的地區。作為農村邊遠地區的學校大多沒有能力為留守望兒童提供心理建設、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會雖然對農村留守兒童給予關注，但畢竟鞭長莫及。城市里的愛心志愿者距離他們太遙遠，不能給予及時的幫助。而邊遠地區的志愿者隊伍發展緩慢，也不能夠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幫助。因此，農村留守兒童面臨著刑事訴訟問題時，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針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著重要意義。
2.當前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問題
2.1缺乏專業機構與人員
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社會的特殊弱勢群體，應該有法律援助的專業機構和人員對他們進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現實情況是農村留守兒童大多聚集在偏遠地區為主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這些地區我國的法律援助體系不夠完善，缺乏專業法律援助機構，以及專門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案件經歷和經驗的法律援助律師。而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專項資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蓋訴訟全過程
農村留守兒童無論作為刑事犯罪的實施者還是被害者因其年紀小等因素在訴訟的全過程當中都應該給予法律援助，以保護其正當合法權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傷害。但是，當前由于農村留守兒童及其監護人不了解申請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偵查與起訴階段通常沒有申請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通常是在審判階段由法院指定律師進行辯護[2]。而在調查取證等環節，涉事兒童沒有受到應有的心理保護。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評價機制
當前，對于農村留守兒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沒有質量評價體制。律師工作繁忙，在面對法院指定的辯護工作時，有時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夠實現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構建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專業機構、組建專業援助團隊
當前我國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和一部分社會援助。解決資金問題是構建團隊的前提問題。司法部門應該關注到問題的重要性，申請更多的財政撥款，同時向全社會發起號召成立地區或全國范圍內的專項資金，吸納更多社會捐助。基于此，在農村留守兒童集中的地區進立專業的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機構并組建專業援助團隊，針對涉及留守兒童刑事犯罪的主要問題、兒童身心特點，研究法律援助的具體方案[3]。
3.2簡化法律援助手續，建立保護機制
簡化法律援助的申請和受理程序,擴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對于涉案的農村留守兒童,應給予覆蓋全過程的法律援助。同時建立對涉案留守兒童的保護機制，免其在案例審理過程中受到二次傷害[4]。
3.3健全法律援助的評價機制
構建一套法律援助的評價機制，覆蓋司法全過程，包括服務態度、專業水平各方面的綜合評價。并將評價結果與律師獎金、等級等利益掛勾。
【法律碩士論文參考文獻】
[1]林暉，羅爭光.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下降[N].中國教育報，2018-10-31（1）.
[2]謝暉，石煒.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留守兒童權益的法治保障研究：以刑事法律援助司法保護為視角[J].法制博覽，2018(3)：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