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5 15: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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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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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規劃教材 經濟與政治基礎知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特點
在國家規劃教材《經濟與政治基礎知識》（下面簡稱新教材）的教學實踐中，筆者充分體會到新教材全面貫徹素質教育思想，從社會發展對高素質勞動者和中初級專門人才需要的實際出發，注重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一、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的經濟
市場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它是和商品經濟同時產生和發展的。市場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市場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即有形市場。
廣義的市場包括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所謂無形市場是指沒有固定的交易場所，靠廣告、中間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尋找資源或買主，溝通買賣雙方實現交換。因為沒有固定的場所，所以在這里，買賣或交換的實現過程就是市場。因此，廣義的市場就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
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既聯系又有區別。商品經濟反映的是人們進行勞動交換和經濟聯系的一種經濟形式。市場經濟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資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和土地）配置到社會需要的眾多領域和部門中去。在市場經濟中，社會資源的配置是由市場機制實現的。市場機制就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市場經濟機體內的競爭、供求、價格等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系。
二、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1.資源配置市場化
資源配置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影響市場價格，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
2.企業行為主體化
企業是市場主體，企業的行為應該是市場主體的行為。
3.宏觀調控間接化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需的。但國家一般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通過各種經濟手段和相關政策，來影響價格、利率、匯率、工資等市場信號，從經濟利益上引導企業調節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目標。
4.市場體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規范的市場體系，是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前提。因此，我們要規范市場行為，加強市場管理，制訂市場規劃，維護市場運行的正常秩序。
5.市場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會化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場經濟的重要保證。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與商品經濟密切連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可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基礎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有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占主導地位的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所有制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非公有經濟，它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現有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國現階段的個人收入分配結構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結構。這是適應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
第一，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地位，勞動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體現，最大限度地滿足勞動者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才能得到實現。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證。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實現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
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能夠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在歷史上，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由于缺少馬克思學說所要求的那些物質前提和主體力量，導致蘇聯模式的“無社會的社會主義”。只有走出這一模式，才能為社會主義開辟健康的發展道路。
因此，當今中國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前進，是更多的市場經濟，更多的民主。
最近幾年來從“民間”到學術界，從網絡到出版物，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二十多年來以市場經濟為指向的改革開放背離了原來的社會主義方向，從而帶來了巨大的矛盾與沖突，因此現在應該及時“反思”并迅速剎車。這種思潮以為旗幟，以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號召，并以此來彰顯自己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優勢。這種思潮還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由國家權力解決公平問題，因為公平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目的。據說這才是對和社會主義的惟一正確解釋。在我看來，這種政治主張是膚淺的，不正確的，其理論基礎也談不上是，而只不過是對這一學說所作的道德主義、浪漫主義解釋以及對失敗的蘇聯模式之自覺不自覺的美化和留戀而已。把這種“”運用于我國現實，我深信，既不會有利于人民大眾和社會進步，也不會給帶來任何益處。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依照他們的歷史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自然歷史過程的必然方向，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經濟矛盾高度發展的替代物。把社會主義看作客觀歷史意義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觀道德層面上的必要性，正是馬克思學說區別于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流派的地方。決定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基本觀念的，始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性認識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倫理“訴求”。然而，這一馬克思學說的實質到后來卻經常被人們忽視和遺忘了。20世紀以來，對馬克思學說作倫理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無論在西方和東方的社會主義者隊伍里都占據了上風。人們愈來愈熱心地大講特講、竭力“弘揚”的是馬克思學說對資本主義的道德嫌惡和對社會主義的正義追求，而對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本來特征避而不談，這樣就完全把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了倫理社會主義者，描繪成了雖然懷抱對弱者、對勞動者的無限同情但卻缺少自己的完整歷史理論邏輯的道德家或宗教家。依我看，與其說這是在贊揚馬克思，不如說是在侮辱馬克思。因為這種做法恰好不是把馬克思當作一位立志以科學的檢查和醫療方案根治資本主義機體弊病的醫生去看待，而是在稱頌這位醫生時對他的醫療方案閉口不談甚至毫無興趣，只是一味嘖嘖贊美他那顆治病救人的好心；不是依靠我們今天更加發展了的科學手段去檢驗這位醫生的醫療方案，指出其中至今仍有科學價值的部分，同時，如果可能的話，也要發現其中的不足甚至錯誤之處，以便使之更臻正確和更具有現代水平，而是盡力使人們相信，他的方案正確還是錯誤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待病人時他志趣高遠，目標高尚！你們能夠想象如果某位真正的醫生受到這樣的贊揚，他會作出怎樣的反應么？我想他一定會說：對不起，我寧愿要對我的醫療方案的尖銳而實際的批評，也不要這種空洞的贊揚。
二
迄今為止，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從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社會矛盾之中自然孕育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出現過。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是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中心地區，而是在經濟文化大大落后，剛剛只有資本主義初級發展或干脆就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東方國度中發生的。應當承認，這些社會主義革命一般有其特定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它們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展進程中各種復雜的現實矛盾和精神發展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了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與東方各“后發的”或“欠發達”的國度在被動現代化過程中的現實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但是，此必然性非彼必然性，這些地方并沒有具備經典馬克思學說所要求的那些資本主義物質前提（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和符合現代文明水平的文化）和主體力量（數量和質量上都足夠發達、從而能夠在革命后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自治管理的工人階級人民大眾）。而由于缺少了這些條件，在過去將近90年的歷史上，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直接間接地總是引導向蘇聯類型的“現實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由于能夠借助高度集權的巨大政治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完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迅速取得某些重大的、頗可稱道的經濟成就，也可以在一些時期或一些情況下憑借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本能的同情心和道德自律之類的主觀條件，為謀取人民大眾的利益實行有利的措施和政策，但所有這些措施和政策都沒有得到制度上的客觀保證，因而只能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依靠幸運的偶然性去保證的賜予。這一體制的最大弱點在于，由于缺乏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并沒有保證勞動者大眾自己掌握生產資料和實行自我管理，而只是建立了某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對生產資料公有關系的“代管制”（如羅莎·盧森堡在其名作《論俄國革命》中早就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的那樣）。可以簡潔地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無社會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恰恰是把社會——組成社會的人民大眾——的參與管理排除在了整個社會組織的基本運作之外，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公有制，無法防止自己不成為管理者的公有制。這樣一種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預言的那種社會主義大異其趣，現實生活早已證明，就長期而言，它既保證不了效率也保證不了公正。這種社會主義的典型——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給國家、人民，同時也給帶來了巨大傷害。不走出這種蘇聯式“社會主義”的藩籬，不但不可能實現什么社會主義理想，甚至也不可能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列。
三
然而歷史也表明，要走出這一藩籬是十分困難的。其原因在于這一體制自身所固有的強大封閉性和頑固性，在于其經濟、政治和文化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在于由這一結構所造就的盤根錯節的特殊集團的特殊利益，處處阻礙著任何實質性的自我改革。戰后幾十年中蘇聯及東歐各國屢經修修補補式的改革，毫無例外地不是在內部矛盾面前淺嘗輒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永遠是趔趄不前，一次次錯失有利的歷史時機，以至最終歸于失敗。在蘇聯模式最終瓦解，無可挽回地成為歷史陳跡的條件下，我們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就是通過市場經濟所發展起來的客觀社會力量——用馬克思愛用的話來說，就是物質力量——來擺脫舊有的體制，并為創造未來的健康的社會主義的物質與文化前提打下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完善、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高效率，都是當今中國所特別必需的，因為正是在市場經濟的粗糙現實中，隱藏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未來希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不把市場經濟和勞動者的社會解放抽象地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歷史上起著革命的作用，它瓦解舊式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用契約的、形式的平等代替公開的等級制度，而這正是進一步實現社會普遍的、實質的平等和勞動者的徹底解放所必需的歷史前提。不錯，商品經濟遠不是美好的，但是，商品是天生的普遍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它會以自己的內在經濟力量賦予勞動者捍衛和提高自己利益的物質手段。市場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民主，而只有在實現了民主體制的條件下，勞動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公開地抵制市場的有害后果，爭取自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并逐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自治能力。
從這樣的觀點看，與其說我國現今的市場經濟改革太多了，還不如說大大不夠。我們現在與其說是
吃市場經濟發展之苦，不如說是吃市場經濟發展不足之苦。我國是在高度集權的社會政治體制下開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二十多年來，我們的經濟固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而邁上了市場化的道路，但與此同時，政治結構雖有改革，總體看來卻仍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由此而來的必然后果是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互相結合和滲透，甚至直接參與經營，從而形成權力尋租、等等現象。與其說這是一種少數人缺少“正確世界觀的改造”所犯下的道德過錯，不如說它是尚未完成改革的舊體制與市場結合所造就的結果。
文化環境內涵或是單指精神文化環境、物質文化環境、制度文化環境的一種，或是其中的兩種加以組合。比較全面揭示文化環境內涵的觀點應該是文化哲學學派，該學派認為文化環境是指人類活動得以展開的具體現實的社會文化，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當下處境。這樣看來，與人相關的物質環境、社會環境、精神環境都從屬于文化環境。這種全面揭示文化及文化環境要素的觀點，其優越性在于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梳理出兩者的相互關系，建構出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環境。表面上看，單純地從文化與文化環境的構成要件分析，文化與文化環境確實有其交融點，物質內容、精神內容既構成文化，也是文化環境的組成部分，就連構成文化的制度也是社會中的一部分，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甚至多數情況下會變成一個概念。這種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與文化環境定義的抽象化和表面化，造成兩者區分困難甚至混淆。如果將文化具體化，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清晰地呈現出來。
文化本身是文化的內部構成部分，文化環境則成為文化的外在環境。這種文化“內”與“外”之分的著力點在于“人”，內涵于人的就是文化，外在于人但仍然與人發生緊密聯系，構成文化成長、變革條件的就是文化環境。此外，兩者的特性更能夠將二者加以區分，有學者這樣分析道：“文化環境是具體的、當下的，是現實性概念；而文化是具體與抽象、歷時和共時、結果和過程的統一。”這樣看來，文化環境必定是某一階段的文化環境，它一旦與歷史時期相聯系，就會呈現出固定性、常態性。文化則不同，它時刻處于變動過程中，其變動的過程和結果都是文化。文化和文化環境的相互結合也體現在對于文化和文化環境特性的理解中。就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況而言，文化環境的當下性包含具體的文化環境，如文化背景、文化氛圍、文化機制、文化體制、文化方式，這些文化環境因素通過“人”這個發力點，作用于其內部觀念、認識等意識形態，從而構成文化產生、發展和完善的客觀條件，最終培育出特定文化環境下的文化內容。
文化環境的作用力并不能影響文化影響力的發揮。文化環境是歷史和現實文化交互作用的產物。文化的歷史支撐和歲月積淀是文化環境產生、發展和求變的首要前提條件，現階段文化環境的特質是歷史文化因素累積的結果，文化的內需力支撐文化環境的作用力。“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與自然以及個人之間相處的關系，都會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反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4〕。文化環境的每一階段都汲取、揚棄歷史賦予的條件，歷史的文化有可能在改變后成為現實的直接文化環境，也有可能為時代拋棄，為人們所遺忘。傳統民間習俗、精神內涵、民藝民粹，在與現代化的對抗中，直接被重建到歷史的長河中。文化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是人類實踐活動中必須重視的重要關系，在現實文化體系的建構中，認真研究文化發展的現狀，深刻理解現實文化的邏輯內涵，建構與文化良性互動的文化環境體系，是現階段文化發展的主要任務。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內涵
第一，從經濟價值取向的角度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倡導“義利共生”。在中國傳統封建小農經濟文化中“義”是內涵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文討論的“義”是作為傳統社會中評價社會成員的道德準則，是中國仁人志士共同的價值取向，“義不容辭”、“見義勇為”、“舍身取義”反映了人們追求義的不同層次實踐活動，他們為了取義，用行動代替言語，甚至以不惜放棄自我生命為代價，提倡對義的絕對追求。對于“利”的價值取向，人們普遍表示否定。對于“義”的無底線價值追求和對于“利”的全面否定的現狀，在社會道德的弘揚過程中，雖然倡導了道德的純粹性，無疑也忽視了人的合理性需求，遮蔽了人的現實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倡導“義利共生”，對利和義作出了層次性劃分，使之成為層次分明的極具現實基礎的概念。學者光將道德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單純的為己利己的自利行為,既不損人也不利人,是不妨礙他人的自私自利，這是最低和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即‘倫理底線’；第二層次是為己利人或利己利人的互利行為,這是最普遍的道德要求；第三層次是為人利人、無私奉獻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倡導社會道德風尚相結合的方式，取代了絕對化的取“義”和舍“利”的行為，等級化的取“利”原則在守住道德底線、弘揚社會風尚的同時，也保證現實社會中個人的合法權益和利益訴求，是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倡導的經濟價值取向。
第二，就倫理價值取向的立場而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謀求“文理并存”。所謂“文理并存”，就是指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應該適度權衡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賦予科學理性以人文精神，形精神和理性精神緊密結合的局面。在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階段，科學與技術結合使人類社會推動經濟生產發展、社會生活充實、人類素質提高。隨著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科學技術的過度迷信和絕對推崇導致人文精神的喪失，割裂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統一，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產生了“異化”問題。人類被自己所生產出的成果所控制，逐步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喪失自我意識，成為科技的衍生物，對自然的絕對破壞危及到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所倡導的倫理價值取向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統一，出路就在于“科學建制”和“科學氣質”，“科學建制”既是推動和鼓勵創新的制度安排，也是發現和消除謬誤的嚴格程序。“科學氣質”，按默頓的說法包括“普遍性”、“社團性”、“不謀私利”以及“有組織的懷疑”四方面要素，這是創新精神與求實精神、理性精神的具體體現”〔6〕。因此，應通過在全社會范圍內積極宣傳科學氣質和精神，系統建立科學機制和組織，預設性防止人類異化，避免科學技術凌駕于人之上產生的惡果，保證人類社會的繁衍生息。
第三，從作用機制建構的視角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崇“法德并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德治經濟，倡導法律規范力和契約的執行力，也注重社會成員自覺遵守法律規范，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外在法律規范并驅的方式在經濟活動中倡導公平競爭、合法經營、誠實守信，化解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作用機制是法律和道德并驅的機制建構。道德和法律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產物，兩者對于社會建設具有積極效應，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法律制定和運行主體的人為性，并不能保證法律本身的純粹理性化，人類的非理性總會作用于法律，影響法律的公平性；就法律的效力而言，針對某個領域發揮作用的法律手段，著力的范圍具有局限性，單純依靠法制建設也會加重整個社會運行的成本。德治的非強制性特點會減弱自身的效力，無法實現道德的作用，其本身的多元化也會混淆視聽，加大執行難度，單純依賴道德力量也不是社會發展的明智之舉。同志指出，在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內涵起源于“義利共生”的經濟價值追求，它合理地提出了解決道德和利益關系的措施，成為市場經濟文化內涵的邏輯起點。“文理并存”的倫理價值取向，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理念保證，不斷調解異化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是市場經濟文化內涵的著力點。“法德并驅”的制度建構，在人與物之間建構起合理的橋梁，合理作用方式保障了市場經濟的良性運作，是市場經濟文化內涵的必備條件。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環境的建構
良性運轉的文化環境是保證文化健康發展的外在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新自覺要求準確定位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合理內涵，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環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主要從文化理想、文化制度、文化方式方面出發，全面地建構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內涵的文化環境。
（一）文化理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靈魂和目標。
文化理想孕育著文化最深層的底蘊，是建筑文化長城的基石，是體現文化靈魂的關鍵。“一種文化的獨特魅力，首先表現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7〕。文化理想的建構也不是脫離社會實踐基礎和人類社會發展目標的空洞的文化發展目標。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會，儒家學說提出“天下大同”社會理想基礎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在革命年代“翻身求解放”社會理想下，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文化的文化理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傳統觀念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西方文明的沖擊，道德和文化面臨重塑的境遇，社會的紊亂連帶促動個體道德的倒塌、文化的徘徊及心理的迷惑。參透中國當代市場經濟文化深層的意蘊，必須首先領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理想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理想應該是“共同富裕”社會理想下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和終極目標，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階段性文化理想，脫離共同富裕基礎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缺乏凝聚力的空洞口號。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應該處理好多元文化的關系，用文化引領眾多社會思潮，引領社會主義文化新風尚；平衡文化公益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關系，用文化產業帶動文化公益事業的發展，實現文化共享的新局面。
（二）文化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和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文化制度的引導，邏輯順暢、組織緊湊的文化體制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文化環境，文化體制是建立在文化制度方向性把控基礎上的體制機理：“一般說來，制度比較原則，是一種抽象的存在，體制比較具體，是一種現實的存在，體制是制度的具體的和現實的存在形式，制度是體制的原則的或本質的規定。”〔8〕保障市場經濟正確運行應該從文化制度入手。文化制度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必須反映出社會制度的特色，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文化制度的首要原則就是保障文化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避免形成脫離社會制度的文化制度。人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文化制度理應保障人民群眾公平、自由進出市場經濟，維護其合法權益，避免不合法權益對其的侵害。建設先進文化的社會呼吁，暗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賦予文化制度的先進性特質。文化制度的先進性不僅體現在其努力保障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更注重經濟建設過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三）文化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和動力。
文化方式也就是文化的模式問題，是社會成員行為選擇遵從的最高價值標準，它構成社會全部價值觀的基礎。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先后出現過的文化模式主要包括個人本位、群體本位和倫理本位。個人本位是西方社會文化模式，倡導個體價值的最高追求，意味著社會運行中對于個人利益的合法保護，產生了契約文化以及對個人能力和素質的培養。在東方文化熏陶下的文化模式是群體本位，中國將這種群體與血緣聯系在一起，形成了政權和經濟緊密勾結的關系本位社會“，官官相護”“、”、“商商互結”的局面就是傳統文化推崇倫理本位與“關系本位”相結合的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在小農經濟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市場經濟卻是格格不入的。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傾向擾亂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市場主體自由出入的秩序，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生長于中國文化中，必然附加著倫理價值傾向，這種傾向是與契約制度和信用體系緊密結合、信奉個人能力至上的文化模式，以個人綜合素質作為價值的最高標準，通過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員流動，突破傳統的關系模式，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個人本位的倫理文化模式。
首先，西方經濟學是以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對象，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當作一種先驗的存在，研究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運行。它并不研究市場經濟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當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現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過程中。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個基本任務就是要從理論上闡述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究竟是什么，從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目標模式。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其實無能為力。
不僅如此，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研究還隱含著另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西方經濟學所闡述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市場經濟制度一般，而是以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為一般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理論當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方法論，那實際上就是把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當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虛置、否定。必須指出，隨著西方經濟學在理論經濟學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樣的苗頭已經顯示出來。
因此，要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以基本原理為指導，以方法論為基本的理論工具。長期以來，流行于經濟理論界的基本方法論是兼容論，即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兼容為前提，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論有它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需要弄清楚，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有待于轉變。兼容論作為一種過渡時期的方法論，與這種情形相適應，得出的結論也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從理論思維方面看，要從整體上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先研究其中的個體和細節。要把它們從與整體的歷史的自然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原因和結果等方面逐個地加以研究。這正是兼容論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兼容論終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場機制看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會主義公有制如何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這一方法論存在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它把整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人為地劃分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兩個板塊，割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有機的聯系，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具體方式方面沒有提供客觀根據，因而理論界涌現出眾多的解釋理論和設計方案，理論紛爭極大，被形象地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第三，它把市場經濟看做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列的經濟形態，從而產生了市場經濟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論的歷史局限性就顯示出來，并逐漸失去了對改革實踐的理論指導意義。
要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唯一適用的方法就是方法論。方法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方法論。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因此，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客觀的有機整體，它的運行、變化和發展就有一定的客觀規律性。這就決定了研究的方法論只能是唯物主義的歷史的整體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地、批判地繼承和發展的黑格爾辯證法。
黑格爾辯證法就是關于整體的方法論。但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須把它顛倒過來。合理的辯證法應該包含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即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是科學的研究過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個具體的經濟范疇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從而發現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關系。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是科學的理論綜合過程，即在前一過程的基礎上，從抽象的規定出發，在邏輯推演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但這時的具體已經不是一個渾沌的表象，而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后，作為研究對象的整體就如同一個先驗的結構展示在我們面前，而這就是思維掌握整體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這樣一種方法其實也就是歷史的方法，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那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用方法論來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就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經濟形態的各個組成部分是相互關聯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相互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并作為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這個整體運行、變化和發展的規律，邏輯地把握和在思維中再現這個整體，就是理論工作者的任務。
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我們就不能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割裂開來，不能把它們視為兩個相互對立的東西，不能認為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外在的結合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有機整體的兩種內在規定性。在這個有機體內部，并沒有一個獨立于市場經濟之外的抽象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沒有一個獨立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場經濟為前提，因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含著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同樣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前提，因而市場經濟內含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兩者相互決定、互為前提，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每個環節、每個范疇上都表現出來。
用方法論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要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出發。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起點，因而也必須是思想和理論的起點。這并不是說存在著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說我們必須從現實中抽象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基本的規定性，把它們作為研究的既與前提與起點，并從這些抽象的前提出發，邏輯地發展出市場經濟關系，而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邏輯的進程中獲得更具體豐富的規定性。按照這樣一種方法，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規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關鍵詞] 市場經濟 道德規范 信任 公平
一、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然而也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金錢至上，，制假造假，坑蒙拐騙等等層出不窮。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缺位，道德虛無主義的盛行。
到底市場經濟需不需要道德，曾經有人就說過：資本不相信眼淚；市場不需要道德。但是筆者認為市場經濟是需要道德的，沒有道德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的，最終會損害到處于市場經濟甚至是普通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的。而且這個道德一定是由市場經濟中自然產生的，是符合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的道德規范。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基本道德的產生
市場經濟中的道德的產生和發展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為創造出來的道德如果是違背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那么他不但不能起到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反而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在經濟社會的道德發展過程中，人作為一個參與者的因素，應該是起著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的作用。
交換是市場中最為常見和重要的行為。市場中的交換是一個怎麼樣的完成過程，就以一個有形的簡單的小農貿市場為例，比如一個人到農貿市場去買一斤的白菜，人們常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很難想象，兩個當事人一個人一手拿著錢，另一個人一手拿著貨物，同時遞給對方，雙方都以自己的另一只空著的手同時去取對方手里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這種交易方式的效率十分低下，也不利于長期的交易的產生。所以，在市場上，很難看到這樣交易方式。一般情況是這樣的，買主挑選好了自己需要的貨物，放到自己的籃子中以后，在拿出錢用以支付貨款。作為賣主通常情況下不會因為買主還沒有付款就先行將貨物放入籃中而感到緊張，因為他相信對方會按事前已經談好的價錢予以支付貨款的。只有這樣的一個完整的交易過程才是我們認為的最有效率的交易過程，如果按照第一種交易方式進行交易，市場經濟中的效率是很難產生的。
所以，市場經濟中的道德首先應該是相互之間的最基本的和最起碼的信任的存在，否則市場經濟將會難以維持。
三、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公平原則
有了最起碼的信任，人們就可以在市場上展開交易活動。然而如何才能使市場交易可以一直的持續下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最為棘手的難題。
中國的市場比較大，有許多人認為坑蒙拐騙就可以賺到錢，他們不關注與自己的客戶建立長遠的合作關系，中國的信用體制又不健全，換一個地方照樣能賺錢。然而這樣的市場能做的長久嗎？當然不能。市場的這種機會主義盛行，那么就會造成誠實的人無法長期在市場中立足，于是市場經濟社會中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事情發生。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以后，健康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就會變得十分困難。中國市場經濟的長久發展也會變得異常困難。所以要想讓中國的市場經濟得到長期而又穩定的發展，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以公平交換為原則的市場經濟體系。因為只有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人們才愿意把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拿出來與其他人交換，而根據比較優勢原則，交換是有利于人們的優勢互補。從而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大幅度的增加。這樣的市場經濟社會又會朝著一個良性的方向發展。
所以，市場經濟中的道德是以公平為原則，沒有最起碼的信任，市場交換就不可能建立的起來，那么市場將不會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然而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欺騙是可以逞強一時，但終究不會長久。所以只有以公平交換為原則的市場經濟才能健康和長久的存在和發展，否則市場經濟的先天不足就會導致整個社會發展的畸形的出現。
四、從市場經濟社會中的道德原則推出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
雖然說我國正在建立市場經濟社會，而且市場經濟的許多行為規范也深刻的影響了在市場經濟社會以外的其他的方面。那么在市場之外，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原則來與他人交往呢？
前文之中所說的市場交換過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是當事人雙方的相互信任，同樣道理在普通的社會生活之中，這種信任依然是需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而且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是希望被對方所信任。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想獲得別人的信任和認可，你首先要表現出你的誠意，你的誠意就是你應該首先以你個人的行動表示出你對對方是信任的，因為只有你通過你的信任的外在表現才能贏得對方的信任。反之，如果你不信任對方，對方也已經感覺到了你對他的提防，那么對方就不可能對你產生所謂的信任感。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如果你不希望對方不信任你，那么你首先就不能表現出對對方的懷疑和不信任。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這就叫做：己不所欲，勿施于人。
同樣對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第二個道德規范公平而言，每一個人都不希望社會或者是其他的人或事對自己不公平。那么如果每一個不希望被不公平對待的人都以同樣的想法施加到別人的身上，那么他們就首先不會把不公平強加于別人的身上，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做了，那么社會就會是在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條件下運行。那么這樣的一個社會必然是一個運行良好而健康的社會。這依然是前文所提到的：己不所欲，勿施于人。
所以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應該持有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就應該是：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人們只有在這么一個普遍的原則下，從事交往活動，那么中國的社會發展必然會發展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參考文獻：
經過20余年的改革，我國已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20年的高速增長為世界所矚目。然而，2003年經濟出現了波動，2004年3月，中央作出了判斷，認為經濟過熱，進行了宏觀調控，雖然結果是有小驚而無大險，但由于深層次的矛盾沒有得到解決，經濟波動幅度變得很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貧富差距懸殊。1990年代初期，我們的基尼系數就已經突破了公認的國際警戒線O.4，現在還在進一步擴大，有報告稱已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大概在0.45－0.5之間，這是很可怕的。另外一個突出表現是、突發事件增多。
為什么會發生這些事情？深層次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干部和群眾、政府和群眾之間的關系緊張，是一個重要原因。要建設和諧社會，就是要消除不和諧的因素，不化解不和諧的因素，怎么來建設和諧社會？要解決這些問題，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研究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早在改革初期，即1980年代初，大家認為是干部的作風問題。后來到1990年代末，將認識深化了一步，認為是腐敗問題。現在回頭來看，恐怕還有更深刻的原因。
建立市場經濟，或和諧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求我們對社會矛盾狀況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要研究清楚這些矛盾，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人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中社會是利益多元化的，各社會階層是有矛盾的。好像政府口袋里有很多資源（或錢），哪個群體需要了，就給哪個群體。因為這樣一來，資源給一部分人就必然會損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引起其他階層的不滿。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允許各利益群體公開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和利益，黨和政府則處于超脫的地位。這需要有一個制度安排，發生矛盾的時候，通過正常程序去解決，這樣能照顧到大家的利益，特別是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從而維護公平、公正，而不是疲于奔命。現在有些政府部門變成了某種利益的代表，政府內部各部門各代表一種利益，這樣就把政府陷于利益糾纏之中。所以，建立社群組織極其必要。因為現代社會生活太復雜了，政府管不過來。這種情況下，法學家們說的“第三域”，或“第三方”就發展起來了，它不是個人，而是建立在社群基礎上的自治性組織。自治團體的職能有三條：一是維護社群的利益，代表他們行使權利；二是處理與他們共同利益相關的事情；三是進行行業自律。在向現代市場經濟過渡、向和諧社會轉變過程中，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民間商會等非政府組織既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現代市場經濟架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它們的發展要建立在良好的法治框架基礎之上。我們正處于市場經濟需要“升級”、“爬坡”的階段，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可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市場經濟有很多矛盾沒有解決好，出現了很多問題，并不是改革錯了，而主要是市場經濟沒有實現必要的“升級”，市場經濟的“升級”沒有到位。
關鍵詞：集體；集體主義；市場經濟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對集體主義新內涵
集體是相對于個人而言的，馬克思把個人理解為處于具體歷史境況和一定社會關系，從事一定感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個人，在實踐活動中人們基于一定的利益關系，按照一定的秩序，遵循一定的規則組織起來組成一個共同體即集體，具體表現為班級、社區、集團、民族、國家等。在同一集體中每個個體的地位是平等的、目標是一致的、權利是相同的、義務是共擔的、利益是共享的，在本質上集體是代表每一個成員的利益的，集體是每一個成員開展活動的空間，實現個人價值的場所。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卻經常發生矛盾，集體高于個人，超越于個人之上，是與個人對立的，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桎梏。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對集體作了真實的集體與虛幻的集體的劃分，指出進行階級統治的國家是一種虛幻的集體，集體不能代表每個成員的利益，只是經濟政治上占優勢地位的少數人的代表，這些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私利說成是集體利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集體中的弱勢成員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依附于這個集體，所以這個集體是與個人對立的而不是屬于每一個人的，個人在集體中的活動和發展是不自由的。相反，在真實的集體中通過個人的自由聯合，"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把個人在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 在這個集體中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能夠根據自己的愛好興趣而不是生存需要選擇職業，能夠全面控制和自由支配自己的生存條件，能夠全面控制和自由支配自己和他人所創造的財富，這種集體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視野下的自由人聯合體實質上是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存在，在我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既不是虛幻的也不是馬克思理想意義上的真實的集體，而是介于兩者之間，處于從虛幻的集體向真實的集體的過渡階段。在現實中虛幻的集體并沒有完全消失，還存在、政治腐敗等一些以集體的名義的現象，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壓迫和剝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從法律上規定了個人獨立的主體地位，個人在集體在社會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合法權利都應得到平等的維護。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集體從根本上說是為每個人的利益服務的，只是在具體的實踐中沒有處理好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導致一些不合理現象的出現，只要能夠協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就可以向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個理想目標不斷邁進。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的特點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不同于私有制社會虛幻的集體主義，主要指封建的整體主義。封建社會是以封建的宗法制度為核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了血緣家族，血緣家族與國家制度相結合形成了以政權、專權為主要內容的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反映到文化和價值觀領域就表現為以維護國家、民族和貴族權力為中心的整體主義，個人要絕對服從宗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這種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雖然形成了中華一體的凝聚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團結一致、奮發向上，但卻是一種被極度扭曲了的價值觀，因為它忽視了個人作為感性生命存在最基本的生命意志和生活需求，個人在實現整體利益的過程中自我已經不存在了，這與我們現在所講的集體主義是有著本質的不同的。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不同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傳統的集體主義。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集體、個人三者是一種單向度的關系，國家統包集體、集體統包個人、個人依附于集體、集體依附于國家，這樣的利益關系使所有的利益必須依附于國家利益，過于強調集體利益，片面強調個人單方面的義務，集體主義只是個人的行為原則，集體主義過去往往只是用于衡量個人行為的道德性，很少用集體主義對人格化的集體進行道德評判，使人們產生集體主義只是個人無條件服從集體，而集體可以完全不顧個人利益的錯覺，由此忽視了個人利益的實現。
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不同于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強調個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得到了極大的張揚，個人主義理論是與集體主義的針鋒相對性。個人主義者認為集體主義反對個人、輕視個人，必須以個人主義來取而代之。個人主義總是標榜自己在強調個人至上的時候僅僅是強調個人在價值、尊嚴、自由及平等方面的獨立性，不以傷害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個人主義者往往以犧牲他人和社會利益來滿足一己私利。而集體主義并不因強調集體而無視或壓制個人，個人的價值、尊嚴、自由和平等也是集體主義的基本內涵。它不是像個人主義那樣抽象地談論個人問題，而是把這一切放回到社會歷史中，從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來談論這一系列問題。
三、市場經濟下集體主義的困境及其實現途徑
集體主義價值觀是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對于協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我們必須承認，集體主義價值觀在一部分人心中是相當淡漠的，特別是在今天各種不同價值觀的競爭中，集體主義價值觀缺乏吸引力。
集體主義價值觀理論本身缺乏說服力。我們對集體主義的內涵和表述，總是簡單的歸結為幾個方面，不斷機械的加以轉述。
集體主義價值觀缺乏可操作性，人們常常把集體主義當做是一種說教的形式，沒有進入人的實際生活，與人的切實利益相結合。集體主義的實現更多的是靠人自身的道德修養，但是道德只是起到約束指導的作用，不具有強制性，集體總是強調要尊重和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常常是空的口號。要優化集體主義的這種現實境遇就要加強制度上的約束力，把集體主義的要求落實到具體的措施、制度和法律上，從法律上明確規定個人與集體的權利與義務，對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明確劃界，使個人行為要一定可靠的節制和約束，使集體對個人需要的滿足能夠落到實處。
集體主義的宣傳沒有廣泛的群眾性。現在我們對集體主義的宣傳大多數場合下就是以個別英雄榜樣做例子進行說明，這就給人一種印象，集體主義僅僅是孤立的個人現象，僅僅是對個人的表揚，沒有情感上的共鳴，集體主義與大多數人分離了，給人生硬說教的感覺，久而久之，人們就對集體主義的宣傳產生了逆反心理，也不會自愿的把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行動向導。
我們不可否認，集體主義也是產生腐敗的根源之一。在集體中要保證辦事效率，必須設立一個領導，在實際的操作中領導的存在，往往造成了權力的過度集中，領導的智慧代替了集體的智慧，領導的決定代替了集體的決定，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一切事情都以集體的名義堂而皇之的進行。集體全體成員的財富被集中，對這些財富進行再分配時根據的不是民主公平，而是領導者手中的權力。要克服這種現象首先領導者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理解體會集體主義的深刻內涵并能夠把集體主義的要求付諸實踐，其次，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律的執行力，強化法律監管，再次，以合理的制度來保障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實現，是集體主義的原則制度化、具體化，使集體主義的精神深入人心，形成強大的道德輿論壓力，使腐敗分子孤立無援，真正感到人言的可畏，沒有膽量勇氣與廣大人民群眾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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