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5 15: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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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支農財政投入，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論文格式范文。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支農財政投入，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論文摘要:在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條件下，中國財政對農業投資的目標與農戶理性經濟行為不兼容，財政支農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影響財政支農政策效果。為改善財政支農效果，必須優化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結構，改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的環境。
一、問題提出:財政對農業投資效益的反思
財政對農業投資在世界各國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獨特的地位、作用和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穩定農業生產，保證糧食安全，保護生態環境，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社會公平等。財政支農政策目標體系內部各項目標之間關系較為復雜，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優化財政支農政策，協調財政政策目標，對于提高財政支農績效，促進“三農”問題解決和城鄉和諧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財政對農業的投人總量也逐年增長，但其占財政支出總量的比重卻在降低。從絕對量來看，財政對農業投人從1978年的150. 66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億元，增長了20. 1倍，而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與此同時，從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產值、主要糧食產量和農民純收人增加的各項目標和各項目標協調程度來看，效果均還有較大改善空間。
已有的關于財政支農績效的實證研究都是檢驗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和結構對農業產值、農民收入和主要糧食產量的影響。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就業領域擴大和農民收人來源的多元化，應該用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民收入的產業結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和主要糧食產量等的影響來衡量。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財政支農資金總量和結構數據以及農民收人產業結構等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和主要糧食產量作實證分析，以真實反應財政支農資金的績效，揭示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問題，尤其是通過分析財政支農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微觀主體行為模式對財政支農績效的影響，為提高財政支農績效提供理論支撐。
從影響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財政支出來看，財政支農支出每增加1億元，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增加0. 61億元;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占總收人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農民第一產業收入減少2615. 75億元。主要糧食產量和財政收人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有顯著影響，但主要糧食產量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彈性系數很小為0. 035，即主要糧食產量增加1億公斤，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僅增加0. 035億元。財政支農支出對滯后一期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彈性系數為0. 75，即財政支農支出每增加1億元，農民下一年第一產業收人增加0. 75億元。農民收人結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沒有顯著性影響。
從影響主要糧食產量的財政支出因素來看，財政支農支出絕對額對主要糧食產量沒有顯著影響;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比重提高對主要糧食產量有顯著負面影響，即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比重提高導致主要糧食產量大幅度減少。
從以上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農支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第一產業收人，但對增加主要糧食產量的效果并不明顯，農產品產量增加對農民第一產業收入增長的作用非常有限。財政支農效果有待改善，支農政策目標系統內容各子目標兼容性較差，主要體現在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增加和主要糧食產量增加之間的關系不密切。
二、財政支農微觀基礎和政策傳導機制
農戶是農村的生產經營主體，是財政支農政策的微觀基礎和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反應模式直接影響財政支農資金運行的效果。研究我國特殊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背景下的農戶行為目標、約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財政支農政策績效的重要突破口。
從財政支農政策目標看，宏觀上包括增加農產品產量，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距，保護生態環境等。財政支農政策應該為農戶經濟行為提供穩定的、目標明確的、預期穩定的導向，要盡量減少政策目標間的沖突，增強協調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戶是農業和農村資源配置的主體，是財政支農政策落實的主體，其經濟行為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反應方式直接影響著政策的效果。
農戶是我國農村經濟的微觀基礎。受要素察賦結構等因素影響，小農經濟是我國農村家庭經營的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民商品意識逐漸增強，家庭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戶的非農化經營不斷發展，甚至成為家庭的主要收人來源。但是，傳統農業內部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分散經營仍然是我國農村家庭經濟的主要特征，所以，農戶經營行為必然包含著傳統農業中農戶經濟行為與整體經濟市場化的矛盾，以致影響財政支農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戶理性經濟行為模式表現為在制度和要素約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為目標上，農戶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數包括收人、穩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變量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數，追求收入增加成為農戶的主要經濟行為目標。在約束條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社會保障、要素流動、產權保護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資金、勞動力、技術、土地等實體要素。行為模式是在服從市場經濟邏輯的條件下，適應、利用外部條件，合理配置家庭資源，實現家庭效用(主要是經濟收人)最大化。
作為傳統農戶經濟行為最為重要的外部條件—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從公共財政角度看，具體表現為，城鄉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礎設施供給制度和機制，包括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等農村公共服務和生產生活用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這直接約束了農戶的經濟行為，導致獨特的經濟行為模式，影響財政支農政策的效果，具體體現在:
第一，財政支農的宏觀目標與農戶經濟行為的微觀目標不兼容，是財政支農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從農戶家庭效用函數與財政支農目標的關系來看，農戶收人最大化目標與財政支農目標是兼容的，即財政支農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能夠通過農戶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標的行為得到實現。但農民增收目標與農產品供給增加目標存在不協調。受政府農業投人等政策影響，我國農業內部農戶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是以傳統手段為主，這導致農業、工商業和農業內部不同生產領域較大的比較經濟效益差別，導致農業生產行為的扭曲。在農戶經濟活動中，農業、非農業構成其經濟活動集。增加糧食產量是增加農戶收人途徑之一，但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要素收益率遠遠超過傳統農業，且風險較低，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在內的傳統農業內部，傳統種植業收益率最低，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在內的種植業中，傳統糧食作物經濟效益又最低。因此，從追求經濟效益目標出發，傳統農業中的農戶在要素約束允許的條件下將偏離增加農產品供給的目標，這導致農戶增加收人目標與增加糧食產量的財政支農政策目標不兼容和沖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農產品供給增加目標的經濟執行主體錯位。農戶要素察賦與其經濟行為的產業、行業選擇密切相關，不同經濟領域對主體要素數量和質量要求不同，理性的農戶都根據家庭要素察賦選擇綜合收益率高的經濟領域。一般地，資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經營管理能力強的農戶選擇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業為其主要經濟活動;資金實力弱，文化水平較低，經營管理能力差的農戶被迫選擇收益率低、經營風險較小的傳統農業，尤其是傳統糧食種植業。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農產品供給增加;后者有利于農產品供給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財政支農增加農產品供給和增加農民收人的目標實現主體分離，影響目標的實現。
突破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財政支農目標和農戶經濟目標沖突的出路在于農業現代化。現代農業采取新的、高效率生產方式，生產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彈性的農產品，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益率高，能夠實現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增加和農業生態環境改善的和諧統一，即既有利于財政支農目標達到，也有利于農戶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財政政策有堅實的微觀主體基礎，政策傳導機制順暢。
第三，財政農業投資與農業現代化要求錯位，不利于傳統的農業現代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要求勞動者知識技能、生產工具、生產對象、生產方式等諸要素整體協調和層次的提升，任何一個方面的落后都將制約農業現代化進程。從農業生產的要素構成來看，勞動力、土地、勞動工具、農產品品種、基礎設施、技術等要素的有機協調，才能有利于農產品的產量增加，以及其質量和效益的提高。農戶從農產品產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間還必須經受市場的考驗，即完成從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到銷售，或者從生產、加工、運輸到銷售的全過程。事實上，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傳統農業經濟內部，傳統種植技術不能適應農產品新品種的要求，氣候等自然條件受控性差，農業自然風險大;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制度不完善，農業經營市場風險大等制約著農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要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實現農產品產量增加和農民收人增加的統一，財政必須有所作為，如通過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變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的被動服從局面，降低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增加農業科研投人，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增強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研究開發、推廣先進適用機械設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和市場風險等等。以上措施的綜合配套是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實現傳統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
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是農業走出傳統農業困境的重要前提。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不僅影響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響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見，一定規模的財政農業投資和投資結構的合理化是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農產品產量增加、質量提高和農業經濟效益提高的重要條件，是實現傳統農業現代化，縮小農業與現代工商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構建和諧經濟社會關系的基礎。
三、提高財政對農業投入效益的對策
理論上，要提高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績效必須使財政投人方式與農戶理性經濟行為相協調，財政支農目標與農戶經濟行為目標相兼容，促使農戶增加對農業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實上，我國財政對農業投入與農戶經濟投入的互補性較差，不能產生協同效應，這是財政農業投人績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財政支農績效必須改變不合理的財政支農投人規模、結構和機制，使財政支農投人能夠適應、引導農戶經濟行為，促使農民收人增加、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生態改善。
第一，增加財政支農的資金投人力度。財政支農資金總量投人增加是結構優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總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結構才能得到有效的調整和優化。根據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規律，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社會，農業投資比較率這一指標值應該接近1。可是，我國的這一指標值還不到0. 2。當前，我國已經開始進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階段，應該通過完善財政支農制度，強化財政支農政策執行，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的增長速度不低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逐步提高財政投資比較率和財政支農資金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改變農村公共品供給嚴重短缺的局面。這是從根本上改造傳統農業、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增強農產品供給能力、增加農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公共文化產品，供給
1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變遷
1.1 計劃經濟時期的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基本由國家包辦，通過農村基層的權力結構、組織體制進行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分配。但國家預算安排制度內提供僅限于公社本級一部分公共產品，公社級的大部分公共產品和生產隊、生產大隊的全部公共產品主要依靠制度外自我提供，農村文化投入始終處在一個極低的水平，這使得農村的文化產品短缺單一，但相對比較均等。
1.2 改革開放后至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早在”六五”規劃時期，國家就提出了“縣縣有圖書館、文化館，鄉鄉有文化站”的建設目標，但從未達到。相當一段時期以來，由于觀念認識差距、市場經濟沖擊和財政投入不足等多種原因，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基本處在一個相對滯緩的發展狀態，甚至不少地方的建設急劇下滑，已有的設施或破損嚴重、或轉為他用，人員隊伍嚴重流失。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更多地要由基層政府負擔，與地方財力直接掛鉤。而鄉鎮本身財源有限，這使得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難以為續。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1.3 現階段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機制
農村稅費改革后，隨著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步伐的加快以及非稅收入的取消，縣鄉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凸顯出來，這使得整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比稅費改革前面臨更大的資金缺口，更遑論文化產品的供給了。由于文化事業費總量偏少，加之城市發展日益成為關注的中心，因此有限的投入往往集中在城市文化建設上。廣大農村尤其是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日益被邊緣化。
2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為改善農村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上看變化不大，我國目前農村公共文化建設還很落后，城鄉文化差距拉大的現象不容忽視，農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嚴重式微，特別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
2.1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總量不足，公共文化資源匱乏
中央財政對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投入嚴重不足，地方財政尤其是基層鄉鎮則在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上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這些都造成以政府供給為主體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嚴重短缺，農民很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資源。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2.2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意愿失實，過剩與不足并存。我國現實生活中，文化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上級”的偏好，由“上級”決定提供公共產品的品種和數量，而沒有建立起村民文化需求的表露機制，這使得農民、農村文化產品的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實反映。
2.3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結構失調，使用效率低下
政府在供給農村文化產品中，由于沒有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和制度規范，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往往從功利原則和個人意愿出發，致使供給隨意性很大，不僅在總量上短缺，而且在結構上也失衡，具體表現為：一是關系農民生活的文化產品供給不足，二是關系農民基本人權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產品供給短缺，三是關系政治利益的文化產品供給過剩。這使得農村文化產品的實際使用效率低下，甚至無人問津。
2.4 基層政府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貧乏，難以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
農村基層政府或村級組織舉辦的公共文化活動不但數量少，而且極少針對農民的文化需求開展農村文化活動；即使是政府舉辦的少量文化活動，也主要限于節慶等特定場合，或者是為了滿足政府經濟活動的需要，或僅僅放幾場電影，而非主要是為了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一些鄉鎮文化站在國家大力推行“文化下鄉'活動時，只選擇放電影等成本較低的簡單文化活動方式，從而造成了政府供給與農民需求之間的差距。
3 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現狀的剖析
當前我國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落后、公共文化產品、文化服務供給不足、供需失衡及文化活動相對貧乏的現實情況，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很不相適應，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3.1 “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結構嚴重制約農村文化產品供給總量的增長
所謂二元經濟，簡單地說，就是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即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超前進行了工業化，優先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我國目前即處于二元經濟結構狀態，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得不到有效轉移，二元經濟特征非常明顯，遲遲不能轉化為一元經濟。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受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我國財政資源長期重工輕農、重城輕鄉，形成了城鄉不均衡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造成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文化娛樂等公共產品投入長期嚴重不足。城市居民通過繳納稅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文化產品，其供給進入公共財政體制。但農民通過稅收等形式向國家繳納資金后，享受的各種公共產品卻仍要進行成本分攤，而不是由政府統一從財政支出中進行安排，其文化產品供給是一種制度外供給的方式，從數量、質量上都遠遠劣于低于城市文化產品。
3.2 分稅制改革的不徹底，阻礙了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有效供給
我國財政體制自1980年起沿著財政分權思路不斷推進，并于1994年在中央和省之間建立了分稅制，初步劃分了各級政府的財權財力和事權范圍。在分稅制的具體運行過程中，財力逐級集中，事權層層下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統一，尤其是鄉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失衡加劇，鄉村債務繼續增加，鄉、村組織正常運轉難度加大。上級政府雖然通過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彌補地方財力，但因其支付有限，加之基層政府其財源多來自本地經濟總量，增長小且零星分散難以征收，憑借其本身財力根本滿足不了當地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要么少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要么把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推給農民。
3.3 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體制缺乏科學性，造成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隨意低效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體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程序，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提供的決策權在縣鄉政府，農民被排斥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運作和監督之外，缺乏對公共產品需求、偏好的表述，不具有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實際權利，無法在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中體現自己的意志。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3.4 監督不足造成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益低下
我國制度內提供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的資金主要來源是財政支農資金，近幾年國家雖然加大了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但總量仍然有限，加上財政對農業支出實行分塊管理，財政分散且自支自管，使得有限的資金不能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財政支農經費在各級各地被挪用和浪費現象比較嚴重，大量財政資金用于人員經費開支，或挪作他用，導致支農資金使用效益極其低下。論文寫作，公共文化產品。
4 完善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意義
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加大農村公共文化產品及服務的供給，是我國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它能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抵御腐朽沒落文化的侵襲，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同時，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實現農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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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農村； 建設； 通遠鎮
中圖分類號： F3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1）02-0010-02
通遠鎮地處高陵縣西北部，交通便利，地勢優越。全鎮轄10個行政村，90個村民小組，耕地面積3.5萬畝，人口2.8萬人，屬于人口密集型的傳統農業鄉鎮。2001年以前，是比較典型的“高產窮鎮”的代表。近年來，通遠鎮黨委、政府積極推行了“為民服務制”、“民情報告單”制度和“雙諾、雙示、雙評”制度，以實際行動建設開創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局面。但是，由于體制、機制的問題，還存在著一些與農村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制約著新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通遠鎮新農村建設面臨的問題
（一）通遠鎮新農村建設面臨的根本性問題越來越明顯
通遠鎮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生產發展，通遠鎮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些與農村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制約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1.支農貸款不足。近年來，由于金融機構體制、機制的因素，在具體的支農、助農工作中還存在著群眾貸款難問題。目前信用社支農貸款額度為3000-6000元，由于物價上漲，貸款金額遠遠不能滿足群眾的發展需要，阻礙了群眾的發展。
2.政府惠農補助資金不多。近年來，政府支農惠農的資金量不斷增加，但由于農業產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政府補助資金缺口數量較大，也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如：但由于資金缺口大，造成了多數新打機井不能正常使用，影響了群眾的生產。
3.農產品產--供--銷脫節。近年來，隨著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性不斷提高，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規模的不斷擴大，但在市場經濟中，由于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因素，市場銷售體系網絡不健全，合作社在農業產供銷中的作用甚微。
4.缺地農民生活保障問題。土地一直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土地二輪承包后，由于農村人口增多，新遷入、出生的人口一直沒有土地，但是由于村上發展公益事業的需要，村組往往已經將5%機動地承包出去，且5%機動地也遠遠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致使缺地農民不斷增多，這也成為了目前影響農村穩定的主要因素。
（二）農資價格上漲，農民增收創收壓力還比較大
一方面隨著通貨膨脹形勢的不斷嚴峻，國家雖然在調控物價方面采取了措施，如規定農產品最低收購價、加大農資補貼力度，但是農資價格上漲幅度大大超過了農產品的價格上漲幅度，影響到農民的創收。另一方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農民收入穩步增長的形式依然嚴峻。盡量運用科技手段、產業結構調整等提高農產品的產量，但是產品增長的空間相對較小，如小麥和玉米提高100公斤是相當困難的。
（三）培育新農民步子還比較緩慢
農村勞動力受專業培訓程度低，從而阻礙了接收新事物，學習新科技的能力。由于小農思想的束縛、出門打工者較多等原因，農民學習科技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只看到眼見能賺多少錢，對科技培訓積極性不高。
（四）農村生活居住環境還不盡人意
農村建房缺乏規劃，分布無序，雜亂無章，生活污水自然排放，生活垃圾隨便堆放，進行“一池四改”（沼氣池、改廁、改水、改廚、改圈）的農村住戶不到30%，進展緩慢，農村生活環境呈現出臟、亂、差的局面，居住環境不盡人意。
二、加快通遠鎮新農村建設的對策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惠及億萬農民的世紀工程，又是一項涉及面廣、工作量大的系統工程。只要我們抓住機遇，嚴格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步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一）多種舉措促進農民創收增收
1.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在貸款渠道上，制定農行、農發行等專業農業金融機構支農惠農具體政策措施，加大商業銀行支農惠農貸款的力度。在貸款方式上，進一步完善“五戶聯保”的貸款方式，同時開展以建立農戶資產抵押的貸款方式，用農戶的房屋或生產性的大棚、果樹財產等進行評估貸款，減少貸款手續環節。
2.改革政府支農投資分配與管理體制。改革財政支農預算分配管理方式，統一預算內資金與預算外資金，科學劃分財政支農預算科目。建議實行5：3：2的配套資金分配辦法，即：群眾拿5，配套資金3，工作經費2。
3.建立完善產供銷“一條龍”服務。要通過政府扶持、市場運作等方式，加快農產品產地專業批發市場建設，形成專業市場網絡，提高集散速度。例如，2010年我鎮已經與深圳科健投資公司簽訂了2000畝蔬菜種植購銷協議，公司提供種植品種、種植技術、農資等，而且蔬菜的收購價格高于市場10%左右,保障了農民群眾增收創收。
4.確保缺地農民的利益。鎮政府應加大投入力度，對農民進行就業培訓，開拓就業市場，支持和引導農民走進第二、三產業；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保證被征地農民在失去了土地這個勞動對象和最基本的資料后，有一個基本的生活來源。
（二）以特色產業為引擎推動通遠鎮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
1.以建設萬畝設施農業基地為抓手，大力發展“一村一品”。遠鎮萬畝設施農業示范區由設施蔬菜栽培基地、蔬菜育苗中心、蔬菜交易市場三大建設內容組成。規劃現代設施農業示范區總面積26000畝，其中設施栽培25770畝，新蔬菜育苗中心80畝，新建設蔬菜交易市場150畝。
2.以農業合作社為龍頭，樹立品牌意思。大力實施品牌化戰略，以農業合作社為龍頭，打造一批市場占有率高、經濟效益好的農產品知名品牌。現在通遠鎮農業經濟合作組織多達十幾家之多，數量呈逐漸上升態勢，而且規模不斷壯大。通過龍頭企業帶動能夠增加農民收入。
3.以全民創業為動力，發揮自身優勢，營造全民創業的氛圍。積極推動全民創業，鼓勵農民發揮自身優勢搞規模種養殖，把回鄉農民工創業納入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在資金上、項目上、創業環境上給以大力支持。
（三）著力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提升農民生活檔次
重點加大對農民的科技、思想道德等方面的綜合性培訓，扎實推進“一池四改”，大力整治農村環境衛生，徹底改變農村臟、亂、差現象。同時以統籌城鄉為重點，大力加強農村文化和體育設施建設，積極開展健康有益的文體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打造鄉村文化品牌，建設一批富有特色的文化名村。
（四）下大力氣改善民生，確保農民過上幸福日子
鎮政府一是民政救濟力度進一步加大。二是合療和養老保險工作發揮明顯作用。三是村級衛生室建設全面完成，為群眾看病提供了更多方便。四是勞務輸出工作力度加大。五是計劃生育工作全面完成了縣上下達的各項人口控制指標，計劃生育率達到了100%，保持了人口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良好態勢。六是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進一步加強。七是安全生產工作扎實有效開展。八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取得實效。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通遠鎮作為一個農業大鎮，在這種發展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如何全面扎實有效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如何解決當前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為我們不斷的思考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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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已經走過了十幾年，本文結合我國農村金融的現狀，著重分析了目前我國農村金融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完善農村金融的相應措施。
從1996 年《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至今，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已經走過了十多個年頭。改革中，我們逐步認識到，完善信用社治理結構必須要有競爭的市場，實現有效監管也必須要有競爭的市場，而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需求同樣需要多種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去滿足。因此，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多元化成為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關鍵。2005年人民銀行主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2006年銀監會調整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2007年銀監會又將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試點擴大到全國，農村金融市場開放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
1 我國農村金融的現狀
經過多年的改革后，目前我國多元化農村金融體制已初步建立，即以合作性金融為基礎， 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證券市場和外資為補充的多元化農村金融體系。同時，農村金融組織民營化程度加大，鄉村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試點擴大了各類資本合作的參與路徑，并促進農村金融競爭機制初步形成，使得財政資金、工商資本、民間資本、外資和非營利資本角逐農村市場的競爭機制初步建立起來，打破了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農信社壟斷農村金融市場的局面。隨著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 農村金融主體呈擴大化趨勢，逐步形成了由各級政府、具備國有、集體、外資、港澳臺、私人等各種資本背景的企業、農戶和其他私人投資者構成的多元化金融主體格局。
2 我國農村金融中存在的問題
2.1 財政投入不足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對于農村準公共產品的提供，市場機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政府仍然應發揮主導的作用。但據統計資料顯示，建國以后至2005年，除個別年份外，我國政府的財政支農資金絕對額是增長的，但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財政投入不足10%的水平與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極不相稱。
2.2 農村金融服務渠道單一化
雖然經過多年改革，但是農村金融服務渠道單一化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農村金融體系主要由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和農業發展銀行構成，而除了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外，其他銀行機構很少在農村地區發放貸款，大都把資金轉到城市。同時，商業銀行在農村吸收的資金絕大部分流回城市，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實際上也成為農村資金流出的重要渠道。現實中，實際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任只能落在了農村信用社的肩上，然而在實際運作中，農村信用社過分看重業績增長，以追求贏利為主要目標，偏離了為社員服務的主要原則，難以達到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目的。
2.3 農村金融產品單調，業務單一
由于長期以來農村金融業處于無競爭狀態，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大多缺乏金融服務意識，經營方式粗放，不注意金融產品的需求創新，滿足于坐等顧客上門；農村可選擇的金融產品僅有存款、貸款、保險等，且基本上是城市金融產品的簡單移植，金融機構沒有適時根據農民需求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就是在一些傳統業務上，也缺乏創新。
2.4 民間金融組織活躍但缺乏有效監管
正規金融機構缺乏活力，在客觀上為各種民間金融活動提供了發展空間， 很多地方民間借貸甚至成為農村資金融通的主要渠道。據調查，民間借貸占整個農村資金市場總量的30%到70%不等，且越是落后的地區民間金融組織越為活躍。雖然民間金融活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資金緊張的壓力，但是，民間金融活動中存在的不規范、風險高、糾紛多、盲目性大等弊端容易造成社會動蕩，很可能會加重農戶及農村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
3 完善農村金融的措施
3.1 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要進一步推動政策性金融機構拓展支農金融業務，針對“三農”的特點， 在進行農村金融體系設計時，必須加大國家對農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 應建立以農業政策性金融為主線， 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和農村特點的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同時，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的金融支持作用，商業性金融是金融體系的主要力量，能夠圍繞農村經濟和生活的發展，及時提供相應的服務供給， 滿足農村多樣化的金融需求， 這也成為政府支農手段多元化的重要政策選擇。另外，我國還要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使其充分發揮支農主力軍作用。農村信用社是農村現有正規金融的主體，所以必須堅持農信社“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的終極定位，只有農村信用社發展壯大， 才有能力支持廣大農戶發展經濟， 帶來農村經濟的繁榮。
3.2 完善準入、退出制度
壟斷不利于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必須要完善市場準入退出制度，建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要在綜合評估各地農村金融市場容量、條件以及當地風俗的基礎上，在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適當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按照投資主體多元化、堅持產權關系清晰、組織形式多樣化原則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小額信貸組織、村鎮銀行、貸款子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構建真正的農村金融競爭主體。同時，要抓緊健全市場退出機制，這也是強化外部約束、保障農村金融健康可持續發展、促進不斷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的重要條件。
3.3 規范引導民間金融
盡管民間金融組織不夠規范而且存在許多弊端，但對于現階段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滿足農村資金需求的情況下，民間金融活動對于我國的農業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們要承認和正確對待民間金融，鼓勵其合法發展，使其成為農村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要通過正確的形式對其進行規范和引導，而非簡單、粗暴地取締民間金融組織及其活動，以達到讓其填補目前國家在農村金融方面的空白，推動現階段農村農業正常發展，保證我國農村農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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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村鎮銀行 新農村建設 創新
1 建甌市及石獅村鎮銀行概況
建甌市位于福建省北部，閩江上游。疆域總面積4233平方公里，總人口53.89萬，是福建省陸地面積最大、閩北人口最多的縣級市。建甌山川秀美，古跡繁多，旅游資源較為豐富。2007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64.12億元。全市農業總產值33.66億元。全市工業總產值50.05億元。年末金融系統各項存款余額49.57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5837元。
建甌是農業大縣，農產品極為豐富，農產品流通十分活躍，但由于農產品季節性很強，上市時間集中，資金需求量大，從事流通的農戶們常因一時周轉資金缺乏而發愁。
為著力于解決建甌金融服務不足現狀以及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建甌市石獅村鎮銀行于2008年4月份開始籌建，6月28日獲得銀監部門的《金融許可證》和開業批復，其業務范圍包括：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及辦理國內結算等。該行的經營目標是辦成涉農領域具有特色的精品銀行，成為我市農村金融的有益補充。
福建建甌石獅村鎮銀行作為新生的農村金融機構，從2008年掛牌成立至今將邁入第六個年頭，從開業之初，該行便明確了市場定位：重點服務三農、小微企業、社區、城鄉居民，支持縣域經濟發展，以改進農村金融服務為己任，在努力實現自身發展與支持農村金融薄弱領域實現互利共贏。截至2012年5月末，各項存款余額34179.61萬元，市場份額不斷攀升，穩居福建省村鎮銀行前列。其中支農貸款余額占全部貸款的90%以上，50萬以下客戶占客戶總數的75.00%，有效兌現“小額分散”的服務承諾，逐步建立健全授權授信、風險防控制度，規范信貸業務操作，至今各項貸款收息率達100%，無一筆不良貸款發生。村鎮銀行的發展對新農村建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 建甌石獅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取得成效
2.1 支農有特色，創新有作為 根據市場定位，該行采取特色化和差異化發展模式，創新開展了十個信貸產品（包括股權質押、農村婦女創業貸款、農戶聯保貸款等），有效突破農村信貸體系不完備、農戶手中可供抵押、擔保的財產不多的困局，其中最具特色的農機具貸款為當地人民銀行大為推廣，為有效爭取“三農”客戶提供重要砝碼。
2.2 以服務、效率吸引客戶，形成集聚效應 堅持“小額分散”原則，有效擴寬支農資金受眾面，確保該行涉農信貸投放增速高于各項貸款增速的目標，切實做到“關注三農，服務三農”。通過簡化業務審批流程，公開承諾辦事效率，落實支農貸款利率優惠等舉措，以“高校、優質、便捷”的金融服務支持農民發展生產，有效緩解本地農戶融資難的問題。由于授信業務崗位職責清晰，辦理實效明確，堅持簡潔的流程管理，高效的信貸辦理程序受到廣大農戶的歡迎，支農業務支持發展。截至目前為止該行共有貸款戶641戶，戶均貸款37.76萬元。貸款涉及農業發展各個環節，為建甌市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自己助力，有效兌現了村鎮銀行“小而分散”的辦行宗旨，促進農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2.3 以業務經營為中心，突出重點，全方位推進業務快速發展
2.3.1 大力拓展重點客戶，狠抓資金組織。針對村鎮銀行社會認可度較低、機構服務范圍小、競爭優勢較少、籌措和吸收公眾存款資金的難度較大的不利因素，深入開展關聯營銷、換位營銷，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向其提供立體化、深層次、一站式的綜合金融服務。對客戶進行清分，有信貸業務的客戶和存款余額較大的客戶維護由其對口客戶經理落實維護工作，對小額客戶由柜面通過優質服務進行維護，形成雙向多層次的服務網絡，做到一切“以客戶為中心”，有效提升客戶歸屬感。加強客戶經理上門走訪維護工作力度，實地了解客戶困難，并提供相應金融支持。強化“全員營銷”理念，促進各項業務繼續增長。
2.3.2 力促優勢業務營銷發展。保管箱業務是該行率先在當地銀行系統推出，成為建甌市惟一一家辦理的優勢業務。保管箱業務為該行吸引發展優質客戶提供了重要渠道，也為日漸富裕的農民和建甌市提供一個存放貴重物品的場所，讓農民和建甌市民享受到更為優質、更為便捷的金融服務。
2.3.3 進一步完善服務功能。該行不斷加快電子銀行業務開展步伐，在原有銀聯借記卡以及ATM功能上，該行通過福建省農村信用合作社間接接入，開辦了網上銀行、短信銀行等現代支付工具。為該行進一步提升“三農”服務水平創造了良好條件，具有重要意義。
2.4 優質服務，推進支農工作向前發展
2.4.1 強化形勢分析，緊跟市場動向。為扎實做好農民增收、農業產業升級、服務“三農”發展大局工作，該行將重點鎖定縣域農村經濟主導行業，審慎開展小微企業聯保貸款、合理調整利率定價，為切實提升服務“三農”水平，增強該行行業競爭力提供有力保證。
2.4.2 深入基層調研，搭建信息平臺。積極穩妥地做好支小金融服務工作，加大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力度，有效豐富小微企業融資手段，深入了解小微企業多層次多領域的金融服務需求。有效加深了銀企互信，為進一步的深入合作打開廣闊的發展新局面。
3 建甌石獅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存在不足
3.1 政策金融投入嚴重不足 村鎮銀行成立不久，能力有限，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大，項目政策性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的發展存在資金缺口。
3.2 信貸產品期限短，難以滿足長期的金融需求 當前村鎮銀行缺乏對需求度日益提高的3-5年的中長期信貸品種的開發與使用，諸如大牲畜養殖、農戶購置大型農機具、農用運輸車、創辦涉農相關企業投資、助學貸款投資等。
3.3 支農信貸服務產品缺乏創新變通 現如今經濟高速發展，但村鎮銀行很少有針對農民不同生產、生活需求量身定做的貸款產品，在信貸期限上存在諸多發展瓶頸，難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信貸需求。
3.4 金融服務網點輻射不到偏遠山區 有許多偏遠地區的農村，金融服務網點數量極其有限，且服務網點的分布也不太合理，大多數服務網點分布于人口較多的鄉鎮，有些鄉鎮甚至沒有服務網點，造成農村辦理結算業務的不便，偏遠山區的人民的很多金融服務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3.5 農民貸款瓶頸——抵押擔保措施較為單一 銀行機構為了規避風險，往往要求貸款者提供抵押擔保。農民作為貸款者，想要進入擔保抵押范圍實在艱難；貸款難的現狀比較嚴峻。
3.6 服務宣傳不到位，交流溝通渠道不夠暢通。
4 建甌石獅村鎮銀行促進“三農”經濟發展的建議
4.1 增強政策支農力度 政府應該將支持服務“三農”作為財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斷增加支農投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改善農村生產環境和生活環境。建立水利、小型農村道路、農橋等專項資金。鼓勵農民自主創業。增加農村社保投入，提供農民生活保障和就醫保障。
4.2 推出中長期信貸產品 為滿足農村全方面的金融貸款需求，村鎮銀行必須創新信貸產品，適時推出中長期信貸產品。當然，這必然影響銀行的金融靈活性，在短期內可能會造成資金通轉不靈，但是這也督促廣大銀行更致力于資金的引入，在金融大環境下，經過幾個存貸循環，銀行存貸業務依然會正常化，而在這循環下，農村經濟已得到顯著改善。
4.3 創新支農金融產品 必須推進金融創新，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資金源泉。只有推進創新，銀行才能開辟更多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新業務，有條件地、慎重地開展創業投資服務，扶持有市場潛力的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企業和項目，把它們做大做強，使它們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和銀行的戰略性優質客戶群。
4.4 切實解決抵押擔保難問題 為解決農民貸款擔保難問題，必須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解決農戶貸款擔保難問題，除了金融機構要在制度和產品方面加強創新外，還要有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多方的參與。
4.5 加強宣傳，暢通交流溝通渠道，增加服務網點 針對農村網點覆蓋面少的問題，金融機構應盡可能地多設服務點，并以點帶點，促進點與點間信息的溝通；再者，合理布局服務網點，優化網點布局效果，在網點有限的局限下，保證網點服務的優質性、輻射性。只有這樣，才能使金融思想深入農村，促進新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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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早稻2.98萬畝，晚稻6.71萬畝，蔬菜1.56萬畝，藺草4900畝，西瓜5600畝，花卉苗木8500畝，葡萄2800畝，梨8200畝。
漁業：漁業總產量1126噸，產值563萬元，其中淡水漁業70噸，產值35萬元，海洋捕撈1056噸，產值528萬元。
畜牧業：豬存欄36800頭，出欄28000頭；家禽存欄79.85萬羽，出欄77.12萬羽，禽蛋生產1527噸；奶牛存欄610頭，牛奶830噸。
林特產業：“慈城”牌荸薺種系列楊梅、“洪塘”牌蜜梨均入選寧波十大名果。種植銀杏、欒樹、桂花、紅葉石楠等樹木20余個品種、10余萬株；完成山地造林面積100畝，啟動跡地更新200畝；完成道路綠化10公里，河湖庫區綠化60畝，江河沿岸綠化5公里；創建綠化示范村建設6個、園林式村莊完善提高3個；實施生物防火林帶建設5公里。
“雙夏”情況：于月中旬日開鐮，27日收割完畢，月底晚稻基本插種完畢。早稻每畝單產437公斤，比去年增加25公斤。安排收割機400多臺，拖拉機1180臺，預備庫容為1萬噸的倉庫，配備烘谷機8臺；農資市場穩定，化肥、農藥等農用物資價格平穩、品種齊全、數量充足，用電、用水基本得到保障，柴油供應正常。今年50畝以上的生產大戶有183戶，其中100畝以上的大戶為49戶，比去年增加11戶。
二、年上半年工作總結
（一）財政投入和政策保障并重，幫扶力度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實現新突破。
一是加大惠農支農財政投入力度。根據區農村工作會議的部署，貫徹落實“630”行動計劃，爭取到區財政專項資金3000余萬元用于30個惠農支農項目，比去年增加2000余萬元，大力實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年上半年投入財政資金4000余萬元，用于村莊環境整治，啟動3個村的生活污水處理工程。二是做好政策配套保障。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著重就30個惠農支農項目（農水局部分）制定了操作性強的6個配套文件，做到從政策上扶持、從資金上傾斜，帶動各個項目又好又快的發展。三是積極推行“領導聯村、部門幫村、企業援村”模式。已經落實30位區領導與30個行政村結對；53個區級機關部門或文明單位與53個行政村結對，投入幫扶資金187余萬元，建成標準化村落文化宮23個，村級小公園78個，做到了結對幫扶全覆蓋所有區級機關部門；有139家骨干企業與110個行政村結對，實現了村村有結對企業的目標，共落實到位幫扶資金100余萬元，用于改善農村飲水、道路等基礎設施。加大對經濟薄弱村的扶持力度，已建造標準廠房10100平方米，為發展集體經濟打下良好基礎。
（二）深化股份合作制改革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并重，切實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農村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
一是深化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我區已完成34個村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占全區總村數的30.91%，年預計可完成10個村的股份制改革。二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7家，涉及茶葉、楊梅、小水果、蔬菜、家禽、農機等。三是強化農村土地承包管理。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積極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完善土地承包權證管理，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益。四是減輕農民負擔。加強涉及農民負擔收費項目和標準的公開、審核和監督。進一步加大監督檢查工作力度。五是切實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堅持財務公開，強化督導審計，做到“三統一兩規范”，健全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決策、審核制度，規范村級會計委托制，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發展權、收益權。
（三）重點水利工程項目和防汛抗旱工作并重，管理工作不斷完善，農村水利生產條件實現新提高。
一是認真做好三防各項工作。組織搶險隊伍13支365人，配備沖鋒舟6艘、救生衣200件，防汛編織袋2萬只等救災物資。完善防汛預案，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工作，加強水庫的巡查工作，加密巡查次數，嚴格水庫控制運用，加強汛期水量調度，及時做好預泄工作。二是抓好重點水利工程項目。抓好姚江防洪堤防工程建設、慈江靈山段整治項目、英雄水庫除險加固工程的掃尾工作、慈江中型灌區節水灌溉工程和蓀湖水庫保安工程前期工程。河道疏浚計劃數為79.47公里，列入區政府實事工程為50公里，目前已完成51條，在建2條，累計完成長度55.036公里。列入“630行動計劃”的河道砌石10公里，實際指標為17.25公里，目前已完成11條，在建3條，累計完成長度10.157公里。新建維修渠道11.435公里，小斗門維修6只，修建排水溝11.3公里，修建機耕路8.57公里，修建機埠16只。
（四）發展精品農業和優化產業結構并重，大力推廣“農民信箱”，農業產業化、標準化、信息化水平有新成績。
開發慈城塔牌、義茂年糕專用稻米生產試點基地1000畝，全面提升外漕蔬菜、蘇馮甲魚、裘市葡萄，西江、橫山蜜梨、三勤白茶、毛岙紅豆杉等特色產業；大力扶持農業龍頭企業，今年三家市級農業龍頭企業計劃投資1904萬元用于技改項目；扶持農產品品牌建設，組織“佳佳牌魷魚絲”、“義茂年糕”等8個企業產品分別參加省、市兩級名牌產品申報；做好無公害農產品產地換證、認證工作。農業標準化工作全新起步，南方蜜梨標準化示范區已經國家級標準化示范區驗收，三勤白茶產地正在申報國家級標準化示范區，寧波乳業集團、雙頂山養豬場正在申報市級標準化示范區；農業信息化工作多點推開，農民信箱工程逐步完善。
（五）動植物防疫和安全監管并重，農業執法力度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取得新進展。
一是防疫工作成效顯現。堅持不懈抓免疫、抓監測、抓消毒、抓無害化處理，防疫工作機制初步建立，實驗室監測發揮積極作用，今年上半年檢測樣本996份。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部門加強對生豬“瘦肉精”抽查，重點抽查了莊橋、洪塘、慈城的養豬戶，共抽檢豬尿樣品21批次，共計226份樣品，未發現使用“瘦肉精”；對奶牛場、5000羽以上禽場的疫苗、抗體抽查，共檢疫奶牛650頭，抽取雞、鴨、鵪鶉400羽份，實施禽流感抗體測定。對我區一家供滬生豬養殖場進行重點檢測，確保生豬出欄無違法違禁現象發生。二是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制訂《區農林水利局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責任制》，做好農業生態環境安全、農畜產品質量安全、重大動植物疫情防控和漁業安全工作；重視蔬菜質量安全監測，全區共檢測樣本1649只。強化質量意識，強化科技意識，以舉辦“農民田間流動學校”、各類培訓班26期，參加人數884人次。三是開展農資市場執法專項行動。以農畜產品質量安全、規范種子、肥料、殺鼠劑市場秩序和農藥、衛生殺蟲劑市場秩序為重點，組織開展農資打假為中心的“綠劍”春季、夏季集中執法專項行動。據統計，在上半年的“綠劍”系列行動中，共出動執法檢查人員104人次，檢查各類生產、經營單位168家次，抽樣檢測樣品農藥15個，種子3個，肥料2個，合格率達100%。
（六）生態建設和產業建設并重，以科技興林為增長點，林業可持續發展道路邁出新步伐。
一是做好生態建設。完成植樹10余萬株，做好道路、河湖庫區、江河沿岸綠化工作，實施生物防火林帶建設。加快生態公益林建設，實行補償資金的“一戶一卡”制；保護森林資源保護，做好林業行政許可和林業行政執法工作，認真開展了破壞森林資源違法行為的調查排摸工作。加強森林病蟲害防治。共清理病死松樹2600余噸，投入人工8600工次。二是做好森林防火。通過森林防火四條防線的構建，嚴防森林火災，全區無一起森林火災的發生。三是發展林特產業。今年新發展改造茶園100畝，其中三勤50畝（龍井43）、金沙50畝（烏牛早）。今年春茶總產量144噸，產值758.4萬元，比去年增加136.2萬元。其中名茶4.5噸，產值312萬元，比去年增加產值136.2萬元。筍產量5280噸，產值935萬元（其中毛竹筍3750噸，產值710萬元），分別比去年增加880噸和350萬元。葡萄種植面積大幅增加。楊梅生產形勢喜人，產量1550噸，產值1860萬元。
（七）作風建設取得新成效。
一是百名干部下基層，積極開展便農惠農服務。全區“作風建設年”活動動員大會召開以后，該局黨委迅速學習貫徹會議精神，決定開展“真情5+1——百名干部下基層”活動和“農民田間流動學校”服務。“真情5+1”即每名機關干部結交5名農民朋友、幫扶1戶困難戶。通過這項活動，切實教育干部從思想上加深為農服務的認識，從感情上密切為農服務的聯系，從行動上提高為農服務的自覺性。由40余名干部組成的“農民田間流動學校”，采取在田間地頭現場講解、手把手傳授的方式，讓農民在種植養殖地提問題，切實解決農民的實際問題，并于今年6月獲“區十佳黨員志愿者（團隊）”榮譽稱號。二是群策群力謀發展，大興學習調研之風。通過開展理論調研文章評選活動和在農經網上開設“我心中的新農村”獻計獻策活動專欄，征集干部和社會公眾對新農村建設有益的意見和建議百余條，不僅調動了廣大干部的學習積極性，增強機關干部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實際本領，也為領導的決策提供了依據。三是創建評比轉作風，提升同農民群眾的感情。結合業務工作，開展了民主評議基層站所暨創建“群眾滿意基層站所（辦事窗口）”活動、機關效能示范崗活動、服務明星評比活動，組織全體干部開展了一次撰寫“情系三農”感想文章和演講比賽，引導和激勵干部立足崗位比技能、比服務、比貢獻。
三、年下半年工作思路
（一）新農村建設方面。
貫徹落實區第七次黨代會精神，按照區農村工作會議的部署，抓緊落實“630”行動計劃，做好“新農村推進月”各項工作。繼續推進“百千”工程，抓好3個省市級示范村創建、6個村莊整治；做好經濟薄弱村扶持工作。
（二）農村經濟發展方面。
落實減輕農民負擔管理工作，指導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調整農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村經濟；加強土地承包管理，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規模經營；指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加快發展高效生態的現代都市農業，發展休閑觀光旅游和農家樂；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積極開展村級服務，通過提供倉儲、運銷、信息中介等有償服務，實現服務增收。
（三）防汛抗旱工作和重點水利工程項目方面。
牢固樹立“防大汛、抗大災”思想，繼續抓好主汛期防汛防臺抗旱工作；落實各項制度，加大巡查力度。繼續做好慈江整治靈山段項目、城防工程和慈江中型灌區節水灌溉工程配套改造項目建設。做好河道疏浚、砌石，以及蓀湖水庫保安工程。
（四）林業方面。
全面推進區級生態公益林項目建設，年計劃完成5.3萬畝，實行“一戶一卡”制。做好林業執法和森林資源保護工作。構建森林防火“四條防線”，嚴防森林火災。
（五）農業執法方面。
繼續做好對農資市場的整治，加大對農業投入品的監督管理；推進和完善農資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加強農業法制監督，規范行政許可行為。進一步加強夏秋季蔬菜生產質量安全監管和“瘦肉精”、“毒鼠強”等違禁藥品的監管。
（六）重大動物疫病防疫方面。
做好秋季防疫工作，完善防疫通報工作，加強對高致病性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的免疫工作和抗體監測工作。發放新的《動物防疫登記卡》、《區養殖場動物防疫手冊》。
（七）科研工作方面。
重視科研項目實施過程的管理，按時、保質、高水平地完成各個科研項目，做好科研經費預算、科研人員分工和項目的督查與審核。爭取4個項目順利通過驗收，爭取在國家級期刊發表科研論文4篇以上。做好“甬選56號”楊梅單株良種認定、良種葡萄苗繁殖基地、紅涼傘商品盆花生產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等科技項目的申報工作。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農業投入；保障機制
中圖分類號：F30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3-0109-08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農業的健康發展都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前提和保證。特別是對于中國，一個發展中農業大國來說，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的健康發展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政策的推行以及農業本身的特性，我國農業自身的資金積累和外部的資金投入都十分匱乏，“三農”發展長期處于嚴重的資金短缺狀態，出現了包括農業發展滯后、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民增收乏力、城鄉差距越拉越大等在內的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不僅阻礙了農業自身的健康發展，而且通過產業關聯的傳導與放大危害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協調發展。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采取了多項改革措施，并將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新時期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并加大了對“三農”領域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我國農業已經形成了由政府、金融、農戶、農村集體和企業以及外資共同構成的多元資金投入新格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及農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現階段我國農業領域的資金投入還存在著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尚不能滿足新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健全的資金投入保障機制還未形成。
本文依托于從遼寧農村所獲得的第一手調查資料，多角度分析了現階段資金投入“三農”所面臨的困境和嚴峻現實及其深層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健全農業資金投入保障機制的建議，筆者期望本文對于解決目前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三農”問題，順利推進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業自身的健康發展以及工業和農業的協調發展會有所助益。
一、 遼寧“三農”狀況的基本評估
遼寧地處環黃渤海的中心區域和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東北三省中惟一的既沿海又沿邊的省份，也是中國東北經濟區與環渤海經濟區的重要結合部，擁有大連港、營口港、錦州港等重要港口，是東北經濟區的門戶。與東北的其他省份相比，遼寧省區位優勢突出，城市化水平較高，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科教優勢明顯。然而，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遼寧的經濟結構也表現為工業比重大、農業資源少、農業發展相對落后的“大工業，小農業”的二元結構，城鄉差距較大，發展極不協調，“三農”領域投資不足的問題也十分突出，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投資增長較慢，比重偏低；二是農村投資與城鎮投資差距較大。以2000―2005年間的數據為例，遼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逐年下降，從2000年的15．82%下降到2005年的13．25%，與此同時，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增速也均低于同期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投資不足極大地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拉大了遼寧的城鄉差距。目前全省縣域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個百分點；在最受關注的居民收入方面，1978年遼寧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純收入的2倍，到了1995年為2．1倍，2000年擴大到2．3倍，2005年進一步擴大到2．47倍[1]；此外，在農村居民得到的如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以及水電、通訊等公用基礎設施服務等方面，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別。城鄉差距的擴大又進一步加劇了資金、人才等發展要素的外流,“三農”發展進入了惡性循環。
二、農業資金投入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隨著政府對“三農”發展重視程度的不斷增強以及各項支農惠農政策的陸續出臺，農業資金短缺的問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1980年的133億元增加到2005年13 678．5億元，25年間共增長了103倍[2]。但是，與發達國家的農業投入水平和我國新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水平相比，各個層次的投入水平都還比較低，還存在很多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對農業的投入狀況
農業是需要政府支持和保護的產業，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軌時期，“三農”領域有著巨額的資金需求，諸如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推廣、農業生態環境改造等等，都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然而，長期以來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并沒有得到根本的保證，與其對城市的投入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據有關部門統計，各級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不足對城市投入的1/10；對農村衛生、醫療、文化等公共事業的投入也與城市相差甚遠；特別是對農村教育事業的投入遠不及城市。以遼寧省為例，雖然政府農業投入的絕對規模逐年增加，但相對規模，即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等卻呈下降態勢。
如圖1所示，1980年以來，除個別年份略有波動性上升外，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總體上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從1980年的14%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7．7%。且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低于同期全省農業GDP占總GDP的比重，這表明，與農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比，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水平較低。此外，財政農業投入的資金到位率也不理想。盡管各省農業投資條例明確規定了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應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但是財政農業投入資金被挪用的現象非常普遍，一些財政困難的縣級財政甚至將財政支農資金用于彌補辦公經費不足，財政支農資金在經過若干管理層之后變得越來越少，加之“非農化”傾向日益嚴重，致使真正投到農業的財政資金嚴重不足[3]。
財政農業投入結構也存在問題。首先，我國財政支農資金有70%―80%左右用于支援農業生產和事業費的支出，而直接用于農業基礎設施以及農業科研等方面的投入不足30%。有學者曾以1980―2001年為研究區間，對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結構中各項支出對農業增長的產出彈性進行了測算，測算結果表明，農業基本建設投入、農業科技三項費、農業救濟費、支援農業生產和事業費支出的產出彈性，由大到小分別為0．43、0．09、0．0046和-0．11[4]，可見，農業基本建設的投入對于農業GDP的增加效果最為明顯，其次是農業科技投入，而支援農業生產和事業費支出似乎并不能帶來農業GDP的增加，這可能與“兩項費用”中的事業費比重過大有關；其次，在財政農業投入中，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約為80%左右，而中央政府僅承擔了約20%[5]。英國學者巴斯特布爾（C．F．Bastable）曾經提出財政支出的“利益原則”，認為凡屬事關國家范圍內的整體利益的支出，應劃歸中央，而與地方利益有直接關系的支出則應劃歸地方政府[6]。我們知道，農業生產雖具區域性，但多數與行政區劃不重合，地方政府對農業投資存在不同程度外部效應，而農業本身對地方經濟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受現實利益的驅動，對農業這種基礎性產業的投資缺乏經濟動力和意愿[7]。因此，與上級政府相比，下一級政府進行農業項目投資缺乏動力。基于這一點，筆者認為，現行的財政農業投入主體結構不能有效保證財政農業投入的穩定增長，可能會造成財政農業投入總量和增長后勁的不足。
（二）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投入狀況
我國的正規金融體系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的農業發展銀行；商業性金融的農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合作性金融的農村信用社；以及郵政儲蓄機構，共計四類。其中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農村郵政儲蓄機構是涉農的金融機構，然而除了農信社外，其他金融機構的農村業務都在不斷萎縮。總體上，金融支農呈現出信貸資金投放減少、農業資金“非農化”加劇的趨勢。
從1990年至今，遼寧省金融機構的年人民幣存款和貸款的絕對規模逐年上升，而其中農業貸款的絕對規模卻在1994―1996年出現了下降。農業貸款的相對規模，即農業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截止到2004年底，呈現波動性下降的態勢，從1990年的5．25%下降到2004年的3．63%。而到2005年，由于受到國家對“三農”支持政策的影響，農業貸款有大幅增加，絕對規模增加了將近一倍，其占全部貸款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3．63%上升到2005年的6．45%[8]。
但無論是1990―2004年間的逐年降低，還是2005年的大幅上升，遼寧農業貸款的相對規模，即農業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與農業對GDP的貢獻相比，還是顯得過低了。用農業貸款相對規模最高的2005年的數據進行比較，農業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為6．45%，而當年遼寧農業GDP占總GDP的比例為11%[8]。顯然，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不足。
第一，政策性金融支農功能萎縮。隨著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糧食購銷主體的多元化，農發行政策性收購貸款業務大幅下降，政策性支農作用弱化。與此同時，急需政府大力扶持的農業開發、農業技術進步及農村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卻因得不到足夠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而成了阻礙“三農”發展的絆腳石。
第二，商業性金融支農力度減弱。出于對成本、收益和防范風險等多方面的考慮，包括農業銀行在內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撤離收益低、風險高的“三農”領域，將戰略重心轉向大城市和高端客戶。2005年，遼寧省涉農貸款1 006億元中，糧食收購貸款（494億元）和農業貸款（512億元）各占1/2，其中，農業銀行投放農業貸款81億元，占農行全部貸款余額的30%左右，而在1980年以前農行卻有98%以上的貸款投向農業領域。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的農業貸款更是微乎其微，而新建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不愿在縣域設立機構，農村金融機構嚴重萎縮，保留的機構主要是吸收存款和清收不良貸款，成為幫助農村資金外流的“抽水機”。
第三，合作性金融支農實力不強。農村信用合作社，作為惟一直接面對“三農”的機構，在農業信貸資金投入方面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據統計，遼寧全省2005年農信社農業貸款的數量為429億元，占全省農業貸款總額512億元的84%，而全國農業新增貸款中也有85%以上來自于農村信用社。然而，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比率高、經營機制和績效差，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其吸收存款的能力較弱。盡管近年來隨著體制改革的推進，農信社經營效益略有好轉，但其實力還不足以真正承擔起完全滿足農村資金市場需求的重任。據統計，遼寧的農村信用社以其占全部金融機構8%左右的儲蓄余額支撐著84%的農業貸款。全國的平均水平是：農村信用社以其占全部金融機構12%左右的儲蓄余額支撐著60%―70%的農業貸款和70%―75%的鄉鎮企業貸款[9]。也就是說，農村信用社幾乎成為農村地區惟一提供信貸資金支持的金融機構，承擔了與其實力極不相稱的支農重任。
第四，農村郵政儲蓄資金“農轉非”。據測算，郵政儲蓄機構，作為我國的第五大吸儲大戶，在農村地區吸收的存款大約占其全部存款余額的40%，但由于其在農村地區只存不貸，大量農村資金通過郵政儲蓄轉存外流。盡管從2007年3月1日起，遼寧省郵政公司啟動了郵政儲蓄定期存單小額質押貸款業務，結束了郵政儲蓄20多年“只存不貸”經營模式，然而現階段該業務還處于試點階段，郵政儲蓄農業信貸資金的投放規模，與其“農轉非”的資金規模相比，仍是杯水車薪。
農村金融體制的弊端使得農業農村資金大量流失，據估計，農村每年流出資金在6 000億元左右[10]。而占總人口70%的農民從我國國家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份額還不足全國信貸總額的7%，據專家推算, 包括農業和鄉鎮企業貸款在內的全部農村貸款額，僅占國家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10%左右，而農業、鄉鎮企業創造的產值占整個GDP 的比例卻超過48%。
（三）農戶對農業的投入狀況
實行以后，隨著由財政、金融、農村集體和農戶等共同組成的多元資金投入格局的形成，農戶的資金投入主體地位愈發突出，其資金投入量占農業資金投入總量的比重已經達到40%―60%[11]。遼寧省的農戶投資在農村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在80年代也出現了大幅增加，最高曾達到66．34%，然而到了90年代初，隨著土地制度改革能量的釋放完畢，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變得非常緩慢，農戶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也大大降低，從1991年的66．4%下降到了2005年的11．83%，并且中間個別年份還出現了負增長，在農村全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47．08%下降到2005年的23．68%。近年來，除了投資增速和所占比例大大降低以外，遼寧農戶投資還呈現出以下突出特點：
第一，農戶投資以第一產業為主，1980年至今，全省農戶人均家庭經營費用中用于第一產業的支出都占到90%以上，但其中純農業支出所占的比例不太穩定，最高是1990年的61%，最低的是1980年的15．6%，而2005年為45．4%[12]。
第二，農戶投資的短期性和非農化特征明顯。在遼寧省農戶家庭生產投入現金中，家庭經營費用現金支出占有絕大比例，為90%左右，而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僅僅占10%左右，1995年甚至還不到5%。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全省農戶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占農戶家庭生產費用現金支出的比例就降至10%以下，并一直呈下降趨勢，直到2001年才有所回升，這說明全省農戶生產性投資以短期投資為主，即主要用于當年諸如種子、化肥、農藥和農膜等物質消耗的生產費用支出，僅僅是一種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補償性投資。根據對遼寧省500個農戶的抽樣調查發現，農民在資金的運用意向上主要是選擇結婚、生子、上學等一些消費性項目，而愿意作生產性用途的人和資金比例都較少，農戶投資的非農化傾向十分明顯本次調查在2006年底，本課題組分別選擇遼寧省不同地區的500個農戶，發放問卷500份，有效問卷462份，涉及農戶462個，總人口1 988個，戶均人口4．3人，勞動力共1 294人，戶均勞動力2．8人。。1985―2000年,全省農村個人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之比的平均數為1∶8．52。農戶的生產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作為滿足自己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缺乏對農業長期發展投資的足夠熱情。
第三，農戶具有住宅投資偏好。1997年以前，全省農戶住宅投資占其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全部在50%以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比值甚至高達90%以上，這主要是由于“七五”時期和“八五”時期，我國農村的建房投資一直處于高溫，1994―1996年間，農戶住宅投資的年增長率保持在25%以上，直到1997年，持續的高速住宅投資增長才出現新的變化，開始增幅減緩，特別是近幾年，全省年農戶住宅投資量占農戶總投資的比重已下降至50%以下。從總體上講，在遼寧省農戶固定資產投資中，農戶住宅投資所占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態勢，但仍然較大(見圖2所示)。
（四）農村集體、企業對農業的投入狀況
――生產隊體制期間，農業資金投入約有1/2左右來自農村集體，然而的實行使得農村集體的經濟職能迅速弱化，許多由農村集體承擔的項目改由農戶承擔，農村集體的積累水平快速下降，對農業和農村的投資不斷減少。
鄉鎮企業一度曾是農業資金投入的主力，然而，1994年以來的分化重組削弱了鄉鎮企業的投資實力，鄉鎮企業對農業的資金投入驟降。2000年以后，隨著農業產業新增長點的形成，投資農業的效益增加，企業投資農業的積極性也逐步提高，一些龍頭企業通過預付定金、生產補貼、利潤返回等形式拿出部分資金用于支農服務，但由于目前農業產業化總體水平較低，這些資金投入尚不足以緩解農業資金短缺的局面。
（五）外資對農業的投入狀況
外資進入 “三農”領域，不僅有利于緩解農業資金的不足、改善生產條件、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和產業化經營，還能推動農業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但目前我國農業利用外資的現狀是：規模較小、效率偏低、區域不平衡。1998―2005年間，外資對遼寧農村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分別為11．21、5．46、3．93、2．11、6．36、9．20、10．39、6．85億元，大約占同期農村固定資產總投資的2．5%左右[8]，從趨勢上看，1998年以來呈現波動性下降趨勢。全國的水平是外資占全部農業資金投入總額的3%左右，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約占20%的比重相差甚遠。
三、農業資金投入不足的深層原因分析
（一）農業的弱質性
一方面，農產品差異性小，進入壁壘低，生產者眾多且比較分散，供給彈性較大，而作為一種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彈性卻較小，兩方面同時作用，使得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很容易形成過度競爭的不利局面，造成豐產不豐收的現象，市場風險較高。另一方面，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產業，受自然條件影響很大，生產者面臨著極高的自然風險。因而，在資源配置以效率為目標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受自然與市場雙重風險約束的高風險與低積累率的弱質性產業，農業自然無法得到資本的偏愛。從這個角度上說，農業投資不足問題的產生有其先天原因。
（二）農業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某些經濟活動導致外部其他人受益或受損，受益即正外部性，受損即負外部性。眾所周知，農業生產除了帶來經濟效益之外，還會產生特殊的生態和社會效應等，因此，理論界通常認為農業是有限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具有外部效益的混合性產業。農業領域的投資稀缺與其具有的正外部性有極大的關系，由于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存在，農業領域很容易出現“搭便車”的問題，生產者投資以后產生的效益不易分割，且投資的成本與其效益之間的關系也不十分明顯，導致對投資主體的激勵不足，其投資積極性偏低。因此，農業的正外部性是造成“三農”領域資金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二。
（三）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落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的城市經濟部門并存、差距明顯的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更加突出，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曾長期實行的剝奪農業剩余以發展工業的二元政策。據統計，1952―1990年，在我國，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獲取的資金為8 707億元，通過稅收渠道獲得1 527．8億元，通過儲蓄從農業獲得1 404．8億元，扣除國家對農業的投入，農業為我國工業化提供積累資金1萬億元。這種發展戰略雖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也是世界各國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所提供的巨額積累已經遠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大量資金的流出嚴重削弱了農業自身發展能力，導致我國農業落后、農村基礎設施不完善、農民素質不高、收入水平較低、消費能力低下、農村市場狹小等問題，而這些又加劇了農業資金的外流。因此，城鄉二元結構既是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導致“三農”問題的死結所在，更是農業資金短缺的根本誘因。
（四）土地產權制度
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經濟社會的一項基本制度，合理有效的土地制度能夠推動“三農”發展，反之，則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瓶頸。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內核是：土地所有權歸集體，農戶擁有承包權和使用權以及一定收益權。作為一項制度創新，它曾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有效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它仍是一種不徹底的改革，現階段，它的缺陷所帶來的掠奪式經營、規模不經濟等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農戶農業投資的數量與方式。
第一，土地產權不明晰以及承包權的不穩定，降低了農民對土地收益的預期和信心，削弱了農民對土地長期投資的積極性，也缺乏培育和保護土地的內在動因，最終導致了農民的短期投資行為。
第二，目前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使單個家庭經營的土地面積狹小，加之土地流轉制度的不健全，農業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難以實現。規模不經濟使得農業領域的生產成本偏高、利潤率和積累都較低，因而削弱了資本進入的動力，最終導致其外部投資稀缺和內部資金外流的現狀。
第三，農民土地產權的殘缺，使土地不能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一方面，農戶不能通過土地流轉擴大規模，抑制了其追加投資的熱情。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市場中其他要素進入農業部門的可能性，使農業處于一種封閉運行的狀態，更加不利于吸引場外投資。此外，在現行制度下，農民也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權以獲得大額貸款的權利，降低了農民借土地籌集資金增加農業投入的可能性。
四、建立健全農業資金投入保障機制的政策選擇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其健康發展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整體進程的前提和重要組成部分，而投資則是農業實現現代化的“引擎”，因此，如何通過體制創新、戰略調整、政策修訂、制度改革，構建一個高效運行的農業資金投入保障機制是農業持續發展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關鍵。其基本思路為: 在適應市場需求的基礎上, 應當朝著投入主體多元化、資金渠道多樣化以及資金運作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逐步構建以政府投入為導向、以信貸投入為支撐、以農村集體和農戶投入為主體、以社會資金為補充、以傾斜政策為保護的多層次農業資金投入保障新機制。
（一）發揮財政資金的主導作用，建立穩定增長的政府投入機制
鑒于我國“三農”發展的現狀，短期內靠農民、金融機構或其他社會主體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是不現實的，現階段，財政資金仍然是農業投入增量的主要來源，發揮著主導作用。（1）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確保政府農業投入穩定增加。改變國家的產業投資政策，由過去重工輕農的發展戰略，逐漸轉變為傾斜農業，從宏觀角度調整工農業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實貫徹落實中央的要求，真正將政府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落到實處，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三農”的投入，并堅持財政支農“三個高于”的原則，盡快形成新農村建設的穩定資金來源。（2）合理界定財政農業投入的事權和財權關系, 明確各級政府在財政支農方面的責任和界限。一般來講, 中央政府農業投入應限定在地方政府難以完成、企業不能做或不愿做、項目受益對象廣、跨行政區域、投資規模大且期限長的領域, 地方政府的投入范圍則是除協助中央外, 主要負責本區域內的公益性項目，以及農產品市場體系的構建和培育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龍頭企業等[13]。（3）健全財政農業支持補貼制度。要繼續鞏固完善各項農業補貼政策，逐步形成目標清晰、收益直接、類型多樣、操作簡便的補貼制度。明確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的資金比例，加大良種補貼力度，擴大農機具購置補貼規模和范圍。（4）整合財政支農資金，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按照統一規劃、明確分工、統籌安排的要求，集中各層次的財政支農資金，突出重點，形成生產性、積累性和服務性投入的最佳組合與投向比例。
（二）規范政府職能，明確財政農業投入的方向和重點
加大財政投入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直接增加了對農業的資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彌補農業領域的市場失靈，改善了農業投資環境，提高農業領域的投資利潤率，從而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農業領域。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政府應對市場無法或難以有效配置社會資源的領域進行投資，而不能投資于盈利性、競爭性項目，不能排擠社會投資。結合現實情況，現階段我國財政在“三農”領域的投入重點主要包括：
第一，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應加大對水利設施、小城鎮建設、農村電網改造、農村道路建設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這些領域的投資可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村生活環境，提高農業資金的整體利潤率，增加社會主體農業投入的積極性，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農業經濟增長。
第二，農業科教及技術推廣體系。現代農業不僅受制于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約束，而且對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以及技術的依賴越來越強，然而我國農業科教支出水平并不高，僅占農業GDP的0．3%左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2%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0．5%的水平。由于人口眾多，我國農業通過擴大耕地面積來增加農產品供給的潛力不大，因此，增加科技投入、走集約式增長道路才是農業發展的可行之選。而科研和人力資本投資存在的外部效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單靠農民以及農業單位的投資是很難滿足需求的，政府應成為農業基礎研究、農業科研成果應用和推廣、農業基礎教育等領域的投資主體。
第三，支持農產品市場體系的構建。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依靠供求關系引導投資的流向，必須有發達的市場體系作支撐，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是農業走向專業化、提高農業生產率和經營效率的重要途徑。然而，現階段我國農產品市場體系并不規范，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生產經營專業化的要求，因此，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應加大對市場體系建設的投資力度，促進農業的市場化和國際化。
第四，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隨著WTO的加入以及農產品市場的逐步開放，政府必須把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作為農業投入的重要取向，重點扶持優質專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加強優勢農產品產業帶建設, 提升農產品的質量, 培育相對比較優勢和競爭力。
（三）創新財政農業投入方式，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各級政府應改變過去的單一、直接、無償的資金投入方式，根據項目性質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增加間接投資的范圍，在吸引更多的其他類型的資金進入農業領域的同時，也最大化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對于公益性項目，仍主要以政府無償撥款投入為主。（2）對于各種經營類項目, 政府可以根據其經濟效益的高低，進行不同形式的資投入：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準公共產品項目, 既可采用資本金、股份制等形式, 也可采用民辦公助、以獎代補、以工代賑等形式；經濟效益較高的純經營類項目, 如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等，可采用以銀行信貸資金和企業自籌為主, 政府貼息的方式建設。（3）對于農業科技創新、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等風險較大的項目, 可采用創業基金、風險投資周轉金等形式支持其發展。（4）對于一次性投資需要量較大、固定經營成本高、有較高預期收益的項目, 政府可以通過經營權出讓, 采用BOT 方式吸引國外資本或社會資金建設經營[14]。
（四）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業信貸資金投入體系
目前，我國農村正規金融體系嚴重缺失，農業信貸資金投放遠遠不能滿足新農村建設的需求，究其根源，筆者認為有以下的原因：農業的弱質性和外部性、農村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以及農村金融保險體系的不完善，因此，建議構建有利于克服因信息不對稱和規模不經濟而導致的較高交易成本劣勢的多元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具體地說，應加快農村金融整體改革的步伐，努力形成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為基礎、以國有商業金融為輔助、以小型商業金融和貸款組織為補充、相互競爭又各具特色、具有內在互補功能的農村金融體系，促進金融機構增加對“三農”的信貸投放。
進一步發揮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農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確縣域內各金融機構新增存款投放當地的比例，引導郵政儲蓄等資金返還農村。此外，應在農村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風險分散保障體系，以增強基層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構建為農戶貸款擔保的信用擔保體系，創新農業信貸方式，通過小額信貸、農戶聯保信貸等方式, 拓寬直接面向農戶的貸款渠道，促進供需的有效結合。
（五）完善各種支農配套政策，鼓勵農民和社會力量投資現代農業
應著重加強以下幾項工作: 首先，制定并實施各項優惠政策，綜合運用稅收、補助、參股、貼息、擔保等多種手段，給予農戶及其他投資者優惠，緩解資金投入農業后不能迅速有效地轉化為利潤的現實，確保資金投入的可持續性。其次，穩定和完善現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明確土地所有權主體，穩定承包關系，賦予農民長期穩定的農地使用權，充分尊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 建立并完善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讓土地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進入市場，在土地經營者之間進行合理流動，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維護和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最后，建立農業風險防范機制。要加強自然災害和重大動植物病蟲害的預測、預報、預警體系建設，提高農業防災減災能力。積極發展農業保險，按照政府引導、政策支持、市場運作、農民自愿的原則，建立完善的農業保險體系，解決農業投資者的后顧之憂，增強他們增加農業投資的信心和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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